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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公文写作艺术
写公文，是毛泽东的工作。他一生为我们党和国家撰写了数以千计的公文，仅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中的就有340多篇。毛泽东写作公文，从不简单对待，而是运用他博古通今的知识，活泼生动的语言，辛辣幽默的文笔，将公文写得光芒四射、文质并美。可以说，毛泽东是旷世绝伦的公文写作大师。
一、清楚准确
公文是为了公务活动而写的，必须恰当反映和处理公务。这就要求公文必须清楚准确。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了公文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把准确性排在第一位。他写的公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楚准确。出自毛泽东之手的公文，叙事特别清楚明白，语言十分准确，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话，没有任何语句不清楚的话。以毛泽东1948年1月7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为例。这篇公文一开头用几句话写清楚了建立报告制度的必要性：“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接着，毛泽东写了两条规定。一条是“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一条是“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每一条规定后用简明的文字写清楚了报告的内容、字数、写法、发到中央的日期，以及这样做的道理。这篇公文让人一看就清楚，要求的是什么，需要怎样做，这样做的道理，非常清楚、准确、简要。
毛泽东写的这个党内指示，文字不多，却解决了大问题。当时，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但是，山头主义、各自为政的现象，在党内仍然存在。这种情况，迫切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这个指示中所规定的报告制度，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这个党内指示下发后，报告制度即成为党内延续至今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个指示也作为毛泽东的重要文献，以《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不仅自己写作公文清楚准确，也把这一条作为写作公文的要求向全党提出。还以上面提到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为例，毛泽东在这篇公文中提到了报告的写法，并且强调：“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毛泽东在他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不仅要求写公文要准确，而且进一步指出，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他针对当时党内公文写作中存在的情况指出，“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
第二，判断不恰当；
第三，推理不符合逻辑；
第四，不讲究辞章。”毛泽东是这样提倡的，他本人更是这样做的。可以说，清楚准确，是毛泽东公文风格的骨架和基础。
二、简明扼要
毛泽东历来提倡写文章要短，要精，他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他自己写公文就十分注意简明扼要，能用几个字写清楚的，决不写多余的字，能用一句话说明白的，决不写第二句话。毛泽东写的公文，是短而精、简明扼要的，即使有许多内容集中在一个公文中写，篇幅不得不长一点儿的，毛泽东也写得非常简明，没有多余的话。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仅231字。读者从这231字中，可以领会到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深刻道理，也懂得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它虽然短，却在解放战争中规范了人民军队的纪律，管了大用。毛泽东1948年起草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用非常简明的文字讲了三条：“（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同年10月11日，毛泽东指挥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时，写的作战方针，还不到800字。在这简短文字中，毛泽东把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任务的重心、行动、时间等，写得极为明白。他就是用这不到800字的公文，指挥淮海战役取得了胜利。
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全文不足千字，却简明扼要地讲明白了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原因、基础、经过的程序，以及国家组织、首都、施政方针、主要领导人、对外方针等，确属简明扼要之作。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亲笔写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包括6方面重要内容，全文却不到600字，而每句话都极其精炼。以此命令的第一部分为例：“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仅用90多字，就将出兵缘由、意义、出哪部分兵等，写得清楚明了。接着，毛泽东用简明的语句，写清楚了志愿军的组成部分、领导人、后方基地及一切后勤保障、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等。可以说，这篇公文也是毛泽东写作公文简明扼要的佳作之一。
毛泽东在1958年初发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重要公文之一。看起来，这只是一篇谈工作方法的公文，其中却包含着深刻的哲学理论。在这篇公文中，毛泽东用通俗易懂又简洁的语言，讲了工作中“纲”和“目”的关系、全局和细节的关系、如何把握时机的问题、订计划要突出重点的问题、两本账的关系、如何抓两头带中间、工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材料和观点的关系，以及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关系等等。在这篇公文中，毛泽东还深刻地论述了国际国内矛盾的问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重要理论。可以说，《工作方法六十条》虽然是一篇公文，但其中包含的理论观点的厚重程度，论证的深邃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重要理论著作。它既是一篇中国当代公文的典范，也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当代公文的必读篇目。
三、观点鲜明
公文是讲方针政策的，除了准确外，还要求观点鲜明。对此，毛泽东的要求是：“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在这方面，他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写的公文，从不模棱两可，含糊其辞。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求什么、禁止什么，开门见山，非常鲜明，没有任何绕圈子的话，让人一看就知道他要求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办。毛泽东1948年3月20日写的情况通报，一开始就点明：当前党内主要是反对“左”的偏向：
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
接着，毛泽东从我党历史经验角度对此作了论证：
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
再接着，毛泽东进一步点明当前“左”的偏向的表现：
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但这类偏向现在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难。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毛泽东鲜明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接下来谈如何对待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人士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些人的特点是从来不愿意接近劳动群众，又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虽然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因此，应当争取他们。”在谈到建立新政权时，毛泽东非常明确：“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
毛泽东这篇公文，是观点鲜明的典范。这篇公文的内容涉及几个方面，但无论谈什么，毛泽东都谈得直截了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人一看就清楚毛泽东讲的方针，就明白他交的“底”是什么。
四、生动活泼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批评说：“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他认为，公文虽然是为工作而写的，有一定格式要求，但也应该生动活泼。毛泽东在这方面树立了写作典范。他写公文，不为格式所限，更不蹈常袭故，而是打破藩篱，随时随事采用不同笔法，语言变化较多，甚至使用很多通俗生动的群众化、民族化的语言，笔调洒脱、语言鲜活，兼有形象性，形成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展现出了他特有的活跃文风。他写的公文，让人爱读，读后印象深刻。
毛泽东亲自指导并动笔修改的《五四指示》，语言就十分生动。这份文件在鲜明表达我们党要坚决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后，使用了五个生动的排比句：“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这五个排比句，把这份严肃的文件写活了，使之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毛泽东1949年3月13日写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十分生动活泼。他大量运用比喻的方法，既把规定写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还要让人看了有趣味，印象深。写第一条时，毛泽东一开头就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第二条，毛泽东用了一个形象化语言“桌面”，写道：“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写第三条，毛泽东又用了形象化的语言“互通情报”，写道：“‘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了老子的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用来形容那种不通气、不团结的情形。写第四条规定时，毛泽东引用了《论语·公冶长》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后一句话，用来说明领导干部对于不懂得、不明白的事要虚心求教于下级的道理。第五条，毛泽东又用了一个比喻“弹钢琴”，要求党委学会“弹钢琴”。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解释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在谈要“抓紧”的道理时，毛泽东运用了这样生动的语言：“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毛泽东在文中还用了“安民告示”“精兵简政”等形象化语言来谈规定，在这篇公文中，“兵马已到，粮草未备”“五湖四海”“是延安还是西安”“三分还是七分”等鲜活生动的语言迭出，既讲清了中央的规定，又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讲明白了做出这样规定的道理。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文笔轻松、活跃。读这篇公文，就像是一个智者站在你面前娓娓而谈。文稿一开头就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俗语，提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仅仅八个字，既生动幽默，又浅显易懂，把炮击金门的目的，乃至解决台湾问题的宗旨，都写清楚了。接着，毛泽东写炮击金门的起因，并没有用呆板的语言进行程式化的叙述，而是使用了大众化的生动语言：“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接下来讲“一个中国”立场和揭露美国阴谋的文字，毛泽东同样写得通俗而又生动：“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用这种鲜活的大众语言所讲的道理，入情入理又不强加于人，让人读来感到平易和亲近。文稿也谈到中美关系，但同样笔调轻松：“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毛泽东写的这篇笔调轻松活泼的公文，以一种闲庭信步、举重若轻的风格，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对台、对美政策，争取了人心，同时也创造了用生动活泼笔法写作公文的范例。
毛泽东曾经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比喻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他写作公文也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形式。这是他写作的公文生动活泼的重要原因。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于1928年写过一篇红军布告，以司令员朱德和党代表毛泽东的名义联名张贴。这篇公文，使用的是当地农民懂得的语言，采取的四言方式，读来朗朗上口。这个布告的头几句是：“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即使我们今天看来，它的语言也非常简洁清楚。把红军的宗旨、主张、纪律用几句短句勾画出来，让百姓一看就明白。这篇公文是毛泽东根据当地百姓的文化水平和乐于接受的方式，以及红军处于流动征战状态下写成的。
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写的《粮食问题》批语，笔法极为灵活自然，并且用了许多设问句、顺口溜。设问句有：“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顺口溜则有：“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还有“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这样的形容。这篇文笔灵活的公文，让人读来感到毛泽东循循善诱，与群众商量办事的谦和态度，体现出他所一再倡导的人民性。
毛泽东写作公文的生动活泼还体现在他大量运用民间语言上。在毛泽东所写的公文中，我们能看到他引用大量的民谚俗语、方言土语、歇后语等，如：“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铜墙铁壁”“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钦差大臣满天飞”，等等，还有不少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描写，如：“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毛泽东将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运用到公文写作中去，使他写的公文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五、千锤百炼
毛泽东写的公文何以有这样的魅力？这与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公文，写作时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认为，写公文是要反映客观实际，指导战争、建设、工作的，一定要以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认真推敲和修改。他针对一些人写文章的坏毛病说过这样的话：许多人写文章，事先不研究，不准备，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他说：“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毛泽东对待写公文与对待写文章是同样要求的。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对自己写的每一篇公文，从内容到形式，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都多次修改，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
前文提到的毛泽东起草的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公文，只要看他的手稿，就能看出他下了很大功夫做的修改。正是由于他对这篇不长的公文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才达到了简洁、明了、准确的效果。
1961年毛泽东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是他在几个月的调查中，不断思考，反复琢磨，最后概括出了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又在三南会议（中南、华南、西南三个大区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讲述了主要观点，征求意见，才确定基本内容的。写作过程中，毛泽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对草稿进行反复修改，最后才形成文稿下发。它的产生，是毛泽东反复修改公文的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