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论文范文第1篇【关键词】工作-家庭冲突；路径分析；公立医院医生；社会支持；制度支持；横断面调查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1.008中图分类号：R39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家庭医生论文【五篇】（完整）,供大家参考。
家庭医生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工作-家庭冲突；
路径分析；
公立医院医生；
社会支持；
制度支持；
横断面调查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1.008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1-0027-06
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WFC)是由于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角色无法调和时产生的一种角色冲突，基于这种冲突的双向性，Greenhaus将其分为工作-家庭冲突(指工作角色要求对家庭责任的干扰) 和家庭-工作冲突(指家庭角色的要求对工作责任的干扰)［1］。研究证实，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的心身健康、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有负面影响［2］，还会导致组织承诺和职业承诺下降，最终导致员工离职［3-4］。鉴于工作家庭冲突对组织绩效和个人福利的巨大负面影响，如何平衡工作家庭冲突正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国外大量研究显示，弹性工作制和社会支持对降低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有积极意义［5-6］。研究还发现，由于工作家庭关系与职业特点、工作要求、工作压力源密切相关，工作家庭冲突平衡策略对不同职业群体的影响并不一致。以弹性工作制为例，对于要求全部工作时间都必须在工作场所的员工有较大的调节作用，而对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的职业者则作用不大，如一项针对某大学MBA毕业生的调查结果发现，对于这些高层管理者而言弹性工作制对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并无效果［7］。一项针对以色列高中教师的研究甚至发现，弹性工作制与家庭-工作冲突正相关（β=0.16，P＜0.05），对工作-家庭冲突则没有影响［8］。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减少了人们知觉到的工作-家庭冲突［7-8］。
国内工作家庭研究较国外薄弱，主要以综述国外理论和研究发现为主。有研究者对教师、护士等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现状及与工作态度、工作倦怠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如，张慧英等发现高中教师总体的社会支持与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均呈负相关［9］，谢义忠等对某电信公司员工的研究也发现，上级、同事、家人/亲友的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有负向影响，上级、家人/亲友支持对家庭-工作冲突有负向影响［10］。而针对医生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政策、社会支持关系的实证研究尚未见报道。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以企业员工、教师、护士等群体为样本的研究结果尚不能推广到医务人员。当前我国的医生群体，他们既要和普通职业人群一样承担家庭责任，又要肩负医生职业特有的职责和压力。工作超时、加班、作息不规律是医生的工作常态，高风险、服务对象期望高、舆论环境不友好更为其他职业少有，这样一个群体更容易面临时间和精力资源的不足，应该引起工作家庭研究领域的重视。因此，本文旨在了解我国公立医院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现状，探讨社会支持和工作政策与工作家庭冲突、减轻工作压力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按区域分层抽样，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选取了东部地区的山东省、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河北省、西部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
将每省的地级市根据人均GDP水平分成好、中、差三组，将每组城市编号并使用抽签法抽取一个城市，四省共抽取12个城市；
抽中地市的医院再按级别分层，每层编号并用抽签法抽取医院；
根据所抽取医院规模大小，采用系统抽样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医生。由调查员现场发放量表，以不记名自填式填写并由调查员当场收回。共发放量表6070份，回收有效量表5677份，有效回收率为95.6%。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1.2 工具
采用“我国公立医院医生工作满意度与稳定性研究”课题组研制的公立医院医生工作满意度量表。该量表共97题，分为6个分量表：工作本身、工作回报、工作内部环境、执业环境、工作家庭冲突与支持、组织管理满意度。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15个公因子，公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60.1％。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6，各分量表Cronbach α系数均在0.82以上。
本研究选用工作家庭冲突-支持分量表。该分量表由三个维度共9个条目构成，见表2。采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级计分。对分量表的9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三个公因子，第一、三公因子分别反映社会支持与制度支持两方面，第二个公因子反映了工作家庭冲突的状态和所致压力，与预想的维度一致，方差累计贡献率为68.6%，表明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公认的高风险、高压力、高工作负荷岗位的医生报告了更高的工作家庭冲突（见表4），在级别越高的医院，医生对工作政策和休班安排越不满意（F=26.399、16.497，P＜0.001)，符合已有理论和客观情况，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实证效度。本研究量表在调查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82，符合测量学要求。
1.3 统计方法
采用描述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路径分析。
2结 果
2.1 工作家庭冲突-支持量表评分情况及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工作-家庭冲突均值为3.4，超过中度水平，家庭-工作冲突得分也接近中度水平，角色冲突给医生造成的压力水平均数为3.3。对两种方向冲突的得分进行配对t检验，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得分高于家庭-工作冲突（t=40.95，P＜0.001）。社会支持各条目得分均高于制度支持（均P＜0.01）。社会支持中亲友支持得分最高，领导支持最低。制度支持中值班安排得分最高，工作政策最低。亲友支持、同事帮助、工作政策与家庭-工作冲突负相关，亲友支持与工作-家庭冲突正相关，领导支持、工作政策、值班安排、休班安排均与工作-家庭冲突负相关。
2.2 工作家庭冲突的单因素分析
为检验医院级别和职称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对医院级别、职称和工作家庭冲突各条目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医院级别、职称有正相关关系（r=0.16，0.10，0.12，0.06；
P＜0.001），表明医院级别和职称越高，医生报告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越高，角色冲突导致的压力越大。以年龄为控制因素对职称与工作家庭冲突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职称与工作-家庭冲突、冲突压力正相关（r=0.12，0.07；
P＜0.001），可见控制了年龄因素后，也表现为职称越高，工作-家庭冲突和冲突压力水平越高。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性别、年龄和所在科室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结果见表4。表4显示：在家庭-工作冲突方面，男性得分高于女性；
不同科室医生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经事后检验（LSD）发现，麻醉科、外科科室医生得分高于内科、儿科、妇科、医技、急诊科室医生；
不同年龄段的医生家庭-工作冲突得分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46-50岁医生得分最高。
在工作-家庭冲突和冲突压力方面，男性得分均高于女性；
不同年龄组、科室的医生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经事后检验（LSD）发现，25岁以下及56岁以上医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冲突压力得分都低于其他年龄段医生（P＜0.05）；
外科、妇科、急诊、儿科、麻醉科医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得分高于中医、保健、医技科室医生（P＜0.05），外科、妇科、急诊、麻醉科医生的冲突压力得分高于中医、保健、医技科室医生（P＜0.05）。
2.3 公立医院医生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和制度支持的关系
根据文献查阅和定性访谈，做出如下假设：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源，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和工作制度支持则可以缓解两种方向的冲突，减轻压力。将以上思路绘制成路径图，利用Amos7.0软件进行检验，根据估计参数结果和专业知识进行调整，删除系数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并继续检验，最终得到如图1所示的路径图。模型拟合指数GFI=0.993，CFI=0.968，RMSEA=0.056，达到较好拟合标准［11］。因此可以认为该路径图得到了样本数据的支持。
图1显示：工作政策、休班安排可以负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亲友支持和同事支持正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
亲友支持、同事支持和值班安排负向预测家庭-工作冲突，领导支持和工作政策支持正向预测家庭-工作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正向预测冲突压力，工作政策和休班安排负向预测冲突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和冲突压力的变异分别被解释了11.9%、1.9%和51.9%。
3讨论
本研究发现，公立医院医生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冲突较为严重。医生报告的工作-家庭冲突高于家庭-工作冲突，也是冲突压力的主要来源。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医生工作本身就具有高风险、高负荷、高压力的特点，而近年来我国医疗执业环境恶化使医疗工作要求日益严苛，要胜任工作要求，就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劳动法强调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但在中国的公共部门，家庭常被置于工作的对立面，“舍小家顾大家，舍私情重职责”的工作伦理观念是不容质疑、受到褒奖的，以牺牲个人生活、家庭责任甚至透支健康为代价的加班、超时超负荷工作并不被看作病态，而被视为一种有责任心的体现，对员工的家庭需要则过于冷漠。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立医院承载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增加工作时间、剥夺医生的休假福利成为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手段之一。同时，由于医疗行业被赋予更高的道德要求，当医生的个人家庭与工作出现冲突，不管是否情愿，优先服从工作需要、将家庭责任转移给社会支持网络（如父母、配偶）或者寻求付费支持成为当前中国医生群体的无奈选择，而其他家庭成员也会多分担家庭责任来支持医生的工作，因此医生群体感到工作对家庭的侵扰远大于家庭对工作的影响。2007年5月，为解释定量分析结果，课题组选取部分医生和医院管理者进行了定性访谈。在访谈中，一位医生无奈地说：“在工作中我问心无愧，但我最亏欠的就是孩子，我和爱人都是医生，都很忙，一周只能去父母家看他一次，他成了可怜的留守儿童。”医生在工作中耗尽了体力和精力，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家庭生活的缺憾、家庭成员的抱怨和不能承担家庭责任的愧疚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精神压力。一味强调工作责任而忽视医生的个人家庭需要，是对医生敬业精神的过度开采，极易导致工作倦怠。医生对所获得制度支持评价较低，显示在缓解工作家庭角色冲突方面，医院提供的正式支持较少。
本文单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一线科室医生、高职称医生、三级医院医生等公认的高工作要求群体承担着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和角色冲突压力，这与谢义忠等电信员工的工作要求正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的结果一致［10］。
在性别差异方面，本研究发现，男性医生感知到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高于女性医生，这与国内外的已有研究结论均不一致。国外研究普遍发现职业女性比男性承受着更高的工作家庭冲突［12］，显示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并不具有跨文化一致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双职工家庭比例较高造成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及性别规范、性别意识和工作家庭价值观念存在跨文化差异，造成在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冲突认知及应对方式方面的性别差异模式有所不同。陆佳芳针对北京的科研、高科技、金融行业员工的研究（n=195，男性样本占49%）则发现工作家庭冲突无性别差异［13］，刘永强针对某高校MBA班学员的研究（n=228，男性样本占74%）也发现性别与两种冲突均不相关［14］。这两项研究样本较小，且后者男女样本数量不等；
本研究样本较大（n=5677），男性样本占56%，所以与国内研究结论不一致既可能与样本有关，也可能是行业差异所致。因此在工作家庭冲突的后续研究中，很有必要将文化、行业因素和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纳入解释模型。
本文路径分析结果显示了组织提供的制度支持对平衡冲突、缓解压力的重要性，而社会支持则没有表现出像已有研究那样明显的效应［9-10］。本研究发现，医生平衡冲突的策略具有明显的边界：对私人资源的动用（亲友、同事的支持）可以缓解家庭-工作冲突，而由组织提供的制度化支持是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资源，主要因为工作相关的变量更多地影响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有关的变量更多地影响家庭-工作冲突［10］。跨越边界的支持反而加重了医生的冲突感：得到私人领域的支持越多，感受到工作-家庭冲突越高。领导支持和政策支持加重了个人感受到的家庭-工作冲突，这与国外的一项针对教师的研究结果类似［8］，却与国内的研究结论相反［9-10］，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生职业的特点和我国医院组织文化中的工作-家庭观。对医院管理者和医生进行的定性访谈发现，医疗服务的特点使医院的工作安排难以兼顾医生的家庭角色需求，并且在管理中也缺乏对医生家庭责任的重视，如一位医院管理者认为“当医生的就得以工作为重，不能动不动因为私事影响工作，今天你请假，明天他调班，这医院还能运转吗？病人怎么办？”一位医生表示 “很难完整休个班，电话一响，随时就得去（医院）。”不管是在提供者还是接受者的意识中，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责任都是一种例外的“照顾”，而没有被视为员工的正当权利加以制度化，这种随意性使接受支持者感到焦虑，甚至潜意识里将家庭责任视为工作的累赘。
本研究不足：首先，使用的分量表源于课题组设计的工作满意度量表，该量表对医生的家庭特征基本没有涉及，社会支持维度中也只有“亲友支持”一个相关条目，因此家庭-工作冲突的变异只被解释了1.9%；
其次，根据横断面调查得出的变量间因果关系只是假设性的，尚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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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
医疗消费支出；
非医疗支出
一、 引言
由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对抗个体健康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理论上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可以对扩大居民消费起到积极作用。中国自1998年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职保），2003年和2007年又分别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居保），从制度上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而且政策制定者也希望基本医疗保险的推广和普及能成为打开国内居民消费的“金钥匙”。那么，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对居民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指导，进而能为制定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提供重要参考。
二、 文献综述
国外许多文献集中讨论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Chou（2003）使用1995年台湾国民健康保险（NHI）的自然实验数据，通过DID方法研究了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储蓄、提高消费；
与劳工保险相比，国民健康保险使家庭储蓄平均降低8.6%～13.7%，而家庭消费支出则平均上升2.9%～3.6%。Wagstaff（2005）通过对比1992年和1997年的越南家庭面板数据，发现越南健康保险项目（VHI）能使居民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且非食品消费受到的影响比食品消费更大。
而目前关于中国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特别是非医疗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则并不多见。相关研究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时间不长，同时包含家庭消费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微观数据较难获得。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
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
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三、 数据与模型
1. 关于数据。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 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抽样和数据处理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其他调查大致相同。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1至2次，通过更新数据建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调查问卷设置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务情况和投资选择等方面的35个～50个具体问题，包含详细的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涛（2006）、陈彦斌等（2009）以及梁运文等（2010）利用该数据库进行了有关居民投资行为、居民财产分布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质量较为可靠。
虽然该数据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居民的投资行为，偏向于宏观研究，但由于调查数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以及医疗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开始有医疗保险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尝试利用该数据库进行医疗保险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微观研究。
本文采用的是奥尔多2009年调查的A卷调查数据，在12个省的41个市（区、县）进行，调查地范围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与目前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CHNS数据相比，奥尔多调查数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家庭消费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总消费支出、非医疗消费支出等关键变量上有准确的数据，而不必如现有文献一样使用耐用消费品存量数据替代消费支出的流量数据。同时，奥尔多2009年调查收集到的样本量也比较大，经过数据整理，本文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 694个家庭。
2. 计量模型。研究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必须解决两种由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与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关。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医疗保险；
同时，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预防性储蓄越高而当期消费越少。二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受到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更可能参与医疗保险；
同时，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医疗消费支出和相对较少的非医疗消费支出。
为了解决这两种自我选择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就可以在给定相同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条件下，研究家庭参与医疗保险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上述自我选择问题。同时，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将各类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组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支出以及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别为家庭总消费支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HI为家庭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SAH为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问卷中调查了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SAH。RAV为家庭平均风险厌恶程度，调查数据中包含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厌恶程度信息，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很喜欢冒险”、“喜欢冒险”、“一般”、“不喜欢冒险”、“很不喜欢冒险”，与SAH一样，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RAV。Xi为控制变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总收入，在回归中取对数。（2）SCA，即家庭规模（家庭人数）。（3）AGE，家庭成员平均年龄。（4）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员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
四、 实证结果
1. 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异方差―稳健估计，以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表1报告了家庭总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第一列只估计了参与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加入了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三个回归模型都表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具体来说，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会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Gruber和Yelowitz（1999）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疗保险制度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们发现放宽Medicaid 条件会使美国家庭消费上升5.2%。
2. 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表2报告了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虽然在前两个模型中，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之后，该项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曾认为医疗保险的普及会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苏春红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未对居民患病就诊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并不能使城镇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呈现显著增加。
3. 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表3报告了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从表3中可以看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
在控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变量之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会使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能够降低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起到保障作用。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次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分析了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医疗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基本医疗保险对中国城镇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非医疗消费和总消费的促进作用却十分显著。社会医疗保险的推广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有利于增加居民的即期消费。同时，基本医疗保险对中等收入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
目前，中国政府医疗支出不足，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就各地制度规定上看，不仅医疗费用报销有规定的支付范围，而且在支付范围内的报销额度还要受到报销起付线和最高支付额的限制。有学者研究了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广东省的医疗保障水平，结果发现职工医保的住院实际补偿比均值分别仅为62%和56.3%，居民医保的住院实际补偿比均值更是只有9.4%和30.8%（李亚青，2012）。因此，尽管参与了医疗保险，居民看病所需医疗的大部分还是要由自己承担。同时，不同参保群体所受到的保障水平也呈现巨大的差异。在现行的三大基本医疗保险中，全国职工医保的保障水平远高于居民医保和新农合，2010年其人均筹资额约为后两者的9倍和11倍。
因此，在已经实现较高覆盖率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着力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的医疗负担，才能更好地发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国民健康，特别是提振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而为实现此目标，政府一方面应当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医疗卫生投入；
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统筹，整合和对接各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医疗服务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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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14XNH204）。
家庭医生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因病致贫；
人口学特征；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9-0058-02
1引言
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两类，即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方面：（1）客观影响因素，即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地区因素等。（2）本国采取的医疗保险或者医疗保障制度对因病致贫的影响。
因病致贫的微观影响因素，即从家庭及个人出发，分析家庭及个人的微观因素对于因病致贫的影响，比如，家庭的经济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性别等。本文将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和家庭经济情况等微观因素对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影响。
对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在这方面的文献很少。代表性研究有：Rama Joglekar（2008）从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和地区因素三方面描述性分析了他们对因病致贫的影响；
Rama Pal（2010）从经济因素，人口特征因素和区域因素三方面简单描述了他们对因病致贫的影响。Bj·rn Ekman（2007）通过建立治疗疾病引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多元回归计量模型来分析卫生保健利用率，卫生支出和个人、家庭、社会等因素对治疗疾病引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PrIyanka SakSena等（2011）建立oop/ctp的回归模型，进行D-W检验，分析卢旺达采用的互助合作医疗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率的影响。国内的有：朱敏等（2006）以威海市为例，分析了经济情况，医疗保障和健康情况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并对灾难性卫生支出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宛云英等（2011）以四川省为例分析了人口学特征，经济情况，医疗保障和健康状况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国内对于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侧重于新农合对因病致贫的影响，如陈迎春等（2005），闫菊娥等（2009）等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大多研究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对因病致贫的影响，而通过建立因病致贫的具体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以全面分析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
2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本部分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家庭特征分析采用2009年的CHNS相关数据，以家庭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2931例，根据因病致贫率计算我国2009年因病致贫家庭数，得出2009年我国因病致贫家庭数为410例。
样本中包含农民的年龄，性别，接受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医疗卫生支出，是否参加新农合，家庭成员人数等有关特征。由于在我国农村，家庭医疗支出的决策权在于户主，因此本部分中年龄，性别，接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合等个人特征以家庭户主信息作为研究对象。
2.1性别
从表1可以看出，户主性别不同，家庭的因病致贫也不太。表1中，我国农村居民中，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因病致贫发生率为4.05%；
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因病致贫发生率为4.45%，可见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因病致贫率高于户主为男性的家庭。
2.2年龄
研究样本中，户主年龄最大者为96岁，最小者为30岁，将样本中农村居民按照年龄划分为5个组别，将70岁以上的老人化为一组，其余组别以10为组距，划分为4组，详细结果见表2。
表2结果显示，因病致贫率最小组别是30-40岁的人群；
因病致贫率发生最多的年龄阶段为70岁以上的老人组群，达到11.16%。表2显示，年龄与因病致贫呈正比，随着年龄的增长，因病致贫发生率也逐渐加大。
2.3教育程度
将样本按照户主的教育程度分类为6个组别，分别为：从没有上过学，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中等技术学校毕业、职业学校毕业，大专或本科，硕士及以上。其中由于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均是初中毕业就可以入学，因此将这两类学校与高中毕业划分为一个组别中。详细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在研究对象中，硕士及以上毕业的人数仅为1人，样本量太小，不具代表性，因此不作为分析目标。在其他教育程度中，因病致贫率最高的为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群，因病致贫率为6.07%，最小的为大专或大学毕业的人群，因病致贫率为1.33%。
2.4家庭经济收入及医疗支出
家庭经济收入和医疗费用支出是影响因病致贫的直接因素。家庭经济收入高，可以承担的医疗服务费用就比较高，家庭比较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而医疗费用越高，家庭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在我国农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于家庭的观念比较深，家庭中若有一人生病，必然是以全家所有的收入来承担这一医疗费用，因此对于经济和支出的研究，均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经济收入越高，说明他们可以支付的医疗费用越高，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家庭医疗费用越高，说明这一家庭需要更多的收入来维持医疗费用，一旦家庭经济收入低于费用支出，即会发生因病致贫。
2.5家庭成员人数
研究样本中，家庭成员人数最少的为1人，最多的为13人，将研究对象按家庭成员人数分为9个组别，其中家庭成员人数为9人以上的分为一组，详细分析结果见表4。
表4显示，最容易发生因病致贫的组别为家庭人数为1人的家庭，因病致贫率为7.5%，最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的组别为家庭成员人数为9人以上的组别，因病致贫率为0，这可能由样本量太少，不具代表性所致，其次是家庭成员人数为8人的组别，因病致贫率为2，17%，表4显示，家庭成员数越大，因病致贫的发生率越低。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中，大多是还是依靠体力劳动获得收入，因此家庭成员越多，体力劳动就越多，收入自然就会越多，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3农民因病致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模型建立
在本部分的模型建立中，我们借鉴赵忠（2006）的方法，预测农村居民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因素对其因病致贫的影响。
以农民是否因为疾病而沦为贫困为被解释变量，对相关参数进行概率估计，重点是检验不同身体状况的农民因疾病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中，引入有可能影响到农民因病致贫的人口学特征及家庭经济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上式中解释变量反映了农民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其中，P表示农村居民是否因为医疗支出而沦为贫困，1=因医疗支出沦为贫困，0=不会因为医疗支出而沦为贫困；
age表示年龄，edu为农民的教育程度，对于农民的教育程度，CHNS的调查问卷的设置是调查农民受过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年数。Female表示性别，1=男性，0=女性，Insurance表示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状况，1=农民参加合作医疗，0=农民不参加合作医疗；
Spend为家庭医疗卫生支出；
Income为农民的家庭年收入；
Hhsize为家庭人口数。
表5是用于计量分析的主要变量。样本中的家庭户主平均年龄为49岁，众数为58岁，标准差为19，可见样本中户主的年龄分布较分散。性别与参合情况的平均数与众数均为1，说明户主性别以男性为主，大多数农村居民已参加了新农合。户主的教育程度均值为17年，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但是标准差为8.5，可见其分布较为分散。家庭的平均大小为3口之家。
采用显著性水平为0.05，利用SPSS16.0软件，以是否发生因病致贫（P）为因变量，年龄、教育程度、性别、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家庭卫生支出，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总人数为解释变量，对研究样本中的的相关数据做线性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P=0.047+0.001age-0.001edu-（2.491E-7）income+（6.17E-5）spend-0.006hhsize
3.2结果讨论
与因病致贫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的影响因素为：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家庭成员人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年龄的系数为正，即年龄与因病致贫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即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家庭医疗费用支出的系数也为正，即家庭医疗支出与因病致贫之间也存在着正向相关，即家庭医疗费用支出越高，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而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的系数是负值，即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与因病致贫之间均呈负向相关，即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家庭成员人数越大，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4结论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人口学特征分析及因病致贫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医疗卫生支出与因病致贫之间为正向相关，即年龄越大，医疗卫生支出越多，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与因病致贫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即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收入越高，成员人数越多，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重视农村老年人群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群日益庞大。由于老年人群处于人生衰退阶段，其特殊的生理状况决定了他们对于卫生服务有较高的需求，重视农村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是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重要举措。因此，应增加对于老年人的补助资金，确保养老保险的社会性和福利性，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4.2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发生因病致贫的概率就越低，表明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对其健康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医疗保健知识，疾病预防知识，有病早治疗的意识都强于教育程度较低者，这样势必会减少灾难性卫生支出。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
4.3加强农村经济建设
家庭经济收入提高，对于疾病承担能力也便提高，因病致贫率自然会下降，因此加强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收入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Rama Joglekar.Can Insurance reduce cataStrophIc out-of-pocket health expendIture？[J].IndIra gandh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200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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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jrn Ekman. CataStrophIc health paymentS and health InSurance：Some counterIntuItive evIdence from one low-Income country[J]. Health PolIcy，2007（83）：304–313.
[4]PrIyanka SakSena，AdélIo FernandeS AntuneS，Ke Xu a，Laurent MuSango，Guy CarrIn. Mutual health InSurance In Rwanda：EvIdence on acceSS to care and fInancIal rISk protection[J]. Health PolIcy，2011 （99）：203–209.
[5]朱敏，徐凌中，王兴洲等.威海市农村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6（6）：327-328，358.
[6]宛云英，罗敏，林燕等.四川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影响因素分析[J].卫生政策与管理，2011（23）：4889-4891.
[7]陈迎春，徐锡武，王蓉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减缓“因病致贫”效果测量[J].中国卫生经济学，2005（8）：26-28.
[8]闫菊娥，高建民，周忠良.陕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因病致贫”效果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学，2009，28（4）：59-61.
家庭医生论文范文第4篇
1.1稳固性。全科医生服务于社区，他的服务对象是固定的，不具备流动性。他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不会随疾病的消除而解除，反而会通过不断的跟踪巡诊、家庭咨询等医疗活动得到长时间的维持和延续。全科医生在家庭背景中照顾个人，在社区背景中照顾家庭。在社区中，全科医生的工作方式、态度及能力会影响社区的每个居民,社区居民由此而产生的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整体评价和反应也会影响全科医生的工作。因此，在医疗活动中，社区中全体居民和医生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1.2互动性增强。保护人群健康、提高生命质量是全科医生追求的目标。在给个体提供服务时，全科医生需要综合生理、心理、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等各种影响健康的因索来考虑个体的问题，只有充分了解个体的特征、生活、工作及社会背景，才能给个体提供合适的帮助和照顾。因此，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密切互动在社区医疗活动中十分重要。在提供社区卫生服务的过程中，全科医生不是旁观者和指挥者，而是作为与病人处于平等地位的医患互动公式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
1.3情感化。显然，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使全科医生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中包括对疾病的治疗，生活上的照顾及心理上的调节。这种紧密联系使医患之间形成朋友式的互信互助关系，情感化增强。
2新型关系对全科医生的人文要求
2.1新的服务意识
首先，社区医疗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卫生服务。在医疗活动中,全科医生与服务对象是两个交互的主体，发挥着同等的作用。不仅个体需要配合全科医生的建议与安排，全科医生也要重视个体的主观感受和身心需求。健康的促成是医患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全科医生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其次，全科医生在家庭环境中照顾个体。因此，全科医生不仅要了解个体，还要对个体家庭的环境、背景、条件、结构和功能进行了解和评价，掌握个体健康问题的根源，通过家庭干预或家庭咨询寻求解决个人健康问题的策略，与家庭一起制订治疗计划，在有效控制和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的基础上，使家庭重建新的平衡生活。因此，全科医生还应建立起主动进行家庭评估与干预的意识。
2.2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全科医生的工作遵循“照顾”的模式。个体健康时期、疾病早期乃至经专科诊疗后无法治愈的各种病患的长期照顾都在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内。因此，责任心是社区居民健康生活的保障。此外，全科医生在提供卫生服务的同时，还要兼顾医疗服务的公平性、经济性与可及性，提高医疗服务效率，节约医疗卫生成本，带来社会效益，体现公益性。全科医生负责基层卫生工作但责任重大，一个合格的全科医生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3丰富的人文情感
社区卫生服务是“以人为本”的医学服务，人文关怀是全科医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人文关怀源于丰富的人文情感,这种情感让全科医生具备深厚的同情心，细腻的感受，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较强的理解力，能及时把握患者的精神状态和活动，体验患者的痛苦，对患者在心理和精神上进行关怀,让患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宽慰。这是“以人为本”的根本体现,是社区医疗服务取得理想效果的重要条件。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说：作为医生，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不是人道主义的医生，无论他医术多高明都不是一个够格的医生。归根结底，新型社区医患关系不仅要求全科医生积累广博的医学知识，还要具备深厚的人文素质。
3对全科医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3.1将人文精神贯穿到培养过程中
人文素质的养成绝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首先应该营造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学习氛围。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应该始终把人文精神贯穿其中，在传授医学理论的同时，兼顾医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熏陶与感染，将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培养融为一体，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发展为一个德艺双馨的社区医师。
3.2加强人文知识教育
人文素质的提高离不开人文知识的学习。因为全科医生面临的是疾病和生活交织的问题，这些问题分布在医学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接合的边缘，所以，人文知识是全科医生服务于社区的基础。医学院校可以通过开设人文社科类讲座或选修课的方式，将医学理论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相结合来培养医学生宽厚的人文社科知识底蕴，从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他们的情感智慧，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使医学生建立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理念，树立高度的责任心，做社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3.3强化社区教学实践
医学人文精神覆盖了社区医疗活动的一切环节，其核心在于把医学知识转变成为提升人们生命质量的力量。因此，人文素质的培养不能脱离医学实践。社区是全科医生最终工作的岗位所在，社区教学实践是把全科医生培养目标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全科医学教育在重视系统性、理论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实用性，要把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医学院校应增加全科医学生社区实践的相关课程，并选择经营状况良好、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先进，有一定病源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实践基地。让医学生在医学实践中培养人文素质，丰富人文情感，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在将来的医疗活动中，将医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使全科医学更好地造福社区人群。
家庭医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基本医疗卫生；
家庭医生；
工作室；
上海长宁
中图分类号：R197
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试图以政府直接供给的形式满足公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但公益性的提高是否会牺牲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一直是各种医改政策争论的焦点之一。而效率的改进则是以对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可计量和可考核程度为前提，如果不能对服务提供者团队成员的工作数量和质量进行有效的甄别和考核，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作为全国较早的新医改试点地区，上海市长宁区一直试图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系统进行完善，特别是引入全科服务团队模式之后应如何细化之以提高团队成员的激励水平是制度创新的关键点。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服务模式与之相适应，服务模式也决定了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的方向。
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是社区卫生全科团队服务模式的深化和发展。2011年4月，上海市首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在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周家桥卫生中心”）成立。通过工作室这一服务载体的实践探索，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显然重塑和优化了社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系统。本文将对“家庭医生工作室”这一新兴服务模式的制度含义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2005年起，以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引领的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改革，抓住了卫生体制改革中“公益性问题”这一症结，并围绕着社区卫生公益性实施了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国家新医改找到了重要突破口。2006年，国务院召开社区卫生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方向、基本原则和执行框架。2010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中，先后提出“家庭医生”服务的概念。2011年国发〔2011〕23号文《国务院关于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从全科医生制度顶层设计上描绘了全科医生制度的蓝图。
2005年底，作为上海市首批实施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的长宁区，率先创新推广全科服务团队模式，并推行家庭签约制服务，但当时的服务基础、人才队伍、政策环境尚不能完全支持签约制服务；
上海徐汇、闵行、青浦、金山等区也从2007年起开始从不同角度探索“责任制医生”的健康管理模式；
2008年，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在区内试点居委责任制医生健康管理模式探索；
2009年，家庭健康责任制工作纳入区卫生局重点工作，并制定《长宁区家庭健康责任制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区试点探索；
2010年8月10日，在“城市与健康国际论坛”上，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首次提出上海将全面推行建立家庭医生制度；
2011年，上海配合国家新医改方案，试点推进五项重点工作，试点家庭医生制就是其中一项，全市有10个区县参与试点工作。
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上海市最早试点家庭医生制服务的社区卫生机构之一，早在2008年下半年，在全科服务团队模式基础上，开始实施全科医生居委责任制工作模式试点，并于2009年6月在中心全面试点。目前，中心家庭医生18名，分别承担19个居委会的家庭医生制服务。2011年4月，成立全市首个家庭医生工作室——“陈华工作室”。
在上海尤其是长宁区，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已经成为未来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内涵深化的方向和共识，国家对全科医生制度的设计更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正当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的探索热火朝天地进行时，周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提出了“家庭医生工作室”的概念，并迅速得到了政府、舆论的响应，业内的关注以及居民的认同。那么，家庭医生工作室的成立究竟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是一种可行的操作模式还是一种暂时性的炒作手段？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程及家庭医生工作室成立的背景上进行分析。
二、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实践需要服务载体来适应
家庭医生工作室是社区卫生发展和全科理念深入实践的产物。社区卫生服务在国内起步较晚，大体经历了以功能转型为主的框架建设期、以公益性改革为主的体制机制改革期、以家庭医生制度建设为主的内涵发展期等三个时期，而在三个不同时期，卫生服务的载体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框架建设期期，地段医院、部分二级医院及企业医院等逐步转型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逐渐成立了“三科一室”的工作模式，即医疗康复科、预防保健科、后勤保障科及办公室。然而，这仅仅是功能定位的调整，这些医疗机构的主要服务载体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是内科、外科等专科。
（一）在体制机制改革期，社区卫生逐渐引入全科理念，提出“六位一体”的服务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