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认识建筑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认识建筑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建筑、批评意识、形态文化、建筑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与建筑意识形态批评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罚。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
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
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
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
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
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
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
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
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
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
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
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三、结论
认识建筑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趣味性;专业;延伸性
中外建筑史是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但是在比较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主要还是以遵照教材为线索，着重对每个时代具有代表建筑做着重讲解，就建筑的造型特征，风格特点等方面做主要讲解，学生虽了解古建筑的表象却很难进一步理解建筑与其当时的文化传统，政治历史的联系，难以理解建筑文化的内涵。建筑史是研究建筑发展的历史，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印射出社会发展的历史，建筑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结构、材料、空间，它又以特定的艺术形象反映出时代特征、地域风貌，人文历史等因素。若在教学中只是对建筑结构、空间特点等内容进行讲解，而忽视对建筑所处年代的社会背景、历史人文等知识的融入，则会使学生无法认识到建筑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无法认识到与建筑相关的文化传统，导致很多学生在学习建筑史的课程中处于盲目无序、被动接受的状态，久而久之失去了对此课程的兴趣，而又由于较多的文字理论讲解，使学生觉得教学内容枯燥乏味，上课没有积极性。在严肃的建筑史教学中增加学习趣味，丰富完善知识体系，成为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文化与建筑史实的融合
一座伟大建筑的产生，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建筑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地域风俗以及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建筑所涵盖的文化层面非常广泛。单方面围绕着建筑主体结构，建筑造型，风格特点等问题展开研究则显得教学思路比较单薄，缺乏知识体系的完善性。学生往往只是被动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很难多层面、多角度地去理解去思考建筑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难以理解一种建筑风格的产生与那个时代的渊源，以及建筑背后所折射出的某种文化，某种意志，某种精神。缺乏了主动思考的积极性和学习的趣味性。这与单薄的教学思路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建筑史教学虽不能主动扩展为文化史，但可以将一段时间的建筑成就，发展特点融入当时文化传统的框架之中。以教材为主线索，将有关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艺术人文甚至名人轶事等等丰富的内容灵活有序地贯穿于教学之中，以便有助于了解建筑文化的内涵。这一方面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层面，完善知识体系，辅助学生对建筑造型，结构特点等建筑本体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提高了学生学习此门课程的积极性，对于史实理论自然也能轻松接受。
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介入
书本中虽有大量文字史实的介绍和建筑结构图样的分析，但仍有许多学生难以理解和想象建筑的真实效果，利用多媒体对主体建筑进行直观的图片赏析，来引入课程的主要内容，配合运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以丰富的建筑文化为背景，将理论学习与图片欣赏结合一体，将文化传统与建筑史实有序融和，将轻松的文学语言与建筑结构分析的严谨讲解相结合，有效增加建筑史课程的趣味性。化枯燥为生动，化被动接受为主动思考，其教学效果比直接生硬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要好得多。
三、理论与设计的关联
建筑史作为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其对专业的重要作用自然不必多说。每个专业又根据其专业特点在教学重点上又各有偏向，怎样在教学内容上与所属专业紧密联系，做好理论讲解向专业设计的延伸，这又是在教学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课题之一。就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而言，在建筑史与专业设计的联系上需体现具体化与细致化的特点。在教学中只是提到相关内容与设计的关系是不够的，需在教学内容上和教学过程中配合设计实例进行讲解，启发学生主动从所学内容中吸取精华，并且灵活运用于设计之中。如讲到古典柱式时，不妨有意识的延伸到欧式风格的室内设计中，分析西方古典柱式作为一装饰元素在欧式设计风格中的体现，引导学生对建筑与室内设计关系的思考，引导学生有意识地灵活地运用设计元素，以及设计元素的运用与室内风格体现上的思考。又如在讲解中国建筑史部分内容时同样可以有目的地延伸到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中。中国古代建筑以其鲜明的特点而自成体系，无论是建筑群体的空间形象还是建筑单体的外观，还是建筑各个部位的造型都具有多彩的艺术形象，在引导学生认识了解不同的屋顶型制，以及屋顶上塑造出来的鸱吻、保顶、走兽等装饰形象，引导其认识门窗上多样的窗格花纹，以及梁枋柱础的巧妙处理后，有意识地将这些建筑中的元素与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相结合，引用中式装修中灵活运用此类装饰元素的成功实例，启发学生活学活用的意识，将建筑史理论教学延伸到室内设计之中，让基础理论课程与专业紧密联系。再如讲解中国传统民居时，对于各地特色建筑如北京四合院，安徽徽派民居，大理白族民居等传统建筑，其独特的空间组合方式，墙面的装饰处理手法以及建筑细部的巧妙装饰等方面，会给室内设计的内部空间划分，空间形象的塑造以怎样的启迪，大理四合院照壁的装饰处理和北京四合院影壁的装饰形象，相对于室内的界面处理有何借鉴之处等等问题可以在学生中展开讨论，选择一两个专题组织学生收集资料，准备论文，对于所研究的结论，提出的观点展开集中讨论，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探究历史，思考建筑文化的兴趣，同时在共同探讨中改变以往灌输式教育的沉闷气氛，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将史实理论与室内设计联系更加紧密。
目前对着书本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越来越不受学生的欢迎，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在建筑史课程中融入相关的传统文化、历史人文等内容，丰富学生知识层面，将建筑欣赏与理论讲解相结合，增加课程的趣味性，同时有意识的将理论学习延伸到专业设计中，从教学的趣味性和对专业的延伸性方面入手打破单调的教学思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化枯燥为生动，化被动接受为主动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教学品质的提升。
作者:潘文敏 单位: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认识建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文主义 文化思潮 建筑遗产保护理论 【中图分类号】TU-05 【文献标识码】A
人文主义（humanism）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一般认为，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人文主义的不断发展，使公众对建筑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步颠覆了公众对建筑遗产以及城市发展思潮的认知观念，人文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成为建筑保护理论发展的文化影响因素和思想基础。
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
人文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是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和哲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前106年～公前43年）在《论共和国》中明确提出人本主义的思想主张，这也被认为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至文艺复兴时期，对世界的最新认识，个体命运、人的价值以及个人尊严成为最为关注的基本信念，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的中心地位。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新观念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它渴望打破宗教的束缚，崇尚理性，确立人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不断加强个体对其精神和肉体发展的权利，逐步建立人类中心论的主要观点，鼓励个体对自然的不断探索。因此，在文艺复兴背景下的人文主义看似是一场关于文化的运动，实际上它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出发，将理性作为武器对封建的特权制度和等级划分进行批判，倡导用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对抗封建宗教统治，用人性对抗神权，用个性打破传统禁欲主义的束缚，用理性冲出蒙昧主义的桎梏。
建筑的发展和环境、历史、情感以及宗教联系紧密，贝聿铭说：“建筑是一种社会艺术形式”，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建筑艺术的形式影响巨大，不同时期的审美意识，物质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公众的精神需求。而人文主义思想作为西方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思潮，对建筑遗产保护更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经验性走向科学性
15世纪从佛罗伦萨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于西方建筑史而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均强调人的思想，突出公众的基本诉求，主张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教会的黑暗统治逐渐被揭露，教会的权威受到公众的极大质疑，希腊文明成为公众用来对抗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古罗马建筑的文化符号和内涵精神是希腊文明对建筑影响的直接体现，这也从侧面对建筑工匠的技术能力、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样对教会存在不满，他们积极支持人文主义者，如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和建筑师。
建筑在人文主义的关怀和帮助下逐渐打上了建筑师的思想烙印， “建筑师”的出现是公众对建筑以及建筑文化重视的结果，公众对建筑及其内涵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建筑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大量的人文学者和艺术家开始涉足建筑领域，加上他们先前对古典主义建筑原则的理解以及对建筑原有的一些认识，在建筑地位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基础上诞生了大量的建筑著作。建筑理论的产生一方面规范了建筑的标准，另一方面将建筑营造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新建的建筑完全摆脱了原先毫无内涵、仅靠经验而又缺乏理论指导进行建筑修建的方式，也使建筑真正的成为了一门学科。
从物质性走向文化性
人文主义思想对建筑遗产保护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对建筑美学价值的理解提升到广阔的社会综合保护价值上。人文主义思潮从文艺复兴开始发展到近现代，是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理性”的进一步反思的延伸，它崇尚感性，反对一切的科学和理性，将对人的关心和关怀放在首位，进一步确立个体――人的中心地位，突出人的尊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以及自我价值的体现，这种观念将 “对人性的关注”延伸到人文历史、遗产保护以及世界观认识的各个方面。
人文思想的介入使得公众对建筑遗产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那就是建筑遗产的形式美价值在社会价值面前变得越来越弱势。在对建筑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不再局限于恢复和保持建筑的原有风格，而是逐渐转向注重建筑结构以及建筑自身的审美意味，突出强调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同时，对“人”的关怀和重视越来越明显。理念的转变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建筑遗产保护对周边自然环境、非物质层面的人类活动以及文化与传统，这也直接促使各个阶层都需要以整体的角度看待建筑遗产，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将保护对象扩大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时代。因此，人本主义思想对建筑遗产保护的完整性理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特殊性走向大众性
西方建筑遗产保护原先只关注重要的历史遗迹，人文主义思想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将研究层面拓展到更为宽泛的范围。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欧洲封建制度呈两极趋势发展，新兴的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断涌现，西欧封建制度逐渐走向末路，“在同中世纪宗教传统的斗争中，一个体现新时代的新建筑以它的古典性和人文性挣脱神学的羁绊，逐步孕育、形成和发展成熟起来”。这种新建筑一方面仍孜孜不倦的复兴古典建筑，另一方面，新建筑的大量理论将新兴的学科知识不断应用到新建筑中。人文主义思想不断冲击传统宗教观念，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积极的肯定个人价值，鼓励个体面向现实世界，“表面上是要恢复古罗马的进步思想，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在精神上的创新，艺术本质上已经不再是为统治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工具）服务，而是朝着一种反映人的自我价值的方向演变了”。
正是在特殊的人文主义背景下，对历史遗产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往只是对重要的历史古迹进行保护，现在逐渐拓展到对一般性历史建筑以及历史环境的关注。由此可见，人文主义思潮不只是关注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历史古迹，随着公众对遗产价值的认知，社会底层的一般性建筑也被纳入到人文主义思潮的关注范围，这也直接打破了之前对一般性历史建筑价值的认知。
从保护性走向可持续发展性
人文主义思想更多的是从单一保护向可持续发展层面延伸，海德格尔利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直接否定了笛卡尔的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胡塞尔也在“欧洲科学的危机”的标题下对实证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萨特秉承人文主义思想，从“自由”的角度诠释了人存在的本质。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为遗产保护的认识和方法带来了新的发展，对建筑保护理论中的保护与发展起到了协调的作用。人文主义思想打破了传统对建筑的修复、保存的认知，它强调对建筑的再利用，正是人本主义对人的重视和关怀，使得建筑保护也逐渐开始注重对公众日常行为的关注，对建筑的再利用研究，使传统建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人文主义思想对建筑保护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拓展了建筑遗产保护从只关注历史古迹到总体建筑的范围，推动了对建筑保护对象从物质性存在到非物质文化层面的研究。在建筑保护理论的基础上打破了原先孤立的保持和恢复的传统形式，对建筑遗产的保护更多的注重建筑功能的有效延续，将建筑的使用价值进行最大化的体现，强调对人的尊重，在价值延续以及有效使用中进行保护。
（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建筑节能与建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马慧芝：《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建筑》，《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认识建筑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北京宪章；
广义建筑学；
建筑理论；
可持续发展；
继承；
反思
1999年6月以“21世纪的建筑学”为主题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代表着东方思想哲理和建筑文化的长城脚下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吴良镛先生执笔的《北京宪章》。这标志着跨世纪的建筑师们在回顾和反思百年来现代建筑发展成果的同时，对新世纪开始了理性的思考和展望。正如《北京宪章》中所说：“我们需要激情、力量和勇气，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邃的眼光，自觉思考21世纪建筑学的未来”。
一、批判的历史：对“批判”与“反批判”的再思考
从1928年的CIAM成立到1959年“十人小组”的继位；
从1933年的《雅典宪章》到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现代建筑意识形态的变迁无疑是一部批判与反批判的历史]。建筑——作为人类有意识改造自然的主观活动，其内容总是受到人类认识自然客观程度的限制。因此，这种“认识一改造一再认识”的互动式前进也决定了建筑思想“批判与反批判”的发展模式。
今天，《北京宪章》的发表，正是基于对现代建筑批判史的继承与反思，其关于广义建筑学理论的提出，同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时展的必要性。
其一，这种批判与反批判的发展模式决定了现代建筑的发展是在人类不断改善自身环境的斗争中实现的。从CIAM成立之初提出的“最小生存空间”到关于“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再到之后《马丘比丘宪章》所提出的关于城市与区域、建筑与技术、环境与文化等面I临的问题及对策，不难发现，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活动的不断深入，建筑文化也正不断拓展其领域，从早期所关注的单纯建筑活动转向关注与之相关的其他领域，诸如城市、科技、生态、环境、经济和人文等。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传统建筑学走向广义建筑学是现代建筑理论发展的必然，也是新世纪发展的方向。
其二，这种批判与反批判的斗争极大地促进了2O世纪建筑思想的新陈代谢。新的建筑思想和流派层出不穷，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建筑设计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技术和艺术的革新。然而，多种建筑思想的并存与碰撞、批判与反批判，也使整体的建筑观念走向支离破碎。正如吴先生所说：“这固然反映出时代思想的活跃，同时也反衬出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的混乱。”其将我们共同的问题分裂成个别单独论题的做法，使得建筑学的前景趋向狭窄和破碎。”因此，广义建筑学理论的提出是对20世纪建筑思想的反思，是及时而必要的，其为新世纪的建筑观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二、迷惘的现状：“十字路口＂的徘徊与思考
吴先生指出：“100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建筑学和建筑职业仍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能否在世纪更替的“十字路口”上选择一张适合自身发展的“识路地图”，这将决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建筑业发展的得失成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创造了建筑发展的奇迹。但是，如今的现状令人迷惘而担忧：盲目开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语汇混乱以及特色丢失等方面的恶果已经明显而集中地暴露出来。“持续发展的传统模式与恣意妄想的现代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国内的大部分建筑创作始终停留在建筑语汇的抄袭和堆砌上。而且，这种缺乏整体意识的无序开发和粗制滥造的低级创作正以迅速蔓延之势，从大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再到县城、乡村。其结果，除了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堆不知所云的建筑“垃圾”之外，还能留下什么呢?《北京宪章》的发表，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世纪的“识路地图”，而且深深唤醒了我们作为建筑创作者的使命感。“把巨大差距的责任都推向社会的行政命令和商业行为是不可取的，因为用以描绘建筑、城市和环境的建筑语言毕竟还是由我们建筑师‘出手，的。
三、“大转折’’的未来：关于广义建筑学理论的思考
对于未来百年建筑学的发展状况，目前我们也许还难以准确地勾画，因为这不仅仅取决于建筑本身，更决定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北京宪章》所提出的“广义建筑学’理论及其十个基本观点，就像吴先生所说的将成为“下一世纪的识路地图”，它将从设计理念和方法论的高度为未来的建筑设计提供指导。
1．关于基本原理及其学术建构的思考
“一法得道，变法万千……为今之计，宜回归基本原理，作本质上的概括，并随机应变，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的加以发展。”
现代建筑在中国发展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面对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流派纷呈的建筑风格，中国的建筑师们在实践中进行了很多尝试和摸索。然而，我们对于基本原理及其学术建构的思考和研究尚有不足。
其一，对世界现代建筑理论基本原理建构的研究不足。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作品依然停留在对国外建筑的模仿和抄袭上。诚然，我们的现代建筑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建筑理论、建筑技术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是，“拿来”之后，更重要的是消化吸收和变通地运用，而非不加思索地生搬硬套。这就需要在学习西方建筑造型语汇的同时，更深入地研究其理论基础及建构。弗兰姆普敦先生在“千年七题”的报告中说：“……在我看来，应优先教授1650年至今的建筑和城市历史”，这也正是中国的建筑师们应该重视和补习的一课。多做一些回归原理的基础性研究，也许这才是解决目前国内建筑语汇混乱状况的有效途径。
其二，对本民族建筑理论基本原理建构的研究不足。中国5000年文明史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建筑成就，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积累的民族。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对本民族建筑文化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吴良镛先生曾指出：“中国建筑的研究在达到一定广度后，需要逐步地，更为自觉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理论研究阶段。”国外很多著名的建筑师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成功创作之路，已经为中国建筑师们作出了榜样。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的建筑师们迫切需要对本民族以及世界建筑理论基本原理进行深入研究和概括整理，去伪存真，回归本原，“有意识地探索建筑若干方面的科学时空观”[1]，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建筑创作的品位和内涵。
2．关于“人居环境循环体系”及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新建筑与城镇住区的构思设计都要纳入一个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循环体系之中，……这也是可持续发展在建筑与城市建设中的一个体现。
我国是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在人居环境科学建设方面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现实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无休止的高层和别墅建设、建筑设计的求洋仿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很多人对环境问题的漠不关心。建设者一味追求短期效益和设计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使我们的环境构成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
针对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情，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都应该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综合衡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尽管大自然是慷慨的，但它对无节制攫取的报复也是非常严厉的。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破坏，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警告。尽管对于建筑师来说，“我们无法承担那些明显处于我们职业以外的任务”，但是在对市场经济的服务过程中，我们应该把“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作为一项基本的职业道德原则加以贯彻。
广义建筑学对建筑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建筑师们要追求人本、质量、能力和创造，……在有限的地球资源条件下，将广义的建筑学视野、整合的建筑学内容、融贯多学科的方法，作为综合创造的新起点，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公平的人居环境。
3．关于“多层次技术建构”的思考
“充分发挥技术对人类文明的促进作用，扩展建筑技术功能的内涵，直至覆盖心理范畴……每一个设计项目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
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科技的进步，使先进技术逐步表现为全球化的倾向，新的技术美学观正在逐步形成。但是，“高技派的建筑要么太昂贵，要么或者由于其它原因而无法在今天一般的技艺水平下实现。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在发展中国家对低技术、低造价、低能耗的建筑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实际意义。今后十年，我国将新建50座大城市，这个潜在的巨大建筑市场，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商家加入竞争，这无疑会促进先进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警惕一些西方建筑师试图把资源浪费严重的建筑移植到中国。因此，避免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积极而有选择的把国际先进技术与国家或地区的实际相结合，推动技术进步¨，才是我们的成功之路。
另一方面，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建设力量和破坏力量在同时增加”，如何更好地利用这把“双刃剑”为人类造福，是在现代建筑不断受到优化技术支配的今天，全球建筑师们所面临的课题。弗兰姆普敦先生在“千年七题”中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推荐高技派的和其他一些建筑师近年来的努力，如马来西亚的杨经文和德国的赫尔措格的设计思路。我们要探索设计具有适合生态特征的建筑，……形成一种混合的时尚。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扩展建筑技术的内涵，将其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如利用新技术降低建筑能耗、延长建筑寿命、开发无污染建材以及进行建筑再生等等。这些做法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回归建筑本原，发掘技术的潜能。
针对以上思考，笔者认为中国建筑在未来几年有必要作三方面的努力：
其一，深入研究现代建筑思想基本原理，并进行本质上的概括和整理，以解决建筑语言混乱问题；
同时立足民族文化，创造性地加以发展。
其二，增强环境意识，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大规模建设中，注意做到有序发展，合理开发，建立人居环境动态循环体系。
其三，加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
同时不断扩展建筑技术内涵，大胆创新，推进建筑产业技术革命。
认识建筑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解构主义，认识
对于解构主义，很难找到一种完整的理论来说服自己。一直以来我也受到那些著名的哲学家、大师理论以及作品的冲击，更多的是一种不走寻常路的设计方式、看似杂乱的、不稳定的、没有预定设计的建筑带给我无法用言语定论的对“解构主义”的粗浅认识。但是很妙的是，恰恰是这种不定的、或有冲击感或变化丰富莫测的设计，给我带来无穷的惊喜，也许可以说成是某种“灵感”的来源。这种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让我努力去寻找“解构主义”的来源及影响。
要了解解构主义的本质，应该从它的来源谈起。哲学的东西是高深莫测的，而对于解构主义思想的创立者雅克德里达，他的思想代表了法国激进反传统倾向,他的解构主义也值得我们再次深思。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虽然专业术语难懂而晦涩，但也可以归纳出他所谓的“解构主义”是没有中心的、也没有绝对权威的、是自由的、可变的。
争议与影响一直存在。德里达也曾被认为是热衷于玩弄文字游戏的激进的摧毁者。由于德里达的思想和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格格不入，因此他从来不被美国的哲学系所重视，也不被许多传统学者所接受。他的解构主义的确很容易被人误解,被误认为是反权威、反传统,否定一切历史,否定一切真理价值和意义的荒唐而不值得信任的理论,解构主义理论也就因此经常被等同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但他死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他，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
其实,德里达只是向人们指出一种看世界的观点,这种观点既不属于哲学反思,也不属于科学思想,但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德里达敢于对文学文本的封闭结构提出质疑,甚至拆解,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促成了结构主义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他给人们以胆量和武器来质疑一切理论教条和文本。
总之, 解构神秘也普通,晦涩也简单,如德里达自己所言,解构不是别的,它就是怀疑、批判、扬弃。尽管有这些争议的存在，不管我们理解认识或赞同多少，解构主义对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已经存在的，并且也已经渗透到很多的设计领域。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受到解构的影响。。
下面谈谈对解构主义建筑作品的一点认识，从解构主义大师及其作品谈起。
有这样一位奇特的建筑师――他将建筑设计作为学术研究的过程，他希望赋予建筑以使命感和社会意义，而他渊博的知识和强烈的责任感更令同行难望其项背。他的建筑作品与他本人一样，都是近30年来建筑界最富于争议的，即便不认同他的人，也都无法否认他具有理论性和实验性的巨大创新能力。这个人就是彼得艾森曼，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艾森曼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在设计上讲究理论依据。他以深厚的学术造诣为解构主义摇旗呐喊，对于解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1 艾森曼的作品
埃森曼认为设计的过程就是要排除个人和文化的因素，他强调建筑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埃森曼曾谈到“我的每个作品都在非常狂热地探求什么是建筑；
建筑与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建筑象征着什么以及建筑功能是什么，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建筑应该解决的问题。很多设计建筑的人假定对建筑非常了解，因此就存在了现有的建筑语言。但建筑的语言是连续的，那么建筑要发展――帕拉迪奥的建筑，并不比勒柯布西耶的建筑差，他们只是不同而已。”
(左一)弗兰克盖里在1994年设计的巴黎“美国文化中心”--解构主义的代表作(中、右)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盖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解构主义的建筑设计家。盖里成立盖里事务所后，他开始逐步采用解构主义的哲学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建筑中。。他的作品反映出对现代主义的总体性的怀疑，对于整体性的否定，对于部件个体的兴趣，他设计的在巴黎的“美国中心”，洛杉矶的迪尼斯音乐中心，巴塞罗那的奥林匹亚村都具有鲜明的解构主义特征，盖里的设计即把完整的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建筑整体打破，然后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所谓“完整”的空间和形态。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
博物馆是“解构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李博斯金的代表作。在建造过程中，连续遭受不断的波折和人们种种不同的评价。因为他的方案从根本上震撼了形态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摆脱和谐、明净，代之以不和谐、神秘，其次是不强调完美、统一，代之以破坏完整、破碎。由一条破碎的直线穿过一条延续的折线组成，二者之间相互游离，反复连续的锐角曲折、幅宽被强制压缩的长方体，以一种线状的狭窄空间与支离破碎的处理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一个民族的悲惨命运......
这些作品以它们独特的表达方式吸引震撼着我，我吃惊于这些空间形态、视觉享受，我无法用理论来推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解构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它们的到来是这样的不羁却也无不在大师的理论中存在，虽然我还无法参透大师的理论及设计的哲学基础，但我也隐隐感觉在设计的某个角落深深烙下了它们的烙印。
[参考文献]
[1]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现代建筑名家名作系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与传统哲学的交锋―论达里德解构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