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教师的语言必须科学准确，符合逻辑。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清晰正确的知识，而且使学生受到严格的物理语言训练，形成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风气。如在讲“光的反射定射”时，不能说：入射角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语言教学理论论文【五篇】【精选推荐】,供大家参考。
语言教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严密准确、逻辑性强
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教师的语言必须科学准确，符合逻辑。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清晰正确的知识，而且使学生受到严格的物理语言训练，形成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风气。如在讲“光的反射定射”时，不能说：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而应说：反射角等入射角。因为反射角的大小是由入射角的大小决定的，两个角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以，作为物理教师，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课堂语言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条理清晰，合乎逻辑。不能将日常生活俗语、方言当作物理语言搬到课堂，如将物理语言“熔化”、“沸腾”说成“化了”、“开了”等，应该避免。
二、抑扬顿挫，感染力强
所谓抑扬顿挫，就是教学语言应该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富有节奏感。将表情、手势、停顿、操作等无声语言与声调、轻重音等有声语言恰当地配合起来，使教师的讲解有声有色，更能激发学生的智力活动，从而使课堂气氛有节奏、有旋律、有起伏，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不断地把学生的学习情绪推向高潮。鲁迅先生的老师藤野先生之所以在鲁迅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一就是藤野先生的课堂语言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重要之处，适当提高声音，促其注意；
关键之处，稍作停顿；
需熟记的内容，不妨和以声韵，以利记忆。这样，就可以增强感染力，提高物理课堂教学的效果。
三、生动形象、直观性强
所谓语言直观性，就是指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既活泼、有趣、逼直，又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语言直观最好的形式就是“打比喻”。教师能深入浅出地选用一些富有情趣的比喻，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有味，降低学生思维的难度，就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在讲“右手定则”时，采用割韭菜的例子进行类比：将刀尖指向、刀刃切割方向、韭菜直立方向分别喻作感应电流方向、导体运动方向、磁感线方面，不但讲明了电磁感应中三方向之间的两两垂直关系，而且增强了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形象理解。
所以，在许多教学难点上，教师若能巧妙地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就可以把深奥的理论形象化，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使学生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物之感，在增强理解知识的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
四、幽默可亲、趣味性强
原苏联教育学家米·期洛特夫说过：幽默是教育家最主要、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幽默，可以控制学生的注意；
可以使讲解的内容变得有趣，活跃课堂气氛，消除师生间的隔阂，融洽师生间的关系；
可以突出一些概念、规律的特征，解决教学的难点，还可以巧妙地处理偶发事件，使教学转入正规。如在讲“照相机”时，我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某君照相时头顶地、脚朝天，问他为何如此照相，答曰，照相只能成倒立的像。学生听后发出笑声，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牢牢地记住了成像的特点。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幽默可以搬到物理课堂上来，只要运用恰当，通过幽默的描述、生动的语言，声情并茂的讲解，学生兴趣倍增、情绪高涨，容易进入一种最佳的学习意境。
语言教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非言语信息主要是指人的面部表情、眼神、姿势、动作等包含的信息，以及各种事物的形态、颜色、空间位置及其所处的时间、地点、环境所形成的氛围等所发出的信息。众所周知，同样的话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环境中讲效果不同；
当时间、地点、空间环境相同时，不同的人讲相同的话效果也会大相径庭。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时间、空间、环境以及人体所发出的非言语信息却不同而形成的。
莫里斯通过对人身体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体的各个部位都能“说话”，而且这种“身体语”的特点是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反映出人们最真实的感受和最内在的需要与渴求。伯德惠斯特尔发现，人大约有两万五千种面部表情，因此，观察一个人脸部不同部位的动作，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洞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费里森的研究则证明，在解释相互矛盾的事物过程中，人更加注意脸部表情，而不是言语内容和声调，眨眼次数（除生理和反射性眨眼之外）与人的心境和大脑思维有密切的关系，大脑在获取信息时，会使眨眼次数减少，甚至短时间内暂停眨眼，直到大脑完成思维和贮存为止。霍尔的研究表明，人总是根据某个特定的时刻，对他人的感情选择彼此之间的距离。经量化实验，从接触到18寸左右是情同手足的亲密距离；
18寸到4尺是比较亲密的距离；
4尺到12尺是社交距离；
12尺到25尺是公共距离；
?如果超过25尺（7米左右）双向非言语文流几乎成为不可能。另一位语言交流心理学家梅拉比，?通过大量实验得到一个公式“交流的总效果等于0．07的言语加0．38的音调加0．55的面部表情。”总之，科学实验和实践都告诉我们，非言语信息的传递量及其作用是很大的，不可忽视的。它传输的是非理性的情感信息，而这类信息是言语载体不易携带的。
二、物理教学中的非言语信息及其作用
在物理教学中，非言语信息是丰富的，交流也是广泛的。这些信息及其交流深刻地影响着教和学的过程及其效果。大家都知道，一个优秀物理教师的教学，不但课堂设计科学严谨，语言准确精炼，而且非常注重师生感情、课堂气氛、教态、教学环境、课外活动等的非言语信息的沟通。因为他们认识到知识的传授是以师生心理间的积极沟通为基础的，是在情感交流的氛围中进行的。单就课堂教学来说，学生不但要集中精力听教师对知识的讲解，而且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教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这就是说，学生不仅是从教师的言语中理解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语气、音调、面部表情、眼神、动作等非理性的情感信号中来感受知识。
教学实践亦证明，如果教师对所讲知识的理解深透，掌握熟练，且能感受到它的美之所在时，在教学中会自然流露出一种陶醉的激情，讲起课来或铿锵有力，或娓娓动听，表情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眼睛特别明亮（因情绪激动泪腺分泌增加之故），特别具有吸引力。这些言词之外的非言语信息绝不是文科教学独有的“专利”，它也是物理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它能集中学生的精力，引发学习兴趣，激励学生的求知欲，唤起学生的心灵智慧，触发学生的直觉与灵感，使学生的心理、情绪和智能协调发展。而学生的情绪也必然反馈给教师。当教师从学生的眼神、面部表情中得知学生理解了所讲的知识，感受到知识的美妙和自己的心境时，教师也会因遇到“知音”而更加兴奋。师生的这种情感的互相激发，使教学活动产生“共振”，这种和谐状态必将促成教和学的高效率。反之，教师备课不充分，对知识的理解肤浅，甚至含混不清时，讲解只有照本宣科，不但言语干干巴巴，而且表情呆滞，眼神飘忽不定，动作手足无措。尽管有的人故作姿态，也逃脱不过学生敏锐的感觉。此时，学生必然感到疑惑乏味。于是，精神涣散，思维紊乱，进而产生厌倦情绪听不下课去。同样，学生的情绪也反馈给教师，师生互相削弱。这种负反馈的循环机制，使教学难以正常进行，效果可想而知。
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口，靠它摄取信息，也靠其输出信息。据有关研究表明，视觉的摄入信息量占所有活动总摄入量的83％--85％，而听觉的摄入量仅占11％。
可见，正常人主要是靠视觉摄取信息的。因此，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这条信息通道，加强视觉教学。这方面物理教学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而实验的出发点是观察。目前，有的教师仍在用讲解实验来代替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
用大量的实验练习题来代替实验操作；
学生则是在听实验，背实验。其原因，除了设备条件、考试方法等因素外，关键是教师的教学观及对非言语信息的作用还不太了解所致。事实上，从言语与非言语信息的作用机制来说是不能轻易互相代替的。因为不论怎样生动形象的言语也不能在学生头脑中直接形成物象，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就是这个道理。例如短路现象和保险丝的作用，如果只用讲的方式来教学，尽管反复讲解多次，学生的印象总是不深刻，容易遗忘。如果用实物现场接好保险丝，闭合电键灯亮了，当用带绝缘柄的导体将其短路时，火光闪处，啪的一声，一缕青烟冉冉升起，灯息了；
解除短路导体，重新接好保险丝，灯复明了。毫无疑义，实验现象给于学生的这种非言语信息，胜过教师的千言万语，学生将终生难忘。
学生的眼睛是非言语信息输入的主要渠道，那么教师则要尽量使用面部表情、眼神、动作等向学生发射信息。例如讲话的同时用眼神、表情等与之相配合，眼要始终对着学生，并适时地变换角度，使大多数学生能直接从教师的表情与眼神中获得言语中不能携带的信息。在提问学生时，要用信任、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回答问题的学生。在回答出现偏差时，要表现出耐心，保持信任，给以鼓励的目光，除必要的提示外尽量不说话，留给一定的思考时间，回答正确时，老师点头含笑，表现出满意欣慰之情；
有创新时，则要报之以欣喜赞赏之情。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些非言语的情感信息对于学生就象春雨对禾苗一样“润物细无声”。与此同时，也要及时从学生的表情、眼神、眨眼次数之变化等非言语信息中扑捉他们的思维状况与内心的感受。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安排。
板书、报画、挂图、模型、实物、投影和录像等也包含丰富的非言语信息。
在教学中应用好这些信息载体，同样是对言语教学的重要补充。在教学中，遵循感知觉的规律，黑板板面力求整洁，板书字迹和板画形态要俊秀且安排条理，重点内容的位置要居中突出，并且使用暖色彩笔画或加重点号；
制作的模型、挂图要尽量简洁，重点突出。唯此，才能使这些非言语信息的载体相得益彰，充分发挥其作用。
个别辅导和面批作业，也是发挥非言语信息作用的渠道。根据霍尔的空间也是信息的理论，师生越近“身体语”效应越强烈。所以当个别辅导学生和面批作业时，“身体语”对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将起很大的作用。师生同性时一般来说距离越近越好，考虑到眼神、表情的交流，最好对面而坐，必要时可以借助拍拍肩膀，摸摸头发交流感情。此时教师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热爱、信任、期望、鼓舞，对他们理解问题后的欣慰之情，含强烈的感染学生，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情感。
如果师生是异性的，却要考虑到文化传统与习俗，注意保持恰当的距离，防止无意中触及身体与头发，而且身体姿势要端庄，眼神、表情要亲切而庄重。
语言教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适当运用启发性的语言
在课堂教学中，直接的传授知识并不是教师采取的唯一的教学手段，在课堂上，启发学生思维也是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和目标。在地理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运用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语言，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得学生能够在思考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培养能力，提升综合素质。例如，在讲到“大陆漂移学说”时，教师就可以在上课的一开始就提出问题:为什么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大陆会发现煤层呢?为什么在非洲靠近赤道的地区会发现古代冰川呢?这样，在上课的一开始，就通过这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来引起学生的思考，使得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在接下来的课堂教学中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新知识的学习中来，这样，最后所取得的教学效果自然会非常理想。
善于运用幽默的语言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下开展学习活动，学习者无论是反应能力还是理解能力等都会获得显著的提升，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如何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有趣的学习氛围，对于教学效果往往具有直接的影响。在众多的语言艺术中，幽默的语言可以说是教学语言中一种非常具有魅力的语言艺术形式，在课堂上适当地穿一些有趣的笑话、幽默的典故、奇闻轶事等，可以让整个课堂气氛变得异常轻松幽默，而这样的课堂往往也最受学生欢迎。例如，在讲到地球仪的时候，为了说明黄赤交角的存在，我就在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了这样一个小笑话:某天，校长走进了初一的某个班级进行日常学校检查工作，刚好该班在上地理课，讲桌上摆着一个地球仪，校长走上讲台指着地球仪问班级中的一个学生道:“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呢?”这时候，只见这个学生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答到:“报告校长，不是我弄歪的!”听到这个笑话以后，全部学生哄然大笑起来。这样，整个课堂气氛立刻变得活跃异常。这时候，教师再继续追问道:“那么，你们知道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吗?”从而顺利地引入教学内容。就这样，通过一个笑话，充分地调动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会利用谐音的技巧
在地理学科中，有很多枯燥复杂，难以记忆的地理专业名词和知识点，这些内容不但使得地理课堂显得枯燥乏味，同时，这些知识的记忆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果我们学会利用谐音来记忆这些知识，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学生快速地记忆一些知识点，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例如，我在讲到欧洲的“爱琴海”时，就在上课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一下:“请同学们注意啊，此‘爱琴海’非彼‘爱情海’，这里的‘琴’是弹钢琴的‘琴’，可不是爱情的‘情’啊!”听到我这么一说，学生都笑了，这样，以后再遇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学生就不再容易犯错了;又如，在讲到我国在世界上排名居首位的有色金属矿产时，我们就可以按照谐音把拗口的矿产名称记忆成“吾弟吸毒(钨、锑、稀土)，心太烦(锌、钛、钒)”。类似这种可以运用谐音的地理知识有很多，只要教师在上课的时候恰当运用，不但可以让严肃的课堂变得更加轻松有趣，同时也可以大大提升学习记忆的效率，可谓是一箭双雕。
巧妙引用诗词歌赋
语言教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精当——准确严谨
1.用标准普通话进行教学，选词造句讲究语法。
2.要准确阐明每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3.正确运用化学术语。
4.确切表达化学事物的现象和本质。
5.语言严谨，合乎逻辑。
因此，教师对教材要经过懂熟化的过程，认真思考教材中每一段、每一个基本概念、每一句话，甚至每个关键的字和词。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细细推敲。
二、精炼——言简意赅
教师的教学语言不精炼，拖泥带水，废话连篇，学生是最厌恶的。语言精炼还可腾出时间作为课内读、议、练、实验之用。有的老师对一些难点喜欢多讲，唯恐学生不懂。其实有的难点特别的那些比较抽象的概念，讲得越多越糊涂。话不在多，关键是抓住要点，采用适当修辞，使用精辟语言，容易讲清问题。
三、精巧——言近旨远
启发式教学已被普遍采用，目的是要引起学生的积极思维。其首要条件是教师的教学语言具有启发性，即言近旨远。
当然，教师的讲课语言，要跟当时学生的思想联系起来，与学生的接受水平尽量一致。上课时应随时接受学生情绪上发出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教学节奏，灵活机动地酌情改变教学语言，力求使学生接受听讲的内容。
四、精彩——妙趣横生
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教学语言，可以调节学生的心理平衡，增强感染力，提高学生对教学信息的接受和反馈效率。教学时要注意做到：
1.自然美。正确综合运用语调和速度、重音、升降、停顿诸要素，可使语言和谐悦耳动听。
2.形象美。使用修辞手法，深入浅出，创造语言情绪使师生心灵相通，激起共鸣。学习者把听课当作一种美的享受，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接受知识。学有所得，品有余香，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语言教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
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
“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
“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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