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作品的价值功能来说，创造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抽象死板的指示性符号而已，语言文本自身的完美，只给艺术欣赏提供一个契机，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完成，其价值的实现，还有待于具体的文学接受过程，通过接受主体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中国语言文学论文【五篇】【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静气按节，密咏恬吟”
从文艺作品的价值功能来说，创造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抽象死板的指示性符号而已，语言文本自身的完美，只给艺术欣赏提供一个契机，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完成，其价值的实现，还有待于具体的文学接受过程，通过接受主体的参与、创造，从字词句到语段篇章信息的译解、总合，不断建构新的意义图式，传送新的艺术信息。我国古典诗学，十分注重鉴赏者的主动性，善于根据审美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首先，它强调吟咏。宋人魏庆之说：“诗全在讽诵之功。看诗不须着意去里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的技诀不是环环相扣的条分缕析，它是情感上的体验和共鸣，阅读过程是接受者跨越语言的栅栏，设身处地经受诗人所经历过的感情，重新获得感发的过程。审美情感的到来，非外在强力所能至，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贵在不着意地吟咏意会。这是步入审美之境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因为诗由语词符号构成，属于时间艺术，而且古代诗歌特别讲究音律的效果，注重音乐的美感效应，结构整齐，字字铿锵，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抑扬顿挫，通过谐美的声音传达意义，震荡心灵，陶情冶性，讽咏时，读者心里的尘俗之门被关闭，更容易进入诗的情境，感受诗人的一致之思。元稹记述自己读陈子昂诗说：“适有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1“吟玩激烈”，更突出地表现了诗歌欣赏时有着强烈的感情冲动，说明了阅读过程中的心理的不平衡态势。“吟玩”使得言语文字进入文学流通，接受者感入神思，彷徨八极，充分地化语词为意象，感受诗人的情思，处于一种最佳的情绪体验状态，并引发出元氏个人内心深处潜伏的情绪流，形诸笔墨，赋而为诗。正如前面所讲的“不须着意”一样，这种“吟玩激烈”的情形，是接受者(元稹)感情被激活、鼓荡的产物，语言构筑的艺术世界暂时包容、取代了个人的精神世界，占据着自我的整个心灵，忘形忘物，“反复讽咏，便移寒暑”，它既是不同的文艺欣赏主体审美时的共同感触，又是鉴识、玄赏古典诗歌作品的特殊之处。
但是，读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并非总是轻易地就能浸入艺术世界，领会诗的意蕴。诗歌语言所提供的信息到读者知觉活动时意象整体组合，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一部作品，或许因为诗语的含蓄隐晦，使欣赏者一时难以把握其真正的思想内涵。或许还因读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缺乏，与诗人情思上存有隔膜，无法与作品对等交流，产生共鸣。所以，文艺接受又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古人说：“须是将来吟诵四五十遍，方可看注，看了又吟咏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浃洽，方有见处。”(《诗人玉屑》卷十三)一首诗，特别象我国古典诗歌，字数一般不多，浓缩度却特别大，隐含的意义十分丰赡，只有反复吟诵，多番讽咏，才能使诗意渐次突现出来。换句话说，要理解诗歌作品，光靠看前人的注疏不可能达到深入的程度，只有往复多次吟咏，以自己亲身经历或设身处地去体认，才会自然领悟到诗人所表达的情绪意趣。言语在理解中绵延，传统的注疏只代表前人的解读结果，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都会有渗透着现实生活的新的阐释，赋予旧作以崭新的话语。
读诗之法，以涵咏为尚。从容讽诵，不着意地习诵其辞句，悠游浸润，涵咏默会，以寻绎其旨趣，在往复低徊、抑扬曲折中，按索其谐美的节奏，洞明诗的真正旨归、真实性情。古人常把“吟咏合离”作为评判诗歌的圭桌，以诗语音乐的美感效果，与抒情达意之功能是否契合为准绳，合则为上，离而为下，分辨诗的工拙优劣。因为不同体制的诗篇，其声韵、音节等语言形式因素迥异，形成的风格特征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诗的意蕴是文本各个环节综合的信息反馈，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在涵咏讽诵中，诗歌的格调气象自然生成，诗意由含而不露，转而心领神会。所以，吟诵能使人更好地深入到诗情的深层，体会诗的底蕴。清人沈德潜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2沈氏认为：诗歌以声为用，通过声音传达诗人不同的情思，那么诗歌的意味就浓缩在诗歌语言的字词音律之间，一首诗的微妙之处即在抑扬抗坠、高低起伏中，营构诗的境象。这是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的客观性前提。因此，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要拥有审美的心境，“静气按节，密咏恬吟”，即澄怀虚胸，日常意识被垂直切断，依寻音节，细细吟咏，慢慢涵濡，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对象之上，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性的知觉活动中去，调动诸种心理机制，从语义的认知渐入审美的体验，领略诗的整体风貌，直探“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这才真正得读诗趣味。
文艺接受是一种心理接受的过程，自始至终表现为一种情感体验。“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灵上的共鸣，有时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大雅·棫朴》有章：“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大意是说：银河浩大灿烂，天空光彩闪闪。周王长寿不老，怎不造就人才。朱熹评论道：“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却诗人活底意思也。”3虚怀定力，“涵泳久之”，自然而然“条畅浃洽”，神爽心开，见着活泼泼的意象，把握住诗语之间的血脉流通；
否则，引用繁复的言语说教，反而会破坏诗歌形象的整体性和情感的连贯性。无法用语言表述出当时的心理感受，恰恰是艺术欣赏的极境。可见，涵诵吟咏，作为古代诗学的解诗方式，是符合我国古典诗歌实际的，它能更好地穿过语言的雾障，直指诗人心灵，是理解诗美的必由之路。
二、“玩味义理，咀嚼滋味”
唐代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韵外之致耳。”4味指韵味，司空图把辨明诗歌语言内含的韵味作为评论诗的前提，进而透过诗的语言意象，洞悉其言外之意。以味言诗，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并非司空图所独创，早在六朝时代，刘勰就提出合乎法度、言辞简练的作品应该“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味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其后钟嵘以“滋味说”作为诗鉴赏的中心，在《诗品序》里，他从诗体的演进入手，以味之有无多寡考察四言之衰、五言之盛的原由，指明语言文字诸形式带给人的审美感受。后来，把“味”引入诗歌批评理论的更多。白居易评论元九诗：“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白居易集》卷十五)韵高体律，意古词新，只是一种物态形式，一旦接受者“甚觉有味”，才意味着作品的价值得到真正的肯定，说明它翻新组合新的结构形式，超过了前人的语言领域，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清人刘熙载谈到词的语言时如是说：“澹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5体现了诗语的一种相摩相荡、相辅相成的关系。不管诗人采取何种表达手段，编织什么样语言结构系统，但要能体会出韵味则是共同的，否则，迫新逐奇，枯燥乏味，就会失去感动人的力量。
前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读古人的诗章也是有门径的，清人黄子云说：“学古人诗，不在乎字句，而在乎臭味。字句魄也，可记诵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宜。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见而获之，后虽纵笔挥洒，却语语有古人面目。”6读古人诗不在于会不会理解诗句表面直观的意思，而在于感受出语言蕴含的滋味，对味的感悟并不在字句注释、解析，而在内心与诗意的冥合无闻，以我之心深入作者当时处境，化物化的文字为活泼泼的意象，通过把握古诗之味，唤醒自己心灵底情绪，陶冶着深层的人性结构。这才是欣赏诗艺、破译诗语的真谛。对后辈诗人而言，学古不是拟古，而是为了掌握古人诗章韵味，融入我之作品，使得“语语有古人面目”，同时又表达出鲜活的内容，体现异种情调，昭示新的风格。特别是在博览群书之后，若果能转益多师，采众人之长，融汇贯通，“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树立一家之格，而又能出于咸酸之外，不局限于某一种单调的味道，把诗的水准提到更高度。这类诗歌真中有幻，寂处有音，篇圆句紧，简约玄澹，其语境常常处在迷离惚恍之间，意蕴具有丰富性、多面性及韵外之致。转贴于
诗味在不同诗人的作品中，甚至在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中，并不相同，存在着味之浅深、多寡的区分。清人张萧亭说：“唐司空图教人学诗，须识味外味。坡公常举以为名言。若学陶、王、韦、柳等诗，则于平淡中求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水味则淡，非果淡，乃天下至诗，又非饮食之味之可比也。但知饮食之味者已鲜，知泉味者又极鲜矣。”7这就是所谓“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语言艺术境界，寓澹泊之至味，也是多而深之味，在古代诗学中特别受到推祟，象陶、王、韦、柳等人诗便如此。读他们的诗就要于“平淡中求真味”，如同品饮泉水，表面味淡，其实“乃天下至味”，使人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吟诗的目的不在观赏其华丽的外表形式，而在其深藏的意蕴，表面惹人喜爱的辞章，若无内在的质素，其味索然，这是浅薄的表现；
另一些诗，其表平淡，没有招徕欣赏者的外部装饰，淡而有味，真气灌注其中，趣味暗寓其里，这是高质量的诗。如果火候未到，徒拟平淡，读者费尽咀嚼，终无意味，就不能算是好诗。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平淡，世所公认，但仔细品尝，“字字有味”，每个语词负载着最大意义负荷，透过“淡”，又能体验到“甜如丹山蜜”的味道。
魏庆之云：“晦庵论读诗看诗之法：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时，须让欣赏主体精神沉潜到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反复讽诵诗句，品析其中包含的义理，咀嚼出味道，向心灵深度拓展，才符合艺术鉴赏的法则，有所收益。诗歌语言是虚拟性的，只是创作者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技巧，将日常惯用语“陌生化”，具有意义的多重意向性，接受者要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综合、发现，在具体语境中去体验。讽诵、玩味，就是通过对语言表层意义的细致探求，追寻其引申义、文外文，以及多层意义组合而获得的新生义。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语言符号的具象性、语义的不确定性，恰好能引起深层无意识的反应，它会调动或激发大量前逻辑的、原生态的多种感受，它们相互渗融，使视听觉同味触觉串联起来。这类感觉的移位、转换，既是审美情感紧张力的一种能量释放，也是审美愉快的导航灯和前奏曲。所以说，读诗品味，既是鉴赏古代诗歌的经验总结，又是品析诗歌文本优劣成败的准则。
三、“但见情性，不睹文字”
诗歌是诗人的情绪流动的凝固化的物质形式，它传达诗人的情感，通过欣赏主体的接受，感发志意。因此，读诗就不仅是欣赏文本的结构规则、语言形式，获得感官的快适，而且要领会诗人抒发的情志、意念。孟子早已说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孟子·万章上》)诠释诗的人，不能因为只注重文辞的品味而损害对诗人情意的理解和把握，尽管“以意逆志”有其缺陷，但这种反对割裂章句或拘泥字面意思，要求从整体的语言结构中体会诗的本来意义，是有进步意义的。本来，诗歌语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惟有传达所由表达的语义，才能洞明诗人的情志。但是，古典诗学讲究言不尽意，味在咸酸之外，语言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符号系统，具有多重潜伏性的召唤结构，真正的诗情还需要通过对语词呈示的象外之意的体认，由接受主体去领会。宋人魏泰曾言：“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
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他还举“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爱止，于谁之屋”诗，评为：“其言止于乌与桑尔，及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无从也。”8诗虽云表达情性，但“情贵隐”，诗人用语词述事以便寄情，这比直接陈述要感人得多，更容易达到诗的教化作用，所以，读者接受时采取的正确办法乃是“缘事以审情”，根据诗语描述的事物，探求其深藏的蕴涵，所引《诗经》里诗表面上是在说乌桑，实质上是玲珑巧妙的心灵装置，寄托着人的悲伤情思。这种情思在语言所提供的意象之外。可见，在诗歌接受过程中，有赖于读者的积极介入，“老夫非是爱吟诗，诗到忘言是尽时”，要想理解诗的真实含义，必须超越语言给定意义。司马光指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读者只有通过思考，才可能得言外之意，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
草木深，明无人矣；
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9假如没有接受过程欣赏者虚神静态的思考、体味，杜诗的意思就不会被清鉴、明察，更不能引起广大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创作来说，诗之生成是性情所至；
从接受角度讲，欣赏者阅读诗歌作品要想正确地理解原意，必须披文入情，探本求源，把着促成诗人创作动机的真实性情。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情若深渊，含蓄蕴藉，见于语言之外。读者既利用现成诗语的意向性、启发性，又要超越语义束缚，去心神冥契。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10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并非不看表达的文字，而是说明诗之味旨超出于语言的文字形质、音节格调的表层面。审美水平高的人如康乐辈，往往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意而忘其言，使其成为通向宇宙、人生慧境的崎岖甬道。这似乎有些玄虚、神秘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符合艺术欣赏的本质特征的。《诗筏》上云：“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今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11学习盛唐诗贵在学它的精、气、神，即血痕，若单由片言只字求工，虽守诗家之律，却失去了诗人真至的情性，徒有其表而无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一经细咀慢嚼，便兴味索然。因此，诗歌欣赏时，训字释句，决不可少，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感受诗的整体境界，读者应由注重字调句读入手，先必须得诗人之心，然后突破感官，参破时空，逼向具有历史意识、人类意识的情性，达到对意蕴的把握，得意忘言。刘熙载评论杜诗时，概括地指出：“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
‘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12杜诗吐弃高远，涵如阔大，曲折深邃，非常人所能及。他自言“直取性情真”，气象与取意相兼，谓之“有”，但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并不见新异，无刻意雕凿之痕，故谓之“无”。“有”“无”之辩证统一，使得杜诗登峰造极，后人无可追攀。所以，鉴赏不同诗人的作品，即是对不同诗作情性的区分：“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澹；
少陵真至，治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13陶诗与杜诗同为真至，皆发自肺腑之言，但前者写得平澹，后者写得沉痛，风格不同，是他们二人各自生活境况而引发迥异性情所决定的。
欣赏古典诗歌，力求获得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接受者以个体的生命直觉去感悟、冥会，甚至遭遇类似禅宗的神秘体验。清代的王土禛云：“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斐《辋川集》及祖咏《终南山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14读唐人五言绝句就象参禅打坐一样，有得意忘言的妙趣，一经笔舌，不触则背。王维的诗，字字入禅，有口皆碑。
由此可见，古典诗学在讨论诗歌语言的接受时，既重视语言系统，又要求超越语言。它是汉语诗歌独特构词方式的体现，也是诗学理论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注 释：
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丁福保辑：《清诗话》，5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67页，中华书局，1980。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116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6 丁福保辑：《清诗话》，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丁福保辑：《清诗话》，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一)，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60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字母词发展理论与发展
国内对于“字母词”是否是汉语词具有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主流的话语。首先，字母词作为与国际语言发展相接轨的语言现象，具有一定合理合法性。在汉语语言环境中自发衍生的语言产物，应该加以引导和保护。如，曹学林认为，字母词是一个语与义相互结合的语言外来词，字母词的读音隶属于汉语语言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字母词的语义又通常被主体人所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将其归为汉语语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之上，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布鲁诺（Jerome Bruner）对该学说进行了深化，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介绍了字母词教学理论（scaffolding）。“字母词教学”是从建筑行业借用的一个术语，本意是指建筑工人使用的脚手架。而用于教育学中，“脚手架”是指一种辅助物，学习者凭借这种辅助物可能完成其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
二、字母词在外语教育教学中的现状审视
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的教学，还是技能的培养。在英语教学中，听与说处于先导地位。听是理解，说是表达，而理解又是表达的前提，只有掌握了良好的外语技能，才能逐步完善其他各种语言技能。但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中，外语课所占的课时比例通常是最少的，并且英语外语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机械单调。很多教师忽视了外语教学的技能性特点，仍采用传统的“三部曲”式教学方法：教师播放录音材料，学生听录音做练习，最后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种传统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手段容易使学生感到单调乏味，缺少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更没有同学间的交流沟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教学效果不佳。另外，大学英语等级考试（CET）、雅思（IELTS）、托福（TOEFL）等考试中多外语的考核使得大学英语外语课演变成了测试课。无可厚非，测试是检验学生能否理解外语材料的有效方法。但是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对信息的感知速度不尽相同，测试往往会造成许多学生的疲惫与紧张，挫伤其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并且，课堂上频繁的外语测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外语教学的真正目的，以考试选答案取代了指导学生如何听，忽视了对学生外语技能的培养，陷入了英语外语教学的误区。
三、字母词的语言辅助与语言检验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
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
“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
“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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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语言论文论；
形式主义；
新批评；
话语；
言语行为
【作者简介1张瑜，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后），浙江杭州300018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99-07
在进入本论题之前，有必要对“语言论文论”这个概念作一点辨析。本文将20世纪以来从文学语言人手、采用现代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的文论各派都统称为“语言论文论”，而不再采用文论界以往习惯的“形式主义文论”这个传统概念，这是有考虑的。“形式主义”术语出现很早，最初是随着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出现的一个明显带有贬义色彩的概念，随后就迅速演变为一个中性的统指20世纪上半期出现的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各派的术语。但也正因为它出现得早，无法预料也不能概括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许多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的丰富特色，站在今天立场上考察整个20世纪这类文论的发展脉络和情况时，再使用“形式主义文论”这个范畴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其局限性也更加明显。实际上，20世纪采用语言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论各派不仅贯穿了整个世纪，而且呈现了极为丰富和复杂的特色，它们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理论基础。甚至在发展的地域上，都存在着诸多重大的差别，形式主义只是这类文论中的一条发展路径，以此来概括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的语言文论的发展，就会以偏概全，忽视语言论文论在发展中呈现出的丰富特色和本身内部的发展变化。从这个角度看，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替代“形式主义文论”概念要更为准确和全面，它不仅能准确概括这类文论都是从语言研究人手发展起来的特征，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各类具有不同语言学或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特征。我们用什么理论观点和概念去驾驭和审视西方20世纪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的各种语言流派和学说，是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全貌并揭示其内在本质。由于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分辨关注得不多，往往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甚至有人由此认为语言论研究已经过时，再没有发展的空间和方向，这些都将影响到当代文论的建设与发展。
本文拟从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人手，试图勾勒出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整体格局和版图，力图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把握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和变化规律。本文认为，虽然20世纪语言论文论诸家在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和内容上存在着各自的不同，但仍然可以总结出i条规律性的发展路径，即形式、系统路径，象征、语义路径和实践、行为路径，它们分别体现出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视角，并体现出20世纪语言论文论从符号系统到实践行为的发展趋势，它们共同构建了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版图。
一、形式、系统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一条发展路径是俄国形式主义一布拉格学派一结构主义一解构主义，前三者即国内学界通常认为的“形式主义文论”思潮。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发生在欧陆的文论流派，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它们各自所受的多种理论来源的影响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一条主线，因而在它们各自的文论研究中，在其诗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上呈现出大致相同的特征。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初促成了现代语言学领域中的革命，对现代思想和人文社会等多种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影响最重要的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的观点，索绪尔最具革命性的看法在于他指出语言符号与实在世界的所指物之间不存在自然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人为的“任意性”关系，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其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差异，由此动摇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自然对应的联系，索绪尔的语言学使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成为最为关注的重点，这一点对20世纪欧陆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都排斥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反映”和“表现”特征，强调转向文学文本内部语言符号的研究：其二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方法论上采用了差异的方法，建立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和命题。最著名的有四对范畴，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这些范畴有的不仅直接被吸收到文学理论中，而且更主要的是其显示的方法论对语言论文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语言论文论的出发点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命题即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上，这个命题正是采用差异方法建立的。
被伊格尔顿确定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变化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是最早在诗学领域发现和采用索绪尔革命性的语言学理论的，维塞高度评价说：“他们敏捷地承认并且抓住了索绪尔在符号学上的贡献，表明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当代智力动向的变更保持了怎样一种警觉的态度。比较而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也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才开始在法国文学研究中广泛地体现出来，而他的著作的英文版在1959年之前尚不可得。”俄国形式主义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分支之一的莫斯科语言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是语言学家，这一背景使他们能够迅速注意到索绪尔语言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贡献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例如索绪尔把语言重点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并提出语言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观点，实际上是把语言看作与外部世界并列的一种实体，这直接启发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语言及其结构的研究，以及使文学研究变成一门独立科学的追求。他们主张“文学科学”要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什克洛夫斯基在以工厂的生产来比喻文学理论的任务时就宣称，“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和纺织方法”：而雅各布森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性”概念同样强调对文学作品内部构造和形式的研究，他曾讽刺性地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把其他学科的材料拼凑为文学研究对象。这些反对外部研究的观点明显有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子。此外，俄国形式主义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其出发点一开始就在文学语言和（日常）实用语言之间划了一个界线。这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路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差异方法影响，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是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是独特的，著名的“陌生化”概念就是探讨两者不同的产物。
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无论在人员上，还是理论上都有着直接的延续关系。从文学理论上看，布拉格学派文论更系统地重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也更为自觉地采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对形式主义进行综合，更为重视对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并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了形式主义，这就是：他们把形式主义理论摆进了符号论或符号学的框架”。这使它们在某些意义上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视野，不仅仅把文学作品只看作是语言构成，只强调语言形式的研究，而是将文学符号与人类生活语境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的结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的对象，扩大了语言形式的范围。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诗歌语言的研究，其独特的贡献尤其体现在开辟了诗歌语言的音位学研究。所谓音位，即语言的能指，布拉格学派从关系、功能与价值角度研究语言内部词形变化与声音选择的复杂关系，这对雅各布森的影响极大，他本人也十分关注音位学的研究。1941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纽约正是受到雅各布森的影响，率先把音位学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并认为“音位学能为所有的人类科学提供方法论基础”，由此掀起了法国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这一术语是雅各布森在1929年为避讳“形式主义”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名称提出的。结构其实是形式的另一个代名词，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关系，布洛克曼就把彼得堡、莫斯科与布拉格视为结构主义的前二站。法国结构主义涵盖多个学科的各个领域，但它们都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法国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运用可谓达到极致，几乎所有索绪尔提出的概念和原则都被结构主义扩展运用到包括文论在内的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由此确立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去研究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霸主地位。结构主义把对语言及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关系作为一切学科和现象研究的对象，对结构主义者而言，语言模式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都是符合类似语言的结构，而结构主义的研究任务和目的就是探讨决定这一般系统含义的结构、规则或“语法”。就文学研究而言，结构主义文论就是以第一符号系统的语言为中介来研究作为次一符号系统的文学，由此使用语言学概念和范畴分析文学文本成为主要模式。结构主义文论尤以叙事学、符号学研究最为著名，它认为一切叙述背后都有一个结构或模式在起作用。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托多罗夫等人对叙事结构的分析，目的就是探寻一个普遍有效的文学恒定的模式、深层结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可以说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直接发展和集大成者。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视为一个系统或结构，认为文学系统具有内在性，是能够自我生成、自我调节、自我参照的整体，完全排除了作者与外界的影响，这些特点都与形式主义特征一脉相承，都沉溺于、集中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都坚决地排斥语言符号与外界的指称联系。
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从其内部孕育出了后结构主义的反叛思潮。后结构主义相当复杂，有向内与向外两个方向的发展，其向内的德里达一系，对美国文论界影响巨大，被称为“解构主义”，并在七八十年代的耶鲁大学形成了以保尔・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学派。虽然德里达出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对索绪尔的批评十分尖锐，但是，应该看到，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在许多方面仍然遵循着索绪尔语言学规定的主要原则，即强调语言系统的自足性，排斥其与外界的联系。“解构活动并不触动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
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有的放矢。”德里达十分欣赏索绪尔就能指与所指关系提出的任意性原则和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原则，认为索绪尔已经踏上了解构主义的道路。但他认为，索绪尔的“解构”并不彻底，他没有彻底切断词与物的联系，仍然囿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束缚，没有把差异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指与能指的纵向关系中。德里达认为，语言活动永远达不到语言之外的“物”，即能指不再能涉及到超越它自身之外的实体、事物和思想，它只能涉及到其他能指。由此，德里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反形而上学命题――“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命题的含义不是否定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强调文本的语言世界是自指性的，它不是外部非语言世界的再现，不指向文本之外，所以在耶鲁学派提倡的“修辞性阅读”即解构主义批评中。注重的是对文学文本内部差异和矛盾的寻找，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实质是一场不断延异、无法确定的游戏。这一强调文本语言的自指性，排斥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原则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所以解构主义批评是可以归为形式路径的。
综上所述，20世纪欧洲大陆的语言论文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再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其理论资源主要都遵循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都共同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指性，把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认为文学意义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系统内部的结构，因此走的是一条形式发展路径。欧陆语言学文论的优点在于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系统特征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极富有成效工作，使人们对文学语言本身的自指性有了鲜明的认识，但是其缺陷也很明显，即切断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联系，使文学与现实割裂开来。
二、象征、语义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二条发展路径是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是语言论文论中最容易被误读的一个流派，长期以来一直被文论界归为形式主义文论行列。事实上，尽管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有一些共同点。例如都以文学语言和文本为中心，都反对以作家或读者的意图来解读文本，都致力从语言人手力图建立一门“文学科学”等，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存在着极为重大的区别，这不仅体现在两者的理论渊源深上，而且也体现在两者在语言论文论的旨趣和特征上。
在理论渊源上，新批评的语言学的理论资源主要不是来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由于语言的隔阂和地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欧陆与英美文化上的差异。索绪尔的理论没有对20世纪早期的英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索绪尔及受其影响形成的欧洲形式主义文论才真正被介绍到英美批评界并产生重要影响，在此之前，新批评则已主宰了英美批评领域达半个世纪之久。新批评的语言学渊源主要来自英国本土的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瑞恰慈和艾略特是英美新批评公认的先驱，就语言论文论而言，作为大学教授的瑞恰慈在语言理论上的贡献要更为系统，对新批评的影响要更大和更直接，所以兰色姆在《新批评》第一章里开门见山地指出：“论述新批评必须从瑞恰慈先生谈起。新批评可谓滥觞于他。”用艾略特的话而言，新批评实际上起源于“瑞恰慈教授的课堂方法”。在20年代，瑞恰慈在剑桥等课堂上致力于“讨论如何研究、欣赏、评判诗”的工作，由此开创了微观语义学的批评方法。受英美经验论的文化熏陶，瑞恰慈重视的是对语言意义问题的研究，而非系统抽象的层面，他与奥登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有批评索绪尔理论的地方，不满之处正在于索绪尔理论的抽象性与经验论相抵牾。美国学者詹姆逊在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中曾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与瑞恰慈和奥登的《意义的意义》作过详细的比较，以显示出英美传统特色与欧陆的差异。他指出，“前者（指瑞恰慈和奥登）是语义学家，他们把词当作象征来研究，而后者（指索绪尔）则坚持把语言界定为符号系统”。他解释了“英美用的那个术语，即‘象征’这个词，总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词和它们所表示的东西或者是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之间的关系。的确，‘象征’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词语物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任意的，在最初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时候是有一种基本的对应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自然是逐句地，一对一地寻找对应物，是从语言中清除所有非指称的词和纯文字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差别，即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没有像索绪尔那样切断语言与外部的关联，他们仍然认为语言的唯一目的（至少是首要目的）是象征或表征外部事实。这一特点明显影响到英美新批评的观点。
瑞恰慈把语言区分为两种功能――“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诗歌是对语言情感功能最典型的使用。这里瑞恰慈已经明显带有从语用视角因素来分析的意思了。瑞恰慈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大异其趣，科学语言在于“实证”，尽可能做到表述准确、意义单一，没有歧义。而文学语言则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是一种无法证实的虚构陈述，即“伪陈述”，它依赖暗示、暗指、联想、想象等丰富细微的意义来表现一种艺术真实。因此，瑞恰慈十分重视对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和含混性，即“复义”问题的探讨。这对他的学生燕卜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燕卜逊剔除了瑞恰慈文学理论中的大量心理学成分，运用语义学方法对250余个诗节的英文诗作了细读，写出的《朦胧的七种类型》在1930年问世后，引起强烈反响。这可以说是英美新批评派的第一部著作，开创了文本分析和“细读”的先河。美国新批评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燕卜逊的启发，并沿着燕卜逊的线索找到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美国新批评运用的文本分析方法也主要来自瑞恰慈和燕卜逊，美国新批评派对悖论、反讽、张力和文本有机体等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也都与瑞恰慈和燕卜逊一脉相承。
英美新批评的源头在英国，主体则是以兰色姆师生为中心形成的美国南方批评派。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追求建立一门文学批评的科学，因而它反对在批评中融入作者和读者的主观意图，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排斥作者和读者主观意图的介入并不是切断文学与外界的关系，它只是切断文学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混淆起来。应该指出，新批评在重视文学语言分析，排除作者、读者主观意图等方面与欧洲形式主义批评有相通之处，但是新批评与之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探索文学作品意义的时候，没有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它始终带有经验主义的特征。新批评的主将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也是最被误读的理论之一。许多人望文生义，把“本体”理解为文学文本本身，这也是新批评往往被文论界误读为类似形式主义的文本自足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是对存在的研究，但兰色姆的“本体论”已带有现代存在论的色彩，它不是指西方传统哲学中那个最高的抽象概念。而是如韦勒克精确指出的那样，“在兰色姆的论述中，‘本体论’往往用于表示对客观现实关注的同义词”。也就说，兰色姆的“本体论”是外部现实生活的代名词。兰色姆的理论是从文本角度区分诗（文学）与散文（非文学）的差异，兰色姆认为“诗歌作为话语的差异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它处理的是存在的条理，一种客观性的层次，这些东西是无法用科学话语来处理的”，兰色姆并没有像形式主义那样，局限于语言和形式内部去探讨两种文本和话语的差异，而是联系到外部世界来说明的，“这并非不可思议。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它必须与我们在科学论文中所处理的那一世界，或种种世界（因为确有许多这样的世界）区别开来。这种种世界只是我们这一世界的简化的、经过删削、易于处理的形式。诗歌旨在复原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散乱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本源世界，就此而言，诗是一种根本地或本体地独特的知识”。显然，兰色姆是联系外部世界来说明文学的特异性的，其根据就在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作出的。可以看出，新批评仍然强调文学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作用，所以，韦勒克把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称为是古老的模仿论的翻版。韦勒克这个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忽略了新批评与传统模仿论的区别，传统模仿论把语言只看作手段，意义达到外部世界，手段就失去了作用。而新批评不同，新批评不把语言视为手段，而视为中心，因此，语词的朦胧、含混意义诚然象征了外部、混乱和矛盾的复杂的现代世界，但正是依靠语词的意义，我们才认识了这个光怪陆离的生活世界。在这里，语言已经初步具有了构建外部世界的含义，这是新批评超越模仿论的地方。
总之，英美新批评与欧洲形式主义的语言论文论是有重要区别的，其根源实际上是语言观的区别，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理论的差异，新批评没有像形式主义一样只局限于语言内部系统的研究，而是始终不放弃语词与外部世界的意义联系，这就使新批评的立场和文学理论与欧洲形式主义文论存在本质的差别。
三、实践、行为路径
语言论文论发展的第三条路经是20世纪中后期在欧美逐步兴起的以“话语”和“言语行为”为理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文论派别，其语言论基础来源复杂，资源众多，主要代表有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等，它们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向和特征，即强调以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侧重从语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语言是一种实践或行为”，显然，不同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和英美经验主义认为的“语言是一种意义实体”的观点，这类语言论旨在恢复和重建语言与外部人类生活世界的广泛联系，体现了鲜明的回归现实生活“向外转”的趋向。由于切人视角不同，它们在主要内容方面都存在各自鲜明的特征，呈现出语言与生活世界复杂而丰富的联系。
巴赫金是最早提出并在文学研究领域运用话语概念的文论家，但是由于他早年命运曲折多桀，生前几乎藉藉无名，他的理论贡献一直被淹没。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学界发现，并被介绍到西方，引起了轰动，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苏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思想深邃，才华出众，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的文学理论是建立在他独有的语言哲学――“超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超语言学”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早期俄苏语言学界流行的语言流派和文艺界当时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巴赫金认为真正的语言是现实中使用的语言，是人们交往中使用的语言，即“活的语言”，也就是话语，它是“活”生生的，具有丰富的变异性和具体多样性。他的超语言学理论就是以话语为研究对象的，这与索绪尔和形式主义路径完全相反。巴赫金批评索绪尔抽象封闭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他把生动的语言变成抽象的概念系统，在巴赫金看来，人类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不是语言体系，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话语。并且巴赫金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交往对话，“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巴赫金不仅指出了话语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话性”，而且坚持从社会学观点出发研究语言，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载体，认为语言具有意识形态性，并辩证地阐释了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巴赫金把超语言学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复调”、“狂欢化”等重要成果，其在语言文论上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文学语言纳入到“话语”范围，这就打破了形式主义把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隔绝的做法，恢复文学语言、文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的密切关系，突破了前期语言论的封闭缺陷，给诗学打开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对文论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法国后结构主义是使“话语”概念名扬天下的理论学派。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法国后结构主义比较复杂，有向内和向外两个发展方向，话语理论即是其向外发展的主要贡献，以罗兰・巴特和福柯为代表，侧重从文化实践和社会学方面进行文化研究，他们都把话语看作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活生生的活动和实践，而不是索绪尔所说的封闭抽象的符号结构和系统，并极为重视话语的建构功能。罗兰・巴特认为日常生活中许多被认为是“自然”的事物和文化，实质都是人为使用话语进行的建构和创造，是一系列文化的实践及其产物。他对日常许多通俗文化活动，如流行时装、食品、职业摔跤、汽车式样、洗涤用品的广告、法国葡萄酒、脱衣舞、旅游手册和电影明星等等都作了一系列独特解读和分析，力求揭示和解构这些日常“神话”背后“自然”的伪装，破除这些文化现象的“神秘感”，开创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中，话语实践和分析是其主要的运用工具。
而福柯更是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深入到文化史、知识学、社会学史的深处进行“知识考古学”研究。他指出“疯癫”、“性”等概念和事物都是话语构建的产物，“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调查、言论和书面文字――也就是‘话语’，或者‘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显然，福柯的“话语”概念重视的也是其构建功能。此外，福柯还独特地指出话语与权力有密切的共生关系，权力制约着话语，话语反过来也巩固权力。福柯通过对话语的谱系学研究指出，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象的结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它决定了知识真假之分和正确错误之别。也决定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福柯不仅揭示了话语受权力运作控制特征，而且对西方文化中权力话语的发展演变作了深入的历史考察，总结概括了任何社会对话语生产和流通的控制方式、组织原则和构成规则，对话语理论作出了独到的贡献。福柯本人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和文艺学著作，但是他的话语理论对文学研究影响巨大。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流派都从中获得重大理论资源。
言语行为理论是20世纪中期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塞尔、格莱斯等人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哲学理论，其独特视角是从人的行为角度对语言进行考察。言语行为理论最有价值和最为革命的贡献是发现和提出了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具有一种“做事”的功能，并强调指出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传统认为的反映和描述功能，而是这种“施为性”功能，由此言语行为论把说与做、言与行统一起来，提出“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的新思想。言语行为理论实质是一种语言实践论，它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行为，这一看法同样突破了纯语言学的范围，将其扩展到人的行为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为语言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言语行为理论一面世就引起普遍关注，它不仅在语言哲学、语言学领域迅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逐步被广泛运用到人类学、心理学、法律、文学理论和批评等人文学科领域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言语行为理论就被英美批评界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最初是以一种挑战或矫正形式主义缺陷的面貌出现的，它批判前期语言论文论封闭的缺陷，称形式主义的语言自足性理论为“诗的语言的谬误”，重新讨论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恢复文学话语的日常交往性特征，特别关注和强调了文学的交往性性特征。80年代之后，言语行为理论吸收了解构主义的观点，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乔纳森・卡勒等批评家运用言语行为理论阐释了文学的创造性、文学阅读、文学文本对读者的说服作用、文学修辞研究等问题。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把文学视为一种言语行为，它不只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描述，更重要的是文学是一种以词做事的施为性实践活动，它能够以一种特殊使用语言的行为方式直接介入人类现实生活，参与构建和创造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这些都表现了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学；
外国文学；
语言胜境；
概览
中图分类号：H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96-02
一、引言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外国文学为语言学的进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库支撑，使得研究者得以在语言认知观与人本观而外，以语本观对语言学中的辞锋进行不断深入的探析，并由审语、审音、审文、审态、审韵，而进入到一个审境的对外国文学中的语言进行掇箐撷华的基于全新视角的全新境界，从而起到对于外国文学中的语言胜境加以概览的作用。语言固然是自然界中最司空见惯且最习以为常的第四王国，同时，语言也是存在着永续的自我发展与无可穷尽的有机体。外国文学中的语言生命条件以及语言间对应现象，与其语言的异质性、异构性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极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这些特质在外国文学中所起到的是一切语言中都永恒地、普遍地、无差别地存在着的作用和力量。
二、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境概览
（一）载道胜境概览
文以载道，一代有一代之思潮，一代亦有一代之语言学，而文学只不过是语言学的一种诉诸于文的象征，尤其是外国文学与语言学之间更是存在着一种全新的互为表里的关系。外国语言学尤其重视语法、语文以及比较文法等不可或缺的语言学要素，从这些语言学要素而言，语言学既是这些语言要素的系统化的语言集，实际上同时也是以逻辑为基础的一系列的语法及其规则作用下的语用体系，这一系列规则及其体系共同以规约的语言形式保证语言的正确性。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外国语言学亦是对于语言形式的一种确定化的最佳解释与评注，亦包含了对于语言相关的风俗、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与考订。从语言学的视角研究外国文学，其实等同于以一种语言对语言学现象加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解释，并对其中的相关理论加以阐明，借以由母语诠释另一种语言中的“义”、“音”、“韵”、“境”。
（二）自然胜境概览
20世纪以来，在语言学转捩的大背景影响之下，对语言学的存在性有着直接影响的文学出现了向心理语言学等方面的分化，这种分化首先是由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化融合所决定了的，同时，亦是在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交错、重叠、化合等基础上迸发出来的语言的社会化的自然语言生理的本能的反映，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语言学显然汇聚了自然生理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的优势与精华，进而形成了自然生理与社会心理凝定而成的一种复合化单位。然而，不论语言学在未来如何变迁，文学都将是语言学的永恒的、最佳的代言者，文学既无法抽象于语言学而存在，同时，语言学亦将其生命之根牢牢地扎在文学的沃土之中。例如，英国著名的散文家欧文曾为我们以语言胜境描绘了一幅《英国乡村》的自然美景，“芳菲接天，翠溪蜿蜒，在翳日的林薮间迂隐着幽潭一湾，碧水晴岚共映其间。落叶浮空，点染成梦幻，红鳟在梦幻与现实中嬉戏流连”，寥寥数言，胜境即如油画般迷离、水彩般明丽地呈现在面前。
（三）心传胜境概览
文学的言传心境为语言学带来了其美如斯的语言胜境，形之于文学的语言学元素的并不复杂的堆叠即能够恰如其分地传递知觉、感触与体验，不能不说这一切都要拜语言学之赐，当你直接阅读原文时，更能够亲历那种沉浸式的移情体感[1]。语言学中的元音交替的元音系统与原子主义的语文、语义构成了语言学最初的较为复杂的多元化两极，格式塔思想的完形以及音位、音节、音韵等理论亦为语言学提供了得以不断发展的变格范例，语言的发展为文学的渐进发展提供了元动力，语言由个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发展为思想的纽带，从而形成了社会化进程中的纽带，进而形成了应用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崭新的学科。诚然，语言学所连结着的社会中的各个部分其实是由个体情感交织而成的整个社会的欲望集成，既然个体情感无法抹除，那么外国文学中必然会对由个体情感交汇的社会欲望形成心传。
三、语言学视角下的“诗”境概览
（一）天然胜境概览
“诗之始，本乎天”，诗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每个人内心都有诗心、诗情，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至于诗，只是一种表达形式而已，这一点外国诗学亦不例外，事实上，诗学是最具有个性同一性特质的文学表现形式，因为，在诗心与诗情面前，任何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等等方面的差距都会为诗绪而消解。外国诗学对中国近现代诗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外国诗学从其语言学特质概览，极简短却极凝炼，更隐喻且更深刻，言至简而意至繁，外国诗学的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二）心源胜境概览
“诗之境，自心源”，诗歌，尤其是外国诗歌，相对其他文学形式而言，较少露骨地宣扬理性与智性，因为，从语言学视角而言，诗更是一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厚积薄发，诗更像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因此，与梦中的呓语有些神似，也恰恰因此，无法精确地将深蛰于心的本不可分的与理性、智性水融的感性表达剥离开来。因此，裴多斐才会在其诗作中以“废墟”自谓，愿诗学的“常青藤”尚其“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而上”[2]。即使从现代外国诗学的视角观之，这首诗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外国诗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更加精彩的语言学胜境，外国诗学同时亦是一门实际意义上的认知语言学，其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言诗，作为一种二语习得，虽然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无法直接与外国诗学进行精神交流，但是，外国诗学的多元化却为我国的普通民众提供了更多的针对外国诗学作品的基于多元化意象的多元化解读。
（三）自由胜境概览
外国诗学是一种类似程式化的语言艺术，但却是对语言学中文字进行了最高境界的阐述，堪称煞费苦心的凝炼，作为一种形式语言，外国诗学还极具类音乐的韵律感，其语言形式、语序形式、语态形式等都存在着音乐式的由发展到高潮的过程，同时，外国诗学亦与外国绘画有着相似的创作过程，即均需要经过构思、立意、造境、渲染，进而引领欣赏者达到激情与共的胜境。外国诗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胜境，外国诗学较少直白表达，更少非此即彼式的刻划，外国诗学赋予人类的是更加自由的感触与更加自由的想象时空。外国诗学既是一种瞬间情感的表达与永恒诗情的定格，同时，更是情感凝结超越时空所传递的一种蒙太奇式的可持续意象。外国诗学让我们可以在醒着的时候沉浸于梦中，可以在梦中抚触“西方的月亮”映照下的西方文学思想，更可以尽享诗情中的徜徉，诗心洋溢下的怀想。
四、语言学视角下的“戏”境概览
（一）辞锋胜境概览
外国文学中的语言胜境首先表现在与生活息息相关，依托于生活却又形而上于生活的文学方面，在外国文学的基础之上，才衍生出了充满外国文学中的结构性、象征性以及无意识性的语言学视角下的外国诗学与外国戏剧。与外国诗学对于纯粹精神生活的极致塑造不同的是，外国戏剧则是对现实生活的力图更加真实的意象模拟、具象仿真以及尽象还原[3]。提及外国戏剧就无论如何都绕不开“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存在着远胜“文”与“诗”的更加伟大的关于人生、社会、哲学等的足以引领后世学者进入语言胜境的语言学中的自由论述，莎士比亚戏剧中语言的交错，语序的变幻，对白的精彩，都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足以永恒敬仰的文本与永久膜拜的经典范式，同时，莎士比亚的对话中的语言更显辞锋，无论是对话中的援引，还是对话中的论辩，都尽显莎士比亚语言胜境的大观。
（二）人性胜境概览
“文学必须是语言”，但是文学，尤其是生活化的文学必须依靠戏剧来进行影像化、具象化以及拟真化等真实观感下的艺术化还原，语言学首先必须是功能语言学，只有跳出语族内部差异，向更广阔的语言学时空发展，才能最终成就语言学的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也才能为戏剧带来更顺畅的后续发展驱策。无论是泛文学时代的戏剧前身的史诗，还是戏剧鼎盛时代的悲喜剧；
无论是戏剧的巴洛克风格，还是其后现代的哥特风格；
无论是基于语言学的原型批判主义，还是语言学奉为圭臬的结构主义，都是文学良知反求诸生活化、社会化以及戏剧化的人性光芒的结晶，这种华美的结晶，最终为外国文学带来了许多戏剧化的语言胜境。外国戏剧实质上也是一种综合的语言学形式，外国戏剧是对外国文学以及外国诗学等语言学形式的一种综合式梳理与探究，其结晶必然归结为人性。
（三）根性胜境概览
伫立在哲学认识论视野及其理论高度俯视文学，语言学始终是文学的前沿，语言学首先应该是文化语言学，戏剧既为文化铭刻了文学终将回归生活的里程碑式的印记，也为语言学在外国文学、外国诗学以及外国戏剧艺术的助力之下，最终发展成为超语言学提供了文学基础。其实，无论是语言学中的“文”、“诗”还是“戏”，归根结底都是文学潜意识流变下的生活，因此，无论是否从语言学的意义审视， 由文学表象提炼的生活，以及由生活形而上升华的文学，最终都是游离于广义语言学与狭义语言学之外的超语言学[4]。外国文学的现实描蓦与结构主义带来了语言学的萌芽，外国诗学的心源性与梦幻性带来了语言学的革命，而外国戏剧的升华性则带来了语言学的兴盛，无论是历时语言学，还是共时语言学，都无法游离于其生活根性所提炼而成的戏剧性的实质，由此可见，语言学不仅存在着系统性、自治性，而且亦存在着不可或缺的戏剧性。
五、结语
从语言学的视角审视外国文学，我们看到，语言是一切文学的主宰，语言不仅可以创造文学文本、诗学文本、戏剧文本等一切文学形式，而且还可以创造文学衍生下的其他艺术形式。语言在语言学规约与艺术化性灵的组织之下可以为文学不断带来新的境界，在外国文学中，语言胜境可谓不胜枚举，这些语言胜境归根结底都是语言之功。语言学由审音、审义、审态、审韵，最终发展到审境，才使得语言学真正拥有了基于语言本体却又超乎语言本体的更符合语言本身的审美功能与审美性特质，恰如《语言的生命》一书中所言，由此，语言学才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更优美的语言胜境，一个更高级的语言晶化过程。
参考文献：
〔1〕潘文国.索绪尔研究的哲学语言学视角――纪念索绪尔逝世100周年[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
〔2〕Lawrence F. Bouton.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IN CONTRASTIVE ANALYSIS[J]. IRAL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