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精选范文第1篇[关键词]《南宋文范简编》学术背景精华本阶梯[分类号]G256《南宋文范简编》是张相在清庄仲方《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精选《南宋文范》中的优秀作品编辑而成的精缩本。全书共1函4册4卷，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宋词【五篇】,供大家参考。
宋词精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南宋文范简编》 学术背景 精华本 阶梯
[分类号]G256
《南宋文范简编》是张相在清庄仲方《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精选《南宋文范》中的优秀作品编辑而成的精缩本。全书共1函4册4卷，19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之洞《书目答问》和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都以《南宋文范》为必读书，但《南宋文范》卷秩浩繁，不便阅读，《南宋文范简编》作为《南宋文范》的精缩本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是，笔者收集该书的有关资料，只看到郭预衡《南宋诗文的时代特点――校点本序言》一文，此文并未提到《南宋文范简编》；
其他介绍《南宋文范简编》的人，目前也只是就编者、出版等方面作一些零星介绍，对此书的学术价值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为此，笔者决定撰文对此书的学术价值作一系统评介。
1.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基础
《南宋文范简编》，既是“简编”，自然不是鸿篇巨制的大部头，但有很好的学术背景，这又为其良好的学术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参编者学术功底深厚
《南宋文范简编》在选编之外，还有选评者张相所加的评论，整部简编由姚汉章阅订过。其选编、点评、阅订者都有很好的学术功底。
原编者庄仲方(1780―1857)，字兴寄，号芝阶，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嘉庆十五年举人。同年，授中书。曾居住在杭州，晚年回乡，他淡于名利，筑映雪楼，藏书近5万卷，闭户著书，善为古文，是清代卓有成就的文章选家、著作家。他编选的诗文选本除此书外，尚有《金文雅》、《碧血录》、《古文练要》等。可见其藏书之多，他对所藏图书的整理也很有贡献，《南宋文范》就是他整理图书的一大杰作。
选评者张相(1877―1945)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原名廷相，字献之，杭州人。1914年任中华书局编辑，一生致力于诗、词、曲的研究，其《诗词曲语辞汇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汇集了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词语，或采用自证的方法，以诗证诗、词证词、曲证曲；
或采用互证的方法，诗词曲彼此互证，详证博引，溯其流变，并注释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还著有《古今文综》、《春声集诗文稿》，张相对研究古典文学和近代语汇贡献甚大。张相的学术造诣精深，对《南宋文范简编》所选作品的点评精当妥贴，时常有锦上添花之妙，对我们深入理解作者为文的要旨很有价值。
阅订者姚汉章是清末举人，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史专家，与罗振玉、赵元任、姜亮夫等同为现代著名学者。编著有《古今尺牍大观》、《历代名人尺牍分类选粹》、《古今文综》等。《南宋文范简编》经他阅订，学术上自然更为成熟。
1.2 《南宋文范简编》立意高远
《南宋文范简编》是在《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编成的，而《南宋文范》的立意是高远的。因为《南宋文范》乃是上继吕祖谦《宋文鉴》的学术传统编辑而成的。一方面，《宋文鉴》的编者吕祖谦承袭了宋初很好的学术传统。据郑永晓和孔妮妮的研究，南宋诗歌流变与南宋学术发展有很大关系，作为宋代吕氏家族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吕祖谦的家学渊源尤其是吕本中的文学思想和诗学观念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该书的编纂又有很大影响。吕本中是吕祖谦家学渊源的重要源头。吕本中的思想兼有儒、释、道三家成份，他在坚持正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各家学说，在文艺思想和观念方面也能积极吸取前人一切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遍参前人、注重活法、有为而作等特点，这对吕祖谦也有很大影响。同时，吕祖谦的学术和文学创作除有家学渊源外，还有各种学派和师友的交互影响。这两点，使他主编的《宋文鉴》能够遍选诸家作品。此外，也是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吕本中的儒家思想，使吕祖谦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选编《宋文鉴》，不仅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且也非常注重“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敢于批评时政阙失”的作品。这更增加了《宋文鉴》的社会意义。这种追求正是由吕本中所传承的元学术精神的延续。这种精神也使《宋文鉴》更具哲学品质和社会意识。《南宋文范》的编者庄仲方能够师法吕祖谦的《宋文鉴》，这也就十分自然地提升了《南宋文范》学术品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也就理所当然地为《南宋文范简编》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决定了《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南宋文范》和《南宋文范简编》是高于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谢枋得《文章轨范》等其他文章选本的。
2.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
《南宋文范简编》虽是前人所编，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思想精华，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
2.1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范》等宋文选本的阶梯
《南宋文范简编》是《南宋文范》的精缩本，《南宋文范》则是为数不多、又有较大影响的南宋诗文总集之一，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诗文总集。《南宋文范》是接承《宋文鉴》的力作，而《宋文鉴》的基础则是《宋文海》。从《宋文海》到《宋文鉴》，再到《南宋文范》，这几部选书都十分浩繁。《宋文海》有120卷，“右皇朝江畋编。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门”。《宋文鉴》则有150卷。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分类和编排大致上与《宋文鉴》相同，卷一与卷二收南宋(赋)40篇，卷三与卷四收(骚)、(乐章乐歌)、(四言诗)、(乐府歌行)共110余篇，卷五至卷九收(五、七言古体诗>440余篇，卷十至卷七十收各家文章1100余篇。外编收文40余篇。卷首还有《作者考》列出作者文天祥、陈东、辛弃疾、谢枋得、家铉翁、邓牧、谢翱、王炎午等300余人。整部书共有70卷。而且《南宋文范》引书260余种，取材面较广。可见，即使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也极为浩繁，阅读十分不便。《南宋文范简编》的选编者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才苦心选编《南宋文范简编》的。它一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
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一定的基础，所以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这就是《南宋文范简编》独具的学术价值。
2.2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献史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南宋文范简编》虽“简”，却包含了其他一些史料所未载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古代一些作家的文集已失传，倒是在文选中保留了他们的若干作品，文选反
而成为唯一或重要的资料。所以细心的研究者很可能在文选中发现新资料、找到新课题。如《南宋文范简编》“奏疏”类选有杨万里《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对杨万里，我们一般只知其为诗人，不知道他还有这类奏疏。张瑞君《杨万里评传》虽然是一部全面研究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专著，但作者仍然强调“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对杨氏奏疏类政论散文论述不够详细。事实上，杨万里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江湖集》开始，便写下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的政论性散文，他还是一个散文家。他的政论文，如《读罪己诏》对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变策略提出忠告，《道逢王元龟阁学》对奸党得势、忠良被逐表示愤慨，《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对爱国名臣张浚抱恨以殁深表痛惜。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杨氏这两篇《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只有《杨万里集》和《杨万里集笺校》、《全宋文》等非常专业的书里面才有，《南宋文范》当然也收了这两篇，但这些著作，一般人是不会去读的，他的《论选法疏》就是法律界专业研究“选法”的学者也不一定能够读到。因为一般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读选本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反而可能通过《南宋文范简编》读到杨氏的《论选法疏》，从而发现历史上研究选举问题的材料。
2.3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文学选本
由于南宋特殊的时代原因，南宋文学在宋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作为宋文学的代表，可是，作为重要宋文选本的《宋文鉴》和《宋文海》，都是对宋代文学兼收并蓄，专收南宋作品的只有《南宋文范》。而且就是在这两种选本中，南宋作品的比重也远不如北宋。所以南宋作品有不少是依赖《南宋文范》才得以保存至今，对学习和研究南宋文学而言，作为《南宋文范》精选本的《南宋文范简编》是有其独特价值的。虽然《南宋文范简编》在选文标准和体例上与其他文选有异同，但为文典雅、文质兼备则是共有的特点。阅读这些篇章，不仅能增长文学的知识与见解，而且还是一种美的享受，可以提高人的审美情趣。如卷一收有张拭《谒陶唐帝庙词》“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木偃蹇兮枝相，皇何为兮于此留。蔼冠佩兮充庭，洁芳馨兮载陈。纯衣兮在御，东风吹兮物为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时叙兮何言。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其结句“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意境宏大、深远，很有审美情趣。有了《南宋文范简编》，这样的作品就更易为一般大众所欣赏。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选本之一。
2.4 《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吸取南宋道德与智慧精华的重要参考
宋朝在军事上虽然较弱，但这是由唐以来特殊的社会动乱使宋统治者不得不削弱军事统帅的兵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另一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这一切最初的根源，则在于宋朝政治的开明。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这几大政策，可说是宋朝的大，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最开明的大。政治的开明，使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
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包拯在朝堂之上唾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拭脸，而包拯却视而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
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动世界，万古流芳。到南宋，特殊的时代，又使南宋文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智慧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同时，南宋最后亡于蒙元，这当中也有我们不得不记取的教训。这一切在《南宋文范简编》选录的南宋作品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首先，《南宋文范简编》卷一收有袁说友《论养士大夫气节疏》。据《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袁说友，南宋建州建安人，孝宗隆兴元年进士。孝宗朝，累官知池州。宁宗嘉泰二年以吏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事，次年，拜参知政事，著有《东塘集》，编著有《成都文类》。又据《宋史翼》，我们知道，袁说友有才识，有胆略，忠于国事，他为官30年，奏疏多切中时弊，发扬正气。淳熙五年曾上疏指出：自绍兴末迄今，宿将多死亡，幸存的也都衰老，新进后生想献身而无门路，朝廷应令内外将帅推举，凡武艺高超、谋略深远、熟悉兵法有志报国者，经考察后予以试用。如所举不实，推举人要重加黜责。宁宗即位，韩胄专权，群小阿附。朱熹、彭龟年等因劾韩胄而获罪，袁说友不畏强横，上书阐说：养正气、励风俗要自朝廷始，所以设台谏给侍之官，就是要凭公议、纠官邪，杜绝奸佞，使天下人怕公议；
公议则气节立，气节立则惰者勤、私者公、贪者廉、怯者勇。不久，宁宗御批罢去朱熹。袁说友又上疏指出：朱熹的论奏都是爱君忧国之言，一旦被罢，何以服众?并申明：“臣等区区所论，实以国体有关，非止为一朱熹而已。”由此，我们知道袁说友确有一腔浩然正气，其《论养士大夫气节疏》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但是他这篇《论养士大夫气节疏》也只有在他的《东塘集》里面才有，一般人是不会去读《东塘集》的，所以有了《南宋文范简编》，我们才更有可能看到这样的佳作。
此外，《南宋文范简编》还饱含着南宋文人的政治智慧，其中有着大量治国、兴邦、为政、抚民、理财、处事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对这些理论批判性地继承，古为今用，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尤其在我们对西方文化引发的现代社会病越来越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发掘和光大古老的东方智慧尤为重要，或许它就是针对现代病的一剂良药。如卷一第三十七页又收有叶适的《论纲纪疏三》，文章开门见山就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最后，又说“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图籍，略其四旁，规其中央，左顾右望，以尽天下之大形，坚外柔内，分画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归，以正天下之常势，第因其所有，掩绝前后，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岂可得乎!”其文气浩荡之中，实有超绝寻常之智。此等文字，对于升华我们今天之“为天下者”的智慧，当然也是很有益处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南宋文范简编》虽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在总体上看，这的确是一部有良好学术背景，立意十分高远，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又能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良好基础的南宋文学的选编本。此书中华书局在1922年(民国11年)又出过铅印本，此后就没有再版过，因此，《南宋文范简编》无疑也是十分珍贵的，甚至可以说她是南宋文选中的精品，她不仅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而且还是我们研究南宋文学、南宋文献史学和南宋道德智慧最重要的文章选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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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精选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词选；
词史；
接受史；
效果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120-2
自“思无邪”，《诗》携中国文学始振芳尘于后，选本随之蔚为大观。诗的选集从《诗经》开始延续其漫长的选本史，词的选集则追溯到《云谣》、《花间》，然后现其风姿。正如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那么词亦在其自身沉浮千年史上同显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如何评价词作为“诗之余”而又“非诗”这种特殊的文体，在静态研习其美感特质之外，还应用一种动态的眼光去考察其在历史上的接受效果。本文截取“宋代”一段，旨在从词选的接受效果去探讨词的一种历时性发展，从而把握词的外延魅力，了解趣味变迁的一种普遍规律。
一、接受美学映照下的词选
西方接受美学以尧斯、伊泽尔为领军，着眼于读者对本文的接受反应，力图把握艺术理解的历史经验，是在当前和历史双重进程中考察读者阅读经验具体化的实际效果和意义，从而构建一种读者的文学史。接受美学自20世纪80年代被引进中国大陆，国内学者开始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读者”现象。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接受意识早在颂“诗”的时代开始萌芽。自孔子“述而不作”，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一直到清代谭献“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史也在激流暗涌，只是囿于可“道”非“常道”的静观心理，使得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偏零散庞杂、主观感悟。基于东西方文学的某种暗合本质，我们研究接受美学映照下的中国古典词，是可以并且行得通的。此外，国内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表明，用一种接受史的长远眼光，能为艺术作品本身及诗学理论建构、审美规律认识开拓领域。
目前，国内接受史研究方兴未艾，主要以诗歌为正宗，而在古典文学的接受过程中，词作为诗之余，与中国诗歌精微深渺、含蓄蕴藉的美感特质同源而出。因此，词的接受史长路漫漫，它“不仅是一种过去完成时，而且是一种现在进行时”。而笔者着眼于“词选”的接受，而非接受史常言“经典作品”(这里指词作)的接受，主要依据词选的二次创作性质。通过反思读者群对词选的接受，从而一窥词史原貌。何以选择词选这个媒介来考察读者对词的接受?鲁迅《选本》有言，“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这就说明了词选的价值意义之大。
二、宋代词选的接受效果
词选原为集部・总集类・词总集之属，包括总集、别集和选集。随着学科系统化趋势增强，传统的四分类法不再适应词选的研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词选概念应运而生。肖鹏在《群体的选择》中指出，词选是“指编选者按照某种取舍标准，选择部分词人的部分作品而编成的总集”。从现存材料来看，宋代词选数量多，且质量高，但由于宋人视词为“小道”、“末技”，以致宋代词选在流传过程中多有遗失。由于今传词选零碎散佚，许多版本无从考证，众人对宋代词选的范畴多有争议，通常并称唐宋词选或宋金元词选。而本文所言宋代词选范畴主要包括宋人选唐词和宋人选宋词。据考，本文所指宋代词选主要有十六种：《家宴集》、《尊前集》、《金奁集》、《兰畹曲会集》、《麟角集》、《梅苑》、《复雅歌词》、《谪仙集》、烁府雅两、《聚兰集》、《草堂诗余》、《回文类聚》、《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烁府补题》。从经典作品的接受关系来看，宋词具有一种简单的链条关系，即宋词、词选家、词选三方逻辑关系，分别对应着作品、读者、效果三种元素。这个链条关系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宋词的接受状况之一，即通过词选家及其所编词选集来考察宋词的接受情况。
(一)性质：构成一种词选史
选本是一种兼具创作、鉴赏与批评的综合体。词选家苦心孤诣，精选好词，这种接受行为从性质上来看，构成一种词选史，集中体现出词选的词史及社会史价值，从而反映宋代词坛总貌。词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词史和社会史两方面。在词史方面，词选具有辑佚、校勘、考证等文献价值及批评理论价值，最直接地使文学研究者获益。就词选的社会史价值来看，“文变染乎世情”，我们可以透过词选这个视窗探寻社会时代风气、审美心理等历史遗留信息。从词集名来看，名之所托，可透露时代风气。宋代选词者多属文人名士之流，根据个人审美趣味选编词作，整体体现出编选者以平淡闲适为主的美学格调。此外，通过词选的附录资料、刊刻版式、刊刻时地、刊刻者等皆可窥见宋代印刷术水平、词的传播流行程度、前代遗传书籍资料等，反映特定风气下的文学思潮乃至社会思潮。再者，大量词选的盛行一方面是社会广泛需求对创作者及编选者刺激的结果，这种刺激正是宋代社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繁荣在精神需求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编选者个人的人生态度体现，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
在此之上，词选史的出现意义有两种，一则补选集史之缺，二则还原词史原貌。首先，选集史的构成是所选作品、所选作者、编选者三种关系的叠加。编选者作为一种动态因子，随社会背景、时代风气、个人偏好等动量而变化。因此，所选作品与所选作者的叠加会出其不意超出总集的范围之属，类似格式塔的核心命题，即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在这种意义上，词选史有补选集史内容之妙，而宋代词选功不可没。其次，词史世界蔚为大观，涵盖社会、文学、艺术、心理等各个领域，可以展示词坛乃至社会的全景。而词选史从成熟读者的角度选词成集，代表词人和读者双重时代心理，从读者群意义上为词史全貌增枝添叶。另外，词选史作为史的一种，必然具有史的模式，而历史从回忆诗学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沉思起来的回忆。词选作为一种记忆的断片，所保留词作乃原生态、活生生的作品，可作为文献学意义上的考察资料。从外部构成来看，词选包括编选者、所选词人、所选作品、所选时代、词选名、序跋、凡例、卷数、评论注释、刊刻版式、刊刻时地、刊刻者等。这些丰富的资料不仅为研究作品提供极佳的材料，帮助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而且对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佐证。此外，在词选所呈现的断篇残简之外，留下了无数个不确定的空白供我们想象探索，即伊泽尔所言“文本的召唤结构”。这空白的填充并非凭空臆测，而是根据断片的外部形态理性勾勒空白信息，包括词坛历史和社会历史。就在这断片和空白之处，词选以其特有的角度为词史补史之缺，还原词史全貌。
(二)行为：再创作
编选者辑词，实以有尽之言欲达无穷之意，这实际上是一种二次创作。选者通过选、删、增、补、改、编等行为将作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选者因“我之性情”之不同，会展现出不同的排列风格，并在序跋里给后世研究者提供详实的资料。词选的读者群主要有三种：普通读者、填词者、评词者。对普通读者而言，词选的主要目的在于阅读品鉴，而在审美体验上，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创作参与。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两宋人词多矣，令其多读多看，彼必不知从何下手，而亦无从知何者当学，何者不当学也。是答初步者之问，尚缺一层。夫初步读词，当读选本。”对填词者而言，阅读词选不仅是作为普通读者来阅读品鉴，而且可以帮助倚声填词，这属于创作意义上的词选接受效果。陈匪石《声执》有言，“由是而读宋人四总集以及《花间》，再观各名家专集，就其性之所近，专学一家，或兼采数家，互相补益。”评词者的接受效果集中体现在选本评注、词评词话及词集序跋上。“选集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再现诗歌效果史的活化石。”另外，词选的序跋具有极高的文献参考价值及文体研究价值。总体而言，序跋是一种有意味的文体形式。如果说填词是词人在填心，选词是读者在选心，那么，写序跋亦是读者在写心。一首好词必然以情胜，词人那颗透明洁净的心须得遇知音，而选词者在选词时也必要“以我心换你心”，达成感觉上的共识，才始知妙词难得。跳出作者和读者这个单层关系，写序跋的人是在衡量词人之心与选词人之心，用第三者的眼光去净化熔铸一首词中的大千世界、一本词集中的苦乐人生，然后，以寥寥数语提炼两个世界、一种诗情。
(三)效果：词选的循环接受
就整个词选的流传来看，词选的传播史足以写一部巨著，来完整论述词选在宋词传唱千年中的作用。今取其一，即词选与词选之间的循环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词选的接受效果，把握词的传播脉络。从整个词选演变历程来看，词选的集成不仅有赖于词作的更新流传，而且仰仗于前代及同代词选的编选凡例，并且影响后代词选的编辑。
宋词精选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材目标指向 教学定位 教学策略 目标预设与教材处理
“高中新课改，亮点在选修课，难点在选修课，突破点也在选修课。”早在06年我省刚进入新课程的第二年，面对选修课程步入高中的教学，有人就这样说过。新课程实施已几年了，但目前对选修教材的教学似乎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目前选修教材教学存在几种状况：一是将选修教材的教学完全等同于必修教材的教学，二是部分地仿照高校选修课教学，三是按照高考总复习的要求安排选修教学，四是根据现行高考要求而舍弃部分选修内容。如果从《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设置选修课程的角度来看，我以为其实这些都步入了选修教学的误区。
那么，从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选修课与必修课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了。我们能想到的是必修课应更多地偏重于语文基础知识，是大面积撒网；
选修课应偏重于思想情感的培养，是通过几个专题的学习让学生形成较为鲜明的“经典”意识，从而对祖国和世界的传统文化形成某种或某些情结，这样的情结在其以后的人生中会成为其思想情感发展的重要基地。必修与选修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必修是选修的基础，选修是必修的发展；
必修是普及，选修是提高。这里我想以各学校选修比较普遍的一门选修课《唐诗宋词选读》为例，谈谈自己的一些理解与体会，不拘浅陋，就教于同仁。
一、教材目标指向及其定位
五个选修系列，《唐诗宋词选读》是受到学生欢迎程度较高的模块教材之一，同时唐诗宋词是我国文学上的瑰宝，有很厚重的文化积淀，如何开展好《唐诗宋词赏析》选修课的教学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目前《唐诗宋词选读》教学的现状
如前所说，选修教材是新课改的标志物，是新课改的试金石。所以，能否用好选修教材关系到新课改的成败。而目前对《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几年下来，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可谓是乱象横生，各行其是。主要有这样一些现象：
1、按照诗歌的内容题材重新组合，美其名曰“自主创新”。
按照诗歌的表现内容来分，常见古诗一般有以下几种：咏物诗、山水诗、民生诗、边塞诗、怀古诗、惜别送别诗、思乡怀远诗。有的学校把《唐诗宋词选读》的编排序列打乱，依照类别重新组织，实施教学。如“惜别送别诗”专题：《春夜别友人》、《送魏万之京》、《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友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踏莎行》（候馆梅残）……；
“思乡诗”专题：《春江花月夜》、《旅夜书怀》、《商山早行》、《长安晚秋》、《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
“咏物诗”专题：《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卜算子》（驿外断桥边）……
以上分类，实在有些牵强。比如，《春江花月夜》究竟该归入哪一类，历来有不同见解。这里将之定位为“思乡诗”有其道理（诗的最后八句写的是游子思归），但闻一多先生称它为“宫体诗”（宫体诗可视为闺怨诗）；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咏物诗”（摹江描月何其神似）。再者，上述的七分法也是不够全面的。如辛弃疾的诗歌，内容包罗万象，表现方式多样，若用七分法来分类显然有些狭隘。如《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和《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两首诗，忧国伤时，抒写人生抱负，其咏物写景、抒情说理兼备，假若作硬性划分，“龙腾虎掷”的稼轩词风就难免受到损害，所以，这种归类法教学是不科学的。
2、按照诗歌的知识点另起炉灶，美其名曰“贴近高考”。
不少教师依据我省《考试说明》的表述，如“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评价诗歌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以专项训练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训练。教学时分四个专项，包括“把握形象的训练”“感知意象的训练”“品味语言的训练”“鉴赏技巧的训练”。如“把握形象的训练”下列五个子项，分别是豪放洒脱的形象，忧国忧民的形象，寄情山水、归隐田园的形象，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形象，爱恨情长的形象。“鉴赏技巧的训练”分解出三个分支：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法。“表现手法训练”更是被细化为“借景抒情篇”“托物言志篇”“对比烘托篇”“比兴象征篇”“化用典故篇”“联想想象篇”“虚实结合篇”等；
其中“托物言志篇”收录了《滕王阁》、《西塞山怀古》、《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卜算子》（驿外断桥边）等诗歌。这实际是标准的高考考点专项训练！
教者说，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与其面面俱到，何不抽取一端！其理由是，知识点教学定位准确，能够凸显诗歌的主要价值。这样教学，学生可以习得诗歌的鉴赏技巧，更重要的是可以强化应试能力。然而，专项训练“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学生被眼前极其细微的事物蒙蔽，看不到诗歌的整体和本质；
更为致命的是，一味从应试的功利角度出发，有可能削弱学生欣赏古典诗歌的热情。
3、按照教材上的习题组织教学，美其名曰“利用资源”。
《唐诗宋词选读》在每一个专题后都设计了“品读与探究题”，以供学生在学完诗歌后深化理解，整合知识，培养能力。然而，有些教师却舍本逐末，就地取材，以思考题应对选读。如《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的“品读与探究”有四道题，它们是：
诵读《望月怀远》，说说诗人是如何扣住“望”和“怀”来写景抒情的。
《送魏万之京》以长于炼句而为后人称道，请从叙事、抒情、写景等方面任选一个角度，说说该诗的炼句之妙。
诵读《与诸子登岘山》，想一想，为什么羊公碑叫“堕泪碑”？诗人为什么读羊公碑而落泪？
诵读《山居秋暝》，想一想，诗人是如何从视与听、动与静的角度表现“空”、“静”之美的？
这四道题分别对应该专题内的四首诗，训练点有诗歌内容主旨方面的，有表达方式方面的，还有表现手法方面的。这些练习题都是编者精心设计的，能有效地发挥辅读作用，当然不能弃置不用。可是它们的功能，也仅仅在于帮助教师提炼教材内容，引导学生理解课文要点。只有将课文和练习有机地结合起来才算是用好了教材。
4.大搞特行研究性学习，美其名曰“紧跟新课标”。
研究性学习是新课标强调的重点之一，研究性学习探得深、探得广，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和合作协商精神。对唐诗宋词进行探究性学习也是诗歌教学的应有之义。
基于此，有的学校设计了一些研究性学习课题，如：
（1）探究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的不同意蕴。
（2）刘禹锡的怀古诗如《西塞山怀古》《石头城》《乌衣巷》等，语言浅显而意蕴深厚。请收集相关资料，以“刘禹锡的历史情怀”为题进行探究性学习。
（3）李商隐的无题诗迷离隐约，有政治寄托说和纯写恋情说等不同解释，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和《锦瑟》等。请以“李商隐的无题诗”为题进行研究性学习。
毋庸讳言，这种探究性学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妄图以区区几个研究性课题来学习《唐诗宋词选读》，显然是捉襟见肘的，也是必然会失败的。
一门学生喜欢的课程的开设如果以学生深恶痛绝为结局，是非常可悲的。假如因此而导致学生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拒绝，教师罪莫大焉。追根溯源，我们想要有好的结果，就有必要对开设此课程的目标预设原理进行一下分析。
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教学要求》看：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教学要求》（江苏省教科研究院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编写）对“诗歌选修”的课程目标是这样表述的：
1.培养鉴赏诗作品的浓厚兴趣，丰富情感世界，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2.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3.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诗歌名篇，学习古代诗词格律基础知识，了解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
4.学习鉴赏诗歌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诗歌的艺术特性，注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
很明显，上述四种诗歌教学策略并不能完成这些课程目标。
从教材内容结构体系看：《唐诗宋词选读》根据新课标精神和中学审美教育的需要，结合篇幅,时代,作者等诸多因素，精选了唐诗31首，宋词32首(其中39首精读，24首自读)，分12个专题。从结构体系看，是按照诗歌发展史的顺序编辑的，这一点，教师必须搞清楚。可见，培养高中学生树立诗歌史观，是编者的目的之一。假若重组另构，无异于暴殄天物。
（二）《唐诗宋词选读》的课程目标指向
《唐诗宋词选读》既不同于高中必修阶段的古典诗歌教学，也区别于大学阶段的唐诗宋词》选修教学。
高中必修阶段的古典诗歌教学共有三个板块，一个是必修二“历史的回声”专题中的“千古江山”(怀古词两首),必修四“笔落惊风雨”专题中的“诗从肺腑出”(唐诗一组)与“词别是一家”(宋词一组).与《唐诗宋词选读》相比,高中必修阶段的古典诗歌数量少，难度略小，教学要求低，系统性也较弱，而且其人文内涵都指向每个专题的人文主题。而大学阶段的《唐诗宋词》选修则更多地带有研究的色彩。
《唐诗宋词选读》大体以诗歌史发展阶段为线索，突出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代表中国古代诗歌思想艺术最高水平的诗词大家，纵横交错进行编排；
重视诗词自身的体类特征和鉴赏规律，设计鉴赏活动中隐含若干种基本的鉴赏技巧和角度，如创意，构思，意境，意象，语言等，有助于学生学习鉴赏诗词的方法；
重视对诗词作品的多元解读，致力于培养学生个性化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意识和能力。教学中要注意具体的鉴赏方法的指导，如：知人论世，洞察本事，考析词意，疏通章句，草蛇灰线，搜寻意脉，以意逆志，进入意境，注意寄托，言外求志，比较鉴别，品第高下，善于见异。
（三）教学策略的定位
那么，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到底该如何实施教学呢？
首先要注重挖掘内涵，传承文化。按照王荣生教授的理论，《唐诗宋词选读》应定位于“定篇”。学习的目的是熟知经典，而非做题能力。了解和欣赏作品，本身就是目的。而环绕着该选文的所有教材内容，都服务于了解和欣赏的目的。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朱自清选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与之相适应，该教材在前言中就明确指出，“鉴赏唐诗宋词，是探寻‘美’的过程。你可以鉴赏它的‘形象美’，你可以欣赏它的‘语言美’，也可以赏析它的‘技巧美’……”徜徉在唐诗宋词这座流光溢彩的美的殿堂里，我们要能体会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不羁精神，感受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仁者光辉，倾听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高歌，聆听到“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浅斟低唱……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折射出唐诗丰盛热烈的光彩；
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渗透着宋词沁人心脾的韵味。
其次要抓住重点，适当拓展。从整体着眼，理清诗史的线索，固然必要，但更要注意抓住这根线上几颗璀璨的珍珠――李杜苏辛。学习《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要结合《蜀道难》《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解读《兵车行》要联系《石壕吏》《新婚别》，体味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须探究章氏原词《水龙吟》，鉴赏稼轩词不得不延引《白雨斋词话》和《艺概》。
二、教学目标预设与教材处理
（一）让学生全面了解唐宋诗词的风貌
尽可能让学生全面了解唐宋诗词的风貌，是《唐诗宋词选读》学习的预设目标之一。学生都知道一代有一代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学教师也不作过多说明，这样学生就会误认为一代只有一种文学。他们不知道宋诗也很好，明清戏剧也很出色。《唐诗宋词赏析》偏向于唐诗、宋词，其中有一个专题是唐五代词，没有宋诗。在教学中，我觉得有必要适当加入一定的唐词和宋诗。
首先，词诞生于唐五代，那么唐代的词就有必要让学生知道。教材中属于唐代的词人只有温庭筠和韦庄，显然不能代表整个唐代。我们可以介绍第一代词人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张志和、刘禹锡、白居易等继李白后的第二代词人，他们的《竹枝词》，《杨柳枝》，《浪淘沙》，《长相思》脱颖而出，点缀出了一幅唐代美词的画卷。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需归。”刘禹锡的“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白居易的“卞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这些词都体现出唐人素来爱清闲生活的雅志，也是唐代词经典。
宋诗的造诣很高，宋诗的选取是文坛上一个热门话题，文学研究是避也避不开的。比如学术界对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的选目问题议论颇多。钱先生自己说过：“这部选本不很好；
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模糊的铜镜》）宋诗选取的聚讼纷纭，至少说明宋诗不可遗忘。讲唐诗时可以选宋诗比较，讲宋词时也可以选宋诗。比如讲到苏轼，可以将他的诗词做个比较，他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句，除了出自词，还有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等名句来自于他的诗，不可不提。这些当然可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利用网络等工具去查寻，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全面了解诗词。
（二）在学习中培养学生个性
《唐诗宋词选读》在选材上尽可能全面，避免争议。这样注意了共性，就缺少了个性。在现阶段唐宋诗词研究上，一些绕不过去的大山，我们一定要学；
一些可以绕过去的小山，不妨有选择带着学生走走，可能会别有一番韵味。杜甫、李白、苏轼、辛弃疾一定要学，《唐诗宋词选读》单独设了专题。然而，另外一些诗人、词人也颇受学生欢迎，作品也颇有韵味，教材也没有选。在学习宋词中，我就曾专门和学生研习了蒋捷的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些读来使人凄然的句子会在学生心中留下种子。
教材在某一诗人的作品专题中也注重全面，然而学生有时只会对其中某种风格或形式的诗歌感兴趣。比如学生不喜欢杜甫的古体诗，喜欢他的七律。在学到辛弃疾的词时，学生对《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很感兴趣，觉得这首词表现了有点幽默但又有愤慨。其实辛弃疾有很多这样的作品，我就介绍《菩萨蛮・赏心亭为叶丞相赋》《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卜算子・千古李将军》等作品给学生，学生既有兴趣，也了解辛弃疾的另一面。对于教材中学生并不感兴趣，舍去也无伤大体的作品可以大胆舍去不学。
（三）教学中注意对高考能力的渗透
宋词精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宋词审稿笔记》；
《全宋词》；
唐圭璋；
人格风范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1－0120－08 收稿日期：2011－10－20
作者简介：潘明福，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313000；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430072：王兆鹏，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430072
唐圭璋先生以一人之力，前后历经三十馀年，完备搜罗有宋一代词作总集而成《全宋词》，是百年来词学界最大之盛举。《全宋词》共收录宋代词人1300多家，词作(含残篇)共2万馀首，几近《全唐诗》之半数。然《全唐诗》乃在清廷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集翰林名士十人，在季振宜《全唐诗》与胡震亨《唐音统签》等已将唐代诗歌几近搜罗完备的现有成果基础上，历时一年多方才编就。即使如此，仍舛误颇多。与之相较，《全宋词》则精善得多。学界皆盛赞《全宋词》汇成之壮举，亦多知其修纂之不易。然个中的具体艰辛，只有唐先生自己知晓。唐先生为人谦逊，虽有壮举却从不张扬，修纂如此浩大的断代文学总集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从未向外人道及。随着唐先生的仙逝，《全宋词》修纂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与种种艰辛，似乎要永远被历史所尘封了。万幸的是，《全宋词审稿笔记》(王仲闻主撰，唐圭璋批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以下简称《笔记》)的发现与出版，为我们了解和还原唐先生修纂《全宋词》的过程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我们不揣谫陋，试图从《笔记》中寻觅唐先生当年修纂《全宋词》的重重艰辛和种种努力，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唐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风范。
《笔记》近二十万字，其中唐先生的批注约有二、三万字，从这些批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唐先生在修纂《全宋词》时所遇到的“文献资料常有不足、获取不便”，“传世文献多有舛误、不可信据”，“词人时代不明、难以编次”，“词作文字多异、真伪难辨”等诸多困难以及唐先生为克服这些困难所作的种种努力。
一、文献匮乏与唐先生之多方求索
我们知道，编纂断代总集，必须竭泽而渔，而竭泽而渔的前提，必须要有充足的文献资料来源。对于《全宋词》的修纂而言，必须全面掌握有宋一代所有与宋代词人、词作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还须掌握宋以后历代与宋词相关的所有总集、词选、笔记、方志、谱牒、金石等文献材料，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全唐诗》在编纂时，纵有清廷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内府所存珍贵的“半成品”及十倍于《全宋词》的编者队伍作为强大后盾，仍然遗漏甚夥，舛误颇多，而唐先生在修纂《全宋词》时，直接可资以利用的文献资源仅有自身有限的藏书和南京龙蟠里图书馆的一些善本古籍。这些有限的文献材料，对于完备搜罗有宋一代的词作，是远远不够的。因而，所能寓目的文献资料的不足，是唐先生修纂《全宋词》时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这种困难，我们透过《笔记》常可发现：
王仲闻先生审稿意见(以下简称[王
审])：《全宋词》所收之中纯、王娇娘词文字，
不知所据所(何)本，既不似《娇红传》，亦不
似《娇红记》，请即将原来根据的版本查示，
以便改正文字。唐圭璋先生批注(以下简称
[唐批])：目前我看不到《娇红传》，只看到刘
东生的《娇红记》和孟称舜的《娇红记》。(第
322页)
[王审]：《翰墨大全》、《永乐大典》均有
词可补。先生最近经此间告知后从《词谱》
所补，以及《全宋词》内原引(从赵万里辑本
及《花草粹编》转引)之《翰墨大全》词，实俱
见二。四卷本《翰墨大全》中。[唐批]：二
四卷本此间无，希望代补。(第356页)
[王审]：谢天瑞《诗馀图谱补遗》一书，
似为先生所未见。[唐批]：此间亦无。(第
388页)
[王审]：《全宋词》有钱继卓《沁园春》
一首，注出《西湖志》……兹查此首见《词综
补遗》卷十五引《西湖志》……检《词综补遗》
引用书目，内有李卫《西湖志》。可否一检此
书查出卷数示知，以便注明。[唐批]：此间
只有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无李卫的
《西湖志》。(第454-455页)
[王审]：曾宏正词一首，《全宋词》不知
其年代，按《词综补遗》引石刻，此词作于淳
祜癸卯。又《词综补遗》所载，与《全宋词》文
字颇有出入。未知《粤西金石略》所载是否
与《全宋词》相符?[唐批]：目前无《粤西金
石略》可查。(第458页)
[王审]：“兹代撰王公明小传如下……
请以宋徐自明《宰辅编年录》核，有无错误，
以便改正。[唐批]：此间无此书。(第517
页)一些我们今天可视作常见的典籍，如《粤西金石略》、《宋宰辅编年录》等，唐先生修纂《全宋词》时，却无处得见。文献取资之窘、典籍寓目之难，可见一斑。即使手头现有的文献，由于各种原因，并不能够随时取用。《笔记》中有唐先生如此一条批注，读之颇令人心酸：
[王审]：张枢密一首，出《事林广记》。
原书未见过，惟似未言此词乃张枢密作，请复
检原书是否乃无名氏作品?[唐批]：原书今
已被偷走。(第209-210页)在可资文献如此困窘的情况下，唐先生并未放弃对《全宋词》的修纂，而是迎难而上，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顽强的学术毅力，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全宋词》的修纂事业中，此种学术精神，怎不让人深感钦佩而心生景仰?!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米”不足的情况下去做“饭”，采取“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方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位严谨而负责任的学者，唐先生决不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尽最大可能对著录宋代词人和词作的相关文献进行反复摸排和细致搜索。
对于直接可资利用的现有文献，唐先生尽最大努力做到竭泽而渔，对于每一典籍是否收录宋人词作和具体收录了多少宋人词作等情况一一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工作量之大、耗费时间之多，是一般的研究者无法做到的。这种排查典籍的艰辛，我们从《笔记》中唐先生的几条批注就可以略知一：
我所见到的善本都在南京龙蟠里图(书
馆)，我所见的也都校过。(第1页)
大批四库本都检过。(第92页)
(各丛书中宋元明人笔记)一般(都)检
过。(第92页)
别的且不说，仅“大批四库本都检过”一项，放眼当今学术界，真正能够做到的有几人?不仅如此，对于某些重要典籍，为了保证从中所辑词作的准确性，唐先生经常多次翻检。例如《笔记》第145页载：[王审]：“前以《翰墨大全》所出各词错别字太多，建议重校。”[唐批]：“此间《翰墨大全》校阅遍数很多。”又如《笔记》第476页载：[王审]：“连仲宣词‘郁郁葱葱佳丽’一句‘丽’字，据何本改，是否有误?”[唐批]：“《岁时广记》反复查过，……‘佳丽’确为‘佳气’之讹。”有时，对于同一典籍的诸多版本，为了辑词不出现遗漏，唐先生对该典籍的每种版本都一一翻检、细致取校。例如《笔记》第242页载：[王审]：“闻南京图书馆有《钓台集》多种，据悉各本所收宋人词多寡不一。……请以尊据之本与他本一核，有无《全宋词》遗漏未收之词。”[唐批]：“过去数本都校过，无遗漏未收之词。”
更为可贵的是，有时候为了寻觅词人或词作的一点点信息，唐先生不惜花大力气将词人的文集或相关文献从头到尾细细翻检，一丝不苟。
除了对能够直接取用的文献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翻检和搜罗以外，对于那些手头没有、又无缘直接寓目的典籍，唐先生想尽办法，力求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所需材料。这些途径包括向友人借阅典籍、请友人告知材料和让友人代为寻觅、抄示词作等。
早在《全宋词》编纂之初，唐先生就将自己亲手编定的《全宋词目录》三次印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包括王仲闻、夏承焘等人的大力支持。夏承焘先生向唐先生提供了汲古阁抄本《绝妙好词》等善本典籍的信息，而王仲闻先生更是“帮助搜集资料，校订真伪，商讨善本、足本问题”。此外，赵万里先生也多次借书或书籍照片给唐先生，对唐先生《全宋词》的修纂有着莫大的帮助，这些信息也可以从《笔记》中得到：
[王审]：景宋本《梅苑》原在何处?现在
何处?[唐批]：原(书)在日本，(我借的是赵
万里的照片)。(第5页)
[王审]：(《全宋词》)卷二八三翁溪园
《酹江月》一首……案《截江网》原书，此首调
作《洞仙歌》，尊稿作《酹江月》，不知据何本?
[唐批]：可能当时据(赵)万里借我的抄本。
(第159页)更为可贵的是，为了保证《全宋词》收录词作的完备与精善，唐先生搜寻文献的视野并不局限在国内，而是把目光扩展至海外，对于一些国内已佚而国外有存的文献典籍，他千方百计联络国外的学术友人，请他们代为查询，并将查询结果抄录、寄示。日本学者芳村弘道等撰写的《从唐圭璋先生的两封信看(全宋词)的编纂过程》一文，就是讲述唐先生写信给当时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友人中田勇次郎，请其代查国内已佚但日本藏存的相关文献典籍，并将所载词人、词作信息抄录寄示一事。这种取资文献扩至海外的例子，在《笔记》中也时能见到。例如，《笔记》第458页载：『王审]：“《事林广记》张魁《踏莎行》一首引自‘癸集’卷三十三……尊据为何种本子?卷数似较多。”[唐批]：“张魁词是抗战前日本人抄寄的，卷数亦采据日本人所开。”
这种广泛网罗和查核文献的做法，一方面保证了《全宋词》的完备和精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唐先生为修纂《全宋词》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二、考辨多艰与唐先生之细密寻绎
如果说，“文献资料不足、获取不便”是《全宋词》修纂过程中的一个“宏观困难”的话，那么，与之相较，“文献舛误的辨析”、“词作异文的校正”、“词人生平的考明”、“编次体例的设定”等等，就是众多的“微观困难”。相较于“宏观困难”而言。这些“微观困难”要繁复得多、琐碎得多，有时候。也棘手得多。对于这些众多而又琐碎、棘手的“微观困难”，唐先生没有“不胜其烦”，也没有将其简单处理，而是以严谨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细细地加以梳理、考辨、比对、校核，正如唐先生自己所言：“问题多，应多多求解决，绝无‘不胜其烦’之意。”《笔记》中，随处可见唐先生在解决这些“微观困难”时的严谨态度和细致精神：
[王审]：尊稿内秦观词附录有多首注
云：“皆不详所据”。按其中有若干首见于
《诗馀图谱》所附张、秦观诗馀内(四库著
录，入存目。)少游诗馀一卷，计一百四十馀
首，多为他书所未载，(其中有十一首确知为
张作。)《全宋词》不详所据，殆尊驾未阅过
此书也。请检此本一核，并决定溢出各词如
何处理。……此书或只汲古阁原刻初印之
《词苑英华》本《诗馀图谱》附有之。[唐
批]：明人选本采少游词错误最多，也不止张
蜒一种。有的从《草堂诗馀》错起(至正本不
注明，以后就涉前首而误)我们看出来的就
不是《草堂诗馀》错的，那就“不详所据”了。
我所谓“不详所据”，就是不知道错的根源。
只是由他们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词
苑英华》本《诗馀图谱》三卷阅过，但无少游
词。鄙意大家词，假的越少越好，《图谱》溢
出词可以不管。(第233页)
[王审]：宋丰之词一首(《小重山》)既
为向《乐斋词》所未栽，《全宋词》原来考证
实误。此首已自附录卷中移出。[唐批]：向
滴《乐斋词》未载，但宋丰之很可怀疑。
“宋”、“向”，疑形近之误，“丰之”用的(是)
向字。若然，似亦可补《乐斋词》。《词品》
卷五正作“向丰之”，并云号“乐斋”。(第
343页)
[王审]：《词律》卷八有赵师侠《转调踏
莎行》“宿雨才收”一首，《全宋词》似未收，
《互见表》内亦未见。此首究为何人所作，应
如何处理?[唐批]：此首见赵彦端《介庵
词》，《花草粹编》卷六引作赵介庵，当不误。
《全宋词》于此词“一月五番”下空一格，但
《粹编》不空，作“价”，可据以增补，互见亦可
补。(第571页)《全宋词》在修纂之初，以完备搜罗和录存有宋一代词作为主要目标，对于词人生平小传的关注相对显得薄弱，正如唐先生自己所说：“小传只不过是具(其)大概……因为重点还在词的方面。”(第87页)，“重点在词……(词人)小传原是略记情况，既不可能周全，亦不需要周全。”(第181页)“关于小传，原不在于完备，只略举行实而已。”(第567页)但这样说，不等于唐先生不重视词人的情况，事实上，唐先生只是主张对生平信息比较确定的词人不必去大费周章地撰写小传，因为《全宋词》毕竟不是《词人年谱》或《词人评传》之类的书，词作的录存还是第一位的，应该说，唐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总体上是对的。但对于那些基本生平信息不能确定的词人，唐先生决不敷衍了事，而是花大力气，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考辨，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或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兹举一例，以证唐先生于词人方面用力之勤：
宋代名“李洪”者，有《芸庵类稿》之“李洪”，《李氏花萼集》之“李洪”，还有《景定建康志》卷
二十六《淮西总领题名》所列之“李洪”。这三者或者其中二者，是否有“为同一人”之可能?若不为同一人，他们之间是否有关系?这些问题，在唐先生之前始终没有人搞清楚。为了澄清这些问题，唐先生不厌其烦，潜下心来，仔细核查和比对《四库全书总目》、《疆村丛书》、《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等文献，对“李洪”的相关情况作了细致的考辨，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其所作之剖析相当精彩：
《四库总目》卷一百六十云：“《芸庵类
稿》六卷(《永乐大典》本)，宋李洪撰。洪姓
名不著于史，诸家书目亦未栽，有是集……”
其下引陈贵谦序谓洪乃李正民之子。
这里可见《四库提要》不认为此李洪就
是《花萼集》的李洪，而且如果是《花萼集》的
李洪。“子大”的字也不会不提的。可是下面
又说李正民之子，这就混乱起来了。邓广铭
据劳格说，以为《花萼集》作者是广陵人，这
与《提要》所言的李洪是不合的。《提要》如
以为是《花萼集》的李洪，它不会不提《花萼
集》的。
《疆村丛书》收《芸庵诗馀》，下注：昭武
李洪耘叟
这与《四库提要》也不舍，四库只著李
洪，并未言昭武人，又未言号耘叟。而且《提
要》言李正民之子，怎么会又题昭武呢。如
果这样，以李洪为名，是昭武一李洪，《花萼
集》又一李洪，《全宋词》应有两李洪。实际
所谓昭武李洪，并不叫李洪，叫李芸子。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十载李耘叟《木
兰花慢》一词，有小传云：“李耘叟名芸子，号
芳洲，昭武人……”这不是很清楚的说明李
芸子是昭武人(吗)?(其中)并没有李洪的
话。……
《芸庵诗馀》第一首《木兰花慢》正是《花
庵》所录的李耘叟词，所以只少这一首不是
《芸庵诗馀》。
《四库提要》云李洪撰《芸庵类稿》，但不
提起有《花萼集》。《花庵词选》在选《花萼
集》时，也未提到李洪有《芸庵类稿》或《芸庵
诗馀》，只言李子大名洪，并未言“芸庵”之
号。这些地方还是接不上头。李氏弟兄五
人，究竞是同胞弟兄，还是叔伯弟兄，也不尽
详。……如果以《四库提要》为据，以为李洪
乃李正民之子，那末，《芸庵诗馀》不是要与
《花萼集》里的李洪词合并吗?鄙意不为合
并，可分三类：李子大之李洪；
《芸庵诗
馀》之李洪；
李芸子。(第592-593页)
作为汇聚有宋一代词作的总集，《全宋词》的首要标准肯定是“全”，但“全”必须是有原则的“全”，而不是无标准的“全”。唐先生搜罗宋代词作，严守原则，那就是：只有确认为宋人的作品，方可录入《全宋词》，对于那些作者时代不明的词作，在搞清楚作者实际生活年代之前，宁可阙而不录，此举保证了《全宋词》的纯粹性和学术质量。从《笔记》中，经常可以见出唐先生的这一修纂原则和指导思想：
[王审]：《广群芳谱》所收各词，《全宋
词》已引有若干首，下列各首已否收入?或
已附录并在《互见表》内注明?[唐批]：以前
校对过《广群芳谱》，全不可靠。不过一时也
查不出来。鄙意如查不出来，就不必用它。
少一首错的也是好。(第37页)
[王审]：《草堂诗馀续集》卷上有止禅师
《卜算子・离思》一首……此首如为宋人词，
则《全宋词》似漏收。[唐批]：《草堂诗馀续
集》其中类杂有元人张宏范、赵子昂、明人
……词，止禅师何人亦不评，不如不收。(第
91页)
[王审]：《草堂诗馀续集》卷上有欧阳永
叔《浣溪沙》……米元章《浼溪沙》……黄山
谷《菩萨蛮》……欧阳永叔《浪淘沙》……似
俱未收入《全宋词》。(《互见表》内似亦
无。)请考虑可否补收。[唐批]：其中恐有混
乱之作，连少游无问题的也会错为欧词，其他
可知。不过一时也不可能确切辨明，只(最)
多只能做(作)为附录。(第91页)
[王审]：《(永乐)大典》五八三九“花”
字韵引《绿窗谈薮》《念奴娇》词一首，《绿窗
谈薮》为何书?有无著录?可否认作宋人作
品?[唐批]：不知是否宋人书，也不知是否
宋人词。既不详，似可不收。(第394页)
[王审]：《(永乐)大典》一四三八一
“寄”字韵有……僧大伟《沁园春・寄紫泉》
一首……僧大伟不知为何人?是否宋人?
[唐批]：僧大伟不知是否宋人?凡不能证为
宋人，是否可不收?(第397页)这种严谨而审慎的录词态度，为《全宋词》成为精品之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全宋词》是一部优秀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是供人阅读和学习宋词的读本，惟其如此，它必须具备文献的内容严谨和读本的文字明畅的双重特性。要让这两方面的要求并行不悖，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唐先生则以其卓越的识见和通脱的理念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在《笔记》中，经常可以看到王仲闻先生这样的批评：“《全宋词》稿，有若干家词似未用善本，如辛稼轩词不用元大德本或汲古阁景宋抄本……见于四库者多不用《永乐大典》辑出之四库原本而用《疆村丛书》本……周邦彦词不用宋本《片玉集》而用四印斋本……姜白石词不用陆钟辉本……《翰墨大全》不用二百零四卷本而用一百二十七卷本……魏鹤山词不用宋刻全集本而用武进陶氏本……陈简斋词亦不用宋本而用疆村本……《全宋词》屡引毛校本，乃(而)柳永词不用(所用疆村本即源出毛校)……苏词不用元延本、宋曾本、宋傅斡注本而用疆村本。”(第93页)而唐先生则批注云：“关于版本，鄙意与尊处意见有差。鄙意为了可读，有时宁不取宋元本而取近人王半塘、朱疆村的精校本。根据他们校正的文字即可，不必要用他们的本子。”又云：“择善而从也是一例，讲版本又是一例，就是错的也不能动。《全宋词》主要在校正错字，不在保存错字。”(第93页)客观而言，王仲闻先生和唐圭璋先生二人的意见都对，王先生是从文献学家编纂文献类典籍的角度出发的，而唐先生则兼顾了文献典籍和文献普及读本两个方面。相较而言，唐先生显得更为通脱。
《全宋词》修纂过程中，还有许多发凡起例之举。如在相关作者后设置“存目词”，以录存误题该作者的词，并指出该词的真正作者及依据。此外。“凡其词非宋人作品，不见于是编其他作者名下者，另附录备考。其疑而不能决者互见之。”在编次方面“以作者为经，以时代先后为序。凡生年可考者，以生年为序；
生年不可考而卒年可考者，以卒年为参；
生卒年不可考而知其登第年者，以登第年为序；
三者俱无可考而知其交往酬和者，以所交往酬和者之时代为参。一无可考者，参其作品所出之书成书时代……无名氏词俱次于编末，亦以作品所出之书成书时代为序。”这种编纂体例的创设，对此后的断代文学总集的编纂和校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典范意义。《全宋词》此种完善的编纂体例，是和唐先生严谨的编纂理念
分不开的。这种编纂理念在《笔记》中时有显现：
[王审]：《全宋词》词人编次有问题者甚
多。如一一提出请教，恐先生将不胜其烦。
[唐批]：问题多，应多多求解决，绝无“不胜
其烦”之意。问题在于无根据、大体不知事
迹的作家，以见于一书为据。如《梅苑》中一
批人放在一起，《阳春白雪》一批人放在一
起，其他如《翰墨全书》、《花草粹编》也是这
样。(第64页)
[王审]：《乐府雅词拾遗》卷上《卜算
子》“春浅借和风”一首，无名氏作，顷已得其
主名，乃出董颖《霜杰集》，见《永乐大典》
“席”字韵。当从无名氏卷内删去。[唐批]：
是否于董颖此首下，也注一下：《拾遗》作无
名氏。以免后人再据《拾遗》来补无名氏。
(第424页)
[王审]：有若干首在《乐府雅词》无姓氏
(秦本、伍本不计)而在《花庵词选》则有名
氏，应如何处理?[唐批]：鄙意也可依《花
庵》，但也须注一句：今本《雅词》无姓氏。
(第569页)
[王审]：《全宋词》原来分卷，不知以何
为标准……。[唐批]：不论首数。大致：1.
保持原词卷数；
2.分组入卷，如《阳春白雪》
的人归在一卷，《翰墨全书》的人归在一卷
……。(第599页)以上仅是基于《笔记》所见，对唐先生修纂《全宋词》的艰辛以及唐先生所作的努力及其贡献作一番简单的陈述。
三、为学严谨与唐先生之为人宽容
透过《笔记》，我们还可以瞻仰到唐先生高尚的人格风范。这种人格风范主要表现在对朋友的极度信任、对待学术的极度认真与严谨、自身的极度谦逊和面对批评的极为大度与宽容等方面。
在《笔记》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唐先生“若有不妥，请径改”，“若误，请径删”之类的批注。如《笔记》第84页载：[王审]：“岳飞：小传云：‘河南北诸路招讨使’，疑误，(与《宋史》不同)，不知所本。”[唐批]：“不记所本，如有误，请径删。”又如，《笔记》第176页载：[王审]：“《诗人玉屑》卷二十一有戴石屏送姚雪篷之贬所《沁园春》断句……拟补入《全宋词》稿内戴复古词后，附录词之前。是否同意?”[唐批]：“毫无问题，完全同意。”再如，《笔记》第558页载：[王审]：“《全宋词》中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互见之词，原断定为误入者，除非已有可靠证据，已一律改为不下断语，以免流于武断。其他各家词互见者，亦同样更改按语。先生同意更改，所有已改之按语，需否送请先生逐一审核，以免或与尊考原意相违。”[唐批]：“同意更改。不必送下再核。”从唐先生的这些批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先生对友人王仲闻先生的充分信任。
从《笔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王仲闻先生的每一次质疑，或者每一次提出进行查核的要求，只要条件允许，唐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翻检相关典籍，一丝不苟地进行校核，并把校核结果通报给王仲闻先生，犹如在老师督促下的一个小学生，认真而细致，丝毫不敢懈怠。例如，《笔记》第37-38页，王仲闻先生据《广群芳谱》列出14首词，请唐先生查核，唐先生虽然写了“以前校对过《广群芳谱》，全不可靠”的批注，但还是一丝不苟地对这14首词一一进行了认真校核，查考出这14首词的真正归属。又如，《笔记》第285页载：[王审]：“《景定建康志》中有无侯真知建康府之记载?”[唐批]：“检过《建康志》，无侯真知建康府之记载。”再如，《笔记》第408页载：[王审]：“《翰墨全书》后戊集卷一尚有词断句……请据尊据较善之《翰墨全书》本子一核。”[唐批]：“查过元刊本127卷本……四则断句文字同。”即使生病住院期间，收到王仲闻先生的质疑，唐先生依然严谨而认真地对待，《笔记》第594页唐先生“容出院查得奉告”的批注，就让我们肃然起敬!
唐先生为人极为谦逊。当王仲闻先生写下一些词人的生年，请唐先生核示有无不妥时，唐先生写了这样的批注：“阅书少，目前不能辨别妥否。”(第42页)唐先生为了修纂《全宋词》，将能见到的宋及宋以后的相关文献典籍都读遍了，如此还自称“阅书少”，其谦逊和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于此可见一斑。
宋词精选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学选本；
文学思潮；
互动；
宋代；
个案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34-05
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学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也制约着文学选本，促使选本对思潮作出反应。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在宋代文学选本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典型的个案有《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等。
一、《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
宋初较早出现的一批诗歌选本，多是酬唱类选本，如《二李唱和集》所收录的是李昉与同僚李至往来唱和、缘情遣兴之作，《李畴唱和诗》所收录的是李昉与诸人之宴飨唱和诗，《禁林宴会集》所收录的是苏易简、毕士安、梁周翰、李昉等人的唱和之作，《翰林酬唱集》所收录的是王溥、李昉、汤悦、徐铉等人的唱和之作，《君臣赓载集》是君臣之唱和集，等等。这些选本，大多已经难得一见，唯《二李唱和集》较易觅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载此集之本末：“李文正公昉，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昉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唠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
此集所收诗风格浅切，与白居易诗风相仿。清陈榘《二李唱和集序》云：“读其诗，体格并近香山，《青箱杂记》所论未谬也。”实际上，李昉之激赏白居易，由来已久，他曾以白居易诗句讽谏太宗，折服君心。《资治通鉴后编》卷17载：“帝一日语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辞以赞，独昉无言，微诵白居易《七德舞》词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帝遽兴，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而从上文所列宋初之酬唱类诗歌选本来看，李昉在诸唱和活动中都是处于中坚的位置，《二李唱和集》自不必论，《李昉唱和诗》显然亦是以李防为中心，《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中亦有李昉。我们据此不难推知，正是对白乐天诗的共同爱赏，使当时以李防等人为中心的一批士大夫文人流连于诗酒酬唱，继而将酬唱之作编辑刊行。而以这批文人馆阁重臣的政治地位与引领群伦的文学影响力，这些选本在当时流布极广，对“白体”之盛行产生重要作用。基于此，《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生发、循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诗歌选本的流布，对“白体”诗风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白体”诗风的流行又促成了更多同类诗歌选本的生产与流通。
二、《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
除上述以李昉等人为中心的一批唱和类选本外，宋初另一部影响甚大的唱和类诗歌选本是《西昆酬唱集》。《西昆酬唱集》乃杨亿与同僚于真宗景德二年编纂《册府元龟》时，修书之余的更迭唱和之作。集中收录杨亿、刘筠、钱惟演等18人的唱和诗247首。
据杨亿《西昆酬唱集序》，西昆体诗人的诗歌趣尚在于“雕章丽句”，认为只有辞采富丽精工的诗歌才能“脍炙人口”。为此，他们将诗歌的创作过程抽绎为一种基于一定学养的程序化和技巧化的行为：先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广泛阅读，反复体味：然后是“挹其芳润”，根据所需撷取词句、意象，加以巧妙地勾连、缝合、打磨，最终制成诗歌成品。“诗人只要多读书，熟悉前人作品，将其词句和意象根据需要重新加以组合变化，就可以做出词采华丽、声韵流转的诗歌来。因而作诗也就不再是‘缘情遣兴’了，而是一种理智的安排，用词的技艺，即使同一题目，也可以由于用词和用典的不同而翻衍变化出多首诗来，达到更迭唱和、互相切靡4的目的。”
不难想见，这种将作诗程序化和技巧化的“成功”尝试，对于当时众多饱读诗书却因禀赋不足等种种原因，而苦于作不出好诗来的普通士子，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的。于是一时之间，群起效之，诗坛风气为之一变。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22引《蔡宽夫诗话》：“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一时慕之，号‘西昆体’。”
在这种盛况空前的背后，《西昆酬唱集》的刊行与流布功不可没。欧阳修《六一诗话》云：“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从欧阳修之语可以看出，正是《西昆酬唱集》的编行，使时人有了仿效、模拟的范本，从而最终导致“诗体一变”。虽然我们今天已经难以用准确的数据来描绘当时《西昆酬唱集》印行热销的火爆情景，但从宋人的某些记载我们仍可窥其一斑。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7云：“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之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宋初唐风笼罩，宋人作诗都以唐人为模拟对象，故唐人诗集盛行于世，而《西昆酬唱集》一出，则“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足见其影响之巨。
当然，由于西昆体诗歌一味以切对为工，以编织故实为胜，终至流入形式主义的末路，加之其仿效者良莠不齐，一味挦扯，至于剽窃，沦为笑谈。蔡正孙《诗林广记》卷6引《古今诗话》：“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义山，号‘西昆体’。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捋扯至此。’闻者大噱。”
三、《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
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该诗派以其众多的成员、煊赫的声势、独特的风格在宋代诗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右了北宋后期至南宋中期的诗坛。以黄庭坚为主将和代表的江西派诗人作诗既重典范又求创新，力图师法古人又不拘泥古人，寻求独出机杼、别具一格的艺术境界，他们认为作诗最忌趋随人后，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主张“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化腐朽为神奇”、“有法”入而“无法”出，其根本用意乃是通过熟参古人诗法，以心悟人，最终达于化为我用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不无创新意义。但南渡以后，江西诗派流弊日生，随着队伍的日渐庞大，开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末流不能谙熟江西诗法，一味追求翻新立奇、出人意表，作品生硬艰涩，令人生厌。至南宋中后期，江西诗风遭到怀疑与叛离，以杨万里、陆游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率先突破江西法门，转学晚唐，历经淬炼，最终自成风调，卓然名家。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于其后欲以诗名家者。产生了极强的召唤效应。
在此背景下，四灵诗派正式携“晚唐体”登上诗坛。四灵诗派是南宋中后期永嘉地区的一个诗歌流派，因其代表人物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而得名。“四灵”皆人生失意，仕途困蹇，穷愁潦倒；
又皆不甘寂寞，求名心切。在争名之心的直接驱使下，“四灵”选择了力倡晚唐，因为他们纵观当时诗坛，江西诗派之势日衰，晚唐诗风则有兴起之势，若趁时而倡之，必受人瞩目。为了另立新面、树立名声，“四灵”进行了诸多努力。编选《二妙集》《众妙集》，以选本的形式宣传他们的诗歌主张，就是其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妙集》，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3著录，谓：“《二妙集》一卷，旧抄本。此书亦赵师秀所编。二妙者，贾浪仙、姚武功诗也。”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4亦复著录，谓：“赵紫芝选编《众妙》《二妙》二集，世不经见。今吾友顾大石仁效过访次山秦思宋，执是为贽，次山藏焉，因假摹。书实为宋刻本，不易得也。”此集以贾岛、姚合为“二妙”。专选2人之诗，其推尊贾、姚之意一目了然。
《众妙集》初无刻本，明末始有抄本现于世，经毛晋刊刻，方得流传，《四库全书总目》卷187谓：“此本明季出自嘉兴屠用明家，寒山赵灵均以授常熟冯班，班寄毛晋刊之，始传于世。其书晚出，故谈艺家罕论及之。然其去取之间，确有法度，不似明人所依托。疑当时偶尔选录，自供吟咏，非有意勒为一编。故前后无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传其诗法者转相缮写，幸留于后耳。观其有近体而无古体，多五言而少七言，确为四灵门径，与其全集可以互相印证。明末作伪之人断不能细意吻合如是也。”
四库馆臣一方面认为《众妙集》“去取之间，确有法度”，另一方面又怀疑此集乃“当时偶尔选录，自供吟咏，非有意勒为一编”。但若我们稍加寻绎，就会发现，此集之编选，其实是颇有深意的。
首先，从所选诗体来看，《众妙集》专选唐人五、七言律诗，其中绝大多数为五言律诗，正如四库馆臣所言，“有近体而无古体，多五言而少七言”。这表明，“四灵”之“晚唐体”在诗歌体式方面主要即指五律。再者，从所选诗人来看，《众妙集》所选诗人中，晚唐诗人甚多，彰显出其推尊晚唐之意；
但贾岛、姚合无诗入选，因为赵师秀另编有专收贾岛、姚合诗之《二妙集》。除晚唐诗人外，大历诗人入选亦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历之风是“四灵”所推崇的贾、姚诗风的直接渊源所在——贾岛之诗清苦奇僻、清冷凄寒，姚合之诗清丽淡远、圆稳清浅，皆直承大历“清”风；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历之世是“四灵”所推崇的五律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盛唐诗多古体、少律诗，盖因其时律诗格律初成、流行未广，而古体诗恣肆、浑成厚重，最能体现盛唐诗人积极进取、奋发昂扬之精神；
大历以降则律体尤其是五律大为盛行，因为五律尚清丽淡雅、幽深含蓄，与古体之朴拙苍凉、刚健雄浑风格迥异，正好与大历诗人因身世家国的双重没落而导致的细腻深婉之情思、闲淡雅致之趣尚相契合。总而论之，《众妙集》清晰地展现出“四灵”取法晚唐，推尊贾、姚，专攻五律，喜好清雅的诗学主张与审美趣味。
“四灵”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们的积极提倡下，先前只是微露端倪的“晚唐体”诗风渐成流衍之态，而且声势日盛，成为稍后江湖诗人极力仿效的对象。刘克庄曾感慨：“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谁编宗派应添谱，要续《传灯》不记名。”严羽亦指出：“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另外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四灵”之成名，还与另外一部诗歌选本《四灵诗》有很大关联。“四灵”曾入叶适门下，叶适对“四灵”甚为赏爱，多有称誉之辞、揄扬之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编选《四灵诗》，以诗歌选本的形式隆重推出、大力宣传“四灵”。许斐《跋四灵诗选》：“兰田种种玉，檐林片片香。然玉不择则不纯，香不简则不妙，水心所以选四灵诗也。选非不多，文伯犹以为略，复有加焉。呜呼，斯五百篇出自天成，归于神识，多而不滥，玉之纯、香之妙者欤。芸居（笔者按：芸居即陈起）不私宝，刊遗天下，后世学者，爱之重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载有“《四灵诗》四卷”，当即叶适所编之本。
从杨万里、陆游到“四灵”。南宋诗坛宗唐思潮渐成兴盛之势，在此过程中，《二妙集》《众妙集》《四灵诗》3部诗歌选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与逐渐兴起的宗唐思潮相伴相随，相与契合，为之张目鼓势、桴鼓相应。而在宗唐思潮日渐兴起之际，除《二妙集》《众妙集》《四灵诗》外，还涌现出了更多的专选唐诗的选本，如《万首唐人绝句》（洪迈编）、《三体唐诗》（周弼编）、《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赵蕃、韩漉编，谢枋得注）、《唐僧弘秀集》（李垄编）、《分门纂类唐歌诗》（赵孟奎编）等，这些选本数量既多，声势浩大，与宗唐思潮形成呼应之势。
在这些唐诗选本中，最具特色者是周弼的《三体唐诗》。就所选诗体而言，此集专选唐人七绝、七律、五律。是谓“三体”。从所选诗人来看，周弼与上述之“四灵”虽然皆重唐诗，但具体推重唐诗的时段并不完全一致，“四灵”最为推重的是晚唐诗，尤其是贾岛、姚合之诗，周弼最为推重的是大历、中唐之诗。这显示周弼既洞悉当时诗学理论的趋势，又具有相当不俗的个人见解；
既能契合时代风潮又非人云亦云。
四、《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
宋代词选，大多表现出对典雅趣尚的诉求，这与崇雅黜俗的词坛风气、渐行渐雅的词史进程密切相关。宋代词选在受到以雅为宗之审美趣尚的熏染和影响的同时，还是崇雅进程的参与者、提倡者、推动者。现存最早的宋代词选《梅苑》已有重雅趋向，黄大舆在《梅苑序》中表现出明显的清雅之好与雅正之趣，特别是他在序中将词之发生上溯至《诗》《骚》，认为其在《梅苑》中所录之词乃“诗人之义，托物取兴”，与《离骚》之“盛列芳草”“盖同一揆”，尊体复雅之意尤显；
《乐府雅词》之集名既已表明以雅为尚，曾慥自序又明言“涉谐谑则去之”，并将欧阳修词中之恻艳者悉数删除，归因为“小人”“谬为公词”，可谓用心良苦：鲴阳居士所编《复雅歌词》与曾慥《乐府雅词》类似，皆以“雅”名集，明确彰显出对典雅趣尚的诉求；
赵闻礼《阳春白雪》之命名，即已表明书中所选皆高雅精妙之词，而非浅陋鄙俗之篇，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阳春白雪提要》谓其“去取亦复谨严，约无猥滥之习”、“字炼句琢，非专以柔媚为工者可比也”；
周密《绝妙好词》选词崇尚骚雅清空，清人余集《绝妙好词续钞序》谓其“人不求备，词不求多，而蕴藉雅饬，远胜《草堂》《花庵》诸刻”。
但在崇雅黜俗的主流姿态之外，也有别具面目、独立标格者，表现出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这种疏离倾向以《草堂诗余》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花庵词选》中亦有所流露。
（一）《草堂诗余》：对雅正词风的疏远
《草堂诗余》原本2卷，久已失传，现存最早者为《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乃何士信所增修。该集所选之词多北宋词，风格皆流丽平易，如苏轼词共人选22首，除《念奴娇·赤壁怀古》1首豪放词因名声卓著、影响至大而入选外，其余21首皆流丽婉约之作；
南宋以来非流丽一路的豪气词、雅正词绝少收录，如辛弃疾词，集中共选人8首，皆辛词中相对流丽者，其豪气词则绝无入选。
《草堂诗余》之编集体例也表现出对雅正词风的疏远、对通俗词风的认可。该集现有分类本与分调本2种，现存最早之《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为分类本，该本分前、后2集；
前集再分春景类、夏景类、秋景类、冬景类，后集再分节序类、天文类、地理类、人物类、人事类、饮馔器用类、花禽类，共11类；
这11类下又各细分为若干小类，如春景类分初春、早春、芳春、赏春、春思、春恨、春闺、送春8小类，节序类分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10小类，等等，11类下共分66小类。从这些小类的类目可以看出，《草堂诗余》所选词之内容大致不出写景、言情二端，多表现优柔之景、儿女之情、离别之绪；
风格则以阴柔为主，缺少一种力度美与崇高美。如此二端，皆表现出其重流丽、尚通俗的审美取向。另外，如此详尽的分类，如此明白的类目，很明显是为了取便歌者，也表现出其作为通俗唱本的文本性质。宋翔凤《乐府余论》云：“《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
由于《草堂诗余》对雅正词风的疏远，后人往往将其与另外一些崇雅词选对立起来，抑此以扬彼，如朱彝尊《乐府雅词跋》谓“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书（绝妙好词）后》谓“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这种二元对立状况本身也恰恰反映出《草堂诗余》对雅正词风的疏远。
（二）《花庵词选》：游离于雅正与通俗之间
与《草堂诗余》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不同，《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表现出一种部分接受部分疏远的姿态，或者说，它是游离于雅正与通俗之间。之所以如此，主要与编选者黄升的编纂意图有关。《花庵词选》是《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2部选本的合称，因同出于黄升之手，所选时代又相连属，故在流传中逐渐合二为一。黄升有《绝妙词选自序》，序云：“长短句始于唐，盛于宋。唐词具载《花间集》。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所编，而《复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吁亦备矣！况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暇日裒集，得数百家，名之日《绝妙词选》。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脔而已。然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箫，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
黄氏在序中先是列举了当时较为流行的3种词选：《花间集》、《乐府雅词》（曾端伯编）、《复雅歌词》，其中《花间集》选唐五代词，《乐府雅词》选北宋及南渡词，《复雅歌词》兼选唐宋，而又“迄于宣和之季”。以上各选，均未涉及南渡以后、中兴以来之词。黄氏一方面有感于诸词选之阙漏，另一方面有感于“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故而别编一集，以续选一代之词，为宋词存史，正如四库馆臣所言：“观升自序，其意盖欲以继赵崇祚《花间集》、曾慥《乐府雅词》之后，故蔸罗颇广。”因其编集意图在于选词以存史，故而不囿一端，兼收并蓄，对“盛丽”、“妖冶”、“悲壮”、“豪俊”各种风格之词皆择而录之。
由于《花庵词选》选词态度的相对宽容与选录视野的相对广阔，不若其他词选或主雅正或主通俗流丽，而是游离于雅正与通俗之间，既多雅正之词，亦有相对通俗之作，故而后世对其评价与归类也时有冲突，有人将其归入雅词一类，亦有人将其纳入俗词阵营。如《四库全书总目》卷199谓其“精于持择”、“去取亦特为谨严，非《草堂诗余》之类参杂俗格者可比”。余集则将《花庵词选》与《草堂诗余》视为同类，认为《花庵词选》与《草堂诗余》一样皆在黜除之列，其《绝妙好词续钞序》谓《绝妙好词》“蕴藉雅饬，远胜《草堂》《花庵》诸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