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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论文【五篇】(2023年)

时间:2023-06-12 08:40:06 来源:晨阳文秘网

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本质特征体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带给人的不只是视觉上的美感,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创造出欣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心灵共鸣,有意识的感觉到艺术品带给人的距离感和亲切感,只有达到对共同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艺术论文【五篇】(2023年),供大家参考。

艺术论文【五篇】

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本质特征体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带给人的不只是视觉上的美感,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创造出欣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心灵共鸣,有意识的感觉到艺术品带给人的距离感和亲切感,只有达到对共同艺术本质的认同,这种共鸣才能得以产生。古往今来著名的艺术品令人眼花缭乱,尤其到了近现代,因为艺术市场的繁荣,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使得我们身边的艺术世界更加立体和多元化。在这个时期的人们,多喜好回顾前人留下的艺术品,那是一个最能体现艺术起源和贴近艺术本质的创作时期,一种最简单、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精髓的时代。在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是最具实用价值和烂漫气息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青铜制造工艺从商周时期的礼器和酒水器为主的器形上逐渐向生活用具上转变,其造型和装饰也由凝重、恐怖转向轻盈、浪漫。这种转变是和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现象不可分的,在思想上崇尚自由,是人类在各个时期共同的追求,艺术品作为艺术家思想的表现形式,在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特点方面尤为直观。楚文化是中华文明中闪烁耀眼的一颗明珠,独有的浪漫情怀和神秘气息令无数人为之心醉神往。在研究艺术本质问题中,无论是关乎各类起源说还是表现说,在这里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笔者通过对楚文化代表性很强的一系列青铜艺术品的观摩和思考,选择以曾侯乙墓出土的铜鹿角立鹤进行分析,来分享我们对艺术本质问题学习的心得。

二、铜鹿角立鹤中艺术

本质的体现“铜鹿角立鹤,这是一件想象的吉祥动物,身体像鹤,而头上却立着鹿的角,造型非常别致。中国古代把鹤、鹿看作是神鸟、瑞兽,是沟通人、鬼、神的灵媒。鹿角立鹤为鹿、鹤合体,出土时放置在主棺的东边,可能意在引领墓主人灵魂升天,或祈求神灵佑护。”这是一段出自于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简介上的关于铜鹿角立鹤的文字说明,配以图片展示,使得未曾见过此展品的人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目睹国宝风采的激动。在湖北省博物馆中,关于楚文化展品和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名列中国国宝之物不在少数,有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尊盘等大名鼎鼎的文物,然而笔者在各类展品中最为心动的还是楚文化青铜器上精美的纹饰和奇特的造型。在看到曾侯乙编钟时,对形制各异的连结、底座很感兴趣,其中不乏有着像虎座凤鸟悬鼓一样的神兽结合体,还有类似于铜鹿角立鹤这样的“想象中的吉祥动物”。从艺术的起源来看,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和创作者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劳动说、游戏说、模仿说或是巫术说,它表达的是一种记忆或是祈愿。古人在创作这样一件青铜作品时,想到的可能只是它作为陪葬品所要完成的功能性,或许并未想过有一天会被挖出来作为陈列展品供世人瞻仰,所以这件青铜器是做给神灵看的,很纯净,是艺术家和神灵之间的沟通。所谓古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还是基于当时的神话传说的基础,对各类神的形象性的描绘,再以艺术家个人的生活阅历,加以形象思维进行艺术创作表达。从创作者通过主观精神和其所在的客观世界的影响,对现实事物进行模仿创造,完成了这样一件作品,对于当时来说是具有实用价值的。

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这样说过,“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多是以言志、感物、缘情、畅神为其本源,从当今的观点来看,其功利意识是不那么明显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匠们或许没有当今艺术家那样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不过是一件产品,怀着虔诚、敬业的态度去完成自己的那份传承下来的工作。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是最为纯粹的,没有凡尘杂念的,因而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最容易感受到令人激动不已的震撼和感动。铜鹿角立鹤以其优雅的造型、完美的鹿鹤形象结合,完全可以作为楚文化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其生动形象,使当时的审美意识展现在当代人眼前。这件青铜工艺品已经完全超越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艺术象征。能做到这一切,不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发扬光大,而是出于人的意识的本能,对艺术本质问题的共同认识。铜鹿角立鹤虽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但是西方美学艺术本质观点也能帮助我们分析其艺术价值的所在。由于这是一件墓葬用品,从其产生原因和其实用价值的角度来分析,是完全符合西方美学中对艺术本质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对表现说、有意味的形式说等观点而言,这种假想的、充满浪漫与神秘色彩的作品,完全能令人疯狂。而从中国美学中的艺术本质观而言,这是一件不同于中国传统创作形式的作品,几乎不能代表着文人气息、儒家思想,但是究其文化产生本源来看,它属于更早时期的神话题材,神话从本质上说是人存在于自己意识中的反映,每一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神话体系。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也是构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是文人思想中最为浪漫的部分,是真正超越现实的艺术创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说,“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这是对艺术本质问题上关于模仿说的精彩阐述,说的是艺术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关于“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描述,在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著里都有提过,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重点阐述过此观点,艺术观赏者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也正是如此,要去追求高于生活的精神享受。铜鹿角立鹤,在器物形式上,是客观现实的模仿和再创造,但是由于其特定的功能性,使之加入了楚文化特有的神话题材内容,在视觉上给人以更深远的想象,更加深了该物本身的内涵和质量。

三,总结

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1.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与艺术———合作巅峰

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于13世纪末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在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双重影响下蓬勃发展。为达到真实反映现实的目的,画家们面临着一个急待解决的数学问题———如何把三维的现实世界描绘在二维画布上?1435年,意大利画家、建筑学家、数学家、文学家阿尔伯蒂出版了《绘画论》一书,对基于透视几何学的焦点透视画法进行了科学的系统化。他认为大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数学是认识自然的钥匙,艺术的美就是和自然相符合。意大利画家、科学家达•芬奇用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自然,用科学家的精神去探索自然,深邃的哲理和严密的逻辑使他在艺术和科学上都达到了顶峰。达•芬奇在线透视与色透视的基础上,创立了透视学的第三个分支———空气透视;同时他还创作了许多精美绝伦的透视学作品,其中最优秀的当属《最后的晚餐》。透视几何学的诞生和应用,使得数学和艺术的融合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度。波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法学家、医生、牧师哥白尼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在1543年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日心说”,沉重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近100年后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以《星际使者》《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等著作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奠定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基础。哥白尼和伽利略两人的研究成果逐渐瓦解了传统上神学、科学、哲学之间的统一关系,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数学和艺术———渐行渐远

发端于17世纪中叶的思想启蒙运动揭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启蒙思想家们力求探索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永恒法则。1665年,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牛顿,德国数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各自独立地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微积分学”,彻底改变了数学概念绝大多数来源于直观的经验模型的面貌,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思维的构造。微积分学随即成为现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地理学等众多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方法,而且还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语言、政治、艺术设计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微积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点集拓扑学与泛函分析等各个现代数学分支日趋逻辑化和抽象化,也远远走在了所有现代数学应用领域的前列。1750年德国美学家、哲学家鲍姆嘉通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美学》,宣告了美学已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他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认为“科学研究的初衷是追求真,而艺术研究的目的是创造美”。与之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思想家黑格尔在其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中宣称,“艺术的内容就是人们内心的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至此,人们对于数学和艺术更多的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主要遵循逻辑思维的原则,达到了理性认识的巅峰;而艺术作为人文精神的代表,主要运用形象思维的方式,达到了感性体验的极致。在鲍姆嘉通和黑格尔的指引下,艺术与现代数学都孤单地迈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3.近现代社会中数学与艺术的重新融合之路

进入20世纪,人类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1945年美籍奥地利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的论文,从此人们开始以整体性的观点来分析系统、要素和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和变化规律,科学与艺术的基本原理、工作对象、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都重新开始互相渗透和融合。就像英国学者马丁•约翰逊在《艺术与科学思维》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与艺术家,他们虽然岗位不同,但在各自工作中所追求的目标是相通的,他们实际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比他们实际所承认的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根据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的不同,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艺术史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流派。西班牙画家、雕塑家、剧作家、诗人毕加索的名作《亚威农少女》,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兴起。立体派比较关注如何运用几何原理和数学概念来革新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生活在迅猛变化的工业社会里的人们内心的期待、躁动、彷徨与失落。而抽象派则尝试打破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艺术观念,主张以抽象的几何图形为绘画的基本元素,来构造普遍的现象秩序与均衡美感。抽象派的先驱、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代表作品《灰色的树》,通过直线与直角的“纯粹造型”达到了人神统一的“绝对境界”。说到20世纪的艺术界,必须提及荷兰的埃舍尔,他是如此的特立独行,甚至至今都无法将他归属任何一个流派。埃舍尔一生钟情于镶嵌艺术的研究与创作,他从圆、正三角形、正方形、正六边形等基本几何图形出发,连续多次地利用欧氏几何里的反射、平移、伸缩、旋转这四种基本变换,使得基本几何图形扭曲变形为虫、鱼、鸟、兽、人物、花朵、魔鬼与天使等镶嵌图案。后来,埃舍尔从读到的非欧几何、拓扑、分形几何等数学思想中再次获得了巨大灵感,使镶嵌艺术达到了鼎盛状态。在埃舍尔创作的那些充满现代数学气息的镶嵌艺术作品中,例如《红蚁》《瀑布》《鱼和鳞》《观景楼》,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神秘莫测的神话世界。如果说,非欧几何直接造就了埃舍尔辉煌的镶嵌艺术,那么分形艺术则充分展示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为了表现变幻的云朵、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星系和粗糙的断面等自然形态,1975年数学家、计算机专家芒德勃罗出版的《分形:形状、机遇和维数》一书,宣告了分形几何的诞生。在审美情趣与科学内涵完美融合的分形图形中,厚重的思想随着时间消逝,流动的秩序在平面上涌动,主体裂成碎片丧失了中心地位,艺术通过计算机复制走向大众化。虽然分形图形具有复杂的结构,但总是可以利用简单函数无限迭代而成。这个特征使得分形广泛应用于各个艺术领域,尤其是装饰设计方面,如早期的贺卡、壁画、明信片、书籍封面,以及现在的电信卡、购物卡、文化衫、广告画面等。北京服装学院高绪珊教授率领的团队将分形理论应用于纤维制造流程,创造了多维高仿真长丝SFY,使人造纤维呈现出“龙缠柱”般的天然纤维风格。

二、教育工作者的深度反思———和谐发展

我们已经截取了西方艺术发展史上四个重要的阶段作为载体,简要地阐述了数学和艺术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了解这一点,对于教育工作者有什么实际意义?美籍华裔核物理学家吴健雄曾经指出:“为了避免出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危机,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是消除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隔阂,而为加强这两方面的交流和联系,没有比大学更合适的场所了。”近20年来,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反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工厂”拥有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可是为什么国内大多数行业仍旧处于世界产业链的底端?答案是明显的,我国目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别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既不能开发尖端的突破性的核心技术,也不能设计前卫的独创性的艺术模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呢?现行教育体制或许应当担负起一定的责任。我国的教育注重知识灌输、忽视能力培养的教学方式姑且不论,还在高中阶段就过早地文理分科,大学阶段专业划分过细,理工科学生不用学习如何欣赏艺术,而艺术类学生也不会主动关注数学。久而久之,在知识结构、认知行为与创造能力等方面产生明显的断裂是必然的。值得欣慰的是,2014年教育部已经宣布了高中不分文理班的政策,这是朝着“理性回归”迈出的第一步。可以期待,未来大学的一二年级将不再划专业,而进行“通识教育”。如此一来,方有可能造就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和谐发展的人才。数学和艺术的融合,从哲学上讲,源于它们共同的追求———普遍性和永恒性,以及在数学研究和艺术创作过程中共同的付出———智慧和情感。“数学求真,艺术求美”,因为只有真和美才是普遍的和永恒的。古希腊人认为“美是真理的光辉”,美和真实际上是统一的。数学和艺术的融合其实就是“艺术的数学化”和“数学的艺术化”。对于艺术的数学化,大家其实并不陌生。且不说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分形艺术”,美国商业电影《阿凡达》开启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计算机艺术”的新时代。从键盘输入设计巧妙的数学算法,线条、色彩、形态、结构等艺术元素连续地变换与组合,具有梦幻效果的艺术作品就神奇地显示在屏幕上了。相信这会对现代艺术的创作风格、传播方式和评价体系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数学的艺术化,可以像北京科教频道的纪录片《宇宙大探索》那样,用艺术化的浪漫方式来阐述深奥的宇宙演化理论。在“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也要尽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和深刻的数学思想进行艺术化的处理,让课堂始终充满着幽默风趣的气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共鸣感。一方面拿一些经典艺术素材来表述,发挥艺术作品形象直观的优势,加强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比如在讲授极限理论时,不妨利用俄罗斯套娃来演示无穷数列的变化趋势,然后借用宋代叶绍翁的诗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来解释无穷与无界的区别。比如在讲授透视几何时,可以播放一段我国的传统艺术皮影戏来引起学生对于透视原理的兴趣,然后引导学生从数学的角度来欣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再比如讲到傅里叶级数时,先通过计算机播放一段舒缓的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让学生观察MediaPlayer上显示的声波的简谐振动,然后让学生课后查阅毕达哥拉斯用数学方法研究音程和音律之间关系后建立的音乐理论。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高等数学本身蕴涵的五大审美因素———简洁之美、对称之美、统一之美、奇异之美和运动之美。数学之美是一种通过赏心悦目的数学结构呈现的人类思维方式,是一种超越视听感觉的“抽象美”。要引导学生在学习数学概念、定理的过程中,发现与领略数学之美;在解答或证明数学问题的过程中,追求与创造数学之美,进而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感情。

三、结语

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艺术,关注艺术教育,在儿童教育领域更是如此。没有艺术的文化是不完整的文化,没有艺术教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艺术教育更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有利于丰富儿童的想象力,有利于提高儿童的智力开发,有利于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儿童的生活状态是灵活,开朗,充满想象力和快乐的,不受限制和约束的,仅有知识与技能的艺术教育是不完整的艺术教育,没有艺术素养的儿童是不完整的儿童。儿童的生命发育需要自在轻松和照料滋养,需要天然的环境,需要整体的、长远的发展。

关键词:

儿童;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是人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6岁至14岁”的儿童时代开展艺术教育是世界教育共通点,通过对儿童开展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增强儿童的感知能力,培养儿童对美的事物有正确的认识,增进儿童的形象思维和空间想象力,更进一步培养儿童的创造性能力都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但是,历来对儿童的教育着眼点在于如何培养儿童良好的习惯、人格与情感方面,专注于儿童日常行为的规范指导,而艺术方面的教育只是附带其中。本文就儿童艺术教育的审美特征,艺术教育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儿童艺术教育与自然的关系,艺术教育与儿童所处的环境几方面加以分析。

1艺术教育的基本特征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手段和主要环节。“是指关于艺术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创作规律、鉴赏规律的教育。……还包括艺术实践、艺术创作技巧、手法的专门教育和训练。……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和文化艺术素养教育,包含着美育的内容,具有形象性、生动性、愉悦性等特征。”因此,艺术是情感的表现,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为重点,并致力于艺术教育。美国政府曾颁布一项《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文件明确规定艺术对教育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其内部的价值,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学科,并强调指出艺术是生活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断言“在教育中,艺术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是连接世间难以描述的和情感深刻的各种事物的桥梁。用最简单的话说: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进而系统介绍了艺术教育拥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另外法国和德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和艺术传统,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视艺术教学的价值,都将普及艺术教育纳入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之中,使其成为国家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早在十九世纪初,达尔文就提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对艺术爱好的丧失会引起心灵的另一部分———能够产生更高的意识状态的那一部分能力的———丧失。……事实上,失去这种趣味和能力就意味着失去了幸福,而且还能进一步损害理智,甚至可能因为本性中情感成分的退化而危及道德心。”如今,我国教育工作者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没有艺术的教育是苍白无力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枯燥无味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就没有完全的素质教育。”“艺术教育作为一种全生命的教育不仅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极可能成为当代整个教育观念、教育行为改变之突破口。”

2艺术教育是儿童教育的重要部分

儿童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艺术教育可以在儿童的发展中起到陶冶情操,调节心情,启发智力,培养美育的独特作用。我国的艺术界和艺术评论家,平时研究和关注的也是关于艺术的问题,但多是针对成人的艺术,很少有人去研究儿童的艺术教育。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强调指出:“教育必须从心理学上探索儿童的兴趣和习惯开始。它的每个方面,都必须参照这些加以考虑。”[6]在他看来,尊重儿童兴趣和习惯,就是尊重儿童生长的需要和时机,如果急于得到生长的结果而忽视了生长的过程,那是极端错误的。儿童于主观上有欣赏艺术的本能,在自己所认知的艺术中寻找乐趣,得到的是精神的愉悦。在客观方面亦能得到艺术的欣赏,由感官感觉着事物之美,得到的是一种听觉、视觉和触觉的享受。儿童不论大小,都有爱好艺术的性情;换句话说,就是孩子也能欣赏艺术。儿童的艺术教育应当贴近儿童生活实际和生理、心理成长需求,采取符合儿童要求和特点的艺术教育手段与方法,开展相应的艺术教育形式。

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于社会改革深化的时代大潮与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自身深化的关系问题。

这两者深化的对应关系,即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美学的深化应当取决于并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一条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生命在于它或迟或早能指导实践。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电视艺术领域,每当创作的实践顺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前进,冲破了现成理论框架的束缚,即现成的理论已经阐释和概括不了新鲜的创作经验,甚至已经证明现成的某种理论指导是有悖于创作的发展时,我们往往不是科学地考虑理论自身应当如何调整、充实和发展,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创作“越了轨”。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仅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而且也自然损害了理论自身的声誉和尊严。

物极必板。于是创作界有了一种责难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呼声,理论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种索性主张建设“与创作实践根本不搭界”的“纯理论”的主张。而日新月异的创作现实,又总是对应着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的,因此这“纯理论”也就自然与社会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认,文学、电视艺术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学建设确实都应有专门人才侧重于对艺术本体进行高层次抽象思维的“纯理论”建设。而我们民族传统的文艺理论之所以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演绎能力都还不够发达,恐怕也多少与我们缺乏这种“纯理论”建设有关。这一点,只消把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作个比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尔曾指出中国哲学思辨不发达,连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也可以发现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中国,代数学很早就很发达,而几何学则不然。这大概是因为代数重在“求算”,而几何则重在“求证”。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来了,如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就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著有《缀术》、《九章术义注》等书。但凡“求证”的则很晚才证出来,如古希腊就已发现的几何学上的欧几里德定理,我们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启在《几何原本》中译介过来。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实际存在的这一弱点。说它是弱点,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整个电影理论建设中应有专门人才去从事这种“纯理论”建设,以促进理论思维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这种“纯理论”建设,我以为也必须对应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须从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觉汲取动力。从发生论的观点看,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电影界,新的理论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评方法的崛起,从根本上讲,都是既起因于对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的观照,又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在审美领域里抽象思维成果的直接体现。试想,没有社会改革、开放的总背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如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进到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来吗?文学、影视艺术理论批评的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是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理论批评自身也随之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一个国家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无论是实践性强的理论建设还是所谓的抽象性强的“纯理论”建设,都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它的经济实力及文化传统。因此,在我国,理论批评要深化,要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严和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无论如何,文艺理论批评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觉地对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觉地从中汲取动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势。

关于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直接科学抽象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深化。无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积累和横向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现实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直接抽象并上升为理论的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过程。这两者虽有区别,但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直接从创作实践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并建构理论体系的任务极其艰巨,而任何个人的才智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包括刘勰那样的大师,也很难说全靠这种直接抽象建构他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借鉴和吸收古代和外国的间接思维成果。新时期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被介绍进来。这是大好事。因为从宏观上讲,开放带来的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是以承认事物本身(包括影视艺术)的复杂性、整体性为理论前提的,它打破了那种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评模式。从微观上讲,开放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有助于电视艺术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以利于对电影活力(从创作到发行放映乃至批评研究)的各个环节和局部进行深入的、精细的研究剖析,推动我们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日益全面和科学。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倘陶醉于此,我很怀疑在理论上能真有建树。因为建设新理论的难点,恐不仅只在如何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的时代水平上把间接的思维成果消化,并同直接的对我国创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我国著名的电影美学家钟惦fěi@①先生生前就反复强调过:“电影美学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既要从银幕上去寻求,更要从银幕下受其感染的观众中去寻求。”(注:《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34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此言极是。

我这样说,是基于确实感到这种结合有加以强调的必要。当然,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从宏观的战略意义上看,我们仍须保持一种科学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例如,有一位青年学者著文介绍说,西方的文艺理论表现为越来越远离创作实践,它们仅仅对文艺现象作形而上的阐释,并以脱离形而下的创作经验而自豪。这种鄙视创作实践并不以指导创作实践为己任的理论,虽然很难说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要以各种形式作用于文艺思维和文艺实践的),但它的弊端和不足也是明显的。有时连一个一说就明、一道就破的文艺现象,也要用一连串的繁琐概念加以玄虚的描述。至于西方美学中各派分庭抗礼,各执一端,相互否定而在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上较少渗透互补的情况,更是多有存在。因此,有鉴于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我仍然主张既注重纯粹思辨的理论演绎能力的培养,也更注重用对直接经验的归纳来弥补其不足,并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间的信息交流;
主张既注重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也更注重直接从现实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
主张既注重防止以整体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去制约电影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程,也更注重提醒潜心从事于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某一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的同志,能正确估量本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在提高全民族电影文化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者相辅相成,结合互补,才能较少片面性。

关于我国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乃至整个电视文化的建设,需要具备一种“着意于久远”的战略眼光的问题。

应当承认,无论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的需要看,还是从电影创作日趋繁荣呼唤理论引导的需要看,我们的电视艺术理论批评都是有愧的。造成这种滞后现状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恐怕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即我们缺乏一种“着意于久远”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眼光。

目前,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还很难说得上已经深化。现状是:就电视艺术批评与美学研究队伍而言,似乎还未能在宏观的战略眼光下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人才。北京虽然有专门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电视艺术家协会,三家的理论队伍却各自为战,缺少分工协作;
此外的理论批评队伍则大都从属于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将理论建设的使命附属于播出单位,理论批评联系实践的优势明显,但其独立品格和尊严恐难以保证。但令人欣喜的是,自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先后建立或开始筹建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这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不少高等院校文科也纷纷开设影视艺术理论与电影美学选修课,一支由高校从事影视艺术教学的师资组成的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就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而言,由于缺少战略考虑和统筹安排,影视艺术理论研究、影视艺术作品批评和影视创作规律探索,在目前还基本上是混为一体的。这也不利于理论批评的深化和科学化。这三方面应当有区别也有联系。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侧重于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化。这样,理论思维和批评水平才可能改变平庸浅薄和就事论事的局面而强化理论深度,才可望顺应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升腾到更加科学化、细密化的新水准。至于影视艺术美学,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真正进行哲学领域里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言:“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这样,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才可望作为“着意于久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是老一辈文艺家、电影家的夙愿。我的恩师钟惦fěi@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不甘寂寞,想写一本电影美学”(注:《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见《钟惦fěi@①文集·下》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令他蒙冤罹难。二十余载,只能在写检讨中过日子。直至年逾花甲,才在新时期抱病组织班底,受命主编《电影美学》。只可惜,仅仅出完《电影美学·1982》和《电影美学·1984》,病魔便夺走了这位“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的电影美学家宝贵的生命。但他留给我们的千古文章,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也为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美学体系,指明了方向和要领。我们应当认真继承,反复领会,付诸实践,受用无穷。

在周扬为《电影美学·1982》所作的序中,钟惦fěi@①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来对电影美学研究的思考成果(据笔者亲身经历,知周扬这篇序的起草者即是钟惦fěi@①)。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哲学美学研究之风大甚,而艺术诸门类则多忙于自身的实践,无暇顾及这方面的事情,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这篇序精辟地阐明了建设中国电影美学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电影美学的根本问题还是由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建成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观念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既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也是我们的审美理想。”“没有这样的审美理想,电影美学就将失去它崇高的目的和本身应当具有的魅力。”二是“我们的电影,正如其它艺术一样,是为人民的,首先是为劳动人民的。”“近五十年和更长时期的中国电影,应该成为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精通业务,就是要懂得业务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轻视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是不对的。”三是“电影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决不可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要善于吸取西方电影美学中适合中国国情的营养,“为我们所用,而不是‘随风飘去’”。四是要“建立良好的学风”。“美学上有些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几千年,至今没有结论。我们的学术和艺术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不同艺术风格的竞赛中逐渐有所进步和有所突破的。”(注:见《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1~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

上述四条,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思路、再到学风建设上,为电影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了极为重要、精辟的意见,是我们后学者创建电影美学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新时期以来,钟惦fěi@①还就电影美学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光芒的论文,如《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问题·序》(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196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回声——电影美学札记之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30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拟〈电影美学〉序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5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的追求》(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9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电影美》(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1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5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1984编后记》、《平安里美学——又说〈乡音〉》、《致〈电影美学〉写作组诸同志》、《电影学的思考方向》等。他深刻指出:“美学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电影美学尤其如此。它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诸方面,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显得更突出,而且在艺术诸门类中也具有边缘性,使它既从诸联系中认识它之所以成为综合艺术;
又从区别中把握电影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的美学不等于政治,却比政治更深;
不等于世界观,却比世界观更具有实在的内容的粗略叙述。不比诸姐妹艺术源远流长,造诣高而且深,却使诸姐妹艺术在银幕上发出难以磨灭的异彩。电影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艺术家可以不承认它,但更严峻的还在于它是否承认艺术家。”

这段话,字字珠玑,不仅对电影美学建设,而且对电视艺术美学建设,都具有明鉴作用,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

论及电影美学,钟惦fěi@①先生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电影美学一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广大观念。这是我们的电影美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意识。”这话,同样适用于受众面更广的电视艺术美学。

电影观众学即电影接受美学,是电影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玄妙的电影,倘无观众,是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创作,提倡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出现了那种以“玩艺术”为宗旨的令大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发行拷贝数几乎为零的如《雾界》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劝导电影艺术家们,万勿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脱离大众的审美需求,搞贵族艺术,这是决无出息的。但这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必须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下功夫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须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

勿庸讳言,无论在电影领域,还是在电视艺术领域,时下对“观赏性”的认识,都存在着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片面性。

一种是远离大众审美需求,无视观赏性。如前所述,这较易识别,其谬误显而易见。

另一种是盲目追求观赏性,片面抬高观赏性的地位和价值。这往往是在“尊重观众”的唯物史观旗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因此,较难识别,常常以假乱真。其实,所谓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原本不是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同一范畴里的概念。前者是以观赏者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接受美学范畴:后两者均为以艺术品自身的品格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作品美学范畴。按照语言学、逻辑学的规范,要求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概念,才能在一定范畴里进行推理,从而保证判断的科学性。显然,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拉到同一范畴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推理、作出判断,是欠科学的。更何况,观赏性虽然与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决定它的主要因素不是艺术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而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譬如,电视连续剧《孔子》,在山东大学从事儒学研究的教授们那里,看得津津有味,观赏性甚高;
而在文化素养较差的城市“盲流”那里,却知音寥寥,观赏性甚差。由此可见,观赏性与作品本身关系并不直接;
决定它的,倒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再,观赏性还是个变量,而非恒量。昔日的“毒草”,今成“重放的鲜花”。如老舍的《茶馆》,五十年代演出,因其舞台上烧了纸钱,适逢“一化三改造”刚过,于是被斥为“替资本家招魂”,观赏的结论是“毒草”;
而新时期以来,只消于是之先生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一站,便被观赏者赞为“一身都是文化”,《茶馆》成了传世之作。且,即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审美接受空间不同,观赏效应亦迥异。评委们评奖,在审看间里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看,与回到家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其观赏效果能一样吗?惟其如此,以接受美学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计,倘给观赏性下一定义,则至少应表述为:它虽然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这是极为复杂的。

我这样分析观赏性,绝非咬文嚼字,更不是玩概念游戏,而是事关电影美学和电视艺术美学建设的大计。理论思维与美学思维的失之毫厘,势必造成创作实践里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历历可鉴。

强调科学地认识与清醒地追求观赏性,不仅因为这攸关电影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还因为这关系到全民族的美育。美学与美育,关系密切。美学是美育的理论指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大众的美育水准,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明的水平。本世纪之初,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石破天惊地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兼容并包,广纳人才,造就了一个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组织准备的新北大。而新中国诞生之后,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误把美育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教育方针里剔除了美育。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只消看一看“”种种毁灭人性、践踏人的尊严的丑行劣迹,便令人痛心疾首。事实雄辩地证明:就人的综合素质而言,德育、智育、体育当然重要,但美育却万万缺少不得;
德育不能代替美育,而德、智、体三育之中,却都须贯穿美育。美育对于开发人的智力、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激活人的创造能力、提升人的综合素质,都极为重要。据说,当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仅源于智商,更源于情商,且情商的作用远甚于智商;
不仅源于左脑,更源于右脑,且右脑的能量大约为左脑的十万倍。电影和电视艺术是两门受众面极广的艺术,它们作用于大众的审美神经,正、负面效应都极明显。如果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始终把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纳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范畴,那么,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艺术创作就能面对着市场经济大潮下强大的媚俗思潮而保持清醒、明智的头脑,处理好适应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片面地认识和追求观赏性,盲目地媚俗从俗,那就势必弱化、消解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败坏大众的审美情趣,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中华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便是靠极具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所以,电影接受美学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应是科学地认识和清醒地追求观赏性。

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1活在黑桥

生活在黑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全方面的锻炼与挑战。在黑桥的居民区中,狭窄的巷子,无章的商业招牌,以及乱搭乱建的现象,使原本规整的二三层楼群变得鳞次而无法栉比。除人口基数大以外,人口分布密度却呈现出严重的失调。在地理空间上划分,位于黑桥村西偏北部的居民区,一间60平米的两室一厅民宅除了主卧、次卧要独立为单位出租外,仅有的客厅也要装修成隔断间对外租售,就这样无论是幸福的三口之家还是新婚的二人世界,都要面临至少6人生活在60平米的公共空间里。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人口居住密度,还是煤气、水、电的能源消耗方面,亦或者说是二氧化碳和氨气的排放量来看,都是严重超标的。而位于村子北偏东以及东南部、南部的仓储区、工作室区则呈现出地广人稀的景象,对于这一区域的艺术家们来说,工作室的租金在每日每平米0.5到1元之间不等,自来水基本为臭的近几年有所改善,供电为工业标准,每度约在1.5元左右。在黑桥,餐饮行业曾经是一个问题,一来是像样的餐厅很少,二来是卫生无法达标,因此每次就餐后也最好订制一份与药店止泻专柜搭配的套餐,而随后开业的蓝房子酒吧,小美厨房和后院披萨,当然还有著名的六道院烤全羊,也填补了黑桥村餐饮业正规军的空缺。

2矛盾黑桥

黑桥是一个矛盾体,他的矛盾来源于其中各个方面的差异。大量的现居人口和恶劣的生态环境;
进一步是杂乱的村落,退一步是繁华的望京城市;
接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前卫的艺术家与来源于乡土思想保守的务工人员这一对对差异促成了黑桥社会关系中的复杂性于多元性。黑桥村与其他的城乡结合处有着相同的特点,只不过与它比邻的是北京这个巨无霸的世界大都会,因此各方面的对比会显得更加尖锐。前文笔者描述了黑桥的人口分布,而巨大的生活消耗也促使黑桥村出现了大量的生活垃圾,通过雨水的渗透导致地下水资源污染,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日益增长的社会人口与不断下降的生存环境成为了黑桥村的客观矛盾。除此以外,房地产开放商的风吹草动,也成为黑桥人民最关注问题,一方面看重房租便宜,文化集群努力的挤入黑桥。另一方面,因担忧随时可能发生的拆迁而惴惴不安,这似乎加重了黑桥人民生活中危机感,也成为很多艺术家创作的灵感。因此,希望长期稳定的居住诉求和国家频繁的房地产开发成为了黑桥村更大的现实矛盾。

3创新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