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范文第1篇作为25年前《广场协议》的直接发动者，美国至今对自己所导演的这幕精彩大戏依旧乐此不疲。在美联储重新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倒逼非美货币升值的背景下，美国也正在强化货币战争中对中国的火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广场协议【五篇】【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广场协议范文第1篇
作为25年前《广场协议》的直接发动者，美国至今对自己所导演的这幕精彩大戏依旧乐此不疲。在美联储重新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倒逼非美货币升值的背景下，美国也正在强化货币战争中对中国的火力集中方向，甚至外界分析美国将策动各路力量制造出“中国版”的《广场协议》，以驱使人民币得以快速升值。
《广场协议》阴魂不散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在美国面前出尽风头。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不仅拥有2800多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与证券资产，而且控制了超过3200多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的资产，购买了美国近40%的国债，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而就在日本出口的汽车、家电、半导体器件以及机床等产品在美国本土横冲直闯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急剧发酵，并且让美国人至今耿耿于怀的是，日本的三菱公司竟然收购了象征美国精神的洛克菲勒中心。
然而，正当日本人为自己的成就而弹冠相庆时，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日本的行动在美国的主导下悄然展开。1985年9月，美国策动当时G5成员国的三国即德、法、英一起向日本开展“协商性”施压战术，随后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并签署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广场协议》，该协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美元对主要货币尤其是日元有序贬值。《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出现大幅升值，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并在五年后崩溃，日本因此进入“失去的十年”。
的确，《广场协议》之后的美国感受到了财赤重负迅速减轻和外债大幅稀释的特别，尤其是当这一结果如今被西方不少国家奉为“过去40年里最高水准的国际经济合作”时，美国故技重施的欲望再度燃起。所不同地是，美国的“靶心”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特别是在整个2010年，美国企图在中国身上复制《广场协议》的脚步异常清晰：
――舆论造势。借助G20等国际性的会议平台，美国不断释放出全球经济失衡乃因人民币低估的声音，尤其是将诱发汇率战争的责任也归结于中国，其中美国财长盖特纳公开表示：如果币值被低估的大型经济体阻止本币升值，将鼓励其他国家效仿，从而引发危险的动向；
尤其是2010年6月多伦多G20首脑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向G20各国首脑发出函件，要求支持美国将人民币汇率纳入G20会议讨论的重点议题，此举开创了美国总统施压人民币的态度之最。
――组织准备：据《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和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正在推动制定一套更为广泛的经济目标，旨在促使一些关键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对自己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肩负起更为直接的责任。另一方面，美国皮德森研究所已经向奥巴马政府提交了一份由G20搭乘“广场协议II”的设想，而且这个框架的针对目标就是人民币。
――紧追不舍。2010年3月，130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要求认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紧接着，众议院议员舒默专门召开新闻会，公布了升级的《舒默议案》；
9月，93名美国议员签署一封联名信，敦促众议院就针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强硬措施的相关提案安排投票，在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了三场专门听证会后，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议案》，并将不久之后进入参议院立法程序；
10月，韩国首尔G20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了贸易国之间削减经常项目差额至4%的目标的提议，其矛头直指中国，并为随后召开的首尔G20首脑峰会造势奠基。
――合纵连横。与25年前裹挟着G5阵营中大多数成员国向日本施压一样，美国如今同样使用了合纵连横的策略。其中美国不仅拉拢欧洲、日本在人民币问题上频频表态，而且还希望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大会等平台对中国形成国际包围圈，特别是针对IMF的“不合作”态度，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在人民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否则将失去美国的支持。
中国面临城下之盟？
客观地审视，如今中美的经济与贸易格局与25年前的美日状况十分相似。中国不仅是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国和持有国，而且美国对中国保持着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就在2010年8月中国外汇储备突破2.6万亿美元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月度贸易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280亿美元。令人惊讶地是，与日本当年一样，中国目前的房市格外红火，而且泡沫十足，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则是冰天雪地。看着反差如此强烈的清单，美国政府在心急火燎的同时不能不对中国出手相制。
从内部环境来看，奥巴马政府此时试图在中国身上复制《广场协议》的欲望似乎十分地急迫和强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在众议院以大比例失分丧失控制权，奥巴马的未来执政之路将显得更加艰难，对此，奥巴马政府会采取“内松外紧”的施政策略，即以对中国等国的强势制衡来换取共和党的支持，而人民币汇率就是最能博得共和党欢心的最有力筹码。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增强了奥巴马政府让中国接受“城下盟”的信心。美联储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由美元贬值所引起的全球货币战将进一步升级，国际范围内货币管理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可能因此发生紊乱，这种复杂的情况无疑给了美国组建一个全球货币协调机制的理由，而且这个机制可能会变成西方联合新兴经济体，群起要求人民币承担首要责任、其他货币跟随调整的结果。从目前来看，不少国家的政府在经历了危机的痛苦过程之后越来越缺少容忍和耐心，焦虑的情绪更多体现在了不顾后果的汇率倾销上，因此，如果对自己有好处，美国的一些昔日“盟友”很难说不参与到美国对人民币的“大合唱”。
然而，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上所释放出的坚毅态度成为了美国推进新《广场协议》的最强大阻击力量。这里不仅中国决策者清晰地领悟到了发生在日本身上的深刻教训，更透彻地认识到了今日中国远非25年前日本的客观事实。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不同，中国目前仍然处在非常低级的产业层次上，就业压力非常巨大，而且中国时下依然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与当年日本已步入发达国家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更加重要地是，25年前的日本已是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成员，愿意按照这个小俱乐部的规则行事，而当今的中国作为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独立经济体，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别人的规则出牌。
需要看到地是，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家利益纠葛也为中国赢得稀释人民币升值的外在压力提供了可能。如在欧盟内部，由于许多国家与中国保持着明显的顺差，他们当然不希望人民币出现大幅升值以影响自己的贸易盈余；
而日本因为有前车之鉴，应该不愿再参与同样协议的签署，同时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国，其附和美国的可能性也不大；
特别是在经历了两轮美元量化宽松的洗礼后，新兴市场国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造成目前全球汇率市场乱象的源头并不在中国，而是持续不断贬值的美元，因此，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这些国家定有自己的分寸和主张。
RMB快速升值，百姓很受伤
如同《广场协议》后日元币值平均年升5%而让美国喜笑颜开一样，按照美国国会的贪婪要价，人民币只有升值40%才能达到中美贸易的平衡。然而，这种快速而大幅的升值不仅令中国经济难以承接，而且势必殃及无辜的中国百姓。
作为一种非常残酷的结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进而引起更多人的失业会大大超乎预期。一方面，中国的出口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出口价格提升，市场竞争力削弱；
另一方面，大量廉价的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形成冲击，导致本土企业市场份额萎缩和利润空间压缩，国内企业的破产和倒闭现象将批量出现。根据商务部的调查，只要人民币升值3%到5%，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利润将为零，超过5%，将有大量的企业倒闭，到时将有更多的人不得不丢掉饭碗。
汇率之争最后涉及的是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就如同《广场协议》签署后的短短5年间日本全国资产损失达800万亿日元一样，人民币激进升值必然会引发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缩水和蒸发，而作为国家未来意欲大幅提高居民工资收入的能力将因此大大削弱，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民生的改善程度将受到挤压。
理论上看来，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产品价格变得更便宜，从而可以防止通货膨胀。但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是，人民币升值伴随着的是美元大幅贬值，而由于美元的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必然加速上扬，输入性通胀对国内产品价格产生了巨大的承压，百姓消费成本由此加大。问题的关键在于，若人民币出现大幅升值，中央银行可能采取降低利率或维持低利率的对冲措施，或者由于美元的泛滥而不得不投放相应的流动性，从而对输入性通胀起到了配合和支撑的作用，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民众除了接受物价上涨的残酷结果外别无选择。
必须注意地是，尽管自人民币汇改以来的五年时间中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23%，但人民币在国内却在迅速贬值，5年来，各地楼价至少上涨了一倍，即人民币对楼价贬值了超过50%；
同期，人民币对国际铜价贬值了47.6%，人民币对国际玉米价格贬值了41.1%。显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阻止通货膨胀，相反，在升值的“货币幻觉”下，民众因为美元贬值而付出了更加高昂的生活成本。
加速流入的热钱成为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侵蚀国内民众资产的凶恶力量。出于对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收益预期，国际热钱将大规模地流进中国，这部分资金在推动房价继续上涨的同时，也销蚀着中国政府对房市的调控能力，居民因为房价泡沫的堆积而丧失可能的购买能力；
然而，由于热钱在获利之后就会迅速撤离，最终引起的房市泡沫的破裂之灾必然由普通购房者和投资者来承担。同样，尽管热钱的流入可能带动股市的上涨，股民短期内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然而，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并且国际资本投机者的“嗅觉”灵敏度大大高于国内普通投资者，只要觉察到调控层面的任何风吹草动，热钱就会闪电般逃离，而许多高位接盘的股民将不得不承受“套牢”之苦。
特别需要强调地是，农民作为中国最弱势的群体可能成为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最大牺牲者。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抬高了农产品的出口价格，增大了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难度，农民获利的空间被无情挤压；
另一方面，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得不到实质性进展，发达国家仍然对自身农产品提供高额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国外进口农产品将依托价格优势侵吞和蚕食国内市场，农民将失去在自己家门前的市场话语权。
重新认识自我
出于捍卫中国经济和百姓的利益，未来中国政府势必死守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底线，因此，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版的《广场协议》恐怕只能是一张“画饼”；
但是，为了更有效向外转嫁国内赤字和债务成本，达到基本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结果，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人民币低估的追讨。鉴于这种僵持状况所可能产生“零和博弈”的结果，中美双方均应该重新认识自我，并尽可能在新的国际货币市场环境中寻找到合作的空间。
汇率对于贸易平衡的确具有一定影响，但汇率又不能完全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资料显示，在《广场协议》签署的最初两年，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英镑和瑞士法郎分别贬值52.5%、50.3%、40.1%、52.6%，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1987年G5成员国代表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反思《广场协议》实行以来的得失，最终发现日元大幅升值并未令美国对日本出口大量增加，美日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五国最后签署了《卢浮宫协议》，不再要求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换句话说，“广场协议”并未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
那么，除了对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并企图让中国接受新的《广场协议》之外，美国还有没有其它一些可选方案？首先，加征进口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肯定会引发中方的相应报复，同样，美国单边干预外汇也不太可能奏效。美国不能在汇市上卖出美元，以抵消中国的干预，因为中国实行资本账户控制，而且美国不可能买入足够多的人民币。即使美国禁止中国在一级市场上买入美国国债，但美国没有有效方式阻止中国进入二级市场。因此，在外部干预可能失效的情形下，美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应当转移到以国内结构性改革为中心的综合一揽子方案上来，如为了降低经常项目赤字，刺激公众进行更多的储蓄，鼓励更多的实业投资和生产，同时尽可能放开对中国高科技产品与技术出口的贸易限制。
广场协议范文第2篇
正值市场大幅动荡之际，有人开始呼吁，各国需要进一步合作，签订“新广场协议”，共同来加强外汇市场干预。欧洲央行执委也暗示，2月26-27日在上海召开的G20会议，或将会讨论协调全球汇率政策的方式。那“广场协议”究竟是什么？而中国是否需要签署一个“新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史称“广场协议”。
1979年到1984 年，美元汇率上涨60%，使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大部分来源，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当时“治理”贸易逆差最主要的对象。
而财政赤字方面，里根政府从1982年下半年起实行扩大赤字的预算政策，执政5年来的赤字开支共计81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从1789年建立联邦债务统计制度到1980年间财政赤字的总和。而日本在此期间持有美元债券，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
“广场协议”最引人瞩目的是汇率政策方面的内容。“广场协议”明确指出，“美国经常收支逆差滋长了保护主义势头，若不予以控制，则有可能引发相互采取破坏性报复行为，进而危害世界经济。”在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后各国开始了对美元的干预，美国动用了32亿美元，其他国家动用了50亿美元。
广场协议宣布的当天，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值就下跌了4%。到1988年末，美元对马克和日元分别贬值了约50%。
广场协议后的日本泡沫经济最终破灭。广场协议后，为了防止日元升值打击经济增长和造成通缩，日本央行连续5次下调利率，上市公司的股票受到追捧。股市价格上涨迫使银行把贷款转向房地产，并催生出一个更大的资产泡沫。之后，面对通胀压力和愈演愈烈的投机之风，日本政府部门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导致极度膨胀的资产泡沫破裂。
广场协议后，美国的高额贸易赤字被纠正，财政赤字并未有效减少。在1986-1990年期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额占GDP 的比重不断收缩，1991 年甚至出现了占GDP0.5%的贸易盈余。由于里根政府在实行大规模减税的同时加大国防开支，因此在整个80年代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一直在激增，特别是跟前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中的巨大投入。
广场协议后，面对货币升值压力，日本和德国采用了不同的对策，给这两个国家的宏观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德国的经验主要是：适时调整汇率政策，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广场协议也导致德国马克的大幅升值，并且也造成短期的经济衰退。但德国人对于刺激措施非常谨慎，德国货币当局政策，重心是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新广场协议”离我们有多远？全球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由于美国不愿意对自身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约束，那么促使国家货币升值和“逆周期”贸易政策，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试图增加国内就业和调整外部不平衡的两个基本工具。而联储主席耶伦最新的国会证词里面同时提到美元升值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说明汇率变化重新成为全球央行的焦点问题。
但达成“新广场协议”的分歧也较大。一是大央行间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协作机制;二是虽然中国每个月的贸易顺差依然在增加，但美国的外贸逆差并没有扩大。三是短期看美国加
息预期延后，美元短期走弱，所以新“广场协议”的提法未免过于激烈。但对于中国而言，中美经济分化的背景下，汇率贬值本身值得肯定，只是在贬值的时机和幅度的选择上存在争议。
广场协议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
双顺差；
人民币升值；
汇率机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157-02
1 日本《广场协议》的由来及主要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到1988年，已经上升到128∶1。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快速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冲击，因此我国不能让本币快速升值，更不能放任资产泡沫膨胀。20世纪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与《广场协议》摆脱不了关系，我国应该汲取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教训和经验。
2 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状况
目前经济形势向好，新增企业不断，就业形势好转，但是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靠，不稳定的因素很多，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大。如果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可能对经济稳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难度增大。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达28473.38万亿美元（如表1）占全球储备的比重达31%，连续四年位居全球第一，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反映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但是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特别是我国购买了美国近一万亿元的政府债券，一方面利率不是很高，回报率比较低，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应该统筹考虑。
我国现阶段也面临着日本的困境，时隔25年，中国走到了类似日本当年的三岔路口：同样是出现巨额贸易顺差；
同样是资产市场泡沫方兴未艾，房地产是市场尤甚；
同样是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威胁开始露头，最重要的是，同样成为美国压迫货币升值转嫁泡沫和危机的焦点。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某些特点，假如中国走上类似日本当年的道路，下场会比日本更惨。
首先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出口、国际收支的核心竞争力和稳固性不如当年的日本。无需否认，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应当趋向升值；
在不太久的将来，适度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以便确立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也是必要的。但如果在过短的时间里大幅度的提高人民币汇率，我们除了要面临日本在《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之后的局面外，还要遇到更多的问题，因为我国还远远没有达到日本当时的水平。
其次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最大来源是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中国从中收获的不过是一点可怜的加工费，而日本当时是依靠内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途径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赢得贸易顺差的。未富而货币先升值，将损害中国制造业持续增长的前景。
再次升值令海外直接投资存量面临汇率风险。人民币汇率急剧升值将导致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资产存量面临缩水风险，企业负债又将成倍放大之一风险，现阶段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成倍增长，人民币升值的潜在损失也在加倍放大。
3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3.1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影响
汇率变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1.1 改善贸易条件
中国正在由轻工业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对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在目前美国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的背景下，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而出口成品，由于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转移，国际价格大大降低。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可以促进出国留学、旅游和扩大出口。
3.1.2 消化过剩的外汇储备
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适当的外汇储备是必需的，大量增加的外汇储备则是一种资源闲置，无疑是极大的浪费。通过升值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无疑是消化过剩外汇储备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利于吸收海外资源，而且会缓解国内资源瓶颈。
3.1.3 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低估鼓励了出口部门,但是却是以压制国内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代价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资源在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均衡配置。利于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增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1.4 减少贸易摩擦
中国积累的巨额贸易顺差，经常会受到美、欧、日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抨击，贸易纠纷呈现越来越多之势，中国近年来及今后频繁遇到的反倾销诉讼和其他贸易争端均和这一背景有关，而且越来越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定价过低之上，致使人民币升值与否成为减少贸易摩擦的关键。
3.2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汇率升值给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较为突出：
3.2.1 抑制出口增长
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
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对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
3.2.2 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资本市场上活跃的多为国际游资，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是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因素。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将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2.3 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由于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迫使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从表面上来看，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长，但供应结构的差异却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2.4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即意味着美元对人民币发生了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元资产的大幅缩水。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由当初的8.27∶1升至目前的约6.5651∶1（2011年3月7日数据)，升值接近21%。而人民币升值后，国家持有的2.8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将会大幅缩水。
4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必须把握的原则和方向
4.1 要确保经济运行的稳定
确保2011年经济有一个较快稳定的增长是进行汇率改革的第一要务，汇率改革要把握好市场供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以应对投机资金的冲击。大幅度升值将推动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飙升，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复苏，导致危机再次探底，又将出现初级产品价格泡沫的破裂，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稳定。
4.2 要充分认识人民币所处的地位
目前，我国的外汇市场与外汇管理体系尚不能完全适应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要求。汇率水平的确定，除自身经济基础因素外，必然受到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变动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此，要正确估计和判断上述的影响和冲击及其变化的趋势，同时，应维护外汇市场稳定运行，增加交易主体，促进公平竞争，增加外汇交易品种，开放市场避险工具，加强市场风险监管，增加干预手段，引导市场预期，逐步建立市场管理者与参与者的良性互动。
4.3 建立健全人民币汇率监测机制
人民币汇率的监测体系包括宏观监测体系和微观监测体系两个层次。通过建立宏观监测体系，了解一个时期汇率水平对宏观各项指标的影响，可以预测下一时期外汇供需情况和汇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调整汇率政策。观察微观状况的变化，借此监测汇率水平的合理性，可以了解企业对汇率的预期并对外汇的供需的可能变化进行预测。
4.4 加强完善外汇监管体系的建设
在自主、有序、可控地开放资本项目监管的同时，特别要增强对短期流动资金的监管，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国际流动资金，特别是“热钱”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外汇管理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放松管制，加强监管，以监管取代管制，这是今后我国外汇管理当局工作的核心。
5 结论与展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施压人民币升值是为转嫁经济危机、转移政治视线，丝毫不顾人民币已经大幅度升值、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已经大幅度下降的事实。与2005年7月21日相比，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21%，经通货膨胀调整的真实升值超过25%，而美元、英镑、欧元汇率在金融危机期间或有涨跌，总的趋势是贬值，特别是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已实际有效升值15%。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从2007年的高点连续两年下降到接近4%，已趋近合理区间。因此，人民币升值已达到相对高位，短期内无明显升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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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泡沫经济;人民币汇率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1.10.1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0-65-04
《广场协议》的签订是20世纪日本金融发展史上的大事。自此之后，日本经济由稳定增长转而出现日元升值、泡沫膨胀及崩溃、通货紧缩以及经济持续低迷等现象，直至今日，日本经济一直长期不振。本文通过对签订《广场协议》前后经过的分析以及经济泡沫成因的阐述，希望能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一、《广场协议》产生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涨，日本也结束了战后以来的高速增长。然而日本的经济增长明显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仍保持较长时间相对低速的稳定增长。同时，日本政府实施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产业结构由高耗能原材料产业为主转向节能型加工制造业为主；
内需主导型增长转向出口依赖型增长；
灵活扩张或收缩公共事业费和财政投融资调节景气并调整使用方向，充实社会生活资本。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自己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到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另一方面，二战后取得霸权地位的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成为美国经济逐渐出现问题的标志。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通货膨胀，美国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美联储连续3次提高利率，官方利率已经超过10%，市场利率一度达到20% 。高利率使对美元的需求大幅增加，大量资本流入美国，美元的汇率急升。1979―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升了约60% 。到1980年代中期，过强的美元严重消弱美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使美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制造业遭到沉重打击。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显著扩大，招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日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加剧。1955年至1968年日美纺织品摩擦、1976年钢铁制品贸易争端、1977年彩电摩擦、1981年汽车摩擦、1982年半导体摩擦等不断发生，愈演愈烈。美国政府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赤字快速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增加，美日之间贸易不平衡日益加剧。为消除贸易的严重失衡，美国把目光转向资本市场，拉开了以经济金融手段调整日美贸易不均衡的序幕。
最初，美国坚持强势美元的政策，认为是日元低估导致美日间贸易不平衡。1983年9月美国抛出摩根报告书，即《美元日元的矛盾――现存问题和解决方案》。报告书认为美元对日元明显估值过高，要求日本实现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以此增加日元需求，来修正“高位美元，低位日元”的现状。此后1983年11月，美国总统里根访日，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举行首脑会谈，涉及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美日汇率问题。在随后以两国财长名义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明文规定推行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措施。不久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设立，在1984年先后召开了6次会议，5月30日达成《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内容主要包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外国金融机构对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参与、欧洲日元的投资和银行市场的发展、直接投资等几个方面。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到1985年2月，美元汇率一直在高位运行，美国的贸易赤字仍在扩大。
日元美元委员会措施的无效使美国逐渐认识到高利率和强势美元的政策是打击美国制造业和出口企业的根本原因。于是美国转向让美元贬值的弱势美元政策，同时主张对美元日元汇率进行政策干预。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主导下，美、日、德、法、英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广场协议》。主要就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的下调、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等问题达成共识。协议签订后，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共同卖出美元，导致美元持续大幅贬值。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42日元升高到1美元兑200日元。在政策干预资金方面，美国、日本各负担30%，德国负担25%，法国负担10%，英国负担5%。
《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到1987年1月日元达到1美元兑换149.8日元。此时日经平均股价第一次上升到2万日元。1987年2月22日G6达成卢浮宫协议，决定将汇率行情稳定在目前水平，即达成一种目标行情范围。1988年1月4日，日元达到1美元兑换120.45日元，这是《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兑美元的最高峰。
尽管日元急剧升值，但日本对美国贸易盈余并没有减少。于是美国又开始在美日经济结构中找原因，认为需要对日本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1989年秋开始，美国和日本进行了5次经济结构问题会谈，最终达成《日美构造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在未来十年进行430兆日元的公共投资，同时对土地利用、流通体系、价格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
美日间一系列政策协调，虽然都以调整日美贸易严重失衡为目标，但是实质上都隐含了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目的。然而，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彻底消除日美贸易失衡，反而使结构失衡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
虽然在短期内，日元急剧升值，对出口和整个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但是从较长期来看，对日本经济更多的是有益影响。首先，升值改善了贸易条件，推动出口部门升级，实现了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促进进口物价大幅回落。日元升值以后，日本出口和经济增长减缓，形成“日元升值萧条”。但是，这一萧条时期持续很短，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986年第四季度起，经济各项指标迅速回升。并进入所谓的“平成景气”。从出口方面看，1986年和1987年按实物量统计的出口增长变化很小，分别是-6%和3%；
从进口方面看，升值后，以日元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1986年和1987年共减少9.3万亿日元进口成本。尤其是石油进口价格下降，使企业成本下降，利润上升。企业利润自1986年小幅下降之后连续三年大幅上升。其次，升值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使第三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日元升值带来的进口收益超过出口损失，使日本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转为扩大内需。再次，升值促进了企业海外投资，增加了投资收入。日元升值鼓励了日本人在全球的资本输出热潮。1986―1991年，日本海外投资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其间，日本累计完成21起500亿日元以上海外并购案，其中有18起是针对美国企业的。日元升值增强了企业对海外资产的重组能力和对外投资扩张的实力。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影响利大于弊。
人们预期日元升值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如约而至，相反升值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和经济景气。然而，这却使日本经济进入了泡沫时期。
二、《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快速升值，导致1986年经济短暂衰退，为此，日本央行于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先后5次下调利率，由5%降到创纪录的2.5%。当时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率已经很高，大量剩余资金进入股票、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高涨。1987年10月，日经平均股价上涨到26000日元，到1989年12月更是达到38915日元，是签订《广场协议》时股价的3倍；
股价总额上涨到630万亿日元，是当年GDP的1.5倍。与此同时，地价加速上涨。1985―1990年5年间，地价上涨4倍，如东京中央区商业楼价格1982年为每平方米350万日元，到1990年上涨到3200万日元，按当时汇价折算合每平方米22万美元。地价和股价相互推动，循环上涨。资产价格在乐观预期心理作用下，有一种自我推进的机制，结果，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相互推涨，形成巨大的泡沫。1989年5月，日本货币当局调高2.5%的贴现率至3.25%，由此开始紧缩金融。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5次上调官定贴现率至6%；
大藏省要求银行对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增速不得超过其贷款总额增速，并于1992年实施新土地税制，增强对土地所有权和转让收益的课征。由此，股价、地价分别在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下半年暴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金融体系遭到重创，并波及到实体经济部门，银行紧缩信贷，企业压缩投资，个人消费低迷，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泡沫的成因比较复杂，主要的说法有3种：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与协调失误。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从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长达27个月维持2.5%的超低利率水平。1987―1989年，广义货币（M2+CDs）供应量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0.8%、10.2%和12%。另外，1986―1988年，虽然资产价格不断膨胀，但是一般消费价格指数却一直稳定在1%的水平之下。低通胀使得日本央行直到1989年5月才开始提高贴现率，实行紧缩政策，但是，这对于抑制资产价格已经为时太晚。日本央行总裁三重野康后来曾说，如果早一点采取紧缩措施，投资过热和消费过热是可以防止的。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方面从1980―1990年实现了“财政重建”，停止赤字国债发行；
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财政支出开始扩张。1986年和1987年先后出台总额达9.6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措施；
1985―1990年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为5.5%，而1981―1985年度仅为4.08%。公共事业费在1986年、1987年、1989年有显著扩张。不当的货币政策交织着财政政策，使得资金本就充裕的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引发资产价格的恶性膨胀。
第二，推行金融自由化导致微观层面监管缺位，风险管理不严。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金融行业受到严格的管制。银行、信托、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对利率严格管制，限制直接融资方式。然而，80年代后半期，管制被打破，金融自由化加快。一方面，非金融机构融资迅猛扩张，金融衍生业务发展迅速。非金融机构融资从22万亿日元增大到80万亿日元。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活跃。银行之间及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竞争日趋激烈。在存、贷款利差不断收窄的情况下，银行为提升利润水平，将自身大量资金直接投入风险更高的领域。同时，银行通过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自己的附属公司贷款，将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这样，信贷资金脱离实体行业流向高风险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业，促使泡沫形成。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开外汇交易管制，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自由化，放松国内利率管制，导致利率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比重大幅增加。另外，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一些日本大企业得到了投资金融行业的机会，许多企业从实业转向信托基金、证券等金融性投资。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放松，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融资渠道拓宽，把在欧洲低成本融入的资金投入国内，进一步增加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性。资金充足，融资活跃，金融机制发生了变化，然而金融管理体质没有随之改进，风险管理不到位，重视担保价值，轻视审查机制，金融资产投资过热，推动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
第三，国际资本的投机助长并加大了泡沫形成。《广场协议》之后的10年，日元平均每年升值5%以上，因此，即使投资的日元资产的价格没有升值，通过汇率转换，也可以获得5%以上的收益。于是国际投机资本纷纷涌向日本市场。在汇率变动中取得收益的国际资本进入日本本土后，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翻云覆雨，大力炒作，使得本就高涨的价格不断攀升。国际资本流入又引发了三个短期效应：加剧日元升值的压力；
加快股价和房价的上涨；
过度增加日本国内货币供应量。这三个短期效果都刺激短期内日元继续升值，泡沫膨胀，吸引国际资本进一步进入日本投机。
三、《广场协议》的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广场协议》虽然使得日元升值，但升值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极其有限，甚至是利大于弊。而紧随其后的经济泡沫更是与日元升值没有因果联系，是由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无效的财政政策、金融自由化以及肆无忌惮的国际投机资本造成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国当前正面临着与当年日本类似的情形。贸易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的严重不平衡，使美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
国内内需不足，经济出口依赖过大的局面并未完全改善；
消费需求下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倾向降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
全球金融海啸环境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与通胀压力的矛盾持续深化。面对当前的形势和日本的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注意如下方面：
第一， 人民币汇率调整应充分掌握主动性，避免受美国压力和要求的影响。从《广场协议》前后一系列政策调整不难看出，日本方面迫于种种压力过于一味迁就美国方面要求，丧失了货币外交的主动性，使本国的宏观经济状况陷于不利的境地。从汇率的长期决定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带来本币升值有其必然性。但是，中国对于人民币升值必须全面考虑我国实际情况，权衡各方面制约因素，以我为主掌握主动，有序、可管理地实现人民币汇率调整。美国有意识的美元贬值目标，近期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利率长期维持在0.5%的低水平，使我国面对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缩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此时对人民币币值的调整更需谨慎而循序渐进。
第二， 合理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适时进行调整。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崩溃及陷入萧条，其宏观政策运用与协调失当难辞其咎。我国对此应充分吸取教训，严密监测各项经济指标，关注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适时适度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同时也要避免过度谨慎，阻碍经济的发展；
对于扩大投资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当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深刻的反思，逐渐转变为注重公共服务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在金融资产泡沫没有充分释放、金融监管薄弱的情况下，不要刻意追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当前我国利率水平为3.5%，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抛开人民币升值预期，为套利，外资也会不断涌入，因此，我国必须维持资本管制，利用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多部门联合严控国际游资大量进入和迅速撤出中国。
第三，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模式。我国当前的经济大量依赖出口，同《广场协议》前的日本十分类似；
经济结构中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高新技术核心产业较为缺乏；
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难以提高。中国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淘汰高耗能、低附加值企业，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变外需出口型为内需拉动型。中国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不足。居民医疗、养老、子女教育负担过重，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刺激消费需求，需要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使民众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实现人们有钱可花，有钱敢花。同时实行减税富民政策，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增加企业竞争力和居民的消费能力。国家还可以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方面的福利投入，充分发挥财政本身拥有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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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范文第5篇
首先，广场协议打败了日本。一直以来，理论界都认为广场协议没有给日本带来伤害，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笔者也曾持这种观点，但这并不是事实。广场协议虽然没有对日本经济带来外伤，却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广场协议改变了日美两国的劳动力成本，也改变了两国的产业竞争力。在广场协议之前，虽然日元升值了30％以上，但劳动力成本仍比美国低。1980年，日本的周工资水平是224.0美元，而美国则为261.5美元。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在1986年首次超过美国，当年日本的周工资水平为362.6美元，而美国则为358.5美元。从此以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高于美国，并不断拉大与美国的距离，到2000年，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高出37.7％。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是在广场协议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
其次，广场协议并没有让美国受益。美国曾预期在广场协议之后改善自身的贸易状况，但并未如愿。如果仅考虑日美两国，那么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以及企业向外转移，都会直接提高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并改善甚至扭转美国的贸易赤字。但就在广场协议前后，全球市场出现了新加入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向全球市场投入了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打破了美国的预期。从日本、德国转移出来的产能，很多都转移到了中国，美国企业也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中国。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中国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美国的相对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被削弱。到头来，“广场协议”打败了日本，但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
因此，以日本为参照，就很好解释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执著了。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缓慢升值，但美国仍不满意，华盛顿对人民币升值的执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尤其是对日本情况有所了解的学者都非常不解：既然升值不能促使贸易再平衡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么希望人民币升值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显然比中国知道得多。有美元对日元贬值和对德国马克贬值的经验，美国人当然知道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但是，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让人民币升值可以加速削弱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货币升值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动改变两国的显性优势，二是通过相对资源成本价格改变甚至是扭转两国产业竞争力的对比。而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后者危害更大，而这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中是被忽视的。
那么，美国这次会成功吗?虽然还很难有定论，但笔者认为这次美国成功的概率要比广场协议大得多。因为，劳动力市场格局已定。近三十多年来，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得到较大提高，能够新注入市场的劳动力数量已大大减少。因此，美元贬值的效应将会更直接地传导到美国的实体经济。而美国的融资成本优势显著。考虑生产成本，要综合考虑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降到了2.1％的历史低点，与此同时，中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为3.9％，考虑到融资体系的差异，中美两国在资金成本上的差异要大得多。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仍很脆弱。与日本在广场协议时的产业竞争力相比，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很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还很高，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还有，美国劳动力市场也呈“二元”结构。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也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廉价劳动力队伍，那就是合法与非法的移民，如果政策得当，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差距会大大缩小。虽然在短期内，对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可能没有大碍，但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可能首先大受影响，如果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到了高于机器人（不是美国的劳工）的水平，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就会启动。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奇高，也有可能成为向海外转移产能的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