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超主权货币论文【五篇】（全文）,供大家参考。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
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
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
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著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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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著《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世纪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
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
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2篇
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体现，因此相当多国家发行本国货币并要求在本国境内的经济交易使用本币支付，外国货币必须兑换成本国货币在本国才具有购买力。例外的是，实行美元化或欧元化等的国家，本国不再发行货币，允许美元或欧元在该国境内使用。另外，也有一些中小国家，允许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当人民币发挥诸如美元、欧元的作用，被其它国家广泛接受并用于跨国交易的支付结算以及官方储备时，人民币才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现钞、非现钞形式以及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在境外流通并被非居民持有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人民币从境内持有使用到被非居民持有使用的过程，因此，不同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通常，将人民币国际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中使用人民币以及人民币纳入其它国家官方储备范围。当人民币完成这三个层次的国际化后，人民币即成为国际货币。根据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分析，货币国际化一般是从本国货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开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借贷和国际投资等跨境交易使用本国货币，货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是被其它国家普遍用于官方储备，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本文对有关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出如下观点：
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前提
1.货币国际化与货币可兑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是适用范围和状态不同。货币可兑换是指在外汇市场上，可以自由地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其它国家货币，或者反向操作。根据国际间经济交易的限制划分，货币可兑换可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国际化是指该国货币可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外国之间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相互购买和支付，即本国可用本币向第二国支付，第二国可用此货币向第三国购买商品，第三国可用该货币向第四国投资：本国货币为非居民广泛接受。目前世界上许多种货币都实现了可兑换，但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少数几种货币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
二是实现的过程不同。货币可兑换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政府决策，属于政策供给决定的，政府可决定该国货币随时可兑换，而国际化则取决于货币之间的竞争，并非政府政策就可以决定，为需求导向。
理论上两者并不互为前提，但是持有一种不可兑换的货币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持有者的潜在成本。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高级阶段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可兑换，但未完全可兑换并不妨碍该国货币的部分国际化，这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货币可兑换为货币国际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货币国际化是可兑换的肯定和发展。
2.人民币可兑换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充分条件。
如前所述，人民币可兑换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判断，即根据人民币可兑换后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决定是否实现可兑换，而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也需要政府推动，但能够国际化还是取决于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因此，人民币可兑换并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后必然对可兑换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如国际化后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3.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取决于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目前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均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货币之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货币不可兑换意味着持有这种货币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增加持有这种货币的成本，进而削弱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愿望。如果人民币更广泛地实现自由兑换，居民可以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投资、跨境借贷，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可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这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但是，在人民币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借贷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计价结算功能。当然，人民币广泛用于储备货币及国际经济交易的结算还是要求人民币自由兑换。
4.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可兑换的关系。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不能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完全国际化。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比资本项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香港早已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却不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甚至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的货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买到美元，但并不能在世界各地买到港元，如在中东地区根本买不到港元。而且，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新加坡很早已实现了新元的完全可兑换，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新加坡对新元的国际化采取的是不鼓励政策。
二、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分析
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的现状，不难发现现行的人民币边贸结算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安排，与主流国际贸易结算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的边贸结算大多以人民币现钞方式进行，而没有采用采取银行汇款及信用证、托收方式等非现金方式。二是采用了两国央行代表双边政府签约方式以及商业银行对开账户方式来确定人民币的结算地位，类似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部分东欧国家间开展的记账贸易模式，而未纳入银行主流结算渠道。因此，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虽然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但其本身与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很大距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
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与国际借贷、国际投资可以同步进行，无须界限分明，错失良机这是因为：一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建立在我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基础之上的，是有着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厚实的物质基础的，也是应运实体经济需要而提供的一项金融服务。二是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属于经常账户交易范畴。我国于19%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因此人民币用于货物贸易国际结算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只是在现行法律上仍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三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当今主流国际货币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功能，是一项基础性金融服务。货币的国际化应该从此功能开始。
四、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为规避货币发行国的管制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离岸金融中心都是建立在货币发行国以外的地方并由他国来发起建立。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目的，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往交易其它国家的货币，以在确保本国货币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发展国际金融业务。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境外离岸中心的竞争，在本国由非居民参与的本外币离岸交易也逐渐出现，如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人民币是中国的本币，在中国外汇管制逐步放松、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情况下，由中国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就目前发展情况看，金融机构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本外币账户均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如短债指标、会计系统上区分账户等)的情况下开立，设立离岸账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此外，国际上己瞄住我国的金融资源，CME推出了人民币衍生品交易，新加坡交易所推出针对我国A股市场的A50股指期货，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己成为影响中国人民币汇率远期定价的主要因素。在境外人民币市场日益壮大之际，在考虑在国内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不大且未必有吸引力，现实的考虑是允许非居民直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投资。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如前面分析的，国际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否则持有这种货币的高成本导致其不可能被广泛接受，而自由兑换的货币一般采取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因为自由兑换意味着供求不固定，那么价格也就不能固定，否则失去价格调节机制会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这种货币面临投机冲击将无法保证自由兑换了。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非居民可以开放式的赎回外币，内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因为，跨境人民币的流动及其相伴的汇兑活动，势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降低投机资金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六、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现实可能性
本文研究的是人民币为何和如何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未来的国际货币是主权货币，还是一种与主权无关的货币，是一个理论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创造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1.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2.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3.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4.从短期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和国情不同，国家之间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的统一非常困难，而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决定权，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可能放弃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超主权货币的最大障碍是货币本身缺乏价值基础保障，一旦国际政策发生不协调，这种货币并没有国家主权的保障，购买力将难以实现。而诸如美元、欧元或日元等主权货币，尽管其价值存在不稳定因素，但仍可以在货币发行国实现购买力，缺乏价值保障可能是超主权货币发展的最大障碍。换言之，如果超主权货币得不到主权国家政府的法律保障和国际政策安排保障，它得不到广泛认同和接受，因而不会有产生的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2]黄泽民等：《货币银行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
[3]赵海宽：《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之一》《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
[4]姜波克、张青龙：“货币国际化：条件与影响的研究综述”，《新金融》，2005年第8期。
[5]《亚太十国支付结算体系》：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格局；
国际货币格局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9-0077-07
一、引 言
世界经济格局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世界各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稳定关系构成一定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其核心内容是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和支配别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权力配置情况，包括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三个方面的力量对比关系。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以科技革命为契机，几个欧美强国经济的发展主导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英国、美国先后确立了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霸主地位，法国、德国、日本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国际货币格局，国际货币格局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一定时期之内，依托母国经济、政治、金融、军事等实力，通过成为主要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等形式，基于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状态，包括货币力量对比、货币间运行机制等内容。由此可见国际货币格局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内容之一，其调整变化必然是基于国际经济格局演变基础之上的，是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一种反映。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轨迹，先后出现了英镑、美元称霸国际货币格局的局面，以及后来以美元为主导，欧元、日元、英镑和特别提款权等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
世界经济发展史也同样验证了这一现象，每一次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终将引起国际货币格局的相应调整，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其货币往往也会在国际货币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该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其货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地位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二、英国经济兴衰与英镑霸权起落
（一）英国的兴盛与英镑霸权确立
在国际货币格局中最早确立霸权的是英镑，英镑的地位基于英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以及英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宗教改革、圈地运动、殖民贸易（特别是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原始积累，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宣告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这一棉纺织新技术的出现，带动了织布、冶铁、机器制造和运输工具的一系列创新，使英国建成了以纺织业、采矿冶金、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为核心的产业结构，生产力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成为18世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70年代，在工业、贸易和金融方面也远远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1870年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占32%，美国占23%，法国占13%（见表1）。1870年英国的采煤量占世界采煤量的51.5%，生铁产量占50%，棉花消费量占49.2%；
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几乎相当于法国、美国和德国贸易额的总和；
商船吨位超过荷兰、法国、美国、德国和俄国商船吨位的总和；
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
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2]。与英国地位相适应的是，1870年以后，英镑逐渐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英镑等同于黄金，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黄金更好。英国的强大最终将英镑推上了国际货币格局的主导地位，最早在英国确立的金本位制扩散至世界范围，并最终确立了国际金本位制，英镑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远远胜过黄金，英镑可以得到利息，而黄金则需要运输成本，因此在国际结算中英镑充当主要角色，可以说20世纪之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实际上是以伦敦为基础的英镑本位制。
（二）英国的衰落与英镑霸权消失
在英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欧美一些先进国家也先后在本国开展了产业革命，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和美国等国家进行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其中最重要的是电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与此同时，炼钢法的改进、内燃机的发明以及化工技术的进步使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使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得到了跳跃性的发展，使落后的日本和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后也迅速发展起来，使奥地利和意大利进入二流强国的行列，也使发展最早的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世界上呈现出群雄崛起的局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开始从英国转向美国和德国，1870年～1913年，美、德、法、英的工业分别增长了8.1倍、4.6倍、1.9倍和1.3倍，英国在此期间的工业地位在持续下降[3]。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在1870年居世界第一位，后先是被美国超过，又被德国超过，20世纪初降为世界第三位。美、德、英、法在当时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6%、15.7%、14%和6%[3]。然而英国在商品销售市场和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并不表明英国绝对落后，在世界贸易方面，英国仍然占据霸主地位。1911年英国及英属殖民地拥有的了商船吨位占世界总吨位的39.1%，大大超过德国的8.7%、美国的2.5%。1912年英国商船运送了世界贸易价额52%的货物，运送了英国本国与英帝国内各国之间贸易价额的94%的货物，运送了各国与英国之间贸易价额63%的货物以及各外国相互贸易价额的30%的货物[2]。凭借强大的贸易地位，当时的国际货币格局仍以英镑为主导，然而英镑的霸主地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受到削弱，并最终消失。战争改变了资本主义各国原本的力量对比，曾在战争中暂时终止的国际金本位制在战后一度得到恢复，然而恢复的金汇兑本位制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对金本位制①的削弱。金汇兑本位制一直持续到了大危机之后，大危机给资本主义各国造成巨大损失，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需要，资本主义各国相继宣布货币贬值，金本位制最终解体。而各国为应对危机开展的关税战、倾销战和货币战最终演化为集团对抗的局面，英联邦集团、美元集团、金集团、德国集团、日元集团等逐步形成。国际货币格局从英镑称霸过渡到了多个货币集团林立的局面。
三、美国经济兴衰与美元霸权调整
（一）美国的强大与美元霸权确立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霸权再次主导了国际货币格局，美元成为惟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其它国家的货币必须与美元挂钩，并有义务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官价。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就了美国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受战争的影响，英、法两国更加削弱，德日两国一败涂地，只有美国极度扩充了经济实力（如表2）。
如果说英镑霸权的确立是国际货币格局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那么美元霸权的确立则开创了有管理的货币时代。1944年7月，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官价② ，各国政府可用美元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
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确定同美元的汇率，而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般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各1%的幅度内波动，否则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使美元拥有了等同于黄金的特权，并成为各国货币定值的标准，树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绝对优势的特殊地位，此外还成立了两个受美国利益影响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美元霸权的衰落与多元化储备货币格局发展
二战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崛起的日本和欧洲的挑战，美国独步天下的局面被一超多强的时代所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牙买加体系开创了新的国际货币格局。日本通过战后的恢复与改革，1955年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1953年～1973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1967年以法国和联邦德国为首组成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包括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英国、丹麦、爱尔兰等，欧洲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可以与美、日并立的力量。虽然美、日、欧三方均势逐渐形成，但是美国的综合实力不容置疑，美国仍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中仍居主导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战后一度运行良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其本身固有的缺陷最终使该体系陷入困境。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美元必须增加供给，这样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必将扩大，其结果不但会使美元与黄金固定比价难以维持，还会产生美元贬值的压力，导致美元与其他货币固定比价难以长期维持，最终动摇现有货币格局的基础，虽然曾以建立“黄金总库”③ 和设立“特别提款权”④ 的方式来缓解美元国际清偿能力不足的问题，然而“特里芬两难”的缺陷最终是无法解决的，只要由单一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巨大的贸易逆差最终使美国无法面对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各国中央银行要求兑换黄金的压力，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此后关于构建新的国际货币格局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就汇率制度、黄金作用、扩大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资金融通，以及增加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等问题达成协议。牙买加体系开创了新的国际货币格局，美元不再是惟一的国际储备货币，但仍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见表3），德国马克、日元以及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地位日益加强；
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混合汇率替代了固定汇率，国际收支调节的手段也逐渐多样化，“无体系的体系”成为当前货币格局的主要特征。
表3 官方储备中的主要货币所占份额（%）
（1973年～1997年）[4]
三、经济全球化格局下的国际货币格局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着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鲜明特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规则逐步趋于一致和统一，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逐渐消除。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其中欧盟的建立最具代表性，此外还有亚太经济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方共同市场等等。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也引起了国际货币格局相应调整。欧元的启动、日元的国际化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都对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地位发起挑战（见图1）。
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元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份额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71.1%下降到2010年的61.54%；
与此相对，欧元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不断上涨，从2000年的18.3%上升到2010年的27.19%，英镑总体而言在官方外汇储备中比重缓慢上升，日元比重则呈下降趋势，但二者比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很小。虽然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但总体而言美元在国际储备中还是居主导地位，但也不可否认的是美元的地位受到来自欧元和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有了较快和稳定的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从而改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对比。以购买力平价测算，2001年～2008年仅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超过了40%；
全球经济增长的50%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整个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60%[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的《新兴经济体蓝皮书》称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2001年～2010年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高于发达国家的2.6%，也高于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排头兵。据蓝皮书预测，2015年金砖四国的GDP总量将占世界份额的22%，这个数字意味着四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同时四国的GDP增量也将占世界增量的1/3。其中印度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2040年接近或超过美国，而中国经济总量在2020年即有可能超过美国[6]。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已经引起发达国家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关注和重视，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多级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级。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必然会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引起世界格局的调整，从深层次说，现行的世界经济机制、规则、理念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没有考虑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益，这种现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是不相吻合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必将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得以体现，G20峰会的正式创立，从本质上说明，以G7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处理机制不能满足国际金融治理的需要，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G20机制才更加适应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事务、乃至国际货币格局中的话语权也必将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逐步实现。
四、国际货币格局调整的特点
纵观上述国际货币格局调整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中国际货币格局调整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国际货币格局的调整具有一致性，一定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决定了国际货币格局调整的方向，但二者在时间上却不同步，国际货币格局的调整往往滞后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
第二，每一次国际货币格局调整后的具体内容均有所不同，这恰恰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主导下的国际货币格局的多样性特征；
第三，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其货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地位往往也不对称。
（一）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与国际货币格局调整时间错位
世界经济史上国际货币格局的调整往往滞后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二者变化的步伐并非协调一致。也就是说，当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力量对比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有所改变的前提下，国际货币格局在一段时间内仍维持原来的状态，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甚至世界各国还会通过谈判、协调力图保持国际货币格局的稳定。18世纪是英国经济实力迅速跃升的时期，1700年～1820年，英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从2.9%上升到5.2%。1780年，英国的商船总吨位已经达到约10万吨，超过荷兰，居世界第一。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实力已是世界领先，但其货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地位并不特别突出，
1870年前后，待英国经济实力已经连续几十年稳居世界首位之后，英镑才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霸权的国际货币格局才正式形成。美元的情况也类似，1870年以后，美国的经济很快超过英国，进入20世纪美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首位，然而在1870年～1913年期间，国际货币格局仍以英镑为主导，美元的地位并不显著。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才确立了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货币霸权地位。虽然后来世界经济格局从战后的美苏“两极争霸”演变到美、欧、日的“一超多强”格局，美元一直居于国际货币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目前虽然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演变，新兴市场经济体迅速崛起，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但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短进期内美元的货币霸权难以被其它货币所取代。
（二）世界经济格局主导下的国际货币格局的异质性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英国和美国先后取得霸权，其货币也先后主导了当时的国际货币格局，这看似相似的历史，却绝非简单的重复。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基于世界市场范围、国际分工水平、生产力发展程度、金融市场完善程度以及国际协调能力的不同，其对国际货币格局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英镑在国际货币格局中霸权的确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早在1819年英国就确立了金本位制，而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仍坚持复本位制，英国的货币制度并未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产业革命的开展成就英镑的霸权，19世纪后期产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不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而且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伦敦亦成为全球金融、贸易结算中心。以伦敦和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支付网络覆盖全球，英镑凭借英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的霸权地位成为国际间最主要的结算手段，甚至成为某些国家的储备货币。鉴于英国经济上的成功和与英国进行贸易的需要，金本位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扩散。在当时的国际货币格局中，英镑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均可自由兑换黄金，在这方面英镑没有特权，只是由于当时英国位于国际垂直分工的最顶端，英国的工业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绝对的竞争力，加之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在国际上的认可，以及英国经济实力的雄厚，在国际结算中，英镑自然而然的取得了与黄金等价的地位，人们认为英镑的稳定性是无与伦比的，甚至比黄金更优越。在这一时期，英镑霸权的具体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黄金是法定储备货币；
英镑与其他国家货币均可自由兑换黄金，英镑成为现实中国际结算的主要货币；
国际收支调节以黄金的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为基础，进行自发调节。
然而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的中霸权地位则是经过国际协商后的结果。二战后关于重建国际货币秩序的竞争曾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展开，然而最终由于美英经济实力的差距，“凯恩斯计划”让位于“怀特计划”，在“怀特计划”基础之上经过双方的多轮谈判，最终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并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从而确立的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霸权地位。但美元霸权与英镑霸权在具体内容上有很大不同：黄金和美元同为储备货币；
美元是唯一可兑换货币，其他国家货币只有兑换成美元后，才能与黄金兑换（美元俨然成为一种特权货币）；
国际收支调节以可调整的固定汇率为基础，各国政府有义务进行干预。所以说美元的霸权开创了有管理的货币体系时代。
（三）国际经济地位与国际货币地位的不对
称性
将全球经济总量进行量化，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总会在其中占有一定份额，但在国际货币格局中，并不是每个国家的货币都占有一席之地，就当前国际货币格局而言，自欧元启动以来，美元、日元、英磅、欧元和瑞士法郎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高98%左右，而其他国家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极小，如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都有相当的地位，但其货币却没有国际地位，或者说在国际货币中的份额为零（见表4）。此外，即使同为国际储备货币，其母国的经济地位与该货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地位也不对称。如表2所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瑞土法郎2007年在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分别为64.2%、26.1%、4.5%、3.1%、0.2%，而同年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瑞士的GDP在世界GDP总量中的份额分别为25.4%、22.3%、5%、8.1%、0.8%[7]。从数值上可以看出，美元与欧元在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分别大大高于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而英镑、日元和瑞士法郎在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则远远低于于其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这也是国际货币格局所独有的特征。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国际货币格局是世界经济格局的组成部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动态演变，国际货币格局也会随之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国际货币格局必然会体现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态势和特点，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2007年～2009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蔓延率先波及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并进而发展为危及全球实体经济的经济危机，严重暴露出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格局的缺陷，当前国际货币格局亟待改革，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改革方案之一。然而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应该采取何种国际化路线？国际货币格局的调整的方向是什么？根据前文对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中的国际货币格局调整的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一）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诚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与国际货币格局调整存在着时间错位。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实力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其货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地位并不特别突出，英镑在1870年以后才逐成为世界货币，前后相差近百年；
美元也是一样，20世纪初美国经济实力已经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但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霸权是随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而确立起来的，前后也相差了几十年。不仅如此，这些大国货币的国际化均是在其国力明显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中国经济虽然发展迅速，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也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2010年中国总量达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排名世界中等偏下，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实力的差距，使得中国在短期内还难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可靠的支撑。即便中国跨入富裕国家的行列，实现货币国际化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此外，货币国际化还伴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而人民币目前在资本市场上还没有实现自由兑换，中国也远未形成像伦敦和纽约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人民币国际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二）人民币国际化要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适应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动摇，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短期内也不会有根本性调整。目前世界4/5以上的外汇交易、60%以上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5]，虽然欧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9年成立时的17.9%增加到2010年的27.19%，同时美元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下降，但相对于欧元、英镑和日元来讲，美元仍占有62%的比重，作为世界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与清算货币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不仅如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对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来讲，短期内并不希望美元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如果美元贬值，那么巨额的外汇储备就会缩水。当前许多战略性初级产品与资源以美元标价，美元贬值则意味着这些产品价格上升，对于像中国这样使用能源和其他资源性产品较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这些产品价格不涨，则会使本国出品产品成本上升，不利于目前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还要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适应，在继续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渐进的扩大区域货币合作的范围，如成立亚洲货币合作基金和股票市场，加强与亚洲各国的货币互换，扩大亚洲货币合作基础的规模[5]，建立区域共同储备等，通过推动区域货币一体化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
（三）国际货币格局调整的前景存在多种可
能性
英国和美国称霸的世界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的国际货币格局也不会是某一国家的货币独霸的局面，但创立超货币，人民币单独国际化取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或是以区域货币为主体形成“金融稳定三岛”格局等都有可能是未来国际货币格局调整的方向。首先创立超货币困难重重。虽然在197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了带有超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国际储备资产，但其使用范围和分配结构存在明显局限。特别提款权只能用于官方机构，不能用于非官方的商品或金融的市场交易；
从创立之初，特别提款权只分配了两次，总计金额214亿多单位，仅占国际储备总额的5%，远不适应庞大的国际资金流动，而且发达国家拥有SDR的2/3，发展中国家只有1/3[8]，不合理的分配结构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SDR的需求。抛开SDR创立新的超货币，则面临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发行主体缺失，发行量无法确定以及美国对超货币创立的阻挠等困境。其次人民币单独国际化取得国际储备地位，如前所述这一时机还远未成熟，人民币国际化要着眼于中国和崛起的发展战略，当前提高综合国力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保障。第三，以区域为主体形成“金融稳定三岛”格局，目前看来很有可能是未来国际货币格局调整的方向。自欧元诞生以来，其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逐渐上升，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储备资产，“三岛”中缺失的是亚洲区域性货币。然而亚洲区域性货币的诞生又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较大的差异性，不像欧盟各国在各方面存在高度的统一性，此外亚洲各国利益错综杂，中国和日本尚不具备明确的政治互信和协调机制，因此日元和人民币难以在货币统一过程中发挥轴心货币作用，因此亚洲区域性货币何时形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注 释]
① 金本位制分为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通常意义上的金本位制是指金币本位制，也称经典金本位制。这里指的是金币本位制。
② 每一美元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
③ 1960年美国对外短期债务已超过其黄金储备，美国联合英国、瑞士、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八个国家于1961年10月建立了黄金总库，八国央行共拿出2.7亿美元的黄金，由英格兰银行为黄金总库的机关，负责维持伦敦黄金价格，在伦敦黄金市场上买卖黄金，以便将金价维持在35.20美元1盎司的水平上，并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外国政府持美元外汇向美国兑换黄金。
④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由于其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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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attern
in the Global Economy Evolution
Dong Jun1,2
（1.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China；
2. Inner Mongolia Financial and Economics College，Huhhot 010070，China）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铸币税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非税收入，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所获取的财富。为弥补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失业率，政府有获取铸币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容易受到政府的干涉，通过超发货币以获取最大化铸币税。由此会引发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等问题，最终损害到公民的财产权。现有的货币规则无法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执行稳定货币的基本职责，惟有建立一种宪法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在促使货币当局担负起货币责任的同时，限制其权力的任意扩张。
[关键词]铸币税；
非税收入；
货币宪法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0
一国的经济主要有两个：货币和税收，其中货币在经济上的存在形式主要是政府的铸币税收入，即政府通过货币发行取得的收入[1]。近年来，政府及中央银行通过超发货币，引致通货膨胀，从而获取了相对于征税来说较为隐蔽的、可观的铸币税。然而，铸币税的大量获取，必然会扭曲一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并引发经济危机乃至宪法危机。因此，通过有效的宪法规则，规制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就目前宪法学领域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还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拟从宪法学角度对铸币税的性质、存在形式、政府铸币权的行使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规范铸币税的具体思路。
一、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的铸币税
一般而言，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间的差额就是铸币税。铸币税不同于税收，而是通过货币铸造行为获取的收入，铸币税是政府发行货币的结果，货币发行是铸币税的源泉。铸币税是一种特殊的政府非税收入，铸币税的产生、发展与政府的公权力息息相关。
铸币税的英文是seigniorage，有人将之译成铸币收入或者铸币收益。[2]铸币税产生于金属时代的后期。[3]金属时代后期，铸币者逐渐发现，货币本身的实际价值即使低于它的面值，同样可以按照其面值在市场上流通，这样，铸币税就产生了。起初，任何人都有可能铸币，其后铸币权逐渐被国家的统治者所垄断，铸币税与统治特权的关系日益密切。在中世纪的欧洲，铸造货币的权力为封建君主和领主所垄断，民间如要将贵金属铸成货币，需向领主缴纳一定费用，该费用扣除铸造成本后的收益，归封建领主所有。该收益是封建领主凭借其统治权而得到的净获利，这种利益便是铸币税。在历史上，铸币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衍变[4]：一是金属货币阶段。在这个阶段，统治者为牟取暴利，故意降低货币的金属含量，改变其成色。统治者在贵重金属中掺入的低廉金属成分越高，获取的铸币税收益就越多。二是信用货币阶段。在这个阶段，金属货币发展为信用货币，开始实行脱离金本位的纸币制度，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政府银行通过开出支票和投放贷款的方式，以极为低廉的成本获取铸币税。可见，信用制度下的铸币税是无限的。当然，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铸币税的获取。因此，现代经济学认为，广义的铸币税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获取的利润，其中包括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获得并上缴财政的利润，还包括货币当局通过购买国债向中央财政提供的资金，再就是政府财政通过直接发行通货所获得的收益。[1]
铸币税与税收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在有些国家，铸币税成为政府除税收、公债之外的一项重要收入，是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而使用的重要融资手段；
铸币税与税收都是依凭政府合法的强制权力来获取的，都属于财政收入的范畴。不同之处在于，税收是政府为实现其职能，依据法律规定，由专门机构凭借政治权力就纳税人的财产和特定行为所实施的强制措施，其收益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5]而铸币税则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的结果，与税收有着质的区别。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通过货币发行取得的是对货币资金的一种占有或使用，政府因此承担着偿债的义务。或者说铸币税是一种债务收入，而税收则是国家专门机构对纳税人财产实行的强制占有，并导致财产所有权的转移。铸币税的权力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而税收的权力主体则包含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二、铸币税与政府的铸币权
从货币发展轨迹来看，当国家垄断了铸币权，铸币税就同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了。[6]（P23-32）如果说在金属货币年代，货币的币材还能制约国家的铸币权，使其不能为所欲为，而进入到信用货币年代，由于印制纸币成本很低，铸币税作为国家信用，就愈发表现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于是货币成了国家意志的产物，铸币税制度也同样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当然，说它是政府意志的产物更为确切。[7]
“政府发行和操纵货币的专有权之后，铸币税只是政府实施其主导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极大地有助于政府权力的广泛增长。当代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以下面的假设为基础：政府有权随自己的意愿创造任何数量的货币，并使人们接受之。政府据此而强有力地捍卫着自己的传统权力。”[6]（P31）为了实现铸币税收入的最大化，政府会通过其政策控制货币的供给量。在“货币数量论”模型下，铸币税收益总是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通货膨胀会因为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加使货币需求降低，从而形成对政府追求扩大货币供给量行为的一种抵抗。为防止货币需求在通胀预期下的降低，追求铸币税收入最大化的政府会尽可能扩大货币增长率，从而导致货币需求主体的预期无法及时调整。其结果会形成一种货币扩张，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其实质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博弈。[8]由于面对这种“廉价”货币政策的诱惑，理性的货币当局会采取“时间不一致行为”，从而导致一种隐蔽的欺骗，进而带来政府的信誉问题。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政府的垄断权一直在被滥用”[6]（P33）。
对铸币税的追求，通常是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实现的。货币政策不单单是货币当局的决定，更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不同的货币政策会对经济主体产生不同的分配效应，相同的货币政策也会对不同的经济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主体受益，另外的主体则受损，并且不同主体的受益和受损程度也不一样。很显然，货币政策是“非中立”的。[6]（P99）另外一些学者指出，公众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它可能导致公众手中一部分实物的流失。比如住宅建筑业，至少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施工成本增加，致使新的住宅建筑者受损；
二是导致住房购买者的支付成本上升。此外，提高利率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其获利空间降低。[9]相对而言，利率的提高对债权人更加有利。
上述情形在美国的货币实践中有较明显的体现，并且同历次经济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学家对美联储的货币行为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10]：一种是乌托邦式的，将美联储理想化为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的机构。他们认为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包括稳定物价、减少失业，其任务是更准确地把握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沿着这个方向，经济学家们设计出了各种经济模型，以期能够发现有效实现政策目的的工具。另一种是批评的态度，强调货币政策是各群体竞争压力下的结果，而不是美联储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的产物。美联储主席和各联储官员、财政部官员以及国会议员的言行，都被看做不同利益主体影响货币政策的有力证据。美联储的主要操作方式是利率调整，至于利率朝哪个方向变动则受到不同群体力量对比的影响。
乌托邦式的观点，是受福利经济学影响的规范性分析，他们将美联储看做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
而批评者的观点是实证性的分析，他们将货币政策看做是美联储、其他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对于乌托邦式的观点，假如美联储能够超脱于各个部门和集团的利益之争，我们不妨将其看做专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然而美联储是一个现实中的官僚机构，“官僚进入政府，不经选民的选举，而由另一些官僚任命。他篡夺了很多立法权力……官僚部门利用这种伪立法的手段篡夺权力，根据他们自己对具体事务之优劣的判断，也就是说，以十分任意的方式，决定很多事情”[11]。因此，美联储以及与之类似的很多货币机构，都把铸币权当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
三、铸币税的成本与公民的财产权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铸币税通常是同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铸币税同预算赤字、财政赤字货币化等问题关系紧密，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货币贬值，致使人民的财富缩水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铸币税一般来说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甚至在有些情况下，铸币税与通货膨胀税是同义词。[12]通货膨胀本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把由货币发行造成的通货膨胀看做是对现金余额的一种税收，也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观点，“不论以白银为货币或以黄金为货币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今天的纸币来说，只有政府，只有政府本身，才能制造过度的货币增长，从而制造通货膨胀”[13]（P197）。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理，就会危及整个社会，尤其是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通货膨胀会带来公众“持币人剩余”的减少，即人民财富的流失，更进一步讲是人民的宪法财产权遭受侵害。随着通货膨胀率上升，人们的持币成本也一起上升。如果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增加能够预见，就会降低流动性偏好，减少对真实货币的持有。通货膨胀还会增加企业对商品重新定价的成本、债权人和债务人财富再分配成本等。
铸币税可以补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如果滥用铸币权，过度攫取铸币税，则会对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不过铸币税的攫取和货币权的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1950年代，财政领域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凯恩斯革命”，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货币政策一度被看做是一种“便宜”的工具。凯恩斯认为，当利率过低的时候，社会对货币的需要存在“流动性陷阱”[14]，即便货币政策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工具，它也能使利率（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并配合财政政策促使有效需求增加[15]。同时，较低的利率水平能够帮助政府降低在实行财政扩张政策时的利息成本，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能带来可观的铸币税收入，并反过来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铸币税与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未使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便宜”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战后各国普遍的高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并不“便宜”。[16]到1970年代，欧美各国普遍出现的经济滞涨现象更是从实践上彻底否定了长期“菲利普斯曲线”[17]的有效性。所以，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和随后的理性预期学派在理论上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从1990年代初，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把维持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从而在制度上对政府影响货币供给的能力做了种种限制，这样铸币税的融资功能在这些国家被人为弱化了。但在政府财政汲取能力较弱的经济转型国家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铸币税融资以满足财政需求，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政府普遍感觉铸币税的直接融资成本小，并且方便及时，所以动用铸币税融资的诱惑很大。当然，这种行为对经济发展、公民财产和社会福利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规范铸币税的路径选择
鉴于铸币税扩张的危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通过外在法律规则规范铸币税的需求。关于规范铸币税的途径，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通过增强和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尽量排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维坦”政府的干扰；
[18-23]二是通过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利用具有竞争性的私人货币取代国家货币，打破政府对货币权力的垄断，实现“货币的非国家化”，彻底废除中央银行的设置[6]（P120）。其中，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方案很有诱惑力，似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国家垄断货币权力的弊端，然而其方案受到普遍的质疑。从货币发展史来看，国家垄断货币权力是历史的必然。
国家垄断铸币权与“自由银行”制度是紧密相关的。自由银行学派主张限制甚至消除政府对货币和银行事务的干预，建议全面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引入放任自由主义。[24]从银行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过自由银行制度时期。该制度具有致命的缺陷，即容易导致银行券流通混乱、信用低下，并会导致银行危机。[25]鉴于此，铸币权最终被政府垄断，“货币的国家化”也由此而来。至于哈耶克所称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即便在实行自由银行制度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另外，铸币税与铸币权还是国家的象征。“丰富的经验和历史证据表明，（哈耶克的）希望实在是无法实现：能够提供购买力保证的私人货币，是不大可能驱逐政府发行的货币的。”[6]（P95）即便是哈耶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货币的非国家化”显然纯属空想，“因为似乎不会有任何一国政府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允许尝试这种制度”[26]。尽管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事实差距甚远，哈耶克的命题还是为我们规范铸币税提供了有益的智力支持。哈耶克[27]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政府垄断了铸币权及由此引起的信贷货币扩张和紧缩，扭曲了生产结构。如果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思路不易甚至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保持和增强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独立性就成为必然选择。
在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上，根据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通常可做如下分类：（1）中央银行直接对立法机关负责，独立性较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德意志联邦银行、瑞典银行等均如此；
（2）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独立性较差，如法兰西中央银行、意大利中央银行等，还有一些处于转型时期国家的中央银行，这类中央银行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时，都比较多地听命于政府或财政部；
（3）中央银行名义上隶属于政府，但在实际上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决策权、管理权都是相对独立的，如日本、英格兰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28]
至于我国的中央银行，基本上是隶属于政府序列、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马克斯韦尔·J·弗里曾经提出根据中央银行对政府财政部门增加货币投放要求的反应，以测算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标准。根据此标准，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显较差。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从2009年我国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由此导致近年来货币超发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等负面后果，同样显示出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差。
目前国内关于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行动方案很多[29]，然而就近年来货币超发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而言，现有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制度设计仍然不能避免政府为追逐收入最大化而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此，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规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思路[30-32]：制定外在的“货币宪法”，以约束货币供应当局，防止其滥发货币。[33]这是因为，货币当局始终怀有增发货币的冲动，而政府在获取财政收入问题上也总是不遗余力。既然征税容易遭受人民的抵抗，铸币税就成为替代选择，它是一种隐蔽的、无需投票即可征收的“税种”，仅仅增加货币量便可获取无尽的财政收入。[13]（P182-187）面对政府的这种特性，惟有建立一种宪法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在促使货币当局担负起货币责任的同时，限制其权力的任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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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第5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6-1428(2007)04-0029-05
货币错配是指经济主体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债务用不同的货币计值，或者其业务经营活动中收入与支付用不同的货币计价，并且没有采取任何工具与手段规避汇率风险的现象。一个国家总体货币错配是指，拥有的外币资产与外币债务在折算为同一种货币时不相等的现象。
从理论上说，货币错配现象普遍存在于流通两种以上货币的经济体中。从历史上看，早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时代就存在货币错配，比如金银复本位制度下，经济主体的资产与负债或者收入与支出分别用金和银标价时，一旦金银比价发生变动，它们的权益净值与净收入也会发生变动，从而出现货币错配风险，当然，在当时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金属货币最终被信用货币所取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样决定了全球货币最终要趋于统一。但在独立国家存在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发行不同的信用货币仍然作为国家的象征。很显然，在全球货币尚未统一但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背景下，融入全球经济当中的经济主体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不得不经常性地使用不同的货币计值。由此造成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存在着货币错配现象，只有少数国际货币发行国不存在或很少有货币错配。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货币错配尤其严重。
一、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理论回顾与探讨
从一国总体货币错配看，可以把货币错配分为两种类型，即债务型货币错配和债权型货币错配。当一国(包括官方与非官方部门)所拥有的外币资产小于需要偿付的外币负债时，或者说，拥有以外币计值的净债务时，该国属于债务型货币错配，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新兴市场国家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
反之，一国的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时，或者说，拥有以外币计值的净债权时，该国属于债权型货币错配，比如“广场协议”签署前后的日本以及2000年以后拥有高额外汇储备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债务型货币错配还是债权型货币错配，都会对一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影响。
1．债务型货币错配。
从债务型货币错配来看，如果货币错配程度严重，就会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发展中国家一般采取比较僵硬的汇率制度，一旦资本账户开放，投机资本很容易让固定汇率失守，引起本币汇率大幅下跌，那些存在货币错配的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权益贬损与净收入的急剧下降引发倒闭风潮。银行大面积倒闭带来信贷紧缩与经济的进一步萧条，给这些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沉重打击。本币贬值意味着外币债务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由货币错配所导致的净损失远大于由本币贬值所带来的贸易方面的好处(李扬，2005)。
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存在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出现“浮动恐惧论”的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即“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一债务型货币错配累积一害怕本币贬值一维护固定汇率制度”。具体地说，一方面，长期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会对微观经济主体提供负向激励，使他们不顾汇率风险而不断累积货币错配，固定汇率也使外汇市场套期保值工具的需求与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一旦货币错配形成了较大的规模，考虑到汇率变动对经济主体和对外债务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不敢轻易让汇率浮动，因而患上“浮动恐惧症”。Eduardo J．J．Ganapolskv(2002)通过建立模型来解释这一现象，他假定外汇干预和本币贬值都存在昂贵的代价，那么政府面临着如何选择最优的政策组合来最小化这些成本，这主要取决于两个事实即财政约束和货币错配状况。最后得出两个结论：(1)如果那些高货币需求弹性的国家不能承受财政政策的调整成本，他们就会避免过多地干预外汇市场，对他们而言，最好通过不可预料的本币贬值而不是依靠完全可预期的通货膨胀税来筹措财政收入；
(2)那些存在严重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国家将尽量稳定货币汇率，即便付出未来出现高通货膨胀的代价。事实上，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出现的高通货膨胀和僵硬的名义汇率正是这些最优政策组合的必然结果。
债务型货币错配还使一国货币政策无所适从。Barty Eichengreen．Ricardo Hausmann andugo Panizza(2003)在其经典论文“The Pain of Original Sin”中提出，“遭受原罪(近似于货币错配，作者注)的国家很难实行弹性汇率并利用弹性汇率带来的好处，这是因为汇率变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限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经济受到冲击时，利率必须承担更多的调整任务，表现为利率的波动性更大”。债务型货币错配的风险在于本币贬值，这也是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假定一国由于国外需求减少或者国内需求不足而使经济陷入衰退，那么货币政策的正常反应是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需求，同时本币贬值以促进出口，但是如果存在巨额货币错配的话，这一政策实行起来很困难。一旦下调利率，本币汇价就可能急剧下降，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和企业破产会接踵而至。如果提高利率以捍卫本币汇率，那么企业的财务负担加重，总需求锐减，经济进一步衰退。在这里，维持低利率，任由本币贬值，或者提高利率，捍卫汇率稳定，都不能阻止破产风潮和经济衰退。
Goldstein指出，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降低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有效性，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把通货膨胀率(而非汇率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如果不能在降低货币错配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使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最终会走上“美元化”的道路。美元化意味着彻底放弃本国的货币政策。
2．债权型货币错配。
债权型货币错配同样对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无法以本币提供信贷的国际债权国往往面临着债权型货币错配。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特征之一是货币当局拥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累积一方面来源于国际收支顺差和游资的涌入，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国内居民因担心本币升值而导致的资产替换。
超过正常需要的外汇储备的增长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本币升值压力、资源的低效使用、央行干预成本增加等。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受
到极大牵制，外汇占款的增加引起基础货币的过度投放，给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进行冲销性干预，央行要付出很大的财务成本，因此，冲销性干预只能是一种短期手段，长期来看由于货币回笼成本累积，容易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基础货币投放。
Ronald I．Mckinnon把那些存在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叫“高储蓄两难”。一方面，随着美元权益的累积，国内美元资产持有者越来越担心美元资产价值下跌，纷纷将其转成本币资产，迫使本币升值；
另一方面，国外指责该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由于货币低估引起的，这会诱发大量贸易摩擦，国外将以平衡贸易逆差为由敦促该国货币升值。内部资产转换的推力与外部贸易制裁威胁的压力相结合，使本币升值如箭在弦。这时，政府面临两难抉择，如果让本币升值则会诱发通货紧缩，并像日本那样陷入流动性馅阱；
如果不升值，则会受到逆差国的贸易制裁，贸易纠纷将使该国疲于应付。
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出现了新的动向，那就是许多原先属于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国家(如东亚一些国家)摇身一变成了债权型货币错配国家。这些国家现在不是担心本币贬值带来的货币危机，而是担心本币升值预期带来通货膨胀问题。由于无法用本币将积累的净债权贷放出去，这些国家不得不将经常项目盈余绝大部分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以较低的利息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可以预期的是，这种债权型货币错配仍将长期存在并困扰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策制定者。
二、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实证分析与考察
1．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型货币错配。
大规模货币错配犹如一把悬剑，一旦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则是致命的一击。在1990年生货币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过危机前资本大量流入而危机后资本大规模撤出的现象。危机前外资的大量流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外债的大幅增加以及货币错配程度的加深。随着外资的流入，东亚五国在危机之前的一两年内外债规模急剧扩大，其中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外债余额已达到或超过GDP的一半。
如果这些外债都是以本币计值，既便汇率发生变动，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国内经济均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问题在于，新兴市场作为净债务国所承担的债务几乎都是以外币(大部分为美元)来计价的，由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金融衍生工具来进行套期交易以减轻货币错配。由此产生的货币错配风险将影响到国内经济主体拥有的净权益价值，并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均衡。
从表一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债务型货币错配非常严重，除中国香港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债几乎全是以外币计值。一旦因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或者投机资本攻击等原因导致本币贬值，就会出现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和外债负担急剧增加的后果。汇率贬值所带来的财富效应，限制了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的扩张，从危机国家的实际情况看的确如此，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危机之前的总投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危机后的第一年总投资率分别比前一年下降15％、13％、160．2％和80．3％，总投资率的下降使净投资出现负值，并使产出下降和失业率上升(金洪飞，2004)。
亚洲危机期间，货币错配程度与危机的深度紧密相关，因为货币错配程度决定了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在本币贬值条件下财务状况恶化的程度，金融企业的财务状况决定了信贷水平，非金融企业的财务状况直接决定着投资水平，因此货币错配不仅与产出水平下降有关，而且与化解危机的成本(包括金融重组成本)高度相关。
亚洲危机之后，不要以为新兴市场国家减少了对外债务、改善了对外贸易状况，就消除了货币错配问题。其实不然，自从2000年以后，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变成了资本净输出方，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使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断累积，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超出了储备充足性的几个“经验法则”的比率(李扬，余维彬，2005)。事实表明，这些国家面临一种新型的货币错配即债权型货币错配，这种货币错配无论从原因还是后果来看都不同于以往出现的债务型货币错配，但给经济主体带来的风险与危害则同样严重。
2．日本的债权型货币错配。
1955年－1973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9．8％，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的贸易盈余也持续扩大，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额突破1000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则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净海外资产出现大幅增长，到1997年日本净海外资产就将近1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私人部门的净资产，在私人部门中非银行机构持有的海外净资产占绝大部分，这部分资产稳定性最差。日本官方或非官方的对外资产大部分是美元计价的证券。正如关世雄所说，“在历史上，从未出现最大债权国拥有的大部分海外资产却是以最大债务国的货币计价的情况，这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根源。”很显然，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货币错配相当严重，这不仅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根源，更是日本国内宏观经济与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当日元升值时，日本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将出现损失(以日元计算)，这是日本朝野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只有不断调整国内政策包括扩大日本海外投资以降低资本项目顺差，这还不够，从1971年到1995年美国单方或联合其他国家不时地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以便减少日本的贸易盈余，这是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在今天仍在继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麦金农，2002)。
根据前面对货币错配类型的划分，作为最大债权国的日本显然存在着债权型货币错配。那么这种货币错配对日本经济与货币政策究竟有何影响呢?我们还是借用Mckinnon的观点来加以说明。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存在与不断扩大，使国内美元资产的持有者日益担心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于是引起大规模的外币对本币的替换，这种替换会加剧本币升值，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国外势力也施加外部压力，从而使本币升值压力高涨。但政府并不愿意升值，因为升值除了带来看得见的损失外还使经济面临通货紧缩。其实，更可怕的是，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对一国货币政策所施加的影响。日本从广场协议后本币大幅升值，但随后并未出现盈余减少的局面，因此，美国以此为借口与日本贸易摩擦不断，并鼓吹日元升值，使得日元始终处于升值的预期之中。根据无抵补套利平价，日元升值预期的存在使得日元资产利率远低于美元资产利率，20世纪70年代后期，利差大约4个百分点。只要美元资产利率处于相对高位，日本名义利率相对较低也无大碍，关键是美国也有经济衰退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1年，当美国自身的利率相对较低时(低于
平均水平)，日元资产的中长期利率被迫降为零，从而使日本掉入流动性陷阱，难以自拔。
从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出，债权型货币错配到一定程度会使本币产生升值压力。这种升值压力一方面来自贸易逆差国的指责与摩擦，另一方面源自国内外币资产持有者对外币贬值的担心而产生的本外币资产的替换。除此以外，外来游资对本币的投机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在资本管制较严的情况下投机资本进入的数量不会很大。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金融全球化“以一系列高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和IT的普遍使用为基础，以金融创新为动力，以全球金融自由化为源泉，以机构化的私人资本为主力，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李扬，黄金老，1999)。”毫无疑问，新阶段的特点是金融全球化在广度与深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界限更模糊，主要国家经济周期更加趋同，并且它们货币政策的外部性更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流动与信息流动更为快速与自由。在少数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前提下金融全球化的扩大，一方面使各国经济主体的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发生变化，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需要清偿债权债务规模日益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人为分割，金融全球化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形成各国货币的统一。由此造成各国经济主体的货币错配程度在加深，在主要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现实条件下，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货币错配风险不断加剧。
三、人民币升值与当前货币政策选择
国家外汇局首次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均保持增长态势，资产增幅快于负债。2005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存量12182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同比增长3．2％，对外金融负债存量9307亿美元，同比增长16％，用前者减去后者，中国对外金融净资产2875亿美元，这表明，我国目前拥有很大的净债权。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更不是国际货币，因而国内居民无法用人民币对外放贷，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错配问题。此外。200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9879亿美元。即使不考虑私人部门所持有的外币资产，一旦外币贬值，也会给我国带来巨额的汇兑损失。可见，我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债权型货币错配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同的是，我国当前的货币错配主要集中在官方，这也是我国经济与金融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之所以存在较为严重的债权型货币错配，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难以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充当计价货币，从而使国内经济主体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形成大量外币资产与负债；
二是因为，从1994年汇改以来，长期实行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国内经济主体对汇率风险不敏感，从而没有动力减轻业已存在的货币错配状况。另外，银行结售汇制度的推行，使中央银行承接了国内经济主体的大部分货币错配风险：三是我国存在高储蓄倾向，在经济增长的现实背景下，过量储蓄转变成越来越多的贸易盈余，结果外币资产规模越堆越高，形成了目前外汇储备高居不下的局面。
由贸易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是货币错配严重化的表现之一。这种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直接后果是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又会使国外资本通过合法与非法的渠道(如隐匿在经常项目收支当中)流入国内，同时，国内微观经济主体会将现存的外币资产向人民币资产替换以规避货币错配风险，这将进一步放大升值压力，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这种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国内投资与信贷出现超常规的增长，经济存在过热迹象，为此货币政策的正确选项是提高利率以抑制过高的投资增长率，但是不能不考虑的后果是，提高利率会进一步加剧外资内流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因此当前中央银行面临着货币政策困境。
从1994年汇改以来，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以汇率为名义锚，换言之，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的是外部目标，这个外部目标其实就是汇率稳定，比如，即使在1997年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时候，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为此不惜牺牲了国内目标(即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幸运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期，外部目标与内部目标基本上是切合的，没有多大的冲突，然而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外汇储备高涨的局面下还能以稳定汇率为目标吗?
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转折点，即政策重心由外部目标向内部目标转移，更加关注国内物价与就业水平，应尽快放弃“名义锚”。原因在于，其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应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何况我们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并不同步。其二，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并且在全球经济体中地位的上升，选择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成本更高(与1997年相比)，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承受；
其三，目前内外目标严重冲突，已经没有调和的可能，不象以前那样还可以兼顾。选择外部目标，高额储备、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和经济过热等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并且会进一步严重。而选择内部目标，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则有望解决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