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1篇确保全国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这就要求对粮食安全进行预警和监测，并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安全进行调控。为适应新形势下湖南省粮食安全领域发展变化的新要求，研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粮食安全论文【五篇】（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1篇
确保全国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这就要求对粮食安全进行预警和监测，并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安全进行调控。为适应新形势下湖南省粮食安全领域发展变化的新要求，研究适合省情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为粮食宏观调控部门提供科学快速的决策支持工具，成为当前粮食安全科研工作的重要任务。由于每个省的地理人口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存在种种差异，使得各省在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上均有不同，所以不能盲目引用。
1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分析
目前，国内对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就。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储备等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就是在出现粮食不安全时，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粮食市场安全、社会稳定。当然，系统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可操作的、有效的。因此，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应对粮食不安全警报而建立的，用来消除、防范、抵御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安全。本文分别以上海、河北、福建为例介绍。
（一）上海市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上海是一个特大型的粮食消费城市，一个由市场检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环节有序衔接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在上海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预警监测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即时应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波动。上海信息监测网络涵盖了九个大型粮食批发市场、五个粮油加工、销售骨干企业以及19个区县的粮食市场。其中有33个监测点，这些监控点按照每天每周每月的不同要求，将各自的进货量、销售量、价格等数据上报汇总。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监测。
随着上海粮食流通市场的发展，监测点的数量和检测网络的规模都将不断的扩大。除此之外，上海还密切关注周边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市场走势，以及国际农产品现货、期货的市场行情。业内人士认为，在广泛监测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将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粮食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而实现先兆预警，然后即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河北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建国以来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49年河北省粮食产量仅为469.5万吨，到1998年河北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2917万吨，50年来增长了521.96%。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7年河北粮食产量为2841.6万吨，与1978年相比河北省粮食年产量增长了68.3%，增加了1153万吨。但是河北省粮食增产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河北省粮食产量在年度间的分布并不平均，而且还存在品种结构不合理，因而需要生产预警系统来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河北已经研究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波动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粮食安全预警监测分析之中，并运用灰色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计算手段，以及扩散指数法和预警灯图法对河北的粮食生产进行了实证和预警。这种模式的建立已经成为河北省研究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福建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为了确定粮食生产警情，福建省也建立了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研究福建省粮食总产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方程。福建省对粮食生产一直持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政策，但是福建省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投入要素，而不是需求，故在方程中应选择主要投入要素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诸如农业劳动力X1、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2、化肥使用量X3、农机动力X4等，用这4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建立方程，经参数估计和检验后发现，由于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充足，农业机械虽然在提高产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关键的作用，因而农机劳动力在方程中并不显著。重新建立模型，计算结果如下：
模型1：ln（Y）=O7340741n（X2）+0.186691n（X3X2）+U
（0.056382）（0.10234）
（13.02）（1.824）
R2=0.99987，F=59234.33832，
SE=0.07582，D.W=1.49310
模型2：In（Y）=0.8065071n（X1）一0.1731421n（X2）+V
（0.108729）（0.089483）
（7.418）（1.935）
其中方程下方第1行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第2行为对应参数的T的检验统计量值。R2为较正可决系数。模型1的参数估计值0.734074，0.18669分别为播种面积，每亩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即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734074%；
每亩化肥使用量是这样的：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18669％。所以模型1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类似地，模型2也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两个模型的方程和变量都很显著，拟合优度也都很高，接近于1。两个模型的随机干扰项都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于未采用截面数据作样本，且观察值全部为实物量单位，两个模型随机干扰项的异方差性可以避免。因而两个模型都是较理想模型。
（四）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相关研究
尽管国内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根据不同的省份来设计的。不过它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模式。这种共同的模式可归纳如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由信息网络、信息处理、信息、预警指标、发出预警信号等子系统构成。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信息网络，它能借助现代互联网工具将遍及全省的粮食信息网点相互连接，并有效且及时的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预警系统进行处理。这种预警监测系统，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早作防范，然后信息处理。信息模式的特点是将信息处理形成信息网络，加强对粮食市场监测，及时收集、分析监测省内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根据信息处理结果，即时将这些信息定期提供给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粮食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参考，采用适当的渠道定期向社会，使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有关政策法规，调整生产计划或经营策略，以期达到调节市场供求平衡目的。预警指标，建立灵敏、准确提供信息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进行粮食安全预警。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因为从这些指标中可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如粮食生产、需求、进出口、储备、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指标。所以要建立某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就要根据该省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系统进行设计。
2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三个省份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国内研究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是根据各自省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我们不能盲目的借鉴。但是可以借鉴别人好的经验。其中适用于湖南省的可归纳成如下几个方面：
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的设置是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的关键，国内对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地区粮食安全预警的研究较少，分省尺度上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不仅受国家整体水平上的粮食安全的制约还受各省具体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湖南省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时考虑的警情指标较全国尺度要少,可以忽略国际粮食供需变化的影响，同时重点考虑涉及湖南地区本身的指标。
本文认为可以将预警指标设置如下：粮食亩产增长率，受灾面积增长率，播种面积增长率，食品工业产值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化肥销量增长率，农药销量增长率，役畜拥有量增长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例增长率，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农业商品率增长率，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粮食经济作物比价，农用机械动力增长率，化肥价格指数，另外，农资价格是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受农民本身货币购买能力的限制，农资涨价对农民的购买能力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监测好农资价格是影响农民投资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一套自动的预警监测系统。网络不仅可以提高预警监测的准确性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利用统计信息和遥感估产信息动态分析区域粮食的年度和年内供求状况，对湖南省粮食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进行预测和预警。这将为我省粮食宏观调控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为各粮食部门提供方便有用的信息参考发挥着重要作用。
3湖南构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思路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湖南省粮食生产中，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根据监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有序的环节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从粮食生产增长率的角度去发现湖南粮食生产中潜在的问题。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运用预警的有关理论，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构建湖南省粮食生产监测预警系统。这种系统从逻辑上讲应包括这样几个阶段：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并预报警度。这里，明确警情是大前提，是预警研究的基础，而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属于对警情的因素分析，预报警度则是预警的最终目标。湖南粮食生产监测预警是根据粮食生产所出现的严重偏离正常的状态，在未造成粮食生产灾害之前进行预测、预报及调控。湖南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模型就是依据宏观经济预警的逻辑过程，即确定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并对湖南省进行粮食生产预警研究。通过探索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加强对湖南省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准确把握市场动态，科学分析市场走势，确保湖南省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预警就是对事物发展的未来状态进行测度，预报不正常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以及提出防范措施。粮食生产预警系统是为了防止粮食生产运行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或可能出现危机而建立的报警系统。湖南是农业大省，自然条件优越，水稻产量居全国第一。但近些年其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2000年湖南耕地面积为507.98万顷，而到2003年耕地面积只有452.98万顷，平均下降13.75万顷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少有回升，但是增长速度缓慢。
参考文献：
1.贡光禹译.谁来养活中国——中国未来的粮食危机.未来与发展[J]，1995.2
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2篇
一是比较效益下滑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农民在粮食生产中的角色已由过去的“生产者”变成了“经营者”，种粮效益成为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首要目标。农民种不种粮、种多少粮、种粮投入多大主要看比较效益。现在，一方面是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过去主要是生产资料成本上涨，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加速，近年来人工成本和土地流转费用也在快速上涨。现在种一亩地，农资、人工、流转租金算下来每亩成本要700元以上，正常年景可以实现纯收入300多元，抵不上一个人三天的打工钱，遇上灾年还会亏本。另一方面是价格上涨空间受限。现在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我国的关税保护水平又低，进口对国内价格形成抑制和打压，同时，受制于“天花板”效应，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又不能在价格上得到体现。怎样协调产业政策、价格调控政策和进出口政策，为国内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使种粮农民获得必要收益，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
二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我国农业资源“先天不足”，面对持续刚性增长的农产品需求，我国只能在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下谋划农业生产。虽然这些年我国也采取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休渔禁渔这些养护资源、改善环境的措施，但还不具备像资源大国那样长期、大范围的耕地休耕条件，农业发展不得不依赖资源的高强度开发，资源环境的弦已经绷得很紧。要看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以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提升，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争水、争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加速向农业农村扩散，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每年要占用耕地600～700万亩。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用水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的地方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灌溉设施老化失修，区域性和季节性干旱频繁发生，已经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威胁。还要看到，目前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也不够合理，不同程度存在耕地“重用轻养”、大水漫灌、化肥农药过量施用等问题，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与社会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城乡生态环境的要求不断提升形成反差。如何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保持农村青山绿水和良好生态环境，也成为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是加强农业支持保护面临新的发展要求。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财力增长，我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为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也要看到，在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下，加强农业支持保护面临新的形势，需要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随着整体经济运行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增幅也随之放缓。有专家估算，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下调一个百分点，GDP大约减少6000亿元，税收相应减少1000多亿元。从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看，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保持前些年“三农”投入快速增长的势头殊为不易。这就要求在继续增加投入的同时，更加重视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经济增速和财政增速放缓，还会影响到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这些变化都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新影响。
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举措
针对新的形势，中央2013年底提出了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即“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我们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这5句话20个字的丰富内涵。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就是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受资源约束，需要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但十几亿中国人不能靠买饭吃、讨饭吃过日子。这是因为:一方面，国际市场调剂空间有限。目前全球的粮食贸易量仅有2500～3000亿公斤，不到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大米贸易量350亿公斤左右，仅相当于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4，既不够我们吃，也不可能都卖给我们。另一方面，大规模进口不可持续。在粮食贸易上，我国的大国效应明显，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如果我国长期从国际市场大量采购粮食，可能引起国际市场粮价大幅上涨，不仅要付出高昂代价，也会影响我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只有立足于国内保障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才是可靠的。
第二，在发展优先序上，始终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过去我们强调保全部、保所有，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耕地就这么多，需求又那么大，必须有取有舍，集中力量先保住最基本最重要的。综合考虑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和资源条件，首先要“保口粮”，其次要“保谷物”。也就是说，稻谷、小麦这两个主要的口粮品种要做到绝对安全，进口只能是品种调剂，而玉米随着饲料需求的快速增长，进口比例可以稍微高一些，但也要做到基本自给。这样定位，绝不是减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决不能误读为可以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而是要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一是优化品种布局。水稻核心是建设东北平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3个优势区。东北地区着力发展优质粳稻;长江流域要稳定双季稻面积，逐步扩大江淮粳稻生产;东南沿海地区要稳定水稻面积，着力发展优质高档籼稻。种植面积要大体稳定在目前的4.5亿亩以上。小麦核心是建设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南、西北、东北5个优势区。种植面积要大体稳定在3.4亿亩以上。玉米核心是建设北方、黄淮海和西南3个优势区。目前，我国玉米面积5.45亿亩，应保持基本稳定。二是支持重点产区。主产区是粮食生产的压舱石，目前13个粮食主产省的产量占全国的75%，商品量占80%，调出量占90%。要加大对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使800个产粮大县的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调动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鼓励主销区与主产区建立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区域合作关系，加快建立主销区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三是扶持新型主体。从发展趋势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来越成为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提供商品粮的重要力量，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扶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新增补贴要向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倾斜，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
第三，在发展着力点上，努力确保产能、强化科技支撑。尽管实现了“十连增”，但我国粮食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看老天脸色，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可控性还不高。目前，我国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2/3，有效灌溉面积仅占一半多一点。据专家测算，我们的高产田提质后亩产可提高5%，中低产田改造后亩产可提高20%，加起来就会新增生产能力500亿公斤。提高粮食发展稳定性，最根本的是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长足进展，2013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已由传统的人力畜力为主转向以机械作业为主，2013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59%。农业科技和机械化发展，为粮食连年增产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差距还不小，潜力也不小。因此，实现确保产能，关键是做到“两藏”:首先是藏粮于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必须坚持既要保护耕地数量，也要提升耕地质量。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虽然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显示，耕地的账面数字有所增加，但耕地还是那么多，产能也还是那么多，实际并没有增加。对此，必须有清醒的“红线意识”，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农民可以非农化，耕地决不能非农化。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持耕地面积基本稳定，要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有地可种”。要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大兴农田水利，大力推广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应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集中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等项目资金，大力开展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年，全国要新建8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其次是藏粮于技。解决我国农业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科技，要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给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要深化种业科技体制创新，强化种子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进制种育种基地建设，开展重点品种联合攻关，充分运用传统育种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加快良种研发，选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效新品种。推进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要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主产区推进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全程机械化。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前景广阔。要推动信息服务进村入户，直接面向农民开展政策、法律、市场、技术等全方位信息服务，发挥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助推作用。
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3篇
具体地讲，是由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风险机制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的。其中，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价格通过上下变动，来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举例而言，当某一行业产品供不应求时，产品价格将上升，这～行业利率润高于平均利润率。从而吸引其他资本进入这一行业，生产者之间展开竞争，促使这一产品的供给扩大，同时降低产品价格，最终使这一行业只能获得平均利润率。由此可见，价格机制要发挥作用，供求机制与竞争机制的完善比不可少。生产要素是否能够自由流动决定了供求机制与竞争机制是否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当存在要素流动壁垒，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就无法发挥作用，这一行业就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现代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但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也存在作用边界。市场失灵的原因总体上可分为四种情况：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当存在垄断和信息不对称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从而限制了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外部性则是指生产者的个人成本与收益比较和社会成本与收益比较存在着差别。当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时，为正外部性，此时，若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则市场提供数量小于社会最优数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不能纯由市场提供，须由政府提供。所谓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向额外消费者提供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不能将其他人排斥在外。公共物品它既包括有形的公共物品，比如国防，又包括无形的公用物品，比如法律制度，自由、正义和公平等社会价值的提供。
二．粮食安全、土地用途和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1．粮食安全公共物品属性分析
为正确解释粮食安全的本质属性，首先要区分粮食与粮食安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粮食作为个人消费品，从微观上看，消费者购买粮食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不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农民生产粮食，出售粮食获得收入，从市场上购买其所需而获得发展。但是从宏观上看，粮食具有不同于一般私人物品的重要性质，对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粮食安全与粮食是两个相关、但本质上不同的概念。粮食安全，是指能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包括：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当粮食供求危及公共安全时，粮食问题就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而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一样，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目前，WTO规则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而基于公共目的的粮食安全政策符合WTO国际规则，发达国家粮食政策演变显示了粮食政策向公共物品本质属性回归的趋势。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粮食安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既然粮食安全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那么，就应该由政府提供。为了应对国际上日益紧张的粮食安全形势和国内持续减少的耕地面积态势，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严格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主要还是一系列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坚持以控制耕地数量的手段来保障总体的粮食安全。由于其他相关政策的不配套，比如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粮食安全的提供方式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影响了住房和粮食的均衡价格。
2．耕地保护、房价与粮价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
资源是稀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资源的使用都有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一项资源使用时所放弃的其他使用方式的最大价值。由于中国粮食安全的提供与保障与土地供给或者耕地保护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耕地保护就必须研究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首先，土地作为一项自然资源，没有蕴含人类的劳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没有价值。但是土地具有价格，是虚拟价格，可以看做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即假设土地经某项开发以后，以后每年的纯收益为R，市场无风险利率为r，那么土地的价格应为V=R／r。假设土地主要用于两种用途：用于建房和用于耕地。假设一单位土地上建房子的每年的纯收益Rh，为每年房租减掉每年应该的折旧费用，假设建房子不耗费成本，那么Rh就是房租，房租与房屋的供给成反向关系，与建筑用地土地的供给Th成反向关系。此时，假设土地的使用极为n年，那么房价应该为=焉[I-I／(I+r)l／r，假设趋向无穷即为永久产权时，(墨，)==最()／，，蚕，敢，aR^(0，8《0同样的j重理，假设同样一块土地，假设种植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用于耕种粮食可每年获得收益为也，与耕地供给成反比，此时，耕地的价格为(也，~)---Ro／r=~o(rD／r，0／娓>O，a<O，a／a<O，+：O，a五>0。如图所示，总的土地面积是一定的为T，假设土地的用途可以由所有者自由选择，那么，用于盖房子每年收房租的纯收益，一定等于用于耕种粮食获得纯收入，假设此时为用于建筑盖房用地供给量为zm．，用于耕种粮食的土地供给量为一，此时房价等于耕地价格，即z=T—1)。假设此时国家为保持粮食安全，保持耕地的数量规模为T一2，此时房价大干耕地价格，为(墨)>(T—z勉)，通过扩大耕地规模，降低了种植粮食的收益，限制了建筑用地，减少了住房供给，提高了房价。若此时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那么，由于种植粮食带来的收益低下，劳动力会从收入低的地区流动到收入高的地区，即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这样农村中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单位劳动力耕种的土地数量增加，可以弥补单位土地收益下降带来的损失，而城市由于劳动力增加，会降低城市劳动力工人的收入，进而降低房价，从而使得经济再次平衡，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另外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改善粮食安全提供办法，即依然赋予土地所有者自由选择土地用途的权利，但通过提供粮食补贴的办法使得耕地面积保持在T-Th2。补贴的规模应使vh(Rh，Th2)=Va(Ra+，T-Th2)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耕地规模的扩大降低了Ra，但是国家的补贴，使得种植粮食的年纯收益依然等于来自盖房的房租收益，因此，农民的收益不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不会拉开。当前，中国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和市民之间存在着种种制度歧视，农民不能自由的流动，限制了劳动力供求及至发挥作用。其次，国家为保重粮食安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农民没有自由安排土地用途的权利。虽然国家给予粮食种植一定的补贴，但是房租远高于粮食种植收益，用于建筑用地的土地价格远远大于耕地价格，说明国家的粮食补贴远远不够。此时，粮食安全主要由农民提供。第三，种植粮食收益不高的情况下，农民以农民工方式流出，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出现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最后，从财产收入差距来看，城市建筑用地的使用年前为70年，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期限仅为3O年，从资本定价方式来看，后者的价格受到极大限制。而土地的保障作用，使得土地流转的速度大为下降，土地规模经济受到制约，效率不高，使城乡财产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由于土地使用权流转受局限，不是合格的抵押品，农民收入低下，使得农村金融空心化，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城乡差距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三．对策与建议
1．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粮食安全的公共物品的属性。改变粮食安全主要有农民提供的格局，应由国家提供。改革和完善粮食价格补贴机制，主要通过粮食价格补贴达到提供粮食安全的目的。
2．推动实施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逐步实现各项制度的城乡统一，逐步给予农民与市民相对等的权利，不以职业身份或地域等作为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歧视的标志，从而使劳动力转移和供给机制更好的发挥作用。
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粮食生产利益补偿 粮食安全 理论依据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18-02
通常来讲，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进行财政支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刺激该产业的快速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增量都远不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相对偏低，但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却不容忽视。而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一直探索有效的对农扶持途径和方式，并对已提升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高度相关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对于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理论依据的理解程度直接关系着政策的实施水平，若不能正确地理解该项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就会影响到其具体的执行效果。因此，研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深入理解和贯彻执行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产品
农业作为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产品的主要产业，是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产业。而农业产业中，粮食又是农业的基础产品，因此可以说，粮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须的食物，还在于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起到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从产业的依存关系角度来看，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明显支持作用，而粮食作为农业产出的最基本产品，在为其他产业提供基础原料的同时，还承担着国内最大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责任，因此确保粮食生产的正常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粮食生产总量的提升还能够为我国抵御外来粮食或食物的侵入，保证国家的安全提供有力的后盾支持。
二、粮食生产具有多种公共功能
粮食生产绝不仅仅只是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这么简单的物质生产，其所具备的公共功能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从基本功能角度来看，粮食生产能够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并且粮食产品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使用价值，这就是粮食生产的经济功能。其次，粮食生产具有社会功能，其开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劳动力，这就为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通过粮食生产能够使农民获取一定的收益，为社会保障做出一定贡献。第三，粮食生产还具有明显的生态功能，在进行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合理的种植活动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发展，并且能够分解消化其他产业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第四，粮食生产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我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农业生产文化，这些都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粮食生产则可以将这些文化不断传承延续下来。粮食生产的多功能性使其产生了一定的正外部性，在没有外部适度干预的情况下，这些功能的发挥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若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该群体的劳动付出与实际收益获得会变得严重不匹配，进而降低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因此，国家有必要对这种因为客观因素而造成的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以保证粮食生产各项功能的发挥。
三、粮食生产本身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物品通常都具有外部性，其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会对交易双方以外的第三方或更多方产生非市场化的效益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即所谓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当市场交易存在正外部性时，就会对使生产者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全部利益，这样就会打击其积极性，不愿意再从事这一生产活动;而负外部性则是指生产者无需承担其所引起的生产成本，这就会增大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其过度地从事这一生产活动。无论是哪种外部性，都会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因此要求政府必须要对其进行行政干预。而粮食生产恰恰正具备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因而其急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以促进粮食生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粮食生产具有较大的经济正外部性。在经济方面，粮食生产所得产品往往是质优价廉，很难抬高粮食的经济价值，造成粮食生产者直接收益的流失，因此，粮食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其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相当水平的收益补偿，而这部分收益分配到粮食流通和加工等中间环节的第三方，进而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外部性。
其次，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从粮食的社会属性来看，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粮食供需的稳定保证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实现。同时，粮食生产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在合理进行粮食生产活动的情况下甚至会改善生态环境，而工业、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则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难以产生有利的效果，甚至会影响粮食生产这类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了进行粮食生产，不得不对生产环境进行一定的改善，增大了生产成本。而事实上这些成本并不应该由粮食生产者承担。
第三，粮食合理生产具有一定的生态正外部性。通过科学合理投入粮食生产要素而进行的粮食生产活动能够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例如防止水土流失，增大植被面积，美化农村环境等等，其所起到的生态景观功能也是粮食生产的价值之一，但生产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正外部性，所以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根本宗旨是针对粮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平衡粮食生产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得失，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从解决粮食生产的“外部性”途径来看，只有超脱市场之外的中央政府才有条件和能力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进行政策性的利益补偿，通过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将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保障各方主体利益的均衡。
四、粮食供求具有特殊性
粮食的特殊商品属性使得其在市场中的供需变化呈现出特殊的趋势。首先，粮食供求价格的弹性变化不符合社会实际诉求，仅靠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均衡点会对粮食生产者造成较大的过程收益损失。因为当供需市场中的粮食价格处于较高水平时，种粮农民将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管理力度，全力提高粮食产量，而价格的提升则造成消费者需求量的理性减少，过多供应将造成价格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而当市场中粮食价格过低时，农民出于家庭收入水平的理性衡量，将会选择外出务工或种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供应量的大幅降低，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供需市场同样会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此时仅靠市场的自行调节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一旦市场机制不能及时调节粮食的供求均衡，出现物价飞涨或“谷贱伤农”的局面，都会脱离国家对于粮食市场运行的管理目标，而粮食这种商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供需关系要维持在供需平衡或适度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国家必须进行适度的政府干预，对粮食生产进行利益补偿，进行粮食收储，并通过完善各种补贴政策，保证粮食供应主体的收益达到有效水平，消除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此外，粮食的基础性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粮食供求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行调节双轨并行的方式来实现。而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看，种粮农户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风险过高，收益波动性较大，初级粮食产品经济附加值低，若仅靠市场进行调节，种粮农户在很大程度上会因收益相对过低而消极从事粮食生产活动，所以在实际的运行中，政府必须采取合理的手段进行干预，通过出台政策和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生产进行长期扶持，基于战略角度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粮食供求市场。
五、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
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首先，粮食不但是人民群众的食物来源，也是国家基本战略的重要物质。若没有足够的粮食，那么国家的军队实力也很难有很大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钢材、石油等物质的重要性。其次，粮食能否得到充足的供应，对于国家社会的稳定性大小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粮食供应不足时，人们为了满足饱腹需求，就会想一些非正常手段来获取食物，从而引发社会的混乱。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同样也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骚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粮食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我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每年都要出口很多粮食，在政治外交中，我们可以通过粮食贸易或粮食援助的方法作为外交手段，为我国在国际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六、结语
由此可知，我国大力推行和完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必然选择，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而从经济学、社会学、产业发展等角度分析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理论依据，也充分表明以改善我国粮食生产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为目标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解决国家“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推进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有效实施也将会产生更大社会经济效应。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黑龙江省粮食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201320）部分研究成果;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E077）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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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安军.我国粮食补贴的政策理论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3] 邹金浪，杨子生.不同城市化水平下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集约利用差异及其政策启示[J].资源科学，2013（2）
[4] 郭淑敏，马帅.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1）
[5] 孙顺强，李宏婧.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理论依据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4）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5篇
一、相关文献回顾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也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粮食问题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何为“粮食安全”？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定义，粮食安全就是“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他所需要的食品”。国内对粮食安全的研究集中在1990年代，尤其是继1994年莱斯特·布朗[1] 在《世界观察》上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后，国内对粮食安全的关注程度空前高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粮食的消费量、储备量、贸易量、生产量及特定背景下(如退耕还林)粮食安全等几方面。
在研究粮食消费时，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应首先是口粮安全。李成贵[2](2001)强调，粮食安全是口粮安全，应与国际市场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以解决其粮食缺口问题。当然，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口粮的人均消费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收入增长使得食物来源多样化所致[3]。
粮食进口的增加是否会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倍受关注。已有大量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到的结论是：粮食生产相对缩减是长期趋势；
与自给自足相比，放开粮食贸易是更为经济合理的政策选择，它不但不会损害我国的粮食安全，反而会在更低的成本下加强粮食安全[4]。
对粮食生产的研究比较注重对供给能力的分析，其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以预测为主，且各种生产预测之间的差距要比对应的消费预测之间的差距大得多[1，5]。虽然这些分析的结果并不一致，但所有结果均表明中国未来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必然趋势。第二，均强调保护粮食的生产潜力。侯东明[6](2002)指出，粮食安全保障与农业常规发展战略分家是世界上具有资源制约农业特点的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加强战略粮食安全要通过保护耕地及土地的粮食生产潜力的方式实现。李成贵[2](2001)也指出，未来中国粮食增产的可能选择是藏粮于仓不如藏粮于地。
退耕还林是提高粮食生产潜力、改善农业发展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7]。农业发展环境与粮食安全之间呈双向反馈关系，即没有粮食安全，农民势必要继续毁林开荒，从而加重环境恶化，并形成环境对粮食生产影响的恶性循环。因此，没有粮食安全就难以保护环境，同样粮食安全如不注意保护环境，也难以实现粮食的持续安全[8]。虽然人们也非常担心大面积退耕会造成粮食总产量减少，但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不能把维护粮食安全简单地理解为增加粮食总产量，退耕还林的生态功能是增加耕地的生产潜力，因此可以在一个更良性的环境下维护粮食安全[9]。雷玉桃等[10](2003)分析了退耕还林与我国粮食安全的协调机制，她指出，退耕还林有正的外部效应，如治理生态等；
但也有负面效应，即，使我国粮食供应缺口增大。协调好这两种效应需要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粮食生产的自律机制、粮食安全预警机制及相应的协调机制。对于退耕还林是否会造成粮食供应短缺并影响其价格，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所①(2004)对退耕还林对于粮食价格上涨做了定量研究，结论是：退耕还林对粮食生产及价格的影响非常微弱。谭晶荣[11](2003)也指出，退耕还林并不是导致2000-2003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的原因。
以上从粮食生产、消费、进口及环境等几方面回顾了我国粮食安全方面的研究。与粮食生产、消费、进口等方面的研究相比，结合特定背景(如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研究粮食安全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本研究将以此为背景，结合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实证分析退耕还林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
二、退耕还林对我国粮食安全短期影响的评价
粮食安全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粮食安全(或不安全)状况可以通过一定的数量指标反映。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对粮食安全的衡量尚无统一标准。FAO、世界银行以及各国学者普遍采用的计量指标有粮食贸易依存度、粮食储备水平、粮食产量波动系数、人均粮食占有量、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水平及间接粮食消费在粮食总耗用量中的比重等。国内研究与国外雷同，朱泽[12](1996)、程亨华[13](2002)等选择了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粮食自给率或粮食贸易依存度、粮食库存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低收入人口的粮食供应水平等指标来评价我国粮食安全状况。本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中选取了粮食总量安全系数、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粮食外贸依存度和粮食储备四个指标评价退耕还林对我国粮食供给总量的影响。
(一)粮食总量安全系数
热量、蛋白质和脂肪是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所需要的三大营养素。根据我国卫生部门推荐的标准[14]：我国居民三大基本营养素的全国平均需求量为每日2400千卡热量、70克蛋白质和65克脂肪。根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颁布的食物营养成分(如表1)，可大致推算出满足基本营养及生存所需的粮食数量。
表1 食物营养成分[15](每100克含量)
能量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谷物 (千卡)
(克)
(克)
(克)
玉米
344
7.9
3.3
70.2
大米
346
7.4
0.8
77.2
标准粉 344
11.2
1.5
71.5
其它粗粮 352
9.5
2.3
66.5
从表2中的最低需求量中取数字最小的一个作为满足营养需求的最低标准，即“其它粗粮”中的0.681公斤作为我国一个标准人、每日维持生存的最低粮食需求量，那么一个标准人每年最低消费粮食量为248.56②(0.681×365=248.56)公斤(其中也有部分脂肪和蛋白质)。只要我国的粮食供给能够保证每人最低248.56公斤的粮食需求(这个粮食消费量仅指口粮消费量)，就能保证每个人的生存安全，但此时的营养水平将绝对低于卫生部门推荐的标准。若粮食人均供给量低于248.56公斤，则肯定发生了绝对的粮食危机和饥荒。
表2 人均生存谷物总需求量[15](公斤/日)
谷物 热量标准 脂肪标准 蛋白质标准 最低需求量
玉米 0.697
1.97
0.886
0.697
大米 0.693
4.09
1.01
0.693
标准粉 0.697
3.17
0.669
0.697
其它粗粮 0.681
1.41
0.789
0.681
计算结果如表2：
设π为粮食总量安全系数[16]，则：
π=q/s
公式1
s=248.56，q为粮食人均产量
“1”是粮食安全的起点。π越高，则粮食总量安全系数越高，发生粮食危机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附表1显示了自1952年以来我国粮食总量安全系数的变化。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①在绝大多数年份，我国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是大于1的，表明粮食供给基本能满足人民的最低营养需求。但1962年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低于1(仅为0.97)，1960-1962年恰逢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境内发生了绝对饥荒。②1979年以后，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很快，1984年粮食总量安全系数达到1.5；
1985年国家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1985年国内粮食总量随之下降，当年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从1984年的1.58降至1985年的1.45，社会上出现了抢购粮食风潮；
1988年前后出现的情况与此类似；
因此，大家普遍把粮食总量安全系数“1.45”界定为粮食安全的经验转折点或粮食的经济安全点。当总量安全系数接近或低于1.45时，价格机制与经济系统可能发生紊乱，社会将出现恐慌。③从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以后，我国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一直在下降，从1999年的1.63降至2003年的1.34，于是，2003年国家发生了粮价大幅度上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粮食总量安全系数的下降虽然引起了政府及民众的普遍关注，但并未发生社会性恐慌与抢购，这固然与人们日益增强的购买能力密切相关，但国内日益完善的粮食市场购销体制也功不可没。尽管如此，国家还是有意识地缩减了2004年度退耕还林的规模，原因是随着退耕还林进程的推进及国内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国内粮食供给量将随之下降，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也将继续下降；
而作为政府，有必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1.45)，才不至于影响国家社会秩序及粮食市场的稳定。
附表1 1952-2003年粮食总量安全系数变化
年度
人均粮食产量(公斤/人)
粮食总量安全系数(％)
1952
288.13
1.16
1957
306.01
1.23
1962
240.32
0.97
1965
372.00
1.09
1970
293.24
1.18
1975
310.48
1.25
1978
318.74
1.28
1980
326.69
1.31
1984
392.84
1.58
1985
360.7
1.45
1987
371.74
1.50
1988
357.72
1.44
1989
364.32
1.47
续附表1
年度
人均粮食产量(公斤/人) 粮食总量安全系数(％)
1990
393.1
1.58
1991
378.26
1.52
1992
379.97
1.53
1993
387.37
1.56
1994
373.46
1.50
1995
387.28
1.56
1996
414.39
1.67
1997
401.74
1.62
1998
412.4
1.65
1999
405.5
1.63
2000
364.78
1.47
2001
354.73
1.43
2002
355.69
1.43
2003
333.35
1.3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并经计算而得。
(二)粮食产量波动系数
粮食产量对粮食安全具有决定作用，但受天气、播种面积、生产投入等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总会出现波动。我们采用简单的趋势回归方法，计算出各年相应的趋势产量，当实际粮食产量与趋势粮食产量偏离较大时，说明粮食生产的稳定性较差，粮食安全水平较低；
反之，当粮食的实际产量与趋势粮食产量偏离较小时，则粮食生产的稳定性较高，粮食安全水平较高。需要说明的是：①由于建国后一段时间内统计机构不完善，“大跃进”期间国家统计局被撤消，同时，1958-1962年又是非常时期，因此对粮食波动影响的研究选择从1963年开始。②国家在1999年开始试行退耕还林政策，并在2000年在大部分地区推广，作为一项对粮食生产影响较大的政策，如果不与其它年份区分，势必影响预测结论。因此，本研究设定了年份的虚拟变量，回归方程如下：
回归结果表明，从1963年到1999年，我国粮食大约每年增产955万吨。从2000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每年减产900万吨(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至2003年只有四年时间，回归的可信度稍低)。据此测算出各个年度粮食总产量的变异率③(Ratio of Variation)。其波动幅度用公式3表示：
从计算结果看(见附表2)：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变异率绝大部分保持在±5％的范围内，但个别年份变异较大，增产幅度最大的年份是1984年，增加了11.12％；
退耕还林前，减产最大的年份是1977年，减幅为4.2％；
退耕还林后，减产最大的年份是2003年，减幅达到3.12％。如果我们对附表2中的变异率按时代划分为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前期，并对它们的变异率进行简单平均，可以看出，1960年代的粮食变异率平均为5.14％，1970年代为1.86，1980年代为3.28％，1990年代平均为1.3％，2000-2003年平均为-1.58％。由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国退耕还林政策实行之前，粮食变异率均为正数，说明实际产量与预期产量之间呈正向偏离，但该数值一直在下降，表明二者之间的差异在缩小，说明粮食产量年度间变异率在缩小，粮食生产的稳定性较高；
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之后，我国的粮食平均变异率为负数，说明实际产量与预期产量之间呈负向偏离，但偏离幅度并不大，说明退耕还林的推进虽然减少了国内粮食供给量，但这种减幅并不大，这也是我国推行退耕还林政策的依据所在④。
附表2 1963-200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值
单位：百万吨
年份 实际粮食产量
趋势粮食产量 趋势值与实际值之差
变异率RV％
1963
166
161.18
4.82
2.90
1964
188
170.73
17.27
9.189
1965
195
180.28
14.72
7.55
1966
214
189.83
24.17
11.29
1967
218
199.38
18.62
8.54
1968
209
208.93
0.07
0.03
1969
211
218.48
-7.48
-3.55
1970
240
228.03
11.97
4.99
1971
250
237.58
12.42
4.97
1972
241
247.13
-6.13
-2.54
1973
265
256.68
8.32
3.14
1974
275
266.23
8.77
3.19
1975
285
275.78
9.22
3.24
1976
286
285.33
0.67
0.23
1977
283
294.88
-11.88
-4.20
1978
305
304.43
0.57
0.19
1979
332
313.98
18.02
5.43
1980
321
323.53
-2.53
-0.79
1981
325.02
333.08
-8.08
-2.49
1982
355.5
342.63
12.37
3.48
1983
387.28
352.18
34.82
8.90
1984
407.31
361.73
45.27
11.12
1985
379.11
371.28
7.83
2.07
1986
391.512
380.83
10.68
2.73
1987
404.733
390.38
14.35
3.55
1988
394.08
399.93
-5.85
-1.48
1989
407.549
409.48
-1.931
-0.47
1990
446.24
419.03
27.21
6.10
1991
435.29
428.58
6.71
1.54
1992
442.66
438.13
4.53
1.02
1993
456.49
447.68
8.81
1.93
1994
445.1
457.23
-12.13
-2.73
1995
466.62
466.78
-0.16
-0.03
1996
504.54
476.33
28.21
5.59
1997
494.17
485.88
8.29
1.68
1998
512.3
495.43
16.87
3.29
1999
508.39
504.98
3.41
0.67
2000
462.18
471.15
-8.97
-1.94
2001
452.64
462.15
-9.51
-2.10
2002
457.06
453.15
3.91
0.86
2003
430.695
444.15
-13.46
-3.1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并经计算而得。
(三)粮食外贸依存度
通过对粮食总量安全系数和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的分析可以看出，退耕几年来，我国已逐渐显示出粮食总产量下降的趋势。今后随着退耕规模的扩大，粮食供需缺口还将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果粮食供需之间的缺口全部由进口弥补的话，就需要考虑粮食外贸依存度这个指标了。
所谓粮食外贸依存度，即假设粮食供需缺口全部由进口来弥补时，粮食缺口占总需求量的百分比。一般认为，粮食外贸依存度在5％以内，表明一国粮食自给；
在10％以内，表明粮食基本自给[17]。从附表3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一直在±4％之间波动(即使是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后的几年里)，表明我国粮食能够自给。值得注意的是，从1999年退耕还林后，我国粮食贸易一直处于出超状态，尤其是2003年，出超更为明显，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由于退耕而造成供求缺口，从而出现大量粮食进口的情况。这似乎与我国的现实不符，2003年是我国粮食供求矛盾最突出的一年，当年粮食总产量43069万吨，总需求量48500万吨，明显属于供小于求，但却出口了1992万吨粮食。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①进出口的品种不同。②可能源于我国外贸进出口与市场信息之间存在时滞所致。③我国消化库存的种种举措使然。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退耕还林实行后的几年里并没有造成我国粮食大量短缺。
附表3 中国粮食外贸依存度状况
年份
粮食总产量(万吨) 粮食总需求量(万吨) 净进口(万吨)
粮食外贸依存度(％)
1981
32502
34489
1349
3.91
1982
35450
35912
1534
4.27
1983
38728
37382
1238
3.31
1984
40731
38821
722
1.86
1985
37911
37909
-327
-0.86
1986
39151
39628
-169
-0.43
1987
40298
40171
891
2.22
1988
39408
40246
815
2.03
1989
40755
41232
1002
2.43
1990
44624
42450
789
1.86
1991
43529
42548
259
0.61
1992
44266
41684
-189
-0.45
1993
45649
42659
-783
-1.84
1994
44510
42385
-425
-1.00
1995
46062
43143
1967
4.33
1996
49000
44064
959
2.18
1997
49417
49450
416
0.84
1998
51230
50049
-500
-0.99
1999
50839
50364
-399
-0.79
2000
46218
47710
-1063
-2.23
2001
45264
48450
-532
-1.1
2002
45706
48000
-1198
2.5
2003
43069
48500
-1992
-4.11
注：负值表示出口依存度，正值表示进口依存度。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82-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stats. gov. cn，经计算而得。
(四)粮食库存水平
粮食库存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安全与否的重要指标。根据FAO的定义，在新的作物年度开始时，库存粮食占本年度粮食消费量的17％即为粮食安全系数。那我国国有粮食部门究竟应保有多少粮食库存量才是最安全的？我国粮食储备长期被看作机密信息，库存数据也通常不公开发表。但仍然有很多学者从各种渠道、各种信息综合地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粮食安全系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已达34.8％。而世界粮食安全系数1996-2000年平均仅为16.5％[13]。为缓解这一局面，我国自1999年下半年起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并加大了陈化粮的处理力度，再加上近两年来有意识地减少收购、增加销售，国家粮食库存明显减少了，但我国粮食保障水平仍然很高。根据测算，2003年末我国国有粮食库存18000亿公斤(粮食安全系数仍超过30％)，农户人均存粮506公斤，全国农民存粮达38900亿公斤。如果将国库粮食和农民存粮合计起来为56900亿公斤⑤。
如果按照粮食年消费量49000亿公斤计算，2003年末的粮食库存水平超过消费量，粮食保障水平仍然较高。需要说明的是，从2001年起，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结转库存量的统计口径有所变化，不再以粮食库存安全系数作为衡量世界粮食安全的主要标准了。因此，该系数的高低对今后的粮食生产已不再如过去那样重要了。
以上通过宏观粮食安全的四个指标考察了退耕还林前后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变化，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1999年试行退耕还林政策至2003年四年里，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变化幅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说明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暂时没有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但由此判定退耕还林政策并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还为时尚早，这是因为，自1999年至2003年里我国一直有比较雄厚的粮食储备作为后盾。而今后，随着退耕还林规模的继续扩大，我国的粮食库存和粮食供给将继续下降，这是否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粮食供给从而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后怎样的退耕还林规模才是最适度的呢？
三、退耕还林对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评价
生态环境恶化已构成我国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的瓶颈。要逆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停止毁林开荒，实行退耕还林。但退耕还林需要粮食供应的支持，只有国内粮食供应稳定增长，才能减少退耕还林地复耕的可能。因此，从长期看，在积极发展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处理好退耕还林与粮食生产的关系，解决好怎样退、退多少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一)灰色预测模型的选择和指标确定
1. 预测模型(Grey Model，GM)的选择
预测是对尚未发生或目前不确定事件的科学推测，是对客观事物未来的预先推测。GM(1，1)模型是最常用的1种灰色模型，它是由1个只包含单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构成的模型：
2. 指标的确定
退耕还林工程应该在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并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原则下进行，因此应确立科学的退耕面积及退耕进度。本研究根据灰色预测系统、选择人口、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人均最低消费量4个指标建立GM(1，1)模型，对未来10年全国的人口、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最低消费量进行预测，并根据模型求出人均粮食最低消费增长率(P)和人口增长率(r)，导出退耕还林面积公式，进而计算出全国各年的退耕面积[18]。
(二)全国各指标的GM(1，1)模型的建立
1. 人口预测GM(1，1)模型的建立
根据全国1990-1999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建模原理，可得到我国人口预测模型如下：
R(t+1)=11130533.03 e0.01±11016200.03
公式6
2. 粮食总产量GM(1，1)模型的建立
根据全国1990-1999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建模原理，可得到我国粮食产量预测模型，如下：
D(t+1)=1913628.9 e0.022±1869004.93
公式7
3. 粮食单产GM(1，1)模型的建立
根据全国1990-1999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建模原理，可得到粮食单产预测模型，如下：
L(t+1)=206509.68 e0.019±1869004.93
公式8
4. 人均最低粮食消费量GM(1，1)模型的建立
根据建模原理，可得到人均最低消费量预测模型：
G(t+1)=31900.57 e0.012±31507.47 公式9
根据以上人均最低消费预测模型可得到我国人均粮食消费增长率为1.2％，人口增长率为1％。
(三)最大退耕面积的确定
设退耕年限为a，直到a年为止使退耕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恰好满足人均最低粮食消费量，根据上面得到的GM(1，1)预测模型，可以求得第n+i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粮食最低消费量，那么可得到第n+i年的人均粮食最大剩余量(-)。因此可得到第n+i年最大退耕面积，等于除以第n+i年粮食单产，再乘以总人口，除以a年进行平均分割。其公式如下：
：人均粮食占有量；
：人均粮食最低消费量预测值；
：粮食产量；
人口增长率。
根据以上公式的初算结果对1990-1999年可能的、可供退耕的土地面积进行GM(1，1)模型预测，得到以下结果：
对当前模型的评价：C=0.3471很好p=1.0000很好
附表4的结果表明该模型预测效果很好，因此可以用其来预测到2010年为止各年最大的退耕土地面积(详见表3)。通过公式10得到了到2010年时，人均粮食占有量恰好满足人均最低粮食消费需要时，我国最大的退耕还林面积。
附表4 最大退耕面积模型的验证表
单位：万公顷
序号
观察值
拟合值
误差％
X(2) 43.23327
43.36517
-0.1319
-0.30509
X(3) 45.85705
44.463
1.39405
3.03999
X(4) 45.48114
45.58862
-0.10748
-0.23632
X(5) 44.69694
46.74274
-2.0458
-4.57704
X(6) 46.78779
47.92608
-1.13829
-2.43288
X(7) 50.89938
49.13937
1.76001
3.45781
X(8) 50.78742
50.38338
0.40403
0.79554
X(9) 52.47388
51.65889
0.81499
1.55313
X(10) 52.04441
52.96668
-0.92228
-1.77209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而来。
表3 我国2000-2010年每年最大退耕面积
单位：万公顷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退耕面积 53.31 55.68 57.09 58.54 60.02 61.54 63.1
64.69 66.33 66.3 68.01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从表3可以看出，从长期看，在保障国家人均粮食最低消费的基础上，到2010年为止中国最大退耕面积累计为675.61万公顷，每年的退耕规模应在上年度的基础上做小幅度调整，不应该出现大幅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因为无论是大幅度增加还是减少，都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如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财政负担加重等。
四、结果及讨论
(一)从短期看，退耕还林的实施并没有严重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
通过对宏观粮食安全评价四个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总量上看，退耕还林实施后几年来，我国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一直在下降，2003年尤其低，仅为1.34，明显低于国家粮食经济的安全点，国内的粮食供应一度处于短缺状态，但我们并不能将这一切完全“归罪于”退耕还林的实施。一个比较可信的数据是：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减少了500亿公斤，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而导致的耕地面积减少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主要原因，而因退耕还林减少的粮食产量所占比例很小。1998-2003年，没有退耕任务的江苏、广东和福建三省粮食产量减少300亿公斤，占全部减产产量的60％⑥。退耕还林后，粮食产量波动系数虽然为负数，但波动系数的幅度并不大，说明虽然退耕还林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粮食产量下降，但产量变动在可接受范围内；
粮食外贸依存度上的考察更加验证了这一结论：即退耕还林后，粮食出口反而比以前增加了，这虽然有些奇怪，但至少证明退耕还林工程的推进并没有导致国内粮食供求短缺；
粮食储备的变化也证明，即使在我国退耕还林工程推进的几年后，我国的粮食保障程度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通过以上四个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退耕还林从短期看并没有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然而，这并不说明退耕还林工程以后也不会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因为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继续推进，国家粮食库存及国内粮食生产量的减少，粮食短缺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存在。因此，依据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今后退耕还林进程调整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二)从长期看，退耕还林工程推进的速度有些偏快，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灰色预测结果表明，从2000年至2010年，在满足人均最低粮食消费量的基础上，我国所应完成的、最大的退耕还林面积为675.61万公顷。而根据我国退耕还林的设计目标，到2010年，我国需完成退耕地造林1466.67万公顷。这与我们的预测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差距呢？我们认为有二点原因。
1. 目标设定值过高是造成预测值与实际值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以第一阶段任务为例，国家计划到2005年完成退耕地造林1133.33万公顷，到现在为止计划完成得怎样呢？1999年是我国实行退耕还林试点年，国家率先在陕、甘、川三省试行；
2000年扩大到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为重点的1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1年试点进一步扩大到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年来累计完成退耕地造林120.61万公顷；
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启动，全年共安排退耕地造林任务264.67万公顷；
2003年，国家安排退耕地造林336.67万公顷⑦；
当年国内出现了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于是，2004年国家大幅度地收缩了退耕还林规模，当年仅安排退耕地造林任务66.67万公顷；
2005年略有提高，完成退耕地造林84.59万公顷⑧，这样，从1999年至2005年，我国累计完成退耕地造林873.21万公顷⑨，这与第一阶段完成退耕地造林1133.33万公顷的目标也还存在很大差距。这说明我国退耕还林中的确存在设定目标过高而造成计划无法完成的情况。
2. 研究的前提假设不同是造成预测与实际值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二。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在粮食总产、单产、人均粮食最低消费及人口变化基础的模拟结果，而国家制订的目标是以现有坡耕地数量全部退耕为基础制定的，二者存在一定的差距是可能的。
尽管如此，在国家财力、物力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国家希望将所有的坡耕地退出耕种以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那么可以通过延长退耕年限的方法将退耕还林工程进行到底。
注释：
①本结论是黄季焜在2004年11月7日在“小农户、大市场与全球化”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这个标准是依据1990年中国预防医学会的标准计算而得，这个标准仅指维持人体基础代谢所需的能量，因此它低于1993年通过的“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的“每人每日2600卡热量、72克蛋白质和72克脂肪的标准”。
③变异率是经济实际观察值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偏离的幅度越远，经济的波动幅度就越大，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就越低。用变异率指标可以大致反映特定时点上经济变量的稳定程度。
④坡耕地粮食产量比较低，对全国粮食产量影响不大。全国大于150的坡耕地平均亩产仅118公斤，遇上干旱等自然灾害，很多地方连种子都收不回。因此，坡耕地和沙化土地退耕对全国粮食供求平衡影响并不大。
⑤数据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湖南统计局”，2004年10月28日。
⑥该数据引自2004年10月14日国务院西部开发论坛记者招待会：李子彬答记者问。
⑦这组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在2003年8月1日退耕还林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节。
⑧数据来源于：《2005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新华网北京2006-03-11电。
⑨这个数据是1999-2005年退耕地造林面积的加总，乃作者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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