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文学形象的概念文学语言紧密结合音乐形成音乐文学，它是充分呈现文学内容以及歌舞形式的一种文学作品，也是音乐与文学艺术的完美结合，尽管其本身属于文学，但却必须具备音乐性，所以要求运用特定的创作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艺术形象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艺术形象论文范文第1篇
（一）音乐文学形象的概念文学语言紧密结合音乐形成音乐文学，它是充分呈现文学内容以及歌舞形式的一种文学作品，也是音乐与文学艺术的完美结合，尽管其本身属于文学，但却必须具备音乐性，所以要求运用特定的创作方式。音乐文学在广义上通常涵盖了戏曲、歌剧、曲艺（各种说唱艺术）、歌词、民间小曲等。而狭义上的音乐文学指的就是歌词。音乐文学形象指的是利用歌词所体现出来的十分感性的、具备很强的艺术气息、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情感、包含了审美价值的各种人物形象、有着具象事物的有形表现，充分反映了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提炼并不断升华，通常指的是歌词的各种形象，主要包含了所传承的历史文化，所描述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所诠释的十分细腻的情感以及心情等等。其实质是它所具有的音乐属性，其表象是它的文学特性。古代诗歌是我们国家最初的歌词文学形象，比如我们国家的第一步诗歌总集《诗经》、汉魏六朝（即曹魏、晋朝以及南朝）的乐府民歌等等这全部是一些可以唱的歌词，诗歌创造出来的形象在本质和歌词形象并无区别。
（二）音乐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
1.特定的研究对象：音乐文学形象是一门属于音乐紧密结合文学的交叉学科，歌词是其重点研究的对象，而普通文学形象所研究的对象通常是文学文本，在创作歌词时要受到音律的制约，并需要符合节奏性与审美性的要求，传递出让人们充分体会到诗意以及乐感的双重享受。与单纯的文本表现形象进行对比，歌词和音律有机结合展现出来的音乐文学形象具有更强的美感以及欣赏性。
2.审美功能更具协调统一性：创作音乐文学是灵活运用各种艺术形式以及技巧把那些自然的、处于游离状态的生活元素转化成严谨有序的艺术形式，从而使得那些无序的原生态的具体形象升华为规范有序的艺术形象，使得体现出来的文学形象更为集中，进而达到外在与内在形象的协调统一。3.时代性特征：歌词形象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在古代歌词通过诗歌形式表现出来，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思想理念以及情感价值。到二十世纪初，我们国家所创作的歌词形象逐步摆脱诗词格律的制约，朝着自由化、口语化趋势转变。所创作出来的歌词形象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有着较强的新时代的气息或者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1926年赵元任谱曲的刘半农的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的《海韵》等都充分体现了时展的脉搏以及浪漫主义情怀，光未然的《保卫黄河》、李叔同的《祖国歌》等充分反映了人们的爱国革命情怀。建国之后涌现了诸如《祖国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众多歌颂新中国的歌曲，时期创作出了许多单一化、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歌曲，比如《思想放光芒》、《思想传万代》等。改革开放之后是我们国家歌词创作的新高峰时期，尤其是跨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所创作出来的歌词形象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优秀歌词形象不断涌现。
二、塑造音乐文学形象的方法
（一）歌词在创作文学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创作音乐文学形象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作歌词形象。歌唱所抒发出来的情感是最为感性的，且歌词的基本内容以及创作灵感往往源于现实生活，有很强的通俗性，所以歌词这种文学形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其它的文学形象进行比较，它更加通俗易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加上音乐所赋予的十分强大的活力，词因曲而更美，一首优秀的歌词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余的文学形式。同时，普通的文学形象需要借助阅读者自己人生经历以及文化素养而对之加以想象得以构建，而音乐形象主要利用音乐的节奏、韵律以及和声等方式进行表现，无需借助外力、更加直观而深入人心。
（二）创作歌词形象的基本方法歌词和诗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均注重格律以及词语的相互搭配，重视情感的升华。所以，对于歌词形象的创作在方法上能够参考创作诗歌的基本技巧，不过歌词更加侧重通俗易懂，在表现音乐方面能够让人非常直观地获得情感的共鸣，而诗歌更加讲究意境以及诗眼，存有很大的想象余地，所以所创作的歌词在语言方面应当尽量避免晦涩以及跳跃性的语言。
1.准确把握音乐的主题是创作歌词的核心，也是音乐文学形象的前提，要想充分反映音乐主题就必须使得词曲实现协调统一，主题的组成要素主要有歌词、韵律、节奏、声调、伴奏以及音区等等。
2.歌词韵律充分结合曲调、准确掌握韵脚的尺度，避免在同样的段落中间转换韵脚，最好在段首或段尾转韵，并且段首与段尾的韵脚应不一样。
3.孙宁在创作歌词过程中对于词语的选择以及搭配方面，应当按照旋律的不同内涵选择力度不一样的词语，并注重创新，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让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4.还应当按照音乐自身的需要，对歌词仔细斟酌与修饰，针对不能满足韵律流畅性要求的部分进行剔除、修正或者弥补，以实现音乐文学形象的内在以及外在的协调统一。
（三）歌词形象的延伸与升华音乐文学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形象的进一步的延伸，歌词形象的基本素材同样取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并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更具渲染力。创作歌词的人员根据自身的体会，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对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事物进行延伸，并进行自由发挥充分联想、想象，此外，还通过在精神层面的创造活动，从而在意识层面获得进一步的升华。歌词创作人员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理性的拓展，使得众多的想象元素完美融入现实生活元素中去获得艺术的升华，从而实现创作内在形象的目的。用来进行思维的形象事实上是比较观念化的一种形象，通过这些思维活动，最终实现从文学形象到艺术的快速升华。
三、结束语
艺术形象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韩非子，寓言，孔子形象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构建起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在《韩非子》中，寓言成为其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论据。先秦散文特别是诸子散文中，保存下来为数不少的寓言故事，其中又以《韩非子》一书为最多。《韩非子》的寓言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先秦寓言中很具代表性的。不同于《庄子》寓言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韩非子》的寓言多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多把改造后的历史故事和谐地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中，为其所用。
《韩非子》寓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圣者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贤臣有伊尹、周公、管仲、子产，士则有孔子、墨子、商鞅、吴起，霸主有齐桓、晋文，奸邪有费仲、竖刁、易牙，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物，经过韩非不同程度的改造，成为了寄寓韩非主体意志的变形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历史人物中，韩非对儒家的批判最为激烈，尽管如此，孔子在《韩非子》中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当高，有四十五处之多。其中涉及孔子的寓言集中保存在《说林》、《储说》、《难》中。韩非出于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需要对关于孔子的史实和言论进行了不成程度的改造或虚构，故使孔子形象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子》五十五篇中，含有寓言故事的篇目有十八篇文学艺术论文，而其中包含有关涉孔子的寓言的有十二篇之多。因为孔子与韩非的政治主张不同，孔子总是被作为批驳的对象，但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有极大的影响力，因而韩非在寓言中还要借助他来说理或者阐述某些观点，所以在寓言篇章中，对于涉及孔子的历史事件和相关言论，韩非“重其义而轻其事”[1](P20)，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虚构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而使孔子形象具有了多面性和复杂性。总的说来，《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站在法家对立面，受法家批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简单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的言论较多地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具有浓重的儒家色彩，但这些言论是与法家的观点相抵牾的，往往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难一》）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充分肯定了舜的“仁”和“德化”，这也是儒家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体现。陈奇猷先生在案语中指出“此条疑韩非引自别本《论语》”[2](P846)，“韩非曾见别本《论语》。后文‘仲尼’云云各条同此”[2](P842)。然而韩非对孔子的评价给予了激烈的反驳，他通过“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难一》）的辩难，提出“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难一》）的问题，最终申明自己的法治主张“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
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难一》）。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文学艺术论文，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难三》）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对三位国君提出的相同问题给以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都是符合孔子“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和“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为政标准的。然而，韩非却贬斥孔子的观点，他从法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仁爱是法制败坏的根源，要达到目的三位国君只需要凭借权势做到“知下”即可：“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其他诸如孔子称赞晋文公“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难一》），称赞襄子“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难一》），称赞文王“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难二》）等等。这些观点都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韩非正是通过批驳孔子的儒家思想，从而使自己的法家思想“名正言顺”地得到树立。因而，在这样的寓言中，孔子被塑造为“仲尼不知善赏”（《难一》），“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的法家驳斥的对象。
（二）既有儒家性格，又大力宣扬法家思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较具特色的孔子形象。因韩非在选取事实时“但取其足以明义”[1](P20)，因而“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1](P20)。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形象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巧妙变形，孔子的言行表面上看似符合儒家的规范，但实际上是在宣扬法家思想。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文学艺术论文，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外储说左下》）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违背常理先吃了擦拭桃子的黍子，然后才吃了桃子。这一举动表面看来是符合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的，符合孔子主张的“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但实际上，韩非是通过孔子严格维护黍和桃在五谷和果蓏的等级这类小事来宣传自己“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的极端的等级观念，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丧失贵贱、上下之间的等级观念。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
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
这一段话初看来，极像在表达儒家的观点，他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和“公平”。但仔细品味这些话又似是而非。虽然儒家主张礼治，但是这种礼治的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它赋予贵族以特权而刑罚主要是针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可见，儒家的礼治根本就不存在刑罚的真正公平。这里的“德”、“概”其实是“法”的代名词。“以度量衡之平喻法，是法家共同的作法。法家认为既然法是由国家制订的，因而就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就应当是客观的、公平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3]
另如，“子路私食役夫”条（《外储说右上》），通过孔子阻止子路“以由之秩粟而餐民”的寓言，表面上是宣传儒家的“仁义”和“礼”，而实际上是要表达韩非极端的君臣等级观念和“善持势者早绝其奸萌”的政治观点。“夔一足”条（《外储说左下》），它符合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韩非借孔子将神话历史化来表达臣下“虽有驳行，必得所利”的观点，要求“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
（三）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已经完全摆脱了儒者的形象，他的言行是一个彻底的法家人物的言行。在这里孔子的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异化，他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刘凯在评论这类孔子形象时说：“为推行法家鸣锣开道，表面上像是肯定孔子，而究其实质，却是一种变形的精妙的幽默讽刺。”[4]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文学艺术论文，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
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内储说上》）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完全脱去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他认为法宽则人易犯，法严则无敢犯。因而，他不认为“刑弃灰于街者”是重刑，反而认为严刑重法是“治之道”。这里的孔子已经完全成为韩非思想的代言者。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内储说上》）
在这则故事中，孔子认为无人救火的原因在于“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孔子认为重罚可以治事，因而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从而将孔子刻画成一个崇尚刑罚并且思维敏捷的法家人物。
类似的寓言还有“鲁哀公问于仲尼”条（《内储说上》），从孔子“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的回答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孔子已成为一个维护君主绝对权威的法家人物。“管仲相齐”条（《外储说左下》），孔子批评管仲“泰侈偪上”，这里的孔子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评价管仲，他绝对维护君主与臣下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臣主之理”。在这类寓言中，孔子被塑造成为法家思想的传声筒。
二、《韩非子》寓言外的孔子形象
孔子作为春秋末期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显学”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为他（指孔子——引者）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5]可见在战国时期，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韩非子》书中对这一形象也有客观的记载：有直接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五蠹》）文学艺术论文，《内储说下》载“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
也有侧面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说林上》“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条，通过“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的描写，从孔子与商太宰的对比中和子圉的嫉妒中肯定了孔子的贤者圣人形象。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孔子的面貌的。然而《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与这种贤者圣人形象有很大的出入，“韩非子的寓言人物都是为了证明作者的法治思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存在的”[6]。在《韩非子》寓言中，孔子已经被异化为韩非法家思想的承载物，是一个假托的虚拟性历史人物。韩非之所以选择孔子作为异化对象，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弘扬法学的需要
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制度急剧变革、战乱频发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思想文化领域，诸子横议，著书立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战辩难，都想要使自己的学说显于当时，为统治者所采用并付诸实践。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将申不害的重术思想、商鞅的重法思想和慎到的重势思想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以法为主术、势结合的比较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力——“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7]，“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显学》）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8]韩非要弘扬法学就不得不批判和异化孔子形象，只有这样，韩非才可以获得贬儒扬法的目的。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指出：“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者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辩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校也。”[9]章说可谓深切韩非借变异孔子形象弘扬法学的要旨。
（二）“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横议，各学派虽纷纷著书立说，但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救时之弊”。胡适先生曾指出“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10]儒家虽然屡遭韩非的批判，但是韩非的思想与儒家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中就曾指出：“韩非在先秦诸子中为最后起，他的思想中摄收有各家的成分，无论是作为亲人而坦怀地顺受，或作为敌人而无情地逆击。……对于儒家的态度便是两样，那主要的是无情的逆击，而只走私般地顺受了一些。”[11]儒家主张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被韩非吸收并从法治的角度夸大了越职侵官之害；
儒家道德上要求的“主忠信”（《论语·学而》）观念被韩非极度地夸大、发挥和改造而成为法家要求赏罚分明文学艺术论文，以法为准的“信”；
韩非也吸收了荀子“性恶论”的观念，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这成为他法治观念产生的基础。儒法最大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有“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孔子希望建立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秩序，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希望通过经他改造后的“礼”可以使东周社会复兴，使春秋末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合理与稳定。然而，他认为儒家的人治难免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弊病。他认为法治是罪可靠的，所以力言法治的重要：“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韩非和孔子都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但是他摒弃了孔子的“仁”而代之以“法”，将尊君、维护等级制度极端化，主张建立的政治秩序应该“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饰邪》）。
吕思勉先生在《论读子之法》中曾指出“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
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
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1](P21)《韩非子》寓言中异化的孔子只是韩非借以弘扬法家学说和政治表达需要而虚构的假托人物，是韩非宣扬法家思想和政治追求的承载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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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形象论文范文第3篇
—《红楼梦》晴雯艺术形象及悲剧命运分析
摘 要：晴雯风流灵巧，心比天高，出身低贱却渴望着自由平等，但在这个充满奴役的黑暗封建社会，这种想法只能是“空中楼阁”，华丽而又不切合实际。本文试从晴雯的身世、性格以及与红楼其他人物的对比中，分析晴雯的艺术形象及她的悲剧命运。晴雯的美和叛逆性格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黑暗的封建制度则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纯洁美丽、风流灵巧、大胆叛逆、反奴性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①
这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给作品中贾宝玉的大丫环晴雯的判词。“霁”意为雨、雪停止，天放晴；
“雯”意为成花纹的云彩。“晴雯”这个名字由此提炼而成，就像那芙蓉本是出污泥而不染之物，自是高贵不凡，用来比喻晴雯最是恰当不过了。
在《红楼梦》400多位人物当中，有爱博而心劳的贾宝玉，有博雅多思的林黛玉和儒雅时尚的薛宝钗，有看似慈爱宽容、内心冷酷无情的封建卫道士的贾母和王夫人，还有隐忍顺从、遵守封建道德的袭人等等，人物千姿百态，而又性格迥异。在《红楼梦》中，晴雯自第8回出场到第77回病亡，作者用极富精炼的文字把一位独具风采和个性魅力的小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她美丽纯洁、热情率真、大胆叛逆，虽然只是一个卑微的奴婢，却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敢于反抗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出身背景，连亲身父母是谁都不知道的丫环，作者却让她位居“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首，由此可见曹雪芹对她的评价之高，对她的喜爱之极。
一、晴雯的身世以及基本人物形象
晴雯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她的身世可怜，临死也是含恨而亡。在判词中，作者曹雪芹就已经提到了“身为下贱”这样的字眼。晴雯十岁时被贾府的奴仆赖大买来，变成了奴隶下的奴隶，因为“贾母见了喜欢”，就被做为一件小玩艺儿“孝敬了贾母”。后来因为晴雯长得乖巧，手工又好，被贾母派到怡红院服待贾宝玉。直到第77回被诬陷被逐，病亡时的年纪也不过是二十出头。她除了个叫吴贵的姑舅哥哥外，就再也没有了亲人，她甚至连自己原来的姓名和父母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所以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品尝过所谓父母之爱和天伦之乐的孤儿。所以说，晴雯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令人扼腕叹息！
谈到晴雯的基本形象，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晴雯是怡红院中相貌极其出众的一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虽然没有正面描述晴雯的美丽，但作者却用铺垫渲染的手法，让我们从间接的描写中就可以看出她的光彩夺目。例如，贾宝玉就曾说晴雯“是一盆才透出嫩箭的兰花”，王夫人也曾说晴雯“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②。大观园中美女如云、群芳荟萃，就连丫环们也是俏丽甜美、光彩照人。在丫环里，袭人也是美丽的，但她都是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和浓妆艳抹包装出来的美丽，例如第51回描写袭人“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而作者对晴雯的描写则截然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关于她头上的饰物和身上华丽衣服的突出描写，如第74回晴雯见王夫人时，只是“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而已。这也就是晴雯的美与众多丫环的不同之处：与生俱来、不经刻意雕琢、并非庸脂俗粉的美。
晴雯不但在丫环里出类拔萃，即使与小姐们纵向比较，她的美也毫不逊色。林黛玉的美是一种病态的美，“是个美人儿灯，风吹吹就坏了”。晴雯虽然模样像她，但却是一种健康的美，泼泼辣辣，富有生气的。薛宝钗是个天生的冷美人，“任是无情也动人”，“不关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青春活泼热情的晴雯，则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受。晴雯的美丽，倘若说只是外表，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她最能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她的生气，没有任何的顾忌，可以说是漂亮到惊天动地。
二、晴雯的人物性格分析
晴雯的性格是十分丰富、复杂且又鲜明的。作者曹雪芹没有把她刻画成一个完美的女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亮点与缺点并存的丰满人物。她既有天真纯洁、高傲自尊、风流灵巧等积极正面的性格，又有性格张扬、泼辣苛刻、脾气暴烈的较为负面的性格，总的来说，主要是纯洁热情、高傲自尊、心灵手巧、疾恶如仇、具有反抗精神，这些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是极为难得，极为可贵的。最能表现其鲜明个性及生活轨迹的故事情节主要有三个：即第31回的“跌扇撕扇”、第52回的“补孔雀裘”和第74回的“反抄检”。
（一）天真纯洁、疾恶如仇。晴雯在大观园里上演了一个天真无邪、朴实无华的怡红女儿形象。《红楼梦》中对她有过这样的描写：她“也不披衣服，只穿着小袄”，大寒冷天深更半夜跑到门外唬麝月一玩笑，又跑到宝玉被子里来渥渥（第51回）；
与芳官等“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玩笑（第64回），以及清晨早起，“只穿葱绿院绸小袄，红小衣红鞋，披着头发，骑在雄奴（笔者注：芳官）身上”，又“和宝玉对抓”（第70回）。还有私自将赖大娘送给宝玉的风筝放走（第70回）等等。晴雯的心地纯洁善良，她的心里容不得一点肮脏。晴雯是很喜欢贾宝玉的，可宝玉要晴雯和他一块洗澡，她珍爱自己清白的女儿身，不愿意有任何不纯洁的事情，就故意说今儿天凉她不洗澡了。
也正是由于晴雯心里容不得一点肮脏，使她认为其他人也应该和她一样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如果出现了“不妥之处”，晴雯就觉得很有必要“调教”一番。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丫环姊妹们少有没和她拌过嘴、挨过她打的，老婆子也基本上被她骂遍了。第52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中，晴雯一听到坠儿偷了虾须镯，立刻“气的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尽管宝玉劝了又劝，晴雯到底没能忍住，没过多久就将坠儿叫到身旁，“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骂道：“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晴雯的疾恶如仇由此可见一斑。
（二）自卑自重、高傲自尊。晴雯身世卑微，让她或多或少地有自卑心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激发了她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渴求。因为“心比天高”，使她懂得自省自重。她从不曾也不愿去讨好她的主子，宝玉屋里的小红巴结了王熙凤，她就冷笑讥讽小红“爬上高枝儿”。例如在第37回中，秋纹得到王夫人赏的两件衣服而得意忘形时，晴雯立刻就说：“呸！好没见识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冲有脸呢！……一样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
高傲自尊可在晴雯与贾宝玉的关系中可窥一斑。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中，宝玉参加宴会归来，因金钏儿被逐，又因挨了宝钗的讥讽，心中闷闷不乐，偏偏此时晴雯上来为宝玉换衣时失手跌折了扇股，宝玉便借此出气，责骂晴雯为蠢才，并训斥了一番。晴雯也不甘示弱顶起嘴来，她之所以敢和宝玉如此，是因为晴雯和宝玉之间有着密切的友谊，让她感觉到精神上的平等，而现在宝玉却一反常态，这就让晴雯格外伤心。晴雯的伤心，是因宝玉挫伤了她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们之间那种平等相处的友谊，而这种真情也只有宝玉能够省悟，于是便有了紧接着的“撕扇”这一《红楼梦》中最动人的情节。此时的宝玉满怀歉意，比平日更显得谦和和宽容，他对晴雯说：“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这里的隐含之意实际上是只要你高兴就成。没想到晴雯果真痛快利落地几下撕碎了宝玉的扇子，接着又撕碎了宝玉从麝月手中抢过来递到她手中的扇子。伴随着“嗤、嗤、嗤”的响声，他们二人都放声大笑。在这里不难看出，晴雯是借撕扇之事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来证明宝玉对她的情谊并未有所改变。在这笑声中，宝玉趾高气扬的主子身份消失了，晴雯也为自己找回了尊严，晴雯的自由个性和自身价值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三）英勇果敢、心灵手巧。最能体现晴雯“风流灵巧”的是第52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这一章节与撕扇一节遥相呼应，一撕一补，重在反映晴雯身上的那个“勇”字，也是她心灵手巧的最充分显现。贾母赏给宝玉一件产自俄罗斯国用孔雀毛捻成线后织成的雀金裘，这件披衣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衣服，堪称稀世珍宝。不料宝玉刚披上就被手炉中迸出的炭火烧了一个指顶大的洞。恰巧第二天是正日子，老太太嘱咐了要穿去见她。宝玉心急火燎，让婆子拿出去缝补，能工巧匠们没有一个敢揽这个活。此时的晴雯正在生病，“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撑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她带着病体，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即便这样，她还担心宝玉，见宝玉不过意，围着她打转转，急得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眼睛抠搂了，那可怎么好？”而她自己则撑到天明补完时，已经是精疲力竭。晴雯之所以拼命，纯粹是一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之气，颇具“士为知己者死”的风度，难怪连作者曹雪芹都要称她为“勇晴雯”。在古代文献中，“勇”除了有勇敢、勇猛的意思，还有果敢决断的意思。晴雯抱病补裘，表现出了一种毫不动摇、坚决要把一件事情完成的性格，而这样的至情至性又是纯真无邪的。
（四）脾气暴烈、大胆叛逆。在“俏平儿情掩虾须镯”一节中，平儿曾说过晴雯“是块暴炭”，事实也正像平儿所想的那样。在第74回“抄检大观园”中，袭人秋纹之辈听闻抄检，吓得唯唯诺诺，开箱子，打包袱，听之任之，毫无怨言。再看看晴雯，先是不开箱，然后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朗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箱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物尽都倒了出来”，这大胆的举措，连奴才“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这愤怒的一“掀”一“倒”，似当头一捧，不只击在了王善保家的身上，更击在王熙凤、王夫人等贾府政权统治者的身上，简直让他们“心惊肉跳”。脾气暴烈是晴雯性格中的负面东西，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上看，一个弱女子能把抗争的矛头直指黑暗的封建统治势力，实在是令人可叹可敬！
晴雯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具有反抗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她那英勇刚毅、蔑视权贵、敢怒敢言、坚贞不屈的叛逆性格，这在很多事中都能看出来。如在第77回“俏丫环抱屈天风流”中，晴雯被逐后“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但她仍是决不屈挠，决不向统治势力低头。她曾这样对宝玉说：“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晴雯带着自己忠贞不渝的风骨，带着对统治势力满腔的愤恨，英勇悲壮地死了。临死前，她“将左手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并“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一并交给宝玉收藏纪念，并坦然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我想，这里的晴雯所谓的“他们”，不仅指袭人之流，当然也包括王熙凤和王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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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于 三、晴雯与其他红楼人物的性格比较
（一）晴雯与宝玉。宝玉生命途中志同道合的伴侣自然是黛玉，除她之外，宝玉最可信赖的人就是晴雯了。在《红楼梦》书中屡次表示出贾宝玉与薛宝钗的人生观之抵触，宝玉又总想挣脱袭人的束缚。因此宝玉尽可重视宝钗之才，羡慕宝钗之貌，享受袭人的服侍，承认袭人的尽心，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对宝钗、袭人是疏远的。麝月、秋纹、碧痕都是宝玉所说“袭人陶冶教育出来的”，那么除了晴雯，谁是真能和宝玉内心共鸣的呢？当宝玉挨打之后，急需有人去与黛玉一通消息，而这一使者，只有晴雯，也就足见宝玉心中晴雯的地位了。应该说，宝玉与晴雯名为主仆，实为精神上的朋友。宝玉所欣赏的就是晴雯身上自然、任性、无雕饰且毫不虚掩的那种独特气质。
（二）晴雯与黛玉。“晴为黛影”，这句话是有几分道理的。晴雯在相貌、气质以及命运上和黛玉都有几分相似之处。晴雯冰雪聪明，资质极佳，可惜她只是个丫鬟，没有资格学什么琴棋书画，否则才情不会在钗、黛二人之下。即便如此，她的针线在一大群心灵手巧的丫环之中还很出众的。晴雯的命运即为黛玉命运的暗示，她们二人的命运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在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在场的丫环小姐全都占了花名，惟独没写晴雯占，因为林黛玉已经掣了一枝“芙蓉签”在手。在此曹雪芹已有意将二人命运统一，暗寓于芙蓉之中，即以芙蓉花代表黛、晴二人的共同命运。后来晴雯死了，宝玉悲痛地对黛玉说：“素日你又待她最厚”。在这一句话里，透露出来黛玉和晴雯的深厚感情，也说明在那封建堡垒里，这一对爱人和那一位朋友，在叛逆精神的契合上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晴雯和黛玉的相似之处还可以找出很多，但个性的东西不能被共性掩盖。晴雯是晴雯，黛玉是黛玉，虽然晴雯在某些方面可以影射黛玉，但她并不等于黛玉，两个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林黛玉是一株清雅绝俗的仙草，那么晴雯堪比草叶上的一颗露珠，映射仙草，却不等同与仙草。虽然两个人都可算是在尘世匆匆而过的世外仙姝，是清高寂寞的，但晴雯更为要强、勇敢、自尊，她从来没有向命运低过头。
（三）晴雯与袭人。宝玉显然是很喜欢晴雯的，并对晴雯似乎有些纵容。晴雯像是一匹没有上笼套的小马，而宝玉对她的纵容，就给她暂时提供了一片自由驰骋的天地。同时，她又像个娇纵的小孩子，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不知道去掩饰。而袭人则更具一些成人的特征，处世比较温和、圆通、隐忍。她挨了宝玉的“窝心脚”，也不多说什么，这不禁让人有些怜悯。袭人没有太高的理想，她的目标很实际，那就是做宝玉的屋里人。因此，晴雯和袭人从内心来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一个是把它压在心底罢了。晴雯自始至终都表现着被压迫在封建统治下反抗者的本质——骨气。晴雯性格中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是身居奴才的地位，却坚决反对奴才们掐媚主子、出卖自己的卑劣品质，简单地说，就是反奴性。这是袭人所不具备的。
（四）晴雯与探春。这两个人物之间可能没有过多的可比性，一个是小丫环，一个是大小姐，但两人都有对世俗的反抗，具体表现在“抄检大观园”中可见端倪。在王善保家的怀揣王夫人的旨意大摇大摆闯入大观园抄检时，独有晴雯不予配合。这对于急于以抄检来摆脱治家不严教子无方尴尬境地的王夫人来说，无疑是晴雯对她的一种挑战，一种极度的蔑视。而综观整个抄检过程，只有探春和晴雯敢于反抗抄检。探春的反抗也许还有着主子身份不容侵犯的优越感和对贾府封建家庭的失望。敢于以奴才身份公然反抗的唯有晴雯，甚至连一向“孤高傲僻”的林妹妹也不曾有什么反抗，实在是难得，也更映射出了晴雯人格的可贵之处。
四、晴雯悲剧命运探析
晴雯的命运是一个悲剧。悲剧局面的出现，除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客观原因外，个人的性格、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等主观原因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晴雯出身低贱却渴望着平等与自由，这种“心”与“身”之间无法弥合的差距，构成了她性格与命运的对立和冲突，而这种“身”与“心”的不平衡状态使她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一）晴雯的美丽是造成悲剧的直接原因。晴雯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最直接的原因就源于她的“风流灵巧”。本来，漂亮而又能干的女孩理应有更多生活的欢乐和美好的前程。无奈，晴雯生不逢时。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在贾府那样的尊卑分明的环境里，一个丫头的“风流灵巧”恰恰又成了她悲剧命运的根源。也正是因为她的美丽，使她自恃过高，虚妄地追求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她的这种反叛精神必将遭到统治阶级残酷的镇压。在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后，宝玉也曾哭着对袭人说：“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袭人道：“太太只嫌他生得太好了，未免轻佻些。太太是深知这样的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他，象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③这里自谦“粗笨”的袭人，倒是一下子击中了王夫人们心理。在她们的阶级偏见中，地位卑下的丫头生得太好了，就一定轻佻，这本身就是罪过，更何况美丽又有本事，那就是罪上加罪了。王夫人曾对贾母就晴雯的事说过：“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④。她一一检示过大观园的丫头，凡不顺眼的都赶了出去。然后，到贾母处讲的却是晴雯得了“女儿痨”。她不敢说晴雯有什么行为不端处，是因为知道贾母将晴雯放在大观园的道理，贾母信得过晴雯的清白。如此一来，贾母虽着实惋惜一回，也是没有法子了。至此，我们也终于明白了“风流灵巧”的晴雯，会如此“招人怨”到必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二）晴雯的叛逆是造成悲剧的间接原因。专制制度从来是“顺民性格”的制造者，对于被他们奴役的人来说，就只能顺从、安分、规规矩矩，倘有任何些许反叛，都会被当作大逆不道而加以拒杀，千百年来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麻木了多少渴望发展的灵魂。鲁迅曾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扎，以至于实行挣扎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⑤在“抄检大观园”时，晴雯的这种性格与心态表现得更为充分。她的这种大胆反抗，表面上虽然是对着王善保家的，实际上她倒出的绝不仅仅是对这一恶奴的怒气，其中也还包括王夫人。所以当王善保家的抬出王夫人这一“尊神”来震慑压服她的时候，她更加怒火中烧，反映着王善保家的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⑥可以说，“反抄检”是表现晴雯悲剧性格最动人篇章。就是晴雯疾恶如仇、心直口快，具有反抗精神的这种性格，使千百读者为之赞叹，也正是她这种特力独行的性格，导致了她最后可悲而凄婉地死。一个小人物，要想快意人生，简直是一种奢望，晴雯的失败就在这里。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晴雯那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个性，最终招致了封建卫道者的诽谤污蔑，从而断送了她美丽青春的生命，只留下多情公子的一番牵念。
（三）令人窒息的封建制度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奴婢制度是一种萎缩了的奴隶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副产物及补充。清代中叶，蓄奴现象较为严重，《红楼梦》对此作了大量的揭露。贾府的奴婢很多，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世代袭传的“家生子”，另一种是因偿还不起债务而被迫出卖的。晴雯就属于后一种。奴婢们的反抗斗争是令主子们“心惊肉跳”的，于是他们便利用手中的特有权力加以镇压，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以便敬延残喘，“抄检大观园”即是镇压之开端。在这里，那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的”晴雯，着实令王夫人恐慌了好一阵。其实，王夫人恐慌的并非晴雯模样标致，“有点像林妹妹”，而是她的叛逆性格可能“勾引坏了”宝玉，使宝玉“误入歧途”、“断了祖宗继业”，因而大肆屠戮，不仅驱逐了晴雯，而且“洗劫”了怡红院，“净化”了宝玉身边的人，最终将悲剧扩大延伸，冷酷凶残地拆散了“木石姻缘”的宝玉和黛玉。但是，他们的疯狂和暴虐，正好表现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也为他们自己的覆灭敲响了丧钟。晴雯结局是悲惨的，她在传统势力与邪恶势力的双重打击下，她纯洁、清白的生命承受不起，终于成了彻底的牺牲者，成了曹雪芹笔下受屈辱最大的一位女性。晴雯“心比天高”的自我追求，终难超越“身为下贱”的社会地位的牵制，最终成为现实社会的牺牲品，引起我们深深的同情和对社会历史深深的反思。
五、结论
晴雯是美丽的，又是天真无邪、自尊自爱、大胆叛逆的。她有天使的脸庞，芙蓉花的婷婷玉立，她是大观园中最美丽、最光彩照人的丫环。晴雯在平时的生活中，她活泼好动；
在别人有困难时，她会热情帮助；
在尊严受到侵犯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去捍卫。在这些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社会是非常难得，非常可贵的。晴雯的这种鲜明个性不知赢得了多少读者的喜爱和敬佩，可在当时的社会却容不下这样一个天真活泼、追求自由的女孩儿，最终沦为社会的牺牲品。她个人的性格、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等主观原因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而最魁祸首是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一个活泼的、“不合规矩”的女子，纵然天真可爱，在当时的社会注定了是要被摧残的。晴雯是死了，但她有知己为她伤心落泪，为她撰写诔文，又有作者为她安排一个司掌芙蓉花神的浪漫归宿。她的死，不仅仅是贾宝玉的悲哀，更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悲哀，是那个时代对真、善、美的无情摧残的悲哀！
注
释：
①—④、⑥自《红楼梦》曹雪芹、高鹗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2月第一版
⑤自《鲁迅全集（第4卷）》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参考文献
[1]自《红楼梦》 曹雪芹、高鹗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2月第一版
艺术形象论文范文第4篇
1形神论的形成及在佛教思想文化中的含义
中国油画艺术中, 形神论这一艺术理论与佛教思想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中国艺术形神之说自古以来一直是艺术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形与象二者相互关连，合二为一即为形象。
将其分开来看,可最早追溯到中国的先秦典籍《易经》。
该书这样阐述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这是最早的对形象的理解，将象等同于像。
《系辞传》则肯定了易象的来源是天上万象的写照，并提出观物取象的思想。老子也曾对象加以说明。
他所著的《道德经》中提到道之为我,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该句中对象的描述或指对象的具体形态、物象,亦或可能是对宇宙中自然万物变化莫测,气象万千的一种模糊意义上的形容。
但不管怎样，都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对象的理解。由此看出《易经》和老庄哲学都蕴藏着一定的美学思想,比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文化要早很多，它们是中国艺术美学理论形神论形成的必要因素。
随着历史与艺术的发展,佛教思想文化在与儒道等典型文化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并与儒道思想文化一起加速了中国艺术美学形神论的成熟与完善。
形象一词在佛家典籍中早已被提极过,但并非对艺术而言。
前者的《易经》与老庄哲学只提到了象,而并未将形与之联系在一起。
而佛教则很好地将二者合二为一。
《高僧传卷八》这样记载道：圣入之资灵妙以应物,体名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托形象以传真。
其中虽然充满了唯心主义思想，但形象一词却却诞生了， 这其中的美学思想不言而喻，而更加推动了形神论之说走向成熟的是佛教的神不灭论，其着力揭示了神是不随形灭的。
形是易朽的东西,神是精极而为灵者也，它是恒常不变的实体(无生) 可以托身异形、随物冥移这些佛教的思想文化点明了神的重要及灵性，也表明了形的暂时性，不恒久性。于此形粗神精的价值观也就随之凸现出来了，这也恰恰体现了艺术美学思想中的形神论。
2形神论之于油画创作的重要意义
形神论在美学上的反映,最突出的就是贵神贱形，即重视画面的神，形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由此,中国艺术美学思想中的形神论理论更为丰富、成熟,集多家思想文化融合互补于一体,但佛教思想文化中的神不灭论的痕迹则尤为明显，由此，绘画艺术理论也就更为丰富多彩了。如以形写神。元代刘见孙的《萧达可文序》中这样阐述道：即神似，虽形不酷似,尤似也。
其意思是说有了神采了，尽管形象上不太吻合，也没有关系，神似则可。
《画论》中说:今人看画,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为末节。
意思是说，时下人们欣赏画作，大多通过形来评判该幅画作的好坏，岂不知古人早已将形的好坏放到了评价标准的最后。
于此同时，形神论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大量的艺术实践。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画的大量绘制也很大程度地加速了艺术的发展与艺术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形神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形神论的美学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绘画影响深远,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
具有一定国学基础及文人精神思想的中国艺术家在面对油画创作的时候，只是在材料技法方面稍显陌生,占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人的思想精神，而这恰恰是油画创作标准的最高层面，即神的层面。
中国油画家受传统文化形神论的影响，在油画创作中不断探索，十分注重画面中的形与神。油画艺术对于东西方而言，确实存在着差异。
西方古典的写实性与东方传统的表现性、写意性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但这只是二者在形与神上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前者在形上要求严谨性、科学性，理性的成分较多;后者则把形放到次要地位，只求似则可，把神即精神、性灵、神韵列在首位。
二者之间看似冲突，但仔细分析判断后，事实并非如此。
二者只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了在油画创作上的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满足审美的需求以及表达一定程度的精神世界、思想内涵。
中国众多的油画家们正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高点上，通过不断探索研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使油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快速发展，形神论则一直被高度重视并贯穿于油画创作之中。
当今油画艺术形式繁杂，成多元化趋势。
一部分艺术家吸收西方古典写实性艺术的精华，注重形的处理，并与中国审美文化相结合，创作出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写实性油画艺术，使画面达到了形神兼备艺术效果，即重视形体，又重视对其神韵的追求。写实画家较多，如冷军、王沂东等。
同时西方艺术家们通过反思古典写实油画的得失，自觉的追求油画语言的变换与变异，向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油画艺术方向发展。
比如西方现代主义画家抛弃了古典的写实性，开始追求表现性、象征和抽象性，这些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人画接近，即逸笔草草，聊以解胸中逸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与西方现代绘画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神采的追求，对精神性的探索。
尽管东西方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艺术却是全人类的艺术，中国绘画艺术与西方绘画艺术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共鸣。
在东方文化氛围之内，艺术家们除古典写实以外，在油画创作中又采用了变形、夸张、抽象等艺术手法，进行更加大胆的艺术尝试，创作出大批优秀的油画作品来。其一个共同点就是艺术家们都没有抛弃东方灿烂辉煌的思想文化，尤其注重对形与神的处理并将其继承、发扬、再创造。这些优秀的艺术家有吴冠中、赵无极等。
吴冠中的绘画艺术极富思想精神性，画面灵动而优雅，色彩丰富而纯净，具有禅的境界。
艺术形象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摹仿说 艺术真实 人的文学 人道主义
西方的摹仿说从古希腊时源远流长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艺术摹仿现实说诞生时就诞生了，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理论发展过程，许多古希腊、罗马哲学家、文论家就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作过许多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是在批判柏拉图的“理式论”基础上提出来的，在艺术摹仿现实的层次上，他认为，艺术本源于摹仿；
艺术是对人的外在活动和内在品性的摹仿，人是艺术的主体和主题；
艺术以创制性的形象真实反映人的生活，艺术美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摹仿说作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基础，在西方文艺思想发展中，以至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五四时期，新的美学精神确立，新的艺术形象诞生，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发生改变的转折点。中国五四时期形成新的美学精神是以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为特征，以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为目标，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已任，以提倡个性解放、强调正视悲剧、追求客观真实为突破口。本文试图从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基本观点出发，通过对中国五四以来文艺学美学基本思想的变化发展的考察，来研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关系。
一、艺术真实与人物典型化
亚氏摹仿说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摹仿现实的艺术也必然是真实的，他论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得出了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的结论。为此，他把诗与历史作了比较，认为艺术是通过个别现象反映它的内在普遍本质。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美学，更多地与科学相联系，更多考虑“真”与“不真”的问题。人们常说的“艺术真实”是指文学作品具体写作上的虚拟必须与总体本质上的真实相一致。相比较于中国古典美学的评判标准“善”，现代美学更提倡描写的真实和真实的描写，更具有美学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涵义――强调对客观规律的追求，反对虚伪地粉饰现实。可以看出，扬“真”抑“善”在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的过程中，起着开路先锋的积极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到对西方摹仿说中艺术真实理论的影响。
与扬“真”抑“善”相一致，五四新美学精神极其重视悲剧的本质和作用。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在悲剧中不断实现人的美感天性，摹仿手段与方式即艺术美的形式不断改进，人的审美能力也就得到了提高。胡适、鲁迅对悲剧的重视，正反映着中国现代美学强调正视现实、敢于揭示真实的精神原则。现代美学精神对悲剧范畴深刻认识、充分重视、积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种美学精神指导下创作出的艺术形象，当然是绝不同于以往的旧形象的。
那么，现代艺术形象有哪些新特点呢？与摹仿说所提出的类型化准则不同，更强调文学形象的典型化特征。现代工商社会显现着人类至今社会形态中的最复杂的情状，与此相应，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大幅度提高，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的能力也大大加强了。这就是五四时期及以后产生大量现代典型性艺术形象的基础。就典型性形象来说，最早、最深刻地创造出经典作品的是鲁迅。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类型性形象的现代典型性人物形象。依照黑格尔对现代文艺中典型形象的分析和恩格斯对典型人物的解释，典型形象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种人物不属于任何类型，这种人物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并且只有在这种环境中他才有丰富的意义，才揭示出社会的本质性和所含意蕴的全部复杂性。
二、艺术的主体性与“人的文学”观念
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强调艺术创作主体的作用，即创造艺术形象，通过特殊的具体事物表现本质，艺术形象比实际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即是说，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艺术活动中主体人的作用，仅此，足以说明亚里士多德观点就是“人的文学”观念在古希腊的表现。
从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发展来说，也许最具有历史贯通性的是“人的文学”观念的发生。从五四时期到新时期文学，它都同样敏感，同样曲折，具有同样的美学感召力。从鲁迅的“立人”主张，到梁实秋提倡永久、普遍的人性；
从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到新时期文学是中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人道主义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而它在不同历史状态中所遭遇的不同待遇，也最显明地反映了现代文艺理论演进的曲折过程。
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提出激发了文艺思维的创造性，照亮了文艺批评的天空，对于现代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发生和品质的确立，起到了思想奠基的作用。人道主义本身就具有了非一般方法论和价值观的美学意义，一开始就与文学艺术结有不解之缘。因为“美”不远“人”，美最终离不开人类对自我意识的探究和自我理想的期盼。而人道主义美学提供了一种传统与现代进行对话和转换的基础，一方面为文学中的“人”注入了新的含义和生命；
另一方面则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提供了古今相通的内容。这就在对于人、社会与文艺关系的探讨中，大大拓展了思维的理论空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的文学”已经不现再是限定在“现代”意义上的观念上，而是成为了一种具有中国气韵的，与古今中外文学融为一体的精神理念。
从摹仿说的基本理念中关于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论述，以及对人的艺术主体性的确认，可以看出，不仅是鲁迅，五四以后的优秀文艺家们实际都把科学化的准则作为自己塑造艺术形象的尺度；
创造自己熟悉的形象，反映社会现实，对这形象的形成和发展给予符合客观规律的解释，以揭示社会的本质和真实。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端，是中国文艺美学精神从古代形态发展为现代形态的转折点。20世纪中国文艺美学是一个人学和美学相互磨合的理论时代，它不仅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带来了生命活力，而且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提供了契机。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3］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4］缪郎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