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成本论文范文第1篇在管理会计学中，以成本性态可分为基本假设，成本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动成本法是相对于完全成本法而言的，它从无到有、从一开始不为人们所认识到被普遍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根本原因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变动成本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变动成本论文范文第1篇
在管理会计学中，以成本性态可分为基本假设，成本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动成本法是相对于完全成本法而言的，它从无到有、从一开始不为人们所认识到被普遍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突出的优点。本论文通过比较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概括其差异。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
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的差异 一、产品成本构成内容不同。完全成本法，是指在产品成本的计算上，不仅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还包括了全部制造费用（变动性制造费用和固定性制造费用）。变动成本法则是指在产品成本的计算上，只包括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中的变动性部分，而不包括制造费用中的固定性部分。如表：
方法产品成本期间成本 完全成本法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性制造费用 固定性制造费用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变动成本法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性制造费用固定性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二、存货成本的构成内容不同。由于两种方法下产品成本的构成内容不同，所以存货成本的构成内容也不同。完全成本法下，不论是库存产成品、在产品还是已销产品，其成本中均包括固定性制造费用。变动成本法下不论是库存产成品、在产品还是已销产品，其成本中只包括变动性制造费用，而固定性制造费用则作为了期间成本。所以变动成本法下期末存货的成本必然小于完全成本法下的期末存货的成本。
三、计算损益的方法不同。在不考虑税金问题的情况下，完全成本法下，利润总额=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期间成本。变动成本法下，利润总额=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现举例如下：
某企业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连续三年产量均为600件。而销量分别为600件、500件和700件。单位产品售价为150元。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年度总额为20000元。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性制造费用为80元，固定性制造费用为12000元。要求：采用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计算利润总额。
损益计算和年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合计 变动成本法：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固定性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利润总额 90000 48000 12000 20000 10000 75000 40000 12000 20000 3000 105000 56000 12000 20000 17000 270000 144000 36000 60000 30000 完全成本法：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利润总额 90000 60000 20000 10000 75000 50000 20000 5000 105000 70000 20000 15000 270000 180000 60000 30000 第一年，产销均衡，两种方法下的利润总额相等。第二年由于产大于销，有存货，变动成本法下固定性制造费用都作为期间损益 在管理会计学中，以成本性态可分为基本假设，成本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动成本法是相对于完全成本法而言的，它从无到有、从一开始不为人们所认识到被普遍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突出的优点。本论文通过比较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概括
变动成本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
现代综合演化论；
社会综合演化论；
教育学；
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参考文献:
［1］颜泽贤．复杂系统演化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王爱菊，徐文彬．教学生活的品性及其彰显［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62．
［3］李如密．教学艺术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4］陈佑清．学习方式的多样性及其选择［J］．江西教育科研，2003(07):20．
［5］罗祖兵．生成性教学及其基本理念［J］．课程•教材•教法，2006(10):28．
［6］武文刚．顺应理论角度下的社交指示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9．
［7］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108．
变动成本论文范文第3篇
一、研究现况
其实，早在2005年，徐盛桓先生就曾提出可以将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结合用于翻译研究[6]5。，将翻译研究视野从其内部规律转向对其外部关系的整理。笔者以中国知网为路径，以互文性／模因(曾用名：密姆、冥姆、觅姆等)／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2011．5．30)发现：互文性理论研究共2317条，偏重文学作品分析评介的语内分析；
与翻译研究结合共有29条，多是语源研究，较少涉及语际间互文解读；
模因论研究检索到998条，多是对模因理论介绍及文学分析评介上，甚少用于翻译研究；
再以模因／互文性／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结果显示为零。由此可见，徐盛桓先生的提议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将两者结合用于翻译研究，在国内几近空白。实际上，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之将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场域之中的视野与立场相对于文学翻译理论构建与实践指导，其意义与影响却是重大而深远的。文学翻译的本质就在于译作对原作文学性的表达I7]，是文学的二度创作，因此也需置于社会场域之中_8]】，是文学翻译的社会运作问题；
另一方面，韦勒克将文学作品看做在某个时间点创造的，说明文学及其翻译作品的时间性问题。文学作品的社会场域及其历时与共时，皆说明文学作品共存的互文性与模因性，两者结合并非只是回归历史现场，而是意在建构一个新的文学翻译研究视角，具有理论的可论证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理论基础
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共相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本表象之下的意义世界之无限丰富和共生互换性，模因理论则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研究通过模仿进行传递与传播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试图从历时和共时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及文化传承的规律进行诠释，其共相为两者结合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两者都是多元开放、时空交错的动态思维，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互文性理论强调要通过创造过程来理解语言，以具体的社会区分标记来理解语言，反对将语言理解限制在抽象、统一的内在界限，主张具体的社会语言学视野心2，关注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生产性、无限性，认为文本在互文视野中呈现意义开放性；
作为互文链上的一个结点，其意义真值就隐含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在联系中保持隐喻流动、延续和渐进l_9J5。模因论则将模因看作文化的基本单位，以模仿进行横向与纵向传播，在宿主间传递过程中，虽始终保持其意义真值，形态却是不断变化，体现了思维的动态性，在对文化传播现象的“观察与描写的充分性方面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学科”_5“，并与互文性理论一起，为文学翻译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
(二)两者都涉及作者、读者、译者的互文记忆和模因记忆，作品呈现众多潜在意义文本文学书写伴随其现今和以往回忆，全部文学历史与作品交织在读者脑中，读者必须识别或进行联想_g。识别或联想过程就是新背景下的再阐释，涉及此次的阐述者背景、时间背景以及预设视域背景，且“永远是历史和个人的~[21207。互文性视域下的以文本为轴tl,生发的作者、读者、译者之复杂思维、心理以及各自所承载的互文记忆的多重主体互动，才是翻译活动的核心所在。而模因，作为文化基因，凝聚着民族的文化底蕴，前期为文化模仿单位，后期则成为人之记忆信息得以流传，其动态传承中的一些变异生成模因集合重组：或以不同形式表达同一信息，或以相同形式套用不同内容，而重组的基础即是模因记忆。承载作者记忆的作品隐匿着无数的互文织体与模因变体，呼唤着读者对其进行识别与阐释，要求译者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理解与阐释、吸收与选择、创造与变异的过程中进行跨越时空的互文性转换。
(三)两者都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性胡适曾感慨“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海登•怀特也论及“历史现象的所有再现中都存有一种无法祛除的相对性”_81。再现相对性即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互文性理论认为主客体之间并非认知关系，而是理解关系，其真实含义并非他人经验的重复与被动反映，而是不同价值观点和新变化与构成中的经验表达[2]2o9。克里斯蒂娃用现象文本与生产文本来揭示文本阅读过程之解构与建构的复杂生成，译者则周旋其间，从事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工作。吴展良针对关于严复的《天演论》是对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的误读这一批评就提出：严复的《天演论》是在相当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Evolution_1。这说明了严复作为译者在其译著意义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契合传统的隐性基础，迎合现实的显性需求，发挥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功用。也正因为如此，严复的思想才得以“席卷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模因论之解构与建构则在其自身复制与传递过程中。一个成功模因的复制忠实性指其在复制过程中保留核心与精髓。但模因在传递过程中经常出现变更与整合现象，说明模因也兼具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属性。
(四)两者都关注主观自为性存在，皆为文学翻译引入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通常的文学评论承认认知主体的主观性，而互文性理论则号召人们关注认知客体的主观性，认为认知客体是精神的同时共存与相互作用，强调认知的主观自为存在船。模因论则将认知主体的感觉视为模因存在的方式之一，Dawkins因此举例说，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模因，则人们头脑中对其理论的一切认知皆可视为模因，但是不同人脑中对达尔文理论的认知又各有不同，这就逐渐演变为不同的模因，间接说明了模因形成的主观自为性。对主观自为性的认同，即是认同了文学语言的互文与模因传承为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将文本的理解视域置于整个世界历史框架，在人与世界的历史性关系的阐释中，认知的主客体得以关联，这一理解开放性导致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决定，其文学意义愈显其不确定性，固定不变意义的阅读已然不可能。作为原作读者的译者借助阅读行为对作品进行重新诠释，进而参与作品再创造，文学作品意义就在阅读与理解过程中得以生成，意义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也指向该不确定性：文字的含义融汇在一起，交织结果就导致每一语言要素都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痕迹上[1o]36，成为一组延异的链条，致使翻译所面对的文学文本意义多元且流动起来。语言自身的多义性、历时与共时变化、使用者个性、理解不透彻性与片面性等都令其意义呈现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五)两者都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翻译与创作的互文机理就包含在翻译、模仿与创作三重奏中翻译文学文本既包括原语文学文本，也包括其译语化完形之后的译者视点和译者话语，译者成为建构译语文本的语素。互文性理论的语义意向观点印证了译本的译语完形：正是这些表现力现象“使得普通文学语言产生层叠”，普通语言学形式下的符号是“意向过程中僵化的东西”，只有赋予它们生命意向才能被理解和领会口。而文学翻译中语言的生命意向是经由译者的所处时代、理解环境、自身修养、学术倾向、意识形态等得以生成，译者主体显现在译语文本之中。彭甄将翻译家定义为现实活动中的历史主体_】1]”，说明译者承载文化记忆、穿越时空的动态特征；
现实活动则体现实际翻译活动中的原语文本历史与翻译现实活动之间的时空结点。译者作为构成翻译文学文本的结构要素，则以不同方式或隐或现地作用于翻译文本。翻译却并非模仿，正如郭沫若在其《<雪莱诗选>小序》中所说：“译诗不是鹦鹉学舌，不是沐猴而冠”，而是译者以自我的个性系统和主导意义，对原作者进行理性判定和有效整合，是与原作者在世界观念、情感表现等层面产生共鸣，达成翻译与创作的统一。模仿不过是促使译作得以接受和传播的手段，即便如此，由此生成的模因在传递过程中也会出现变异和整合，也会受其试图感染的对象之认知取向、偏好、关注焦点、情感状态、行为愿望等因素影响。这里的感染对象不仅指译者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存在，还包括借由个体性加以内化的集体主体性，从而影响译语文本。一个翻译文学模因经过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成功感染译入语读者，进入译人语文化，成为新的翻译文学模因。两者在一个文本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又预示着下一个循环，成为另一个文本的互文织体或模因。
三、发展空间
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异相在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视野中，文学体系是依靠所有文学作品构建的网络而存在，因此，对置于文学网络中作为文化织体的文本翻译，也必须重新归置于整个文化网络，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则依据各自视角为文学翻译提供指导，体现了两者结合的必要性。
(一)互文性关注对前文本的依赖与记忆，表现于文本关系；
模因感染不仅局限于文本表现，还体现于传递互文理论中的文本指涉被动的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中；
模因则是更为主动地迫使宿主接受并传播，比如文学经典的建构就涉及作品的独创性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结合。新文学经典建成就关涉文学内部具有使读者对熟悉事物产生陌生感的能力及迎合特定时期读者期待视野的能力，读者成为这一进程中不容忽略的对象。互文是作品对读者已有认知结构的激发，而模因则在于其对读者的引领。鲁迅作品成为新文学经典，除其本身已具备经典化的内部因素之外，还借助了学校文学教育对建成经典的重要力量。布迪厄就曾强调学院有“认可作品的垄断权”，并使作品获得了“广大而持久的市场”，鲁迅作品即依靠北京大学的接受而“逐渐形成全国性的推崇~[81178。本文不在于论述学院对文学经典传播上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学院的接受与传播却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的社会认知形态是决定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因素。成为经典的首要条件就要迎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一旦得以接受即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传播，模因的感染主动性即得以体现。文学经典的翻译因此决不能脱离作品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其经典流传的历史轨迹。
(二)互文性是对过去的回溯，具有退后性；
模因则在于传递，具有前瞻性互文理论探讨后文本对前文本的记忆、指涉和追索，模因论则探讨某个模因如何使得自身不断被复制并继续传播。人在文化传承中行使重要的选择权，但是，模因的魔力恰好就在于模因常常会超越人并进而主宰其选择，因此，模因论不仅考察人的思想获得，更要考察思想如何获得人，即模因是如何控制人使其选择自身、传播自身。所谓“话在说我”即是将人视为模因机器，模因驱使人以传播其自身。高明的译者会借助模因联想，使其输出模因尽量迎合读者认知意向，对读者心理空间进行建构与解构，以改变其认知环境，从而控制其心理认知并最终实现译者意图l5，模因的诱发行为凸现出来。
变动成本论文范文第4篇
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 在国外管理与会计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学术界不断涌现出一些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会计系统设计和推广等方面的运用成果。ANT 关注社会-技术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或行动者如何共同塑造技术形态、社会扩散和地理特征，是一种描述行动者相互作用、联系和影响的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相对于国外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探讨与运用颇为丰富的成果，国内学术界目前发表的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成果明显偏少，主要出现在市场营销、物流管理、金融服务等方面（林善浪等，2009；
陈仁川等，2010），会计领域基本上没有。不少学者在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上存在诸多问题与困惑。鉴于此，本文结合国外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对国内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提出相关的探讨，以便为正确规范地使用这一方法提供借鉴，通过推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促进中国管理会计研究的发展。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内容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M ichel Callon 和Bruno Latour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又被西方学者描述为物质-思维研究方法，该理论探讨了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并形成的异质性网络，认为科学实践与其社会背景是在同一过程中产生，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它们相互建构、共同演进，并试图对技术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进行整合，把技术的社会建构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建构扩展。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
（一）行动者（Actor） 在ANT理论中，行动者被分为人类行动者（actors） 与非人的存在或非人物体（actants） ，后者包括思想、技术、设备等诸多非人物体。行动者必须到行动的过程中去寻找，亦即行动者必须在网络中存在行动。
（二）广义对称原则（Generalized Symmetry Principle） 指在行动者-网络中应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物体，又称对等性原则（The Symmetry Principle），这是ANT 理论中的核心原则。行动者可以指个人、单个组织以及组织群，非人物体包括物质资料、金融资产以及社会资本等。网络的形成是由于参与活动的行为主体在主动或者被动的参与活动过程中，通过资源的流动，形成了一些彼此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Hakansson，1987）。从这个角度讲网络是各行为主体在交换资源、传递资源活动中发生联系而建立的各种关系的总和。该理论的倡导者认为过去的社会科学大部分以人为中心，而在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中，又清楚地分为自然/社会、人类/非人类的二元论述，但这样的划分不适合于思考和研究现实世界，因为现实世界中含有许多不同的非人类。广义对称原则打破了以人类行动者为核心的原则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思维。
（三）转译（Translation） 转译概念是ANT 理论的中心，它反映了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途径和行动者-网络形成的过程。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总是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语言将其他行动者的兴趣与问题转换出来，从而对被转译的行动者进行界定。Callon 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了行动者-网络转译发生的四个时刻，包括：问题化，行动者网络中的主要行动者试图通过这一方法将自己设置为整个网络和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必经之点，从而进一步巩固自身的主导地位；
兴趣引导，即主要行动者通过多种沟通连接方式引起其他行动者的加入兴趣，从而强化其他行动者在问题化过程中所界定的角色；
招募，即其他行动者接受在兴趣引导过程中界定的角色并成为成员；
动员，即主要行动者调动相关资源，使得相应社会科学网络中的行动者能够充分行使各自角色，从而代表行动者-网络的整体质量。
行动者网络理论打破了基于自然和社会的传统二分法，进入了考察科学和社会互动的研究路线，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整体论的界定，认为它们相互建构和演进，构成一张无缝之网（郭明哲，2008）。该理论认为社会才是科学活动得以可能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科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微观的实验室，而要站在社会这个大的视域下，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动态网络分析方法，充分调动网络中人类与非人类等各种异质性要素的积极性，以促进科学研究的推进。ANT 最初被广泛用以解释社区或组织中技术的采用，后来，ANT 得以推而广之， 被人们作为一种方法论理论基础，进行了跨学科运用。
三、西方管理会计“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笔者收集的这些文章都曾发表在2000年到2009年的西方顶级会计类学术期刊上，收集文献的标准有两个：标题或关键词中含有“Network”或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属于管理会计研究领域。同时符合两个标准的文献有10篇，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Accounting，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等期刊。十篇文章基本都是以案例或实地研究的方法研究了管理会计变革或某一管理会计或控制工具在组织的推行、运用过程，按照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可依据ANT理论的主要要素，即行动者-网络和转译过程将文献大致分为两类，另外将两篇文献分析式研究列为第三类，即“其他”。
（一）行动者-网络此类文献主要通过实地研究的方法以某一管理会计工具在组织内部的推行、运用为例，以ANT理论为依据，重点分析了变革过程中各类行动者相互作用并构建网络，最终促成特定变革实现的机理。不同于前期管理会计变革研究以内部组织或利益相关者为分析的核心，基于ANT的研究更强调变革过程中技术、信息系统本身等非人物件的作用以及它与人类行动者（利益）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适应。
Briers and Chua（2001）运用ANT以作业成本法（ABC）的实施为例研究了会计系统是如何受包括当地和全球的各种行动者组成的异质的行动者-网络所影响和改变的。由于近年来各种创新管理会计工具在实践中推广很不均衡，即相对于其他工具ABC的实施率明显偏低、即使实施ABC也有相当数量的组织中途放弃，作者认为对两个问题的研究尤为重要：一是会计变革的前提条件和流程，二是鉴于一些采用了创新工具的组织后来又放弃了变革，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成功”和“不成功”的会计变革？该文主要回答了组织内的会计变革是如何发生的，或更确切一点，是如何生效的。作者运用实地分析的方法以某公司实施ABC系统并替换原有的标准成本法的四个阶段为分析对象，基于ANT理论解释了由异质的机器、边界物件、本地及国际行动者组成的网络是如何改变组织的会计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尤其关注了本地和世界其他地域的双向互动关系，同时聚焦了不同类型边界物件在变革中的作用。
Dechow and Mouritsen（2005）分析了两家公司如何通过ERP系统实现管理和控制整合的过程。文章解释了ERP系统不仅界定了整合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还建立了一个技术逻辑和基础以支持财务和非财务控制手段的执行。该文认为不能脱离技术和组织情景来讨论控制问题，否则人们永远不能获知多种不同形式控制手段的前提基础，文章还讨论了边界物件的问题，将相关人员对ERP的讨论作为一个“交易区域”，组织的行动者们在此区域进行协商确定ERP系统与现存报告系统之间的联系。
Ahrens and Chapman（2007）运用实地研究方法通过对英国一家拥有200多家饭店的餐饮连锁公司的调查研究了管理会计在组织建构中的作用，重点强调了公司成员（社会行动者）将管理控制系统作为一个共享资源积极参与其重构的各种不同方式，行动者通过各种技术性实践活动解读会计并以特定的方式将其为他们所认为的组织单元的目标服务，即“功能定位”。基于技术性和解释性会计流程之间的相关关系，作者进一步阐释了管理控制系统塑造同时又被组织内部共同的文化、规范所塑造。研究虽然运用了有别于ANT理论的实践理论，但与ANT理论的要义相同，重点强调了行动者的技能与意愿在确定管理控制系统的规则、流程、目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Masquefa（2008）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了某跨国公司高管在其研发基地推行新的绩效测量与评价系统的过程，发现变革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这一过程所涉及到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性质。由于绩效测量与评价系统本身就容易引发争议，“信任”以及成员之间的强弱关系就成为降低变革过程不确定性、促进新制度执行的关键因素。研究还指出财务经理在组织网络中的相对地位也显著影响颇负争议的组织变革（如绩效测量与评价系统更新等）的成败与否；
并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是研究组织变革中关系模式的有效方法。
Xu and Xu（2008）描述了20世纪初上海银行协会第一次开始实施银行会计标准化分类和术语并随后被所有银行采纳的实践过程，发现这一标准化的过程并非只是会计方法更新的问题，它也涉及一些社会行动者，如特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现代银行家和中国本土银行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变动等。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在社会行动者激烈竞争的中国银行业统一的银行会计分类与名词是如何通过的？经济资本、文化与社会资本是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导致权力关系发生变化的？研究发现，看似纯技术性的西方会计概念引入中国后，文化资本同其他经济资本、金融权力等在中国银行业的社会行动者之间发生变化和转移，同时也阐释了现代银行家如何与政府交往，并在当时政府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转译过程 第二类基于ANT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在行动者-网络形成过程中的转移及方式，主要通过实地研究，解释了管理会计系统和工具在变革过程中如何利用自身优势（简洁、清晰展现变革对个人、组织得失的影响）通过兴趣引导、招募和动员等转译阶段促成异质网络形成的。
Lowe（2000）基于ANT理论以新西兰北部某大型地区医院为改善现有问题而推行的“临床导向的预算”项目为背景，研究整个变革的实施过程，其目的是对过程及其发展做出合理、清晰的解释。文章沿用Latour（1987）的观点认为组织变革是一个转译的过程，变革需要在组织范围内形成一个由人类行动者和信息系统共同构建的综合网络来支持，其中会计等相关信息系统这类技术因素在变革过程中对于动员、引导和招募等活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会计技术被解释为一个黑箱，它用经济术语重新界定组织，事实上，会计技术在变革过程中可以充当转译工具成为变革过程的核心部分，通过会计技术行动者们更清楚地了解到相关部门的成本与收益，进而被招募进变革的过程中，由变革支持者以及行动物组成的网络逐渐强大，变革最终被大家所接受。对于会计系统这一非人行动者在帮助组织获得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时所发挥的构建作用，Lowe（2001）随后进行了专门、深入的论述，更加强调了会计系统自身作为知识物的构建作用，并指出已有研究仅仅关注会计系统周边的社会性互动而忽略设备、技术等影响的不足。
Alcouffe，Berland和Levant（2008）运用ANT理论研究了管理会计创新工具的推广过程，认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大都选择忽略对管理会计创新工具推广有着重大影响的政治斗争和合理性问题，仅仅关注了技术层面的问题（Baxter and Chua，2003），弥补这一缺陷是作者的初衷，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会计变革的本质。作者将管理会计创新工具的应用视为行动者-网络建构和转译的过程，认为管理会计创新工具得以推广是因为这些工具转译了变革、吸引了各种不同群体行动者的兴趣，这些人都正在寻求维持其在组织和社会上的地位及影响力。行动者们可以利用会计创新工具制造一些“名头”并使其服务于自身利益。文章运用ANT理论，描述和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管理会计创新（GPM和ABC）在法国推行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特别关注了推广实施过程中行动者-网络之间的动态反映，揭示了问题化、兴趣引导、招募和动员等是如何在推广过程中采取多样的、甚至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的。文章结论认为创新工具的技术特征不足以解释其推广”成功”或”失败”的结果，会计变革的过程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可以预见的，其中行动者-网络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动态关系才是关键。
（三）其他 第三类文献主要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对ANT理论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应用作了回顾和评述，强调了ANT视角的独特性以及对管理会计实践的理论化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倡导对ANT理论的改进及进一步在研究中运用。
Lowe（2001）全面分析研究了ANT理论对会计领域案例研究可能的贡献，试图解释ANT的理论假设到当时为止并没有对会计研究产生多少影响，同时会计文献似乎也刻意回避和拒绝ANT将人和非人、社会和技术因素等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中的核心理念。文章通过讨论一个研究项目，强调会计的细节是组织内部实践化的结果，同时人类行动者和技术等相互影响的方式在组织内部构建了网络。
Ahrens and Chapman（2007）对ANT理论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回顾和评述，解释了会计在组织和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回顾阐述了ANT理论为管理会计中实践的理论化做出的重要贡献。文章重点回顾了一系列基于ANT理论研究不同国家医疗系统预算的文献，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研究证明了行动者、行动等对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意义，凸显了管理会计系统动态的、易变的特性，不同于其他理论视角的研究，ANT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试图纠正组织内一些正式目标的优先特权，实际上正式目标本身也网络构建的一个结果，由于ANT理论不给网络中任何节点以优先特权，因此正式目标也不具有独立于构建细节的重大影响。作者发现近年来的管理控制研究更多的是受到ANT理论的启发，而非对ANT的直接运用，同时文献研究丰富和发展了ANT理论。
管理会计研究中有关ANT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表1。
四、基于文献的启示
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国外诸多领域的成功运用暗示了其巨大的使用价值和广泛的适应性， 不少西方学者甚至将现今行动者网路理论的广泛运用称为后ANT时代（ after- ANT）。从以上的研究成果来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凭借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在西方管理会计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该理论对管理会计变革过程的探索和解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和应用非常少见。事实上，包括实施平衡计分卡、全面预算管理以及战略成本管理等在内的管理会计变革已是近年来我国企业管理的普遍创新实践，有的变革效果卓越有的却困难重重、半途而废，成功推行的过程中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发挥关键作用，在我国企业所面对的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特殊的社会背景、技术条件下，各类行动者（人与非人）是如何相互作用构建链接网络的，最终促成新规则的建立和生效的？ANT理论及现有成果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价值和启示：
（一）新的理论视角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创新工具的技术特征不足以解释其推广“成功”或“失败”的结果，管计变革的过程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可以预见的，其中行动者-网络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动态关系才是理解变革过程与结果的关键所在。ANT倡导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的整合研究，一种技术与社会、行为普遍对等的研究出发点，以探究和还原现象自然面貌为最终目标。
（二）新的研究方法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于我国管理会计研究来说，认识到这一方法的潜在价值， 将会对推动更多高质量的ANT 分析成果的产生和整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起到深远的作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我国国情下的运用是对我国管理与会计领域的一种充实， 同时也是对我国过分注重量化研究的研究方法的一种很好的补充。
当然，区别于量化实证研究的相对规范、统一的研究成果表达模式， 质性研究成果的表达需要研究者花费更多的精力在数据和资料的整理和归纳上。由于质性研究往往采用诸如深度访谈等相对质化的研究方法， 因而经常会累积非常丰富的原始数据和材料， 如何合理地对这些零散、广泛的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处理， 从而得出一份相对清晰、完整的研究成果， 是所有希望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研究分析的学者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难题。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比较案例研究”（编号：7077202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陈仁川、刘慧：《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营销学研究中的运用》，《中国市场》2010年第41期。
［2］郭明哲：《行动者-网络理论――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哲学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3］林善浪、王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金融服务业集聚的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0期。
［4］Ahrens and Chapman，Management accounting as practice，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7.
［5］Ahrens and Chapman,Theorizing practice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Handbook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07.
［6］Alcouffe，Berland，and Levantc，Actor-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innovations：A comparative study，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08.
［7］Briers and Chua,The role of actor - network and boundary object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change:A field study of an implementation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6,2001.
［8］Dechow and Mouritsen,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s,management control and the quest for integration, Accounting Forum，2005.
［9］Lowe,The construction of a network at Health Waikato The “towards clinical budgeting”project,Accounting,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2000.
［10］Lowe,After ANT An illustrative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qualitative accounting case research,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2001.
变动成本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技术 在线评论 签到 技术接受模型
[分类号]G354
1 引言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融合为人们随时随地开展在线商务活动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据调查显示，2011年第1季度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3.43亿，在整体上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在线评论是基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一种共享模式，指购物网民发表有关购物体验的正面或负面的信息，借助网络效应让各种人群和机构看到，为其他消费者选择产品提供参考，也成为企业改进产品、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信息来源。根据CNNIC的报告，大部分用户搜索到目标商品后，除了关注商品本身的属性外，还会浏览用户评论等商品相关信息，但是购物网民中只有29.5％的人购物后有分享购物信息的行为。由此可见，对大量潜在的网络购物者来说，与购物经验有关的评论信息是稀缺的。受到新技术以及评论需求的驱动，2010年7月，著名团购网站大众点评网推出了“Yelp+Foursquare”的新型模式，开设了“签到(check-in)”专栏，智能手机用户通过简单的操作将所在商铺的位置、感知产品或服务质量等信息通知给好友，同时大众点评网也将接收到的评论信息展示在网站上，为广大网友提供消费参考。网站联合商家为参与点评签到的消费者提供积分和购物优惠，也包括给予社区地位、头衔，增加社区人气等内在激励。对消费者来说，在消费的第一时间就能对商家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打分和评论，免去了事后回忆、记录的过程，这种评论更具信服力和实效性。同时，借助于手机的多媒体功能，评论的数据粒度更为细化，实现了评论的全面性、详细性和实时性，从而为其他在线消费者提供更有质量的参考信息。可以说，通过签到发表评论体现出移动互联网技术具有的显著特点，包括移动性、便捷性、与位置相关性、私人化等，这是计算机网络技术无法比拟的。本文研究的正是在这一新技术背景下，影响消费者使用签到进行评论的驱动因素。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评论”均产生于消费者签到的过程中，不同于通过计算机终端进行的评论。本文通过向用户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借助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PLS)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方法从社会一心理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角度研究对网络消费者发表评论的影响，为增强消费者评论的意愿，完善电子商务网站运行的内在信用机制，促进电子商务市场良性、健康发展提供建议。
2 理论背景
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环境下，消费者使用手机发表在线评论信息的动因受到社会一心理影响和技术影响。对社会一心理影响的分析广泛建立于社会交换理论之上，包括消费者行为的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和成本因素。对技术影响的分析建立在技术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理论基础上，通过变量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来衡量消费者评论的影响因素。
2.1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广泛用于理解资源交换过程中的个人行为，是从社会一心理视角出发理解人类互利互惠行为的主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个人和他人交换和共享知识是希望能从这一交换过程中获得回报，并试图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研究表明在互联网上传播评论可以被视为是社会交换行为，消费者通过提供他们的消费经历以换取有价值的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再次购物的优惠券或是在虚拟社区中地位的提升。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消费者所获得的回报高于其成本付出时，消费者就会被激励进行评论。社会交换理论中将成本界定为由交换行为产生的消极结果，由此会减少行为发生的频率。消费者进行评论付出的成本主要是执行成本，包括耗费的时间、手机上网费等，其中时间是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重要约束。为了提供详细的评论信息，用户需要花费时间编辑评语，再上传到网上。此外，评论行为也需要支付一定的手机上网费用，以获得移动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支持。结合动机理论更有助于对消费者的评论行为进行分析。Decit等指出人们某项行为的动机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外在动机指向的行为是对一种与自身无关的回应，包括经济回报、形象、互利互惠等因素。内在动机指的是受自身驱动去实施某项行为，这一行为本身是有趣的或在某方面确实值得去做。消费者评论的动机同样具有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消费者能够通过评论获取由商家提供的优惠券和折扣，这是促使行为发生的外在动机；
而评论能够为他人提供消费参考，通过信息的传递和共享为其他网络购物者提供有价值的、合理的建议，这是激发行为发生的内在动机。现有的研究成果也都证实了驱动消费者发表评论的主要内在动机是助人为乐，主要外在动机是寻求经济回报。评论意愿的社会一心理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2.2 技术可接受模型
Davis从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本假设出发，吸收了期望理论模型、自我效能理论等相关理论中的合理内核，提出了技术可接受模型，用于分析影响用户接受新的信息系统意愿的关键因素。TAM包括两个核心变量：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前者是指“使用者认为使用这项技术的容易程度”，后者是指“使用者认为使用这项技术能够提高其工作绩效的程度”，这两个因素共同影响了用户“对技术的意愿”，其中感知有用性对感知易用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近年来，TAM广泛应用于移动商务的研究中，不仅用于测量技术的工具，也用于衡量用户使用技术过程中的娱乐价值感(hedonicvalue)和沉浸感(immersive value)。本文中，消费者应用签到进行评论的行为受到移动互联网技术条件的影响，技术条件是否具备对消费者的意愿具有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本文选取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两个变量来解释技术条件。评论意愿的技术影响因素模型如图2所示：
3 概念模型与假设
本文在社会交换理论和TAM理论基础上提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评论意愿影响的一个整合概念模型，如图3所示：
3.1 经济回报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经济回报是增加人们参与和
实施某项行为的外在动力，大众点评网为消费者参与签到评论信息共享提供优惠券和折扣等，带给参与者实在的经济回报。因此可以认为网站给消费者提供的经济回报越大，消费者参与评论的动力越大，经济回报与消费者评论的意愿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因此，假设：
H1：经济回报对评论的意愿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
3.2 助人为乐
助人为乐是我国文化的传统和社会道德准则，承袭到互联网虚拟环境中指网民不计回报地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其他在线者，在实现他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因自身价值得到了体现而获得满足感，特别是在人们感觉到自身行为能对他人产生帮助时这种满足感更为强烈。评论能够帮助其他消费者形成有关产品和服务的全面认识，而这种认知是通过广告等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因此，消费者可能会选择与在线的其他网民共享有关产品或服务的正面或负面的消费经历，以此帮助其他消费者了解该商家的情况，在帮助他人成功购物的同时获得内心的快乐。因此，假设：
H2：助人为乐对评论的意愿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
3.3 执行成本
消费者发表在线评论需要将他们的购物体验、对购物的隐性态度转化为显性的明确表达，这一过程需要耗费时间成本，而且评论得越详细所需要的时间越长。此外，评论功能的实现需要手机用户支付上网费用才能使用，这也会产生成本，而用户如果将上述时间用于其他事情上也许能够获得更显著的回报和收益，这就产生了机会成本。已有文献也表明时间耗费是阻碍知识共享的重要因素。本文将这一系列成本概括为执行成本，消费者耗费的执行成本越高，评论的意愿越小，因此假设：
H3：执行成本对评论的意愿具有负向显著性影响。
3.4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根据TAM理论，人们在自愿接受的情况下对新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了采纳该项新技术的意愿，其中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正向相关的影响。对使用手机进行评论的技术的感知有用性是指手机用户感觉通过手机操作是否能够准确、有效地表达评论以帮助其他在线消费者优化购买决策。使用手机进行评论的技术的感知易用性是指手机用户感觉与手机界面的交互实现评论是否简单方便。消费者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越强烈，评论的意愿越强。由此，提出假设：
H4：感知易用性对评论的意愿具有正向相关的显著影响。
H5：感知有用性对评论的意愿具有正向相关的显著影响。
H6：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正向相关的显著影响。
4 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实地走访和发放问卷的方法，使用SPSS和SmartPLS2.0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利用PLS建立结构化模型来验证上述概念模型(见图3)。PLS是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构方程建模技术，是近年来广泛使用的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
4.1 变量设计与测度
研究模型包括5个潜在变量，每个潜在变量都由2-4个观测变量组成，所有的观测变量的设计都来自于已有的文献，以保证变量测量内容效度。根据对各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做了相应改动后形成本研究环境下的量表，其中与社会一心理影响有关的三个变量“助人为乐”、“经济回报”和“执行成本”分别改编自Bock和You Tong；
与技术影响有关的两个变量“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量表参考了Davis的文献；
独立变量“评论的意愿”改编自Klopping的文献。变量及题项确定后，制作问卷首先进行预调查，根据反馈，慎重修改了部分表述并增加了对一些术语的解释，使问卷更容易理解。问卷中的每个题项都由7点里克特量表组成，答题的范围选择是“强烈不同意”(1)到“强烈同意”(7)。
4.2 数据收集
笔者在问卷星平台上公布问卷，通过网民自愿填写的方式收集数据。在线调查网站提供自动筛选功能，能够提高问卷的回复率和有效性。问卷收集工作持续了约10周的时间，收到有效问卷387份，实际有效问卷大于理论需要的有效样本量。
4.3 样本特征分析
由表1可知，男女比例分别占41％和59％，女性略多于男性。从年龄分布上看，集中于18―30岁的年轻人，占到全部被调查人数的72％。此外，超过90％的被调查者使用手机上网，62％的被调查者具有2年以上的网络购物经历。有29％的被调查者了解大众点评网并体验过其签到评论服务，54％的被调查者了解或听说过大众点评网的签到评论服务。在发表评论的便捷性方面，74％的被调查者认为手机优于计算机。在发表评论的安全性方面，47％的被调查者认为使用手机比计算机更安全。在效果实现方面，50％的被调查者认为手机优于计算机。
4.4 测量模型有效性分析
测量模型有效性分析主要涉及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是指问卷的可靠性或稳定性，本文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得到组合效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与Cronbach Alpha系数。一般来说，CR值与Cron―bach Alpha系数达到0.7即表明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表2反映了平均变异量提取值(AVE)、Cron―bach Alpha系数和CR值：
由表2可知，所有的CR值和Cronbach Alpha系数都大于0.8，同时各变量的AVE值也达到最低门槛0.5。
效度考察测量的准确性，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由于该量表中所有的变量和题项均来自前人研究的成果，因此可以认为是具有内容效度的。构建效度又分为区分效度和收敛效度。一般认为，每一个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值大于该变量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值(见表3)以及相对于其它变量的低因子载荷系数而言，每一变量的组成因子有较高的载荷系数(见表4)，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4.5 PLS结构模型结果
笔者在验证结构模型时进行了1 000个样本下的自抽样，由此获得各假设因果关系的T值。由图4可知，除了感知易用性与评论的意愿之间的假设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其它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都具有显著性。为了消除样本特征对本项研究的影响，笔者也测量了控制变量(年龄、在大众点评网签到评论的经历、网络购物的经历、手机上网的经历)与模型中意愿之间的路径关系，结果表明被调查者的年龄对评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因为调查对象是以年轻人为主，因此这种由样本产生的作用关系是存在的。除此之外，被调查者在大众点评网上签到评论的经历、网络购物的经历、手机上网的经历对意愿都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图4中标识出控制变量及具有显著影响的路径关系，模型中各变量对评论的意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R2=0.55)。
5 结论与建议
Smart PLS分析的结果表明，乐于助人、经济回报、感知有用性对评论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执行成本对评论意愿具有负向显著影响，感知易用性对评论意
愿影响不显著。
从社会一心理角度分析，希望帮助他人是评论意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购物网站评论栏目的设计应该更能够反映消费者这种助人为乐的心理需求。如可以在签到栏目内设一个子专栏，允许人们自由关于某一产品的评论需求，这样有购买此产品经验的消费者就容易感觉自己发表评论的价值，在回答问题时就更容易产生帮助他人的愉悦感，也就更愿意发表有关产品的评论。网站可以将提出评论需求最多的产品在专栏中突显出来或提到网站首页，以激发消费者帮助他人的内在满足感。
其次，研究表明评论带来的经济回报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行为意愿产生影响。因此，网站应充分发挥网络效应和签到产生的消费者与商家的“黏度”效果，联合商家对积极参与评论的消费者提供优惠券或打折卡等活动，既增强了消费者评论的意愿，也增强了顾客忠诚度，为商家发展了客户资源。此外，网站还可以定期邀请网民评选出优质评论并展示在网站的显著位置以鼓励评论者，也可以组织专门的评论奖励活动，一方面扩大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促进消费者产生评论的意愿。
再次，研究发现执行成本越高，消费者签到和发表评论的意愿越小，消费者会因为花费的时间成本、精力耗费过高而不愿参与评论。网站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模板，包括消费环境、服务态度、价格、产品质量感知等项，评论者只需要操作手机按键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该系统默认模板，选择要评论的产品并依次填写相应特征就可以完成评论，这种结构化评论不仅提高了评论的有效性和质量，也便于日后进行文本提取、数据分析、产品评级等，并大大减少了消费者因为构思表述而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增加参与评论的意愿。
从技术角度分析，感知有用性对评论的意愿具有积极的显著性影响，就是消费者如果能感受到移动互联网技术能够更好地实现优化他人购买决策的目标，就会产生评论的意愿。实际上信息技术与信息内容是一个统一体，人们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越能够实现既定评论效果，就越会增加使用这种技术进行评论的意愿。对被调查者认知度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与计算机相比，使用手机评论更便捷、更有效、更安全。这表明大部分人对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商品评论及其体现出的价值是认可的，由此可见，在用户评论方面，移动互联网技术具有良好的用户信任基础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研究表明，感知易用性对评论意愿的正向影响没有通过假设检验，这与之前一些实证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可能受到实际使用大众点评网评论功能的用户数量影响。样本显示，真正使用过这些功能的被调查者仅占29.5％，可能因此会对感知易用性与意愿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感知易用性在系统使用的不同阶段对意愿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但是结合本文对被调查对象的认知度调查可以看出，手机技术“方便性”的重要性还是受到广泛认可的。此外，研究也证明了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表明移动互联网技术在评论的使用中越方便，人们就会觉得它越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