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类型论文范文第1篇关键词：虚拟社区；参与行为；成员分类；聚类分析中图分类号：F201文献标识码：B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网络来搜索、获取信息[1]，网络已成为消费者与企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类型论文【五篇】（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社会类型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虚拟社区；
参与行为；
成员分类；
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B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网络来搜索、获取信息[1]，网络已成为消费者与企业沟通的重要手段，虚拟社区已经扮演起了重要的参照群体角色。
RFM模型是客户关系管理中衡量客户价值和客户创利能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强调以客户的行为来区分客户。兴趣型虚拟社区为社区成员提供交流平台，其服务需要得到成员的认可和使用。本文借鉴RFM模型提出了虚拟社区成员分类的LAT模型，运用定量方法对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进行分类，为虚拟社区成员行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基础。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Armstrong和Hagel[2]根据参与程度和价值维度，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如下四种：（1）浏览者：刚进入社区的成员，通常是随意浏览，价值最低；
（2）潜水者：在社区中停留时间较长，但不会积极贡献社区内容，可从其身上收集到浏览路径、个人数据等信息，因此价值高于浏览者；
（3）贡献者：对社区最热情，最积极发表帖子、贡献内容，在社区中停留的时间也很长，是社区中价值第二的成员；
（4）购买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且购买社区产品与服务的成员，不仅带来社区收入，也可为社区吸引赞助商及广告主，是社区中最有价值的成员。
Adler和Christopher[3]根据参与形式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以下四种：（1）被动者：希望不付出就能获得收益；
（2）主动者：热心参与由其他人所发起的活动及议题讨论；
（3）诱导者：发起讨论议题或规划活动吸引其他社区成员参与；
（4）管理者：作为社区成员与社区经营者之间的中介角色，通常是个成熟的诱导者。
Kozinets[4]根据成员与消费活动的关系和成员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两个因素将虚拟社区的成员分类：浏览者、社交者、贡献者、内部者（见图1）。Wang和Fesenmaier[5]提出了类似分类，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游客、社交者、贡献者和内部者。
Kristine[6]从市场营销的角度，以访问频率、访问持续时间、信息检索、信息提供和参与讨论为指标，采用聚类分析，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核心成员、交谈者、信息搜索者、爱好者、功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六类。
国内学者也对虚拟社区成员的分类进行了研究。毛波、尤雯雯[7]从知识共享的角度对虚拟社区进行了研究，利用数据挖掘技术， 对虚拟社区中所发表的文章进行定量分析总结， 提出了知识共享型虚拟社区的成员分类模型， 将社区的成员分为领袖、呼应者、浏览者、共享者和学习者五种类型。陈晞[8]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虚拟社区在品牌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机制，以发贴量、回复量、认同值和扩散度四个指标，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意见领袖、聚焦者、扩散者、争议者、参与者和边缘者。徐小龙、黄丹[9]从虚拟社区中成员的互动行为出发，根据成员的主贴量、点入度、点出度、交往规模、互动程度和帖子内容等指标将成员分为领袖者、回应着、社交者、咨询者和旁观者五种类型。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之前国内外学者都是从虚拟社区的网络属性出发对虚拟社区的成员分类进行研究，没有考虑虚拟社区的企业属性。因此，本文在综合考虑虚拟社区的企业属性与网络属性的基础上，对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分类展开研究。
二、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分类LAT模型
RFM模型是衡量客户价值和客户创利能力的重要工具和方法。R表示客户最近一次购买的时间距离当前时间点有多远，R越大的客户越有可能与企业进行新的交易；
F表示客户在规定一段时间内发生的购买行为的次数，F越大的客户越有可能再次与企业进行交易；
M则表示客户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购买的总金额，M越大的客户，越有可能再次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一般的分析型客户分类模型通常侧重于对客户贡献度的分析，RFM模型则强调以客户的行为来对客户细分。RFM模型的核心思想是认为近度、频度、值度是客户关系数据库中的三个关键的因素，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客户进行细分。
虽然RFM模型是客户细分的有效方法，但是传统的RFM模型并不适用于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的分类。兴趣型虚拟社区与一般企业不同，兴趣型虚拟社区中不存在买卖行为，不存在购买金额、购买次数的概念，因此传统的RFM模型显然无法应用到其中。但虚拟社区中的成员行为与一般企业客户的行为又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常常会加入到有关该商品的虚拟社区中与其他消费者交流使用心得、获取技术支持等，特别是房屋、汽车等价值较高的商品，以及手机、ipad等需要后续技术支持的信息终端产品。因此，虚拟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消费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对虚拟社区成员的分类可以借鉴RFM模型中从近度、频度、值度三个维度对客户进行分类的思想。
本文结合兴趣型虚拟社区中成员行为的特征，提出了针对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分类的LAT模型。其中L（Last Time to Log in）代表近度，是成员最近一次登录社区距离分析点的时间。从理论上讲，最近登录时间间隔越近的成员应该是价值越高的成员。最近登录时间间隔是维系社区成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成员忠诚度的重要参考指标。A（Average Daily Post）代表频度，是成员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日发帖量，用来表示成员与社区的互动程度。发帖频率愈高，代表此成员与社区的互动程度愈高。T（total points）代表值度，是成员社区积分总额。成员的积分总额表明了成员对社区的忠诚度，也表现了成员对社区的贡献度。
三、实证研究与统计结果
本文选取了五菱车友会论坛作为研究对象，五菱车友会论坛是一个五菱车友为便于交流而自发形成的论坛组织，该论坛截至2011年11月26日的注册会员为26 103人，拥有18个板块，主题总数20 953个，帖子总数331 515个，平均每日新增帖子294个、新增会员23人。
本文在截止2011年11月26日的论坛注册成员中，随即抽取2 500位作为样本，点击进如其个人资料，根据论坛的历史记录，分别统计每位成员的“上次登录时间”、“注册日期”、“发表帖子总数”和“积分”四项指标，并根据“注册日期”和“发表帖子总数”两项指标计算出“平均每日发帖”，以“上次登录时间（L）”、“平均每日发帖（A）”和“积分（T）”三项指标作为成员分类依据，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本文利用SPSS统计软件，使用k-means算法对论坛成员进行聚类分析。使用k-means算法聚类时，需要预先判断其聚类的类别数。在本文模型中客户分类是通过每个顾客类别的LAT平均值与总LAT平均值相比较来决定的，而单个指标的比较只可能有两种情况：大于（等于）或小于平均值，其可能类别有2×2×2=8种。聚类类别数确定后，利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到8类社区成员，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四、结果分析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进一步对8类成员的特征分别进行分析比较。将8类成员的LAT平均值分别与总LAT均值进行比较，如果单个客户类别的均值大于（等于）总均值，则将该指标用“ ”标记，反之则用“”标记，并根据三项指标特征，对社区成员进行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兴趣型虚拟社区中成员的行为特征，可以将五菱车友会论坛的论坛成员分为以下三类，每一类成员在兴趣型虚拟社区的日常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有自己的特点。
1. 重要成员（17.9%）。成员人数较少，但在虚拟社区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有少部分成员会成为整个虚拟社区中的意见领袖，对社区中其他成员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这些成员经常登录社区并发表帖子，在社区中分享个人经验和心得，表达观点、发表意见，他们参与社区往往是出于个人兴趣或情感需求，而不仅仅是功能性需求。
2. 浏览者（15.6%）。这类成员经常登录社区，但发帖和积分却较少，表明他们在社区中与他人互动较少，在社区中不够活跃，登录社区后以浏览帖子为主，因此成为“浏览者”。这类成员不愿参与社区互动的原因很多：其一是有些成员注册该社区的主要目的即获取信息，在获得自身需要的信息后便会离开社区；
其二是某些成员自身专业知识与社区中的重要成员相比存在差距，知识量限制了其在社区中的互动，其三是成员个人性格原因，等等。这类成员在虚拟社区中非常常见。
3. 沉没成员（66.5%）。沉没成员是指那些已不再登录虚拟社区的成员，即社区已流失的成员。虚拟社区中的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流失，而五菱车友会论坛中的此类成员占比明显偏高，这可能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基于车友会论坛的自身属性，某些成员在注册是只是出于自身的车友身份，而自己本身并不习惯虚拟社区这种沟通方式，最终导致流失；
二是新车友出于信息获取的目的注册社区，在对车况熟悉后不再需要技术支持时即不再登录社区；
三是五菱汽车属于较低端车型，随着收入的提高，车友有可能更换车型，此时也会从社区中脱离。
五、结语
本文根据兴趣型虚拟社区的特点，借鉴RFM模型中的利用近度、频度、值度三项指标对客户进行细分的思想，提出了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分类的LAT模型。以五菱车友会论坛为例，利用SPSS软件，对其社区成员进行了分类，将其成员归纳为重要成员、浏览者和沉没成员三类，并提出了每类成员的行为特征，为今后深入研究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分类模型应用于其他兴趣型虚拟社区中时，可能会出现本文中三类成员之外的类别，有待其他学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分析报告[EB/OL].[2011-07].http：//.cn.
[2] Hagel J， Armstrong A. Net Gain：Expanding Markets through Virtual Communities[M].Boston， 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3] Adler R.P，Christopher A.J.Internet Community Primer[J].MA：Adams Media Co.，1999.
[4] Kozinets V.E-tribalized Marketing：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of Consumption[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9，17（3）：252-264.
[5] Wang Youcheng，Fesenmaier D.R.Towards understanding members’general participation in and active contribution to an online travel community[J].Tourism Management，2004，25：709-722.
[6] Kristine de Valck， Gerrit H. van Bruggen，Berend Wierenga.Virtual communities：A marketing perspective[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9，47：185-203.
[7] 毛波，尤雯雯.虚拟社区成员分类模型[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6（1）：29-48.
社会类型论文范文第2篇
（广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 要：以当代科学实在论为背景，结合双重诠释学思想重新解读韦伯的理想类型，得出结论：工具主义认为理想类型无指称并无充分理由，成功的理想类型被吸收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它不是表征社会世界，而是本身在生成和构造社会世界。
关键词 ：理想类型；
工具主义；
科学实在论；
合法性支配；
双重诠释学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20-04
社会科学是价值关联的，那么社会科学想要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可能吗？或者说，在价值关联的前提下，如何可能达到对经验实在的理性重构呢？这是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韦伯借助于理想类型给出了一种多元论回答，它试图为社会科学实践同时运用多种方法提供一种哲学上的合理性，因此理想类型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Machlup，1978[1]；
Morgan，2006[2]；
Aronovitch，2012[3]）。理想类型作用在于限定概念的界限，使概念用于比较真实的情境或行动与对其有意义成分的阐明[4]。然而，用“非实在的”理想类型与经验实在相比较是如何可能的呢？理想类型究竟是一种启发式的工具，还是真实世界的肯定类比物呢？
通常人们认为韦伯对理想类型持一种工具主义立场，但本文试图对此作出一种实在论的解读：首先，梳理韦伯理想类型方法的基本思路。然后，简单梳理关于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主张。接着，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主张取代实证主义科学观，并结合具体分析韦伯定义“合法性支配”的有关文本，指出工具主义关于理想类型的论据并不充分。最后，基于双重诠释学重估韦伯的理想类型，得出结论：成功的理想类型被吸收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它不是表征社会世界，而是本身在生成和构造社会世界。
一、理想类型
为论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韦伯提出了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的原则，然后基于这两条原则提出基于理想类型的方法论。
价值关联原则指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决定了选择怎样的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问题是什么。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理解行动的可能意义，从而以概念构建的方式设定行动者可能的目标和价值，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任务就是批判地考察这些设定目标，从而显示行动者的价值。价值中立原则要求：一旦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了研究课题，他应该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而停止使用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严格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具体的方法论则体现在理想类型的构建上。
韦伯说，理想类型是研究者建构出来的一种纯粹的思想图式，故不可能经验地存在于任何实在之中，但也不是随意的虚构，理想类型的构建过程要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如因果性范畴），在客观可能性范畴中，历史实在及其“成分”被一个无限的因果网络安排在某个固定的位置——因果关系中。据此，“我们以抽象的方式把在事件的材料中发现的一部分条件分离出来，成为‘可能性判断’的对象，以便根据经验规则获得对事件之具体的成分的因果‘意义’的洞识。”[5]
其中，因果性是必然的，但是反映因果性的因果关系是或然的。韦伯指出，由于文化科学的特殊性，所以文化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合适的”因果关系。“合适的”既不是律则的，也不是“偶然的”。那么，究竟“合适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什么呢？韦伯并未进一步分析，反而是期待这个问题留给后人解决。
工具主义认为，理想类型仅仅是虚构的，是形成理论的工具，它们不是对实在的描述，因而这种合适的因果关系只是一种方便的理论虚构，故而上述根据理想类型得到的解释并没有言说真理，这样形成的理论知识只不过是一种实用工具。笔者认为，恰恰因为韦伯没有说清楚“合适的因果关系”，甚至有时候他对模型和实在的关系都很含混，这才使得对理想类型通常持工具主义立场。下面，我们通过考察科学哲学关于模型和实在的争论，以及比较关于理想类型的几种典型工具主义的解读，阐明基于当代科学实在论关于模型和实在的立场，以及吉登斯的双重诠释学，对理想类型的一种现代实在论解读是合适的。
二、当代科学哲学关于模型与实在的争论
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借鉴于自然科学中模型建构的方法。在科学哲学中，关于模型的哲学讨论由坎贝尔[6]在批评所谓理论的假设——演绎学说的过程中展开。模型所起的作用是，通过与常见的可观察实体和过程的类比，把不可观察的实体和过程引入到物理学理论当中，从而提供了构成现象基础的说明实体的图像。工具主义者否认理论实体是对实在的指称，而且他们把模型仅仅看成是助发现的工具，在逻辑上并不是理论的一个基本部分。坎贝尔认为，模型作为对不可观察术语的解释，是理论的基本元素，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启发式策略。然而，这需回答两类问题，一类是认识论问题，另一类是本体论问题。认识论上，是否可以借助模型和被解释项之间的有效类比，而信赖依据模型做预测是可靠的？这就与本体论问题相关，如果模型不是与不可观察的实在的真实类比，相信类比推理的预测就根本没有依据，于是会问：这是否意味着模型描述的理论实体在实在世界中有指称呢？工具主义和实在论各执一词。
（一）工具主义的三个论据
工具主义的论据主要有三个：奎因的非充分决定性论题，库恩的不可通约论题和范·弗拉森的语境相对性论题。奎因以解释选择的多样性为基础，阐述其工具主义立场。已知任何一个解释理论，都能构建出与之相矛盾的另一个理论，该理论同样能满足所有的相关证据。那么，没有一个证据能支持一个理论，而排除其竞争理论。范·弗拉森循此思路，进一步阐述不但解释理论之间的优先选择是实用的，解释本身也是实用的。因为，解释是对why问题的构建，这种构建的决定因素是语境，因此，解释的意图不同，why问题就不同，被解释项不同，从而解释项就不同。库恩则是从概念系统的不可通约来否认存在任何科学理论实体对应的实在。
（二）科学实在论的反驳
非充分决定性论题是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真理标准提出的，也就是说该论题批判的对象是这样的科学观：即把经验材料作为唯一的评价科学理论的真假的依据。但是，假若它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科学观，如预设不可观察实体存在的科学实在论，那么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作为工具主义立场的论据显然不充分。
普特南（Hilary Putnam）用无奇迹论证反驳范·弗拉森的相对主义论据，普特南认为实在论是唯一不需要使科学成功成为奇迹的哲学。如果不承认科学中充斥的只是巧合的奇迹，就必须接受某种实在论。但此种论证有循环论证之嫌，故需要其他论证的补充。实体实在论（如卡特赖特、哈金）和结构实在论（沃勒尔（John Worrall）分别做了进一步的推进[7]。但科学实在论内部争论仍在持续，但基本形成了一些共识：
1.观察渗透理论，经验资料不能成为评价和选择理论的标准，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不再适于作为理解科学的基础。
2.与成功的或者成熟的科学相对应，有一些真实的（但不可观察的）深层结构存在，经验实在并非唯一的科学可认识的实在，除可观察的实体外，还有不可观察的实体及其深层结构。不可观察实体是不可认识的，但这类实体的深层结构是稳定的也是可认识的，理论解释的成功都是由于理论表达了深层结构而作出的。
3.普特南的无奇迹论证仍然有效。
（三）基于当代科学实在论反驳关于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主张
倘若基于这些共识，再来看韦伯的主张：“理想类型不是对于实在的一种描述，如果所谓对于实在的描述表示的是与之相应的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和过程；
它不是假设，假设指的是关于具体实在的一种可以具体地加以验证的命题，如果得到验证便可以认为在这种意义上是真实的。”[8]其一再强调理想类型不是假设，也不是经验实在或者对经验实在的描述。这里，暗含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断言：如果描述不指称与之相应的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和过程，那么描述就是非实在的，或者是虚构的；
如果假设指的不是关于具体实在的一种可以具体地加以验证的命题，便不是假设而是虚构；
经验实在是我们感官可以认识的实在，这是科学可认识的唯一实在。上述断言实际上是基于实证主义科学观做出的，如果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视角来看，显然上述每一个断言在逻辑上都说不通。
至此，立足于当代实在论，则关于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无法依据实证主义科学观做出有效论证。
三、来自社会科学内部的工具主义论据及其不足
（一）反思性与主体间性
来自社会科学内部的论证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来自诠释学和现象学，强调反思性和主体间性，这两点恰恰是舒茨对于韦伯最主要的批判。首先，“只有已经经历的才有意义，而不是指那些正在被经历的”[9]。行动者把一定意义赋予给自己的行动是行动之后反思性的后果。行动者会将他的现有知识或者常识理解来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他根据这些知识将另外一个人类型化，并且能够估计这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作出的反映，从而保持与他人的交往。但是普通社会成员无法将这种方法解释为有意识地构建的“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就是建立理想类型，以阐明行动的主观性基础。这些理想类型概念被舒茨称为“二阶”构造（second-order constructs），因为它们必须与行动者本身在建构有意义的社会世界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有关，因而必须遵守“适当性原则”，即社会科学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建构，即在生活世界范围内，个体行动者通过典型构造所指出的那种方式而完成的一种人类举动，能够根据日常生活的常识解释被行动者自身以及其同伴所理解”[10]。依据舒茨的改造，客观性不在于分析地整理实在，而在于主体间性的存在。理想类型的意义只在于“阐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11]，而没有追问是否正确认识了这个世界。因而，理想类型仅仅是理解的工具。
然而，适当性原则到底意味什么根本就不清楚。如果这个观点是说，抽象的社会学概念最终必须相应于意义行动的具体形式，它几乎等于没说。如果它是说，社会科学的专业性概念必须能够转换成它所指涉的那些行为人所理解的概念，那么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需要指导建立社会学概念的旨趣与标准不同于那些涉及日常概念的旨趣与标准？如果连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也无法说明，那么此条进路本身就面临重大困境。
诠释学传统也同样强调主体间性和反思性，但与舒茨相反，完全否认了理想类型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比如温奇（Peter Winch）。本文不打算为此做讨论。
（二）剩余性范畴
另一条明确的思路来自帕森斯。他持关于理论的分析实在论，但认为理想类型仅仅是工具性的，它是建立理论概念的先决条件，属于剩余性范畴。其基本论证思路如下：
首先，他同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建构概念过程是一样的，都遵从溯因推理模式。但是，这个推理要有效，除了承认客观的因果性范畴之外，还必须预设由分析性概念构成的一般范畴，分析性概念描述韦伯所说的“合适的”因果关系，因此只有确定了这类一般性概念，才真正能够实现因果归属。但帕森斯认为这类分析性概念不同于理想类型。
他指出，韦伯的理想类型至少有两种完全异质的类型：一般化概念和个别化概念。个别化概念确定对象，一般化概念帮助因果归属。个别化概念是特定时空上存在的历史个体概念，如“资本主义”、“儒教”。一般化概念的理想类型又分两种，一种是类型——部分概念，一类是经验性概括。这两类概念是对历史个体成分或成分间组合的一般概括。然而，仅止步于此，因果归属就是一种“拼板式”的原子论[12]。
因为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整体，除了对它各成分的分析外，必须预设成分或者成分的组合规则与有机整体的一致，也就是说对社会现象的解释需要的是描述成分或者其组合规则在有机整体中的某种不变性关系的一般范畴。只有分析性概念才能刻画这种不变性关系。那么分析性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分析性概念描述分析性成分，一个分析成分指一种一般的特征，而我们实际上观察到的只是这个特征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的值。这就好比我们可以看到某个物体有一定的质量，但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种质量本身。一旦关于质量的分析成分得到明确的界定，就会发现在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某些不取决于它们任何一组的值的一致方式。诸分析成分的值之间相互关系的这些一致方式将被认为是“分析规律”。而这种意义上的分析成分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变量，变量是一种不仅可以观察而且可以测量的特性。故而分析性成分可以观察而且可以测量，可用一个数量标尺来排列。分析性概念就是描述这些“值”之间的一系列固定关系的一般性概念[13]。韦伯的理想类型只是与经验上的描述类型最为接近的一般概念类型，即假设为具体的行动或关系的类型，并不是由分析成分构成的一般性概念。故，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理想类型是工具，是科学理论的剩余物。
至少可从两方面反驳帕森斯关于韦伯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主张：
首先，帕森斯说分析性概念不同于理想类型，其理由是：理想类型是虚构的，分析性概念则指称实在。为什么理想类型是虚构的呢？因为不存在与理想类型相应的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和过程；
也无法验证理想类型构建的假说。显然，如此论证的基础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然而，如本文所述，实证主义科学观并不是能作为工具主义的充分论据。因此，帕森斯的这条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帕森斯误解了溯因推理的前提预设。他说，溯因逻辑论证的图式所必需的那些成分和普遍规律是一般的概念或范畴。这些一般性概念和规律是可观察可测量的。这样的解读完全忽视了韦伯的诠释社会学纲领。诠释社会学试图超越主客二分的局限，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处理主观意义与客观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韦伯强调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的原则。相反，帕森斯认为理想类型并不能获得关于那些可观察测量的分析性成分的知识。这意味着，考察这样的分析性成分必须脱离社会行动者的概念。因此，帕森斯认为溯因推理的有效性基于似规律的分析性概念，这完全误解了或者无助于诠释社会学纲领。
（三）一种实在论的辩护：基于双重诠释学（double hermeneutic）重估韦伯的理想类型
那么，理想类型是不是剩余性范畴呢？这是帕森斯与韦伯产生分歧的地方，却是韦伯与诠释学传统共通的地方。以社会学为例，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动是由多数行动者互相考虑对方，因此指向彼此联系的行动。这里存在一个前理解的问题，行动者何以能互相考虑对方，并指向彼此联系的行动呢？那就是行动者对于行动的意义是理解的。行动的意义不但取决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还包含了行动者知道这么做的意义，知道这么做也就是知道这么做在其生活世界中的语法规则，研究者要研究行动也必须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语法规则。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两套概念系统。行动者自身有一套概念系统，研究者的专业语言是另一套概念系统，研究者不但要在行动者的意义框架下理解其行动，而且要在日常语言与专业语言之间进行协调，从而在他自己的理论图式中重新解释这些意义框架。因此，不但要直观的理解，还需要诠释地理解。研究者之所以能在两种概念系统中转换，是因为他既在专业世界中又在日常世界中，由于社会科学建构专业概念系统的目的是重新解释日常行动的意义，因而成功的社会科学概念意味着被日常世界所吸收，成为日常世界的一部分，被行动者所使用。如吉登斯所言，这种连续的滑移（slippage）正是社会学的学科意义所在。也正是这种连续的滑移使得社会学处于不断的概念创造和概念更新中。
在理想类型与实在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这个观点上，现代诠释学关于概念的双重诠释学论断依然与韦伯是一致的：“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13]理想类型的建构就如学生学习语言一样，“疲惫不堪的三年级学生首先把一种语言设想为‘有机的’，即设想为一个由规范支配的超验的整体，但把科学的任务设想为发现应当——作为语言规则——生效的东西。”[14]理想类型构建的关于那些生效的东西构造的一个理想语言世界。因此，理想类型不是社会科学的剩余物，而是社会科学活动必不可少的。
最后，理想类型有指称吗？按照上述双重诠释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个伪问题。因为理想类型构造的虽然是一套理想的生活形式，但是成功的理想类型总是被日常世界所吸收，因而成功的理想类型构成我们的生活形式，它不是指称我们的日常世界，而是本身在构造日常世界。至此，我们基于科学实在论和双重诠释学反驳了对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解读，呈现了一种实在论解读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Machlup, F. Ideal Types, Reality and Construction, in Methodology of Economic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M].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2〕Morgan, M.S. Economic Man as Model Man: Ideal Types, Idealization and Caricatures[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06(28):1-27.
〔3〕Aronovitch, H. Interpreting Weber’s Ideal-Types[J].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2(3):356-359.
〔4〕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M]. Finch, The Free Press,1949.93.
〔5〕〔13〕〔14〕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01，43，42.
〔6〕牛顿-史密斯.科学哲学指南[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359.
〔7〕张华夏.科学实在论和结构实在论[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6):2-3.
〔8〕Max Weber. essay on some categories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rans. Edith Graber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70.190.
〔9〕〔10〕〔1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11.93，97，97.
社会类型论文范文第3篇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方针，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建设学习型社会，有利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更新发展观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世界的眼光和现代科学的理念重新审视自己，更好地坚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把现实发展、未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有利于我们用更加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展要求，深刻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有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要求。当前，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强化，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创新的速度异常迅猛，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生活，学习成为这个时代的生存常态。建设学习型社会，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解矛盾、开拓创新的有效途径，是每个社会成员提高生存力和竞争力、实现自身价值的必须手段，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汲取营养、积蓄动力。始终保持较强创造力和旺盛发展势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们正面临着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的挑战，这些挑战说到底最大的是人才的竞争、人的综合素质的竞争，也就是学习力的竞争。建设学习型社会，就是不断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力度，不断激发全民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市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进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只有这样。才能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建设学习型社会必须紧密结合全面达小康的实际
我县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需要，广泛开展各类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加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力地推动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以分类培训为重点，不断提高学习效果。为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干部群众的学习需要，我们在全县开展了以“建学习型机关，创服务型政府”、“建学习型礼区，做文明市民”、“建学习型村镇，做新型农民”和“建学习型企业，做知识型员工”等为内容的学习培训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干部教育上，以基层党委中心组学习为龙头，加强领导干部集体学习：以“形势报告会”、“周末课堂”为形式，组织副局级以上干部学习“政治理论、经济管理、招商引资、政府新闻学”等各类知识；
以县委党校为阵地，组织党员干部进行中、长期的半脱产函授培训，通过这些措施，完善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拓宽他们的眼界，增强他们的领导能力。在市民学习上，通过“百姓论坛”、“百姓学堂”、“百姓文化”、“百姓体育”、“百姓健康”等系列活动，对市民进行理论、政策、健康、文明知识的教育，使市民在交流讨论中增强学习意识，在参与活动中提高学习兴趣。在农民培训上，通过基层党校、农村青年科技学校、成人教育中心等阵地，对农村党员、青年进行养殖、种植、市场经济、经营管理等知识教育。增强他们的致富能力；
通过实施“双培”(把党员干部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干部)工程，提升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通过冬训、支部党课、电化教育等强化农村党员教育，发挥党员在学习型村镇创建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组织“六下乡”(理论、政策、法律、科技、文化、卫生下乡)活动，让专家面对面和农民进行交流，在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中培养农民的学习兴趣。
以学习活动为重点，不断营造学习氛围。从2002年起，我县连续开展了以“学习，让高淳充满活力”、“学习，让生活更和谐”等每年一个学习主题的六届学习节、学习月活动，学习月活动突出了学习型家庭创建。特别是结合“五星文明户”和“平安家庭”的创评活动，以“女性素质工程”、“家庭教育工程”、“家庭上网工程”和“家庭文明工程”四大工程为活动载体，树立了一批学习型家庭的先进典型，通过逐步培养家庭成员的学习兴趣，促进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良好的家庭美德、和谐的家庭关系的养成。目前，我县139个行政村有85％的农村家庭参加了“五星文明户”的评比，其中五星户达到455户，四星户达8039户。每年学习月的下旬，我们还结合一年一度的“螃蟹节”，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体验活动。2002年至2007年，组织开展了书画作品交流展、廉政文化书画展、“保护母亲湖”摄影展、《高淳治水图》展览等48次各类书画展活动，举办了首届高淳才‘艺大赛、唱响高淳女声电视歌手大奖赛、中国螃蟹技能大赛、企业职工技能竞赛等各类比赛，使人们在参与活动中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以典型示范为重点，不断推广‘学习经验。在创建活动中，我们坚持每年确定一个创建示范点，以点带面，推动创建的全面展开。县供电公司 、人民医院、红宝丽公司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做法，被南京建设学习型城市网站作为典型经验予以推广。2002年，我们推出了红宝丽公司建没学习型企业的典型，该公司提出了“问题管理”的创新理论，获同家级现代企业创新管理一等奖。2003年，推出县人民医院作为创建学习型医院的典型，该院通过开展创建活动，开发新技术项目50余项，荣获南京市“白求恩杯”竞赛区县组第一名，被江苏省卫生厅确定为南京市二级医院中唯一的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试点单位。2004年，推出县供电公司作为学习型企业先进典型，该公司开展“学习愿景”等创建活动，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学习型组织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探索・推进》一书，获得了市供电公司建设学习型企业工作创新一等奖。
深入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全面达小康积蓄新动力
根据十七大的新要求，我们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四个方面力求突破，为全面达小康积蓄新动力。
在提高学习力上求突破。一是倡导新的学习理念。广泛开展以“学习，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群众性大讨论活动，引导广大十部群众在思考和讨论中，进一步树立“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新理念。通过“空中课堂”、“网上教室”、“电视讲座”等对学习型组织理论进行专题辅导，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宣讲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基本知识并推广新的学习理念。二是
培育学习力。以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为龙头，以基层党校为主阵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抓好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理论修养：以礼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抓好农民素质培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致富本领：以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评比活动等为载体。抓好群众基本素质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文明意识和文化素质。三是营造学习的社会氛围。新闻媒体精心策划，《南京高淳网》设置专版，及时更新学习创建的动态，充分发挥各种：在传工具的作用，积极推广各类创建经验，努力营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浓厚氛围。
在创新工作形式上求突破，结合工作实际，精心设计。突出特色，着力创新学习载体。一是举办讲座。根据实际需求，在镇(街道)、部门等举办政治理论、社会实用知识、公益性知识讲座百场，培养基层干部群众的学习兴趣。二是举办竞赛。各系统、单位举办科普知识、法律知识、文化艺术、焊工等各类比赛百场，针对各类行业、单位的不同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学习竞赛活动。三是举办文化体验活动。充分挖掘高淳老街、游子山、玉泉寺等的文化内涵。将文化与旅游结合，开展民俗文化、陶瓷文化等各类文化参与体验活动，在文化体验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学习教育活动。四是继续办好“百姓论坛”、“百姓学堂”、“百姓文化”、“百姓体育”、“百姓健康”等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五是广泛开展“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提高农民文明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六是办好一年一次的学习月、学习节活动，开展“好书大家读”、“读书征文”等一系列读书活动；
办好各类书画摄影展，培养群众的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
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上求突破。建立起以县社区教育中心为龙头、镇社区教育中心为骨干、村社区教育中心为基础的三级社区教育网络，不断整合全县的教育资源，将学习型社会的创建活动推向深入。一是整合师资资源。充分动员各行业的专家、县讲师团成员、党校教师、学校教师等，镇村建立一支由理论骨干、农村基层干部、农业科技人员、致富能人等组成的师资队伍，充分挖掘全社会的能人资源，扩大学习型社会创建的师资力量。二是充实教育阵地。进一步完善学习阵地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标准化、规范化、高效化的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各图书馆、文化馆、农民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学校等公共文化场所免费向广大干部群众开放。三是完善成人教育网络。充分利用党校、职业教育学校等现有的教育阵地，办好电大、社区学校、再就业培训班等，广泛开展各类专业人才岗位培训，大力兴办远程教育、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和自学考试等，逐步建立起广覆盖、多层次、社会化的成人教育培训网络。
社会类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
语文课程资源；
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
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
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
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
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
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
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
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
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
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
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
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
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
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4-142
社会类型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改革；
借鉴
韦伯对官僚制所做出的合理设计是一种正式的组织类型和管理模式框架，被许多大型的人类组织系统采用，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成为20世纪社会组织实践中的重大事件。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度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兴起了一股批判官僚制度的热潮，西方学者纷纷提出要突破官僚制甚至摒弃官僚制，大卫奥斯本和泰德盖布勒在《重塑政府》中提出10大新的管理原则，对理性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认为“官僚制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20世纪90年代已不能有效运转了”，因此要摈弃官僚制。韦伯的官僚制是否真的已经丧失了其意义？是否真的已不再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否真的如其批评者所言要退出现实？官僚制度对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自然不例外。
一、韦伯官僚制度理论的基本设想
韦伯对官僚制度的制度的论述是从统治类型的划分引出的。韦伯认为，任何现实的统治，都有其合理性的基础和合法性的根据。按照这个基础和根据，韦伯建立起3个不同的统治类型：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卡里斯马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是前理性时代的社会现象，其统治基础是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
传统型统治主要如封建社会和君主制社会，其统治基础是历代相传的神圣规则和权力；
而法理型统治则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其统治基础来源于理性，是对理性法律的信仰。法理型统治要求统治包括领袖、官员和公民在内的一切人都要忠实于法律并只对法律负责，它把合法性建立在一切人与理性法律的关系之上，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法制关系。至此，韦伯在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判断为“理性国家”。理性社会必须有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基本精神及其价值就是理性，以此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韦伯理性官僚制度产生的政治背景。随着工业革命的向前推移，各种社会问题频出，对此，原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方法已经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因此，切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和组织模式，这是韦伯理性官僚制度产生的经济、社会因素。另外，罗马法在近代欧洲的复兴，罗马法中的形式法律原则，又为官僚制度的产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至此，韦伯官僚制度理论就应运而出了。并且，韦伯从纯功能角度官僚制度视为最有效的法理型统治。
二、韦伯官僚制度理论的历史评介
（一）韦伯官僚制度的积极意义
1、韦伯官僚制度是对封建世袭制或家长制的一种否定。其富有的理性精神批判了传统组织管理中的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
2、对形式平等的追求。法律和规则主义保障了人人在法规、制度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
3、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官僚制组织的基础是专业知识、专家职业以及最广泛的社会招募来源，摒弃了身份制和世袭制下重视社会门第、出身、特权的传统，促进了实证科学知识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和发展，也有助于职业专家和技术官僚人格的发展。
4、对权力运行公共性的保障。非人格化的普遍主义、制度化的公务关系、公私分离。对权力运用的严格限制，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个人的恣意武断和主观随意性，使权力关系社会化。
5、对专业技术和效率的追求。专职化、层级化、权责一致，使公务活动具有严密性、可操作性、可预见性、可控制性，正是这些基本的精神和价值，维系着资本主义政府组织的运转。
总之，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效率的组织工具，一方面，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
另一方面，又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否定了家长制下的人治现象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和广泛运用，促进了政府由人治到法治、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现代行政的开始，它同追求功利的市场经济、契约观念、注重理性的资本主义文化与体制相适应并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
（二）对韦伯官僚制度理论的批判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可否认韦伯的官僚制度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不足。如果说韦伯的官僚制适应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要求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那么在现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理性官僚制则凸显出了与时代越来越多的不相适应之处，成了历史前进绊脚石的角色。因为知识经济是继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形态，是人类文明迎来的第3次浪潮。这一浪潮正在引起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革。识经济在取代工业经济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主导的同时，也无情地冲击着适应工业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制度性框架，使工业时代的官僚制政府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知识、技能、智力的发挥和运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内生变量，实质上是一种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智力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创新、创造和运用知识能力的人在生产经营活动、社会管理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前提，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展开，这充分展示了人的价值的重要意义。韦伯当初构建官僚制度的基本――理性精神，却成为了现今官僚制度出现各种问题、缺陷以及批判的靶。组织结构僵化、臃肿和机械式的运作难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非人格化的组织设计扼杀了官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对效率的过渡追求导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张力；
封闭式的组织运作容易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等，但从根源上揭示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用韦伯的范畴和理论，那就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即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矛盾。
但这并不代表官僚制度丧失了其历史和现实价值，意味着官僚管理制度中理性精神的终结。理性官僚制在其内部确实是存在着不一致性，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类型，是“法理型支配（统治）”这种理想类型中最纯粹的一种支配形式，秉承了“法理型支配（统治）”的理性要素（形式理性），而批评者却都从经验事实入手，以经验观察的结果来指责概念建构对经验世界的偏离，这严重偏离了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论，所谓“理想类型”是“一种现象的“理想类型”，现实中的现象绝不会以这种理想建构的纯粹类型出现，正如绝对真空下的物理反应不会出现一样。”韦伯在论述其“理想类型”方法时强调，“纯粹类型本身要尽可能充分地兼容现象所有层面的意义以达到逻辑内在一致性，然而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现象几乎不可能以这种理想建构的形态出现。”虽然经验事实处处与“理想类型”格格不入，但这并不会损害“理性官僚制“作为认识理解现代生活变迁的概念工具的作用，因为“理想类型”本来就是凭藉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来理解现实，因为“理想类型”不是为了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而是提供一种分析工具，在这一点上，“理性官僚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起点而非分析的终点。
另外，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度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这个概念上的，关于“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韦伯社会思想的核心。韦伯将合理性做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两者之间处于一种永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关系之中。也正是韦伯思想中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使得他的思想直至今天仍然倍受推崇，因为它从根源上揭示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现代社会的矛盾正可以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张力中得到解读，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传统的一切神圣价值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把功能、效率突显到极致。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将属于实质合理性的价值、信仰、理想弃置脑后。诚然，功利与效率带来了物质财富的丰富，但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完全物化了，在庞然大物般的官僚机器面前束手无策，现代人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韦伯一方面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即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韦伯对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特征与根源的揭示清除了人们的种种困惑，这可说是韦伯思想长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度本身就是这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创造。
显而易见，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矛盾关系出发，评价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度中缺失了价值合理性，就应该废弃官僚制度，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三、韦伯官僚制度理论的改革及其借鉴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各国公共行政的现实可以分为“官僚制不足”和“官僚制过剩”两种情况。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官僚制过剩”国家，官僚制已经运用多年，现实的变化使得官僚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这些国家纷纷进行了以“摈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但是，这些改革也好，运动也好，其实并不是对官僚制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一种扬弃，一方面，官僚制本身包含的制度化、合法合理的精神已经内化为行政主体的行为，成为行政过程中普遍信守的原则，依然会发挥约束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的组织构架、规章制度、运行方式上，即使是英美等改革激进的国家也保留了不少韦伯的传统。取得许多有意义的举措，如采取民营化管理，提高政府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力提倡通过多途径进行大型公共服务；
权利分散化，形成扁平化组织结构；
倡导“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把市场理念引入政府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并把服务对象需要放在首要位置；
改革公务员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加强制度建设进程，加强法制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加大反腐工作力度，不断塑造公务员队伍的法治理念和职业精神。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官僚制不足”的国家，正处于通向工业化的道路之中，市场机制还不成熟，市场的力量和社会自治的能力都很薄弱，整个社会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契约规则和理性精神在社会的普及程度不高；
在公共行政的内部，缺少专业化的官僚行政队伍，严格的依法办事没有成为普遍的规则，人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行政行为，行政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不高，经验主义的市场空间很大，行政行为具有随意性、不可预见性等等，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下，更不能摈弃官僚制模式，相反，官僚制是对这些弊病的极好的治疗办法。
因此，可以认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现实中仍然没有失去它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