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材料优劣岂在长短,供大家参考。
材料的优劣岂在长短
前几天看到了一篇文章《筹办军报的请示搁今天需写多少字》，这篇文章其实成文很早，发表时间是2016年3月29日。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刚好是军改启动后不久，其中深意不用言明。准确地说，这个请示是一页信纸上的一句话，1955年7月22日彭德怀元帅就筹办《解放军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请示信，内容是“主席，全军拟办一个统一的报纸，已策划很久，亦经军委多次讨论，妥否，请批示”。8月4日，毛主席审阅后批示“同意”，随后，原总政发出关于出版《解放军报》的通知。
作者由此展开，把今天的机关材料一阵痛批，并总结归纳了注水文章、虚假文章、包装文章、热点文章、克隆文章、经验文章、谄谀文章、官气文章八种类型，无非是说这些材料又长又臭，没有实在管用的东西。作为一名在四级机关工作近20年的老人，我是理解作者的写作心情的，指出的问题在那个时期、在很多单位确实也都不同程度存在。说心里话，对于上述文章，我也很反感，甚至很厌恶，某些时候我也深受其扰、深受其害。至于现在机关材料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毕竟已经出来好几个年头了。
但在和机关人员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共性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年轻人居多），一件这么重要的大事，竟然被彭老总一句话就搞定了。用大白话说，就是36个字（含标点符号）就把军报办了！看来，今天的机关材料真的是变质了、烂透了，无药可救了，屁大一点事，也要搞上几页纸，这里面我甚至隐约感到一种“宣泄”的情绪。只所以让读者们产生这样的误解，我认为，固然有读者阅读能力低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在于作者的解析能力弱，论据不准确、论证不清楚，以至于对读者的引导方向发生了偏差。
注意，这句话里的“已策划很久，亦经军委多次讨论”，稍加琢磨之后，大家就明白了，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还真不是彭老总一句话就能搞定的。这个久是多久呢？这个多次是多少次呢？我们来梳理一下：
1954年11月下旬，原总政副主任肖华签署电报：调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赵易亚、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新闻处处长唐平铸、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解放军报社社长姚远方组成一个班子，筹办全军性的报纸。次年7月底，中央还调了时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委兼广东省军区政委欧阳文到北京，主持《解放军报》的筹办工作（注意，前面的调令表述是全军性报纸，后面的调令则明确是《解放军报》，说明工作在推进）。能让总政副主任签署调令，说明人员的考察选拔、研究确定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个工作本身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范围上看是五湖四海，能力上看是精兵强将），而在这之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的，比如提出建议、征求意见、统一思想等等，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完了、托底了，才能把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54年12月，原总政宣传部拟出《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筹备出版全军性报纸的计划（草案）》，《计划》几易其稿；
1955年3月，筹备小组为原总政起草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呈报关于筹办全军性报纸的报告，研究报社机构设置等事宜；
三个月后，筹备小组向原总政领导报送了解放军报筹备工作简报第二号，汇报了选调干部、起草各种条例规定、建立内部工作秩序等主要工作进展情况，同时报送两期“解放军报样张”，并说明将来解放军报的报头，准备请毛主席题字，样张上暂用毛主席题写的“解放军画报”中的几个字代替。毛主席对《解放军报》非常看重，1964年8月1日建军节，军报总2501号，他重新为《解放军报》题写了新报头。
受篇幅限制，这里主要讲了几个关键事件，可见，创办《解放军报》的过程中，原总政治部和筹备小组撰写了大量的文字材料，有计划、报告、简报、通知等等。36个字的请示的背后，是长期严肃认真、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其中大量的工作是文字工作；
36个字的请示的出现，你说是厚积薄发也好，你说是水到渠成也好，我认为都是对的。但即便是如此，也不是谁都可以这样给毛主席上请示的，这一点我在后面要专门讲到。
现在有些机关的文风不好是客观事实，我们不藏着掖着，要批判，也必须批判，理性地批判是帮助，帮助文风好转、进步，但感性地批判就是伤害，伤害文风衰败、死亡，两种态度得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单纯以材料的长短来说事，戴帽子、揪辫子，直接下结论文风出了问题，则是大错特错。我们经常说，言之有物的材料再长也是好材料，言之无物的材料再短也是差材料，这里仅是用“有物”或“无物”作为评价标准，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并不全面。
首先我们对机关材料的地位作用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写材料是开展工作的需要，所有的材料必须服务于我们的工作，这和作家搞创作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一点认识统一了，再来分析材料的长短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从我个人的机关工作经验出发，我觉得材料的长短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决定，材料的目的要求、撰写的背景环境、受众的学识素养、作者的身份性格。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对材料长短的影响，有时是单一作用，有时是综合作用。
关于材料的目的要求，写材料的底线是把事情说清楚，让受众明白是怎么回事，进而去贯彻落实要求，或者是熟悉掌握情况，事情说不清楚，受众云山雾水，材料再短也是垃圾。现在很多事情都是全局性的，需要通盘考虑、通力协作，各方人马要整体用劲，撰写材料就一定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当长则长，当短则短，不能刻意强调多少页、多少字，当然这里面确实有一个执笔人文字驾驭能力高低的问题。
关于撰写的背景环境，我用对比的方法来阐释，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这个材料就比较长，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材料就比较短（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真不长），这两个材料的长短都跟当时的背景环境有密切关系。前者不长，分析不到位，就不能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更好地服务，后者不短，思想不聚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紧迫性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
关于受众的学识素养，我在机关保障首长材料的时候，每每受领讲话稿任务，都要向首长请示几个问题，给哪些人讲、讲多长时间、主要讲什么，有时还会问还有哪些领导参加，你看“给哪些人讲”是放第一位的。我当部队首长时，曾经给军官和士官分别讲过如何对待关系的教育课，因为受众不同，我的讲话基调是不一样的，给军官们讲的是“依靠而不依赖”，点到为止比较短，给士官们讲的是“努力工作真情回馈”，抽丝剥茧比较长。
关于作者的身份性格，这里我还举彭老总的例子，彭老总最让人动容的两个电报都发生在抗美援朝期间。一个是给党中央的电报，内容只有一句话“饥无粮、寒缺衣”，一个是给三十八军的嘉奖令，其中有一句话“三十八军万岁”，这句话还是电报被机要秘书拿走，又追回来补上去的，当时在场的几个志司首长都不同意。我常想也就是彭老总敢这样写，换了别人就是处在那样的战争环境、就是拥有那样的军队地位，也不敢写啊。这样经典的电报能够横空出世，也要感激毛主席的大度、宽厚和包容。有些年轻人总爱拿机关材料和这个电报作比较，千万不要比，这是没法比的。
现在机关材料主要的问题是偏长，那是不是所有偏长的材料都不行呢？我在集团军炮指部工作的时候，有个胡姓参谋爱写学术材料，他的学术材料都比较长。他寄稿件很有意思（那时都是装进信封邮寄的），稿子最下面有一句话“勿改勿删，宁愿弃稿”，结果，编辑还真没改没删，都刊用了。我任作训处副处长时，曾跟随周天宏副参谋长下部队检查考核，由于受检受考单位较多，而且确实有很多创新做法，情况报告材料就写得比较长。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追加了一大段，主要反映了周副参谋长扎实深入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机关人员倾囊相授的无私品质，因为首长马上就要退休了，就要离开我们了。起初，他不同意，但我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都坚决要写，他也不好坚持了。我给军长呈报时，军长连连赞叹：写得好，写得好，机关公文也是可以有温度的。不仅如此，军长还签批：此件甚好，转发各部，认真组织学习。周副参谋长辛苦啦！
写材料是世界通例，不是我党我军特有，也不是中国特色。拿美国来说，其“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杰弗逊，甚至首任总统华盛顿其实都是材料高手。《独立宣言》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份“材料”。华盛顿就任总统前，曾亲自拟写了一份长达72页的演讲稿。72页？！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惊呆了——这得演讲多长时间啊！不过后来，华盛顿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话太多，几经斟酌把它改为了20分钟就可以讲完的演说辞。这篇演说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是话说回来，没有那72页“材料”的思考和沉淀，华盛顿或许也难以系统地厘清自己的治国理政思路，也就不会有信手拈来的20分钟演讲。
我离开部队步入社会后发现，在运用了现代管理理念的公司中，文案工作十分重要，许多公司每年都要招收大量的“写手”。越是大型的公司，对材料的规范越多，需要完成的各种报表、报告、方案、策划案等等也越多。比如要上一个新项目，之前要进行很多论证，需要各种请示、方案、可行性报告、详细的计划等等，每一份材料的要求都很多，过百页的方案、报告并不鲜见，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糊弄的。大家常看到一些大型公司员工加班加点，其实不少人就是在“写材料”。
材料是机关人员开展工作的工具、助手，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伴你成长的摇篮、助你腾飞的翅膀，要客观认识、正确对待，不能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更不能掺杂私心杂念，人云亦云大加鞭挞，要努力做到，在转变风气中进一步提高材料质量，在厘清认识中进一步提高材料质量，在增强素质中进一步提高材料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