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一门科学，领导更是一门艺术。作为领导者，如何艺术地履行自己的使命职责，成为至善呢？中国文化绚丽多彩，诸子争鸣，自成体系，儒家倡礼，墨家兼爱，法家重利，名家善辩，然纵论百家而集其大义于一身的惟有兵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领导艺术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领导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兵家文化；
恩威并重；
令文齐武；
先身后人
管理是一门科学，领导更是一门艺术。作为领导者，如何艺术地履行自己的使命职责，成为至善呢？中国文化绚丽多彩，诸子争鸣，自成体系，儒家倡礼，墨家兼爱，法家重利，名家善辩，然纵论百家而集其大义于一身的惟有兵家。兵家思想内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其中很多观点对现代领导艺术有借鉴指导价值，现就其中感触比较深的几点谈一下初浅心得。
一、领导者要有“恩威并施”的领导艺术
孙子提出：“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1]文即政治道义武即军纪军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军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
首先兵家主张领导应当与下属建立情同父子、亲如兄弟的至真、至纯的感情，曾国藩讲：“吾辈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般”，[2-3]并通过感情的交融达到增强己方战斗力的目的。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社会属性，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感情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情感的巨大大感召力。作战取胜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上下同欲，而这种仁爱的力量不仅能够把下属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领导者所希望的轨道上来，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下属参与实践的热情。有部分领导者不关心、不爱护下属。他们认为，强制性手段更直接、更容易产生直接效果，其实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感情的需要高于生理需要与安全的需要，是人类的高层次需要。为了满足高层次的需要人们宁愿放弃低层次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下属“可与之赴深G”、“可与之俱死”的原因。尤其是人处于危难境地，或是组织力量难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感情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会远远超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压迫所产生的作用。所有的领导都要正视这样的一个命题：感情可以转化为一种力量。所以，领导者必须学会掌握驾御、控制、运用这种力量的本领。
其次兵家还特别强调治军必严。因为仅仅对下属进行感情投资还是远远不能完全达到领导目的的。兵家认为如果只有仁爱，可能会出现“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的局面，[3]所以，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说法，[4]治军过程中，兵家认为还要用“武”的一手。或许有人觉得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使用“武”的手段呢？孙子指出：如果上下级之间没有建立必要的信任和感情就直接运用惩罚的手段打开局面，树立威信是非常不妥的，“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5]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先“文”后“武”，文武并举不可偏废。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素质，下属才能“凡与敌战”“宁进死，而不肯退生”。
二、领导者要有“贵信贵当”的领导艺术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中也有大量犒赏三军的记载。这里涉及三个问题：奖什么、奖哪些人、奖惩的原则。在《作战》篇中孙子指出：“取敌之利者，货也”。也就是说，夺得对方的物质财富，必须犒赏下属，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三略》中也讲到军中没有资财，士卒就不能招徕；
军中没有奖赏，士卒就不会向往；
香饵之下，必有悬鱼；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在兵家思想体系里，其目的当然不外乎鼓舞士气，激发斗志等等。
对于奖惩的原则，兵家认为：首先要诚信，也就是答应的奖惩一定要落实，“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6]也就是说凡奖赏贵在守信，惩罚贵在坚决执行。信赏必罚，才能收到赏罚的效果。如果信赏必罚能在大家看得到听得到的地方执行，则未看到未听到的人，自然也会暗中渐渐感化而行善惩恶了。其次赏贵小贵常罚贵大贵当。《尉缭子》中讲到凡诛杀，都是为施行军威。杀一个人，能使三军震动的，就杀掉他；
赏一个人能使万人都高兴的，就奖赏他。诛杀贵在以大人物为典型，奖赏贵在以小人物做榜样。应当杀的，虽然权势显赫也必须杀，这是刑罚能够制裁上层人物。奖赏分到放牛养马的人，这是奖赏地位卑下的人物。能做到对有罪的大人物以法制裁，对有功的小人物给予奖赏，这是将军的威严。《六韬》中讲到将军能够诛杀地位高贵的人，则足以立下威严；
奖赏地位卑微的人，则足以示其清明，赏罚审慎得当，则令行禁止。
三、领导者要有“先身后人”的领导艺术
古代兵家认为，只有将帅时时身先士卒，处处为人师表，才能带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好军队，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诸葛亮说：“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7]历代名将为了将自己的部属培养成好人、好将，大多强调“身正”，他们把“正己”看作是衡量将帅人格力量的重要内容和治军的根本大计，把能否做到“正己”提高到治人、治国的根本战略高度。
首先严以责己。这是古代兵家对将帅人格力量的基本要求。关于责己从严，古代兵家认为有三层含义：一是要求将帅对错误过失要敢于承认，不推诿他人。其次同甘共苦。
最后清正廉洁。
综上所述，作为领导者要想使自己的组织卓有成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和技能，才能扮演好领导者这个角色，出色行使自已的使命和责任。不管时生多少变迁，社会有多么进步，传统兵家文化蕴含的极为丰富领导思想，对于今天的领导而言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孙子兵法・行军篇》.
[2] 《曾胡治兵语录・仁爱》.
[3] 《孙子兵法・地形篇》.
[4] 《礼记・杂记下》.
[5] 《六韬・文韬・赏罚第十一》.
[6] 《将苑・厉士》.
[7] 《将苑・将情》.
[8] 郑晓华.智慧学堂――评《孙子兵法通释》[J].管子学刊，2015（04）.
[9] 黄朴民.试说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J].邯郸学院学报，2015（04）.
领导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中国特色，文艺理论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把文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形成邓小平文艺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它既总结了过去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工作经验与教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方针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建国后十七年中，党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些观点确实在特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建国后随着我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再继续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观点和口号，其结果必然使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忽略文艺独有的特性和创作的特殊规律，限制和阻碍文艺多种多样社会功能的发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论文，邓小平根据我国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借口。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其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后，邓小平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条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实际情况，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扩展为“为人民服务”；
他还根据我国社会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将文艺工作一度出现的“为阶级斗争服务”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裂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在强调“二为”方向的同时，邓小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化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指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占有自己的位置核心期刊目录。
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任务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关键词》中，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他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的干部和群众，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论文，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因此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历史性创造活动。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既要满足人民的文化娱乐和各种审美需要，又不能脱离时展的中心任务。
三、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标准的新内涵
毛泽东在《讲话》中把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标准归结为“一个政治标准，一个艺术标准”，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政治和艺术标准也必然随之不断变化。为此，邓小平把毛泽东过去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修正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去评价”的批评标准。
就政治标准来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因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就相应地成为衡量当代中国文艺作品的是与非的最大最根本的政治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就艺术标准来说，邓小平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把深刻的艺术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在艺术内容上，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生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在艺术形式上哲学论文，邓小平指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取、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艺创作水平的提高。
四、阐述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方法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如何领导好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也是十分普遍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尚不巩固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管理，甚至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一定的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在共产党长期执政和政权比较巩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采取新的方法。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邓小平在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方法，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地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他还从正确认识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要的是对文艺工作思想上的领导，帮助文艺工作者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保证文艺沿着“二为”方向前进。这种领导不是横加干涉核心期刊目录。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特别尖锐地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怎样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繁荣文艺的条件；
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文明地、平等地交换意见；
党组织严格对党的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哲学论文，不允许任何人自视特殊等。他认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包揽政府文化部门和群众文化团体的业务工作，主要的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领导者要不断探索领导文艺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在第四次文代会之后，在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指导下，1980年代我国文学艺术界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文学和电影的创作成就和影响尤为突出。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生前遗愿，为鼓励长篇小说创作，在1981年设立了当时我国文学家最高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芙蓉镇》《李自成》《将军吟》《东方》《冬天里的春天》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电影最高专业性大奖—金鸡奖也在同年设立，与1979年恢复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一道成为中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大奖。《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邻居》《喜盈门》等一批深受人们喜爱的电影获得了大奖。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又获得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包括文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迎来了一个又好又快发展的春天。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文化改革繁荣发展问题，并且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
始终坚持锐意创新，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进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
始终坚持德艺双馨，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领导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装甲兵工程学院装备指挥与管理系，北京 100072）
摘要：为了适应部队人才模式的转型，本文明确了领导科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指向，阐述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对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网络课程建设改革的功能模块进行了分析。领导科学课程教学改革对于培养和锻炼学员第一任职岗位必需的领导管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
教学模式；
教学改革；
领导科学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3-0258-02
基金项目：总装某部科研资助项目（2010SY4308002），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资助（2005038514）。
作者简介：夏良华（1970-），男，江西新建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装备保障、装备健康管理理论与应用。
0 引言
《领导科学概论》是装甲兵工程学院本科生领导管理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根本任务是研究领导活动与领导过程普遍规律、基本原理、一般方法和主要职能，讲述领导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1]。本课程对于学员了解领导科学的基础知识，掌握领导科学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培养分析解决领导活动与领导过程相关问题的能力，提高领导艺术和领导管理素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课程是学员后续学习领导管理基础模块其它课程，高质量完成模拟营连任职等领导管理实践锻炼，全面提高自身领导管理实践能力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学员毕业后开启部队基层任职经历的重要支撑。
1 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指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为了贯彻学院教学模式转型规划，《领导科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指向与以往相比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面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变为“基于人才模式转型”。这种变化不只是描述字词的改变，而是教学模式改革目标的根本转变[2]。基于人才模式，要求课程教学输出的人才直指基层部队迫切需要，紧紧围绕部队和装备保障的新形势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贴近部队的实际，培养具有良好的领导管理能力素质的初级指挥人才。
对于《领导科学概论》这门课程而言，根据领导管理类课程和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教学改革思路及目标如下：瞄准培养装甲部队一线带兵人，以提升学员领导管理能力和素质为主线；
贯彻“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员是课程教学的启发者、设计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学员是自主学习的管理者、思想火花碰撞的贡献者和素质能力培养提高的受益者。目标是为学员适应第一任职岗位打牢领导管理基础，在帮助学员树立领导大局观念、培养领导系统思维、形成领导角色意识、培养领导风格品质、训练领导方法技能、提升领导管理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除了目标指向和教学理念的转变外，教学模式改革主要包括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
2.1 教学内容改革
《领导科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选取采用“追踪领导科学、注重普遍规律、突出实践应用”的思路，紧紧围绕领导科学这一核心，以领导科学基本规律与原理、领导科学方法与艺术、领导决策、领导测评等为核心组织内容。广泛吸纳、借鉴管理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际案例以求启发思维或相互印证。内容选取的落脚点放在人类各种社会组织的领导实践活动中，通过实例体现理论的应用方法和应用效果。教学内容安排采用“理论引导、思想借鉴、情境模拟、实践锻炼” 的思路展开。
首先，本文突出课程教学意在打牢人才领导管理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定位，将教学内容分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三个主要模块顺序安排，注重各模块之间的继承性和转化关系。其次，根据人才模式变化的要求，构建了科学的教学内容体系，主要包括6篇：基础篇、思想篇、方法篇、艺术篇、智慧篇和测评篇等。第三，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教学内容突出领导科学工作的实际特点、要求、方式、方法等。
各部分教学内容层层递进，联系紧密，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形成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融合的内容体系。
2.2 教学方法改革
《领导科学概论》课程教学采用案例式、启发式、研讨式、情境式、模拟实践式的教学方法体系[3，4]。课程以大量的案例、领导管理游戏、角色扮演、领导管理挑战等形式展现各种领导管理思想、领导管理原理的精髓，使领导管理理论更贴近实践，具有生动性、启发性、趣味性和可操作性，避免了从理论到理论的说教模式，从而使学员从中更好地领悟领导管理的真谛。
课程教学方法注重引入领导工作中的丰富案例，结合案例分析理论，应用案例验证理论，使学员在理解理论的同时，学会灵活运用这些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为强化能力培养，课程拟安排一定数量的、学员参与的专题研讨和模拟实践环节，学员可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自主分析、自主设计、自主实践，在教员的指导下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效果，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全面加强领导管理能力素质培养[3]。
以领导艺术专题研讨为例，教学方法设计思路是：通过本次课学习，使学员复习领导艺术的特征和类型，明确领导艺术的知识要点；
掌握领导艺术的运用方法；
初步具备一定的运用领导艺术的能力，能够灵活应对、稳妥处置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并妥善处理各个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具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和理论修养，培养领导的风格与气质。要达到上述目的，一要引导学员大量阅读课外书籍，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总结归纳出一些领导艺术，对比分析教员课上总结的内容，进一步加深对领导艺术的理解。二要结合通过询问、走访等多种方式，深切体会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并由学员骨干课下组建研讨小组，共同探讨伟人、名人的领导艺术。
本次课分为三个教学环节实施，一是案例导入，二是理论讲授，三是课堂研讨。其中：
①案例导入：引入1~2个案例，使学员沉浸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艺术的情境之中，领悟领导者领导艺术的魅力，充分激发学员深入学习的积极性，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以兴趣为诱导可以确保学员的学习效果良好，为理论讲授奠定良好的基础。
②理论讲授：在案例营造的情境中，教员适当提升讲解层次，注重体现领导者的综合素养，结合案例，引导学员升华思想，提高层次，理解领导艺术的特征。在理论讲授过程中，教员让学员深入分析案例中领导者运用领导艺术的特点，探讨领导艺术的内涵与具体运用，加深学员对领导艺术的理解。
③课堂研讨：国内外著名军事家治军、指挥等活动中领导艺术。1）提前布置课堂发言内容。以“国内外著名军事家治军、指挥等活动中领导艺术”为主题，让学员选出1~2名代表，提前做好资料收集工作，并在课堂上进行主讲，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
要求制作PPT。2）可以邀请院内在职或已退休的领导以及院外有关领导，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为学员诠释如何在工作中运用和发挥领导艺术，强化学员合理运用领导艺术的意识。3）发言讨论。学员代表主讲后，其他学员可自由补充发言，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4）教员点评。教员结合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和学员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点评，引发学员思考：领导艺术要和个人实际紧密结合、领导艺术要与时俱进，领导艺术是潜移默化形成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
3 网络课程建设改革
网络课程是《领导科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支撑，必须与课程教学改革相适应、相配套。网络课程建设必须注重学员的自主学习、知识的拓展学习和学习效果的评价等功能建设，相应突出各个模块的设计。网络课程建设改革重点在于教学内容模块、考核评价模块、讨论交流模块、学习导航模块等模块的改革与建设。
3.1 教学内容模块
教学内容模块是《领导科学概论》网络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教材库、素材库、试题库及基本信息，涵盖了全部知识点。通过文本、图片、视频、多媒体等多种手段把《领导科学概论》的理论转化为便于理解的形象演示。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易于学员接受、掌握，通过提高学员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其学习的兴趣，以达到网络教学的目的。教学内容模块还包括课程组编写和收集的《部队基层管理情景汇编》、《领导管理技能训练方案》以及《军队基层管理案例集》等。
3.2 考核评价模块
考核评价模块的设置使学员能够通过网络自主式学习的方法来完成学习任务，以每讲知识点为源头，设置问答题、简答题、名词解释、填空题、案例分析题等题目，可以自组卷进行自测自评，对出现的问题可通过讨论交流模块来进行答疑，也可使教员对学员的学习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以便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
3.3 讨论交流模块
讨论交流模块是“军队院校网络教学应用系统”提供的强大的互动教学方式，利用平台提供的电子公告牌、教师信箱、问答天地、疑难解答等和学员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的交流，使问题解决的途径更高效，实现网上与学员进行交流，产生互动，提高网络课程教学效果。讨论交流模块鼓励学员拓宽视野学习，多渠道获取、丰富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理论知识。学员可把从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电子论坛等获得的信息资源拿到讨论交流模块用于研讨和交流，培养自主学习、资料查询等能力。
3.4 学习导航模块
学习导航模块是“军队院校网络教学应用系统”提供的强大的自主学习的手段。《领导科学概论》网络课程建立了本课程的内容检索、路径指引以及内容展示、相关资源等，通过左面章、讲目录树，学员可以清楚地了解该课程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和现在所学的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便于学员掌握教学内容间的内在联系。学习提示部分为学员提供了本课程的重点、难点和学习方法，以及每一讲相关的知识点，使学员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学习。
4 结束语
领导科学课程教学改革对于人才模式转型输出非常重要。通过改革，一是能够坚持以提升学员领导管理实践能力为本位，通过案例分析、研讨交流、模拟实践等教学方法，设置情境让学员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学员的主体性和积极性；
二是能够以部队领导管理实践驱动教学进程，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开放教学方法体系，培养和锻炼学员的领导管理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
参考文献：
[1]刘银花，姜法奎.领导科学[M].三版.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夏良华，荣丽卿，齐伟伟.关于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的思考与探索[J].价值工程，2011（7）:267-268.
领导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革命文艺；
延安文艺；
创作主体；
经典生成；
原生态
对延安文艺时间、空间的划分，学界有不同意见，为了方便行文和收集材料，本文采用狭义时空界定，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作为“延安文艺”的上限，下限则是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撤离延安。①我们将发生在这13年里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作品称为“延安文艺”。一般认为，狭义的延安文艺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开创和发展时期（1935.10-1942.4），后期是新文艺方向确立与完型期（1942.5-1947.3）。
延安文艺与苏区文艺和中国共产党存在着天然密切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把握延安文艺前后期的不同特点及其一脉相承的联系。简单说来，延安文艺前期是“多元共生”的境况，后期则是主张“工农兵方向”的时代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提倡“主旋律”的时代。由此形成文艺创作主体即艺术家包括作家生存的客观环境，其具体细节又直接作用于作家的主观精神，并制约了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经典的生成。
通过对延安文艺前期艺术家及其文艺创作实绩的原生态考察，我们发现延安文艺队伍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所属革命文艺队伍中的成员；
二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党的文艺领导和文艺工作者；
三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普通文艺工作者，包括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延安文艺队伍的开放性质，为文艺社团建设、文艺创作实绩打下良好基础。
作家丁玲到延安时所受到的礼遇、茅盾在延安的4个半月的经历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史佳话。冼星海曾在日记里记载他到延安的原因和经过：“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快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是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启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再出来。那时正是1938年冬天。”
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和他的夫人钱韵铃乘着一辆华侨捐赠的运送药品的救护车到达延安。11日，八路军前方将领宴请冼星海。12月，冼星海完成《军民进行曲》歌剧。1938年3月，他花了6天时间完成《黄河大合唱》的创作。4月13日，由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首次公演。受到党的领导人、文艺评论家和所有观众的热忱欢迎和高度赞扬。
冼星海不仅受到政治、业务上的悉心关照，也在经济上享有优厚待遇。冼星海当时每月津贴是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当时延安生活艰难，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和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发的是延安的“边币”，一元边币可买两块肥皂或一盒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
当时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其“刻苦、朝气、热情”曾吸引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具备“自由的创作环境”，不合意可以“再出来”等宽松氛围，许多艺术家就是抱着像冼星海这样的心态投奔延安的。事实上，像冼星海这样的艺术家，到了延安，确实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不仅在当时的延安及其他根据地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仍然是中国的名曲之一。2009年9月14日，冼星海还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文艺队伍的开放性，还可以通过以下史实说明：1936年11月初，丁玲到达延安；
1937年8月，周扬、艾思奇、李梨初、何干之、周立波、林路基抵达延安；
1938年9月，何其芳、沙汀、卞之琳来到延安：1939年5月，萧三从苏联抵达延安……由三方面人员组成的延安文艺队伍，是开放的，是“刻苦、朝气、热情”的文艺队伍。三方面人员依据自己的专长和对艺术的理解成立了相关的艺术社团。这个阶段成立的文艺社团有60余个，基本涵盖当时所有文艺门类，同时又带有延安文艺的时代色彩和地域色彩。如戏剧方面的社团就有人民抗日剧社、民众剧社、鲁艺实验剧团、烽火剧团、战斗剧社、战士剧社、先锋剧团等。按艺术门类、按战争需要组成的这些艺术社团，对激活艺术创作、鼓励艺术创新、开展艺术批评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在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和服务战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队伍成分多元、艺术社团门类风格多元必然带来文艺成果的多样化。这个时期的文艺批评也具有广泛性、多样性、民主性和经常性。如1938年1月“关于诗歌朗诵问题的研讨”；
1940年5月“关于文学才能问题的讨论”；
1941年4月“陈企霞与何其芳关于诗的争论”；
1941年7月“关于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的争论”；
1941年8月“力群与胡蛮关于美术创作的争论”；
1941年11月“杨思仲与魏东明关于果戈理评价的争论”……我们知道，适时和正常的文艺批评对艺术家、对读者观众、对社会甚至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体现社会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力；
文艺批评可以影响读者观众对作品的理解：文艺批评对作品的文学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与塑造作用。文艺批评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与评价表达出特定价值观念与理想，由此对社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文艺批评的新发现可能被总结提炼成新的文艺理论，向既有的理论发出挑战。
延安文艺的品质乐观向上、生机蓬勃，带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而形成这样局面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党对文艺的领导。延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随行产物”④。党对文艺的领导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主导方式是以“指示”、“决定”发出的，要求各级组织贯彻执行。这在战争年代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延安文艺同时是对苏区文艺领导经验的发扬光大。苏区文艺领导经验表现在党直接领导文艺；
组织文艺团队和活动的方法；
文艺对革命斗争的配合方式；
培养革命文艺人才；
对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的指导和作品的收集整理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党的领导人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对文艺带来的直接影响。
以“指示”、“决定”的主导方式领导文艺生产，带有强烈的战争年代的色彩，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和领导特色。这在延安文艺开创和发展的前期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繁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动员民众，服务战争，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没有接触到延安文艺原生态材料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存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以为延安文艺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这种看法显然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延安文艺前、后期的发展有一个合理的轨迹，如果说前期“多元共生”是原生态的必然体现，那么后期的确立新方向、强调为工农兵服务也是原生态的必然体现，其中的变化存在一个渐变、复杂化的过程。
我们从文艺队伍建设、文艺社团建设、文艺创作实绩和文艺领导四个方面来分析。后期的文艺队伍、文艺社团的开放性与前期没有大的变化。以文艺对外开放大事为例：据《延安文艺大事记》记载，前期有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
1939年，老舍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抵达延安；
1940年2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为拍摄《塞上风云》外景路过延安，15日、接见电影队，16日边区文化界与电影队座谈；
1940年3月初，四川旅外剧队抵达延安，先后演出《雷雨》、《抓壮丁》等剧目。延安文艺后期，1945年1月1日，鲁艺举行毕加索画展；
同年同月10日，边区文协电唁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
3月6日电唁阿·托尔斯泰逝世；
1946年7月，中央党校俱乐部举行珂勒惠支逝世纪念展……
从党领导文艺的政策与方法上分析，我们曾经说过，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对文艺产生过直接影响。但党领导文艺的主导方式仍然是“指示”与“决定”。它是行政的，也是战争年代切实有效的方法，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和领导特色。这在延安文艺开创和发展前期，为“多元共生”的延安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可靠的保证，也为延安文艺后期确立新方向、倡扬主旋律提供了组织领导的有力保障。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埃德加·斯诺首次访问延安是在1936年6月，为时4个月之久。斯诺对红军的宣传有切身体会，他曾经多次观看延安剧团演出。“任何文艺都是宣传”，但不能反过来说，任何宣传都是文艺。文艺在战争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宣传武器”，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和任务的变化，对这个宣传武器的要求也有所变化，这也是自然、合理的，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而一厢情愿地给予假设和判断。
以延安时期的“演大戏”为例。所谓“大戏”，“最初是包含了：多幕、写得好、难演、难鉴赏等内涵的。既指形式上的精，也指内容上的好和精。后来，延安剧团演出的一些戏剧，不限于形式上的大，而是侧重于选那些外国的、大后方的名剧上演，既有多幕的大戏，也有独幕的小戏，但以前者为多”⑤。延安戏剧舞台上演“大戏”的时间主要在1940年至1942年5月，其剧目分国外和国内两种。外国剧目有果戈理的《婚事》、《钦差大臣》，罗穆的《钟表匠与女医生》，沃尔夫的《马门教授》、《新木马计》，拉夫列尼耶夫的《破坏》，莫里哀的《伪君子》，契诃夫的《求婚》、《蠢货》、《纪念日》，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莫里哀的《悭吝人》，卡塔耶夫的《婚礼进行曲》等；
中国剧目有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一年间》、《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曹禺的《雷雨》、《蜕变》、《北京人》，宋之的的《雾重庆》，陈白尘的《太平天国》等。从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起，延安戏剧舞台基本上就不演“大戏”了。
演“大戏”最初是为了学习技术。开扩视野，后来把“大戏”的演出与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以表示为政治服务的热情，结果显得文不对题。如欢迎等回延安，演出罗穆的《钟表匠与女医生》等。关键还在于，当时的延安处在战事频繁、物质匮乏、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的环境里。要演好大戏十分困难；
大戏演多了也不合时宜。
在战争年代，纯艺术的追求总是被大打折扣，更何况是在革命圣地延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以某个艺术家、文艺理论家的意志为转移。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划时代的，却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前面我们说过，党对延安文艺的领导，其主导方式是以“指示”、“决定”发出，要求各级组织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和“决定”，完全服务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即便是前期，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服务战争、宣传政治的特点。
以相关文本为例：1939年12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先以党内文件形式下达执行，后来又刊于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3期。1940年9月延安时期的党中央了第一个关于文化问题的指示即《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
1940年10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
1941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
1941年6月7日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奖励自由研究》的社论；
紧接着在6月10日又发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社论；
8月3日发表《努力开展文艺运动》的社论；
1942年3月25日发表了《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的社论。
理顺了这么一个发展线索，我们就可以说，延安文艺前期与后期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没有前期的“多元共生”的繁荣就不会有后来的新立场新文艺的要求。傅乐成对唐宋文化作出的分析也许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傅乐成比较研究“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不同特点，他说，唐型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和进取的，宋型文化里各种外来思想与主流渐趋融合，并产生了民族本位文化，其文化精神和动态转趋单纯与收敛。然而在文学上，唐宋时期都同样涌现出大批的文化巨人。
假如我们能够更多地从复杂性角度分析延安文艺前后期的变化，就可以说延安文艺前期的主体与成果是“多元共生”；
后期就多少带有单纯与收敛色彩。这种单纯与收敛在文艺队伍和文艺社团方面并不明显，因为直到1946年7月，还成立了“延安中央管弦乐团”这个延安唯一的大型正规化乐团。延安文艺后期的变化由文艺整风运动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体现出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纲领性的文件，指明了革命文艺发展的工农兵方向。从此，文艺创作要有工农兵的、大众的、歌颂的内容，强调文艺的普及性作用以及民族形式等成为延安文艺的主导方向。延安文艺的原生态是复杂的，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天然地紧密地联系着。“多元共生”当然更加有利于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但在革命圣地延安、在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发展变化阶段，文艺的服从性和服务性就容易被提出和被强化。这大概也是历史的真实和延安文艺的必然结果。
众多的文艺社团，相关的文艺政策和领导人对文艺的喜好等，所有这些，都助推了与之相关的文艺经典的形成。如《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就非常具有代表性。《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在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光未然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次年1月抵达延安，就写出了《黄河》词作，在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当即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史诗性大型声乐套曲，气势宏伟磅礴，音调清新，朴实优美，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表现了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人民的苦难与顽强斗争精神，也表现了我们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黄河大合唱》几乎超过了所有艺术经典的影响。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它由词到曲，创作时间之短、作品反响之大，与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声乐套曲）、时代精神和易于被民众接受的形式密切联系，这些元素是《黄河大合唱》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
当然革命文艺经典的生成还要受物资条件制约，电影艺术就是代表。著名导演袁牧之，30年代在上海主创《桃李劫》（编剧兼主演）、《都市风光》、《马路天使》三部故事片，其中《马路天使》被称为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登峰之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侵略，袁牧之放弃都市繁华，毅然来到延安，创建延安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拍摄了延安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但在延安，袁牧之没有创作、导演出经典的故事片，连纪录片也少之又少。延安时期物质的匮乏对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限制不言而喻。
赵树理的小说似乎更容易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其中最突出的元素是将混沌质朴的民俗变成文学创作题材，包括家庭、家族和乡间社会的民俗、恋爱婚姻习俗等等。赵树理还成功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他的《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极大影响并最终成为文学经典。
丁玲的情况比较复杂，也更能够代表延安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特点。由于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等因素影响，丁玲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散文类（杂文、随笔、通讯、报告文学等）写作量明显高于她所擅长的小说。从到达延安到创作出经典小说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花了十余年时间。与《黄河大合唱》和《白毛女》的产生和成为经典比较，丁玲创作出小说经典文本的时间长，其在民众里的影响也远不及《黄河大合唱》和《白毛女》。从受众角度分析，文学作品需要个人阅读，个体的、文化水平的以及大段闲暇时间的要求，在当时都极难满足，也就极大地限制了文学作品的经典生成和广泛传播。因为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延安是全国最落后的地方之一，也是文化教育的荒原。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据《解放日报》统计，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的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到百分之九十五，学龄儿童在学的只有四分之一⑦……物资的、文化的、地域的、时代的因素均作用于作家主体，形成复杂和多层面的力量，助推或者限制艺术经典的产生。另一方面，则是作家自己的因素影响了文学经典的生成。
丁玲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都有经典文本产生。如张扬女性觉醒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书写恋爱与革命的小说《韦护》和表现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在延安曾经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等9篇有代表性的小说，我们不禁要问：延安文艺产生经典文学文本为何需要如此长的时间？用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体制特点加以说明恐怕过于简单。有学者指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文本，存在个人文学话语和政治主流话语的游离，其矛盾之尖锐，调和矛盾之困难，似乎超过了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音乐和话剧等。
1982年，丁玲回忆说：“随着当年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发展，苏区就有了自己的革命文艺……当年苏区文艺的特点是‘工农大众文艺’，是‘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在“工农大众文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创作理念下，丁玲认为作家应自我定位为“带有特殊性的艺术任务的战斗员”，使作品成为伟大的艺术，不但属于大众，而且能结合和提高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作家应深入民间“适合群众”，而非迎合流俗“取媚群众”，亦即“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走向抗战的路，建国的路”。丁玲所说的革命文艺一般是指革命文学。
领导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TEFAF 2016 全球艺术市场报告》中文版由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编译，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联合。此次《TEFAF报告》撰写人克莱尔・麦克安德鲁（Clare McAndrew）首次亲临现场，对《TEFAF报告》作深入的解读。TEFAF艺术市场报告于每年3月初在欧洲艺术古董博览会（TEFAF）期间。作者麦克安德鲁是经济学博士，自2008年开始从经纪人、拍卖行以及研究机构收集数据，跟踪全球艺术市场的逐年变化，进行全面调研分析，目前这份报告已确立了国际权威性。
今年的TEFAF艺术市场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艺术品市场销售额达到了 640亿欧元，较 2014 年略有回调，是持续三年强劲增长后的首次轻度下滑。2015年全球艺术品市场由三大艺术品市场主导：美国（43%）、英国（21%）、中国（19%）。销售额同比下降7%，低于2014年的68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销售量（交易数量）也同比下降了 2%，总量为3810 万件。《TEFAF报告》指出 2015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并探讨了各细分市场、全球财富和艺术品收藏的模式变化、艺术品博览会和网络销售的增长，以及艺术品市场对经济的影响。
本次“上海对话”高峰论坛的四场圆桌议题分别为“艺术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新经济形势下拍卖市场的变革”和“自贸区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