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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产业论文【五篇】(完整文档)

时间:2023-06-22 12:30:05 来源:晨阳文秘网

最初源于拉丁文的“类型”(genre)一词,在中文释义中指“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类型”一词与电影联姻,与美国电影不无关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影视产业论文【五篇】(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影视产业论文【五篇】

影视产业论文范文第1篇

一、类型:微电影产业化发展之路的自觉选择和必然产物

最初源于拉丁文的“类型”(genre)一词,在中文释义中指“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类型”一词与电影联姻,与美国电影不无关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鼎盛时期,“电影创作不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规范的制片制度使电影制作成为一种批量的、流水线式的规范化过程,模式化成为其基本特征。固定模式的确定能够提高制作效率,降低制作成本,因此,类型片是必然的结果”。尽管基于形式、内容或地域等的不同分类方法,类型电影的划分至今莫衷一是。但歌舞片、爱情片、西部片、喜剧片、悬疑片已经成为约定俗成且耳熟能详的“类型”,人们普遍认为,在电影大工业时代,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和图解式的造型的标准化产物,无疑是一条捷径。(4)程式化的叙事模式和规范化的审美,无论对于纵向的的人类历史而言,还是横向的跨文化跨地域的普罗大众而言,是高度提炼了的对真善美的情感体认和对惊险、刺激、娱乐的心理需求。尽管将“类型”作为好莱坞商业电影适用的概念具有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类型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的确源自好莱坞对于利润和大生产的渴望。吉尔•尼米斯(JillNelmes)曾说:类型已经成为电影理论发展中的核心概念,同时,电影类型研究也为探讨可用于大众娱乐和媒介文化这一更为广阔范畴中的类型提供了重要基点。实际上,与大电影在艺术上的同源性、技术手段的简易度和操作性得以提高以及视频市场对微电影在质与量上的巨大需求,都为其类型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也创造了可能,使之成为必然。

首先,微电影在艺术创作上,与银幕电影有着同源性。它同样借助镜头语言,运用蒙太奇的组接技巧,在银幕或屏幕所创设的时间和空间中,以逼真的具象的方式,或再现现实生活,或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或制造乌托邦式的梦境。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还原”,并非是形式上的照搬和复制,而是对社会文化内涵和人类精神世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还原”。但值得注意的是,微电影并不等同于短的电影长片,它的“微”在于以小角度展现大世界,以小人物展现大时代,以小故事展现大生活,以小事件展现大思想,犀利如刃,一针见血。以微电影植根于银幕大电影,又是对电影语言和电影本体在新媒体下的全新探索,它究竟是全面复制电影类型,还是开拓出全新的类型体系,又或是在原有电影类型基础上有所扬弃,都是可资探索的课题。

其次,有别于传统电影在技术层面上对于专业化设备和专门性技术人员的较高要求,影像的拍摄已经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逐渐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尽管胶片在对焦、色彩还原度和宽容度方面仍有数码产品不尽企及的画面生命力,但在数码拍摄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包括DV、高清摄影机、手机甚至平板电脑在内的许多数码产品易得、易学、易用,能够呈现出无限接近电影摄影机的画质。201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寻找小糖人》,瑞典导演马里克•本杰鲁尔(MalikBendjelloul)迫于拍摄经费的捉襟见肘,最终借助iPhone和一款“8毫米相机”(8mmVintageCamera)的APP软件,完成了电影最后10%的拍摄;
201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介入新媒体领域,将国际学生短片大赛升级为手机电影节。设备的简化和技术的革新,都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微电影的创作队伍中。但与此同时,不管是普罗大众还是商业定制,微电影以低成本获短期的大回馈的概率要远远超过大电影,从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到黄渤为网游公司定制的《伏魔者》,成功案例不胜枚举。深谙此道的创作者早已摆脱对家庭生活花絮和婚礼生日派对的录制,他们在角色塑造、故事铺陈、思想性和和情感性上寻找捷径和突破口。在此背景下,催生出叙事策略固定、类型元素鲜明、审美模式趋同的微电影类型终成必然。

第三,对于微电影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类型的出现既为可能,也为必要。在媒介融合的大数据时代,短短数年间,微电影市场完成了从起步到急遽膨胀的跨越。在生产层面,“微电影的制作力量极为丰富,以略显二元对立的维度切入,基本可以区分出专业团队与业余制作两种类型。前一种在当下表现出为公司资本和具体产品服务的特点”。商业广告与电影艺术之间的迷你联姻,为产品、企业、品牌都带去了令人惊喜的可观的经济效益,可见,它具有先天的贩卖功能和商业价值。在传播层面,微电影可在手机、PC、平板电脑、网络电视等一切视频设备上播放,具有广泛的生存空间和流动性。在消费层面,短小的影像成为受众碎片式的闲暇时间最好的填充物,“在快捷的叙事和影像的跳跃之中,网络大众在集体无意识中开始狂欢式的参与”,即使人们对于植入广告依然怨声载道,但在传统叙事形态的裹挟下,“排斥心理却已经大大削弱,而这正是广告商所乐意见到的接受态势”。(6)然而,相较于传播模式的稳定,微电影投资、制作、投放、营销的产业链,以及向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并最终进行产业链整合,都尚处于孕育之中。来自业界的声音是“当下微电影从创作投资的产业链、关注与受众关系的微电影体系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电影运动”,“更期待未来微电影能有一个更加明确和成熟的商业模式”。(7)从一种标签变成一项产业,作为充满商业潜质的微电影产品,极有可能也需要以“类型”为阵地,通过这种简单、有效且通过大量实践验证的程式,打造流水线式的规范生产,实现良性的盈利模式,并由此加速构建成熟的产业链,与大电影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创造出更多集体的视觉欢愉和话题漩涡。

二、类型:话语权分立下的产业发展悖论

“迄今为止,西方电影类型研究多数仍局限于好莱坞中心主义,常常狭隘地把目光停留在好莱坞电影的分析上。”(8)但不可否认的是,好莱坞电影类型与美国电影大工业生产相生相随,既是其产物,又促进其发展。观照中国微电影市场,“类型”在不断被催生,并反过来深刻影响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伊尼斯说:“不同媒介对控制有着不同的潜力。不能广泛传播的,或者需要特殊编码和解码技术的媒介很可能会被上流阶层所利用,他们有时间和来源获得这些媒介。相反,如果一种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它就会民主化。”(9)尽管微电影被认为在商业运作上充满了无限可能,但追溯其本源,不难发现,微电影以“微”突破了传统电影的固定模式,因“个性的展现、互动的能量和互联网的精神”(10)而生,话语权的改变和分立,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摈弃了大电影营造的集体白日梦和乌托邦理想,以个人力量投射出公民社会一部自由民主的影像历史。2012年,土豆网CEO王微和优酷网CEO古永锵在承德一同宣读和见证了《承德宣言》:“我们鼓励创作者更加关注现实,自由表达,勇于想象,坚持内心尊严,让创作重返生活;
我们呼吁产业各方共同规范微电影及网络原创定义,反对商业过度侵蚀网络原创文化,坚持为互联网而创;
我们呼吁相关行业共同推进建立规范,保护创作者权益和健康的市场环境。”(11)创作主体的多元、作品形态的多样、表现风格的多变和受众消费的碎片式,似乎都书写着微电影产业中“反类型”的悖论。

首先,如前所述,在微电影的创作中,个体拍摄、商业定制和明星制造是较为常见的创作主体,但即便是趋于类型的公司行为,也因其创作环境相对宽松,几乎没有或较少受限于审查机制,这朵体制内的自由之花仍带有浓重的“原创气质”,从本质上看,属于个体化的精神写作和作者式的影像书写,与微博一样,是新媒体环境中真正的个人化时代的产物。从向歌的《红领巾》到李阳的《李献计历险记》,从姜文的《看球记》到王家卫的《心灵之境》,以及一大批见诸于视频网站、竞争于鼠标轻叩下点击数据的作品,有集体记忆的体认,有民间立场的表达,有叙事结构的探索,也有艺术风格的追求。与大电影在票房、口碑和艺术性上寻求肯定有所不同,相当数量的民间创作具有非功利性或弱功利性的特点,在长期被动的接受传统媒体信息之后,微电影给予创作者独立的话语权,承载其表达、倾诉的个体需求,其目的首先在于获得审美认同和勇敢的自我欣赏的可能,是社会现象和社会热点的即时性戏剧体现。由此,“微电影:‘自由表达’渐成燎原之势”,多元化的个人影像写作,生产出《我的路》《一部佳作的诞生》《微博有鬼》等等具有强烈自由意识表达的难得文本。(12)商业定制如《小幸感》《一触即发》因类型而成功,但过度强调微电影创作的程式化以谋求快速盈利,无疑会从根本上丧失微电影的本性及其存在的真正价值。

其次,即便从单纯的艺术创作中抽离出来,观照微电影在产业空间中的发展,商业合作模式的多样性为其带来了作品形态的无限可能。受众对于微电影“独立”、“弱势”、“年轻化”、“广告”等的刻板印象在不断被颠覆,有优酷推出的“11度青春”,也有由搜狐视频和“中影”联合打造的“7电影”,它被誉为中国首部新媒体商业大片,由七位国内一线男星刘烨、黄渤、黄磊、吴秀波、王学兵、李光洁、张默首次跨界执导的微电影合集。尽管仍旧保留了剧情短片的基本形态,但以“组合拳”的方式呈现,是明星效应与团队效应的相呼应。其实,短片集本身并不鲜见,包括《11分9秒01》《10+10》《十分钟年华老去》等,但以新媒体作为传播平台,是在对这一媒介特性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有效利用,又是通过意见领袖或公众人物的自媒体,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而包括《飞行公路》《校园英雄》在内的《一克拉梦想》微电影系列,则是浙江卫视2012年自制剧的套拍短片,是与同名电视剧中“梦想”主题相关的十部作品。这是一次微电影与传统媒体深度合作的有益尝试,也是媒体间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全新实验。尽管粗略看来,微电影形态的多样化与“类型”毫无关联,但事实上,它既希求“反类型”或“无类型”,以使作品无论是连横,还是合纵,都避免同质倾向,而有广阔的创作空间;
也极有可能借由“类型”来达到与电视剧集在表面上的风格契合,从而实现收视上的双向累积,偶像剧之于“爱情类型”,谍战片之于“悬疑类型”,莫不如是。

第三,微电影是电影风格探索和电影人才培养的最佳试验田。一方面,篇幅短和成本低,使得其在操作上更为灵活,华丽转身也无需大费周章,更不必总是浮浅地展现“快餐式”的文化形态,“实验”也是微电影的价值所在;
另一方面,微电影具有多层次的传播平台和流通渠道,既有土豆、优酷等视频网站,也有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爱拍电影》、陕西卫视《华夏微电影》等传统媒体栏目,还有微电影大赛及其他开放平台,它们不必拘泥于单一的戏剧化叙事,甚至由平台的不同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台湾大众银行的《梦骑士》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却以半纪实的风格和旁白的手法呈现出跨越半个世纪的爱与梦想;
既有《身度》《青春期》《女人公敌》等,以浅白而直露的方式,标签式地进行所谓的现实批判;
也有《勺子杀人狂》《调音师》等,以无限创意或缜密叙事,在惊悚、恐怖类型中探索出独树一帜的风格。

影视产业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重庆文化产业,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一、研究意义

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重庆市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试验,其文化产业在过去五年以年均28%的速度快速增长,为同期重庆市GDP增速的两倍。2008年重庆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46.46亿元,占全市GDP的2.87%。从重庆文化产业结构可以看出:以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出版发行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规模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以数字传媒、动漫、网络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市场份额也有所提升。

现阶段对重庆文化产业的学术探讨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如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化产业集群研究等,而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较少。由于重庆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数据不甚完整,口径亦不统一,缺乏使用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需要的大样本数据。比较而言,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弥补了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作系统分析所导致的缺憾,它通过对“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的研究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鉴于文化产业客观条件的制约及灰色系统理论的特点,本文将文化产业和影响其增长的因素视作两个灰色系统,考察两者之间的灰映射关系,从而得出影响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因素的相关顺序,以此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相关参考。

二、研究方法

关于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目前尚无经典理论加以诠释,但中观层次的产业是宏观经济的组成元素,可依循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
以哈罗德、多马、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
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结合产业兴衰转化规律,主导产业的形成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市场与政府政策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政府对新兴产业进行培育、资助、扶持和保护的各项政策,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与导向作用。此外,任何产业的形成都离不开市场需求的拉动,市场空间大小及其市场需求前景,对产业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从劳动生产力、资金、技术、财政拨款、消费需求、投资、重大项目带动几个方面为数据指标分析其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三、指标选取及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进行灰色管理链分析,首先要选准系统行为特征的映射量,本文将重庆文化产业增长和影响其增长的因素视作两个灰色系统,随后进一步明确影响系统行为的有效因素,即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及比较序列,设系统行为序列:

X={x(1),x(2),…,x(n)}

X={x(1),x(2),…,x(n)}

………………………

X={x(1),x(2),…,x(n)}

………………………

X={x(1),x(2),…,x(n)},i=1,2,.....,m

基于文化产业相关评价模型的建立原则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量化的原则,采集2005年至2008年的《重庆市统计年鉴》及重庆文化产业统计数据中选取数据,(重庆统计局2009年文化产业数据仍在整理中,本文的研究数据最新截止到2008年。)选取重庆文化产业增加值构成系统特征数列X,人均生产总值X;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定为X及X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为X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X;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X;科技经费支出X;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X;公共教育经费财政支出X见表1。

表12005~2008年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数据

年 份

指 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重庆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X

39.80

52.41

66.66

88.57

114.16

146.46

人均生产总值(元)X

8075

9608

10978

12437

14622

17575.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

8093.67

9220.96

10243.99

13715.3

12590.78

14367.5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

2214.55

2510.41

2809.32

2873.83

3509.29

4126.21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元)X

1025.99

1200.52

1391.11

1449.49

1237.35

1498.95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元)X

180.28

198.65

249.71

189.73

195.97

211.83

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占重庆GDP比重X

4.21%

4.53%

6.27%

5.63%

6.11%

7.11%

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占重庆GDP比重X

1.93%

1.98%

2.03%

1.97%

2.57%

3.25%

公共教育经费财政支出占重庆GDP比重X

1.91%

1.87%

1.98%

2.56%

影视产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海南 国际旅游岛 影视基地 影视产业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9.035

一、国内外影视产业基地研究现状

1、上世纪九十年代研究状况。自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就开始涉足对影视型主题公园以及专业影视产业基地的研究, (Butler,1990;
Iwashita,2003 ;
Nichola Tooke, Michid Baker,1996;
Reilyetal,1998;
Busby&Klug,2001 ;
Beeton,2005;
C onnell,2005;
孟华,1998;
蔡道华,1998;
周品,1999 ;
李蕾蕾,张晗 ,2005 ;
周慧颖,黄远水,2005;
薛奕,2006)。从文献资料看,九十年代之前的研究,并未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研究工作缺少持续性,而且始终处于零星状态;
从内容上看,虽然数量颇多,但一直没有大的突破,长期停留在“影视剧播出后对影视基地的影响”、“影视旅游带动经济现象”、“影视表演”及“影视产业基地选址定位”等方面。影响研究依然是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内容,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就现状论对策,就现象推结论的层面上,管理层面上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

2、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研究状况。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内影视基地建设一方面因急需拉动地方经济和旅游发展而导致建设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却因短期冲动、结构雷同等导致普遍的亏损和低迷,引发了国内众多的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各类有关影视基地建设的研究和调研报告等层出不穷。这类研究报告主要从影视产业经济角度,多从电影电视产业链条以及旅游产业链的对接、共生和完善角度,阐释影视基地良性运行的机制。(项仲平、邵清风,2008)还有学者从政府决策、扩大影视衍生产品与主题旅游的深度结合角度等进行影视基地对策研究。(秦良杰,2008)近来也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对影视基地进行案例型研究,从运营模式考察国内影视基地的一般结构。(许学峰,2009)也有从较为纯粹的实证性研究入手,从各类史料和数据中探讨影视基地发展的对策研究。(张京成,2009;
张勇,2010)

二、国内现有各类影视产业基地的尴尬处境的警示

研究国内影视基地尴尬现状的主要原因对于海南建设国际影视旅游产业基地具有重大的警示和启示意义。对已有的同类影视产业基地运营现状的尴尬处境分析,对于海南目前正在投入建设和未来规划的影视旅游产业基地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

国内自1987年开始影视产业基地建设到目前已经建成和投入使用的近40多个,其中近80%处于亏损状态,仅仅5%处于微利的边缘,其中80%的投资主体为国有资产,这导致了地方财政不堪其负,已然成为地方发展沉重的包袱。这些影视基地80%以上占地在800亩以上,95%以上投资过亿,规模雷同、功能相似,经营模式也大体相同,赢利模式单一,普遍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近40多个影视基地年电影产量仅200多部,其中能够上映并取得良好票房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仅占极小部分。

95%的影视基地来自短期投资冲动,缺乏长期规划,为推动地方旅游经济跟风兴建,缺乏产业核心需求及长期发展途径研究;
其次对所建设基地缺乏功能类型研究,将影视基地单纯的理解为外景拍摄地,大量临时电影拍摄设施频繁投入、淘汰迅速;
再次影视基地盲目竞争,配套服务能力底下,旅游收入回报少,基地维护成本高昂,陷入亏损;
最后由于大量重复性建设,导致人工造景众多雷同,拉动地方旅游仅仅产生短期效应,影视基地功能单一,无法进行深度开发。

如何引导海南影视旅游产业基地在当前国内影视基地普遍尴尬和低迷的形势下走出适合自身发展,凸显自身特点的道路,是当前海南建设影视旅游产业基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

三、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影视基地的要素分析

海南建设国际影视旅游产业基地已经成为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而这一建设日程伴随“三亚南中国海影视文化生态园”的开工已经启动。正如理论界以及业界所普遍讨论的那样,各个要素都指向海南建设影视旅游产业基地利好的方向。一是国内独有的自然环境,与美国好莱坞具有同类价值;
二是国际旅游岛国家战略聚集的各类旅游、文化和产业资源;
三是海南长期旅游产业已经树立的品牌和想象,同时具有与影视产业具有高度的契合和共生性;
四是海南岛作为中国面向南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门户,在未来海洋战略中的关键地位,为可能的全球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区域支持。

然而,各种可能的隐藏的不利因素也为海南建设国际影视旅游产业基地造成不确定因素。一方面是当前国内影视基地普遍的低迷局面,未能给海南建设影视旅游产业基地提供可靠的成功经验,一切将在探索和试验中进行;
其次是国外主题娱乐公园和专业影视基地成功经验都无法简单复制到中国本土文化产业当中来,这为建立海南国际化的影视旅游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需要探索自身发展的成功道路;
再次海南目前尚无多元的影视文化产业结构,缺少本身的区域资源,需要从内地和国际引入影视产业资源,这就为打造和实现何种功能、创造何种核心集聚以及发展目标产生了不确定因素,必须对其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规划才能保证其发展的可操作性;
再次,海南原有的影视文化传统没有很好的延续和发展下去,影视文化的缺乏可能导致影视基地缺乏持续的影响力;
最后,人才的匮乏,目前为止尚未产生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有关海南的成功影视作品,是目前较大的困境。

可以肯定的是,海南建设国际影视旅游产业基地从内外原因看都具有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机遇,而如何吸取国内外各类经验和教训,抓住机遇,探索出适合海南地域的成功道路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本课题试图从多元的产业文化、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分析视角,为海南建设国际影视旅游产业基地提供决策参考,从而为已经进行影视旅游产业发展提供研究。

基金项目

本论文是《海南建设国际影视旅游产业基地发展及对策研究》[Hjsk2011—78],2011度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初期成果。

影视产业论文范文第4篇

“第三届中国培训发展论坛”将在京举办

本报讯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和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等22个全国性行业协会主办、上海行动成功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培训发展论坛”将于11月30日~12月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办。届时,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企业家等将出席论坛,规模预计达到2000人。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终身学习、行业合作、企业推动”。论坛将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研讨和明确新世纪、新阶段发展我国培训事业的目标任务,大力推进学习型企业创建工作。

中国工业设计顶级奖项――红星奖空缺

11月10日,2007第二届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出炉,中国工业设计领域的代表性奖项至尊金奖出现空缺。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于2006年起创办,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支持,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64家企业102件产品获奖,这些设计作品代表了中国的最高水准,参评和影响范围逐渐扩大。

建设中国(怀柔)影视基地

打造中国影都

在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促进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方针指引下,怀柔区政府明确了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增强文化竞争力、建设文化新都的总体目标。怀柔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影视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建设风声水起。中国(怀柔)影视基地的发展目标和建设思路得到了国家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数字电影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重点项目,中国怀柔影视基地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重点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这为我们实现影视产业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和政策保障。

中国(怀柔)影视基地以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为机遇,以中影生产基地迁怀为原始支点,以世界领先的影视基地模式为参照,同时立足行业需求及中国市场特色,对大电影产业链举足轻重的环节进行了有机聚合,重拳打造影视后期制作、专业技术服务、影视拍摄、影视展示与传播、影视版权交易、影视动漫制作、影视教育培训、影视制片公司集聚、影视旅游等的九大功能中心,建设国内首个国际化新一代专业功能聚合型部级影视基地,开启怀柔发展为“东方好莱坞”的序幕。

国家命名文化产业的示范基地落在常州

影视产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族新电影;提出背景;界定

2006年11月19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和中国云南影视产业实验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云南民族新电影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举行。这是云南第一次提出“民族新电影”的理念。“民族新电影”的提出标志着云南电影告别了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传统民族电影的历史,走上了一个自觉的民族新电影时代。

一、“民族新电影”的提出背景

云南为什么在2006年提出“民族新电影”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推动着云南提出“民族新电影”的理念?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将视野回溯到过去。

1.云南传统民族电影是“民族新电影”提出的历史基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云南民族电影经典频出的黄金期,云南电影故事片空前繁荣,一度引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最先脱颖而出,《神秘的旅伴》紧随其后,接着就是《芦笙恋歌》和《边寨烽火》,再接着就是酝酿高潮的发轫之作《两个巡逻兵》,高潮中各出异彩的是《五朵金花》和《摩雅傣》,《阿诗玛》是最后的高潮。特别是《阿诗玛》和《五朵金花》,更是被评论界一致推为中国电影百年十大经典之一。相比50-60年代,80-90年代算是云南民族电影的低谷,但即便如此,云南仍然拍摄了《洱海情波》、《相爱在西双版纳》、《彝海结盟》等优秀影片,此外还有《青春祭》、《孩子王》、《南行记》等一批获过大奖的云南题材电影。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电影技术也参与到这一伟大的民族工作当中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具体拍摄任务。当时,这批民族志纪录影片被定性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到1965年以前,以云南的少数民族为记录对象的民族志纪录影片就达20多部,如《苦聪人》、《佤族》、《独龙族》、《景颇族》等。这批民族志纪录影片的拍摄坚持民族题材的导向,注重民族电影的特殊性,和民族电影故事片是殊途同归,都在民族电影的发展探索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2.云南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民族新电影”提出的时代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云南省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支柱产业的正确决策,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丽江模式”到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从法国的“云南文化经济周”到四天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签订文化产业开发项目资金157个亿……可以说,云南文化产业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扩大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的空间,为深化改革探索了宝贵经验,也繁荣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云南文化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并日益显示出其产业份量。据报载,2005年云南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183.58亿元,增长36.57%;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4.72亿元,比上年增长40.16%;
营业利润8.89亿元,增长50.93%;
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92%。作为具有丰富影视文化创作资源的云南,怎么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的影视业,充分展示其魅力,把这“可经营的文化产业”做好,这是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思考的课题。在蓬勃发展的云南文化产业氛围中,作为文化产业之主导产业的影视业就成为文化产业指导思想建构的关注点。正是在云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为云南电影产业定位的“民族新电影”这个提法就诞生了。

3.正在崛起的“红河影视模式”和云南民族影视产业的形成是“民族新电影”提出的产业基石。

2005年10月8日至10月14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红河电影周”活动在红河州首府蒙自举行,从而拉开了云南电影发展中的“红河模式”或“红河现象”。红河模式就是指红河州以影视优惠支持政策,依赖民营影视产业实体,通过推出获奖影视作品和举办重大影视活动,进而打造整个影视产业的影响力和促进本地影视产业的一种发展模式。《花腰新娘》、《诺玛的十七岁》这两部获奖电影是红河模式的形成基石,“红河电影周”是红河模式形成的标志,民营影视企业的市场运作是红河模式的发展机制,当地政府的影视优惠支持政策是红河模式的发展动力。

当前,以云南红河影业公司投拍的《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这两部获奖的红河电影为代表的云南电影的崛起,成为中国电影界的热门话题。2006年4月7日,云南电影香港宣传推介活动“电影・友情”文化交流酒会在洲际酒店举行,红河电影《花腰新娘》就是云南电影香港宣传推介活动的精彩名片之一。影片中美丽的云南奇景、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鲜明的艺术个性,赢得香港电影界人士和普通观众的好评。2006年12月30日,云南红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蒙自宣告成立。红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成立将加快红河州影视产业的发展,使红河电影成为云南民族新电影的中流砥柱。

“民族新电影”的提出之所以是在2006年,还在于2006年是云南影视产业发展的转折之年。在云南民族电影的长期发展过程中,2006年的云南影视产业出现了质的变化,云南民族电影产业已经成形,影视产业链初显雏形。在策划创意上,“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项目实施品牌化市场运作,奠定“走出去”战略,突现产业市场意识。在拍摄制作上,民营影视企业逐渐占据主体地位,为云南民族电影产业打造了品牌电影,成为发展的旗舰和民族电影生产制作的生力军。在发行放映上,云南电影发行放映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进行经营管理机制转轨;
改变电影院的市场定位,注重强化经营管理和时尚服务;
革新电影发行的流通渠道,推行电影院线制。在市场营销上,云南积极宣传“天然摄影棚”的定位,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参与国内外电影交流,初步树立了云南民族电影产业的整体形象。

4.云南影视基地建设特别是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的建立是“民族新电影”提出的基本动力和契机。

2005年8月,国家批准在云南设立全国第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影视产业试验区――中国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将以何种形象屹立于中国电影产业世界,将给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什么样的经验,这些问题都是云南电影业界必须思考的。云南的自然风光秀美神奇,民族风情多姿多彩,是影视拍摄的“天然摄影棚”。依托云南独有的影视人文景观资源,云南已经建设了昆明安宁玉龙湾东南亚影视城、曲靖翠山影视城、保山哀牢王宫纪录片基地等6大影视基地。这些影视基地如何在全国的影视基地竞争中具有市场竞争力,取得一席之地,这样的问题也迫使云南电影业界思考怎样走出影视产业发展的生存困境。因此,提出“民族新电影”的理念是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及其蓬勃发展的云南影视基地建设的现实需要。

“民族新电影”的提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建立在云南民族影视产业发展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在云南民族电影的长期探索与经验积累中,在云南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实践中,在云南民族影视产业发展的突飞猛进中,“民族新电影”的因素不断累积,逐步清晰,最终成形,最后借助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的建立这一契机破土而出,成为云南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品牌理念。

二、“民族新电影”的内涵定位

“民族新电影”的提出既然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那么它也必然是与历史相联系的。实际上,“民族新电影”是与云南传统民族电影相对立而言的,是为了与传统民族电影相区别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云南传统民族电影做一个分析。

民族电影在意义的确定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有其针对性、比较性和层次性。首先是针对性,民族电影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电影?其次是比较性,这一民族的电影与另一民族的电影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特点?再就是层次性,所谈论的民族电影是放在什么样的视阈范畴之内进行比较的?因为视阈不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这三个特点是有机的统一体,它是看问题的三个条件,即研究对象、研究视阈和研究视点,我们确定任何一个概念都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条件制约。云南传统民族电影的研究对象是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的电影,研究视阈是中国电影,研究视点是基于中国电影基础之上的云南少数民族电影。

云南传统民族电影还有特定时间的限制,它是指21世纪以前的云南民族电影。云南民族电影以2001年为时间界限,2001年(包含2001年)以前的电影是传统民族电影阶段,2002年的电影是民族新电影阶段。以2001年为划分云南民族电影的时间界限,其原因是2002年云南民族电影具有转折意义,以市场化运作成功的云南民族电影《诺玛的十七岁》发行并取得巨大影响,成为云南民族新电影的开端。

回顾云南传统民族电影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云南传统民族电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这是电影被冠以云南电影的主要原因。50-60年代的民族电影代表作基本上都是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的电影,如《山间铃响马帮来》以苗族、哈尼族为反映对象,《五朵金花》是白族,《阿诗玛》是彝族等。第二,以民族解放与民族团结为主题。《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寨烽火》、《摩雅傣》等民族电影的主题莫不如此。第三,非云南本土的军旅作家主创。《神秘的旅伴》的编导林农和主演王晓棠、《芦笙恋歌》的编剧彭荆风、《摩雅傣》的编剧季康、公浦等都不是云南本地人,大部分都是隶属于昆明军区的军旅作家。第四,云南没有拥有民族电影的版权。尽管50-60年代的民族电影被冠以云南电影的说法,实际上这些电影都是由省外制片机构投资生产的。从版权的归属来看,这些所谓的“云南”电影的版权实际上并不属于云南。尽管在80-90年代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也投资拍摄了一些民族电影,但是其电影摄制水平还无法代表云南传统民族电影。

目前,基于题材决定论的云南民族电影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种理念也难以指导蓬勃发展的云南影视产业。相对于云南传统民族电影,云南民族新电影已经实现了对传统民族电影的超越,出现了新的成分,具有了新的内涵。云南“民族新电影”主要是指基于中国电影基础之上的云南主创并拥有摄制版权的以云南少数民族题材为主体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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