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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第一条为加强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所出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规范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促进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有效防范企业经营风险，依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总会计师是指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资格和工作经验，在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分工负责企业会计基础管理、财务管理与监督、财会内控机制建设、重大财务事项监管等工作，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一定程序被任命（或者聘任）为总会计师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总会计师工作职责是指总会计师在企业会计基础管理、财务管理与监督、财会内控机制建设，以及企业投融资、担保、大额资金使用、兼并重组等重大财务事项监管工作中的职责。
第五条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和完善总会计师管理制度，明确总会计师的工作权限与责任，加强总会计师工作职责履行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国资委依法对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职位设置
第七条企业应当按照规定设置总会计师职位，配备符合条件的总会计师有效履行工作职责。符合条件的各级子企业，也应当按规定设置总会计师职位。
（一）现分管财务工作的副总经理（副院长、副所长、副局长），符合总会计师任职资格和条件的，可以兼任或者转任总会计师，人选也可以通过交流或公开招聘等方式及时配备。
（二）设置属于企业高管层的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等类似职位的企业或其各级子企业，可不再另行设置总会计师职位，但应当明确指定其履行总会计师工作职责。
第八条企业总会计师的任免按照国资委有关规定办理：
（一）已设立董事会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的总会计师，应当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按照有关干部管理权限与程序任命。
（二）未设立董事会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的总会计师，按照有关干部管理权限与程序任命。
第九条企业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其各级子企业实施总会计师或者财务总监委派等方式，积极探索完善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监督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第十条担任企业总会计师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相应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坚持原则、廉洁奉公、诚信至上、遵纪守法；
（二）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一般应当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内部审计师等职业资格，或者具有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等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类似职称；
（三）从事财务、会计、审计、资产管理等管理工作8年以上，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工作业绩；
（四）分管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或者在企业（单位）财务、会计、审计、资产管理等相关部门任正职3年以上，或者主管子企业或单位财务、会计、审计、资产管理等相关部门工作3年以上；
（五）熟悉国家财经法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熟悉企业所属行业基本业务，具备较强组织领导能力，以及较强的财务管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第十一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总会计师：
（一）不具备第十条规定的；
（二）曾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财经纪律，有弄虚作假、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重大违法行为，被判处刑罚或者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的；
（三）曾因渎职或者决策失误造成企业重大经济损失的；
（四）对企业财务管理混乱、经营成果严重不实负主管或直接责任的；
（五）个人所负企业较大数额债务到期未清偿的；
（六）党纪、政纪、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总会计师任职或者工作应当回避：
（一）按照国家关于干部任职回避工作有关规定应当进行任职回避的；
（二）除国资委或公司董事会批准外，在所在企业或其各级子企业、关联企业拥有股权，以及可能影响总会计师正常履行职责的其他重要利益的；
（三）在重大项目投资、招投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工作中，涉及与本人及本人亲属利益的。
第三章职责权限
第十三条企业应当结合董事会建设，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逐步规范企业主要负责人、总会计师、财务机构负责人的职责权限，促进建立分工协作、相互监督、有效制衡的经营决策、执行和监督管理机制。
第十四条总会计师的主要职责包括：企业会计基础管理、财务管理与监督、财会内控机制建设和重大财务事项监管等。
第十五条企业会计基础管理职责主要包括：
（一）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遵守国家财经纪律，运用现代管理方法，组织和规范本企业会计工作；
（二）组织制定企业会计核算方法、会计政策，确定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体系；
（三）组织实施企业财务收支核算与管理，开展财务收支的分析、预测、计划、控制和监督等工作，组织开展经济活动分析，提出加强和改进经营管理的具体措施；
（四）组织制定财会人员管理制度，提出财会机构人员配备和考核方案；
（五）组织企业会计诚信建设，依法组织编制和及时提供财务会计报告；
（六）推动实施财务信息化建设，及时掌控财务收支状况。
第十六条企业财务管理与监督职责主要包括：
（一）组织制定企业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并监督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二）组织制定和实施财务战略，组织拟订和下达财务预算，评估分析预算执行情况，促进企业预算管理与发展战略实施相连接，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工作；
（三）组织编制和审核企业财务决算，拟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四）组织制定和实施长短期融资方案，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开展资产负债比例控制和财务安全性、流动性管理。
（五）制定企业增收节支、节能降耗计划，组织成本费用控制，落实成本费用控制责任；
（六）制定资金管控方案，组织实施大额资金筹集、使用、催收和监控工作，推行资金集中管理；
（七）及时评估监测集团及其各级子企业财务收支状况和财务管理水平，组织开展财务绩效评价，组织实施企业财务收支定期稽核检查工作。
（八）定期向股东会或者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和相关部门报告企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情况。
第十七条企业财会内控机制建设职责主要包括：
（一）研究制定本企业财会内部控制制度，促进建立健全企业财会内部控制体系；
（二）组织评估、测试财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
（三）组织建立多层次的监督体制，落实财会内部控制责任，对本单位经济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财务监督和控制；
（四）组织建立和完善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
第十八条企业重大财务事项监管职责主要包括：
（一）组织审核企业投融资、重大经济合同、大额资金使用、担保等事项的计划或方案；
（二）对企业业务整合、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及改革改制等事项组织开展财务可行性论证分析，并提供资金保障和实施财务监督；
（三）对企业重大投资、兼并收购、资产划转、债务重组等事项组织实施必要的尽职调查，并独立发表专业意见；
（四）及时报告重大财务事件，组织实施财务危机或者资产损失的处理工作。
第十九条企业应当赋予总会计师有效履行职责的相应工作权限，具体包括：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参与权、重大决策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权、财会人员配备的人事建议权，以及企业大额资金支出联签权。
第二十条总会计师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参与权是指总会计师应参加总经理办公会议或者企业其他重大决策会议，参与表决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具体包括：
（一）拟定企业年度经营目标、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企业发展战略；
（二）制定企业资金使用和调度计划、费用开支计划、物资采购计划、筹融资计划以及利润分配（派）、亏损弥补方案；
（三）贷款、担保、对外投资、企业改制、产权转让、资产重组等重大决策和企业资产管理工作；
（四）企业重大经济合同的评审。
第二十一条总会计师对重大决策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具体包括：
（一）按照职责对董事会或总经理办公会议批准的重大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企业的财务运作和资金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向董事会或者总经理办公会提出内部审计或委托外部审计建议；
（三）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程序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二条财会人员配备的人事权是指企业财务部门负责人的任用、晋升、调动、奖惩，应当事先征求总会计师的意见。企业总会计师应当参与组织财务部门负责人或下一级企业总会计师的业务培训和考核工作。
第二十三条总会计师大额资金支出联签权是指企业按规定对大额资金使用，应当建立由总会计师与企业主要负责人联签制度；
对于应当实施联签的资金，未经总会计师签字或者授权，财会人员不得支出。
第二十四条企业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总会计师有权拒绝签字：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财经纪律；
（二）违反企业财务管理规定；
（三）违反企业经营决策程序；
（四）对企业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或者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十五条总会计师对企业作出的重大经营决策应当发表独立的专业意见，有不同意见或者有关建议未被采纳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或者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应当及时向国资委报告。
第四章履职评估
第二十六条为督促企业总会计师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应当建立规范的企业总会计师工作履职评估制度。
第二十七条总会计师履职评估工作分为年度述职和任期履职评估。年度述职应当结合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工作和下一年度财务预算工作，对总会计师年度履职情况予以评估；
任期履职评估应当结合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对总会计师任职期间的履职情况进行评估。
第二十八条设立董事会的公司，总会计师应当在会计年度终了向董事会述职，董事会应当对总会计师工作进行履职评议，董事会评议结果及总会计师述职报告应当抄报股东会或者出资人备案；
未建立董事会的企业，总会计师应当将述职报告报送出资人，出资人根据企业财会管理状况对总会计师工作进行履职评估。
第二十九条总会计师年度述职报告应当围绕企业当年重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资产质量、经营风险、内控机制等全面报告本人的履职情况，对本人在其中发挥的监督制衡作用进行自我评价，并提出改进措施。
第三十条企业应当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做好对其各级子企业总会计师履职评估工作。
第三十一条对总会计师履职情况评估，应当根据总会计师在企业中的职责权限，全面考核总会计师职责的履行情况，具体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企业会计核算规范性、会计信息质量，以及企业财务预算、决算和财务动态编制工作质量情况；
（二）企业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资金管理和成本费用控制情况；
（三）企业财会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企业财务风险控制情况；
（四）在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中的监督制衡情况，有无重大经营决策失误；
（五）财务信息化建设情况；
（六）其他需考核的事项。
第三十二条为充分发挥企业总会计师财务监督管理作用，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企业应当保障总会计师相应的工作权限。
第五章工作责任
第三十三条企业主要负责人对企业提供和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领导责任；
总会计师对企业提供和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主管责任；
企业财务机构负责人对企业提供和披露的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直接责任。对可能存在问题的财务会计报告，总会计师有责任提请总经理办公会讨论纠正，有责任向董事会、股东会（出资人）报告。
第三十四条企业总会计师对下列事项负有主管责任：
（一）企业提供和披露的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
（二）企业会计核算规范性、合理性以及财务管理合规性、有效性；
（三）企业财会内部控制机制的有效性；
（四）企业违反国家财经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财务会计事项。
第三十五条总会计师对下列事项负有相应责任：
（一）企业管理不当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
（二）企业决策失误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
（三）企业财务联签事项形成的重大经济损失。
第三十六条企业总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于企业出现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应当依法追究企业总会计师的工作责任；
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在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中，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行为，总会计师不抵制、不制止、不报告的，应当依法追究总会计师工作责任；
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企业总会计师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工作职责，致使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
（一）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
（二）企业财务基础管理混乱且在规定时间内整改不力的；
（三）企业出现重大财务决策失误造成重大资产损失的。
第三十九条在企业重大经营决策过程中，总会计师未能正确履行责任造成失误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经济处罚、撤职等处分，或给予职业禁入处理；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企业总会计师认真履行职责，成绩突出的，由本企业或者由本企业建议国资委给予表彰奖励。
第四十条对于企业总会计师，造成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严重混乱的，或、、以及其他渎职行为致使国有资产遭受损失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一条在追究总会计师工作责任时，发现企业负责人、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关责任的，一并进行工作责任追究。
第四十二条企业未按规定设置总会计师职位，或者未按规定明确分管财务负责人及类似职位人员兼任总会计师并履行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的，或者企业总会计师未被授予必要管理权限有效履行工作职责的，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工作责任应当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承担。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各企业可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具体实施细则。
律师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高等学校；
注册会计师；
审计
一、财务报告是高校财务受托责任的载体
高校作为非营利性质的公共部门，从政府取得各种教育资源，承担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责任。要保证资源被恰当的使用，如实反映管理者的经营管理责任，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财务会计概念第4号公告》提出的财务报告目标中指出，“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应当向当前和潜在的资源提供者和其他报告使用者提供信息”，以“评价非企业组织的管理者履行经营管理责任的成绩以及其他业绩的表现”。因此，为公正评价高校管理的受托责任，借鉴《财务会计概念第4号公告》的内容，高校应当定期编制反映管理者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财务报告，真实地披露部门预算的执行、财务资源的有效运用、资产的保值与增值等责任的履行情况。
当然，高校管理的责任与企业经营的受托责任履行过程中环环相扣的利益驱动相比，具有履行和实现机制的复杂性，无法用一些关键性的财务指标（如每股收益率、资本收益增长率等）来衡量和评价高校履行受托责任和受托业绩的实现程度，从而解除高校的受托责任。因此，按照新公共管理的思路，为评估高校受托责任的实际履行情况，必须借助财务报告的披露，提供相应的财务活动和财务状况，反映高校法定预算的遵从、业绩的实现等信息，并通过专家独立的职业判断，以证明筹集及使用资源的目的是合理有效，并帮助社会了解和评价高校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二、受托责任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础
基于对受托责任的鉴证是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监督的一种新形式。随着社会对公共经济责任要求的提高，高校作为教育资源的经营和管理者，其运行节约、效率、效果如何，越来越为社会大众所关注，但出于现实考虑，公众和政府自然不可能亲自对高校的运行和管理进行监督和考察，因此，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在《公认审计准则》公告中要求“为保证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表应披露的材料均给予了真实的反映，该报表后还要附有一名独立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而我国2009年10月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2009］56号）所提出的“将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大中专院校以及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表纳入注册会计师审计范围”，正是顺应了社会对高校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要求，通过赋予独立审计机构来达到对高校使用资源情况的最终控制。
三、实施注册会计师审计存在的问题及障碍
虽然《若干意见》已出台近两年时间，福建、山西等省的财政主管部门也制定了有关实施办法，但从目前实施的情况看，高等院校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实行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
（一）缺少实施高校年度财务报告须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法律依据
一是《教育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中无“高等学校会计报表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相应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对高校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年度审计无相关具体法律依据和实施细则；
二是目前高校每年必须接受财政、审计、税务、物价等部门的年度审计或专项检查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财务管理规范化检查，政府部门对高校的财务监督检查形式和层次已经较多，会计师事务所对高校财务报表审计可能更是流于形式；
三是高校（特别是公办高校）作为办学单位，财务管理的重点是考虑如何将资金用于办学最需要的地方，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基本不存在成本核算和利润调整问题，也不存在投资者的利益平衡问题，中介机构对报表的审计意义和作用无法体现。
（二）会计师事务所由谁聘任的问题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行业竞争激烈，以及目前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如果是由高校自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可能受到影响，审计结论的可信度将受到质疑。
（三）审计收费问题
如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相关费用由高校自行负担，那么，实行高等学校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将给高校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以广州地区为例，根据《关于印发广州注册会计师行业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穗注协［2006］7号）文件精神，对会计报表审计收费的依据为资产总额与业务收入总额（孰高），在此原则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额度收取服务费。资产总额与业务收入总额（孰高）在5 000—10 000万元之间的，收取30 000元服务费；
在10 000万元以上的，收取40 000元以上（0.04%）服务费。对于资产规模大的高校，像广东省重点本科高等院校总资产多在10亿元至30多亿元之间，审计费将达到一两百万元，给高校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四）年度财务报告的时间问题
目前，注册会计师审计领域涉及最广的是企业单位，尤其是上市公司。对企业单位（上市公司）而言，只有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或税务报表）才能报出，报出时间一般是每年4月份之前。高等学校年度财务报表同样以12月31日为决算日，但财务报告的报出时间要求离决算日非常短。决算日后，高校财务部门需根据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决算编审工作要求，对各项收支账目、往来账目、货币资金和财产物资进行全面清理，在此基础上办理年度结账，编报决算。每年财政部门要求高校上报决算的时间是春节前，其中还需根据财政部门的意见进行数据调整，工作量大，时间安排已相当紧张，若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再行报送决算报表，会导致部门财务报告的上报时间滞后，影响财政报表的汇总与上报。
律师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不断完善的治理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2年，主要从事建筑工程、能源工程、环境工程、交通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所需重大高新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是一家持续创新的全球化企业。公司生产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3大类别、86个产品系列，近800多个品种的主导产品，为全球产品链最齐备的工程机械企业。公司的两大业务板块混凝土机械和起重机械均位居全球前两位。公司注册资本77.06亿元，员工3万余人。2012年，下属各经营单元实现收入过900亿元，利税超过120亿元。
“22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地进行改革的历史。因为唯有在改革的过程中，企业才能更好的发展。从改制、改革到整体上市，就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具有良好治理结构的国际化企业。”董秘申柯如是说。股权结构合理分散，股东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相互制衡的机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也正是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对于治理结构所坚持的理念。
对身处竞争性行业的来说，设计好股权结构尤为重要。科学、合理的股权结构应该是相对分散、适度集中的。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又要保证良好的民主决策氛围和较高的执行效率。湖南国资委作为其第一大股东，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对此，申柯解释道：“如果没有一个大股东，企业的治理结构也不会很稳定，不利于企业发展。现在来看，股东的利益基本都是一致的。因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方向。”在2010年7月和2013年4月，湖南国资委两次利用财政预算资金从资本市场上直接买进的股票，体现了其对股价的重视。
湖南国资委直接持有的股份以后，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参与公司治理、参加股东会并通过其股权代表来行使表决权。据申柯介绍，在的董事会上，大股东也是通过其代表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直接对公司决策进行干预。这样，就理顺了董事会的治理机制。申柯说：“如果改革后公司的实际治理架构改了，但运作模式不改，就很难实现把企业变成市场主体的目的。”
从历届董事会成员的变化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试图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完善的治理结构：董事会成员由11人到15人再到9人，直到现在的7人；
独立董事也由最初的两人，发展到现在占全部成员二分之一强的4人。自2000年10月12日在深交所上市以来，在构建董事会的过程中，着眼于打造一个独立、专家型的董事会。申柯坦言，在上市之初，执行董事比较多。由于当初公司经营权与决策权没有进行很好的分离，长此以往就会容易出问题。而经过整体上市的过程，随着股权结构更加分散，董事会就有了更加独立和科学的决策氛围。
然而，要真正做到规范、透明的董事会运作，谈何容易，现实中有太多需要克服的障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确立董事会的独立性，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独立性的要求几乎是一种奢求。的做法是，首先树立一个正确的公司治理理念，而且要让独立董事和执行董事都认同这个理念；
其次，设计一个良好的制度架构，有利于独董发挥作用的治理文化和不折不扣地实践操作；
在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扩张并举的道路上，探索与国际化相匹配的公司治理模式。这也是为什么看中王志乐的原因，有着国际并购前瞻眼光的王志乐成为的独立董事就显得再也合适不过，这也契合了的发展方向。
现在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分别有战略、管理、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而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中，绝大多数的委员都是独立董事。相关的议案先由专门委员会审议，再提交董事会。通常情况下，独立董事们则至少会召开两次会议来审议并给出专业的意见。如薪酬委员会每年都对公司的管理层以及整个薪酬体系发表意见。又如，提名委员会委员曾对聘请来自卡特彼勒公司的阿金先生作为副总裁进行了认真审议并给出专业意见。再如，在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回购CIFA的45%股份的时候，独立董事王志乐就提出了很有专业水平的意见。
有一次，审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涉及会计师的聘请以及会计政策的变更，作为审计委员会主任的独立董事钱世政就认为，以前计提的方式和计提的基础已不太符合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这就要对公司计提进行变更，但这种改变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变更，而不是为了调节利润。有好几回，钱世政都是在香港开完会以后赶在晚上十一二点的时间飞到长沙，以确保准时参加第二天早上八点的会。这种不辞辛劳的工作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独立董事的敬业精神。
申柯说：“独立董事作为外部董事，确实没有参与公司的生产与经营，对这个方面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在企业重大的决策之前，董事会都会和独董先进行沟通，把企业制定相关战略的背景、原因、目的等情况给他们一一解释，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是开董事会的时候才仓促交流。事先有了比较详细交流、沟通，独董们才会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在开董事会之前就这些意见进行充分交流、协调，以达成共识。所以，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也愿意主动为独立董事提供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包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内的每一位董事，都有责任在出现思想的火花时创造一种参与和交流的氛围，启发对话，培育高效董事会所必须具备的信任和坦诚氛围。” 只有充分尊重并认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当董事会成员中最根本的愿望都能达成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战略高效的董事会。其中，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它必须能够公正无私地监督管理层。
和独董打交道比较多的董秘申柯表示：“制度、文化和实际运作层面做得如何，还要取决于董事长的态度。如果他本身持有开放的态度，那么就会很好推行。”在独董履职的过程中，作为董事长的詹纯新是非常支持的。詹纯新常说，事前要听取独董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对有关方案做些修改。这样开董事会的时候，就会比较高效。
独立调查：过程很重要
众所周知，企业的发展与个人的声望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无论是董事会选择独立董事，还是独立的个人选择加盟董事会，首先需要建立双方之间的互信。
2012年12月28日，第四届董事会2012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上，由于媒体报道“三一重工迁都”一事牵涉，独立董事质询了公司管理层，要求管理层给出解释，并了《独立董事声明》，表示将依法进行独立调查。到2013年6月18日独立调查结果，历时半年的时间，期间独立董事聘请了第三方机构就媒体报道中涉及的内容进行了独立调查。至于独董的独立调查过程，申柯告诉《董事会》记者，只是在形成调查结论之后，独立董事才和管理团队进行了沟通。调查过程是独董委托律师来实施，律师再将调查结果向独立董事直接汇报。“只是在最后独立调查公告的时候，管理层才有参与。”
当然，在开展此次独立调查的过程中，独立董事得到了管理层的配合。独立董事委托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及国浩律师事务所进行实地调查，本次调查由独立第三方机构软件系统进行了证据保全。调查行动对及相关主体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对媒体报道内容涉及的有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并赴长沙市公安局、长沙县公安局、汉寿县公安局、岳麓区检察院、长沙县法院、岳麓区法院等司法机关及其他有关单位了解、核实情况。董秘申柯表示：“在独立董事的独立调查过程中，管理层尽自己的义务提供了相关文件，并配合了整个调查过程。”
此次独立调查，是独立董事独立参与公司治理的一种行为，对未来的治理将有着深远的影响，董秘申柯认为：“这就会倒逼企业治理在以后的实践中更加规范。以前人们总认为独董是‘花瓶’，但的独董不是这样的，独董对公司的监督作用非常鲜明。如果独董发现企业确实存在问题，那么他们肯定会如实发表声明。如果仅仅是选择性的披露，外界也会质疑调查的结果。”
作为曾经配合本次独立调查的部门之一，证券事务代表郭对《董事会》杂志记者说：“当时的情况是，律师事务所有一个尽职调查的清单，对方把这个清单发过来要求我们对某些事实进行确认，并回答了很多问题。后来我也拿到了律师事务所的调查报告，我还看到他们的调查报告都有到司法部门取证的文件。其中有文件显示，律师事务所把那些取证文件都拿到公证机构进行了公证。”
对于独立调查的结论，如何保证其客观公证性？法务部诉讼律师刘尚哲表示：“整个调查过程确实做到了全方位和细致详实的工作，国浩律师事务所在全国是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在湖南也是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他们要对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及结论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结论都有详实的证据作为支撑。”
董秘申柯说，独立调查之所以选择两家律师事务所承担就在于能对收集的材料和访谈相互印证。作为协助独立调查的法务部律师刘尚哲说，两个律师事务所联合开展的调查包括访谈、调取司法文书、撰写调查报告等。在独立董事的授权下，律师事务所就《三一恨别长沙》一文涉及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调查，法务部做的是召集人员等辅工作，涉及的相关部门有督察部、人力资源部、高管层等。例如，对媒体报道三一被抓的一个间谍其户口在的说法，经调查此人并未在任过职，而在高新区人才市场调查显示，原来所有在高新区园区内上班的人都可以挂集体户口，员工的户口也是放在人才市场的。就相关报道中提到的有高管亲属在省纪委任职一事，公司高管为了澄清此事，对其亲属的任职情况全部进行了说明和备案。对媒体报道的有些事情，有司法部门判决文书的就以文书为准，那是最有权威性的；
涉及海关的没有文书，律师事务所就进行实地采访来核实。
独董履职需要适宜的环境
独立董事能够根据律师的调查报告发表独立意见，这也是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次独立调查对于独立董事来说也是双刃剑，一方面是履职尽责，另一方面是承担责任。
据申柯介绍，此次“发起独立调查的首先是独立董事王志乐，因为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独董并不知道。如果真调查出问题来，他们又是独立董事，这对企业还是会有影响的。”实际上，早在2007年，由于当时考虑到整体上市，就有一个要收购大股东的关联资产的议案，在讨论这个事情之前，媒体也了相关的负面报道，独董当时也提出要求管理团队来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然后才讨论相关的董事会议案。这也就不难解释独董为何会发起此次独立调查事件。本着对公司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原则，未来一旦发现有质疑的事件，独董们的独立调查还会再次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在4名独董中，刘长坤是没有独董津贴的，钱世政也是基于上海市管干部的身份，其收入也是象征性的，按照相关规定上缴。在此情况下，独董的身份就能够使其更加独立的履职。申柯表示，他私下也和有关独董交流过这个话题，独立董事能够积极尽责的履职，完全是建立在独董对公司治理文化的认可和信任的基础上才有的合作。
说起独立董事的履职，申柯告诉记者，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决策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以年度分红为例，每年的财报结束以后，董事会都要审议利润分配的方案。独立董事钱世政精通财务，又是审计委员会主任，他会依照自己的工作以及经验判断，提前拿出方案来讨论。钱世政提出，作为一家A+H的公司，现金分红应该是一种主流的分红方式。这种方式被确定为董事会最终实施的方式。在议案上董事会之前，分配方案的具体数字是空白，不是通过召开董事会走形式，而是真正听取独立董事的意见。申柯说，这样一来，虽然提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多了不少，但也是值得的。最大限度地尊重独董的意见是董事会规范运作的关键所在。
作为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起独立调查第一案例，从独立董事独立履职的角度来说，独立董事发起的独立调查事件势必在独立董事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只有打造规范治理的董事会文化，才能让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真正落实到位，才能使上市公司董事会在运行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独立董事的角色定位，确保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为股东创造价值。从某种角度看，这也对企业建立一种透明互信的董事会文化有着良好的促进。有助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推动董事会规范运作。
律师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事件的起因：财务核查令
虽然市场上对IPO注册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国家已将注册制作为企业上市方式的发展方向，但是IPO企业诚信缺失也同样为监管机构和广大投资者所诟病。
在此宏观背景下，证监会于2013年5月23日《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对发行人财务信息披露问题以及各中介机构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随之2013年下半年证监会逐步停止IPO审核，并于12月28日下发《关于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财务核查通知》”“财务核查令”）。
《财务核查通知》中明确了财务核查的12项重点工作，要求已申报IPO材料的发行人的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严格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以及2012年度报告，并于2013年3月31日前提交《核查报告》，同时要求各中介机构认真制作《核查工作底稿》，证监会将进行抽查。
严厉的罚单
在财务大核查的背景下，2013年以来，证监会共下发了四张IPO罚单，分别针对绿大地（002200，*ST大地）、万福生科（300268，万福生科）、天能科技和新大地，其中前两者为已上市公司，后两者为已申报材料的拟上市公司，因涉嫌财务造假均已撤回申报材料。
（一）绿大地
证监会对绿大地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的原因为：1）在招股说明书中虚增资产、虚增业务收入。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中认定，绿大地在招股说明书中虚增资产70，114，000元，虚增2004年至2007年6月间的业务收入296，102，891.70元；
2）在2007年、2008年、2009年年度报告中虚增资产、虚增业务收入。云南省高院在刑事判决中认定，绿大地在2007年年度报告中虚增资产21，240，000元，虚增收入96，599，026.78元；
在2008年年度报告中虚增资产163，353，150元，虚增收入85，646，822.39元；
在2009年年度报告中虚增资产104，070，550元，虚增收入68，560，911.94元。
相应的，为绿大地IPO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也受到证监会处罚，原因为：1）律师未能对绿大地提供的销售客户和供应商的工商信息完整地进行核实，未发现绿大地编造重大虚假内容，法律意见书中未能对绿大地提供的客户及供应商的工商信息完整地进行核实的情况予以说明；
2）律师未勤勉尽责，对绿大地旧县和马鸣土地使用权的取得过程未完整地进行核实。出具法律意见书前，相关律师实地考察了上述土地，并查验了绿大地提交的其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合同、协议、产权证书，但未去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绿大地受让上述荒山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二）万福生科
证监会对万福生科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的原因为：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2008年至2010年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公司不符合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2）《201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3）未就公司2012年上半年停产事项履行及时报告、公告义务；
4）《2012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
在万福生科案件中，虽然证监会未对所涉律师事务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但根据证监会新闻通报等相关公开信息，该律师所在作业中存在“未依法履行检查和验证义务，未能勤勉尽责，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存在虚假记载（如：万福生科供应商访谈笔录、律师鉴证的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以及律师询证函回执等材料中，存在供应商签名与身份证姓名不一致、销售合同鉴证日期早于签订日期、销售合同客户印章名称与工商登记名称不一致等情况）”等问题。
（三）天能科技
证监会对天能科技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的原因为：1）天能科技在应县道路亮化工程项目、金沙植物园太阳能照明工程项目、和谐小区太阳能照明工程项目三个工程项目的财务账册中有虚假记载；
2）上述项目招标人均为应县公用事业局、朔州市房产管理局等政府部门，为政府工程项目，天能科技在与政府部门订立工程施工合同前，未经过招投标程序，朔州市财政局并未批准该项目为单一采购；
3）上述三个项目作为入账凭据的《工程结算书》是伪造的，合同第三方朔州市建设监理公司加盖的公章与该公司备案的公章不符。
相应的，为天能科技IPO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也受到证监会处罚，原因为：1）该律师所确认天能科技的重大债权债务合法、合规、真实。在法律意见中称：经本所律师审查，发行人将要履行、正在履行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律风险；
2）律师工作底稿中未发现三个项目招投标的文件，相关律师在调查时称没有关注上述项目是否经过招投标程序，也没有质疑过三个合同的有效性，至于天能科技是否存在无法收回款项的法律风险，则称考虑到合同对方是政府，天能科技已履行完合同义务，则认定账款回收不存在风险。证监会最终认定：律师未进行相应的尽职调查工作，对于重大债权债务的真实、合法性和法律风险未给予适当注意和采取适当尽职调查措施，未对合同进行审查和风险提示，未对发行人重大债权债务事项进行查验和风险提示。
（四）新大地
证监会对新大地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的原因为：1）通过多种手段虚增2009、2010、2011年利润总额，虚增2009-2011年固定资产；
2）在2012年4月12日预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及上会稿中遗漏关联关系及其交易【董事长的弟弟开设的公司与发行人关联交易、副董事长的弟弟（财务总监、监事）的配偶开设的公司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
3）在2012年4月12日预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及上会稿中遗漏控股股东股份转让情况。
相应的，为新大地IPO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也受到证监会处罚，原因为：1）未对供货商实际控制人、经营者进行实地访谈，制作虚假访谈笔录；
2）未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的特别注意义务，未发现客户、供应商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关系，并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及《专项核查意见》中做出其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的法律意见。
IPO罚单对律师从事上市公司业务的警示
研究上述涉罚发行人及中介机构，不难看出，其实监管机构的监管标准从未改变，只是部分市场主体突破了底线，无需诚惶诚恐，IPO作业过程中，律师只要严守执业规则，依法、独立、审慎、勤勉地履行职责，就一定能做好市场的守门人。
依法、独立、审慎、勤勉地执业
独立、审慎、勤勉是律师执业的一贯准则，具体到每一项业务中均需对应切实、完善、周详的作业规则去落实。IPO业务是律师行业作业标准最高的业务之一，从业律师更应该以更高的执业要求以及内部业务规则去完成本项业务，具体而言：
1、严格遵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编报规则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并配套以律师事务所内部的严格作业规则和流程管理。
2、作业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客观提出，独立发表意见，不受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干预和影响。与其他中介机构保持独立，即使有证据证明的同一事项、同一资料，也应当独立完成，而非互相之间传递。
IPO尽职调点关注事项
根据《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编报规则12号》”）的相关规则，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少应包括第二十四条所述的23项内容，对照本次涉及行政处罚的案件，律师进行IPO项目尽职调查应当尤其重点关注以下方面：1）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2）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3）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4）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律师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律师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很多，可以从不同角度、或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多种类型划分，如从纠纷产生的阶段来看，可以划分为合同履行前、履行中和履行后纠纷；
从引起纠纷的过错来看，可以划分为律师过错、当事人过错、混合过错以及无过错纠纷；
从投诉动因来看，可以划分为律师启动以及当事人启动的纠纷两大类型，而后者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主张权利型、报复型、迁怒误解型、追求轰动效应型纠纷。下面就最后类型的划分展开讨论，以便弄清律师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律师启动的纠纷
一般来说，当事人所要求律师活动的不合法、提供证据材料虚假、不依约支付律师报酬或律师办案所需其他合理费用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律师启动合同纠纷协商、调解等纠纷解决程序，要求支付费用或解除合同（或者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达成合意而订立合同），纠纷也极有可能无须诉诸法院即告解决。
真正让律师耿耿于怀而非将当事人推上法庭不可的，往往是当事人不依约支付律师报酬而引起的律师合同纠纷。出于律师职业谨慎考虑，此类纠纷见诸新闻报道的并不在多数，或者虽然报道，可能是人们对于各种赖债行为，包括赖律师费在内，早已“波澜不惊”之故，于是按“狗咬人不是新闻”的行业文化，记者们往往也无太大兴趣对律师当事人的案例进行太多热情洋溢的报道。
（二）当事人启动的纠纷
通常当事人比律师更容易启动合同纠纷处理程序，特别是非诉解决程序，如到事务所投诉承办律师、到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投诉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就通过诉讼程序律师（事务所）而言，下列原因都可能成为诱发的动因：
1、主张权利
总体上说，律师（通过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不排除个别律师（甚至非律师）借律师合同，收取律师费后不履行职责。包括（1）因繁忙、懈怠或漠视当事人权利等缘故而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义务；
（2）因业务水平局限或判断失误、行为不慎而错误地履行义务；
（3）误导当事人对可主张权利数额的期望，致使当事人陷入在法律必然败诉的诉讼，导致诉讼费、律师费等方面的损失；
（4）错过上诉期、诉讼时效，导致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严重下降或丧失；
（5）承办律师身份存在问题，如以实习律师、律师助理充当律师；
以其他非律师人员冒充律师；
或者以一般资历的律师充当合同明确约定、当事人指名的资深律师；
（6）丢失重要证据或全部案卷；
（7）其他因律师违法、违约或过错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形。
2、报复
如果说律师的过失违约行为可能导致当事人通过正常合法渠道解决合同纠纷的话，那么律师的故意违约行为则极有可能遭致当事人的愤恨，引来不同渠道的报复，诉诸法院可能是最文明、最有利于律师（事务所）的做法了。主要原因表现为：（1）律师标榜某种特殊身份或承诺作为普通律师所不可能达到的办案效果，但订立合同、收取费用后当事人发现上当；
（2）律师违反约定或法定的保密义务，或者违背社会一般公认的诚信水准，漠视甚至出卖当事人的利益。
如某律师事务所在担任某建筑企业法律顾问期间，获得当事人的一些业务资料。后在该所律师的其他案件中，利用这些业务资料作为证据，导致该建筑企业及关联企业利益严重受损，从而导致顾问合同履行后的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纠纷。尽管律师事务所也进行了一些法律形式上的辩解，但当事人认为律师诚信低下，事发后态度还十分恶劣，于是采取了当着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面打事务所主任耳光、以粪便涂事务所主任家门等过激手段对律师（事务所）进行非法报复，事务所主任之妻受刺激住进精神病院，一时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
3、误解及迁怒
细心观察一下委托人订立合同时的表现，不难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即不少当事人在委托律师时，并没有认认真真研读合同文本即签字盖章；
而律师方面在谈论所托具体法律事务办理构想以及吸引当事人达成合同方面表现积极的同时，对律师特点（如律师交付的只是符合勤勉谨慎的行为，而不是当事人期望的有利结果）、法律事务承办风险（由于形成裁判结果的因素复杂，我国诉讼可预测性极差，律师根本无法保证当事人最终获得的就是依法应获得的诉讼结果）、委托期限（究竟是一审、二审还是执行阶段）等等问题缺乏真正深入的告知与释明，造成当事人对合同的误解与误读，从而导致不必要的合同纠纷。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诉讼文化与诉讼心理的差异，我国当事人对实体正义、结果正义追求过甚，而现行的司法体制偏偏在司法正义（包括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供给上严重不足，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现象严重存在，甚至是公然存在。对于众多本来不是律师责任的不公结果，当事人往往迁怒于律师，认为律师没有卖力，或者与公检法关系不够，造成当事人身家性命被误。但当事人同样敬畏权力（包括敬畏强权），不敢、不愿开罪公检法，而是将律师（律师事务所）告上法庭、发泄一通心中怨气了事。
4、追求“轰动效应”
作为诉讼，特别是能够造成轰动效应的诉讼，并不见得总是坏事，不少“轰动性”的背后甚至蕴涵着巨大的社会公益成分，体现了“弱者”以平和的、法律的手段挑战强势群体的姿态与决心。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郝劲松因火车站退票不开发票、火车销售商品不开发票、地铁收费厕所不开发票等公共事业企业单位长期无视国家法律、对消费者存在霸王条款而将铁路局多次告上法庭，以及目前颇受沪上律师界关注的邓维捷诉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联“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案”等等，莫不如此。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为轰动而轰动”的诉讼并不少见：因为被推上法庭的是律师（事务所），是专门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专家，不管有理无理，站在原告角度，总会有几分排遣寂寞式的心理快慰，总能引来不少关注与同情，如此状告律师的“轰动走一回”仿佛总是值得。如前文承办法官一方面驳回当事人状告律师的诉讼请求，另一方面难以自圆其说地对媒体发上一通“虽然败诉，但……说明百姓法律意识在日益增强，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的感慨，（注11）正是这种“轰动走一回”的骚动在个别幸灾乐祸法官心理上的扭曲投影。
二、律师合同纠纷——律师执业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尴尬
作代表权利并充分表达权利、有效制衡权力的“社会法律监督者”，（注1）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取代、无以伦比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律师通过发挥其作为社会生活的“先知者”与“剂”、经济建设的“促进者”、依法行政的“加强者”和法治建设的“完善者”等几个方面的作用，实现其“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职业使命。（注2）和古代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侠客”不同的是，就其职业行为特征而言，律师所要表达的是当事人的权利，表达的前提也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离开了当事人的委托，离开了对当事人表达自身权利行为的，律师表达权利、制衡权力的行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而沟通律师与当事人委托关系、构成律师行为合法性的文件恰恰就是当事人聘请、委托律师的委托合同。
这一份份看似平常无奇律师合同，对于合同双方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委托合同意味着对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信赖、信任，意味着自己权利的托付以及最大的实现可能；
而对于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而言，特别是对于具体承办律师个人而言，委托合同则意味着自己职业使命的诞生，意味着众多自己从“社会法律监督者”选手中脱颖而出，有机会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可见律师合同不仅是连接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纽带，更是沟通律师维护法治、实现正义的职业宗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桥梁。
然而，令律师行业感到尴尬的是，本为当事人权利奔走呼号、本应获得当事人最大信任和尊重的律师，却频频被当事人推上法庭，充当种种案由的被告。（注3）如认为“辩护律师未尽责”而引发的死刑犯母亲状告律师案；
（注4）因官司败诉而引发的委托人状告律师事务所要求返双倍律师费案;（注5）因涉嫌双方而导致的当事人状告律师“拿着这边吃那边”案；
（注6）认为律师不履行合同义务而状告律师“收钱不辩护案”；
（注7）甚至于当事人为得到妻子不忠的证据，委托律师调查，结果律师无法取得证据，便将律师送上法庭；
（注8）以及曾一时轰动中国律师界的恒积大厦状告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的因律师事务所过错责任而被索赔2240万元案（最终上海高院终审判决建纬所应将收取的240万元悉数返还恒积大厦）。（注9）
这些状告律师的案例向我们展示，当事人状告律师案例早已不再新鲜，并且似有上升势头；
当事人状告律师，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谨慎从事，而是不管有理无理，先告了再说；
新闻界、甚至个别法官推波助澜，在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司法判决、原告诉讼并不成立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发上一通“办案法官对记者说……虽然败诉，但是，刘先生状告律师事务所一案说明百姓法律意识在日益增强，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此举对推动律师事务所更为诚信地为委托人服务有积极意义”的感慨；
（注10）重视管理、知名度大的律师事务所也难以幸免，如恒积大厦诉建纬所案就是如此。
从律师与当事人合同纠纷解决的渠道来看，除了诉诸法院以外，双方协商、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部门投诉而获得解决的律师合同纠纷案件也不在少数。换言之，因律师合同的订立、履行而产生的纠纷可能远比人们一般感觉的数量要多。曾经有一位资深律师戏称，如此发展下去，将来专门当事人状告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律师恐怕也会成为我国律师发展的一个“专业方向”，因为国外就有这样“专吃律师的律师”。
诚然，有权利就会有权利的碰撞，所以律师合同纠纷一方面难以避免，即便是属于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尴尬，也往往是难以彻底避免，或者说是挥之不去；
但是不断攀升的纠纷，以及这些纠纷通过正规的新闻渠道或非正规的社会传闻扩散而形成的社会对律师执业效果、能力、诚信甚至律师存在价值方面的疑惑、质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又是律师业界所不能不正视和重视的问题。
因此，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并寻找避免或应对纠纷的对策，应该是律师行业管理、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以及律师明智地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三、处理律师合同纠纷的几项对策
既然律师合同纠纷甚至状告律师是律师业无法彻底避免的尴尬，那么，在弄清产生律师合同纠纷的成因基础上，律师（律师事务所）完全有能力、有必要提出处理这种纠纷应对策略，以减少律师的尴尬，提高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水平。
笔者认为，律师合同纠纷的处理，不仅仅是一项纠纷发生后律师事务所才仓促上阵、穷于应付的事情，而应该按照管理学上全面质量管理（TQC）当中“全过程、全指标”的管理理念，吸取系统论的思想与方法，在纠纷形成前、形成中及形成后这样一个全过程当中，从各个方面相应地做好合同管理工作，做到纠纷防范与纠纷处理并重，通过提高合同管理质量来降低纠纷发生率，提升律师处理合同纠纷发生后的合法、主动及有利地位。
（一）纠纷发生前，做好律师合同订立及履行工作，降低纠纷发生的可能性，使律师应对合同纠纷处于有利地位
1、积极告知、充分协商、认真而细致地订立律师合同
律师经历的合同何止千万，似乎小小的律师合同不在话下。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把界定律师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文件——律师合同不当回事、“拿豆包不当干粮”的观念与做法往往正是纠纷之源。
为了避免当事人误解，或者防止当事人故意曲解，对于律师工作的特点、委托目标、事项、后果与风险的归属、律师工作范围、费用结算、活动无法或不必继续进行应如何处理等等内容，应向当事人充分告知并与之详细协商。至于进行告知与协商的证据，既可以通过详尽的合同条款固定下来，也可以用工作笔录加合同条款的形式保留证据。
例如，委托人就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审查及一审阶段律师提供辩护事宜委托律师（律师事务所），交纳相关费用。一般来说，律师工作可以依照刑事诉讼侦、控、审程序的展开而正常开展工作。但是，不排除这样的可能：经过律师的努力，案件在审查甚至侦查阶段即告结束，当事人获得了最大诉讼利益。此时，如果当事人主张应当按照律师实际工作的阶段计付律师费用，或无需支付刑事诉讼没有继续阶段的律师费用，将会导致律师积极、高明工作还不如消极、庸碌工作，将案件熬到一审收足全额律师费的荒唐结果。为此，可在订立合同之初与当事人协商，并通过类似“若案件在侦查或审查阶段即告结束，表明当事人已获得最大诉讼利益，符合委托合同订立的目的，也是律师工作富有成效或律师意见正确的佐证，委托人当然应当承担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律师费用，不得借侦、控、审三个阶段没有全部历遍之事由要求退费或拒付尚未支付的律师费用”的约定，肯定律师积极而富有成效、对当事人有利的工作成果。
尽量细致地考虑合同条款，尽量不要不容商量地搬用格式条款，或不假思索地写上涵义模糊的文句。
曾经有一则委托律师对外国供应商进行国际仲裁、要求供应商赔偿的仲裁案件。双方已经谈好除了基础律师费以外，如果最终实际获赔超过40万美元，则对于超过部分按10%的比例加收律师费。本来约定的内容并不复杂，可是形成文字时，律师事务所执笔人员觉得内容不够“法言法语”，不假思索地写上“如仲裁胜诉，当事人取得的执行款超过40万美元”则如何如何的文句。律师办案结果十分圆满，申请仲裁后、仲裁开庭前，律师巧妙地与国外当事人、律师谈判沟通数月，达成和解协议，60余万美元的赔款如期汇来，但当事人却拒付加收律师费，导致律师状告当事人的律师费诉讼。而合同文本中的“仲裁胜诉”、“执行款”一类用语表面上似乎十分爽目悦耳，但无意中却成了取得加收律师费的条件与障碍，特别是“仲裁胜诉”一词，尚有诉讼、非诉讼概念模糊、易招律师同行讥讽之虞。
所以，律师合同是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是贯彻其后合同解释、履行、中止、终止以及纠纷处理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遗传基因”，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律师事务所，订立合同不可不慎。
2、最大善意、诚信地履行合同
律师订立了合同，即背负了当事人实现权利的重担，应该本着最大善意与诚信，积极履行合同，而不是“糊差使”，甚至与当事人进行“精明”而不高明的推脱工作和责任方面的“博弈”——至少在当事人积极履行交纳律师费用、配合律师开展工作等主要义务时如此。
按常理来讲，律师肯定应该比当事人懂得法律及如何运用法律，实现当事人的委托目标。这就意味着完成相关法律事务过程中律师的主导性与主动性。在律师与当事人同时都应该想到、做到（至于诸如前去交纳诉讼费、或类似的纯事务性差使当然没有必要浪费律师的宝贵时间）的东西，应该由律师而不是当事人想到、做到。
换句话说，律师在过程中不能只求“事情办不好，又不能怪律师”这样的“最小值履行”，而应该追求“律师尽最大努力，换了其他资深律师来也只能如此”这样的“最大值履行”。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最小值履行”与“最大值履行”之别。委托人因其子刑事二审辩护，委托律师办理并及时支付了律师费用。后当事人（被羁押）没有提交上诉状，案件根本没有进入二审，律师事务所也同意退费。但委托人以律师不履行二审辩护合同、误了当事人上诉大事为由投诉律师。
如果是作为“最小值履行”，律师似乎可以等待当事人递交上诉状，进入二审程序后进行会见、阅卷、出庭辩护（或书面提出辩护意见，因为刑事二审可能不会开庭审理）等“二审辩护工作”，而没有进入二审，大不了退费了事，反正律师能够找到一套推卸责任、且似乎在法律上还能自圆其说的理由。这就是“最小值履行”。当然“最小值履行”也带来律师事务所的“履行最小值”——起码是退费。
但是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二审辩护律师是否应该启动“二审辩护工作”，即代为撰写并提交刑事上诉状？难道受托“看门”仅仅看好了大门本身（中国民间笑话中猪八戒就是这样做的）就行了吗？事实上，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二审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并撰写、提交上诉状，并且这种会见、提交行为正是实现委托人合同订立目的——通过二审辩护、实现刑事诉讼公正所必不可缺的工作步骤；
当事人（及一审辩护律师）或委托人可能疏忽该工作步骤，而换一个更加勤勉谨慎的律师一般不会疏忽这一工作步骤，等等。如此，出于“最大值履行”，律师应当会见被告人并撰写、提交上诉状，启动二审程序，为后面的“二审辩护工作”铺平道路，同时也实现律师事务所的“履行最大值”——律师费及良好声誉。
3、注意与当事人的沟通，让当事人知晓工作的进展，赢得当事人的理解与信任
律师法规定律师执业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监督，但不少律师不以为然，特别是不把“当事人监督”当回事，甚至怀着“反正律师问心无愧”或“只要有个好结果就行了”的心态，缺乏与当事人的必要沟通，徒使当事人产生疑虑，甚至为第三方诋毁承办律师开了方便之门。应注意与当事人的沟通，让当事人知晓工作的进展，赢得当事人的理解与信任，减少误解、误会的产生。
（二）纠纷产生中，做好对相关方面的解释工作。属于律师方面问题，应及时、尽力补救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经历从无到有这样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律师合同纠纷的产生、显现及爆发自然也不例外。这就为律师事务所针对可能产生、正在产生但尚未显现、爆发的合同纠纷寻求处理良方创造了机会。而对这种机会巧妙的、艺术性的把握，可以刹住纠纷进一步发展、扩大的势头，避免律师合同纠纷爆发与升级。
1、根据具体情况，耐心做好对相关方面的解释工作
一般来说，耐心、诚意的解释有助于消除误会，取得理解或谅解，避免矛盾激化。根据具体情况，解释的对象可能包括当事人、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新闻媒介、社会公众等多方面；
解释的主体也不仅仅局限于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本身，可能是律师协会甚至司法行政机关。
2、履行补救措施
律师当然也是人，是人总有疏忽，包括在履行合同时这样那样疏忽。及时的补救措施不仅有利于消除误会，取得理解或谅解，避免矛盾激化，而且也为遏制律师合同纠纷显现及爆发，进行妥善处理赢得主动。
（三）纠纷发生后，注意法律上、舆论上的主动，借助种种救济途径妥善而积极处理好律师合同纠纷
尽管律师合同纠纷发生前和产生过程中的防范工作十分重要，但律师合同纠纷还是“防不胜防”，将“纠纷发生率降低为零”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话。面对不可回避的纠纷，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正视问题，赢得主动，积极而妥善处理好因纠纷而导致的各种问题。
1、坦然面对，积极、主动处理纠纷
在对待律师合同纠纷的态度上，不以为然的轻视之举或觉得“律师事务所还要打官司、很没面子”的担忧、甚至“会不会影响律师声誉”的心理负担都没有必要，因为当事人不见得个个是诚信之人，而律师也会有犯错的时候，故无论是律师方面必须主动显化纠纷、追究当事人合同责任，或者是不得不应对当事人的权利要求，都应该坦然面对，积极、主动寻求解决之途。
如果是当事人违约，例如拖欠律师费用，绝不要“算了算了”了事，该诉讼的就应当诉讼，既为自己，也为发展中国律师事业；
如果是当事人提起纠纷，则必须认真权衡是非得失，为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及寻求最佳的解决途径提供决策依据。
由于人是感情动物，尽管律师能够理智、冷静处理他人纠纷，但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却难免不冷静、不理智，所以可以请本所非承办律师、其他所律师甚至委托资深律师来帮助处理问题。
2、选择最佳救济途径
与一般的权利救济途径类似，解决律师合同纠纷的主要途径同样是协商、仲裁、和解、调解、诉讼等，此外就是由行业协会——律师协会的主持调解解决。
可根据纠纷的大小、影响、性质、难易程度、可能结果等具体因素，通盘考虑，权变地选择适当的解决途径。例如，一般认为不要轻言诉讼，但也不尽然。如果律师方面理由充分、诉讼结果有利，而委托人方面却又缺乏协商、和解解决问题的诚意，还不如一下子寻求司法途径解决，这样既符合救济方法经济原则，又避免当事人有充分时间向社会或政府部门“悲情诉求”，让受众以为总是懂法律的律师欺负了不懂法律的当事人，引发受众对当事人的非理性同情——即律师要诉讼谨慎，但不怕诉讼。
3、争取舆论上的主动
从思维定势上来看，律师受职业习惯的影响，律师往往更依赖于纠纷的司法解决。这当然不错，可惜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的习惯还远未真正深入中国社会，舆论、党政部门或官员的态度等等，往往会影响正在进行的诉讼；
当然反过来说，也是纠纷双方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所以，律师解决合同纠纷时，应该一切从“实际”而不是“本本”出发，视具体情形，注意与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新闻媒介、党政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要孤军奋战，很冤枉地输了官司；
或者虽然最终赢了官司，但早已输了不该输的舆论与口碑。
对于那些追求“轰动效应”式的律师合同纠纷方面的报道，对于迁怒误解式的诉讼，律师更加应该争取舆论上的主动，避免诉讼未见分晓，片面的、先入为主式新闻报道早已造成对律师和律师业的种种误解与不良影响、不利于纠纷的公正解决。
4、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供将来或律师界借鉴
世界无限复杂，寻求律师合同纠纷的良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注意不断总结、交流经验，吸取教训，供涉及纠纷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将来或供律师同行借鉴。这种借鉴，既包括律师吸取本身或本所应对律师合同纠纷的经验与教训，也包括其他所、其他地区、其他省市甚至其他国家的良好经验和沉痛教训。必要时，可以组织相关的研讨与交流，共商解决律师合同纠纷良策。
对于一些已经存在的方法和制度，例如律师执业风险保险，可进行研讨与完善，使律师能够摆脱与当事人纠纷的羁绊，回归到表达权利、制约强权、维护法治、实现正义这一“社会法律监督者”正轨上来，实现律师制度效益最大化。（版权所有，禁止转载，剽窃必究）
【注释】
（注1）：林莉华,韦群林.社会法律监督者——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律师的基本角色[EB/OL].中国律师网./pages/2005-12-30/s33228.html,2005-12-30。
（注2）：吕红兵.加强律师的公共服务职能[EB/OL].新浪网./o/2006-05-08/09308865553s.shtml,2006-05-08。
（注3）：当然形式上的被告可能只是律师事务所而不一定是律师，但这只是诉讼程序问题，实质上最终就是律师、甚至于是律师行业接受当事人及社会的拷问。
（注4）：尹超.死刑犯母亲输官司盛怒之下状告律师[EB/OL].新浪网./s/2005-06-28/07546285456s.shtml.2005-06-28。
（注5）：江宁,王前,时丽丽.败诉后状告律师事务所要求对方返双倍律师费[EB/OL].新浪网./s/2003-08-19/0523590426s.shtml.2003年08月19日。
（注6）：双方律师同为一人深圳三单位状告律师拿着这边吃那边[EB/OL].福州日报电子版./Fujian_w/news/fzrb/000123/3_5.html。.
（注7）：金立鹏.杭城首例状告律师收钱不辩护案全接触[EB/OL].中国新闻记者网./jzwj/go.asp?id=3431.2004-06-02。
（注8）：难查妻子“红杏出墙”反而状告律师被法院驳回[EB/OL].中国新闻网./a/20050205/000307.htm.2005-02-05。
（注9）：一律师事务所过错责任被索赔2240万元[EB/OL].东方网./epublish/gb/paper148/20010916/class014800012/hwz489597.htm,2001-9-16。
（注10）：江宁,王前,时丽丽.败诉后状告律师事务所要求对方返双倍律师费[EB/OL].新浪网./s/2003-08-19/0523590426s.shtml.2003年08月19日。
（注11）：江宁,王前,时丽丽.败诉后状告律师事务所要求对方返双倍律师费[EB/OL].新浪网./s/2003-08-19/0523590426s.shtml.2003年0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