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研究生论文【五篇】（完整）,供大家参考。
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篇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
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
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
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
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研究生论文范文第2篇
1入学考试环节
入学考试有许多理论和方法，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环节，由于报考学生专业来源较杂，必须统一标准。报考第四军医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考生，主要专业来源包括图书馆学、医学、计算机应用、外语等。这些不同专业背景来源的考生，其专业背景知识均有与医学图书馆工作相契合的部分，因而也均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源。面对这样的生源情况，对信息管理综合、图书馆学基础两门课程，在制定考题方面制定了如下的设计思路：“信息管理综合”课程所要考核的是最基本的学科知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定马费成的《信息管理学基础》为基本考试内容；
专业基础的要求与专业综合类似，最终选定吴慰慈的《图书馆学基础》作为专业基础课的主要用书。入学考试基本教材的选定，体现的是教材权威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在考试出题思路上，既不将考试范围划得过宽过大，又要涵盖学科最核心的内容，体现的是学生来源较杂、学科背景不同的一种应对策略。
2专业相关课程的选定环节在入学后，积极引导学生选定专业相关课程，主要针对如下几类课程采取不同的对策。
2.1公共必修课
我校公共必修课包括5门课程：英语、医学统计学、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在如何学习公共必修课方面，要求学生在全面完成课程学习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直接应用性内容的重视。如英语的专业英语部分、医学统计学的Meta分析部分、循证医学的文献检索部分等。
2.2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包括：医学文献检索、计算机综合应用技术、管理学基础、健康知识等。在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方面，要求在知识体系上比较全面，包括医学图书情报、计算机、管理、医学等各大门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课程。
2.3图书馆专业课
开设2门专业课程：信息咨询和情报检索语言，是在学校规定的范围内选定的两个应用面较宽的专业课程。
3图书馆实践环节研究生
在第一学年基本课程学习完成后，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到图书馆参加实践。在这个环节上，核心的指导思想是让学生的实践工作与图书馆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在完成实践任务的同时，深入钻研业务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4开展课题研究的关键环节
4.1开题报告
研究生在第二学年的第三学期，要面对专家组正式作开题报告，阐述进行课题研究的框架、预期的研究结果等。开题是研究生开展课题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有一些学者专门论述过研究生开题问题。开题草率是许多研究生存在的问题，包括文献检索、阅读不充分、研究没有数据支持、技术路线不明确、预期结果不清晰等，均是常见的问题。开题过于繁琐是另一种倾向。有些研究生开题涉及的研究内容过于繁杂，主客观条件不具备，使得课题研究也难以完成。在开题过程中应该避免上述的两种倾向，应在科学性和实用性上下大功夫。开题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准备研究什么课题、4要素（目的、方法、结果、结论）设想是什么、研究的创新性如何、研究工作量是否适当、实用性如何等。在时间轴上要制定研究进度表，包括确定研究主题、设计研究方案、分阶段开展研究、形成研究成果等主要环节的时间节点。
4.2课题研究第1阶段
在开题后一直到中期检查，大约相隔1年左右，为课题研究第1阶段。在第1阶段中，主要是技术路线的探索。多数情况下技术路线都不是唯一的，如建设一个数据库就有多种软件可选择，数据库结构可以设计成多种样子。确定出正确的技术路线，就可以在这一阶段得到初步的研究结果。
4.3中期检查
在研究生的第三学年开始阶段，要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开题以来的研究进展是否顺利，原定的研究目标是否能顺利地完成。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研究的技术路线是否正确；
得到的初步研究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整个研究的节奏是否平顺；
原定的研究内容是否需要调整。对于研究进展缓慢或根本没有进展的学生，要明确提出需要延期毕业或不能毕业的处理意见。
4.4课题研究
第2阶段从中期检查到毕业论文撰写的这一期间为课题研究第2阶段，时间大约为10个月。在第2阶段，不能在研究技术路线上左右不定，要在第1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制作精细的研究计划，形成最终的研究结果。对于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要区别对待。回答“为什么”这样的理论问题，要有坚实的、公认的理论基础，争取有所突破，但不能是空中楼阁。对于“有什么用”、“怎么做”的实践问题，要充分展示其实用的价值。
4.5完成毕业论文
课题研究全部完成后，要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回顾，对研究形成的数据资料进行系统化精炼，形成最终的毕业论文。研究生课题的形成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前期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需要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概括、提炼、转化，最终形成确定的研究结果，并围绕关键问题、主要结果展开讨论。要在论文中形成明确的研究结果，不能让论文变成虚拟化论文、老生常谈式论文。
5在完成学位
论文的过程中，要对其中的主要研究结果撰写成数千字的期刊论文正式发表。在方面，导师组需加强指导，严格把关，使学生能够顺利完成这项硬指标。我们培养的每个研究生均发表了科技统计源期刊论文或核心期刊论文1～3篇。
6教师与教学环节
导师组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核心与关键。图书馆的导师组由3～5名专家组成，专家素质与责任心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图书馆的导师组始终坚持以最新的教育科学成果武装自己，在教育、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教学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培养富有独创见解的能力作为重要的任务，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成就动机。在教学风格方面，建设学科网站，制作精良课件，重视上机实习，调动各种教学手段，不拘泥于原定的程序，进行交互式教学，增强教学效果。导师的责任非常重大，除了对研究生思想政治、身心健康等一般情况的了解与引导外，核心的任务是保证学生学业的完成。首要强调的核心环节是创新，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硕士研究生属于高层次学生的培养，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科学研究，要督促学生在创新这个环节花大力气，见到成效。导师必须定期和研究生见面，不能任其自由生长。在本文上面论述到的开题等一系列的环节中，导师均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指导学生的科研活动既宏观又微观，指导学术论文写作更要抱有极大的耐心。
二结语
研究生论文范文第3篇
饮其流时思其源，成吾学时念吾师，在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我尊敬的导师潘国荣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从我进入同济大学读研深造伊始，潘老师就对我严格要求，并帮助我开展顶管智能导向的研究课题，从程序开发、系统调试、工地实践一直到论文完成，每一步的进行都离不开潘老师的精心指导与亲切关怀。尤其是在江苏镇江工地系统维护的半年里，潘老师多次赶赴现场指导，并且经常关心工程进展情况以及我在工地的生活情况，可谓无微不至。潘老师丰富的实践经验、渊博的专业知识、务实忘我的工作作风、宽以待人的处事态度使我受益匪浅。
感谢王卫安老师、鲍峰老师、程晓军老师、王解先老师、王穗辉老师、王建梅、徐争农和徒益明等测量系的其他各位老师，将近三载教诲，师恩难忘，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中，各位老师给了我无价的知识和真诚的关爱，让我见识了测绘科学研究领域的精华。
感谢上海基础公司研究所的丁东强和钱美刚两位队长对系统在江苏丹阳取水工程中顺利应用的支持，以及卫冠国师傅、赵卫师傅以及其他工地测量组的兄弟们。在长达半年的系统维护期间，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你们都给了我很多帮助。工地里的生活很苦，期间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在大家的合作努力下很多困难都我们一一克服，和你们在一起工作的期间真得很愉快。
感谢业已毕业的博士师兄谷川，硕士师兄陈晓龙和我的同门赵鹏飞、范祖贵，以及师弟孔宁、王智、张鹏、李怀峰和小师妹雷婉南。在论文的准备期间，是你们对论文给予进行理论性的指导，是你们多次关心论文完成进度，是你们与我一起不厌其烦地调试程序、系统测试，是你们时时刻刻支持着我能顺利完成论文。将近三年来，土木大楼B614教研室里认真的科研氛围以及快乐的学习气氛让我深深怀念不忍毕业离去。
感谢2007级测量系研究生班的全体同学们，读研期间能和大家朝夕相处真的是一件十分愉快开心的事情。学习之余我们会一起篮球、一起足球、一起春游以及一起参加党组织活动……因为你们我在同济大学的研究生期间充满了欢乐和笑声，是你们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
感谢我亲爱的室友卓杰、汪黎栋和张俊杰。无论是在沪东校区还是彰武校区，你们兄长般的关怀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远在他乡求学之余生活依然能够丰富多彩。
还要感谢我的好友王进锋、贺鹏、孙伟伟等在论文写作期间对我的鼓励与关怀，谢谢你们。
研究生论文范文第4篇
1.信息知识教育。信息知识是指与信息有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包括信息理论知识与信息技术知识，是信息素养教育的关键。有了对信息本身的认知，才能更好地辨别、获取和利用信息。
2.信息能力培养。信息能力指理解、获取、利用信息和信息技术的能力，是信息素养培养的核心，包括：收集信息的能力，是指对于要求的目标，能选择恰当的方式，自发地、不缺少地收集相关信息的能力；
判断信息的能力，是指从繁多的信息中，选择必须的信息，审查内容并从中引出合适信息的能力；
表现信息的能力，是指采取一定的表现方法和形式，对信息整理、再现的能力；
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指对于收集到的信息，能通过恰当的处理，获取其中隐含的和有意义的信息的能力；
创造信息的能力，是指基于自身的认识和思考，创造知识的能力；
与传递信息的能力，是指能基于信息接受者———受众的立场，在信息处理的基础上，与传递信息的能力。
3.信息道德和法律法规。信息道德、法律是指在信息领域中用以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研究生要重视与信息技术有关的道德、法律、文化和社会问题，遵循信息伦理、道德准则和法律要求，规范自身信息行为，正确引用、使用信息，避免知识产权纠纷。
二、研究生信息素养培养目标探讨
信息素养培养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基础的信息素养目标、通用层次的信息素养目标和学科层次的信息素养目标。基础信息素养培养的目标是“由基础图书馆应用知识和基础计算机应用能力构成”。通用层次信息素养培养的目标是“适用在任何学科与日常生活中的持久的可在不同学科之间转移的识别、检索、评价信息的能力”。学科层次信息素养培养的目标是“适用于学生所在学科的专门的信息素养能力，是通用层次的信息素养能力目标在不同学科的延伸和发展”。三个层次是“连续的、相互衔接的、循序渐进的，高级能力的学习以低一级能力的掌握为基础”。研究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属于学科层次，要求具备更高的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道德和法律法规上更强调信息创新的能力。具体包括：了解信息素养价值和作用，并具有强烈的信息意识；
能确定所需学术信息的目标、范围和所需的信息源，并具备查寻能力；
能对获取的学术信息正确地分析、评价、利用，形成新的学术信息和创新；
能对学术信息进行组织管理、表达交流；
了解、遵守信息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并承担社会责任。不同学科要针对其特点提出对应目标，以适应不同学科信息素养培养目标的要求。
三、研究生信息素养培养模式探讨
研究生信息素养培养是一个过程教育，从入学到毕业都需要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并具有层次性。可采用阶段式教育模式开展，分为基础—提高—创新三个阶段循序渐进推行，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基础阶段是初始阶段，主要目的是增强学生信息意识，掌握信息素养知识，了解各类信息资源的获取途径。提高阶段是全面提升阶段，主要是培养研究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使学生熟悉各类信息资源、检索方法，快速、准确地获取相关专业文献信息，应对专业的学习研究。创新阶段是巩固和加强阶段，重点是提高学生利用信息的能力，助力科研创新和完成毕业论文。在实际实施中应针对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需求，依据信息素养水平及实际需求适时、适当地开展，采取对应的方式和措施开展相应的指导。
四、研究生信息素养培养途径探讨
信息素养培养既有理论知识的要求，更强调实际操作能力。研究生信息素养素质存在差异，因此在培养上要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地做出选择。
1.充分利用学科信息资源，加强信息化软、硬件环境建设，构建学校知识库。学校的信息化硬件环境主要包括校园网络、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料室、多媒体网络教室等，这些硬件设施为学生获取信息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图书馆要根据学科情况，重点收藏技术报告、成果鉴定材料、阶段成果报告、会议文献等前言文献；
要根据研究生的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补充，保障研究生科研学术处于高起点和高水平状态；
在保证传统纸制品的基础上，要购置一定数量的光盘和网络资源。学校还要注重自身的资源建设，充分利用网络、摄像机，将学校的精品课程、讲座、重点科研记载，构建学校的档案库和多媒体知识库，建立光盘数据库、联机检索系统等。网络教育传递速度快，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要充分利用校园网，针对研究生需求，推出信息素养教育专题网站，帮助学生学会从网上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要建设好图书馆门户网站，为学生提供专业、便利、全面的检索服务。要建立快捷高效的信息服务系统，提供文献服务、定题服务、专题跟踪服务、信息导航服务，辅助研究生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
2.发挥导师在科学研究实践中的言传身教作用。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要通过正确引导和严格要求，激发学生提高专业信息技能的动力。学校要定期开展导师的信息素养培训和考核，培养、遴选具有较高专业信息素养的教师担当导师。
3.提高教师信息素养水平。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图书馆馆员对学生信息素养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要具备一定的网络知识、专业知识和外语知识，要具有熟练的信息检索技能，要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最大限度地满足师生信息需求。学校要加强教师信息素养培养，挑选具有较高信息素养的教师参与研究生教育和管理。
4.建立学科馆员制度，为研究生提供学科层次的信息服务。学科馆员制度是一种以学科为对象，面向导师和研究生对口服务的模式，在院系、学科与研究生之间建立起通畅的需求和保障渠道。要求学科馆员既要具备学科背景、敏锐的信息意识和较高的信息获取、组织加工能力，并能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信息服务；
要积极参与学科信息资源门户的创建和扩充、完善；
要经常性地为研究生指导和培训科研创新和论文写作，协助开展相关课题的资料检索；
要适时收集、鉴别和整理相关学科的信息资源。同时院系也应配备信息素养教育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遇到的信息获取困难。
5.完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体系，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学校要完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体系，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教育。开设信息素养教育必须课程是提高研究生信息素养的基本保证，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课堂。课程要系统地介绍信息技术知识和信息检索知识，使学生全面了解信息检索系统构成，掌握信息检索方法、技巧，合理使用检索策略，科学管理检索信息成果，正确分析和评价检索结果。信息素养培养涉及计算机科学、人文、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背景。因此在研究生公共课程设置上，要将体现信息素养目标的课程体系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教师要有以信息素养为目标来设计课程内容的主动意识。在研究生专业课程设置上，要力求信息技术与具体学科方向有效地融合，引导学生把信息理论和技能同专业科研实践密切结合。教师要结合课堂讲解计算机、网络、网络法律法规等知识，开展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伦理道德学术活动。还提供多种形式，多途径的第二课堂教育，弥补第一课堂教学的不足和局限性。
五、精心打造“研究生信息素养培养工程”系列活动
研究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李约瑟，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史》
AbstractDr.JosephNeedham(1900—1995),anoutstandingBritishbi-ochemist,authorityintheresearchfieldofthehistoryofscientif-iccultureinChinaandfaithfulfriendoftheChinesepeople,hadl-eftusrecently.HisdeathisagreatlosstoChinaandtheChinesePeople,andthusmakesusverysorrowful.Hereanaccountisgivenab-outtheactivitiesandworkofeveryperiodofhislifeandhis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biochemistry,to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tothecauseofSino-Britishfrien-dship.TheprocessofhisconversiontotheChinesecivilisationsin-ce1930sandtheimportantsignificanceofhismonumentalwork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areespeciallydiscussedhere.WepointoutthatNeedhamsimageandspiritproviededusaready-madeexam-plewhichisworthlearning.NeedhamThoughtisavaluabletheoritic-alwealthinthefieldofthehistoryofscience.Lastly,theauthort-alksabouthisfeelingobtainedfromhisprivateassociationwithD-r.Needhamduringpastmorethan20years.
KeywordsJosephNeedham,China,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
1995年3月24日晚8时55分，在剑桥大学校园区内一位当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闻名全球的英国杰出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眷念的深情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前，他曾经来信说，他近来身体欠佳，患了“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disease）即震颤性麻痹，而且已经说不出话了。从他签名可以看出写得比过去吃力，将有的字母堆写在一起。剑桥传来的消息也说，李约瑟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了。虽然大家事先已有了思想准备，但他的突然过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引起悲伤，因为他受到大家的敬爱，知己遍天下。他太热爱中国了，3月23日还让人朗读有关中国的资料［（1）］。他虽已说不出话，但料想临终前口中还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过世对他的第二故乡中国来说，同样是个重大损失。
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英国原名为约瑟夫·尼达姆（Jos-ephNeedham），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攻习生物化学，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基斯学院（Gonville&GaiusCollege）投师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Prof.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1922年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深造。他的第一项独立研究是探讨神经病的生物化学机制，首次在生物化学与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之间架起桥梁，接着研究生物化学与胚胎学之间的关系，架起了学科间另一座桥梁［（2）］。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扩大了生物化学的应用范围，导致新的边缘学科的出现。由于这些研究，他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双学位。1924年选为学院研究员，留职母校，同年与多罗西·莫伊尔（DorothyMaryMoyle,1898—1989）博士结婚。李夫人后来也在四十年代随丈夫来华，汉名李大斐，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长蛋白质化学，而李约瑟集中化学胚胎学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C-hemical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这是李约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1933年任副教授，1941年先于李大斐两年当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1920—1940年间他除授课、作实验研究外，还发表许多有关生物化学和科学哲学作品，而科学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热点。1931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ofEmbryology），成为这门科学历史的第一个作者。他还是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发起人。30年代以来，李约瑟不仅是杰出生物化学家，还是有进步世界观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问题专家。如果他继续沿着生物化学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个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运却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放弃原有专业，从20世纪最新一门自然科学转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对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探讨，从而在后半生与东半球另一端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促使李约瑟专业大转变的主要因素是1937年三名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的到来。李约瑟一家从未与中国有联系，他对中国了解不多，但在与中国同行相处时发现他们研究科学的智力与他一样。其中鲁桂珍（1904—1991年）对他影响最大，鲁出身于医药世家，祖籍湖北蕲春产生过大科学家李时珍（1518—1592年）。鲁本人对本国科学遗产有相当了解，能从近代科学观点评价古代科学成就，李约瑟听后感到吃惊，这成了他们经常交谈的话题。鲁桂珍向李约瑟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古代有不少科学发现与发明领先于基督教文明。这激起他对中国及其科学文化史的兴趣与好奇心。他开始阅读有关中国读物，并被这个古老的东方异国文明深深吸引，终于导致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的皈依，从37岁起发誓学习汉语。两年后，鲁桂珍与他联名写出《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3）］。这篇论文把李约瑟第一次引入中国科学史领域，他们商定今后共同写一本中国科学史著作。因此可将这篇论文看成是多卷本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初的“胚胎”［（4）］。二战爆发后，李约瑟于1942年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率其他科学家来中国肩负援华使命。这是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以来第一次由科学院院士率领的西方职业科学家代表团以科学交流为主旨的来华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李院士先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继而在重庆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ScienceCooperationOffice）。当时正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该馆负责向受日军封锁地区的中国科技机构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信息，沟通中外科学技术。李约瑟与中国人民共度战时艰苦，他主持的合作馆在中、英科学家努力下作了许多有益于中国战时科学发展的工作。由于李约瑟的贡献，他被选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在华期间他在13个省份作了广泛旅行，与各界人士交往，从国共双方军政要员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尤其结识不同专业的学者，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促使他全面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在华活动都载入他们夫妇1948年在伦敦发表的《科学前哨》（ScienceOutpost）及《中国科学》（ChineseScience）二书之中。他还像战时记者那样将在华见闻报道于伦敦《自然》（Nature）刊物上，并向BBC电台寄去广播稿，让西方了解中国。
李约瑟通过在华考察和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已较准确评价中国传统科学成就，他后来在《中国科技史》各卷中阐述的基本观点，都萌发于此时。在这期间他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把中国看成第二故乡，从那以后直到他临终前都一直关注并热爱中国。在所有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发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而不管自己在西方处境如何困难。他不愧是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忠实朋友。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应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总干事赫克斯利（JulianHuxley，1887—1975）之邀，前往巴黎负责筹建科学处，成为首任处长，从而使该组织扩建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使他从巴黎行政事务中脱身而编写中国科学史，1948年鲁桂珍从南京来接替他的工作。分手前二人又讨论了科学史课题实施方案，相约下步工作在剑桥全面展开。李约瑟返国后，迅即投身写作。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要有中国同事与之合作，但鲁桂珍远在巴黎，遂请当时在剑桥的王铃先生参与前三卷写作，他们于1943年在重庆已认识了。第一卷总论于195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李约瑟后半生另一历史丰碑业已奠基。出版社从发行角度考虑，将书名称为《中国之科学及文明》（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但作者仍偏爱《中国科学技术史》（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这个书名。最后，采取中、英文本用不同书名的折中方案。1956年第二卷问世，王铃于次年赴澳大利亚，李约瑟身边没有帮手，而下一卷就要上马。这时鲁桂珍辞去巴黎职务，移居剑桥。我们不要忘记，五十年代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李约瑟的杰作初问世时，一度受到非难，甚至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帽子，当成“共产党嫌疑分子”。但人类的理智终究要战胜政治偏见，他在书中列举的事实胜于雄辩。自第三卷出版后，在东西方各国获得热烈称赞，他的处境也有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起组织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并自任会长，在推动英中友好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1952年重返中国，此后于1958、1964、1972、1978、1984年及1986年多次偕鲁桂珍博士访华。每次都会见老友、结交新朋，去各地参观访问、收集资料并作演讲。四十多年来除撰写大书外，还发表大量论文和专著，都与中国科学史有关。这些作品有的译成汉、法、德、日、意及西班牙文，风行世界。1966—1976年他荣任母校冈维尔－基斯学院院长，1971年选为英国文学院院士（FBA），一人身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院的院士，是少有的殊荣。1972—1975年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还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世界各国学术团体和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学衔不计其数。1972—1990年他任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改为李约瑟研究所后又任所长。
如前所述，杰出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1937年突然发生信念上的皈依。他形容这种思想转折时写道：Thencamemyconversion,awordIuseadvisedly,becauseitwasabitlikewhathappenedtoSt.PaulontheroadtoDamascus（“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这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他这里借用《圣经·保罗全书》中的典故，内称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法利赛人扫罗（Saulos）有一次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半路上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圣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于是改宗，易名为保罗（Paolos），转而成为传播基督福音的使徒。我们要领会李约瑟这一比喻的份量和内在含义。正因为有一种精神力量的驱使，他才50余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于中国浩瀚典籍之中。当然这中间没有什么灵光显现，主要是李约瑟深深陶醉于鲁桂珍最先向他介绍的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之中，决心充当向西方世界传播这一古老文明的使者，他成了新时代的圣保罗。与那些对中国文明持肤浅之见的西方人相反，在李约瑟看来，中国像古希腊一样有巨大科学财富，而且中国科学遗产是个绝对的金矿［（5）］。他指出，从公元后一千五百年漫长时间内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欧洲和任何其他文明。他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目的是澄清对中国科学的疑惑，打破无知，消除误解，还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他决心在后半生全面发掘这个科学金矿，为人类提供一笔精神财富。他认为自然科学不是欧洲人独有的，其他民族尤其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他写此书另一目的是把人类各个文明都沟通起来，用事实说明各文明的科学有如江河，最终都流归近代科学的大海，而非分道扬镳［（6）］。他还认为人类在科学上的统一，预示全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的未来之路。在写作过程中，下列问题始终在李约瑟脑海中盘旋：
1．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
2．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
3．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这些问题被科学史家称为“李约瑟命题”（NeedhamThesis）［（7）］，吸引各国学者深思与求解。可以说他的中国科学史课题计划就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制订的。按总体规划，全书要写成七大卷、五十章，作十六开本，有的卷再分若干册，总共35册，一千多万字。卷一总论，卷二论中国科学思想及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卷三为数学、天文学及地学，刊于1959年。卷四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三册，均出版。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分十四册，现已出八册。卷六生命科学及相关技术，共十册，已出前二册。卷七为全书总结，共四册，待出。最后还有总索引二册。参与写作的除主帅李约瑟及副帅鲁桂珍外，还有王铃、何丙郁、席文（NathanSivin）、罗宾逊（KennethRobinson）、钱存训、库恩（DieterKuhn）、白馥兰（FrancescaBray）、黄兴宗、梅泰里（GeorgesMétailié）、傅汉思（HansVogal）、叶山（RobinYates）、迪安（AlbertDien）、卜鲁（GregoryBlue）、卜正民（TimothyBrook）、郭郛等人，可以说是由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国籍学者组成的“跨国军团”。这套丛书写作持续近半个世纪还未完工，可见研究中国科学史确是项巨大工程。李约瑟说，他写这部书必须健康长寿，才能胜任这一“持久战”。有幸的是，他生前已就未完成的各册作了部署，相信在2000年左右全书会胜利出齐。已出各册正由海峡两岸陆续译成汉文本出版，而日本亦有日文译本问世。这部巨著是他穷五十多年心力在中国科学史探金事业中的艰苦劳动结晶，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对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这是一项空前创举，为人类展现了一个过去知之甚微的新的精神世界，使人们从昔日中国科学金矿中看到无尽的知识宝藏。实际上这是一部体大思深、结构严密的有关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大百科全书。有史以来，我们还从未见过先前有任何著作像这部书那样对一个文明的科学文化史作如此广博而深湛研究的，筚路蓝缕，厥功甚伟。就凭这一点，足以使李约瑟名垂千古。
李博士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来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他从比较观点考察中外科学交流，证明人类各文明区的科学技术不是彼此隔绝，而是相互沟通，因此他的书不只专讲中国，还触及古希腊、中世纪欧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巴比伦，甚至还有美洲印第安地区，他用一连串事实在中国与这些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认为各个民族的科学创造力不分高下，都各有其贡献，但中华民族的贡献较为突出。虽说近代科学首先于17世纪在西欧兴起，但李博士表明，如果没有中国等其他文明区的科学注入，近代科学及工业革命便无从谈起。因而近代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为某一文明所独有。他在论证中国对世界科学贡献时，以崇敬和爱戴的心情捍卫了中国人对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优先权，将中国科学文化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位置，这就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种地位过去被严重贬低和误解。为此他应得到所有中国人的感谢。中国人民因有李约瑟这样的朋友而感到自豪。通过他这部书可以从中国科学史的视角看到世界科学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地区的文明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他按中国有机论哲学模式描绘的一幅世界科学的发展蓝图，也可说他的书是在世界科学发展中向各方向辐射并从各方向受辐射的一部动态的中国科学史。他在系统阐述中国科学成就后，自然进入解释这些成就何以出现的理论领域。中心议题是说明，当中世纪欧洲处于长期黑暗时代之际，为何中国能在亚洲发出如此灿烂的科技之光？与此相关连的是，当觉醒的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兴起近代科学时，又为什么传统中国科学没能实现这一突破？他从四十年代起便决心探讨这些难题。为此他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学史，理清各自发展脉络，找出双方异同点及优缺点，又从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语言逻辑、地理环境各因素影响，作内史与外史的交叉研究，导出一系列独到见解。他在中国科学史探讨中所发展的许多理论概念，对一般科学史而言也是有启发性的。自然，他的书也为各国学者研究本国科学史提供了范例。例如，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目前正酝酿中的多卷本中国科学史，即以李翁大著为楷模。《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李约瑟博士的研究填充了西方汉学中的空白，又弥补了世界科学史中的缺项。他是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通史的开山鼻祖和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这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考证精密，他所导出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系统整理并发掘中国科学遗产，使各国人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这项工作十分艰难。由于过去人们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而对中国科学成就严重低估，李约瑟的书将使很多人对中国重新认识并发生观念上的根本改变，这是用千军万马都作不到的。他在宣扬和传播中华科学文明方面的功勋，是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其影响将是持久的。可以说他这部巨著是20世纪世界重要学术经典。他已在当今国际文化史领域内掀起一股台风，横扫以往一切陈腐的中国观，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视。他的书在西方如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Plol，1254—1324）游记当年出版时那样，帮助西方人大开眼界，看到旧大陆另一端东方大国令人向往的情景。但作为皈依华夏文明的新时代圣保罗，李约瑟主要充当向基督教文明传播中国科学文化的使者。另一方面，他的书在中国起到使亿万人精神振作、奋发进取的鼓舞作用，是当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可替代的教材。既然我们拥有那么多优秀的科学遗产，祖先作出那么多震撼世界的发明发现，通过我们现在这几代人的努力，一定会使祖国科学腾飞，步入世界先进之列，为人类再作重大贡献。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是李约瑟直到临终前一直坚信的。多年来他靠个人力量从事研究，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尽管财政拮据，但仍矢志不渝。大书能有今日规模，谈何容易。他夫人李大斐也以自己收入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七十年代后李大斐身体不好，后又卧床不起。李约瑟一边照料太太，一边紧张工作，以致他腿部关节炎一直无暇就医。1987年李大斐不幸辞世，李约瑟失去伴侣，而自己行动也越益困难。两年后他与鲁桂珍喜结良缘，也是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最终归宿。但婚后刚两年，1991年桂珍又继而谢世，使约瑟受到又一次精神打击。此后他身体时好时差，已不能走动，靠护士照料。鉴于他的学术功勋，1992年6月，英国女王陛下授予他CompanionofHonour勋位，意即荣誉勋爵。虽然如此，他仍希望人们称他为李约瑟博士。1990年九十大寿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这当然是他最愿接受的头衔。这意味着，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象加拿大白求恩（HenryNormanBethune，1890—1939）博士那样是亿万中国人的兄弟。1993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在这之前，他已被聘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名誉教授。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还与很多中国同行保持私交。笔者荣幸地与他有20多年持续不断的交往，愿在这里谈谈自己的感受。五十年代初我在大学求学时，对科学史发生兴趣，读他的作品后深感他作为外国人这样热情钻研中国科学史，我们华人更应如此，遂立志专攻科学史，因而他是我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之一〔另外两位引路人是日本的三枝博音（1892—1963年）博士和薮内清（1907年—）博士——作者注〕。31年前，我第一次亲睹李约瑟博士的丰采，那时他在中科院历史所小礼堂作演讲。与他直接相识始于七十年代初，他在北京饭店与所内研究人员座谈时说：“我受芝加哥的钱存训博士委托要会一会潘吉星，并向他转达钱的亲笔信。”当他发现我恰巧坐在他对面时，我们就自然地开始了交谈。那时钱先生正执笔李约瑟的大书造纸印刷卷，而我也在研究造纸技术史。钱先生给我寄的几封信都被“工人宣传队”扣压，是李约瑟的来华才帮助建立起学术联系。我也因此与李约瑟直接相识，从这以后我们之间一直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所谈的内容照例是不同时间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科学史问题。有时互相提供对方需要查找的资料。七十至八十年代，我的不少研究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有的选题是他提出的，例如他说火箭史较难研究，因古书技术用语混乱，他一度“上过当”，把纵火武器当成火箭，他希望我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1981年我在美国作研究时便把这一课题列入日程，通过这项研究证实了李约瑟同一年在布加勒斯特国际会议上提出的火箭起源于12世纪后半叶的提法后，他很高兴。亲自将我在这方面的论文推荐到国际汉学刊物《通报》（T’oungPao）上发表，表现出老一辈科学史家对晚辈的提挈。为使我有进一步研究的机会，1982年他邀我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我继续收集火箭技术史料，并扩写成一本书。在剑桥期间，每天与约瑟见面并交谈，目睹他的工作情景，深受教益。他很易接近，助人为乐，在生活方面热情关照，委托桂珍为我安排食宿。他不止一次领我去他所在的冈维尔－基斯学院熟悉环境，介绍与院长及其他学者认识。令人难忘的是，当我生日那天，约瑟特意将他和大斐签名的《科学史展望》（ChangingPerspectiveintheHistoryofScience）一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后来我向他表示想趁在英停留机会深入研究一下德国化学家肖莱马（CarlSchorlemmer，1834—1892），他表示支持，并建议去伦敦和曼彻斯特作现场考察，果然满载而归。在剑桥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深感约瑟对我的指点和关怀，实际上是对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关切，体现了这位大学者的国际主义风范。在他那里工作的其他中国人，想必都有同感。
回国后，为向国人介绍李约瑟、李约瑟思想和他的研究成果，我决心编译他的一本文集。他获悉后，迅速寄来三大包论文抽印本，亲自编号说明，还将手中仅有的旧日照片册借给我们制版，同时为《李约瑟文集》（1986年）写了序。出版后，国内外社会效益都较好。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86年他与桂珍的那次访华期间。桂珍要我陪他们去外地访问并照料约瑟起居，我们朝夕相处，格外亲切。这次旅行中，他以86岁高龄不顾旅途劳累，为核实一条史料，亲自登上四川大足海拔560米的北山右窟，当他在149号窟看到1128年宋代石刻物是现存最早的火炮实物资料时，激动得几乎跳起来。我们迅即作了素描、拍照、录下铭文。他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说：这个重要发现已来不及写入〔大书〕火药卷（1986年）了，我们只能以论文形式先行报道［（8）］。离境前我在宾馆内帮他们整理行装时，注意到两位银发老人对中国仍难舍难离。桂珍有时眼含泪珠，说话有点嘶哑，约瑟心里也难过，他们说这将是最后一次故国重游。因此日程中安排约瑟去重庆再看一眼他工作过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旧址，同时去蕲春看看桂珍的祖籍面貌。未料在上海虹桥机场送走他们之后，再没有机会见面了，只能借书信往来。1994年夏，我因病住院，在病床上接到约瑟来信，他安慰我并希望手术成功，再一次体会到他的温心。如今，往日经常相聚的大斐、桂珍和约瑟均已先后作古，想起怎不断肠。20多年来约瑟对我的帮助太多了。最大的感受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从他的作品和谈吐中表现出来的李约瑟思想、他的治学精神、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做人的风范和对中国的热爱，是我这一生都学不完的。由于他在推进中英友好和了解方面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对中国人民一贯保持深厚友谊，对中国科学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和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史册。这位英国伟大学者的形象和精神将激励我们后人继续攀登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史的高峰，在他身后会有更多的人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约瑟作为我的知心朋友和导师，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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