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课作为宣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理念的综合课程，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方法论，对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涵盖多领域的课程，单纯的进行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大学生时事政治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大学生时事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时事政治；
高中政治教学；
结合
高中政治课作为宣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理念的综合课程，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方法论，对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涵盖多领域的课程，单纯的进行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当代高中政治教学需要将时事政治讲学融入进来，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全面系统地理解政治课程内涵，提升教学质量。
一、时政分析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一）学生更易剖析问题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
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
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
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讲解的时候，应该针对课文内容适时加入时政案例，比如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内容的解读。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那么对泰国的哪些方面有影响？从新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去泰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就会降低旅游经费，使更多的人去泰国。并且泰国每年都从中国进口零件、原料、农产品等，人民币汇率下调会降低泰国的进口成本。教师可以先行分析，然后让同学举出反例分析对中国的影响或是继续加深对国际市场的分析。这样更加有利于教学与时政的结合。
三、结语
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是对政治教学实践性加强的表现，在政治教学中，只有多加实践，才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政治的内涵。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不断引用时政案列，让学生加以分析，使学生在对时政了解后，更好的将政治的理论点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刘闯.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考试周刊，2013（60）
[2]杨秀艳.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探析[J].考试周刊，2014（67）
[3]王泽敏.高中时事政治教育教学调查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5
大学生时事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时政；
高中学生；
政治；
分析能力
当前国内外发生的、有重大意义的、引人注目的新闻，在政治学中都被称为时事政治。时政教育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在高考考试中是一大考察要点，在分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思想政治教学内容的延伸。时事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学的结合，是提高学生政治分析能力的主渠道。有效地利用时政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政治课的学习兴趣。
一、高中政治时政教育的重要性
时政教学是师生交流互动的桥梁，是学生知识面拓宽的工具，是学生把握政治教材理论观点的实验基地，是书本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分析提高的结合点。本文主要结合我的教学实践经验，来谈如何通过时政教育提高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以供同学科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参考。高中政治的内容，是对高中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哲学的常识教育，初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教给学生用所学的政治理论知识，结合时代主题，依托国内外时政新闻热点，开拓学生视野，使其身心素质得到全面提高。时政教学是当前高中政治教育中的重点和难点。
二、课前时事讲评5分钟，提高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
当代中学生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应该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把握时代脉搏，把思想品德课知识与关心国家大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教学策略，就是每次上政治课前，都要给学生布置任务，即对最近发生的、你所关心的时事发表评论。每次2-3个学生发言，百字描述事件，百字的评论，时间控制在两分钟左右。在教师做最后的总结过程中，我让学生主体进行主动质疑，活跃课堂气氛，开阔了思路，然后集体做点评。课下，班长将同学的材料整理成册，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按月份张贴在后黑板上，供学生翻阅。
如2010年3月，日本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丰田公司“客户至上、安全至上”为信念，三个椭圆标志，即为厂家与客户心心相印。如今，怎会如此怠慢？发言学生首先向全体同学陈述材料，然后发表自己见解，在座同学对此可做阐释，可对此问题进行争论，目的是大大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激励了他们自主学习的热情，也便于他们对教材有关知识加深理解与对新知的探究。有利于学科知识的综合，并实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德育功效，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不是所有学生都对此感兴趣，但是这一过程，是教会学生学会收集、整理、分析资料的能力的过程，是主动参与政治学习的过程，长期的坚持，有利于学生政治分析能力的提高。
三、在教学中以时政为线索，帮助学生理解掌握
高考基础知识考察是一部分，另一主要部分就是时政内容的考察。但是这块内容的学习，需要在课堂教学中日积月累。通过多年的课堂教学来看，较多的学生，只重视课本上的基础政治理论知识的记忆和重复，很少有学生愿意对时事政治的内容进行分析和学习，更没有几个能够拿着时事政治的案例来请教教师。我针对这一现象，就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筛选出时事材料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带领学生运用经济、政治、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引导学生以时事材料为桥梁，对学过的政治理论知识，加以分析和运用，加深知识的掌握程度。
我在课堂教学中穿插的时事新闻材料的选取上，抓典型，紧扣教材知识点，以当前形势紧密联系学生实际。对于学生课上不能找到切入点时，我及时启发和指导，鼓励学生立意上的创新。如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2年2月24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调整后，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20.5%，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7%。这是自2011年12月5日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后第二次调整，也是2012年年内首次下调。我把此则新闻介绍给学生，指导学生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角度进行分析，联系教材宏观调控、货币政策、投资的选择和消费等知识进行分析，即央行结束紧缩的货币政策渐渐放松转向中性，从防通胀为主的政策取向转为稳增长为主。通过利用经济、政治和哲学等知识分析，及时向学生传递社会中的最新动态，弥补教材案例的滞后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高中政治课教学的时效性。作为高中政治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学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总之，时事政治引入到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来，可以弥补教材文本中案例的滞后性。激励学生关注时事政治，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关注时事有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国内外时事政治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中，分析挖掘、洞察课本上的政治、经济哲学道理，将理论知识从感性内化为理性认识，真正达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赵荣博，《发挥时政资料在政治课中的作用》[J]，《教育科学论坛》，2003
2.朱熙宁，《浅谈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时事政治教育》[J]，《中国校外教育》，2011
3.陈哲恒，《高中政治学科实施研究性学习的探索与思考》[D]，福建师范大学,2002
4.朱闽平，《联系一探索一研究问题》[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4
5.刘文容，《刍议新课程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效率》[J]，《剑南文学》，2009
大学生时事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
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
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
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
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
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
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
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大学生时事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文学通过叙事的方式对政治合法性进行原初建构。文学经由文化政治为精英和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剧本，而国家权力对文学的介入的主要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干预。但是，文学“元叙事”对言说的质疑，又构成了对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
【关键词】 文学与政治/叙事/经典化/拟剧/政治文化/政治无意识
应该从“账面”与真实两个方面分别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先来从“账面”的关系说起。长期以来，文学和政治是“熟悉的陌生人”，都自以为对对方知根知底，但实际上误解重重。文学家往往把政治当作运用权利对自己进行压制的怪兽（利维坦），忘记了文学与政治的种种玄妙的渊源关系。政治家又往往拒斥文学的复杂性，总想把文学简化为工具（传声筒），或者变为建构自身的砖瓦，或者作为解构他人的弓弩。文学家和政治家实际上在进行一种“平行游戏”（注：平行游戏指儿童游戏时靠得很近，但并不一起游戏，每个儿童的游戏都互相独立。见[美]詹姆斯·卢格：《人生发展心理学》，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但是，在实践中，二者的关系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政治不是文学的简单目的，文学也不总是处于被钳制的地位。文学促进了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政治的发展也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在“符号秩序”的生产和流通中，文学与政治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各自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套用福柯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赞扬？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注：福柯指出：“权利问题不可能再与奴役、解脱和解放的问题分开。佩特拉尔格曾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颂扬”那么我们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见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互相缠绕，互相影响，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一 叙事——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
利奥塔把科学与其他各种知识都归结为叙事：“科学希望它的陈述是真理，但是它没有将其真理的合法性诉诸它自身。”（注：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政治也是如此。而叙事的功能恰恰在于提供了人类所有知识的原初合法性。利奥塔说：
叙事（如神话、传奇或寓言）讲述了某些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业绩直接赋予故事发生时的社会机构以合法性，而间接地牵涉到现存社会的机构的合法性。“叙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提出了一些评价事物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人们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注：Lyotard，Jean-Franc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xxiii.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文学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形式，例如利奥塔在上文中列举的神话、传奇或寓言都属于今天知识类型划分中的文学的范畴，因此，叙事的功能可以看作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中所起的“上行作用”。
一切政治家所“耿耿于怀”的，总是大众对其政权是否有认同情感。人心向背，是一切国家、政府和统治秩序的存亡之本。“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老，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正义》卷三十七）。礼乐“同民心”方可出政刑之“治道”。
中国有“盛世修史”之说，而修史就是通过对以往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进行叙事，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工程之一。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叙事决不是完全客观的记述，它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历史重新编织的过程，它是通过讲述的权力试图建立新的秩序的重要途经。在中国，《史记》以来的历史著作的编纂表明，修史甚至已经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文学也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洪子诚指出：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洪子诚教授在复述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中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时说：“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
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之所以把历史与小说这两种现代知识论中完全不同的类型混为一谈，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真实更在于政治的合法性，因为，小说一般是以虚构为特征的，推导到“真实”还需要一些迂回曲折的勾连。当政治转换为叙事的时候，它就会弥散为在人们的信仰和观念、行为与习惯中的“流动的秩序”，变得亲近而温和甚至优美起来。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岩》等长篇小说，已经发生的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景象。
二 拟剧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成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起源于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尔博（Sidney Verba）1963年发表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该书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强调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以及对于政治物和政治过程——对于整个政治制度、对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对政党和选举、科层机构等等——的感情和价值取向”（注：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eds.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 1980， p. 27.转引自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第52期。）。
实际上，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注：[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徐江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经典和整个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包括）这个“剧场”提供剧本。设计剧情发展，规定人物台词和动作。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经典和文学就是人们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剧本。
那么在政治和其他社会过程中人们（包括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所依据的剧本是什么？是周围人们的行为“示范文本”（不成文的习惯、惯例）和各种成文文本（包括法律条文、文学经典等）。而由于行为文本的零散性、流动性，人们在其中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和体会政治行为的规则，因此，才有《红楼梦》第五回中的一副对联：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实际上，这副对联道明了“剧本”（学问、文章）与“演出”（世事、人情）的对应关系或者“互文性”，不仅仅是什么“封建阶级陈腐的说教”。贾宝玉采取了“去政治化”策略，似乎学问和文章是永远不会与仕途经济纠缠的，但这种策略的恰恰反衬了政治的神秘化。
据《宋史·赵普传》记载，北宋著名宰相赵普曾经对宋太宗（赵匡胤）说：“臣平生所知，无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此即后世“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来历（注：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第三折《倘秀才》：“卿（赵普）道是用论语治朝迁有方，却原来只半部运山河在掌。”）。显然，赵普是把《论语》当成了战争和治理的手册，虽有夸张，但其言仍然不谬。
因此，中国的传统经典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剧本。而这种典籍所培育出的政治文化生产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意识，一是君王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二是臣民意识，事君如事父，分享“天下”的“幻相”，“做稳奴隶”。二者之间又构成了“合谋”的关系，天下于是“其乐融融”。
所以，政治上的角色也是“做成”的，而不是天成的。政治学里的精英和公民这两个词正好可以合并为哲学里的“主体”范畴，而且分解了它的两个义项，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现代社会里，公民首先是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来定义的，主体表明了自由的主观意志，主体做出行为。但是，这种所谓的“权利”本位论遮蔽了另一个真实，主体同时也是一个服从者，是被决定的。后现论一般认为要成为主体，就必须要成为各种制度（政治制度、科学话语）的服从者。文学中有两个词分别指涉主体和臣民——性格和命运。每个人的实际境遇都是性格和命运互相作用互相生成的结果。没有纯粹的性格悲剧，也没有纯粹的命运悲剧。好的作品总是深刻地反映了两者的纠葛。
现代政治中核心的角色是公民。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文学生产的。文学通过“描写”现代政治与社会的场景，在这种场景里人物的行为模式，积淀出许多惯例，提供新的公民角色认同，同时纪录和改编了政治过程潜在的“演出脚本”。文学的新类别——小说与新时代的公民几乎是伴生而来的：“美国批评家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认为18世纪的小说和行为指南创造了‘现代的个人’，这个个人首先是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现代人的属性和价值都是从感情和个人的品质中生成的。……到后来才扩展到男人。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个概念是通过小说和别的捍卫情感和个人价值的话语得以发展和拓宽的。如今这个关于（主体的）属性的概念通过电影、电视和各种话语得以延续。这些电影电视和话语的设计和情节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文学使《人权宣言》中的抽象设想成了具体生动的形象。
所以文学是培养精英（政治精英的亚文化来源于更高的教育程度，也即更多的文化文本）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土壤，是政治文化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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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对文学的介入——文学的经典化过程
政治权力对文学的政策除了极端的文字狱和绝对的放任外，主要的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介入。“介入”一词完全是中性的。政治扶持主流文学的发展。而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为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空间，文学的多样性促进了政治的发展，文学与政治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政治介入文学的目标为什么选择经典呢？因为经典是文学的“关键种”，对整个“文学群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的涨落演替决定着文学群落的涨落演替。经典既是阅读和教育的中心也是作家和大众学习模仿的源泉和典范，同时，经典还有跨文学的泛文化功能：
经典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49页。）
因此，经典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这个“剧场”提供剧本，编写情节，指派人物角色，设计台词和动作。
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参与》中讨论西方经典的重要性时指出：文学经典在中世纪的重要性来源于它统治着整个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只有其他两种社会机构被授予了权力：教会和政府。或者如恩斯特·罗伯特·古提斯的简要的概述：“存在着学校的文学传统、政府的司法传统和教会的宗教传统：这些是中世纪的三个世界性权力机构：教育权、帝权、神权。”（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而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围绕“四书五经”来展开的。
因此，文学与政治之间事实上是通过“成规”连接起来的：成规是行为之中或行为与信仰之中的规律性，它们是任意的，但却使自己永存，因为它们符合某些共同的利益。过去人们对它们的遵奉，使得他们将来也会遵奉它，因为它给予了一个人继续遵奉下去的理由；
但存在着可以选用的另外的某种本可以取而代之的规律性，而且一旦开始了就会以同样的方式使自己永存。（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施密特指出：“一个社会中规定在某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的一条成规必须是社会成员中共同预设了的一种知识，因此：对于采取这种举动存在着一个先例或者协议；
由于这个先例，该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期待他人采取此种举动；
由于这一期待，所有社会成员在适当的情况下都将会采取这种举动”（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所以，成规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政治介入文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修订社会“成规”的行为推进公众（读者）对社会规范的认识、认同和理解。遗憾的是，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似乎法律的规范才能影响社会的成规。
经典生成后它的边界仍然是流动的，即经典本身还有演替的过程。而政治往往是经典演替的环境因子和目标。例如，德国在1859年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二战期间的苏联对伟大的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经典构成的新的样式。与经典的原生过程和涨落不同，因为那的确是一场革命，几乎所有的传统经典都被当成了“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去经典化），新的经典在革命的加速器中生产着，真正的“断裂”出现了。整个过程我称之为“再经典化”。但是，就文革而言，决不应该看成政治对文学的胜利，那实际上是一个荒漠化时期，政治尤其是政治中的民主和自由都受到了践踏。首先是政治的退行性演替，接着引起了文学的退行性演替，结果是政治与文学的“双败”。
文革结束后，被“去经典化”的许多作品又重新被发掘出来进行“再经典化”，起因仍然是政治本身的转变，而当“生活政治”兴起的时候，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又成了出土文物，经典的结构又重新回到多元化的格局。
四 文学对政治的祛魅
文学对政治的解构，与其一般地理解为对某种政治派别或者政治主张的否定或反对，毋宁在于将政治无意识文本化，使我们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终于文学对政治的祛魅，拆穿政治仪式的神秘性。杰姆逊（又译詹明信）指出：“历史不是一份文本，不是一种叙事，也不是主符码或其他符码，不过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原因，除了在文本的形式中对我们却是不可及的，我们要对它即真实本身进行研究，只有先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文本化和叙事化。”（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政治的文本化导致了政治与审美构成了错综回环的关系。
杰姆逊从“文本意识形态”归纳出了一般的“政治无意识”，指向三种不同层次的语境，提供给人以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框架。即1.直接的社会历史层面；
2.更大的阶级间的互动关系；
3.生产方式。（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
因此，在政治过程中乃至文学中，政治的合法性能够以“温和的方式”施展符号暴力权力（注：[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在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6页。）。同时也正是文学在自我解构中渗透了对政治的解构。在文学的实践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理论特别值得关注。文学中的所谓元叙事不同于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即“把所有的证明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证明”的陈述。利奥塔已经指出了这种元叙事的不可能性，并且将它转换为“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问题（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47页。）。文学中的元叙事是关于叙事的叙事理论，它揭露了言说的“我”与行动的“我”分裂的事实，质疑言说的权威性和真理性。文学的元叙事因而也构成了对文本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过程，或者说是对政治的解码。政治的美学风格主要是崇高，优美兼之。而文学的元叙事使文学总是呈现出反讽的风格，充满对语词与言说的质疑，充满对语言所指称的世界的质疑。甚至“作者”也走进小说指指点点。这样，文学作为精神圈里的不同“群落”又的确和政治发生竞争和“争辩”的关系。
目前，我们应该把文学所有的错综性和复杂性都看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机制和社会实践。……不论什么正统思想、什么信仰什么价值观，文学都可以编排出各种不同的、怪异荒诞的故事来嘲笑它，以模仿的方式戏弄它。文学一直有通过虚构而超越前人所想所写的东西的可能性。从萨德侯爵那些描绘出一个行为产生于欲望不受任何约束的社会里会发生什么的小说到萨尔门·拉什迪的《撒旦诗篇》，那些诗作因为在讥讽和戏谑模仿的语境中使用了神圣的名字和主题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论任何看似合乎情理的东西，文学都可以使其变得荒谬不堪，都可以超越它，都可以用一种向其合理性和适当性提出质疑的方式改变它。（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阿多诺甚至认为：“艺术作品的伟大性，单单在于这一事实中：它们向意识形态掩饰之物发出声音。它们的成功超越了伪意识，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注：阿多诺：《文学笔记》Vol. I， 39，转引自[加拿大]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汪民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77页。）
利奥塔思考了文学的否定性，它的一个来源是：“在后现代状况下，优先性被赋予了崇高的情感，而崇高的情感同语句所表达出来的描述是连在一起的，这也就是同事件相连的情感。这种情感把行动的冲动和任何行动都不会是正确的行动这种情感聚合在一起。”（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证明迥异（deferend），也就是说，证明一般的事件与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和理解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结果产生了“不可公度的语言游戏和风格（genres）。”（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
历史上，柏拉图非诗，孔子删诗都是极具“远见”的，他们参透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文学家和批评家们往往强调文学的“自足性”或者“超越性”神话，这里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新写实主义流派（按文学生态学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文学群落），通常批评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流派的政治意味。
吉登斯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他所称的“生活政治”，即将统一的社会认同瓦解为分散的个体化的生活政治。“解放政治”关注的是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意图建立正义、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生活政治”更加关注每个人“自我”的整体性（personhood）、个体性（inpiduality），呼吁重新关注道德和存在的问题。“生活政治”是一种更为宽容的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七章“生活政治的兴起”；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第2章。）这不正与陈晓明对新写实主义特征的指认相符吗？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暗示两者的一致性，而是说明“没有经典的那种强调和暗示”的新写实主义仍然不能逃脱与某种政治理念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关系。
大学生时事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理论教学，全面，协调，可持续
政治理论教学在加强和改进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军校学员综合素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方针。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审视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学改革，立足使学员全面可持续发展，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一、政治理论教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学员全面发展,积极适应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的程度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科学发展观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其中，成为新的发展观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共产党宣言》里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强调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让每个人的创造力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要坚持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想先进、政治坚定、道德高尚、作风优良、知识广博、身心健康的学员才是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高技术战争要求的军事人才。当前我军面临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中国军队与发达国家军队综合实力的差距短时间内难以缩小，如果将来与强手作战，我们无疑将处于明显劣势，需要有强大的抗“震慑”精神力量。因此，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既要注重发展信息化武器，更要注重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培养以劣胜优的坚定信念。政治理论教学的目标就是引导学员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明确历史使命，确立高尚道德情操、献身国防的精神和军人的特有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具有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因此政治理论教学在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具有重大作用。江泽民曾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使我军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和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形势，加快推进军队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当前政治理论教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军事变革的形势，加快教学改革。
二、政治理论教学要促进学员各项素质的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军校政治理论教学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党的教育方针为指针，对学员进行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思想道德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是灵魂，军事专业素质是主体，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是基础。当前政治理论教学仍然要围绕这个基本原则，要突出时代特征，促进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素养、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一是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统领，切实打牢思想理论根基。
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对提高学员政治素质具有主导和定向作用。。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把党的创新理论贯穿教学始终，渗透到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切实打牢学员的理论根基。要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内容，紧密结合国家和军队建设改革的实践，注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政治坚定性，提高政治鉴别力。只有打牢了理论根基，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学员的全面发展奠定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不仅对实现院校培养目标有重大作用，而且对学员走出校门后的健康成长与长期发展有深远意义。
二是加大人文社科知识的学习，培养人文精神。
军校学员将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因此，他们不仅应该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素质，而切还要有厚实的人文底蕴。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学科专业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单一的素质结构将难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文素质对启迪思维、获取知识、完善人格、增强创新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实现文理兼容、文理交融，改善学员的知识结构，培养高尚的人文精神，对学员的全面发展异常必要。。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其中八个为荣“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尊纪守法”、“艰苦奋斗”哪一项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当前政治理论教学主要偏重于马克思理论教育，突出了它的政治教育功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忽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训练。特别是专业技术院校更加应该发挥政治理论教学的优势，加强学员的人文精神培养，提高综合素质。军校学员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能够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事业心的人，有科学文化知识开拓能力的人；
具有互相协作的团队精神，学会合作，善于共事；
具有艰苦创业，不断进取，积极向上敢于冒险的精神；
能够从提高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的高度追求自身完善，形成高品位的文化素养和品格修养。政治理论教学要向学员充分揭示科学活动和科学事业的人文规律，培养学员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这种包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人文精神，对学员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三是注重心理教育和疏导，保持心理健康和谐。
心理问题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正在经历社会变革的国家，精神病患者的比例相对较高。特别是处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思想观念的碰撞导致的心理困惑与冲突、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的不平衡心理加剧、社会竞争的加剧让人深切感受到生存压力的增大。这些给人们造成了剧烈的“心理震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如社会竞争加剧、升学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这些不和谐是造成人们心理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军校学员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受到来自社会和军队内部的各种压力，面临学习、工作、婚恋、军地反差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抑郁、焦虑、恐惧、不平衡心理等更为突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调适，势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政治理论教学必须下大力气做好学员的心理教育和疏导工作。
四是重视军人战时心理素质培养，强化战斗精神。
现代局部战争的实践表明，在信息化战争中制胜因素中，人的战斗精神、知识智能、科技素养在战斗力构成中越来越重要。军事领域历来是高新尖技术最先涉足、最为集中的领域。现代战争从军事理论到作战样式，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体制，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这对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高技术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具有极高的作战效能，武器装备的质量在决定战争胜负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重，而我军武器装备现阶段仍处于相对劣势，且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使人们易于产生悲观情绪；
再比如，现代条件下作战行动的机动性、突然性增大，各种大威力、高精度远程兵器已被广泛运用，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增大，在战争初期，人们易于产生慌乱和恐惧现象等等。。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厮杀与生命的脆弱易导致人员产生精神障碍，极大削弱战斗意志，毁灭战斗精神。军校学员不仅需要精湛的业务技能，而且需要有过硬的战斗精神、意志品质和思想作风。未来高技术战争，其激烈性和残酷性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场战争，对军人的战时心理素质和战斗意志提出了严峻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加强学员战时心理素质培养和训练，有目的有意识强化军人的作战意识，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英勇顽强的作风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战斗精神是军队的军心、士气、斗志、勇气、胆量、毅力、气节等精神因素的综合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激发官兵的民族义愤，培养军人的爱国情感和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的斗志和勇气。军校学员是部队未来的战斗骨干，他们的战斗精神直接影响着部队整体的战斗士气。因此学员的战斗精神培养应该是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政治理论教学要使学员能够可持续发展。
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首先是人，其次是军人。教育的可持续性就是不仅要满足当前所处地位的需要，更要为将来的长期发展创造条件。着眼于学员的可持续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之一。因此，政治理论教学首先要立足当前，根据学员的需要，有效解决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又要着眼长远，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要想保证学员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单靠教育者的灌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学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能终身受益。政治理论教学要确立新的师生观和新的过程观，改进知识型教学，努力实施发展型教学，坚持指导学员进行创新性学习，注重开发人的潜能，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具有现代思维方式、方法、修养的创新型现代军人。所以，政治理论教学一方面要紧紧抓住国内外重大事件、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军队重大改革举措及社会中出现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和学员进行探讨交流，解决他们思想实际问题，疏堵结合，积极引导。从而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巩固军魂意识，树立献身精神。另一方面，要增强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要突出学员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既要坚持正面灌输，又要开展民主讨论。既要强化系统的基本理论灌输，包括哲学、历史、道德、法律等基础理论学习，打牢政治理论基础，又要使学员掌握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才能使学员的综合素质得到可持续发展，既能够为毕业后岗位任职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又能够为将来到地方工作创造良好的个人条件。
参考文献
唐洪鑫等主编. 21世纪军校学员思想 政治 道德教育规律研究. 解放军出版社，2002
薛国安等.世界新军事变革热点问题解答.解放军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