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删除：13882551937、13808266089服务时间：8:00~21:00承诺一小时内删除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
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表1：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分析
在工厂劳动
（生产一件产品需要6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50%，生产一件产品需要12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25%，生产一件产品需要24小时）
劳动时间
（小时）121212
产量
（件）210.5
产品价值
（例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工厂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即6小时；
每件产品的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1263
工人得到的报酬6
（工人得到新创价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
（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为6个单位）6小时12小时24小时
对工人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独立劳动时获得同样报酬所需的劳动时间）12-12=0（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计算）
12-24=-12小时（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I计算）
对资本家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工人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创造工人工资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12-6=6小时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
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1997年8月于上海
参考文献：
1,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5页
2,钟粟：“经济学家面临选择”，《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页
3,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第54页，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1996年年会介绍。原载于《改革内参》1996年第19期
4,王则柯：“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页
5,黄佶：“赞成：政治经济学的确需重写”，《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页
6,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5期，第44页，原载于《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钱伯海：“论物化劳动的二重性”，《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页
8,梁劼：“物化劳动果真创造价值吗？”，《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页
9,顾钰民：“再论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页
10,王则柯：“‘物以稀为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页，注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页（其它版本《资本论》中的此段中文译文见注）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页
15,黄佶：“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11月号，第28页
16,黄佶：“利润：消费者给生产者的报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10月号，第38页
17,黄佶：“商品不是等价交换的”，《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7月号，第68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页
1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页
注：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页：
“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注1：“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原文如此；
2，着重记号是原有的──引者）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
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
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
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
二是经济部门兴衰；
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
研究方法；
方法评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07-02
自詹姆斯·布坎南20世纪50年代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正式创立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公共选择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流派。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重点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进而导致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其能成为一大学术流派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公共选择理论通过研究选民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怎样理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对政府的影响，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推导出政府行为特征、政府应对选民决策等诸多政治问题。即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研究。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基本研究方法
1.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把个人假定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理性的个人在对其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或机会，除非有外在的其他因素限制，否则这种理性自私的选择行为是不会受抑制和干扰。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类行为分析基本出发点的统一。在经济学研究中，由于“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的哲学传统，在经济分析中对人性假定是自私自利。而在政治学研究中，由于国家机器具有的公益属性，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应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政府中的个人又变成“超越个人偏好、追求普遍的善和正义”的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确立“经济人”假设的研究前提，避免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公共研究由于学科间理念上的“不兼容”而导致研究的悖论。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
在布坎南的研究中，他认为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交换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交换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因此布坎南把交换范式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按照这种逻辑，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在对政治——行政的观察中，将政治视为市场，将政治的全过程视作与市场经济相类似的交换过程，并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按照交换范式的分析，公共研究的重点不应像政治学研究那样侧重于国家、团体和政党等概念的规范性分析。而应该侧重于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由于理性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交易过程。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公共政策的出台与绩效并不是由于政治精英们的英明或关键人物的推动，而是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利益博弈、妥协、调整的交换过程。
3.方法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所以在方法论上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同样是个人，在对政治领域研究或政治——行政过程的分析中，公共选择理论与经济学研究一样，主张从个人的工具理性出发来解释社会、经济、政治各种现象。探讨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如何加总成为集体选择？而集体选择的结果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在对私人活动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研究过程被表述为市场过程。而用这种方法研究集体活动，集体行为则被表述为：个人在实现目的时不是经由个人而是选择通过集体来达成个人目标的活动。从而得出政府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所产生的机构，政治过程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活动的一系列过程。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
1.“个人理性”逻辑起点更具解释力
将经济学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治领域研究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法。是对传统政治学“政府的价值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机构应是利他主义”假定的否定。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逻辑起点，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自身效益最优化，不论个人的身份角色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客。所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可运用于分析政治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活动。方福前在其《“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
2.演绎方法和模型运用让研究具有数理依据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数理推导方法，使其研究结果更让人信服。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做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奥尔森在其成名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也正是运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才得出如下经典的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体制理论、投票规则分析、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等理论都大量运用了定量数学模型。这些演绎方法和模型的运用促使公共研究的主流方向从价值规范走向科学实证。
3.个人决策基础上的公共分析更好解释制度变迁
将个人看作研究分析基本单位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运行视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不能很好让人们理解社会——个人的互动变迁，应当根据个人理性抉择的加总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整体的发展变化。在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看来，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规则集合体，个人通过规则集合体开展集体活动产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集体目标。布坎南也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卢瑟福也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意愿去行动，制度演进与社会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
三、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用于公共研究的局限
1.“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忽视人行为动机的多元性
公共选择理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这单一动机用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种方法忽视了个人行为动机的差异性与多元化，把“经济人”假设运用极端化、扩大化了。在公共领域研究中，“经济人”假设在三个具体方面解释不足：一是忽视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的差异性。虽然个人在政治活动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交换行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也存在相类似的市场因素与环境，但由于政治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二者还是有本质差别。二是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强调利己主义，对人的多元需求无法作出贴切实际的阐释。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类层次需求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动机是多元的。需求层次越高，利己主义动机的解释就越乏力。单纯用人的谋利动机来解释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行为的“经济人”假设无视了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情怀。三是没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作为人唯一的行为动机，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加总出集体的选择，即个人利益加总为集体利益。但“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的超然性与独立性，忽视了集体利益形成后对个人利益的冲击。只看到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形成和影响，没能看到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塑造与调整，没把握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与统一关系。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解释政治过程的局限
由于政治与经济存在本质的不同，将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完全引入到政治领域，其解释存在局限。第一，市场过程交换的是产权私有的商品，政治过程交易则产出非个人占有的公共物品。所以政治过程的产物公共物品必须由集体决策才能产出。因而政治过程需要能代表或集中广泛个体意愿的中介，例如：政府、议会、法院等公共组织。第二，个人在政治领域追求私利的方式与在市场上追求私利的方式不同。市场交换可以在独立的个体之间进行。个人在政治过程追求的利益很多是在市场交易中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借助团体或政党之类的政治组织。通过政治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来获取个人的利益。因而政治过程的交换不能排斥其他成员，其参与必须是全员参与。第三，市场经济的交换是自愿的商品的交换，而政治中的交换则是权力与权利的交换，即“保障与统治的交换”。当个人独自维护私利的成本过高时，个人会倾向于将这部分利益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机构，来换取政府的保护。作为交换条件，社会所有个人必须服从政府在与此交换相关的意志与统治，这意味着政府对所有个人拥有了权力。权力的行使意味着强制，因此政治交换中存在个人非自愿的成分。
3.“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撼动政治学理论基石
公共选择理论单纯从个体出发来探析政治领域是不完全正确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受“整体主义”哲学指引，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是嫁接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对政治学的批判是乏力的。首先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清晰把握个人本身的属性，只能从行为理论出发对人本身属性做出抽象解释。其次，“个人主义”方法论把政治过程中的互动比拟成个人间抽象契约谈判，无法判断政治过程中个体之间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的状态。无法把握影响政治过程中契约谈判的外部因素，不能很好从个体互动中总结出政治过程的规律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去分析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选择与决策行为，把人在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和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统一起来，扩展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领域。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现实社会运转的实际联系更为紧密，是一场在公共研究领域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概念、理论、范式体系上存在根本区别，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只能成为政治学“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根本替代。
参考文献：
[1]廖荣碧.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J].当代经济，2009，（2）.
[2]董春宇.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限度分析[J].党政干部学刊，2008，（5）.
[3]孔志国.公共选择理论：理解、修正与反思[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1）.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
思政课；
挑战；
优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它与我党的指导思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一致性，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时代的需求、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不间断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显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面临挑战，需要不断地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最重要的国内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摆脱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僵化性、虚幻性。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对个人都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重功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的挑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向学生灌输并要求学生必须确立的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首要法则是功利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功利性的浸染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动力，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的严峻形势面前，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并把此看作硬件，从而把道德修养的提高看作软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实用性，解决不了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进而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忽视修养；
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使高校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过分崇尚自我、强调自我价值便成为时尚，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沦落。当前高校中持续的“打工热”、“经商热”、“炒股热”、“考证热”等正是这一心态的一种折射。大学生片面追求实惠，把满足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凡事均先出于自利的考虑，显现出目光短浅，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物质利益、忽视内在的精神素养，从而造成对他人、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学生确立的理想、信念。这是一代中国人曾以生命捍卫的神圣和权威、以鲜血染红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由此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比较、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科学性的另类标本和思想元素，使他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边缘化，使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观念的走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有些大学生不仅是厌烦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些大学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只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巩固政权需要另外的主义来回答，从而过多地崇尚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造成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动摇。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受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入、开放的扩大、现代科技的普及，高校在地理空间、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不再与社会隔绝。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课堂之外能了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课堂内外的内容，理性与现实的比较，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观念、信仰不断受到冲击。当理论与现实一致时，大学生会信服马克思主义，反之会大大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最让大学生们反感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现象等还不能一时完全解决，最让大学生担忧的就业竞争，会愈益激烈。一部分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从理论与现实的负面效应中思考问题，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重要体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不吻合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优化。
其一，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是竞争，并且需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企业获得更好更多的效益，通过竞争人才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种奋发，是一种昂扬，是能力的展示，更是价值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大学生坚定地确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在学习中增强竞争能力，善于竞争、勇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
其二，用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用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取代过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入课堂，不回避、不隐瞒，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有创建性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让大学生去讨论、去分析，在讨论分析中提高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研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使大学生用创新理论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挥理论创新的吸引力、说服力。
其三，用舆论导向来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高校集中着时代精英，因此高校是国际风云、社会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思潮的集散地，是思想理论的重镇，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地，是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园地，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地。一批批的时代精英需要在高校得到培养，培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是各种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用舆论导向来引领大学生，利用校园文化、理论讲台对大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以此塑造大学生的高尚精神、鼓舞大学生的雄心壮志、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和建设者。
二、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形成价值构架。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利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技术转让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诱压兼施的手法，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资本主义思想的种子，千方百计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降低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排斥。 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意识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各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与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主权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主权与利益。著名学者巴蒂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毁灭主权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挑战社会契约，改变国家主权的内涵。世界秩序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认为人类的意识应当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来越成为阻碍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限制。而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上述这一切，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强势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脑软件、好莱坞电影等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扩张。老布什曾经说过：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针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在谈到全球风险时就这样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进行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贩卖，使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竭力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直接侵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内政自由和社会稳定。这些文化统治，腐蚀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使社会主义文化处于劣势地位，阻碍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同样可以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优化。
其一，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元观念和多元生活方式不仅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而且打破了他们的封闭局限观念，使得大学生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有了全面的了解。在比较中有目的地借鉴、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使大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制等方面有所思考，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融汇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打破大学生被禁锢着的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开放的新观念、新思维，实现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经济全球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家竞争力逐步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国际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全民族特别是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由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了自己，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小康，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信念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 了新的平台。全球化中多元的意识形态在对立和差异中并存，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局面，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收全球化时代的合理养分、丰富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差距，找到长处与不足，有利于我国学习和借鉴各国在对意识形态教育、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机和活力，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