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来说，反思性教学就是指教师在课程教学中根据自己所感受到的教学现状，结合教学工作，不断总结自己或者其他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及教训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忽略对以往教学过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历史总结与反思【五篇】（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历史总结与反思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
反思性教学；
方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3-0306-02
通俗来说，反思性教学就是指教师在课程教学中根据自己所感受到的教学现状，结合教学工作，不断总结自己或者其他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及教训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忽略对以往教学过程的反思，只是习惯性的进行单一教学，这导致即使是拥有十几年教龄的老教师，也往往存在教学经验不足的问题。著名教育学家亚特莱斯曾说过"反思是一面镜子，他将我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而反思性教学方法就是那面镜子，它有助改正历史教学中存在的失误，并将优秀的部分保存并继续发扬。
1.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
当前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首先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对历史这一科目的印象都停留在在枯燥、乏味的层面，教师为了提高学生成绩而忽略学生的主体感受，单纯的照本宣科，学生也只是单纯的对知识点进行死记硬背，学生不能切身体会到历史知识厚重感以及历史学科本身的魅力，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起不到提高学生历史素养的作用，更加重了教师的教学负担；
其次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导致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宰者，教师在课堂中一味地讲授知识点，忽略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使学生缺乏自主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疑惑的时间，导致学生独自思考问题的能力下降。初中历史教学要想得到更加长远有效的发展，就必须改变当前的教学现状。
2.初中历史反思性教学的方法
2.1 通过教师层面的总结反思。在这一方面初中历史教师要定期做好自我反省。教师自身可以通过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录像，在反思教学过程中，以课堂第三者的身份观看教学视频，针对视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反省，找出解决方案，在下一步的历史教学过程中进行逐一的改正。其次，教师个人在自我反省中若很难发现自己的问题，也可以教师之间结成帮扶小组，观看彼此的教学视频，寻找对方的教学漏洞及教学过程中需要改进的部分。也可以通过历史教学小组进行集体反思讨论，通过历史教师集体听课等途径，找出历史教学过程中的共同的症结所在，在会议中讨论解决方案，交流彼此的教学心得，在讨论的过程中要做好相关的记录，以便更加清晰的发现自己的问题，对自己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归类，从而改变错误的教学模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另外，教师在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也不能忽略对教学内容和教材重、难点的总结。
2.2 通过学生反映层面的总结反思。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同时也是教师教学过程所针对的对象，因此，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观感受者，学生更具有发言权。而教师对教学进行反思所直接有利的对象也是学生群体。所以通过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可以最直接方便的找到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在进行问卷调查过程中，为更加真实的反映学生对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给老师所提出的建议，此次问卷调查可以采取非实名制的形式。通过问卷调查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学生对历史学习看法、了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感受，同时也可以了解学生现阶段历史的学习态度以及学习兴趣的高低，再根据学生在调查中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统一的信息整理，发现学生群体在历史教学中最在意的问题，在与其他历史教师进行反思讨论后，进行教学整改，从而加强历史教学的针对性以及实效性，以便更好的为学生群体服务，并在提高学生历史成绩以及素养的同时，也提高自己的历史教学能力，为历史教学改革的发展做出贡献。
3.初中历史反思性教学的意义
3.1 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反思性教学的实施是完全符合初中阶段学生学习需要的，相比较小学时期的心理幼稚期，初中阶段的学生心智也都发育成熟，有自己独特的认知以及判断能力，可以对教师的教学过程提出自己的建议，帮助教师的教学反思及改革。初中历史反思性教学一方面切实的符合学生现阶段的学习要求，帮助学生有针对性的对历史知识进行学习，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成绩也可以提高历史学习的能力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建立学生的逆向思维、辩证思维以及创新思维，使学生不仅在历史这一学科的成绩得到进步，在综合素质以及整体能力等方面都得到相应的提升。
3.2 提高历史教学的整体水平。反思性教学的实施是完全符合初中历史学科教学改革的，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已经不再符合现代化的教学理念，不仅不能提高学生能力，还会增加学生及教师的负担。而相比较传统的历史学科的教学模式，反思性教学有助于帮助引导教师教学，减轻学生及教师的负担，使学生课堂的主体地位得到一定的保障。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运用反思性教学也有助于帮助学生对历史进行独立的知识总结，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发现、了解、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及解决办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而在此过程中，提高不仅仅是学生的历史素养，还可以帮助教师对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找出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增强教师专业技能和工作素质的同时，使历史教学的整体水平也得以提高。
4.结束语
伴随着我国历史教学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在新课程教学改革的背景下，传统的上下级的师生关系、落后的教学内容以及传统的教学模式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进行改革。反思性教学的提出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使得课程教学得到很大的改观。反思性教学理念的提出，在对历史教学方面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能力还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而在未来历史教学的发展中，此类教学方法的改革也是所急切需要的，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团队还要再接再厉，为历史教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历史总结与反思范文第2篇
一 .否定自然辩证法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一种“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1] 在他看来， 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着普遍的辩证规律是一种完全违背辩证理性的“十足的神学”。他说：“自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中发现辩证理性，然后，把它当作无条件的规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对社会的研究，声称自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规律制约着社会，这一套程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脱轨。” [2]
所以，萨特认为，承认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人的主观性和人的自由的发扬。他说，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思维本身的全部辩证运动，把思维溶化于普遍的辩证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 [3] 。
“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对于这种普遍的辩证法来说，……人类史不过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 [4]
萨特认为，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因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人的无条件的规律从外面控制人的话，宇宙就变成一个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而这些分子的冲突又产生大规模的结果，那我们将发现平均数或统计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一种发展。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人象臣服于一种敌对力量那样臣服于辩证法，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创造辩证法；
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的理性，这个矛盾其本身就必须历史地生存下去，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辩证法的范围内被辩证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辩证法控制的范围内创造辩证法。” [5]
萨特的主张是：“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在这里，它会找到作为各种计划彼此冲突的结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计划的种种特点才能说明，这个结果乃是一种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义的实在性，而并非仍然简单是一个平均数。” [6]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 [7] 在他看来， 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 .“人学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从而把辩证法导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现出辩证法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只能是人的知识形态。既使自然科学的某些范例是辩证的，那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而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萨特说：“在辩证法家那里，
辩证法是建立在既与的现实结构，又与我们的实践的结构相关的基本主张上的。我们断言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同时又断言对象 ( 不论它是什么东西 ) 运动本身也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把这两种命题拉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规定着世界的合理性。” [8]
在历史领域中，也不存在那种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样的辩证法，而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萨特说：“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神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 [9]“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这就是我所说的辩证法的一元论。因为辩证法乃是总体化的活动，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所产生的各项法则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规律。” [10]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
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 .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
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
[1] [2] [3] [4] [5] [7] [8] [9] [10] 萨特 : 《辩证理性批判》伦敦 1976 年英文版 ,
历史总结与反思范文第3篇
近年，史学理论创新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史学理论将以怎样的面目呈现于21世纪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史学理论创新应从两个层面入手:创立新体系，包含新内容。
一、基本体系的构建
这一问题首先涉及“史学理论”的界定。从中国学术发展史来看，对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不尽相同，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
个极端。
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学界把史学理论仅限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分析中国历史问题时的具体化。
随着史学理论热的兴起，史学理论不能简单等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成了史学界的共识。不过，在史学理论体系构建上见仁见智。有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之说，另有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史学内在规律之说，尚有历史研究理论和历史编纂理论之说，再有高中低三层次说，更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说。近年来，又有人提出史学理论应包括历史意识、历史情感等而不是什么历史规律问题。但总体说来，有一根本分歧，那就是史学理论是否应包括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
把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理论摒于史学理论之外的观点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典型的理论出发点是，历史学是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其据以立论的事实是，过去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趋势则把理论反思对象从客体转为主体，即从研究客观历史规律转为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其结论是，历史理论是对史学客体的理论概括，而史学理论则是对史学主体及其与客体关系的抽象。这种观点的理论出发点无可非议，其所列证据无疑是事实，但我们仍难以从逻辑上推导出结论，只能说对史学主体及其与客体关系的理论反思应该加强。它是史学理论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过渡发展，是对把史学理论只限于客观历史理论观点的矫枉过正，结果从一个偏执走到另一个极端。
我们以为，对史学主体、客体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史学理论都要加以研究。从发生的角度说，史学理论是对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的总结与提炼。这种历史意识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人一旦自觉后势必思考以下问题: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出身于同样血亲的兄弟姐妹有的役使人而有的却被人役使?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社会组织会被一些突发的事件诸如异族的侵略、火山的爆发、江河的泛滥化为乌有?我们生活得好吗?我们应该这样生活吗?这一切可以改变吗?其二，人类也意识到:人们世世代代延续下去，而祖先的业绩不应忘记，因为它可鞭策后人奋进且为后人提供对解决现实问题总是有用的东西，人
们应该做些什么把历代的事迹传下去。于是产生了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和刻木记事等历史知识的传播手段。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上面两部分历史意识转化为人的历史观和历史编纂理论。
从发展的角度说，史学理论是对史学实践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的解释与解决，或者说是对史学实践的知识经验的总结与升华。
史学理论所概括的对象是历史学，且是相对于史学实践而言的。历史学实践包括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传播。历史知识的传播自应有边缘学科去研究，我们不妨把历史学实践缩小到狭义的即历史研究的范围内。历史研究就是史学主体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方法，通过史料认识客观的历史过程并把所得的历史认识表达出来的过程。这样，便有历史认识、史学客体与主体、史料、史学方法和历史编纂的明晰划分。史学理论就是要从这些方面对史学进行反思。
对历史认识的理论反思。分析史学的特征，介绍史学的目的与功能，总结史学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史学特征论、价值论与规律论。
对史学客体的理论反思。依据已有的历史知识，对已知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并延伸到尚未穷知的领域和过程，诸如人类的起源、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等，即历史观，在西方称作思辨的历史哲学。
对史学主体的理论反思。传统上是刘知几、章学诚等人总结并倡导的才、学、识、德。才是史学主体的才干，包括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处理文字的功力;学为史学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对材料的占有;识是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和深度;德为历史研究者的治史态度、原则和学风。为有所发展，可再益之以“情”即历史情感。
对史料的反思。史料的范围、性质、作用与分类，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史料的存真与取精是史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
对史学方法的反思。这是人们对现有的形成历史认识的方法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分析，并针对现行史学存在的问题指出可能运用的潜在的方法。
对史著编纂的反思。包括史著的体裁、体例、文风等方面的问题。
二、具体内容的创新
作为史学分支的史学理论的系统化是史学母体发育成熟以后才出现的。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理论的一些具体内容必须更新。
史学发展决定了史学理论的发展，而史学理论的发展则意味着具体内容的创新。历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之中，中外史学都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这里勿需再援例说明。这种史学变化(抑或称之为发展)，既来自于历史时空因素的规定，又来自于时代主题的规定，亦来自于史学主体的要求。不同时期，人们对历史整体的把握上具有不同的时间观念。一般说来，时代愈后，历史学所要考察的历史时期愈长，历史地域亦愈广。由于时空的延长与扩展，历史学的内容随之发生变化了，继而又要求史学形式的相应发展，这样就构成了史学的整体发展。时代主题规定史学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史、军事史和边疆史地成为史学重头戏，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史、经济史又成了热门话题。不仅如此，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历史上革命或改革的评价也完全不同了。至于史学主体所要求的史学发展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因为不同时期，人们具有不同的历史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认知条件，当人们以这些不同去认识历史时，史学的领域和观点都大不一样了。即使是同一时代，由于个体履历和性情、志趣、知识结构等个人修养的差异，他们对相同历史内容的取舍与看法也不会完全一样。这些就是史学史上有论者所谓的重新改写历史。
既然史学实践发展了，那么以史学实践为反思对象的史学理论在内容上理应有所调整，包括关于历史过程理论的发展，对史料认识的发展，史学方法的进步与历史编纂上的完善。总之，史学理论内容随着史学的发展需要全面更新。
当前史学面临的问题直接推动着史学理论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说，自觉的史学理论研究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的。近年来史学的发展遇到和提出一些问题，促使我们去思考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问题之一:人类社会有没有普遍的历史，若有，这种普遍的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老话题，思想史上不断有人作出过回答。当前又提出来是有原因的。过去，我们长期遵奉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事实上许多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与此不符。随着思想的解放，我们一方面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整体发展理论具有真理性，一方面又认为机械地以单线论来看待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是非科学的。这一基调定下来后却遇到了新的挑战。前苏联和东欧巨变之后，在世界格局中社会主义力量锐减，有西方学者依据黑格尔的人性理论去发现普遍的历史，提出自由民主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这一理论的偏颇是显然的，但我们的批判仅仅说它为霸权政治张目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挑战，在学术上给予有力且有效的应战。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史学理论对历史观的建设在重心上有所转移。
问题之二:如何解决史学庸俗化的偏差?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历史研究重在政治史和军事史;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西方年鉴新史学重视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史的影响，我们的史学也开始向这一领域转移，研究广大社会成员所热衷的文化史。为便于向广大群众传播历史知识，人们选择群众感兴趣的内容，采取生动活泼的表述，出现了史学通俗化或大众化的趋势，这是一件好事。但在通俗化中却出现了庸俗化的偏差。这种偏差表现为追求低级趣味，以故弄玄虚取代科学态度，以历史演义代替历史真实，其直接动因在于追求经济效益。历史知识如何普及?如何在史学通俗化中避免庸俗化?史学理论必须提出指导意见。这样便导致了史学价值论和传播理论的创新。
历史总结与反思范文第4篇
1.围绕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分析总结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展开论证，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提高自身的分析综合能力。
2.理清基本的历史线索，通过不同的历史线索带动历史知识之间的联系。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血泪史、反抗史，这三个脉络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通过三个线索的总结，使得学生可以迅速掌握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历史。
3.从历史基本结论出发，反思历史进程，加强史论结合。如从中国百余年的民主革命中得出的几条基本历史经验出发，反思中国近代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深对四项立国之本的理解。
4.按不同的专题进行专题归类总结，使得历史知识能够横向结合，形成立体的知识体系。可以把历史分为不同的专题“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诸多专题，把不同时期的专题进行比较记忆，从而增强立体分析能力。
二、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让学生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去看待问题
近年来高考历史的考察加重了对历史资料的分析能力，对历史分析能力的考察要求较高。成绩的好坏对学生的历史唯物史观和用辩证历史观来分析问题有很大的联系。所以在高中时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提高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带领学生对历史事件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综合。如因果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并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找出适合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结论，从而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我国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分析教材如下内容的内在关系：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生产力）→“井田制”逐步瓦解，封建剥削方式产生（生产关系）→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封建制度确立（上层建筑）→战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
明确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奴隶制解体，封建生产关系产生，经过新兴地主阶级领导的变法运动，确立了封建制，而新兴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反过来又促进了战国封建经济的发展。通过上述分析，使学生初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及其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辩证运动。
三、强化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述能力，加强语言文字表述的训练
高中历史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回答材料分析题目时更是有了高的要求，所以在平时的授课中，要加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在平常的课堂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理解概括语言的培养。让学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表达历史事件。另外教师在课堂上也应该用课本上的总结性、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学生进行启发式的教育，让学生具有表达能力。还有就是在平常的练习中有针对性的进行学生审题和分析题目的能力，注重题目回答过程中语言表述，对答案进行噶扩、提炼、升华，做出准确合理、有条理、清楚地表述。从而使得分析的问题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四、注意历史教学与现实实践的结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历史是一门科学，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现在发生的事就是以后的历史，以前发生的很多事情在某种场合下也会出现重演，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所以在历史教学中要注重历史教学与现实实践相结合。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当前的重大政治生活、时事热点，根据这些热点去历史中寻找相关内容，根据历史事实的处理方式，来为当前出现的事实作参考，从而为分析当前重大事件找到相应的方式方法。另外，一般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是往年考察的重点。所以，要注意历史教学与现实实践的结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结语
历史总结与反思范文第5篇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
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
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
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
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
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
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