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生活作文范文第1篇在我童年美好的记忆中，唯独最开心的要属烤鱼了。小时侯，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吃饱睡好，就满足了。但我小时修很调皮，大家爱一起玩。有一天，我对大家说，在不远处有条小河，那里有许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我童年生活作文【五篇】（完整）,供大家参考。
我的童年生活作文范文第1篇
在我童年美好的记忆中，唯独最开心的要属烤鱼了。
小时侯，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吃饱睡好，就满足了。但我小时修很调皮，大家爱一起玩。有一天，我对大家说，在不远处有条小河，那里有许多鱼，今晚就来个大行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OK呀！
就在傍晚，大家准备了许多木棍，土里，做了个支撑鱼的木架，又找来打火机放在旁边，就各奔东西、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回家吃饭了。吃完饭后，我拿着一个长棍子和一根绳，打了个结当作鱼杆，丽丽拿着鱼饵。我们等啊等啊，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钓到了一条鱼，哎呀，我自已一个人还钓不动呢！我又叫了一个人，一起拉，我情不自禁地唱道：“钓鱼呀，钓鱼呀，哎呀哎呀钓不动……经过我们的艰辛努力，终于钓上了。哎呀妈呀，我说怎么这么重呢！因为鱼饵太大，太诱鱼了，所以钓了一条大鲤鱼，也算是收获不小啊。我们把鱼插在木棍上，放在木架上，用打火机，把火点燃了，我们等啊等啊，大家都累了，就躺在那里睡着了。
第二天一觉睡到了中午，问奶奶：“我在哪儿呀？”，奶奶说：“在家呀！对了，昨晚，你怎么会睡在外面，而且难闻至极，快超过臭豆腐干了。”我暗暗发笑，没过一会儿，我愣过神才知道昨晚的鱼还在外面呢！我连忙跑去一看，烤的鱼变成黑煤球了。
可怜的鱼啊！不但被谋杀，还被毁了容，唯一好的是，这条鱼是饱餐了一顿才光荣牺牲的，哎，可怜啊！
新密 珠峰
我的童年生活作文范文第2篇
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建设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先进文化思想道德素质的基础，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因而，从小培养学生良好思想道德素质，为祖国建设输送合格接班人，成了学校工作的主要任务。绿色童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组成部分，具有传承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新课程的改革，童谣等儿童文学价值得到充分认可，特别是在“灰色童谣”等不良影响侵袭校园文化之际，适合学生认知规律，满足学生心理需求的新童谣更能彰显其价值，展现其魅力。此课题研究，旨在通过课堂教学的积极引导，在校园中弘扬积极向上的童谣氛围，激发小学生对童谣的喜爱之情、对生活和学习的热爱之情，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课题研究的目标是通过绿色童谣传唱丰富校园文化，达到寓教于乐，从而形成书香的校园文化，书香的社会；
通过此次研究，使学校的德育工作着眼于学生生活的“底线”，重点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净化少年儿童的“口头文化”，进而达到净化儿童心灵的目的。这一目标的确定既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又适应了素质教育的需要。课题确定的有关“校园童谣现状调查分析、选择和编制童谣、绿色童谣的传唱、绿色童谣对丰富校园文化的作用、汇编“童谣集”、创编校本教材”等内容，为实现上述目标提高了有效保障。
在创编特色童谣集活动中引领学生、家长、教师共同参与到童谣创作中来，采用“大手牵小手”的方式，共同创作符合本年龄特征的童谣，并用多种形式予以展现，在创作中张扬学生个性，不断开掘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真正让童谣唱响校园，让童谣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使童谣成了一种对学生行之有效的快乐德育教育。本课题研究主要内容有：
我们创造了自己所特有的校园文化氛围，把征集来的几百首童谣进行筛选、提炼，由刘玲、吴茜、赵佳老师带领年级组老师汇编成低、中、高三个年级段校本教材，每册教材分五个主题单元和一个写字专题单元，每班利用周一下午的队会课进行童谣教学，两周一节童谣课，通过班主任向全体同学发出倡议，努力做到“天天诵童谣、时时唱童谣”，全员参与的优秀童谣创编活动使此项活动赋予强大动力。无定界的创编，给了师生、家长无限的遐想空间和创作的兴趣，使他们的思维更活跃，语言更灵动。
童谣传唱活动按学生的知识水平，分层次、分学段进行传唱。中、低年级选用韵律优美、通俗易懂、简单实用、富有趣味性的童谣，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养成良好习惯。中、高年级选用适当沉潜的童谣，在规范行为的同时陶冶情操，增长见识。传唱童谣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也是口语训练开发智力的最佳途径。通过自编童谣、自配音乐和舞蹈与音乐学科教学进行融合，传唱表演童谣配上情景图画与美术学科教学融合，配上相应的动作与体育大课间活动相结合，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创新童谣载体，赋予它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让学生通过童谣传唱将爱祖国懂感恩、爱科学勤实践、爱学习勤思考，讲文明懂礼仪、护环境讲环保的理念深深地植入孩子的心田。
课题组课题立项、开题论证之后，通过学习有关文献资料，总结前期童谣传唱活动经验，制定了完善的实施方案。研究过程中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主题活动的开展，如开展低年级段的读童谣活动、在体育活动和课间游戏中唱童谣、组织学生和家长中开展绿色童谣创作和传唱活动、通过红领巾广播站每周播报优秀童谣、利用主题班队会课演童谣以及“童谣大王”“童谣之星”评选活动等。活动的开展营造了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让教师和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体会到中华美德的价值，感受到优秀文化的影响。
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地探索与实践，东苑人在绿色童谣丰富校园文化方面已经开创出自己独有的校园文化特色，并结出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绿色童谣传唱活动培养了学生文明意识，丰富了校园文化。今年，学校组织学生举办了两期《优秀童谣大家唱》专题文化长廊，在丰富的洗手间文化中也体现了童谣内容，将优秀童谣布置在校园显目位置，让每一幅作品都富含教育意义，每一面墙都能说话。同时我们结合学校的常规教育，让学生在文明、礼仪、实践活动、环保中，用童谣中的道理规范和引导自己的行为。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充满童谣文化的气息；
学生的每一个空间，都融入了童谣，润物细无声。
童谣赢得了课堂教改，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名家辈出，什么本色语文，诗意语文，情智语文等等，层出不穷，我们的课文改写童谣，数学童谣，可能也是一朵奇葩，形成了学校的教改个性。我们的童谣经典诵读，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焊接了当前的新文化，给孩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童谣创作，学生们各显神通，个性各异，思路广宽，有视空万里，思接千载之感。在童谣创作教学中，教师们一边收集，一边研究，一边实践，一边梳理，开发了教师编写校本课程的能力：一是研究能力的提升，原本不知何为研究，现在梳理出了一条研究实践的路子；
二是提高了教师的语言功能，特别是节奏语言的掌握和运用；
三学会了编辑能力，会编报编书。每班都编写有童诗童谣集。教师通过课题研究，更新了教育理念，促进自了身的专业发展。对绿色童谣的创作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我校在市区最先开展童谣活动研究，如今全市已经推展开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11年安徽省优秀童谣启动仪式选在我校开展，也是因为我校童谣研究起步早，推动好。童谣研究作为综合实践活动的一方面，今年暑假中央电视台来我校作了论坛专题采访。苏校长创作的童谣《校园多美好》这首童谣在参加马鞍山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获表演一等奖和创作奖；
该节目影像资料同时获安徽省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二等奖和创作奖，还多次参加市廉洁文化演出，受到多方面领导的好评。有几十位老师、学生、家长的童谣作品在报刊发表，多位老师相关论文获奖，其中苏娜校长论文《让童谣焕发出时代的心声》获得省一等奖；
陈燕、洪成老师的论文《唱响绿色童谣，丰富校园文化建设》获得省二等奖。
我的童年生活作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丰子恺；
儿童；
童年民族志；
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5-0037-06
尽管“儿童”、“童年”问题，在人类学研究中并不是一个核心的议题，对儿童和童年的研究仅仅是反映人类学其他研究领域的方法和问题，远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 [1 ]，但人类学家对儿童的关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人类学内部的发展看，人类学有关“儿童”的描述性研究，可以追溯至Dudley Kidd于1906年所著的《野蛮童年：卡菲尔人的儿童》（Savage Childhood：A Study of Kafir Children，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1906）一书。1920年代继马林诺夫斯基和米德之后，一些后来的民族志学者①，也描述过童年，其中一些人批评普遍性的发展理论，其他人则受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萨皮尔的儿童文化习得研究的影响……这些对儿童、童年相关问题的关注，构成了童年民族志探索历史的一部分。
如果按照Robert A. Levine的观点，所谓的“童年民族志研究是一种描述性叙述，基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下以及赋予儿童的行为以意义的特定背景――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经济的――下的儿童生活、活动和经验的田野观察和访谈” [2 ]。那么，作为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的丰子恺（1898～1975），其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即出版了《子恺漫画》（1926）、《西洋美术史》（1928）、《缘缘堂随笔》（1931）等；
曾组织发起“中华美育会”，创办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
相关儿童著作甚多，如散文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1926）、《给我的孩子们》（1926）、《儿女》（1928）、《送阿宝出黄金时代》（1934）、童话《小钞票历险记》（1947）、儿童漫画集《儿童相》（1945）、《丰子恺儿童漫画选》（2010）等，其中尤以儿童活动、童年生活场景的描述最为突出，“从熟视无睹的芸芸众生中发现了孩子，并以艺术的视角加以观照，从而为我们存留了一份曾经的儿童生活图像。” [3 ]可以说，形成了独具一格、别出心裁的童年民族志文本。
一、儿童常态：寻常之下的田野
民族志的“描述对象的小部落群体可以居于异域，也可以身处中产阶级聚集的郊区的教室” [4 ]。对丰子恺而言，其所描述的对象是身边的儿童。儿童日常生活下的常态，即是丰子恺童年民族志描述的广阔田野。它们包括儿童的做游戏、玩玩具、放风筝等日常活动，也包括儿童的吃饭、哭泣、候车、打针、吵架、打桐子等具体行为的观察与描写。这些儿童相关的活动，基本涉及父母、教师所能遇到的一切儿童问题。然而，与一般抚育儿女的父母或教育儿童的教师的不同之处在于，丰子恺并不是意图发现儿童的异常之事件或行为，而是充满童心地描述、书写儿童的似乎为我们所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
当然，描述儿童的日常生活，这自然是童年民族志的核心，问题是，如果只是机械地再现儿童的生活，而未能提供关于儿童问题的科学性洞见或“部分的真理”，那是很不够的。旨于“部分的真理”之追求，导致“在民族志写作中个人性叙述与客观性描述是并存的” [5 ]。在笔者看来，丰子恺的童年民族志描述，无论是在个人性叙述，还是在客观性描述上，都是别具一格的。这体现在他对“儿童常态”关注的深度和广度上。
1. 儿童活动的行为与心理层面上的“深描”
丰子恺认为，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正是由于这样，儿童的世界，才值得观察、记录、描述，也才值得形诸于“文字”和呈现于“图像”。基于对儿童的“赞扬”，甚至“崇拜”，丰子恺描述了大量不同情形下、不同活动场景下的儿童形象，异常丰富而生动。如《阿宝赤膊》，刻画三岁女孩的害羞感，活灵活现。妈妈为她洗完澡，在她的下身套上一条格子裙子，便忙着去收拾脚盆去了。她打着赤膊，还没有穿衣服，不由得双手交叉在胸前，怕人看她的上身。
画甚于文。如丰陈宝（丰子恺长女）所述，别看孩子的头只画一头发，头发下面一片空白，可是看上去却同有脸一样，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象出她的表情来呢！丰子恺这里对儿童心理的非同寻常的把握和描绘，是一幅绝妙的儿童心理的图像志。
而对儿童语言习得行为的观察和描述，丰子恺亦“步步深入”般细心，如同老练的民族志学者：
此后她（南颖）的语汇逐渐丰富起来：看见祖母会叫“阿婆”；
看见鸭会叫“Ga-Ga”；
看见挤乳的马会叫“马马”；
要求上楼时会叫“尤尤”（楼楼）；
要求出外时会叫“外外”；
看见邻家女孩子会叫“几几”（姐姐）。……她对平面形象相对敏感：如果一幅大画里藏着一只鸡或一只鸭，她会找出来，叫“咯咯”、“Ga-Ga”。她要求很多，意见很多；
然而发声器官尚未发达，无法表达她的思想，只能用“嗯，嗯，嗯，嗯”或哭来代替语言…… [6 ]
这些描述，放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作为经典的民族志，亦无不可。类似的记叙很多。依笔者看，无论是把丰子恺放在晚清“儿童的发现”背景下，还是今日“捍卫童年”的新话语中，其对儿童日常心理和行为的“深描”，罕有同仁及此。
2. 童年“生活相”的广泛呈现
丰子恺童年民族志的另一大特征是对儿童“生活相”的全景描绘，几乎涵盖了儿童生活所可能碰到的一切活动。其面之广泛，极为突出。他的整个有关儿童的“画”和“文”，可以说是一幅生动、鲜活的民国时期童年文化、生活的风俗长卷。
丰子恺的童年“生活相”主要可分以下几类：一是儿童自发活动。此类活动最为丰子恺所关注，它们既构成丰子恺“画”、“文”中的主体，也是最为精致的部分。这类活动，有拉黄包车、骑木马、抬轿、织毛衣、扯猫尾巴、放风筝、研究煤油灯、买票游戏、给凳子穿鞋、搭积木、学写字、搬椅子、吃花生米、捉迷藏、扑蝴蝶、脱鞋、开箱子、打青梅、拉小车、蒙猫眼、玩陀螺等。在丰子恺笔下，儿童日常之态，尽其所能，无所不包。二是家庭关系下的儿童活动。关注的既有“似虐之爱”，也有“似爱之虐”。前者如给儿童打针、吃药、剪发、擦屁股、打蚊子等，后者如叫儿童吸烟、喝酒，随便给儿童零花钱、让儿童暴饮暴食等。需要注意的是，丰子恺对这类活动的描画，常有一些带有批判的意味。三是儿童的社会性活动。这类活动不限于儿童的自发活动、家庭生活，而是扩展到儿童的社会生活面，如郊游、火车站、学校等不同情况下的儿童活动。
这些极为广泛的儿童活动，无疑，反映出丰子恺童年民族志书写所能达到的广泛程度，把它们串联起来，完整地构成生动的儿童生活图景。
3. 童年民族志的社会批判
民族志的要旨之一，是通过描述异文化，进而省思我们自己的文化模式、文化价值等，从而直面“视而不见”的常识，促使我们重新检视一些固有的观念、想法。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就是一个异文化的世界，儿童生活于一个异世界中。他们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他批评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他们每天坐火车，坐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他们面前真是丑得很了 [7 ]！
以儿童的视界，来嘲讽和暴露化与世界的弊端，是丰子恺童年民族志的社会批判的主要特征。他的批判涉及“儿童的大人化”、剪刀式的教育对儿童个性的扼杀、家庭教养的拔苗助长、颠倒了的父子人伦关系等等众多“儿童苦”。丰子恺对儿童的大人化，尤其是儿童服装的大人化深恶痛绝，“前襟之短仅及脐部，下端浑圆如戏装的铁甲，两袖像两块三角板，裙子像斗篷，是极时髦的女装。……马路上有这样装束的母亲携着这样装束的女孩，望去宛如大型小型的两个母亲，而小型的更奇形可怕。” [8 ]还有一些成人社会残忍、悲惨、丑恶、黑暗的一面，丰子恺的笔不忍描写。
总的看来，丰子恺的童年民族志，既融合了卢梭式的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儿童观，又兼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书写特质，建立了一种具有现实主义取向的童年民族志描述之典型。
二、童年的图像民族志
从词根上看，“ethnography”（民族志）一词的词根“ethno”来自希腊文“ethnos”，意思指“一个民族”、“一个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ethno”作为前缀与“graphic”合并组成“民族志”，即描述、描画一个群体。这里的“graphic”，是形容词，指生动的、图解的、绘画似的。按此，童年民族志，可以理解为对儿童群体生动的、图解的、绘画似的一种描绘。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富有意味的是，丰子恺的童年民族志，很大一部分即是以“画”的形式来展现的。这是丰子恺童年民族志“撰写”上的一大特色。
一般说来，民族志的操作涉及两个大的步骤：首先是选定一个对象，进行细致的调查、观察、记录等；
其次要考虑如何把了解到的事实、研究发现或结果转述出来。对于后一个步骤，通常认为其核心实际上是民族志文本的“撰写”问题。丰子恺选择主要以“画”的形式来呈现童年民族志的文本，不妨称为一种“可视化的童年民族志”或“童年的图像民族志”。这种民族志的图像描绘，与借助于摄影、视频技术的“视觉人类学”有殊途同归之处。
丰子恺的图像民族志，不单呈现出儿童特有的行为，而且深入到儿童的内部世界；
不是单一的、抽象的“儿童相”，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对于儿童童年时期特有行为的速写，是丰子恺图像民族志所侧重的，譬如《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
一天早上，阿宝朦朦胧胧醒来，似乎来了灵感，看到凳子光着四只脚怪难看的，便把自己的鞋子给它穿上，又把妹妹的一双新鞋也给凳子穿上，站起身来一看，真有趣！不由得叫起来：“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
像这样的速写很多，如《痛得很》描写儿童头顶落苹果的疼痛之表现，《小爸爸》中儿童穿着大人衣着的顽皮，《秋千》透露儿童荡秋千的喜悦，《密约》中窃窃私语的两个儿童……
与以“文字”来陈述的民族志文本表达形态相比，这种以大量、系列的图像来“撰写”的图像民族志，其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克服由文字转译所带来的“文不逮意”的情形，更能直观地呈现出所描述的对象，事实上，在一些经典的民族志文本那里，也会配有图片。丰子恺的童年图像民族志的新意之处，即在于从绘画的角度来看待、勾勒童年的整体图景。当然，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图像民族志的这一优点，并不是通过一幅画即能体现的，而是像视觉人类学理论家提出的“文化是通过可视性的系列的符号来宣示的” [9 ]那样，是“系列”地体现的。
民族志描述总是基于特定时空的，儿童世界的“文化地图”的绘画呈现也不例外。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儿童、童年世界，其面貌是不一样的，童年民族志，从跨文化、跨社会的角度看，其所要着重描述的是童年经验的新异性。这种民国时期不同于今日儿童的童年经验，表现在丰子恺绘画中儿童的衣着、童年的事件、玩具的种类等的差异上。关于这些的描述，构成丰子恺童年图像民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譬如当时儿童常穿的马褂、搭扣的布鞋、新潮的背带裤、小毡帽等，一些玩具像泥偶、积木、简易风筝、芭蕉扇、小火车、气球、竹竿等，一一被丰子恺“摄”入画中。一些儿童特有的童年事项如《拉黄包车》中一幼儿拖着另一幼儿的腿，视为黄包车而拉着；
《取苹果》中把柜子上一排抽屉当作台阶；
《小母亲》描画儿童像母亲一样，给玩偶洗澡、喂食等。这些人、物、事，是丰子恺童年图像民族志中的点、线、面。
丰子恺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上述这些“儿童相”，从题材上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正面描写的；
另一类是“写黑暗方面的丑态”的。前者，着重于刻画儿童的天真烂漫、健全活跃的本真生活，后者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在这种正反的情境中，童年的背景彼此联系起来，使得我们才能够理解儿童生存的具体社会文化现实。事实上，也正是丰子恺绘画中丰富的社会背景，才使得其对儿童、童年的画作，构成具有特定时空烙印的童年图像民族志序列。
丰子恺的儿童画作，其数量远非我们所列举的那些。除了早期的《子恺漫画》、《子恺画集》外，仅他在世时出版的就有《儿童漫画》（开明书店1932年1月版）、《儿童生活漫画》（儿童书局1932年3月版）、《子恺漫画全集之二：儿童相》（开明书店1945年12月版）、《丰子恺儿童漫画》（外文出版社1956年版，有英、德、波兰文版）、《听我唱歌难上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7月版）、《子恺儿童漫画》（天津少年儿童美术出版社1959年9月版）等等 [10 ]。至于散见于各类报刊、画集中儿童画作则更多。
整体上看，丰子恺对“儿童相”的民族志描画，不只是一般意义上关注儿童、童年，而是有意识倡导对作为成人的“异世界”的儿童世界的重视。在论述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时，丰子恺的观点是，“我们不欢迎‘为艺术的艺术’，也不欢迎‘为人生的艺术’。我们要求‘艺术的人生’与‘人生的艺术’。” [11 ]这样，我们对丰子恺的儿童绘画，不能作简单的、狭隘的、机械反映式的理解，而是着眼于儿童绘画这种书写，在作为丰子恺人生方式的同时，是否“深描”出儿童的童年人生。事实上，丰子恺也正是这样做的，痴心要为儿童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画册里。丰子恺在儿童画上这一尝试性的、自觉性的图像民族志探索追求，我们理应发扬光大，以促进儿童与童年民族志的发展。
三、“童心”与“艺术心”：互补的书写策略
关于儿童、童年的各种“描述性”、“记录性”的材料，见于历史上各种个人传记、亲人书信、年谱、幼时追忆、法律文书、医书、各种文件档案等之中。然而，这类零星、断断续续的记载、描述，主要是作为其他领域的“副题”、“副现象”，因而，很难算民族志式的书写，至多是一些散佚的史料。作为人类学基本方法的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典范论证和系统阐述，他一反摇椅上的早期人类学研究，而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人类学必须经过亲身的观察，才能有自己的资料基础。其研究带来一个重要的观点：对于非西方文化的研究，不能采取进化论宏观历史观念的臆断，而必须沉浸在当地生活的细微情节里，把握它的内容实质，以一个移情式的理解，来求知文化的本质 [12 ]。
丰子恺即以这一民族志的方式，把儿童当作一个非成人的、异成人的世界来理解的，他从不以成人的眼光臆断儿童世界，反而由衷地欣赏儿童，赞赏童年生活为“黄金时代”，称自己是“儿童崇拜者”，觉得大人都已失去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才是真正的“人”。如果丰子恺未能充分观察和参与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并移情式地体验和理解儿童的日常精神世界，那么，很难想象他会不断地在随笔、漫画中来展示和书写儿童、童年的主题。正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民族志的眼光，使他描述下的儿童诸面相格外逼近儿童的实际生存生态。
在笔者看来，丰子恺童年民族志的描述智慧，主要体现为一种“主位”与“客位”互补的书写策略。这种策略，一方面，强调在自然的环境下参与性地观察、记述儿童世界，尽管丰子恺的观察对象，并非生活在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之中，这类似家乡人类学或城市人类学的境况，但丰子恺笔下的儿童，的确真正生活于他们的“自然”环境中的人；
另一方面，注重观察中的“旁观者”的反思与批评，带有一种反思人类学的意味。具体说来，这种互补的书写策略，有两种突出的视角：一是“童心”的视角；
二是“艺术心”的视角。
“童心”的视角，相对于成年而言，便是从“文化内部持有者”即儿童的视角来理解儿童。且看丰子恺在《华瞻日记》中，是如何以儿子华瞻的视角来描述儿童世界的：
隔壁二十三号里的郑德菱，这人真好！今天妈妈抱我到门口，我看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她对我一笑，我分明看出这一笑是叫我去一同骑竹马的意思。我立刻还她一笑，表示我极愿意，就从母亲怀里走下来，和她一同骑竹马了。两人同骑一枝竹马，我想转弯了，她也同意；
我想走远一点，她也欢喜；
她说让马儿吃点草，我也高兴；
她说把马儿系在冬青上，我也觉得有理。我们真是同志的朋友！兴味正好的时候，妈妈出来拉住我的手，叫我去吃饭。我说：“不高兴。”妈妈说：“郑德菱也要去吃饭了！”果然郑德菱的哥哥叫着“德菱！”也走出来拉住郑德菱的手去了。我只得跟了妈妈进去。我们将走进各自的门口的时候，她回头向我一看，我也回头向她一看，各自进去，不见了 [13 ]。
两个儿童，不需言语，一颦一笑之间，便能理会对方的意思。这里，丰子恺对儿童心态的细微把握是相当充分的，为一般成年人既不屑也无暇关注。如果不对儿童有民族志“推己及人”般深刻的体察，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书写。而这样的描述，对丰子恺而言，简直信手拈来，如对“买小鸡”孩子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两小孩之间的失误辩解等描写极为简练、传神。
儿童的视角代表着儿童本身的认知，反映出儿童的世界观及其感知社会的方式。身为成人的丰子恺以儿童的视角看儿童与成人两个不同的世界，他要展现给我们的是儿童身上最简单、质朴的东西，即儿童“绝假存真”的智慧心灵。它不同于成人，又超越了成人。成人“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祈伤，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对此，成人却浑然不知，反而时时讥笑儿童“痴傻”，这让“心如明镜”的儿童难免要反问“何以为‘痴’？”并执拗地要同成人“较个真” [14 ]。这种诘问和较真，无疑是一种儿童内部的描写，代表着以儿童的本真观念来认知异己的化。
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有着特定方式的要求，参与观察者往往要经历一个“先融进去”，“再跳出来”的过程。这既包括“变远为近”的体认，也包括“变近为远”的反思过程。如果说，丰子恺的“童心”视角，是属于前者的话，那么，“艺术心”的视角则属于后者，即是以“他者的目光”“远距”地理解儿童。
丰子恺的“艺术心”影响着他对儿童的观察和描述，这种“艺术心”的内核即是以一种艺术的、非功利的审美眼光看待事物。世间的大人都为生活的琐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记人生的根本，不懂得过心灵解放和自由的生活。他把“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的诗句刻在香烟嘴的边上，时时吟诵。在他看来，“倘能研究几年艺术，从艺术精神上学得了除去习惯的假定，撤去物我的隔阂的方面而观看，便见一切众生皆平等，本无贫富与贵贱。” [15 ]
这种众生皆平等、去物欲的艺术的眼光，使得丰子恺能够平和地、外部地再现、叙述儿童及童年的“琐事”世界：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情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舌头了，小猫不肯吃蛋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 [7 ]。
正是“艺术心”的平等自由精神，丰子恺才愿意费劲笔墨地去描述一个在一般人看来不值得探索的儿童日常世界，而“艺术心”的审美精神则使得童年呈现出“风景之美”来，这也难怪丰子恺竟如此欣赏、渴慕儿童世界了。
如果说“童心”的观察与叙述视角，使得丰子恺充分地沉浸在儿童的世界中，获得对儿童的深度理解，那么，“艺术心”则使得丰子恺能够反身地置于作为田野的儿童异世界之外，去思考来自儿童异世界的知识论启示。这种儿童“族内人”和成人“外来者”互补的观察、书写策略，形成丰子恺独出机杼的童年民族志叙述。
四、余 论
“民族志工作者究竟在做什么？”格尔兹如此意味深长地问自己，“他在写作” [16 ]。这个回答同样适合于丰子恺，只是除了“文”，丰子恺还选择了“画”的形式。对丰子恺来说，儿童世界就是他的写作对象，就是他孜孜不倦深耕的“田野”。这个田野对他的重要性，丰子恺说得很清楚，“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6 ]在此，我们可以体悟到丰子恺对儿童世界的钟情。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人类学家眼中的异于成人世界的世界，这令丰子恺着迷。为了探寻这个世界，他悉心观察儿童的种种“生活相”，沉潜在这个“异世界”中，并通过“文”和“画”移情式地书写出来。这使得他的童年民族志描述显得格外丰瞻，种种儿童心理、生活情态、行为特质，跃然纸上。因此，尽管丰子恺没有受到近代西方科学的民族志的训练，也无法算作是标准的民族志学者，甚至难以找寻一点受到民族志影响的痕迹，但是其对儿童世界的书写，却是令我们如此接近儿童，令我们心醉于梦想回到童年，而这与民族志的要旨――帮助我们接近我们的对象生活在其中的概念世界，从而使我们能够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交谈――是何其一致。实质上，这也正是丰子恺童年民族志所追求的。
无疑，丰子恺的童年民族志，提供了呈现特定时空下童年世界的一个可贵的样本。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样本是无法超越的，因为不仅在熟悉的文化进行田野中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且恐怕也难有丰子恺那样的民族志书写的“文”与“画”的技术。
作为特定的文本或画本，丰子恺的书写实践，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童年民族志问题，譬如童年民族志调查的基本伦理问题 [17 ]，特别是针对低幼儿童对象时，如何不影响儿童生活，或将对儿童的影响降至最小？丰子恺的通常做法是，在速写儿童时，尽量抓住儿童的常态。在不经意间捕捉儿童的一举一动。这种方法实际上与帕翠西娅・安德鲁（Patricia A.Adler）等学者叫作的“PAR”（即“parents as researchers”，父母作为研究者）方法 [18 ]，是何等类似。而丰子恺对于作为描述对象的儿童的极度真诚，这种情感和道德，对于民族志学者与对象之间关系处理，值得思考。
除“儿童文”之外，丰子恺大量采用“儿童相”的形式进行童年民族志书写，这种方法的选择，提出了民族志文本传达环节中的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是选择专著、照片，还是电影视频来呈现描述呢？这在关于“写文化”的争论中渐有端倪。事实上，格尔兹在对“民族志工作者究竟在做什么？”的回答中有一个补充的解释，民族志学者，“大部分人的描述实际上是在书本和文章中，而不是在电影、记录、展览，或其他什么中；
但是，即使在书本和文章中，当然也还有照片、图画、图表、表格等等，关于再现方式的自我意识在人类学中是很缺乏的。” [16 ]在此，丰子恺的童年民族志，将使我们对民族志“再现儿童的方式”及其潜在书写意识的这个还很缺乏关注的问题，有进阶讨论的可能。
注 释：
① 在亲属关系、代际、入会仪式、成人礼、教育等主题中，涉及“儿童”、“童年”的描述很多，著作如We，the Tikopia：Kinship in Primitive Polynesia（Raymond Firth，1936）；
The Nuer（Evans-Pritchard，1940）；
The Web of Kinship among the Tallensi（Tallensi，1949）；
Baba of Karo：A Woman of the Muslim Hausa（Mary F. Smith，1954）；
Eskimo Childhood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Margaret Lantis，1960）；
Learning To Be Rotuman：Enculturation in the South Pacific（Alan Howard，1970）；
Parenthood and Social Reproduction：Fostering and Occupational Roles in West Africa（Esther N. Goody，1982）；
Learning To Go to School in Japan（Lois Peak，1991）；
Growing Up in a Culture of Respect：Child Rearing in Highland Peru（Inge Bolin，2006）。
参考文献：
[1][英]奈杰尔・拉波特，[英]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Robert A. Levine. Ethnographic Studies of Childhood：A Historical Overview[J].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7，（6）：210-245.
[3]小 田.儿童生活往昔：丰子恺作品之社会史考察[J].史学月刊，2006，（10）：73-82.
[4][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M].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5][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美]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丰子恺.我们这些大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7]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A].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文集：第五册[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8]丰陈宝，丰一吟.爸爸的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9]王海龙.视觉人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10]陈 星.丰子恺漫画研究[M].杭州：西泠印社，2004.
[11]丰子恺.艺术与人生[A].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文集：第四册[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12]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3]丰子恺.华瞻的日记[A].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文集：第五册[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14]苏 勤.回归童真――丰子恺的儿童文化思想及其课程论意蕴[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5]丰子恺.艺术修养基础[A].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文集：第四册[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16][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 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我的童年生活作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纪实作文教学 小学高段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作文的自然顺序应该是我认识事物，心中有感，感情的波澜冲击着我，我有说话的愿望，便想倾吐，于是文章就诞生了。”童年是一幅五彩的画，童年是一首欢乐的歌，童年是一个璀璨的梦，小学生纪实作文的教学就是要注重引导学生学会如实勾画自己多彩的童年。
一、谨向书山探捷径
1.回顾课文回顾典型场景。作家的童年也是多姿多彩的，哪些课文的典型场景描写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引导学生回顾如《冬阳？童年？骆驼队》《祖父的园子》《童年的发现》等课文中的难忘场景描绘。
2.感悟作者的表达方式。童年，是充满纯真和情趣的时光，也是令人留恋和难以忘怀的时光。这些课文的作者是怎样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他们对童年的魂牵梦萦，对早已走远的童年的依依流连的？引导学生感悟作者素描般的写实表达方式。
二、问渠哪得清如许
叶圣陶先生说：“生活就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水，泉源丰盛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地流个不歇。”引导学生认识生活、参与生活、学会生活，就能使学生储备丰富的生活和作文素材。学生对亲身经历的集体郊游活动影响尤其深刻，如，春游、摘野山莓、野炊、海边踏浪、沙滩玩沙等野游活动。
三、未成曲调先有情
作文是一种受情感控制的文字表达活动，没有情感参与的作文教学是没有灵性的，因为学生只有对作文产生愉悦的情绪，激起巨大的热情，才能写出内容充实，情真意切的文章。而儿童的言语心理一般要经历：产生表达或交流的欲望，出现内部语言，把内部语言传化为外部语言（作文）。所以，作文教学应顺应学生的言语心理过程，遵循科学的训练规律，从而形成学生积极的写作心态。
教学伊始，可以通过一组班集体活动的照片和一曲学生熟悉的轻松活泼的《童年》的旋律把学生的思路和情感拽回曾经的快乐时光里，营造了作文的情境启导。
如，我在《王家山之旅》纪实作文教学时是这么引导学生开启美好回忆之门的：同学们，童年生活，因为无忧无虑而快乐，因为有了梦想而精彩，刚才老师和你们一起透过这一张张多姿多彩的照片重新经历了一次难忘的“王家山之旅”，天真的笑声依稀萦绕耳边，美好的一个个瞬间已成永恒的记忆，现在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当日的游程（学生回顾，教师板书）——坐车抵达、整队下山、快乐踏浪、惊险冲浪、沙滩捡贝、埋身塑形、 晾衣午餐 、依依告别。
四、大珠小珠落玉盘
教学中，可凭借“看照片回忆场面和看照片说感受”以及“个体或三人小组选择一张照片回忆叙写片段”的方式引导学生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同时也能培养和提高学生欣赏评价、取长补短的写作能力。
1.对照畅谈—— 难忘的瞬间。看看这些照片你最难忘的是哪个场面？最开心的是哪一刻？最喜欢的是玩什么？有留下什么遗憾吗？
2.深挖细嚼。哪些同学的话语让你难以忘怀，哪些声音萦绕耳边，哪些色彩记忆犹新？
五、春风化雨千丛绿
1.启发表达，教给技巧。
教师讲解纪实作文的一些写作要求：首先，写实相对于虚构，必须确如其人，确有其事，景和物的描绘“像照相机拍出来的一样“。其次，写实是具体的，要多使用一些表示行为的动词和表示方位的词，要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第三，材料要有选择和侧重，突出对象的特征。
2.教给学生一些写作技巧。（1）讨论拟题。（2）讨论拟定几种写作提纲，各取所需。（3）指导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给材料定详略。（4）商讨可能用上的一些修辞手法、诗句、歌词。（5）讨论可选择的开头和收尾方法。
有了这些写作技巧的指导，学生的习作都能做到结构完整；
大部份习作能做到内容具体，主次分明，有自己的独特感受；
少数学困生的习作也能通过多写几个场面让内容显得丰盈亮眼。
六、此时无声胜有声
文章不厌百回改，作家的优美文章绝大多数也是自己一遍一遍修改出来的。只有让学生学会自我修改，才能感受到琢玉成器的成就感。在教学中可运用投影通过对学生的佳作片段的评析，劣作整篇的评改等方式教给学生修改作文的方法，让学生在修改作文的实践中明白自己的好作文也是修改出来的，从而树立自己修改自己作文的意识和习惯。
我的童年生活作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儿童文学 情 理 创作
“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它反映着一般的文学方向和潮流,并且和同样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①这种作用是通过具有丰富人文素养的独特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熏陶来实现的。它凝结着儿童文学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情”、“理”因素。
“情”――成功创作的动因
“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并适合他们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②其读者对象除因为职业需要或在阅读天性上、在文学心灵深处与儿童、儿童文学有一种沟通、默契和认同感的成年人外,主要对象还是未成年人。由于其接受对象主要是心智尚未成熟或正在走向成熟的儿童,于是有人就以为儿童文学创作很容易,认为它是“小儿科”,只要少写几个人物,情节简单一点,说点小孩子的话就行了。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事实上,“为儿童写作和给成年人写作同样需要严肃认真,甚至需要加倍努力才对”,因为“儿童的一切均指向未来,儿童的存在意义与民族的生存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③而如何造就未来一代的成长,正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正是因为儿童的培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所以,自从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为目的的儿童文学诞生之日起,如何造就未来一代的成长便成了儿童文学的永恒命题,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学巨匠们的高度重视。鲁迅先生在《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里写道:“人自朴野至于文明,其待遇儿童之道,均有三级。最初曰教育。更进,则因审观其动止既久,而眷爱益深,是为审美,更进则知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盛衰,有系于此。”④文学大师郭沫若在其《儿童文学之管见》中也严肃地指出:“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知不识之间,引导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是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⑤所以“真正的小儿科是最难的”,“它应该是一门高水准的艺术”。⑥作为儿童文学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曹文轩语)这一重要意义,应自觉地把儿童文学创作当成一种伟大的事业、一种崇高的事业,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游戏。
当然,作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只是具有历史使命感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乐于为孩子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如青年儿童文学家刘东所言:“你可以不再天真、不再单纯,但你的心必须是充满爱意并且是善良的。”⑦因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是一种精细的创造性劳动,对一个严肃的创作者来说,作品不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要有精品意识,要厚积薄发,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恒心和甘于寂寞之心……我觉得搞儿童文学的人应该有一种宗教情怀,对于所从事的神圣事业,要像教徒那样执著、那样虔诚、那样投入地崇善、行善、积善”⑧。只有你真真切切地拥有了一颗为儿童无私奉献的爱心,你才会甘于寂寞,甘于在当今经济浪潮和各种利益诱惑面前静下心来,会为此而不辞辛劳地深入儿童生活,熟悉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矛盾心理,才能写出孩子们真正愿意接受的好作品。
事实上,儿童文学的创作除了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服务儿童的无私奉献精神外,还必须具有不可或缺的创作激情。大千世界五彩缤纷,可供作为创作题材的内容十分丰富,那么作者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写呢?答案是肯定的,“作家要创作,就得对生活、大自然怀着饱满的激情,去获得对描述对象的深刻感受,并在感受中获得更加饱满的激情”⑨。只有具备了这种情感,才会激起创作欲望,产生灵感,从而进入创作过程。徐光耀在谈论《小兵张嘎》的创作体会时说道:“抗战时期,我13岁参加八路军,自己是‘小鬼’,也结识了同辈的‘小鬼’,一块儿在战火中摸爬滚打了七八年,打过仗,吃过苦,经受了锻炼,同时,亲见亲闻了许多‘小鬼’们创造的英雄事迹,受到了强烈的感动和吸引。”无独有偶,李心田的《战斗的童年》(即《闪闪的红星》前身)也是在受到4件刻骨铭心之事的感动下才创作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言:“这4件事儿震撼了我,天天在我脑子里转,后来一个‘潘东子’形象终于跳到了我的眼前。我便开始写《战斗的童年》这本书。”⑩总之,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不具备这一要素,奢谈儿童文学创作就只能是毫无价值的空中楼阁、镜中之花。正如列宁所言:“艺术家常常是在情绪的支配下行事的,他的这种情绪会产生一种压倒其他一切思考的力量。”当然,这种创作激情的得来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应该是源于对儿童无限的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创作感动。
“理”――创作的规范和引导
儿童文学创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这个目的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教育性、审美性、认识性和愉悦性等多元的文学功能性上。日本儿童文学作家上笙一郎曾深有感触地说道:“儿童文学是儿童心灵的食物之一。”儿童文学理论家陈伯吹指出:“儿童文学要运用多种多样的体裁(小说、童话、寓言、诗歌、剧本、传记、游记和历史的、科学的故事等)作品,为它的读者对象揭示社会生活现象,扩大知识范围,培养他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艺术兴趣。”(11)因此,作为儿童文学的作者应该首先把培养儿童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作为第一要务,并且自觉地把它作为我们创作实践的指南。当然,儿童文学作品还应该主动承担起向儿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文学素养、陶冶良好情操、愉悦儿童身心、促进心理健康成长的任务。总之,创作的目的性要求儿童文学作者必须要认真了解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了解与儿童有关的社会环境以及家庭教育状况,特别是熟知儿童的以“自我意识为中心”以及“万物有灵性”的审美心理特征以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儿童的审美期待视野,在高度尊重儿童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用成人的审美意识引导和规范儿童的审美意识。只有在两种审美意识达到高度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儿童文学才能真正走进儿童的心中。
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的“理”还表现在用丰富的文学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作为儿童文学的作者,必须努力学习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知识,准确把握儿童文学的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的艺术品性,熟稔儿童文学作品拒绝消解故事和追求语言形象性、简洁性、音乐性、叙述性的文本特征,弄懂各种文体艺术表现手段的相关性和独特性,理解儿童文学题材处理的适龄性,“反对忽视和轻视它的艺术性,不把它看做艺术品的观点”。因此,凡志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广泛涉猎儿童文学理论知识、阅读一些经典性的文学作品,积累理论素养和艺术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即便是天才,如果没见过圆,不知何为圆,那么你让他画一个圆,也是困难的”。
“情”、“理”融合――创作成功的基石
“情”是儿童文学成功创作的动因,“理”是儿童文学创作的规范和引导,它们在具体的创作活动中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寓情于理、情景交融于完美的艺术形象之中。法国古典批评家布瓦格在《诗的艺术》中写道:“不管写什么主题,或庄严或谐谑,都要情理和音韵永远互相配合。”俄国作家图格涅夫说:“诗人需要表达的是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二者融合无间”,“不过,这种思想,像火花那样,是受深沉的感情或强烈的印象的影响而迸射出来的;因此……思想,从来也不曾裸地、抽象地出现于读者之前,而是常常同来自内心与自然界的形象交融在一起,为这些形象所渗透,而又难分难解地贯穿于形象之中。”事实上,并非创作才需要“情”与“理”的相互融合,作为一个独立门类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同样需要“情”与“理”的相互交融。苏联文学家盖达尔成功创作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的过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有一次,盖达尔去看作家巴乌斯基,恰逢巴乌斯基的儿子患重病,需要买一种药,但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买到,盖达尔马上打电话回家,通知他院子里的孩子们来帮着四处找药,最后,终于有一个孩子买到了药,救活了朋友巴乌斯基的孩子。这件事使作者深深地为孩子们的力量所折服,后来盖达尔就是以这些孩子为原始素材创作《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这篇小说写成一般的反映少先队员帮助别人做好事的生活故事,而是提升了主题,把他们同当时的保家卫国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把小说演绎成孩子们帮助军烈属的故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篇儿童小说才具有了强烈的震撼力量,刚一出版,就得到了苏联和世界各国小朋友的喜爱,至今仍然是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试想,如果盖达尔不开动艺术思维对所拥有的素材进行加工、提炼,而仅仅是满足于平平常常的儿童生活故事的追忆,我想,《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是很难达到如此巨大的成就的。中国儿童文学启蒙家之一冰心,在谈到儿童文学的创作时说道:“要写好儿童所需要而又便于接受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怀着热爱儿童的心情,深入儿童的生活,熟悉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矛盾心理,这样写起来才活泼、生动感人……有了生活以后,怎样才能写得生动、活泼而感人,这就要看儿童文学作者的技巧了。技巧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勤学就要多读,多读关于儿童文学和其他文学或文学以外的古今中外的书,越多越好,开卷有益。苦练就是多写,遇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就写下来,听见一句生动的语言,就记下来,长期积累,偶尔得之,到了你的感情一触即发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好的作品出来。”冰心的论述无疑是准确而到位的。
总之,儿童文学的创作离不开“情”,也离不开“理”, 那种“排斥情感在审美创造过程中的激发作用,或者忽视理智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认识作用,都会给文艺创作造成极大的危害,使创作成为冷漠无情的说教,或是成为失去理智的无病”。只有把健康的“情”和科学的“理”有机地融合起来,儿童文学创作才能开出绚丽的成功之“花”。
注 释:
(1)陈伯吹:《谈儿童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王衍、李志聪等:《阅读与写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方卫平、王昆建:《儿童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新视野》,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
(4)蒋风、韩进:《鲁迅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观之比较――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鲁迅研究月刊》,1994(2)。
(5)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天津:新蕾出版社,2001年版。
(7)(11)胡健玲:《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8)樊发稼:《搞儿童文学的人应该有一种宗教情怀》,baby.省略/edu/2005-11-23/152215088.shtml
(9)张居华:《文艺美学引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张之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