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__年12月担任__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后，他紧紧围绕我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带领全体会员深入进行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和对外交流，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姓氏文化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__年12月担任__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后，他紧紧围绕我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带领全体会员深入进行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和对外交流，积极组织和开展各种寻根联谊活动，在促进__经济发展、提高__的知名度等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他本人荣获“首届全国保护和发掘姓氏文化十大功勋人物”奖，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认识。姓氏文化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型的学科，社会上对这一学科了解得不多，研究者更少，有的人受极“左”思潮影响，还对它有一种误解，这些都直接制约着这项事业的健康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姓氏作为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越来越显示出研究工作的重要价值。为了让世人理解支持这项事业，他便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并多次指示研究会积极利用姓氏会刊、新闻媒体、报刊杂志、横幅标语、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开展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在他和全体会员的努力下，增强了社会各界对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认识。
二、建立健全市县两级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__同志积几十年工作经验，深知健全组织网络对开展好工作的重要性，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后，他积极倡导完善组织机构，为研究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组织领导基础。与此同时，狠抓各县市区研究会的组织建设，使全市8县一市一区先后建立了姓氏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川汇区、沈丘县已落实“三个二”目标，解决了办公场所、活动经费和专职人员问题）。有的县市区还建立了陈、李、符、柴、杨、完颜、窦等专姓研究会。目前，全市会员加上名誉职务和顾问，总人数近2000人；
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一支初具规模的队伍，这是开展工作的基础，也是我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三、圆满完成全市姓氏、人口的普查和复核工作。为配合首届姓氏文化节，2004年他组织人员开展了全市姓氏人口大普查，在人员少、经费少的情况下，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想办法，找路子，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预定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赞誉。鉴于2004年姓氏普查存在的一些问题，__年他组织安排了对全市姓氏人口普查结果的复核工作。要求各县市区：一是要把当地大姓的情况搞清楚，比如，族源与支系、迁入与迁出、名人与业绩等等，从中找出其与外地（尤其海外）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二是要把一些稀有姓氏的来源及有关情况搞清楚。三是要核实简写、错写、误写的姓氏。四是要搞清楚小姓和单人姓氏的出处及有关问题。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于该年10月前完成了姓氏人口普查的复核工作，为10月29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华姓氏文化节献上了一份厚礼。据统计，止于__年6月底，全市共有10691620人，1084姓，较2004年普查，增加37866人，减少93姓。
四、启动并出版《__姓氏文化丛书》系列工程。为配合举办首届中华姓氏文化节，皇甫会长采取我市专家研究人员与有关专家相结合的办法，组织编写《__姓氏文化丛书》。他成立《丛书》编辑委员会；
邀请省姓氏研究专家刘翔南等人莅周召开座谈会；
组织我市参加编写人员不辞劳苦，认真负责，按时提供了高质量的材料；
积极联系专家，完成六本丛书的审稿工作；
又多方筹措资金，确保了首批《丛书》1-6册在文化节前的出版发行。目前《夏姓》、《吴姓》、《窦姓》、《符姓》、《柴姓》已出版，《完颜姓》正在印刷。
五、创办会刊《__姓氏》。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发表学术意见的场所，方便指导工作和对外交流，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于2004年10月创办了会刊，现已编发17期（增刊《中国窦氏文化研讨会文集》1期），受到广泛好评，扩大了影响，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__年完成了会刊《__姓氏》河南省连续性内部资料的申报工作，目前正在审批中。西华县姓氏研究会__年也开始不定期编印发行《西华姓氏文化》会刊。
六、积极服务大型文化活动，广泛开展联谊交流。中华姓氏文化节是增进华夏子孙友谊的盛会，是加强文化交流的平台和经贸合作的桥梁，也是展示__形象，让世界了解__、让__走向世界的大好机遇。为使中华姓氏文化节取得圆满成功，皇甫会长组织研究会同志积极参与“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研讨会”、“姓氏文化论坛”等活动，联络邀请专家学者，认真做好会议的组织和接待工作，为文化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配合社科联举办好“族谱展”，各县市区逐村逐乡调查族谱总数，统计出族谱名称，多少套册，修谱年份，主修人员，保存人员及联系地址、电话等情况。第二届文化节期间，共展出 100个姓氏族谱2000多册，进一步完善、充实了姓氏文化资料库，为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做出了积极贡献。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谱牒档案；
姓氏文化产业；
发展模式
1 谱牒档案与姓氏文化产业
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并明确指出，“文化是一种产业，要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打造”[1]。作为我国早期文化成果之一的中华姓氏，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领域。以此为背景，我们在研究中华姓氏文化属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掘中华姓氏的经济属性，加快研究姓氏经济。目前，国内还没有对“姓氏文化产业”的统一定义，但主旨思想基本一致。本文将其定义为，姓氏文化产业是以研究中华姓氏的发源、演变、继承为基础，并从中衍生出大量的姓氏文化产品、文化开发平台等经济成果的新兴多元文化形式。
姓氏文化产业源于对谱牒档案的开发利用，它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对谱牒档案的开发活动。谱牒档案是我国古代用于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及主要事迹的史籍资料，是以家族姓氏为单位的文化记忆载体。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化形式之一和历史文化见证者，谱牒档案自身的文化研究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决定了它与姓氏文化产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辩证地看，谱牒档案与姓氏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一方面，谱牒档案本身是一种姓氏文化成果，它为姓氏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路、素材和研究客体；
另一方面，姓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深化了对谱牒档案的开发活动，并不断地补充新的谱牒档案或族谱信息，丰富了谱牒档案的结构体系。”
2 姓氏文化产业赋予谱牒档案的新属性
谱牒档案作为档案家族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具有一般档案所固有的属性，同时也具备现实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新属性，在此，我们从传统属性和新属性两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般意义而言，谱牒档案的传统属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谱牒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档案，谱牒档案最本质的属性仍是原始记录性。谱牒档案多是家族中族长等直接记录家族繁衍、变更时所留下的原始材料，记录者或保管者大多亲历或见证所录内容，而不对信息内容进行后期加工。正是因为谱牒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才决定了其可信程度，使得谱牒档案成为广大群众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
2.2 谱牒档案的历史文化属性。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主要见证者之一，谱牒档案体现着强烈的历史文化属性。谱牒档案以血缘为基础，记录一个家族、部落，甚至是某一地区的宗族机构、称谓“排行”、“婚丧祭祀”、“忠君孝亲”等信息，完整并真实地反映了被记录客体的历史文化演变过程，虽然某些记录中会反映封建落后思想，但不应以偏概全，全盘否定。辩证地看，这些传统文化绝大部分都有其积极意义，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所记录的文化演变、家族兴衰、宗源更迭、家训家规等记录历史、励人向上的信息，充实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同时，谱牒档案本身记录材料的演变、记录方式的升级、保管方法的进步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对我国多元历史文化的真实再现。
2.3 谱牒档案的实体确定性。谱牒档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固定的书写格式，所录手法、记载内容较为固定，并大多文字精练，表达清晰，思路连贯，使得编修工作难度降低。比如，河南省牛氏文化协会在2009年重新编录《牛氏宗族家谱档案》时，从各地所搜集到的家谱档案、祠堂纪事中发现，其记录格式、内容、编录思路大多一致，这大大减轻了对家谱档案进行大规模编修的工作难度；
同时，新修订的家谱档案在加入新的收录信息时，也最大限度地遵循原有的编录规则和基本思路。
2.4 谱牒档案的隐私性。从出现之日起，谱牒档案的形成、保管、利用都是由该家族定的人物负责的，往往秘不示人，族外人一般很难接近，这就决定了谱牒档案信息资源具有强烈的私有性、私密性。
2.5 谱牒档案新的时代属性——经济属性。很久以来，我国的谱牒档案因一直被单纯地视作对祖宗文化的记载和传承，而过多地、孤立地关注其在家族历史查考中的价值。而在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的当代生活中，人们对家族归属感的追寻与日俱增。姓氏文化产业的适时出现，激发了谱牒档案所蕴藏的丰富商机，也就赋予了谱牒档案新的时代属性——经济属性。谱牒档案的经济属性透过以下几方面得以反映：
2.5.1 谱牒档案是姓氏文化产业的开发客体。姓氏文化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将谱牒档案作为一种文化商品来对待，并赋予了谱牒档案巨大的潜在商业价值。具有商业价值的谱牒档案也较快地融入经济社会中，并成为姓氏文化产品的研发母体，以谱牒档案本身的开发利用为基础的商业活动也衍生出了众多的如姓氏节目、姓氏旅游等姓氏文化产品项目。作为谱牒档案的子产品，这类姓氏文化项目论证谱牒档案经济属性的同时，也从经济领域诠释了谱牒档案的文化属性，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开发利用社会档案资源的模板。
2.5.2 谱牒档案在姓氏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品牌效应。如今，谱牒档案的利用已成为大多数姓氏文化产业开发活动的基础信息来源和宣传品牌。谱牒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决定了谱牒档案在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绝对说服力。谱牒档案凭借其在姓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说服力和品牌号召力，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公众活动，将信息迅速传递给市场，以吸引消费者，使潜在的丰富的文化资源迅速转化为巨大的现实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3 谱牒档案开发背景下的姓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完备的以开发利用谱牒档案为基础的姓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姓氏根亲招商、姓氏电视栏目、姓氏节会产品和寻根旅游四种方式。
3.1 根亲招商。根亲招商是以地方独有的文化资源吸引外部投资的一种新型经济开拓方式。中华民族是一个归属感很强的群体，远泊他乡的游子对故乡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切感。这正是姓氏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所在。以河南省和福建省为例，两省近几年通过根亲招商引进外资的活动就是对此类文化的有力佐证。河南省是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文明发祥地，拥有最为丰富的姓氏文化资源。在认清自身的优势后，河南人便确立了“以姓氏联系亲情，以亲情拉动经济”的“根亲经济”工作思路。在2010年～2011年，就引进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等外部投资3000多亿元。福建在海外引资方面更是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客家人”、“河洛郎”便是当地的潜在资源。大批离乡创业成功的港澳台同胞回乡兴办实业，为福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必要的资金。以泉州的董杨福利基金会为例，在其成立五年间，就有来自我国台湾以及菲、印尼、马来等地的董杨宗亲先后十五次返乡访问，并通过宗亲的“穿针引线”，往返内地许多省份，先后为福建、上海、山东、北京、江苏、湖南等地引进了20多亿资金，并无偿捐赠1亿元人民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2]。
3.2 电视栏目。姓氏文化类的电视节目最早出现于2011年，当时，湖南卫视推出了姓氏文化娱乐节目《非常靠谱》。该节目以“姓氏文化”为包装，以谱牒档案的开发研究为基础，晒各姓各家谱牒档案里的传奇故事、名人传记、宗族文化及其发展演变历史。在此过程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裹藏其中的知识点和各姓氏的骄傲传奇，更是引致了同姓人之间有关“本姓本祖”的大讨论。同时，节目以“趣味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姓氏文化，其间，不乏能够娱乐大众的猎奇、新鲜和快乐，吸引了大批“80后、90后”的目光，使得年轻人对本宗的家谱档案产生浓厚兴趣和认同感。姓氏文化节目也凭借其超高的收视率，创新了谱牒档案的信息开发思路和姓氏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为姓氏文化资源大省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3.3 节会产品。作为姓氏文化产业最初的表现形式，节会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最为丰富。无论是从大到各省市政府举办的姓氏文化活动，如2004年首次创办于河南省周口市的“中华姓氏文化节”、每年阴历三月的“新郑祭祖大典”、“颛顼帝喾文化节”，还是小到各地方宗亲会的“寻根节”，如信阳“根亲文化节”、“牛氏文化研究会”，等等，各层次的节会活动都是以对各宗族谱牒、祠堂、名册等信息的开发为基础，进而以各姓氏族裔的繁衍为线索串联起的寻根祭祖活动。自2005年开始，牛氏文化研究会就不定期地组织河南、安徽等地牛氏族裔开展寻根认祖的活动，研究“十八打锅牛”的繁衍变迁踪迹，并合理编修新的牛氏宗族谱等，并以此创办了自己的杂志，用于文化交流。
3.4 寻根旅游。寻根旅游是一种文化之旅，其动机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归属情结。寻根旅游有多种形式，民族寻根、宗族寻根、家庭寻根、名人寻根，等等[3]，这些都是姓氏文化的范畴，都是基于谱牒档案而创新的旅游形式。近年来，内地家谱研究活动的逐步升温，也对海外同胞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国内诸如河南、山西凭借自身的文化优势，也出现了众多主打寻根线路的旅行社，宣传“华人寻根游”产品。这些旅游景点大多以谱牒档案为依托，根据家谱、祠堂等记录的宗族历史，对宗祖的生活地点、生活场景、生活方式加以再现和文化渲染，通过对分散在各地的同姓族人所保管的家谱档案加以重新整理和修订，帮助游人寻找自己的根源。这类旅游景点多在偏僻的乡村，寻根旅游的火热开展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步，充分发挥了姓氏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
[2]张卓.开发利用族谱档案的意义[J].云南档案，2006（3）.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本书作者陈爽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先后师从吴宗国、田余庆先生，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社会史，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3]本书为其博士论文，原题〈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以北魏太和改制为中心〉，部份内容曾以同名为题发表。[4]在此试为介绍其内容大要，并略抒个人读后的感想。
全书共八章，〈导言〉提出本书的问题意识及目的在于「揭示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北朝隋唐政治的影响，探究皇权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演变历程等层面，汉人「大族为其具体考察的焦点。除了交待问题意识与论旨的〈导言〉，以及综合各章结论的〈综论〉之外，其它各篇就论述的性质而言，可分为概括性的整体讨论与实证性的个案研究。
第一章〈从“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北朝门阀体制确立的历史背景〉，在这章中作者提出的主要问题为北魏皇权政治如何发展，以及门阀体制与皇权政治的关系又如何。作者从皇权政治的角度，探讨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政治冲突的意义，以及孝文帝藉「分定姓族重建北朝政治结构，其历史背景的转变及产生的相关问题。根据本文的讨论，说明至孝文帝分定姓族为止，北魏皇权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与鲜卑贵族、宗王共享的阶段，作者认为门阀体制即为此时改变权力结构的手段。
第二章〈“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四姓的含义及北魏分定汉人士族的标准。作者爬梳史料，辨析代表北朝至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汉人士族「四姓词语的使用、具体内容、建构和发展过程，并论述北朝社会结构的演变与皇权政治发展的关系。「四姓的产生即北朝门阀体制的建立，与受到孝文帝重任的李冲有密切关联，同时透过与皇室和各家族间的婚姻关系与当代官爵，不仅取得与魏晋旧门相当的社会地位，还形成当时皇权基础的政治集团。以下各章为大族个案研究。
第三章〈范阳卢氏在北朝的分合：个案研究之一〉讨论永嘉乱后至北朝末期范阳卢氏的发展。作为魏晋门阀的范阳卢氏本以宗族整体活动、范围以幽州地域为主作为其特征。在燕魏对峙的局势中，原本社会地位较高的卢溥支败亡，宗族的整体性被打散，造成后来不同支系在不同时期各自显达的发展。北魏前期先后透过与崔浩、李冲联姻，进而与皇室联姻而成为当世大族的是卢玄一支。然而，随着范阳卢氏于孝文帝时臻于极盛，其宗族发展却也显露衰败迹象。卢氏以京师为主要发展地域，渐渐疏远与乡里的关系，旧有宗族观念与秩序松动，造成门风衰败。此外，作为门风另一重要条件的家学，此时也逐渐式微。其它卢氏旁支家族也产生个别官宦显达的人物，却都与着房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
经过北朝分裂为东西两部政权再合而为一，卢氏宗族面临更为钜烈的分裂及房支地位的重新洗牌。从北朝末期至唐代，范阳卢氏各支的发展虽然再趋合流，却成为一个宗族组织松散、各房支差异缩小、缺乏乡里根基而地域色彩淡薄的「大族，显示卢氏进一步衰微的可能性。
第四章〈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浮沉：个案研究之二〉。作者认为王慧龙家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伪托名族，而在其私生、侧出的个人历史涉及「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习俗。王慧龙只身北奔，无法确认士族身份，在北方士人眼中，他的「羁旅南人形象更甚于「汉魏旧门身分。王氏为求家族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家风，由不缨世务转而积极于事功；
家学也由重玄学转而奉释氏，以求融入北方政治与社会。除了仕宦，另外更凭借与其它世族大姓联姻，终于使得太原王氏逐渐转变为北方大族。太原王氏缺乏乡里根基与宗族奥援，其乡里故土的政治社会力量更为伪托太原的中山王氏掌握，并接受了其它王氏的依托，形成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的嫡宗，另一支宗族繁盛、雄据乡里的伪托之族。两支「太原王氏各据一方、个别发展，均获得政界与社会的认可，反映了北朝「冒称士流问题的严重性。
第五章〈南北对峙与胡汉融合中的荥阳郑氏：个案研究之三〉。郑氏家族与一般滞北大族一般，十六国至北朝间经历了由对立到合作的过程；
不同一般的是，郑氏长期留居乡里，土著势力较强且稳固。透过与其它大族的联姻，以及孝文帝迁都洛阳，借其乡里势力以稳定统治等因素影响，郑氏遂由局促一隅的「土豪上升为北朝的「四海通望。其后郑氏与荥阳地域社会关系逐渐恶化，东西魏的分裂也造成郑氏家族的分裂，而周隋唐间郑氏家族地位的复振则是来自次要地位的入关房支的复归。
第六章〈《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试释：个案研究之四〉，主要讨论魏齐易代间的地方大族。作者认为《关东风俗传》记载的大族，依其活动地域可分为青、齐和赵、魏两类大族，主要地域分别为黄河、济水一带以及河北地区。北魏末年变乱频仍，大批河北士民南迁青、齐地区，造成所谓「土客冲突，进而引起流民与土民血腥仇杀的邢杲之乱。魏末当政者剥夺邢杲等争取生存空间的河北人士，使河北大族转而寻求新的政治领袖，成为六镇军阀高欢的支持势力之一。尽管如此，两大地域豪族的力量并非十分强大，相反地，由于魏初平齐削弱当地大族，使得魏末变乱中的青、齐土民多属下层吏民且为小规模的活动；
流徒的河北豪强也受到基层社会组织及宗族结构变化的影响，政治与军事的力量有限，无法自立故转而寻求支持其它政治人物。
第七章〈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综论〉。综合前述讨论，藉由豪族与名族、士族与贵族、都邑与乡里、官学与私学、士族与官僚等概念的比较，进一步说明各大族发展形态的不同、在皇权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宗族结构与「双家制、门风与家学及士族「官僚化等课题。最后总结，「分定姓族开启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同时也开启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并成为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基础。
作者在提出进一步概括性结论的同时，并能兼顾深入剖析史料、建立历史事实的细节。此处提出本书的两点长处，其一为对既有课题提出新的观察与诠释；
其二为运用或发展了前辈学者的工具概念。
首先，作者并不认为北魏皇权体制自始即已自我完善，北魏政治的性质是由部落贵族政治逐潮朝向皇帝专断的皇权政治发展，作为皇权奥援的门阀体制可视为一中间阶段。其次，作者跳脱了胡汉冲突或文化转变的传统取径，而将北方汉人大族置于其与皇权政治的发展脉络下进行探讨，一方面以见个别地方大族如何藉由政治力量以崛起成为士族，另一方面则藉由大族的崛起以考察北朝皇权的发展过程。在此脉络中，孝文帝临朝是皇权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意义为重建北魏皇权体制，改降五等、分定姓族等为其手段。孝文帝定姓族的意图，作者认为在于融合北魏宗室与汉人士族、士族与非士族，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
其作用则为促成宗室为主、士族为辅的门阀体制之建立，使士族与皇权结合，并藉此体制以稳定皇权政治的发展。
除了探究皇权政治的正面发展，作者另由皇权政治的反面作用来解释北魏后期的政治动乱。依据作者的看法，孝文帝的政治改制不仅促使皇权的提振，更为北魏后期政治动荡、乃至东西分裂埋下前因。孝文帝身后皇权政治似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然而原本作为皇权羽翼而进入政治社会核心的宗室诸王取代异姓贵族成为皇帝的新对手。因此，北魏后期诸帝力求废黜宗王的地位与权力，甚至在朝廷援立党羽恩幸，疏忌宗室成为后期政治的特征，遂使各种势力竞逐统治权造成北魏后期政争不断。（页32、36）以宗室与士族为主体的门阀体制促生了官僚体制的「文武分途，进而产生「重文轻武的风气，引发包含「六镇之乱等武人阶层的反动。（页40）无论是皇帝与宗室间统治阶层的权力矛盾，或是文武官僚间的冲突，各个士族几乎都无法成为一股自立其外的势力，而需依附其它政治力量方能存续（页34、80）。以往的研究强调士族为自立于政治系统以外的社会阶层，具有政治力量无法干预的社会力量；
然而本书呈现了北朝士族依附政治的性格，甚至必须援引政治力量方能提升及确立其社会地位。此一重要见解，应可作为重行理解北朝士族的基础。
本书进一步重新检讨北朝门阀体制下，汉人大族「四姓的分类、组成和建构。作者将「大族分为地方豪族与名家大族两种类型，所谓「世族即指后者。[5]书中指出关于汉人大族的「四姓，唐宋间流传两类分法。一种以为指士族的四个等级，即「郡姓：膏梁、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或是「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
另一种则是指四个具体的家族，即唐代的崔、卢、李、郑，外加太原王氏。（页43-44）唐长孺曾析论前一种，认为孝文帝所定的「四姓即「四海大姓、「右姓，这种区分也是依据先朝官爵和入魏官爵两种标准所规定的。[6]本书则提出质疑，为何唐代士族熟知后一种说法，却只有少数人通晓前一种分类观念？分别汉人士族地位高下的两个标准又该如何协调呢？
作者认为柳芳《氏族论》述「四姓应源于孝文帝诏令，但是否如柳芳所称「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般硬性规定，作者则根据另一诏书「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并透过比较汉人与鲜卑姓族，从而得出「终孝文一世，衡量汉人门第的标准主要仍是传统和习惯，而非制度或法律。（页48）作者又考证出汉魏间以「四姓代称外戚或地方大族并不拘数量是否为四的传统，具备泛指大姓的意涵。（页58-59）
然而，孝文帝为何选取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四个家族作为汉人姓族的核心？孝文帝选择「四姓的动机，原意在将汉人士族与宗室贵族融入同一个婚姻圈，作者认为如此既能提升宗室的社会地位，又能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统合为一个社会阶层以作为政治基础。当时贵显的李冲并非魏晋旧门之后，然而在其积极交结下，陇西李氏与被视为旧族的崔、卢、郑、王四姓累世通婚，并称四姓或五姓，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地位；
四姓则是透过与当朝显宦、宗室和帝室等权力治核心集团的联姻关系，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五姓之间及五姓与皇室间长期而稳定的婚姻关系，形成一个政治性的婚姻集团，成为北魏皇权政治的坚实基础。（页69）
再者，南北朝至唐代，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族如何存续及发展，是学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作者由四个个案研究得到的结论认为，孝文帝时的汉人世家大族的发展已逐渐趋向「双家──中央与地方──的二元发展模式，并且有类似唐代士族的「中央化现象；
前者乃借鉴Wolfram Eberhard提出的模式，后者则推进了毛汉光先生的研究。作者还受到毛汉光先生研究唐代士族不同房支的启发，强调此时士族的发展也不应仅仅视其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整体的士族其下还有个别房支的差异。[7]
Eberhard所描述的「双家模式乃是受到欧洲史城市中产阶级(burgers)模仿贵族(noblemen)的模式启发，他认为士族之家通常拥有一个由田产围绕的居处(country-seat)，同时拥有另一个位在城市的居处(city-house)；
在乡里者被认为是家族的经济后盾，使他们累积足够资本，教育下一代成为城居官僚(officials in town)所需的知识，进而前往城市或首都的士族社会中，透过婚宦发展其家族。因此，Eberhard将士族分为城市(city-branch)与乡里(country-branch)两支，前者受后者支持发展之后，反过来保护后者的成员，虽然在改朝换代等大的政治变动中后者较前者更易延续下来。[8]毛汉光认为唐代士族移居长安与洛阳构成所谓的「中央化(centralized)，他提出三个判准：其一为士族归葬之地，其二为两《唐书》载该士族之籍贯，其三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士族迁徙纪录；
亦即比较郡望、归葬地、迁徙纪录和新籍贯。[9]
Eberhard所谓的「中古是一概括的长时段时间，未清楚说明所谓的「双家概念是否适用于南北朝时期。毛汉光提出的「中央化现象则是以唐代士族为中心，其基础是促使地域菁英集中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官僚选用制度。作者则认为早在北魏时期北方士族的不同房支便已有「双家发展的趋势，并且产生「中央化与「官僚化现象。作者概括北朝时期的「双家发展模式为大姓成员少时多居于乡里、壮年游宦至政治中心，晚年致仕后再返回乡里。（页203）书中所谓「中央化系指游宦于京师的士族由于长期滞留、甚至定居于政治中心，逐渐疏离乡里并失去宗族奥援和经济基础；
失去社会、经济基础的士族仅能凭借朝廷赋予的条件──官宦及同一社会阶层的婚姻关系继续发展维持其地位，加深了依赖政治系统的「官僚化性格。[10]北朝士族由「双家模式到「中央化、「官僚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凭依政治力量确保其社会地位，却逐渐与宗族疏远并失去地方根着性，不再具有地方大族的性格。这是大族与皇权政治紧密结合后的结果。
作者还对南北朝至唐宋间新旧士族的转变提出概念性的看法。作者认为，孝文帝建立门阀体制的政治举措对北朝山东大族而言是一次「再生，使山东大族的地位能自南北朝延续至隋唐，同时也是促使士族体质改变的先声。依据作者看法，随着皇权干预的减少、科举教育的普及和门第观念逐渐淡薄，传统的南北朝士族才逐渐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退出，为新的科举制度出身之官僚所取代。这一点实有助于理解唐宋之间士族阶层性格及组成等方面的历史变化。
尽管本书具有相当清楚的问题意识，并能关照整体与个案、深入思考相关课题，不过仍有可商榷之处。就世家大族的部分而言，作者虽然说明了本书论述重点在「太和四姓（页9），实际上所论者涉及「四姓扩大后的七姓十家即唐代「禁婚家──包括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从这些家族中，作者仅选取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三家及部份河北地方大族进行个案研究；
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因被断定为太和以后才加入此一婚宦圈，故不在讨论范围内。书中也未探讨清河崔氏、陇西李氏两家的个案，为何略去以上诸家作者未作详细交待。
就本书选取讨论的卢、郑、王三姓士族而言，仅荥阳郑氏被视为「典型的汉魏旧族。（页135）依据唐长孺等学者的提示，汉与魏的大族应予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东汉「旧族具有一定的条件，一般是指连续三代曾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宦之家才够资格。由于此时郑氏家族的先世谱系有讹误，加以当时普遍有伪托郡望与先世的风气，涉及其家族是否三代以上累世为宦，颇有疑点，反映郑氏谱系并非完全可靠的。因此，孝文帝和李冲均与郑氏联姻，不应单从攀附旧族的可能性来探求其动机，是否应由其它角度来探究孝文帝等选择郑氏的可能原因？此外，作者虽然描述「中央化的北朝士族逐渐断绝与乡里的关系，同时加深了对政治力量的依赖形成「官僚化的现象，藉此说明士族的官僚性格。日本学界曾争论此一时期士族的性质，大体分为「寄生官僚和「自立贵族的两种见解，作者此处看法接近「寄生官僚说，若能讨论并修正其说的适切性，应更能加深对北朝士族的性格的了解。[11]
除了探讨社会史对象的地方豪强、世家大族，本书关注的主要焦点为北朝政治，尤其是所谓的皇权政治。不过，书中运用皇权政治一语似乎仅为贵族政治、宗王政治等词语的相对参照；
皇权似仅仅指涉专断的政治力量。北朝政治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统治阶层的变化有密切关联，作者若能稍微界定皇权政治一语，应更能帮助读者了解汉人大族在北朝政治中的角色与作用。[12]
关于论文格式方面，某些注释不够准确。例如本书多处引用伊佩霞(Patricia B. Ebery)的The Aristo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一译《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3]如页75注2，页77等处，均未注明引用页码，甚至失注出处；
所引内容均见于周一良先生的书评，如系转引应予注明。[14]排印方面偶有问题，如页103最后一段，「北魏后期卢氏『着房的显达仅限于个别成员，根据文意「着房似应改为「旁支。
尽管提出上述问题，但是并非据以苛求作者，而是希望能够实现更为理想的学术对话。作者善于运用学界已有成果与研究工具，对既有的历史知识提出疑问并进行深入讨论，本书推进了对北朝政治社会的构成及其演变的理解，兼及实际个案和整体概括，其贡献仍是不可取代的。我们或可期待作者对相关课题提出更多具启发性与细致的讨论吧。
[1]如孙同勋，《拓跋氏的汉化》（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2）、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2]参见陈弱水，〈康乐著，《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新史学》 8.1 (1997/03) : 161-168；
谢伟杰，〈李凭著，《北魏平城时代》〉，《新史学》11.4 (2000/12): 123-129。蔡宗宪，〈侯旭东著，《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新史学》13.1 (2002/03): 207-216。
[3]作者简介参见xiangyata.net/old/personal.htm。
[4]第二章曾发表于《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
第四章发表于《原学》第4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6）；
第七章发表于《学人》第9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4）。
[5]此处援引唐长孺的分类方法，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161-162。
[6]参见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7]参见毛汉光，〈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
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189-234。
[8]这里需注意的是，Eberhard对士人家族形态的概括性描述并非仅以中古时代为限，而是下延至明清时期。见Wolfram Eberhard， “Feudalism and Gentry Society，”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2nd rev. ed.， (Leiden: E.J. Brill， 1970)， pp. 44-46。
[9]见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
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页245-246。毛氏说明「中央化的意义为：「具有地方性格的郡姓『新贯于中央地区并依附中央的现象；
同文，页337。
[10]毛汉光认为「官僚化的意义为「〔士族〕代表性的性格转变为纯官吏性格的现象，见氏著，〈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页337。
[11]矢野主税主张六朝士族依赖政治力量的「寄生官僚说，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等学者则认为六朝士族是一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的社会阶层；
相关讨论可参见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359-391。
[12]关于北魏「国家（或政权）的形成与性质，可参见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尤其是〈导言〉。康先生即指出，由于北魏政权的「征服性格，使得汉人士族终究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鲜有掌握军事力量的机会；
见同书，页25。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班有很多个姓王的同学，我们有时开玩笑说：“我们两千年前是一家。”
前几天，听老师说姓氏的问题很值得研究。我就对王姓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次调查。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查找资料
2、查阅书籍
3、问爸爸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信息渠道涉及的方面具体内容
上网
王姓的来源（1）出自妫姓，相传为古帝虞舜之后；
（2）出自姬姓，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
（3）出自子姓，为商朝王子比干之后；
（4）历史上的外族姓氏，。（5）王者之子孙多号王氏，常以为姓。（6）赐姓，被赐；
（7）冒姓，（8）历史原因，为避仇、逃命而改姓王氏等等。
书籍，上网历史上的王姓名人王昭君、王莽、王充、王羲之、王献之、王勃、王维、王安石、王昌龄、王之涣等。
上网王姓的人口数量王姓为中国第一大姓，有9288.1万人
上网王氏的族谱豫章王氏宗谱•湾里分谱》《东沙王氏支谱•家规》……
四、结论
1、将近一亿人口的王氏除了著名的琅?氏，山西太原王氏，名相辈出的三槐王氏，还有山东昌乐的北海王氏、山东郡城的东海王氏、山东巨野的高平王氏，陕西的京兆王氏、甘肃天水的天水王氏、山东东平的东平王氏，山东滕州的山阳王氏，河南新蔡的新蔡王氏、河北省定县的中山王氏、河北省行唐县章武王氏，山东掖县的东莱王氏，四川的广汉王氏，陕西的金城王氏、山西的河东王氏、湖南的长沙王氏以及江苏的六合王氏，河南的南郡王氏等等亦是名望家族。有的书籍记录，王氏著名望族全国多达三十八望，比二十一望多出十七望来，可见王氏在全国分布之广，家族之兴盛，名人将相的功绩，教育、著述、书画、艺术等，对社会影响者是不可低估的。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杨姓为中原望族，子孙繁衍兴旺，英才辈出。杨姓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很高地位。本文对杨姓源流、播迁分布及其先哲名贤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杨姓；
家谱；
源流；
文化
姓氏文化及其与之相辅相成的家谱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家谱通论》介绍，中国目前共有608个姓氏的家谱流传至今，其中单性552个，复姓56个。根据宋代《百家姓考略》所收录的440姓氏中，其中有371个涵盖在608个姓氏中。另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共有3490个姓氏，其中排名前100位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87%以上，他们也全部包含在存世家谱的姓氏中。由此可见，存世家谱的608个姓氏极具代表性[1]。据有关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杨姓人口约40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3.19%，为全国第六大姓氏。杨姓宗族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成就辉煌。杨姓文化或杨姓精神影响深远。本文仅就其发生发展进行初步论述。杨姓源流及其主要先哲名贤，进行初步探讨。
一、杨姓源流简考
树有根，水有源，在“崇祖、敬祖、收族”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的中国，追根溯源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本性之所在。杨姓形成于何时？谁为杨姓始祖？受历史文献不详的局限，以及宗族内部不同世系对历史文献的不同理解和判断，其结论不尽相同。但杨姓始于杨国（今山西境内）则为共识[2]；
杨伯侨为其得姓始祖，伯侨的第五世孙伯石及其后人繁衍兴盛于弘农郡（今陕西境内）者为其杨姓正宗，亦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据宋《百家姓考略》载：杨姓系出姬姓。周宣王尚父，封于杨，晋灭之。晋武公子伯侨，食采于羊舌，后为羊舌氏。至叔向更封于杨，子孙为杨氏。也就是说，杨氏出自于姬姓，但来源有二，一支系以国为姓，一支是以邑为氏。
西周末年，宣王小儿子涧（尚父），于周幽王时被封于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建立杨国，为侯爵，春秋时期为晋国所灭，杨侯的子孙以国为氏，姓杨。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亦云：“周宣王子尚父，幽王时封为杨姓，为晋所灭，其后为氏焉”。另据史书记载，晋武公有子，名伯侨，周襄王封为杨侯。伯侨之孙突官拜羊舌大夫。突生积，积五子，其二子字叔向，为晋太傅。
子食我，子伯石，食采于杨氏邑，公元前514年晋天强宗祁氏、羊舌氏，食我有子逃进华山仙谷大山中，遂据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华阴市），称为杨氏，史称杨氏正宗。此后，“有杨章者，生苞、朗、款，苞为韩襄王将，守修武（今属河南），子孙因居河内（今河南以北地区）；
朗为秦将，封临晋君，子孙因居冯翊（今陕西大荔）；
款为秦上卿，生硕，字太初，从沛公（汉高祖刘邦）征伐，为太史”。杨硕有八个儿子，第六子杨喜，西汉时封赤泉严侯；
杨喜之子杨敷，封赤泉定侯。杨敷的孙子杨敞，字君平，任丞相，封安平敬侯，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女婿，生有二子：忠、祥。杨忠的曾孙杨震（公元54年-124年），字伯起，少好学，博览群书，以道德学问出众，因世居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古函谷关城）华阴县（治所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南），当时称为“关西孔子”。东汉时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以清廉著称。据《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任东莱太守上任途中路过昌邑，县令王密为杨震学生，由于杨震的举荐在荆州任官，为答谢其知遇之恩，夜晚怀金10斤（实为白银，相当于现在2.5kg），要送给杨震，并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婉言拒绝，并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羞愧而出。此后，杨震的“四知”名言被传为佳话，受到人们的敬仰。为纪念杨震的清廉德操，寄寓对先祖道德风范的崇敬和怀念，弘农杨氏便以“四知堂”为堂号。杨震的子孙世代任高官，所以“弘农杨氏”发展成为有名的世家望族，乃至成为杨姓中最大的支派，当今杨姓90%以上的人都派自于这一支派。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尚有不少杨姓的祖先并不姓杨，一些少数民族祖先因仰慕杨姓名声主动融入而改姓杨，或因先祖功德非凡而由中央王朝赐姓杨，或因先祖被迫害追杀而改姓杨等原因，都加入了杨姓大家族中，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为杨姓强宗大族锦上添花。
二、杨姓的迁徙及其分布
起源于山西境内的杨姓，因晋内乱而失国。为求自保便远离杨国，西渡黄河，躲进华山仙谷（陕西境内），这便是历史上杨氏的第一次播迁。进入华山仙谷的杨姓顽强坚毅，奋发有为，历经数百年的艰苦奋斗，逐步走出深山大谷，其子孙遍布渭水流域和汉江两岸，并有部分族民返迁山西汾河中游，并有部分进入四川，后又向东扩展至河南境内，至汉代已是人丁兴旺，成为人才辈出的强宗大族。春秋战国时期迁湖北江汉地区的杨姓，后因楚国势力的强大扩张，迫使其向东南迁至今江西一带，甚至在今江西南昌一带还建立过弘农侨郡；
与此同时，又有自山西迁往安徽、江苏的杨姓。就这样，两汉时期杨姓便散布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回顾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自东汉末年的中原地区豪强割据、东晋永嘉之际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唐代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与唐末的黄巢起义、北宋末年蒙元南侵而导至的“靖康之难”和宋室南渡，以及明代末年满族人入主中原，加上各个时期中原地区战乱和灾荒不断，引发了中原地区汉人多次大规模举族南迁活动。中原地区杨姓亦随其南迁活动而同样大举南迁，及至宋代杨姓已遍布大江南北、云贵高原，有的还东移朝鲜；
元朝末年以后，以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为中心，杨姓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活动，乔迁之地主要为东南亚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汉人南迁沿武夷山脉进入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及江西南部毗连地带，即所谓“闽粤赣边地区”。由于其地地处武夷山脉与南岭山脉的交错地带，地大山深，交通闭塞，其先民以先进的中原汉唐文化与当地畲瑶等土著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民系。再经数百年繁衍，人多地少，客家人一方面继续南迁至岭南，甚至移居海外；
另一方面返迁湖南、贵州、四川等内陆地区，即所谓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三、杨姓先贤显贵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没有精英的族群不可能是一个辉煌的族群。杨姓为强宗望族，英才辈出，在中国历史上竞相显贵数千年，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为乡里、为宗族做出过令人敬仰的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杨姓称帝称王者有十几人，先后建立有隋、吴等政权，使杨姓一度成为国姓。杨震的第二十三世子孙杨忠，为北周政权的开国元勋，官至柱国大将军，其子杨坚承袭父爵，并升任丞相。公元581年取周自代建立隋朝而成为开国皇帝。其在位期间结束了一百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大范围之内的多民族统一；
开创了一直沿袭到清朝的中央机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选官制度；
制定了影响后世的基本立法的“开皇律”；
杨坚虽贵为天子，但生活十分简朴，提倡节俭，重视发展经济，故而由此开启了隋唐盛世之门，被西方人尊称为伟大的中国皇帝。五代时，合肥人杨行密创立吴国，建都扬州，历4王36年。南宋初年，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杨幺领导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称大圣天王，并用以纪年。
金末，益都（今属山东）人杨安儿建立反金政权，建元天顺。元初，宁海人杨镇龙率领浙东农民起义，国号大兴，年号安定。
侨居海外的杨姓华人，对当地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样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例如，美国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著名企业家杨雪兰；
新西兰有“菜花大王”杨汶钊。论其财富杨汶钊和菲律宾的杨应琳、马来西亚的杨忠礼，以及香港的杨连景父子、杨受成，澳门的杨秉正，台湾的杨塘海等，均以拥有财富超过数亿或十多亿美元而闻名于世，被列入“世界华人亿万富豪榜”[3]。
正本清源，回过头来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是弘农杨震，他以其关西孔子，旷世廉吏的名声，以及清白家风，从而确立了弘农杨氏彪秉史册的不朽地位。杨震热爱教育事业，坚持有教无类，不分贫富，聚徒授业20多年，弟子超过3000人，为社会培养了大批贤才，至今留有“三鳝书堂”、“洗笔池”等遗迹。后被皇帝征召为官20多年，累官至太尉（掌管朝廷军事大权），能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勤正廉洁，忠贞爱国爱民，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楷模，杨姓后裔也由此感到自豪和骄傲。
概括起来，杨姓的发生发展及其族人的光辉业绩，正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五千年辉煌的缩影，极具代表性。正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文化强国而奋进的当代，其姓氏文化很值得挖掘整理传承。除杨姓外，其他各大姓氏文化同样都有自己的不平凡历史，都值得很好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建松.中国共有608个姓氏的家谱流传至今[N].西部时报.2010-4-27，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