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哲学范文第1篇一、善之准在生哲学家尝谓:“以常识非哲学，疑若可笑，实则哲学之穿凿迷障，正当以常识正之耳。”［6］719面对在中西方哲学中自来便成立说绕不开之根本话题的“善”，刘先生却举重若轻地以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文学哲学【五篇】【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文学哲学范文第1篇
一、善之准在生
哲学家尝谓:“以常识非哲学，疑若可笑，实则哲学之穿凿迷障，正当以常识正之耳。”［6］719面对在中西方哲学中自来便成立说绕不开之根本话题的“善”，刘先生却举重若轻地以一“生”字准之。初看来，似乎题不对义，也无奇特深刻之感。然而，这位“神童”加“天才”的旷世奇才从来出手不凡，他的“常识”是通达“神奇”而为言的。他虽一边言“夫平常神奇者，相对之词，宇宙固如是，即平常，即神奇，本无分别，特以人间所见有常有罕，遂以较罕者为奇耳”［6］737，可也不得不承认“此固非深探人生而推本宇宙无以言之也”［5］263。刘咸炘先生说:凡人之所以学问思辨者，无非求善，而天下之难辨者，则无过于善。善者价值之词，价值必有标准。审天下之所谓善不善者，固不以生为标准。杀人为不善，以其伤人之生也;淫欲为不善，以其戕己之生也。或谓全己之生非善，全人之生乃为善，则试问全人之生何以为善?岂非以人皆欲全其生乎?其他所谓善不善，莫不如此。故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也。夫如是，则人既生矣，即既善矣，何乎斤斤然讲道术乎?斤斤然讲道术者，求善其生也。既曰求善其生，则是生有善有不善矣。与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之言毋乃太相谬乎?曰:非相谬也。凡所谓生之不善者，浅见者以为生耳，实善不生也。杀人者人必杀之，欲全己生而终害己生也。淫人自以为尽生人之乐，而不知漏脯救饥，暂饱而终死也。是故生有尽不尽而以久为善，善之准在生而尤在久生，久即善，不久即不善。［6］638由此，刘咸炘先生认为，善的根本义准在生，而生的根本保障也正在于善。一方面，“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与此同时，斤斤然讲求道术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明白真正的生唯有依赖决定生否的善作为根本标准。刘咸炘先生进而谓:“善否乃定于生否，完成其生即是善性，即人所以生。”［6］679《易传》谓“生生之谓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种“生生之德”即《中庸》所谓“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之“天德”，或许也正是《卫灵公篇》中孔子告诉子路的“由!知德者鲜矣”所指之“德”。在刘咸炘先生看来，此“德”或“天德”无疑为至诚纯善之道体，因此，人以纯善而成全其生，通达天人一贯并非玄幻。天道之德乃生乃善，因此说“善之准在生”，“善否乃定于生否”。此也正证成“生即善”，故刘咸炘先生谓:“儒者所证得者，止此生生之机。”［6］790不仅如此，刘咸炘先生还引证西方学者亦有相同之见。如他说:“法人戴森柏作《自然道德》一书，作善之定义曰:所谓善，乃足资保全与扩大生命之任何事物，乃谓促助个人与其所隶社群和谐伸张之任何事物。”［6］682此外，刘先生还认为除却高深之哲人，就是像斯宾塞这般主进化论者，也不得不以“最高之行为，乃引致最长最广最圆满之人生者也”［6］682为准，也不得不以人生为善准。因此，刘咸炘先生指出:“以完成生之本身为善之本，非新说也，乃古今中外深达之贤哲所同主。”
二、人生鹄的
刘咸炘先生曾说:“明乎人居宇宙，以本身言，必有所守;以对他言，必有所事也。诸动物只全其生，以物养物，是谓事物。人之稍上者，更全其情，以心交心，是谓事人。其最上者，更全其性，尽性合天，是谓事天。此三者为算数然，后数该前而最高也。事天以全归为终。《老子》亦言治人、事天、全而归之，而以归根复命为宗，与《礼》之以反本复始为大义同也。”［6］643在刘咸炘先生看来，人不仅具人身，人还具有人性。因此，除了物欲感官、功名利禄的追求外，人生难道不应该有更加超拔的高尚追求吗?人生从来就不只是建立在唯物之上的无限感官欲望与冲动，除却物质性，人还本具神性。孟子即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固也”(《孟子•尽心上》)之说。人得天地之神性灵秀而生，故而本来就不是与天道判隔为二的，人不仅可存心养性事天，尽心知性知天，更应该性修返德与天为合。而且，在刘咸炘先生看来，这才是人之为人生命本身最为根本、最为终极之价值意义所在。人有物质感官的“小体”，也有神性灵秀的“大体”，如果只从“小体”追求物欲与功利，过一天算一天，到死一切完结，这是人最大的遗憾与不幸!而人的至高生命则在于从其“大体”，进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达到尽性合天的终极价值。“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最看不起‘小人’———自甘堕落的人，这小人只是一个完人的小数点，瞬即萎缩消失，只有真正的人———真人、致人、完人、圣人，才是道德人格中最值珍贵的理想，他们共同追求的，正是要摄取宇宙的生命来实现自我的生命，更而推广其自我的生命活力，去增进宇宙的生命，在这样的生命之流中，宇宙与人生才能交相和谐、共同创进，然后直至无穷，止于至善!这就是中国民族最可贵的生命精神!”［7］172由刘咸炘先生之所见，可以说，“老子说得好:‘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所以中国的思想家永远要回到自然，在宇宙生母的怀抱中，我们才会走向正途，完成生命的价值”［7］111。所以刘咸炘先生才说:“今有一恒言曰:凡人生观必本于其宇宙观。盖凡言人道者，无非求合于大自然而已。吾华先圣之道不过曰尽人以合天。”［6］641因此，刘咸炘先生说:“圣人知宇宙之相续相联，故其言人道曰:上事天地父母，而下传子孙。全其所得于天地父母之性命，而与天地父母同为久大，是谓大孝。此即人生之目的意义。……盖相联同续在于一仁，所谓生生之机也。仁之本著于亲子间之爱敬。亲子者，相续之要，相联之始也。往者来也，以此相续;远者近也，由此而推。故圣人于是焉立教，顺自然也。”［6］642总之，刘咸炘先生将“人”与“天地父母”及“子孙”融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之中，将之纳入天道之“生生之德”的相续相联之“生生之机”之中。人此生不再是手段与工具，而是要在全其所得天地父母之性命并上事天地父母而下传子孙之高明薄厚的恢弘造化中，以成就人生所谓“最长最广最圆满之人生”正途。刘咸炘先生认为，盖于天地父母为孝子，于子孙为贤亲，于本身即完人。事天地父母即全其生，成己成他，同时一事，本不可以目的手段分。自延其生，即以延天地父母之生。［6］643－644唯有如此，方才可能在上达天德中尽人以合天，实现人生之终极意义。
文学哲学范文第2篇
胡适与康德的道德哲学
笔者试图以胡适日记、书信为线索，结合其相关论文来还原一段史实，也借此对其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和评价。关于胡适受康德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在康乃尔大学时期。早在“发奋尽读杜威书”之前，胡适已经在康奈尔大学学过几年哲学，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哲学训练和新唯心主义哲学的浸润。据江勇振统计，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五年共选修了十四门哲学课，而在哥伦比亚大学仅四门，其比重一目了然。“胡适一生的思想，是奠基在他在康乃尔大学所得到的人文素养的基础教育。他在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基础知识都是在这个阶段奠定的。甚至可以说，要了解胡适一生的思想，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发掘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所学、所读、所思。这是解开胡适一生思想的唯一锁钥。”[4](P262－266)“唯一锁钥”的说法还是有些绝对和过激，在胡适的人生道路上，构型其思想和观念也不仅是这几年，徽州地域文化、上海的风气之先，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等都在他的心灵深处刻下了印痕。但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是康乃尔大学的几年学习生涯对他思想成形的至关重要，由于胡适后来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及其后来有选择性的自叙，让我们在追述其思想演变过程时有意无意间凸显杜威而冲淡了这一段史实。胡适自称“厄德诺是(当代思想家中)对我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人之一。”早在转学哥大前，胡适在康乃尔伦理俱乐部听过厄氏的讲演，“我对他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十分折服，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所承继的中国文明的老传统。”厄氏是“伦理文化运动”新宗教的发起人，“伦理文化学会”也被称为是“道德文化学会”，“这一新宗教的基本观念是相信人类的品格和人类本身的行为是神圣的。”而他的这一思想来源又起自于康德，是“把康德的抽象观念具体化”。胡适也从厄氏的语录里“很容易看出康德和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对他的影响。”[5](P246)在胡适的留学日记里，记录了厄德诺语录[6](P296)，如:精神上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参互交错的关系。就是爱。就是把自己消费在一个别人的身上，而在如此做时，自己也得着鼓舞向上的影响作酬报;道德的责任并不是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等等。这些格言凸显了爱与道德的力量，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是作为人为自己立法的自律存在，强调通过个体的道德完善学会尊重他人，看重他人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令，即“大自然安排我们的理性时，其最后意图本来就只是放在道德上的。”[7](P609)在康德看来，道德的问题首先是人何以成为有道德的人的问题?而这道德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乃是全人类的道德，同时，道德也是履行自我立法的过程，道德的世界观就是把道德的准则转化为法则并严格遵守，归属于实践哲学范畴。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人道本身视为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个手段。”“尊重每一个人，并将这种感觉升华为一种敬意。”[8](P25)这无疑就是康德宣称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表述和观念的翻版。康德说:“真正的德行只能是植根于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不是思辨的规律而是一种感觉的意识，它就活在每个人的心中，它就是对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感觉，这样说就概括了它的全部。”[9](P14)康德认为人具有道德可完善性，必将在理性的教导下成为道德自律的人，由此形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之根基。尽管胡适在此征引康德的哲学理论是为了澄清与韦莲司之间纯粹的男女友谊的关系，但由此也清晰地写出了他对人与人之间乃至对人本身的一种判断和认识，即对每一位独立个体的绝对尊重乃至敬意。胡适认为杜威是将道德和社会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的价值也就在道德，至于这种观念则始于康德，“从康德至今，大家都讲艺术的利益，是要社会公共受享，不是个人所可私的。养成群性习惯，就是道德教育。”[10](P49)“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远不如不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10](P380)也就是强调道德上的一种自我要求和自我规范，是对康德道德自律的一种阐释和延展，和杜威提倡的“道德的观念，就是人生的观念。人生以外无道德，社会以外无道德”的经验社会道德呈现出不一样的思维路径。很显然，胡适对道德的理解，乃是将其视为一种自动和自律的行为，即人固有的理性法则，也就是说，事物和人本该如此，并不受制于社会的外在的任何压力，由此人也获得了自由意志。换言之，胡适对道德和自由的理解既超越了经验世界的思考，但又有着客观实在性，兼有先验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双重特点。胡适日记记录了和韦莲司之间关于“不争主义”的谈论，胡适对韦莲司肯定康德所谓无条件的命令，即道德律令甚表赞同，并将其与墨子的“杀一人以利天下，非;杀已以存天下”，是相提并论。[5](P51)或许是得益于这次交流，仅过一月，胡适已经决定将博士论文题目改为“国际伦理原则的研究”。他以为这有三大好处:时代的需要、自己的兴趣、图书馆以及哲学系老师的资源。所谓时代的需要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引发了胡适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是他当时的兴趣点所在，至于哲学系老师的资源也就是以康德研究见长。“康德哲学也正是康乃尔哲学系老师之所长。”[4](P308)胡适称赞康德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康德的人生哲学注重行为的动机，注重他所谓‘无条件的良心命令’。”[11](P486)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选读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具体研读《纯粹理性批判》，“还研讨了康德三大批判之见的关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序言:“我们的时代特别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批判”，这与胡适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口号非常相似，而批判哲学也正是人类本源的自由精神的体现，和道德哲学一脉相承。1915年3月19日，日记记载:“上星期读康德之《太平论》，为作《康德之国际道德学说》一文。”[6](P83)《太平论》即《永久和平论》，康德试图从哲学的根基上寻求解除战争状态，实现永久和平的方案。很显然，胡适那时决定将博士论文题目改为“国际伦理原则的研究”，应该和康德的这篇文章有关，而且在当时他已用英文写作了《康德的国际伦理学原则》一文。此文甚为重要，胡适后来很多的思想，包括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的端倪和脉络来源都可在此找到踪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甚或是修正我们过往对他的一些偏见。在论文中，胡适论述到:康德认为道德的理念必定属于真正的文化，人存在一个更高的道德能力。而政治道德家不应该将所有关于权利和公正的问题降为纯粹的学术理念，应当从规范的理念开始，即将这些问题作为道德问题处理。康德的国际道德标准为:“首先追寻纯粹实用理性和他的正义，然后可以实现你的目标，得到永久的和平。”换言之，康德将追求权利和公正纯粹的理念作为义务准则，考虑到理由的先验性。胡适以为康德的政治哲学虽有点不切实际和“古老”，但不是毫无道理，他得出结论说:于我而言，这仅仅意味着，在国际，国民间和个人的关系上，完全有必要注重向善的道德标准，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仅仅寻求严谨的戒律，像盲人在黑暗中摸索一样地去尝试和犯错。”[12](P91)以此观之，康德的道德原则是由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人为自己立法，是自律而非他律，这样也就达成了人的自由，而自由也正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
对自由与民主的阐释
康德对自由的理解并不等同于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康德对(合法的)自由的界定是:它乃是不必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权限，除了我能予以同意的法律而外。———同样地，一个国家中的对外的(合法的)平等也就是国家公民之间的那样一种关系，根据那种关系没有人可以合法地约束另一个人而又不自己同时也要服从那种以同样的方式反过来也能够约束自己的法律。这种天生的、必然为人性所有的而又不可转让的权利，它的有效性可以由于人类本身对于更高级的存在(如果他自己这样想的话)的合法关系的原则而得到证实和提高;因为他可以根据这同一个原理而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超感世界的国家公民。因为就我的自由而论，则我自身对于神圣的、纯由理性而可以被我认识到的法则并不受任何约束，除了仅仅我自己所能予以同意的而外。[13](P109)康德所说的最高级的存在也就是作为道德的存在，可见，康德对自由和平等的论证是以他的道德哲学为基础和支撑的，而在其自由、平等等权利概念中也蕴涵了相应的义务。胡适“倾向于认为康德的态度有很多有价值的真理。”包括共和制与国际联盟的“乌托邦想象”，对人类道德原则的确信及其对永久和平终将实现的期待与憧憬。[12](P104)唐德刚认为:胡适在接触杜威之前，对伦理文化派极为折服，但遇见杜威后，乃“尽弃其学而学焉”，变成实验主义的信徒了。[5](P262)其实此话并不尽然，因为到了1917年，胡适依然坚持从权利与责任的互为依存关系来阐述自由和平等，所谓“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不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个体和国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担负着责任和义务。胡适提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1](P614－615)很显然，这与康德的有关权利和自由的理论主张趋于一致。胡适谈自由时往往将其与民主并举，肯定民主的获得是以每个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在他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唐德刚认为胡适对科学和民主两个名词的诠释，是不折不扣的杜威之言，即杜威所说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概括为“美国主义”，也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概念化，而中国关于“人权”的争辩也就是“美国主义”中的大题目。[5](P352－367)实际上，唐德刚在这里将胡适的民主概念作了简单化的处理。
首先，胡适所说的民主不等同于杜威“经验即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的民主生活学说，倒是和康德的纯粹理性判断更为接近。正如夏英林所论，胡适的知识论是典型的康德主义知识论。[14](P52－58]周质平也评价“胡适谈民主，一如他谈科学。始终不在内容上着意，而只是在精神态度上立论。”然“民主毕竟是一种建立在法律条文上的政治制度，不谈制度而只谈精神，不免把民主抽象化了，使人觉得无从捉摸。”[15](P240－241]确实，胡适对民主的阐释并非基于杜威的实证主义的知识认知模式，也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践形态或政治运作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进入到了康德的主体精神和纯粹理性的层面立论。胡适1953年再一次重申“天赋人权”和自由民主平等等概念均是人的纯粹思维的产物:“人权并不是天赋的，是人造出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个理想，不是天赋的。”[16](P2299)胡适对民主的定义是: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15](P230)而“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16](P1737)至于个人主义的真义在于，提倡人人要做成一个能“自立”的人，要“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1](P632)胡适所说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有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的个体，即民主是与个体的自由和完善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自由独立的个体的存在和保证方才有社会民主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实现康德所谓的作为人类最高级的存在即作为道德的存在，即“人是(在自然目的中)意识到自己必然要以道德律为终极目的的存在。”[17](P406)才可能达成人的自由和现实的民主。
其次，胡适的理想政体并非是美国的民主政体，而是康德所建构的“乌托邦”想象，即将民主看作一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人的道德完善趋于一致。胡适日记记载:“尝谓欧人长处在敢于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托诸‘乌托邦’。柏拉图之《理想国》，培根之《新大西岛》，穆尔之《乌托邦》，圣阿格司丁之《上帝之城》，康德之《s论万物之终结》及其《太平论》，皆乌托邦也。乌托邦者，理想中之至治之国，虽不能至，心向往焉。”“今日之民主政体虽不能如康德所期，然有非柏拉图二千四百年前所能梦及者矣。”[12](P77)换言之，胡适关于民主政体的最高理想乃是康德“太平论”中勾勒的共和制“乌托邦”。“这种在康德理解意义上的共和制，它从未在世界上存在过。无论这个世界上何种形式的共和制都只是对这个理念部分和不完善的表现。这包括欧洲国家的英国和美国，即使在美国Madison或者Mckingly都能够轻易地以保卫国家或荣耀的名义，给人民强加一个战争。”[13](P101)康德认为民主政体也是一种专制主义，是以表面的民主掩盖了大多数人的暴政。胡适也强调“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15](P232)因此，胡适以为，美国的民主政体并不是最完美的政体形式，民主的真谛也并非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政治图示，而只是个“活的生活过程”。[18](P558)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胡适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解，均是基于对人类先验的道德固有的自信。康德看到了人性卑劣背后的道德禀赋，“人类有一种更伟大的、尽管如今还在沉睡着的道德禀赋”[10](P115)，“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仅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能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然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17](P404)胡适在《告马斯》诗歌中也唱道:“爱和法律将匡正人类之过失———和平和正义将为人类谱写新曲。”[6](P85)显然，胡适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解自有其坚实的道德哲学根基，他自谓和陈独秀口号式的呼喊有很大的不同:新文化运动时期虽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旗帜，但就提倡者陈独秀而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便也很容易被真的曲解了。”[5](P351)
文学哲学范文第3篇
哲学史有本来的哲学史和书写的哲学史之分。本来的哲学史是历史的东西，书写的哲学史是逻辑的东西。如何看待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关系，是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只重视历史的东西而忽视了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范式一直建立不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也无法以哲学史的身份加以叙述。为此，本文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以期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范式。
逻辑的东西研究之必要性
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之必要性，是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状况决定的。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经过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模式简单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之中，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开始就缺失了研究逻辑的东西一环。由于没有研究逻辑的东西，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始终存在着两个缺陷：
其一，在叙述的主线上，缺乏逻辑的一贯性。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都只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后来，我国学者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称之为领袖思想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了，首先是把第二国际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次是把思想、邓小平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紧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思想家的介绍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下，以国别史的方式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各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作思想材料的扩充，并没有实现形式上的更新和突破。而没有形式上的更新，思想材料的叙述必然杂乱无章。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就是如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体例不论是在总体的结构上，还是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都极不协调，也不一致。在总体结构上，主要表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书写结构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写结构不一致：前者基本上是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后者却是以国别或派别为主线；
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时而是人物思想的叙述，时而是重点著作的介绍。造成这种结构上和体例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逻辑主线。由此可见，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书写的问题主要出在形式上，而不是出在内容上；
形式的问题解决了，内容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形式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逻辑的问题。这样一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就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二，在叙述的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抽象。从方法论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体例的不一致和不协调，究其根本，是我们没有对经典作家的原著解读模式作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辨析。根据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经典作家原著的解读模式恰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这一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是有用的，但是，把它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上来却是有问题的。因为研究方法呈现出来的，只是经验的材料、历史的东西，而不是思想的联系、逻辑的东西；
如果经验的材料不相同，那么，叙述出来的各个部分之间也必然不一致和不协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的体例不一致和不协调恰恰是因为使用了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因此，要克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缺陷，就必须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法。
不可否认，叙述方法要以研究方法为前提，它只能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确立，但是，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叙述方法就能够建立起来，从研究工作的完成到叙述方法的确立，还有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个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研究工作的结论进行分析、概括和抽象，从中找到叙述的逻辑起点，就像马克思找到“商品”这个概念作为叙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那样；
第二，进行理论的和方法论的研究，建立驾驭和叙述材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这一工作并不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开始的，而是与研究工作交替展开的。就像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样。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状况看，最重要的、也是亟待解决的，还是后一方面的工作。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分开来，缺乏逻辑的抽象，所以，找不到叙述的原则和叙述的起点。从这一方面看，我们同样需要开展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这是属于研究方法的内容；
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原则，这是属于叙述方法的内容。这两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建构来说，缺一不可。
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与历史理性建构
在哲学史上，对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的研究并不是统一的，因而也不存在既定不变的逻辑的东西，相反，逻辑的东西从来就是随着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被建构的。在哲学史上，我们不仅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还有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的哲学史。前者属于近代哲学的哲学史，后者属于现代哲学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在批判近代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不仅如此，它在创立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浪漫主义思潮、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的强烈影响，而在20世纪的发展中又吸取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且在东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形态，这些都不是用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能够叙述出来的，必须采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建立现代哲学的历史理性，才能叙述出来。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历史理性都是在文化哲学的范式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哲学史的领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时间向度。二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这是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传统和不同形态的历史演变。这两个特点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内容。但是，有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有了历史理性的内容的规定，还是不够的，要把历史理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之中，还需要开展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叙述方式。长期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殊性为由，拒绝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其他一切哲学是不同的：其他哲学本质上是知识论的，因而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哲学创造中从来就没有作抽象的概念的研究，而是紧密地结合时代的问题、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由于这一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能采用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实践性而具有反概念化、反体系化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主线。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把“抽象力”和“叙述方法”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规律和表达自己思想的主要方法。这一点就已经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它从来不拒绝哲学的逻辑，不拒绝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拒绝用概念的、逻辑的方式来叙述自己的思想，相反，它是把哲学的逻辑、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其能够穿透现实，改造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更为具体的学科，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融哲学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学说，就在于它运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哲学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逻辑的抽象，发现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这就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工作。
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这一历史，就其按照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是理性的，是一般的。但是，就它在不同民族的发展以及所形成的理论形态而言，它是多元的，是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叙述原则。概括起来，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准确地描述各个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面，但这一精神不是预成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就必须研究哲学家个体的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这是从整体上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
第二，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时间向度；
第三，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比较，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空间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别着重表现在两点上：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析之上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它的发展以及在不同民族的表现，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是在融合和改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实现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发展，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完成了这种内史和外史的清理工作之后，才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哲学史的科学。
第二，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我们还必须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是由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决定的。
文学哲学范文第4篇
在这里,歌德正是凭着他对文学的深切感悟,从最引人注目的爱情入手,打造出了这样一个“定时炸弹”。不仅如此,歌德为了让他的故事更加抓人,还特别采用了当时最被受众欢迎和喜爱的形式———书信体。要知道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写信可是最好的保持联系增进感情的方式:那种静夜灯下的奋笔疾书,那种如晤交心的敞开心扉,它过瘾,上瘾!所以当英国作家理查逊正式将这种小说形式推广开来之后,迅即风靡全欧。在这部小说中,歌德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种“时尚”和心理,他让整个小说变成了近百封或长或短的书信,从而一展这种文体的魅力。我们读小说,感受到的仿佛不是与己无关的人和事,而成了你的朋友甚或是你的爱人对你的交心和倾诉。那初次相逢时的如痴如醉,那天天造访时的身不由己,那相对凝视时的目光交流,那手脚相触时的血液沸腾,简直就让我们感同身受。所以当主人公朝思暮想,进退两难,爱愿难遂,决心辞世的时候,我们的心早已被紧紧箍住,让你难以喘息。终于,神经有些脆弱的读者受不住了,他们也像维特一样,抱着小说,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所以,毫无疑问,在这个小说中,作者正是凭着他的这种艺术构建,让爱情与书信融合,关注与感动同在,它一下就把你牢牢地抓住,让你躲都躲不开。然后你便身不由己、心甘情愿地任凭他的主人公把你引向他那波涛汹涌的内心深处。由此可见,《维特》的激动人心之处,首先在于爱情,其次便是体式。正是这“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愉悦”。如果换成别的“内容”或“形式”的话,我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去那么关注它。而且如前所言,人的情感“愉悦”,远不止欢乐,它还有忧伤和悲戚。而这里,就是如此。试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显然不是一般的爱,它是一种夹杂着愁思,甚至裹挟着悲痛的爱。因为它想得得不到,可望不可即,忘又忘不了,丢又丢不下。所以它有欢乐,更有悲伤。而它带给我们的“愉悦”也就变成了充满更多揪心的伤感,以致“震撼”。不是吗?“美是这样一种东西:带有热忱,也带有愁思,它有一点模糊不清,能引起人的揣摩猜想。”[4]225所以,歌德这里对爱的描写,已经上升到了“审美”的层面,它让人刻骨铭心,因而催生出的也就是情感的“深层愉悦”。而这便是《维特》成功的真正秘诀。行文至此,似乎已无须多言了,这就是这个“最个人化”的小说之所以能达到“最不个人化”的结果的原因所在。作者用看似与时代最不沾边的、最无足轻重的“卿卿我我”的事,道出的却是最有分量甚至撼动了时代的悲歌。歌德在这里的表现,实际完全应对了贺拉斯那个着名的文学原理,即:“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5]113所以《少年维特》在这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寓教于乐”,它把人们最熟悉的、最心驰神往的爱情用“烦恼”作了诠释,用时代作了对应,因而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奇效。总之,我们从《维特》这个事例中可以得出,文学始终都是一种幽默(愉悦)的艺术,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就是感动。那些所有的崇高与神圣都是在它的诙谐与戏谑中表达出来的。正因如此,文学与我们同在。
《浮士德》:童话般的哲学
我们知道,《浮士德》是歌德最有“分量”的一部标志性作品,是大师用了60年的时间精心完成的一部人生感悟的巨着。由于它包孕了太多的内容,包含了太多的“定律”,提出了太多即使是现在也仍然发人深思的永恒问题,它被公认为是一部哲学着作。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如此深刻内涵的超级巨着,歌德在打造它的时候,依然没有“正襟危坐”,反倒是越发地“幽默”起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整部作品,通篇充满诙谐,他让上帝、魔鬼与人共舞,他甚至不惜将古老的传说写得越发神奇,他把原有的笑料放大,他让人们在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来感受他的“文学哲学”。其实,对于这部作品的写作取向,作者在《舞台序幕》这个“开场白”中就做了明确的说明,他借“剧场经理”之口,一开始就道出了他创作的基调:“你们二位(指“剧作者”和“丑角”)经常帮助我应付重重难关,那么说说看,对于我们在德国的尝试有何高见?我唯愿让众人个个喜欢,特别因为他们吃饱了也赏我一口饭。棚柱已经撑好,戏台已经搭成,人人巴望着一个盛会。他们眉飞色舞,心平气和,端坐在那儿,正等着来个喜出望外。我懂得怎样把民众的口味迎合,可从没有如此狼狈过:他们未必惯读第一流的作品,却乱七八糟地读得太多。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使一切新颖、别致、具有深意而又令人快活?”[6]3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开宗明义的道白,它的意思可以说再明显不过。他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在他这个倾注了一辈子心血的作品里,他要把“愉悦”放在第一的位置。不管里面有多么深的寓意,有多么先进的思想,他首先要让观众喜欢,让他们看了之后能感到“快活”。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初衷,所以在接下的编排描写中,他便处处贯彻他的这个理念,无论叙事、抒情、说理、议论,始终围绕着“逗乐”来展开。纵使谈的是“原则”问题、重大事件,莫不如此。难道不是?你看在“天堂序曲”中,他首先设计了上帝和魔鬼的“赌赛”。这个对人的认识的设计可谓充满悬念。他的目的无疑就是要从一开始就紧紧把人们抓住,然后让他们“身不由己”地进入他艺术的迷宫。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他更是让魔鬼与浮士德形影不离。在这儿我想特别指出,浮士德与魔鬼相伴,恐怕还不仅仅是正与邪的谕示,它应该还有“无所不能”、“任意施展”的“幽魅”(即幽默和魅力)在里边,因为正是有了魔鬼的助佑,浮士德所有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比如返老还童、比如“呼风唤雨”等等才变得“真有可能”。而且对于作家来说,由于魔鬼无所不能,所以他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要多神奇就多神奇。总之,歌德给这个“魔鬼”赋予了新意,它已经不再是或不仅仅是那个人人憎恶的恶魔,它甚至变得有点可爱:它给我们带来神奇,带来欢乐!在整个作品中,歌德正是凭借他的这个类似于“欲擒故纵”、“移花接木”般的“幽默”,让“魔鬼”贯穿始终,它一次次地“诱惑”着我们,让你“乐此不疲”。比如在“知识悲剧”中,他让魔鬼以“卷毛犬”的“原形”出现,摇身一变而为书童。在“爱情悲剧”中,他让魔鬼领着浮士德来到“女巫的丹房”,“一大杯闻名遐迩的琼浆玉液”,顿时使年过半百的浮士德返老还童变为翩翩少年。在“艺术悲剧”中,他更让浮士德与海伦结合生子,享尽天伦之乐。在“事业悲剧”中,他又让浮士德借魔鬼之力,发动百姓移山填海,变沧海为桑田……在这里,他利用这个魔鬼,制造着一个个神奇虚幻的故事,他那对人生和世道的感悟也便在这一个个神奇的故事当中得以呈现。而他笔下魔鬼的那一段段“即兴表演”,最是精彩,简直让人看了忍俊不禁,过目难忘。比如“莱比锡地下酒店”的那一段,一群大学生正在碰杯痛饮,梅菲斯特加入了进来。他先唱了一曲“跳蚤歌”,引得众人大乐,然后又要了个钻头,嘭嘭几下在桌上钻出几个洞来,便是“美酒如山泉,涌流更滔滔”。于是大伙不由得齐声唱道:“我们喝得酩酊大醉,五百头野猪 挤成堆!”乐了个“不亦乐乎”。在“政治悲剧”中,歌德更是充满“奇情异想”。他首先让魔鬼梅菲斯特领着浮士德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金銮宝殿,那个久远帝王的昏庸误国便昭然若揭。而当浮士德拿着梅菲斯特给他的“魔钥”,招来了那对让女人春情荡漾、让男人销魂忘形的“绝世佳人”时,故事发生了。浮士德要阻止海伦被“拐走”,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用“魔钥”捅向帕里斯,结果引起一场爆炸。“浮士德倒地。幽灵化为烟雾。”梅菲斯特“把浮士德扛在肩头”,溜之大吉。与此同时,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正在进行“人造人”的实验,几百种元素在蒸馏、升腾、逐渐增长,一个小人儿终于创造成功。小人儿发现浮士德迷恋着海伦,便自愿带他到古希腊去寻找……这一桩桩奇事,一道道奇景,简直就像一部童话。它美轮美奂,让人痴迷。剧中人为此发狂,读者或观众也无不“快活”。而在如此神奇的描写当中,作者要表现的诸如世俗生活的快乐,统治者的荒淫,“灵”与“肉”的搏斗,正与邪的比拼,以及意志、欲望、享受、创造、动摇、迷惑、追求、超越等等,全都让观众尽收眼底。在这里,作者完全发挥了原有传说的魅力,他利用魔鬼无所不能的神通广大,尽情地施展着他的魔法,编织着一个个神奇而引人入胜的画面,他真正做到了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相融合,庄严中有诙谐,愉悦中有讽喻,叙述夹杂着描写,议论包裹着思情,让所有的受众无不乐在其中。总之,这样一部饱含哲理的巨着,在书写上却十分神奇。它根本不像哲学家那样以深奥吓人,而是处处凭借“插科打诨”、诙谐戏谑把受众牢牢抓住。它带给人们的是比哲学更加丰富、更加令人激动的感受。歌德的做法表明:诙谐并不排除深刻,深刻并不代表深奥,“文学哲学”不等于“经院哲学”,文学一定要懂得幽默,文学的思想就是如何在幽默中让受众沉思。
《威廉?麦斯特》:“成长”也需“幽默”
不管怎么说,这个小说在歌德的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我们认识“歌德本人的政治思想、社会理论、道德观念、哲学和美学观点的一部必不可少的着作”,[7]225是传达歌德的生活体验和他所认识的“生活真谛”的“教育小说”,所以在这里我们谈论歌德,不能不提这部作品。这部小说由《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两部构成,在写作上也像他的《浮士德》那样前后经历的时间很长,断断续续。但总括整个小说,如果我们暂且不论他的“政治思想、社会理论、道德观念、哲学和美学观点”的话,它实际就是描画了威廉人生道路上的三个阶段,即幻想阶段,成熟阶段和进一步“成长”、获得“生活真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通过“戏剧使命”(《学习时代》的前半部)完成,描写出作为一个年轻人,威廉深怀“改造社会”的雄心,全身心投入到戏剧活动中,但实际生活,那各种各样复杂的人和事,使他渐渐发现,他连这个社会都没有认识清楚,何谈什么改造?第二个阶段,主要表现在“学习时代”,通过他的反思,他渐渐有了这样的感悟,即人生在世,除了要有理想之外,还必须学会在与广阔社会的交往当中如何驾驭自己,使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所以接下来的威廉,进入到了比戏剧领域更广阔的社会这个大舞台。在与社会的广泛接触中,他不断地反省自己,调整自己,他不断地克服着“幼稚”和种种“偏激”,把挫折看作是一种获取。第三个阶段,则是“漫游”,通过眼界的进一步开阔,威廉从更深的一个层面上理解了生活,认识了社会,最后终于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这就是:人生在世真正的价值在于,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小说正是通过威廉的这三个阶段,给我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愤世嫉俗,不如研究认识社会,进而适应社会,最终给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做出一点个人的贡献。而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这就是歌德的这部小说给我们展现的威廉的大致经历,当然也是歌德自己所走过的心灵历程。他曾经这样谈起过这个小说的创作心得:“《威廉?麦斯特》的开端起源于一个对于这伟大真理的朦胧的预感:人往往要尝试一些他的秉性不能胜任的事,企图做出一些不是他的才能所能办到的事;一个内在的感觉警告他中止,但是它不能恍然领悟,并且在错误的路上被驱使到错误的目标,他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8]1“人尽管干了各种各样的蠢事,陷入各种各样的困惑,但是只要有一只高高在上的手给他指引道路,他就会达到幸福的目标。”[2]112在这部小说里,歌德借着威廉的脚步,回顾总结着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大师的人生目标,信念追求,崇高理想,以及务实精神。在小说中,威廉的人生之路并不是平坦的,他也走过好多弯路甚至是错路,但他给我们的感觉总是一直在往前走,他始终都在探索,在追求。这种永远向前的精神,既是歌德自己的写照,又是歌德这部小说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思想”。由于在内容上的这种特殊性,由于歌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表达他的这样一种思想上,所以他的这个小说没有像他的其他小说比如《维特》那样凭靠情节来支撑。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深谙文学之道的大师,歌德在这个特殊的作品中,仍然没有忘记那种带给我们亢奋的文学因素。他甚至一有机会,就来一下“幽默”。比如在《学习时代》里出现的迷娘与竖琴老人的故事,严格地说,这是与威廉的“探索”没有多大关系的。它的出现那样迷离,他们的死亡又是那样奇兀!“你叫什么?”他(指威廉)问。———“他们叫我迷娘。”———“你几岁了?”———“那可没人数过。”———“你的父亲是谁?”———“那个大魔鬼死了。”[8]84《学习时代》没开始多久,迷娘就这样出现了。在接下的篇幅中,她的身世就像谜一样在书中飘荡,她的身影时隐时现,让人难以释怀。直到《学习时代》的最后一部,作者才对迷娘和竖琴老人的来龙去脉作了个交待:原来老人是意大利贵族,他在狂热和偏执的驱使下,竟与自己的亲妹妹相爱,并生了一个女儿,即迷娘。他为了忏悔,到处流浪,以此赎罪,最后自杀而死;而迷娘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心身受到损害,死于疾病。这是一个多么凄婉的故事,它完全可以独立成篇。但是作者却偏偏把它放在这个探索的小说里,而且让它“贯穿全篇”。最后的“交待”是由一个侯爵讲述的,中间又倒给另一个人阿贝转述。他的真名叫奥古斯丁,侯爵又是他的哥哥。这种编排,不是与威廉的“成长”有点“跑偏”吗?而且他层层设疑,峰回路转,分明要把人引入另一个“胡同”,但实际这仍是文学的幽默。在这里,作者是用迷娘的故事烛照了威廉的成长,呈现出的是一种“成长”中的“移花接木”。综上所述,文学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不论谈天还是说地,也不论叙事还是抒情,幽默始终不可或缺。正是因为幽默,文学“穿越”了哲学,也“穿越”了神学,当然还有科学。而这也正是本文谈论歌德的用意所在
文学哲学范文第5篇
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明代哲学史和明代道教哲学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从义理述谓的形式上来讲，张宇初道教哲学立足于明初中期中国哲学传统经典的全体，深入三教哲学理论的内核，通过创造性的批判重构和哲学诠释，寻索和开拓道教哲学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从学理内容上讲，张宇初哲学传承老庄、特别是老子的虚无和无为思想。正如卿希泰先生所论:“张宇初的修道思想，是以他的‘天人一致’的宇宙观为基础的。他以老子的虚无思想为核心，结合了儒家的有关论述，从宇宙观的意义阐述了‘天人一致’的万物生成理论。”［3］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卿希泰先生所提到的，张宇初这一取得重大成就的“阐述”工作在义理架构上值得今天的学者进行深入挖掘。这对于我们从理论内部考量张宇初道教哲学的思想序列及其指导下的宗教实践意义重大。简言之，无论从其义理述谓的模式，还是哲学思想的内容上来讲，张宇初道教哲学思想的特质名之为张宇初哲学诠释学都是恰当和富有研究意义的。
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思想解析
对张宇初哲学诠释学思想进行解析，有必要首先把张宇初哲学诠释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概念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勘定，这将构成解析工作的牢固基础。而张宇初哲学诠释学思想范例解析从“理解”维度看张宇初哲学诠释学运思径路、从“诠释”维度看张宇初哲学诠释学意义旨趣，以及从“实践”维度看张宇初哲学诠释学理论结构，将构成解析的主体部分。(一)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概念基础张宇初哲学诠释学这一概念首先是对张宇初道教哲学的概念回溯和认肯。张宇初哲学诠释学这一提法并非牵强附会现代哲学诠释学和带有研究的随意性，原因在于:无论从哲学义理表现方式上，还是从其道教哲学义理蕴含上讲，张宇初道教哲学都自觉注重通过对自身立足于其中的文化传统资源进行文化定位和生命体贴，而不是仅仅将传统哲学作为生命外在的研究对象。而这与其作为“集领袖与学者于一身的道教天师”［4］主张和身体力行道教向善修行的宗教实践的逻辑一脉相承。在处理儒释道三教义理之间的关系上，张宇初没有过多囿于义理宗旨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而是将传统经典作为一个有机结构的整体，与自身立足其中的哲学境遇相比较，从主体的历史性和存在性两个视域营建新的哲学论域。正如本体论诠释学的建构者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本身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论上是最远的”［5］355。在张宇初道教哲学中，“我们本身向来所是的存在者”指向静时态中时代性的道教研究者，这些研究者在明初中期主要有学院式理论研究的人，以及隐入民间的宗教实践的人。而此处的“存在论”是主体的存在境遇，但这个主体不是上述具体的个人，而是明初中期哲学思潮前沿的实践意识主体。这个实践意识主体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人而独立存在，但是却有不受具体主体有限性的制约。因为，归根结底在实践意识主体看来，“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6］398－399。这可以用来表现张宇初对于经典的态度，而无疑，张宇初可以充当明初中期道教哲学意识主体的代言人。(二)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思想范例解析正如张学智在阐述明代道教哲学时所说:“中唐以后经宋元到明代长时间的互相浸润，儒释道早已在共同的文化背景里混合生长。”［1］662只是这种“混合生长”有其内在的逻辑解构次第。无论从道教学术化进路，还是从道教民间化进路来讲，三教哲学思想融合发展，在明初中期道教哲学这两个维度表现都很明显。在此文化背景下，在张宇初诸多著作文本中，撷取既能反映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思想特质，又能从中透射到明代初中期道教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的文本是一件极其重要而且具有难度的事。1．从“理解”维度看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运思径路在现代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理解、诠释(或曰解释或释义)和实践(或曰应用)不表现为历时态的先后关系，而是理解、解释与实践从时空上来讲始终处于共时态的。理解一经发生，诠释和实践就已作为尚未发用于外的思想和行为包含其中。之所以作这三层之分来考察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是出于文本和语言分析的需要，以求从分析到综合，最终还原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精神全貌。知人须论世，考察一个人的哲学思想，不能撇开其时代环境和人生阅历。张宇初在自述其求学问道的经历时说:“余年未冠，知嗜学，有志先儒君子之言，凡诗书六艺之文，悉尝记诵之。甫长，自撰于文章家未之尽究，凡通都大邑以学行著于时谓之先生长者，又从之游。于是经史子氏之书，逮老释之文，皮置日众，然后会其指归，反身而诚，乃知皆备于我也。于道德性命之说，自孔孟而下，周程张邵朱吕焉;文辞篇章之有，左氏而下，班马韩柳欧苏焉。越周程诸子而言学，则不足谓之学;违班马诸儒而言文，则不足谓之文。是以非载道之文，虽工不取焉。”(《岘泉集》卷五《书室铭•有序》)从哲学诠释学之“理解”维度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张宇初对三教传统哲学经典，特别是儒家“诗书六艺之文”是“悉尝记诵之”，即他掌握了三家哲学的精神梗概。于是始有其经过诠释之后的“会其指归，反身而诚，乃知皆备于我”的理论效果。这其实是一种哲学教化的结果，而“在教化概念里最明显地使人感到的，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6］19。二是在张宇初看来，传统哲学经典并非可以不分辨阅读和接受的次第，而是有“道德性命之说”与“文辞篇章之有”之别。这绝不仅仅是内容与形式的区别，而是二者在精神旨趣上就大相径庭。因为，在张宇初看来，“文辞篇章”在学人理解时，要寻找能够在德行上起到从历史关照现实、重塑现实的应然作用。正像让•格朗丹对于文本的理解:“理解一个来自过去的文本意味着将它转换到我们的处境中，在它里面倾听一种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的回答。”［7］185这正是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对于传统的“理解”。2．从“诠释”维度看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意义旨趣在研究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时，有两个递进的理论层次需要明晰:一是张宇初对于经典，尤其是道教经典有其自己的挑选标准;二是张宇初在挑选自己重视的哲学经典之后，有其独到的诠释向度。经由其深入具体问题背景下的思维方式的哲学诠释之后，道教哲学经典具有了全新的演进空间和问答诉求。宋元以降，尤其是明初以来，道教世俗化进程加快，也由此为道教的整体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戒律弛散，道团、道士生活浮靡。“张宇初针对明初道教生活世俗化，戒律松弛，修行废堕，道教理论混杂于巫术神异等现象，提出清整道规，重新确立教制教仪”［1］663。张宇初自己在其《道门十规》开篇即申明:“念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领丧裘委，常怀振迪之思，莫遂激扬之志。”为了在学理上抬高道教地位，张宇初从道统观出发，将道教的创始人继续追溯到传说中黄帝曾问道与之的广成子，其后有集大成者之老子。但是，我们需注意，张宇初在此无意于梳理道教的发展源流，而是为他的哲学诠释学做理论铺垫和支撑。首先，与传统学者不同，张宇初将《老子》道学诠释的重点从修身养性转移到儒家擅长的修齐治平、经世济民上。他说:“自秦汉以来，方士竞出，若文成、五利之以金石草木，徒杀身取祸，遂世称方术矣。外而施之，则有祷祈祠祝之事。自寇、杜、葛、陆之徒，其说方盛，由后之师匠增损夸诞，奔竞声利，而世曰异端矣。然二者，太上之初所未彰显，后之不究其本、不探其源者，流而忘返，眩异失同，则去太上立教之本，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日远矣。凡习吾道者，必根据经书探索源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道门十规》)体会张宇初此一文本时需注意，“太上立教之本，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者是其预设的境界和效果。但是，在处理儒道哲学义理的关系上，张宇初更加倾向于道体儒用论，即道家清静无欲境界的获致须经由儒家存敬修为的实在路径，即在达到此境界前“应当斋戒，洗心涤虑，存神默诵，反对非毁经典和念诵时不存诚敬”［1］663－664;反之亦然，即儒家平治之功所达到的境界必然是道家清静无欲的效果。伽达默尔在阐述其效果历史原则时说道:“历史高于有限人类意识的力量正在于:凡在人们由于信仰方法而否认自己的历史性的地方，效果历史就在那里得到认可。”［6］426张宇初所指出的研习道教哲学之“不究其本、不探其源者，流而忘返，眩异失同”者即为伽达默尔“由于信仰方法而否认自己的历史性”的人，这种人认为可以径直悟取本心而达致全德之仁。其次，与对待其他哲学经典一样的诠释态度，张宇初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也是有其自身特质的。他对六经诠释道:“圣贤远矣，而其道俱在者，六经焉。夫《易》以著阴阳，推造化之变通也。《诗》以道性情，别风雅之正变也。《书》以纪政事，序号令之因革也。《春秋》以示赏罚，明尊王抑霸之统也。《礼》以谨节文，明上下等级之分也。《乐》以致气运，达天地之和也。凡圣贤传心授道之要于是乎具，蔑有加也!”(《岘泉集》卷一《慎本》)张宇初主要想表明的是道不是儒家一家之得。相反，他认为“黄老在儒家之先”。故经过诠释树立道教自信，“立黄老为道教本源，自可给予道教徒道先于儒、道高于儒的精神支柱，便于在儒学排挤下争得道教的文化地位”［2］452。张宇初如此诠释的合理性仅仅在于他将三教哲学汇归于一，汇归于道，为道教研习者扫除了宗门派系的纷繁干扰而直入道庭。但是，“历史意识实际上必须考虑自己的历史性”［6］510，显然，张宇初汇合三教哲学于道教一家之言的历史意识没能将历史意识贯穿彻底。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张宇初在诠释传统哲学经典时，并非如王学左派的任意解经，他把其哲学诠释的合法性建立在哲学思想史演进的合规律性之中。这其实可以从其诸如“凡习吾道者，必根据经书探索源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之类的话语中分析出来。3．从“实践”维度看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理论结构从哲学诠释学实践观点看，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理论结构在于:以道家哲学为基点，以儒佛义理为两翼;以持敬致知为先，以身体力行为重;以继承传统为先，以发展传统为重。首先，无论是从儒佛的义理内容还是经典承传文本形式来讲，张宇初都给予了充分的认肯。但是，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张宇初宗主老庄的立场没有变。在赞扬上古时期政治清明时，他说:“三代之世，道在唐虞，后之言道者，必曰是焉。盖道明者三皇，德著者五帝，法备者三王。以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尽君道也;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尽臣道也;孔子颜曾思孟之为师，尽师道也。千万世之所法，未之有改也。”(《岘泉集》卷一《慎本》)这是对儒学的肯定，也是对儒学为之立言的道统的肯定。尽管如此，张宇初还认为，“学必有本焉，经世出世之谓也。故学非所当务，则不足志也矣。其所当务者，经世之学，则圣贤之道也。……必求乎出世之道焉，则吾老庄之谓是也。”(《岘泉集》卷一《慎本》)这样，通过实践性理解和诠释，张宇初寻求道教哲学诠释学的普遍性，尽管这一普遍性的彻底性仍可商榷。伽达默尔在论述作为诠释学任务的重构和综合时说:“对于一部流传下来的作品借以实现其原本规定的诸种条件的重建，对理解来说，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辅助工程。”［6］244重建也即张宇初道教哲学的基本方法论。重建与理解、诠释是一个过程的两面，他们共同构成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实践。其次，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实践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在于:从修行观上厘定其道教综合式修行功夫。他主张性命双修时称:“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惟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二事而何?虽科教之设，亦惟性命之学而已。”(《道门十规》)通过此诠释实践，他重建了道教哲学新的修行观。但这并没有摒弃其道教哲学旨趣的主导基础。如张宇初论道:“道不行则退而独善，以全其进退于用舍之间而已矣。故高举远引之士，将欲超脱幻化，凌厉氛垢，必求夫出世之道焉，则吾老庄之谓也。”(《岘泉集》卷一《慎本》)在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中，“出世”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人在这种境界中超越自己本身的有限性而与无限的宇宙生命融为一体，这也可谓一种新的超越观。卿希泰先生论及张宇初的哲学思想时，认为“张宇初的天人一致的宇宙观和修道思想，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是切中肯綮的。伽达默尔在论述诠释学的应用问题时说:“理解的奇迹其实在于这一事实，为了知识传承物里的真正意思和本来的意义，根本不需要同质性。”［6］440在此，张宇初通过哲学诠释重建新的道教理论，并将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身体力行，通过更新和发展传统来维护传统的权威，以对历史性的自觉追溯历史性之后的同一性，即与伽达默尔不通过“同质性”而深入把握“知识传承物里的真正意思和本来的意义”旨趣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