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学习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经济学习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
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Alfred)和莫耶(John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
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
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
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Grief)、温家斯特(Barry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
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
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
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
“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
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Alfred,andJohnMeryer,1958,TheEconomicsofSlaveryintheAntebellumSou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6:pp.95—1301.
②Fogel,R.W.,andS.Engerman,1974,TimeontheCross:TheEconomicsofAmericanNegroSlavery.NewYork:LittleBrownandCompany;North,DouglassC.1968,Sourcesofpro-ductivitychangeinoceanshipping1600—1850,JournalofEco-nomicPoliticalEconomy,Vol.76,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C.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ewYork,W.W.Norton＆Co;North,DouglassC.andRobertP.Thomas,1973,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UK.
geUK.
④Grief,Avner,1994,CulturalBeliefsandtheOrganizationofSociety:AHistoricalandTheoreticalReflectiononCollec-tivistandIndividualistSocieties,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2,No.5(October):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Zouboulakis，2005，OntheEvolutionaryCharacterofNoah’sIdeaofInstitutionalChange，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Vol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OldtoNewtoOldinEco-nomicHistory，JournalofEconomic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⒆林金忠：《“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载《学术月刊》，2007(5)。
⒇Solow，RobertM．，1985，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ol．75，No．2，May．
摘要：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计量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两大内容。它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冲突。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使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变成了理论的附庸。这种冲突与两个学科叙事方式的不同有关，涉及两个学科关于“历史优先”还是“逻辑优先”的不同理解，更与新经济史学与传统史学所惯用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区别有关，反映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历史观上的分歧。为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放弃成见，加强交流与沟通。史学家应该从旧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习使用更丰富的理论工具；
经济学家也应该重视历史描述，以打破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实证迷信”。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
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Alfred)和莫耶(John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
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
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
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Grief)、温家斯特(Barry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
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
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
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
“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
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Alfred,andJohnMeryer,1958,TheEconomicsofSlaveryintheAntebellumSou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6:pp.95—1301.
②Fogel,R.W.,andS.Engerman,1974,TimeontheCross:TheEconomicsofAmericanNegroSlavery.NewYork:LittleBrownandCompany;North,DouglassC.1968,Sourcesofpro-ductivitychangeinoceanshipping1600—1850,JournalofEco-nomicPoliticalEconomy,Vol.76,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C.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ewYork,W.W.Norton＆Co;North,DouglassC.andRobertP.Thomas,1973,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UK.
geUK.
④Grief,Avner,1994,CulturalBeliefsandtheOrganizationofSociety:AHistoricalandTheoreticalReflectiononCollec-tivistandIndividualistSocieties,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2,No.5(October):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Zouboulakis，2005，OntheEvolutionaryCharacterofNoah’sIdeaofInstitutionalChange，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Vol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OldtoNewtoOldinEco-nomicHistory，JournalofEconomic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经济学习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计量经济学 理论—实践教学模式 教学环节
Key words econometrics
theory-practice teaching model
teaching links
计量经济学教学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教学模式，一是纯理论的教学模式，二是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三是应用型的教学模式。笔者自1997年接任本科生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至今，通过教学实践体会到，纯理论的教学模式中理论与应用基本脱节，而纯应用的教学模式会蜕变为僵化的计量工具的使用。第二种教学模式对于培养本科经济管理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显著的效果，能够提高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率，体现出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工具型”课程的教学特色，符合本科生培养的基本目标，是一种值得推行的教学模式。
一、理论—实验教学模式的内涵
笔者认为，本科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理念应该是理论学习服务于实际应用。本科生中的大部分人在完成四年的学业后要适应工作需要，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竞争力对于个人的发展是比较重要的。理论—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计量分析能力所关注的是：1、经济量化分析的基本思想掌握了吗？通过课程的学习，重在传授给学生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并结合实际的案例分析加以强化。2、经济量化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掌握了吗？理论学习是思维创新和方法创新的源泉，对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动手的能力具有实质性的帮助。3、适当的难度和前沿进展涉及到了吗？针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三个层次培养目标的不同， 计量经济学应该相应地界定为三个教学层次，即初、中级计量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本科生教学定位于初、中级之间，适当地提高学习难度，有利于提升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学习内容的实用性，而前沿进展的介绍便于学生以后在工作中的自主学习和发展。4、计量分析软件掌握了吗？这是本科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的目的。目前计量分析软件种类很多，而制作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结合课堂理论学习一种计量分析工具具有触类旁通的意义。基于以上的关注点，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采用理论—实验教学模式的特点体现在：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在实验中把握理论，以实际应用为目的。这种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率的表现在于：1、使学生认识到，只有掌握了基本计量分析理论，才可能掌握量化软件的应用，并且通过上机处理实际问题强化了这种认识，刺激了理论学习的主动性，保证了在实验教学环节中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2、上机实践中调动了学生对于已有的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知识的综合运用，激活了学生的储备知识。3、上机实践中设计专题形式的现实经济问题分析，诱发了学生的探索热情。
二、理论—实验教学模式的基本做法
理论—实验教学模式的教学环节是：课堂理论+软件教学 实验室实践教学 课程论文评价，三个环节是递进的，教学目的培养学生掌握经济量化分析的基本技能。
（一）课堂理论 + 软件教学环节。
1、学时分配。课堂教学部分将2/3学时用于讲授经济计量理论和方法，剩余1/3学时穿插讲授相关的计量方法在计量经济学软件上的实现形式、计量软件操作命令、实际案例分析和演示，即在课堂上同步完成软件教学。这样能够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牵制学生的注意力，对学生有“即学即用”的感觉，理论和实际应用结合，理论学习效果好，同时便于顺利地进入第二教学环节中的实验室实践教学，有利于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
2、教材选用。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庞大，选取适当的教材是必须的。教材选用采取主导教材和辅助教材结合的方法推荐给学生。辅助教材的选择主要是国外引进的优秀版本，比较适合于课外学习，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和提高学习的兴趣。课堂内容的组织也吸收了这些教材给出的对本科生教学内容的建设性意见。
3、教学软件选用。目前采用的教学软件为EViews， 该软件是经济计量分析的专用软件，在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普遍。理论教学中紧密结合该软件的应用，讲授相应的经济计量理论，从而把握各种经济计量软件编写依据的的共性原理，这是学习其他计量软件的基础。
4、教学方式。课堂教学方式体现在将课堂理论教学+软件学习+实际案例操作三位一体地结合在一起，其中教学案例是根据教学的内容和我国经济运行的统计资料编写。同时推荐经济研究方面的刊物，辅助学生课外学习，作为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
5、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上，将多媒体课件教学与传统板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方式授课的确可以节省教师大量板书时间，但事实上由于短时间内信息量强度过大，不如传统的学生思维跟随教师粉笔游走来得轻松，削弱了课堂教学的效果。在教学实践中，对于重点章节内容，板书讲解穿插于课堂内容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6、校园网教学平台利用。在教学平台，教师上传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教学软件、课件等必要的教学文件，方便学生把握学习进度和复习预习。上传精选的阅读材料，供学生课外学习并感受课堂理论在现实经济问题分析中的应用，进一步拉近理论和现实的距离。教师和学生课外对话的时间和空间在教学平台上也得到了拓展。这些方面都强化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实验室实践教学环节
1、编写上机实习指导书。上机实习指导书配合于课堂教学内容，编排的内容包括课堂理论精要、计量分析方法、实际案例EViews操作和单元上机实习设计，据此学生可以轻松地进行自主性学习，完成单元上机实习任务。
2、要求学生自愿组合二人学习小组，最终的成绩依赖于共同的努力。经过近三年的观察，学生选择弱—弱搭档的情况很少，多数都是强—强搭档或强—弱搭档。由于小组只有2人，分工和协作的表现好，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在上机实习的过程中互相提示和督促，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寻求教师的帮助，学习效率比较高。
3、布置上机实习任务。每个单元的课堂教学结束前，结合单元练习的需要，提前给学生布置上机实习任务（课题）。实习任务框架由教师设计给出，具体研究内容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拟，但强调结合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分析，涉及到如我国的生产、消费、财政、货币、就业、进出口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计量模型的设定、估计、检验与应用等，学生就建立一个稳健的经济计量模型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经济计量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实践。
4、预查上机实习内容。为了保证实习过程顺利进行，教师要事先检查学生二人组自拟的上机实习任务，目的有二：一是督促学生准备课题和数据，二是检查拟定的课题和数据是否可行，往往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学生方面的问题暴露在拖拉的学习习惯、随意的学习态度、选题不恰当、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清、数据口径不一或获得性不强等，其中有些问题与统计学与经济学的学习基础有关。预查上机实习内容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关键环节，教师可以针对发现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个别的指正和辅导。
5、指导学生上机实习。上机实习是学生动手操作以及将课堂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环节。由于学生的选题多样、课堂学习水平多样、学习能力多样、出现的问题多样，教师在给予学生一对一的个别指导的同时，对学生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要及时给予鼓励和引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避免对于计量经济学课堂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拘泥和不切实际的僵化套用。
6、撰写单元实验报告。对于单元上机实习结果，要求学生及时形成实验报告。单元实验报告要详细报告实验过程和所得结果，重点考察是否掌握了各个单元讲授的课堂理论通过经济计量软件的实现方法，是否能够正确解释和分析软件的输出结果、是否能够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单元实验报告的完成质量是学生平时课程成绩评价的依据。
（三）课程论文评价环节
1、推荐阅读经济计量分析范文。在实习阶段中要推荐给学生经济计量分析方面的阅读材料，这些材料应该能够很好地展示课堂教学中关于构建计量模型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要素，同时具有良好的写作范式，作为学生完成课程论文的参考。
2、完成课程论文。全部课堂内容讲授完毕后，要求二人学习小组根据自己的选题，将单元实习的内容逻辑性地串联起来，进行一次综合性的上机实习，实习结果形成课程论文。这是对学生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的思路、上机操作和分析技能、模型优化方法等内容的掌握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为了培养学生撰写计量经济分析论文的能力，课程论文在写作和表述方面要求比较规范，包括选题背景、理论依据、变量选择、数据处理、模型形式、模型的优化估计和检验结果及分析得到的结论。课程论文的水平是学生最终课程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最终成绩由理论考试成绩、单元实验报告成绩和课程论文成绩构成。
三、理论—实验教学模式中有待完善的方面
从笔者目前的教学实践看，理论—实验教学模式的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同时也感到这种教学模式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了一定制约，有必要在以下方面持续地加以改进：
1、 课时约束。目前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课时已经被压缩到了极限。课时压缩的原因在于多媒体教学对于课时的节省。实际上，由于学科本身的发展和社会需要，如今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的理论内容不但有所扩张，软件教学也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现有学时在完成必要的课堂理论+软件教学后，留给学生上机实习的时间比较短缺，适当增加课时成为必要。
2、课程难度。学生在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扰就是数学基础不好，这方面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只能借助于恰当的教学方法。恰当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地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降低课程学习的难度，保证后续学习的顺畅。所以，对于这部分内容，以怎样的要求、方式和方法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对于教师来说，需要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3、课程建设。这种教学模式对课程建设的要求较高。首先体现在基础工作中，如：课件中计量理论与软件操作内容的结合、制作典型教学案例、精选阅读材料、编写上机实习指导、设计单元上机实习内容及课程论文等。其次，教师还要在教学方法探讨如何启发和引领学生，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这些工作是需要循序渐进地完成的。
本文得到中国农业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经济学习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
《计量经济学》；
教学优化
中圖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25.060
0引言
“互联网+”理念早在2012年就被提出，在2015年“互联网+”作为一项行动计划正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意在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的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高等教育作为传统的行业之一，本就具有开放包容的环境，“互联网+”的引入是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实现教育双向互动、实时互动的模式，推动高校之间教育资源的共享，帮助高校打造更科学、合理行业生态。“互联网+高等教育”的核心在于创新，真正做到以学生核心。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解读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并利用经验数据检验经济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我国后，迅速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认可，并在各大高校推广普及。在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类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将《计量经济学》确定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共同核心课程，此后各大高校广泛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
1目前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课程设置不合理
首先，课时量不足。《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主要讲授经典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该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以经济理论为导向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既要求学生学好经济理论知识，又要求学生熟练运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分析经济关系，大概需要70个课时。但经过调查发现，国内各大高校安排的课时普遍偏少，在所有985高校中，北京大学课时最高，设置68学时。而一些农业院校计量课时设置更少，如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等农业院校本科计量教学课时平均仅为48学时。课时量的限制给学生学习该课程带来重大阻碍。
其次，课程衔接困难。《计量经济学》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西方经济学、统计学、数学三方面基础。经调查发现，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本课程，各大高校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经济理论基础知识是比较重视的；
而数理统计作为《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基础课程，学生通过系统的训练能更好的理解一些统计指标、数据的收集、计算方法，更能深入的、全面的解释经济问题的一些数量关系，为今后写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打下坚实的基础。但部分高校在数学课程设置与《计量经济学》脱节，如《概率与数理统计》这门课，在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习中，侧重讲解概率部分的知识，对数理统计知识讲解甚少；
再如《线性代数》这门课，各大高校在该课程中讲授矩阵及其特点，并未将其与多元回归的分析相结合，以至于大多数学生没法将其与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很好的融合。因此，教师在《计量经济学》课上得花时间讲解有关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因而大量减少对《计量经济学》的授课内容。《计量经济学》对数学基础要求比较高，各大高校的基础数学课程教授内容过于简单，与经济学结合不够紧密，这就加大了学生学习该课程的难度。
1.2教学模式传统
其一，课堂教学常以教师讲授为主。由于《计量经济学》课程存在大量的模型和公式，这种单一传送知识的授课方式，会在短时间把教学内容强加给学生，从而增加了学生对知识理解难度。并且会让课堂气氛沉闷、学习热情低、依赖性强，学生也难以理解，最终导致学习效果差。
其二，重理论轻实践。受课时量的限制，教师在教学中主要针对重点理论知识所有侧重的阐述说明，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重要理论知识。《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核心课，需要学生掌握从选择研究的经济问题、构建模型、到利用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这些过程。因此，对本科生而言，要学会利用《计量经济学》这门工具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不是只了解理论知识。
1.3考核方式不科学
大多数高校对《计量经济学》考核，70%-80%的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决定，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主要是测试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难以测试出学生是否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在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课程的目标是定位在既能掌握其基本理论与方法，还要能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经验数据进行检验、修正，还要求对估计结果进行合理的经济解释，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而期末考试只能检测学生对理论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并不能测试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互联网+”背景下《计量经济学》教学优化路径
基于《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互联网+”的特性，本文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教学考核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有利于促进《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优化，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2.1改善《计量经济学》课程设置
首先，合理安排学时。自克莱因教授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到北京举办《计量经济学》讲学班后，计量经济学在我国开始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李子奈（2005）提出本科阶段至少要掌握单方程计量经济模型、经典模型的基本应用，并适当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在本科阶段需要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还要学会熟练运用经典的计量经济模型，所学的内容较多。但是从调查的资料看，目前高校《计量经济学》课时偏少，难以保证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讲授，更无暇顾其次，加强相关课程的衔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等课程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数学建模、数据处理，而且还能有效增强学生的《计量经济学》理论思维。没有扎实的统计学和数学的基础知识，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的掌握会很困难。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经济类的招生不分文理，相对而言，文科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需要花费更多的课时。因此，在《计量经济学》课程学时无法达到理想数量时，应加强数理统计的教学，并在课程内结合经济现象进行基础的经济数量分析，提升学生对经济数据的理解和应用，增强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为《计量经济学》打下夯实的基础。
2.2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优势，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反复学习课程内容。在开课初期，教师针对导论和一元、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章节进行讲授，让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初级理论知识。然后利用智能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开设“超星学习通”，将前沿的信息技术与课程进行整合，营造“互联网+”的教学环境，让课堂更加多样化。具体每节课安排如下：首先，提前把每章的重要知识点、拓展学习材料以文档、视频等形式放在“学习通”上，让学生课前自主预习；
其次，课中学习讨论，课堂上教师可利用专题和讨论等方式，通过小组讨论、小组发言、学生互评和教师点评四个环节，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将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
最后，教师可利用“超星学习通”布置课后作业，针对任务点设置练习题和小测试，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针对不懂的知识点，学生可反复观看视频及学习材料，还可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和教师实时互动，增加教师和学生互动时间，从而使得学生更有效率的完成测验。
其次，还应优化实验教学。课时量的限制使大多数高校重理论轻实践，教师应当将《计量经济学》理论内容与专业案例相结合，利用“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建立线上案例教学库，案例以我国经济社会热点问题为主，比如将热议的话题转为案例分析，将这些案例与每一章知识点紧密结合，并适当引导学生在案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另外，教师采用启发式教育形式，引导学生从选题开始，选择学生自己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学生通过查阅文献、实践调查、收集数据、建立模型最终形成学术论文，让学生真正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分析现实的经济问题，将教学成果转化为科研成果。
2.3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实施过程化多维考核制度。“互联网+”的教学模式一方面扩展学生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增加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时间；
教师可在课堂上随机抽取学生进行提问或上机演示，根据学生课堂表现给分，避免搭便车现象。加大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包括“超星学习通”上的学习、阶段性实验报告和课程论文，综合考核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时间相结合的能力。最终成绩可设置成：平时表现（10%）+实验报告（20%）+课程论文（20%）+期末成绩（50%）。其中，平时表现包括“超星学习通”上课程视频的学习、的小节作业以及签到；
实验报告布置两个综合性的练习，让学生自主选择问题，建立理论模型、收集数据、估计模型、检验模型，完成建立经典模型和非经典模型的全过程；
课程论文按学术论文的要求，考察学生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可采用师生互动评价法，学生自评（30%）+教师评价（30%）+同学互评（40%），从而强化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充分反映学生学习效果。
经济学习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双语教学；
中外合作办学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国际间交流越来越密切，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顺应了社会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良好职业技能、较高英语水平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这种环境下，双语课程作为基础性教学形式，对国内外联合培养的接轨具有重要作用。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核心课程，在财经和管理类学科占有重要地位。该课程的双语教学，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有利于学生学习经典的经济理论和提升阅读英文专业文献的能力，在中文学习和查阅英文资料的同时，学生可以吸取國外该学科的最新经济理论。希望通过双语课程建设，引进国外优秀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当前先进的经济理论，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同时也为后续的外教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1.课程双语教学背景
1.1双语教学内涵
关于双语教学模式，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中将双语教学定义为在学校的各种专业课教学过程之中运用第二国语音，包括浸入型、保持型和过渡型三种。王斌华在《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中外比较》中从广义和狭义角度定义双语教学，认为广义的双语教学指学校使用两种语言教学；
狭义的双语教学指学校全部或部分地使用第二语言教授非语言学科。综合对双语教学的各种定义，本文将宏观经济学的双语教学定义为采用英语和汉语的宏观经济学教学。
1.2专科双语宏观经济学定位
宏观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之一，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奠定基础。宏观经济学课程在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都有设置，但是不同阶段的课程目标定位不同。专科阶段主要侧重于经济学基本术语、基本经济理论和主要宏观经济框架，对于宏观经济研究体系有一定的认识，并能够用来分析实际问题。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则是侧重于模型的学习分析，更加注重抽象理论和数学模型。
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它是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总结和实践依据。国外关于该学科的建设比较充分，国内关于宏观经济学课程也基本都是依据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使用的教材无论是双语教材、全英教材还是中文教材，主题思想内容是相似的。但是在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应该摒弃其固有的意识形态，结合本国的国情，有选择性地对其中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加以借鉴和吸收。要使学生了解哪些理论和改革主张在西方国家是行之有效的，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资源条件、市场体系发育程度的差异，在我国目前是行不通的。
我校该课程面向对象为中瑞合作办学的旅游与服务管理专业，并采用中英双语教学，在教材、课件、辅助材料方面以英文为主，授课过程中中英结合，这有利于学生开拓国际化视野，同时依然以学习理论知识为主，不会过于侧重语言而导致喧宾夺主。
2.宏观经济学双语教学方法研究
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应当符合本课程确立的“学以致用，以人为本”教学理念和目标，旨在提高学生的国际视野与竞争力，尤其是突出实战性，培育动手能力，并带动学生用宏观经济知识分析专业问题。
本课程面向的是中瑞合作办学专业的同学，瑞士老师定期前来授课，该课程为专业基础课，与部分旅游专业课联系密切，可通过外教课程进行提升宏观知识理论的运用。该专业的消费者行为学、旅游营销、目的地管理、旅游学概论、跨文化研究、电子旅游、旅游及休闲产品、服务管理、交通运输等课程均为瑞士方外教授课。而这些课程均会涉及到部分宏观经济知识，学生通过双语宏观经济教学，可以为这些外教的专业特色课奠定基础。此外，中方老师与外教进行交流讨论，研究适合学生和旅游专业特点的双语教学方法。这为采用探究式教学、案例教学和开放式教学等方法提供了良好条件。
2.1采用探究式课堂教学
所谓探究式课堂教学，是指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的表达、质疑、探究和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小组、集体等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在经济学的教学中，应积极引入探究式课堂教学方式，按照探究式课堂教学的要求，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讨论，适时给予评价，引导学生在问题探究中不断质疑和释疑，学生则充分发挥学习的自主性，自主寻找方法，自主探究思路，自主发现规律，自主解决问题。
本课程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每个人都在参与着经济活动，都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份子，可以拿经济理论去分析研究现实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也为本课程开展探究式教学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为3-5人的小组，教师讲解相关知识点后，学生课后搜集相关经济现象资料，运用课堂所学宏观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老师不定期抽查某小组在课堂讲解，学生十几分钟的分析讲解，也可以了解他们对该知识的理解运用，小组讨论的情况以及哪里有偏差，需要进一步阐释；
学生在搜集资料、整理、分析讨论过程中，加强了对宏观知识的理解运用，也培养了学生关注现实、学以致用的思维和用英语分析表达能力，为以后出国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
2.2案例教学法
精讲多练是双语教学的重要理念和方法。本课程选用当前经济时事热点，全面实施案例式、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教学过程中，本课程授课全部使用多媒体课件，授课内容深入浅出、由表及里，既严谨与简洁，同时又生动活泼，力求以生动的语汇和丰富的实际材料将深刻的理论传授给学生。同时，注重因材施教，针对学生英文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注重传授有效学习方法，并通过引导学生的广泛阅读来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能力。
2.3开放式教学法
为保障双语教学的顺利进行，提高学生参与的实际效果，就需要采用开放式教学法，即，教学应当从课堂45分钟延伸到课外，实现课堂与课外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我们根据课堂内容有针对性地为学生选择了大量的外文阅读文献，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做到有备而来。此外，也为学生准备了课后讨论题及习题集，要求学生通过课后作业巩固课堂知识。在CPI这章，主要讲述消费者价格指数，包括相关术语概念，CPI的计算方法，CPI与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的区别，以及用CPI衡量生活水平存在的缺陷等知识点。每位同学都能在生活中感受到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变化，学生有较多感受，但是这只是感性的，而经济理论来自于生活，更高于生活，而且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引导学生将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与课堂上的经济理论结合。此外，该章内容并非是孤立的，与前面GDP章节的平减指数相关，也与通货膨胀相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混淆相关概念。通过学生自己课下用案例找差别，比老师单纯的课堂讲解效果更好。
此外，本课程对关键知识点制作微视频，并选取10分钟以内的部分国外优秀视频辅助学生对核心知识点的理解，比如在GDP、CPI和失业率等章节，通过微视频教学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示知识点，同时学生也可以作为复习资料，课下进行反复学习。
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中都要做好学情分析。该课程开设在大二上学期，学生在一年级有基础英语课程，以及微观经济学的双语教学，这为开展宏观经济学的双语教学提供了可行性。但是学生本身英语水平良莠不齐，尤其是英语水平较差的同学，之前微观经济学可能都没学好，更打击了学习的信心，甚至可能没开始上该课程就产生放弃的念头。
所以，教师要耐心引导学生进行更合理有效的学习，不能为了双语教学忽略了传递知识。具体来说，在探究式教学中，采用分组合作式学习，明确分工与责任，把学习重点分配到每个小组成员。可以将英语好的同学和相对差些的同学分到一组，类似结对学习，讨论过程中，学生也可以互帮互助，共同提升。但在小组考评中，也需要老师不要只看学生的成果，更要注重过程性和整体水平的提高。此外，教师也可以运用英汉类比引导和回顾—讲解—展望的方式，让学生在掌握具体知识的同时学会相应的英语。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3.“教”“研”融合
宏观经济学一直在发展，很多理论在继承中被不断修正。在授课时，注意将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教改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之中。第一，将各主流经济学流派思想穿插其中，同时将历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的理论成果引入课堂，同时学生课外阅读其英文原文，这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积累专业英语知识。第二，将教师和教研组多年来在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成果融入教学之中，在教学内容设计时有意识地把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融合进来，使学生能够在我国经济大环境和我国的经济现实下辩证学习西方宏观经济理论，避免照搬照抄，学的脱离现实，太过死板。
经济学习论文范文第5篇
计量经济学从2世纪2年代末3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7余年的发展,其理论日臻完善,应用也十分广泛,已经在经济学科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现实经济问题,它必须以对经济现象的透彻认识为基础。此外,理论模型的设计和统计数据的搜集,必须在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和检验等也需要运用经济理论,不是单靠数学知识所能完成的。在经济分析从定性向定量转化的过程中,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已日益凸现,其应用已广泛渗透于经济学、金融学、财务学等学科。1998年,教育部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定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目前,大部分学校已将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计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课程特点和日益显现的重要性,对当前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教学,特别是对文科背景的本科生,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一、文科背景下计量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问题
1.知识基础和课时设置与教学目标不相适应
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宏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统计学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通过理论学习和各类实践,能够了解经济数量分析课程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掌握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能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灵活运用这种工具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动态计量经济学、时间计量经济学等更高级的计量经济学技术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