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3月起,《WTO经济导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历时8个月对中国2001-2009年期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统计、分类、入库、评估。在从结构参数、技术参数和对象参数等18个方面对报告进行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社会工作研究报告【五篇】（2023年）,供大家参考。
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第1篇
自2009年3月起,《WTO经济导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历时8个月对中国2001-2009年期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统计、分类、入库、评估。在从结构参数、技术参数和对象参数等18个方面对报告进行定位和分类的基础上,从结构完整性、内容实质性、绩效可比性、报告可信度、报告可读性和报告创新性等六个维度对报告进行了系统评估和研究。
《报告研究》以2001年1月1日-10月31日在中国大陆的58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主,同时涉及2001年以来的社会责任报告。致力于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构建一个了解中国社会责任报告整体状况、学习和借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优秀实践的专业平台;发挥社会责任研究咨询机构的专业优势,帮助中国企业提升编制与社会责任报告的能力;推动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良好沟通,以实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持续提升。
会期间,新华社等媒体对本刊副社长、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主任殷格非进行了专访,本文为专访现场笔录。
为企业编制CSR报告提供参考
记者:这个研究针对2001年到2009年所有的社会责任报告,历时8个月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决定进行这样深入的研究,以后是每年都进行一次综合的研究,还是每隔几年都要进行系统综合的深入研究呢?
殷格非:我们做这个工作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从2005年就开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当时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报告,但是我们预测中国肯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最近这几年在国际国内场合,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中国究竟发了多少报告呢?通常都是一个人说一个数字,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在同一个场合非常尴尬。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历年的报告,能收集到的尽量收集到,而且建一个数据库,供大家研究使用。
第二个想法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写报告,就是把别人的拿过来参考。但这样有很多问题,因为现在报告越来越多了,没有哪个公司能把所有的报告都拿过来读一遍,我想这部分工作应该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量确实是很大。
我们花了8个多月来做这个工作,一个是收集工作比较麻烦。要打电话联系,有的人说我以前的都没有了,几年以前的找不到了。收集还只是一部分的工作,真正重要的是每一份都要去读,但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读它、判断它?这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评估系统。据我们统计,从2001年1月1日到10月30日中国共了58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实际上收集到541份报告,还有40多份收集不到,这541份我们读完、评估完了以后,会给企业提供一个参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帮助那些想写报告的企业,给他们推荐具体的案例,同时让他们总体上对中国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
CSR报告对内对外两方起作用
记者:这是首次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于公众了解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内的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帮助?《报告研究》对企业发展又有什么帮助?
殷格非:应该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做社会责任工作的一项新实践,做企业社会责任要有一个很透明的管理,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跟它的社会责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是靠企业自己本身就能实现的。它必须要跟利益相关方共同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会责任报告,跟它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取得利益相关方的认识、认可,直至参与。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真正作用,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看,对内它提高社会责任管理,对外就是刚才说的起到一个沟通交流的作用。所以对内来说,一个报告不是几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公司的很多核心部门都涉及到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比财务报告更丰富,不仅包含了财务报告的内容,而且超越了它。编制报告的过程也是社会责任的理念在公司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责任实践全面总结的过程,所以在内部最终会提高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
我们做这个研究是提供给企业做参考的,不是说只看几份报告,而是全面研究。企业会知道各种报告都写得怎么样,哪些方面是报告出彩的地方,也会推荐一些我们认为不错的报告,供大家参考。这是我们做这个研究很重要的目标。当然我们也会开展一些这方面的培训,每年都在做。就是为了帮助中国的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方面做得更好。
记者:这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中涉及到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央企,将来会不会有更多外资企业,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参与到这个报告当中?
殷格非:我们收集的报告中,大部分确实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这跟我们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历程有关系,为什么这几年发展很快呢?一个是有中央企业带头,比如说国家电网公司在2006年首先中央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国资委又出政策鼓励,希望中央企业带头来做社会责任。现在,国资委不仅仅倡导,而且还要求中央企业三年之内都要社会责任报告。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开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在这次研究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少量的外资公司、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专门针对中国运营区的报告,不是像过去仅仅是翻译过来的,以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会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潮流中来。
记者:请问在做这个研究调查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让更多的企业认识到这个调查的重要性?
殷格非:难度最大的是怎么去构建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因为如果体系有问题的话,参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不能出来一个结果误导大家。这个是最大的挑战,我们也会在以后通过不断的研究来提高这项工作的水平。
责任运营模式创造价值
记者: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没有促进作用?责任为什么能够创造价值?对于企业把社会责任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当中,您有什么建议?
殷格非:社会责任最终产生的是一个价值观的变化,就是说企业以前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现在为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观的改变,是社会责任产生的根本。价值观变化以后,衡量企业成功的标准也在发生改变,不仅仅是为股东赚了多少钱,而是为整个利益相关方创造了多少价值,就像上交所讲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就是为股东、员工、供应商、银行、政府各方面加起来的总价值并平衡好各方利益,才是这个公司成功的标准。如果企业能形成这种文化,它最终的社会责任就达成了,我觉得这是以后很多企业长期要做的一项工作。
我们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责任竞争力,就是说企业尽了社会责任以后,是可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的。从2005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出一本责任竞争力的案例集。很多人认为社会责任是负担,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公司运营模式,也叫责任运营模式。社会责任带来公司价值、理念的变化以后,其实公司的经营模式也要发生改变,对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也要重新衡定。以前纯粹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价廉物美是一种竞争规则,只要东西质量好,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就占有优势,现在这个规则正在发生改变,价廉物美只是前提,只有是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任的价廉物美,才可能在这个市场中占有竞争优势。产品价格便宜、质量好,但是如果克扣工人工资、污染环境,在未来就没有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对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竞争规则应该加入新的元素,公司要具有竞争优势,必须要考虑社会责任这个因素。用责任的理念来导向之后,还可以创造新的市场和机会,直接给公司带来价值。
记者: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殷格非:国外的很多企业十几年前就报告了,它的实践当然会比较丰富。中国社会责任报告从内容来讲比较偏向于社会方面的内容,这可能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有关,强调“社会”这两个字。所以社会方面的内容,在整体报告里面比较偏重。
普遍来说,中国企业的环境内容报告比较薄弱,而跨国公司更多把报告考虑到日常的运营过程当中,特别是跟它的战略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需要提升的地方,现在很多企业还是为了报告而报告,没有真正把报告同公司的目标、宗旨、战略、体系融合起来,这需要时间。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01-2009)》“四大发现”
发现一:发展迅速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受到空前重视。
2009年的各类社会责任报告达582份,是2008年169份的3.44倍,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占全球报告总数比重由2008年的5%左右,预计增长到2009年的约15%。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迅速发展,主要源于:1.先进企业的示范带动。2.政府政策的有力引导。3.社会力量的积极推动。4.企业意识的不断提升。
发现二:起步阶段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水平不高,约一半报告还处在起步阶段,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欠缺,报告指标覆盖率和国际化程度不高,与回应利益相关方要求和体现公司价值尚有一定差距。
1.约一半报告处于起步阶段。
2.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欠缺。
3.报告指标覆盖率不高。
4.报告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发现三:差异显著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无论在报告质量方面,还是在主体的构成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1.报告的质量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报告质量与企业规模正相关,领袖型企业报告的质量相对较高;
二是中央企业报告的质量远高于所有报告的平均水平;
三是不同行业报告的质量存在较大差异,采掘、金融保险和电力行业报告质量处于领先水平;
四是成长型企业、民营企业中有部分报告质量较高,但大多数报告的质量有待提高。
2.报告主体的构成存在巨大差异
一是东部地区了373份,占68.95%,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
二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了377份,占报告总数70%以上;
三是制造企业了272份,约为其他所有行业报告的总和;
四是上市公司了465份,占85.9%,非上市公司的报告的数量仅占14.1%。
发现四:潜力巨大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几年报告的数量将会持续大幅度增加、质量会显著提升,报告成为国际通行商业语言的趋势明显,价值将得到充分体现。
1.报告数量将持续增加。未来几年,随着企业对社会责任认识的深化,以及外部力量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府投资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
当前，政府投资在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等行业仍占据主导地位，而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资金，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与一般投资项目特点不同，具有复杂性、风险性、政策性等特征，且比一般项目的管理程序更为严格。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准备阶段的重要工作，高质量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则是政府投资项目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目前在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中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编制依据不充分、数据分析不详实，缺乏深度可行性研究等，制约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亟需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以逐步提高可行性报告编制的综合水平。
一、目前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存在问题
当前，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①编制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需要对各种与项目相关的可靠资料比如行业规范、国家宏观政策、建设条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进行调查，如果对基础性数据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足，将导致掌握的基础资料不准确、不全面，同时关键性数据来源、真实性、可靠性无法得到证实，仅仅凭借随意借助的方法得到的数据或仅凭主观推断，将导致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存在诸多问题。②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总论未能一目了然、直观地展现报告的全部内容和提纲，内容也不完整，缺少全面、深入的需求分析和预测，对将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预测不准确，导致后期相关评价内容缺乏科学依据，空洞无物。另外，一部分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在内容上缺乏深度分析，有的重视建设产品本身，没有分析项目的能源消耗量及节能措施，只是很简单地编写环境保护内容，这些都会影响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质量。比如某市政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时，与给排水公司沟通不到位，导致该项目市政管线设计材质和规格与周边道路管网不匹配。
二、关于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建议
1.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质量控制体系
运用质量管理、项目管理的方法，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质量控制体系，如图1。
图1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质量控制体系
首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委托方要落实根据质量选择可行性研究服务的方法，并深刻认识到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的规律；
另一方面，工程咨询机构要强化服务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树立诚信自律的行业形象和“质量第一”的服务理念，构建标准化、系统化的质量管理体系。
其次，改善工程咨询机构内部环境，不仅要推行科学的知识管理，以掌握大量的有价值的知识，还要加强人才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并使从业人员加强专业技能学习，及时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扩大知识面，善于发现和解决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编制高深度、高质量的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人才支持，工程咨询机构还可建立健全专家库，从中获取专家们的专业知识，实现机构知识资源和人才队伍的无限延伸。
第三，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全过程质量管理控制体系。在编制报告前，制定工作流程，即组建编制团队，制定编制计划（计划阶段）――进行资料的调研和收集，编制报告（执行阶段）――内部验收，客户验收（验收阶段），之后将其落实，并保证项目质量管理责任制的落实和项目质量计划的实施。在报告编制工作中，应确保报告内容符合深度要求，根据项目特点和类型收集与之相关的基础资料，为报告的编制提供依据，调查研究所获得的资料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经核实后应真实可靠，以满足编制过程的需要，与此同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类，使其能将项目情况真实反映出来。分析并把握项目建设理由、必要性、目标、内容及规模、选址、用地面积、条件、进度安排、招标方案、风险管理方案，进行项目场址选择及建设方案比选，论证拟建项目的技术可行性，估算项目总投资，预测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进一步完善报告内容，使其符合行业内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定等相关文件的要求，以为政府投资决策者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依据，尽量降低投资决策和实施风险。注重报告研究深度，保证报告内容齐全，数据和论据充分，结论明确，能反映可行性研究工作的成果，报告所确定的工程技术数据应能满足项目初步设计要求和概算要求，所确定的融资方案能满足政府、银行等相关方的决策需要。报告编制工作完成后，建立健全并落实成果质量评审制度，根据单位自身特点，进行多级评审，严把报告质量关，同时还要将外部专家对报告的评估纳入工作规范，编制人员认真采纳专家建议，并及时发现评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补充和完善，确保报告内容全面，深度和质量过硬。
2.实例分析
青海省西宁市政府投资项目――某市政道路工程，在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编制团队采取了以下措施：把握好市政工程的性质、分类和特性；
多次进行现查踏勘，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了解市政工程项目建设所需的各种建设条件，比如工程地质条件、城市总体规划、周边路网布局、管线走向、原材料供应情况、建设用地取得方式等，并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等，为确保报告质量做了充足准备；
编制过程中注意与各种规划资料的衔接，并与委托方以及交通、环保、国土、规划、给排水、供电等部门做了大量沟通与协调工作，认真研究各方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将其贯彻到报告中，还加强了与设计专业的沟通，强调主工程和辅工程专业之间的交叉配合和协调工作；
邀请业内专家参与报告的编制工作；
报告质量经三级评审，采纳各方意见和建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终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达到了优等的质量标准，为政府节省了投资，获得了委托方的肯定。
三、结语
总之，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应具有严肃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建议运用质量管理、项目管理的方法，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质量控制体系，从外部环境、人才建设、知识管理、工作流程、报告内容、质量评审等方面入手，加强控制，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收集和研究资料，并在调查研究、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进行方案比较和评价，切实提高报告质量，充分发挥其协助决策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 曾凡全.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质量问题及其原因分析[J]. 管理学家， 2014.
[2] 陈俊莺. 探析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房地产导刊， 2014.
[3] 陈秋. 浅谈代建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难点及对策[J]. 中国工程咨询， 2012：
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灾难；
激变；
人类学；
工作坊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81-07
2015年10月16日-18日，“比较视野中的灾难与激变：感知与应对” 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工作报告会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由中国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三方共同主办，《民族学刊》编辑部、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系、他山人类学学社协办，并获得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2015年度引智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灾害场景辨析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2）、“西南民族地区灾难应对机制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8），以及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藏彝走廊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灾难应对机制的建设”（NCET-12-0980）的支持。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张原副教授和汤芸副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卡嘉娜（Katiana le Mentec）研究员，以及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副组长张巧运博士是本次工作坊的学术召集人。这个由中、欧、美三个学术区域的学者共同召集参与的学术工作坊旨在成为跨社会文化之比较研究的学术平台，并试图基于民族志研究来促生有益的学术概念及理论框架，进而在深化灾难与激变的基础性学理研究之时，也期望能为人类社会有效应对生活可持续性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做出贡献。为此，4位学术召集人邀请了一批国际上在灾难与激变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工作坊的研究工作中。在为期一个月（2015年9月23日至10月23日）的时间里，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20位海外学者陆续汇聚于成都，在西南民族大学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公开的学术讲座20场、圆桌讨论会7场、田野报告会5场，并在汶川、北川等地进行了3次短期的田野走访调查。为深化合作交流与总结研究经验，本国际学术工作坊以“工作报告会”的形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召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活动，设立7个研究专题和两个特别活动，参与研讨的海内外学者共40人。
10月16日上午9点，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报告会正式开幕，主持人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院长张明善教授。首先，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丁克毅教授用英语作开幕致辞，向海内外专家学者介绍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发展情况，特别是在灾难人类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并期望借助这次国际学术工作坊，能促使西南民族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加国际化与前沿化；
接着西南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肖琼副教授用英语简要地介绍了西南民族大学的外专引智项目；
《民族学刊》作为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协办单位之一，专门刊发了参与这次工作坊的多位国内外学者的论文，学刊编辑赵秀云老师用英语介绍了本期刊近年来的发展状况；
之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卡嘉娜研究员代表工作坊的组织召集人向全体参会人员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
最后，西南民族大学张原副教授代表工作坊的组织承办方作会议特别致谢。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所有与会代表至西南民族大学行政楼前合影。
“人文视野下的灾难与激变”是本次报告会的第一个专题，于10月16日上午进行报道讨论，主持人为美国波特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米歇尔・甘本德（Michele Gamburd）教授，评议人为大英科学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大卫・帕金（David Parkin）。以“人类学者与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为题，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所所长大卫・盖尔纳（David Gellner）教授作了工作坊的第一个研究报告。他介绍了自己在和尼泊尔本地的几位人类学家对尼泊尔的地震灾后状况的考察，且初步认为，人类学家若要参与和帮助尼泊尔的灾后救援与恢复重建工作，应该从人类学的地方感知角度出发来探讨灾后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并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出发来分析灾难及其后果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有效利用媒体和互联网、加强对偏远村庄的救灾工作、评估鉴定易受灾地区、监测并考察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执行等几项人类家应该有责任义务参与的工作。接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凯布朗利博物馆馆长弗里德克・克可（Frédéric Keck）研究员以“禽流感的防预：禽流感病毒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人与鸟关系”为题进行了报告。在简介禽流感及其破坏力后，克可研究员回顾了自己在香港两年的实地考察研究，指出作为环境预警哨兵的鸟类在今天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生存境遇、文化象征和社会功能都在改变。通过思考当代人类社会可以从哪些方面感知鸟类的灾害风险与生物安全预警，他倡导应该加强人类与动物的多元自然主义关系这一人类学理论的建构和运用。之后，英国赫尔大学当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格雷格瑞・班考夫（Gregory Bankoff）教授在其“减少灾难风险的历史路径”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在风险中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以及人类从生活、社会结构、身体和心理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往往是根据个人特点、知识经验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各异。班考夫教授提出，脆弱的特殊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问题，而在今天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学会适应了“常态化”的风险威胁，从而可更好地承受风险危机，所以展开一些关于脆弱性历史本质的反思，以及在当下对脆弱性的研究中去分析总结不同环境和不同经验的人群对风险的处理方式，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减少灾害风险而言极为重要。本专题最后一个报告人为西南民族大学的汤芸副教授，在其“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定位”的报告中，她指出了不同的文化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意义逻辑来感知灾难的，这使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应该面向一个天然就充满主体交互性和意义性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中。她提出当前灾难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人类脆弱性，但我们还更应该注意到社会弹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通过“灾”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内涵，以及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的经验研究，来强调灾难人类学研究的4个维度应为生态环境、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而整体性、过程论和地方视角这是基本的考察路径。大卫・帕金教授在做该专题的总结评议时专门指出，人类学是一个跨社会和文化比较的学科，灾难研究需要这种比较性的考察视野和多元化的理论思考，而这个专题中的4位报道人用他们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很好地呈现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旨趣与价值。
16日下午14：00-17：00，工作坊报告会进行了第二个专题“有关灾难与激变的理论反思”的报道讨论，中国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彭文斌先生为主持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作评议人。本专题的第一位报道人为卡嘉娜研究员，她在“理解激变时代中的延续性：简论人类学中的争论”的报告发言中指出，东亚社会把异常事件的解决作为适应性的这一举动是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考察灾难时人类学必须注意比较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灾难反应。卡嘉娜研究员认为，激变所呈现的变迁之剧烈性虽然往往是超出人们通常的社会经验的，当其能够经由不同的理解框架得到社会文化性的阐释，并且外显的变迁之中总有一种“内在性”的延续。在“灾难阈限阶段的谣言与行为应对――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报告中，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指出，谣言的流行是与灾难相伴而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他以汶川地震为例提出灾难“阈限”正是谣言滋生的沃土，并认为谣言作为一种民意表达和民情宣泄方式实为灾难阈限中社会的一种反应，应将其视为非常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而加以应对。接下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的艾丽莎・雪格（Elisa Horhager）博士以“辨析灾难的能动性：关于自然灾害的定义之争议”为题做研究报告，围绕着如何处理“自然灾害”的动荡及评判其对社会建构的性质这一问题，她以2008年汶川灾难和2011年东日本海啸大灾难为例，运用比较框架来分析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应对中的资源动员和制度化过程，并提出公众对于造成灾难原因的不同讨论可以对灾难受害者的保护和形成制度化应对措施产生影响，所以灾难之中也有一种社会建构的能动性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随后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李锦教授作了“羌寨空间的变迁与震后文化修复”的报告。她指出地震是一种会对人们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造成巨大破坏的灾难，而灾难过后地方文化的修复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则需要人类学家细致地关注。通过对阿坝州理县休溪寨近百年来空间变迁的田野调查，李锦教授强调羌寨的空间变迁一直以来是一个常态，但聚族而居的居住形态与神圣空间的位置安排等空间格局的基本原则在变迁过程中有其延续性，即使受到了大地震的破坏以及灾后重建中政府的强力介入，羌寨的空间格局在深层的意义结构和文化逻辑上仍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因此当面对地震这一较为偶发但破坏性极大的灾难时，传统文化逻辑完全可以发挥文化修复的主导作用。本专题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负责人、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副教授A. J・法思（A. J. Faas），他报道的题目是“灾难的纠葛：灾难应对、恢复与重建中的实践网络、记忆和文化”。基于对南美洲厄瓜多尔安第斯高地野火灾难的社会应对的田野经验研究，法思教授指出在人类和环境的复杂纠葛中文化生产的核心关系要素是记忆与实践，对于普通灾民而言是实践形塑记忆，而对于专业救援人员而言则是记忆指导实践。所以灾难中人们通常会利用现有的文化体验和记忆经验来复述和共享一些文化含义，并减少个体差异和特质的经验，以有效地形塑分享一种有效的同时又具有文化涵义的灾难应对行为和记忆体验。米歇尔・甘本德教授在总结评议时强调，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反思需要基于扎实的田野经验研究，而本专题的5位报道人在富有启发性地提出她们的理论观点之同时，也极为细致生动呈现了她们的田野个案，这样一种研究讨论风格值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去坚持和发扬。
16日下午17：10-18：10，在卡嘉娜研究员的主持下，工作坊报告会开展了第一次特别活动“灾难历史研究国际项目介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皮埃尔・富勒（Pierre Fuller）作为“灾难历史网站”（Disaster ）发起人，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这个由历史学家创建的专门为学者研究和公众利益服务的可供相互学习合作的专业网站。富勒副教授指出，中国有时间很长但鲜为人知的灾难管理历史，中国的学者可以加强对这个国际网站的利用，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国际合作研究和数据共享平台，从而让灾难历史研究超越学科区隔，扩大地理范围，并获得自己与全球的研究学者的合作机会。
10月17日上午9：00-12：00，“在灾难与激变中反思社会-政治关系”的报告专题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祥博士的主持下进行，由A. J・法思任评议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首先以“金浪：海啸后斯里兰卡的权力与礼物”为题做研究报告。她指出随着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爆发，斯里兰卡涌入了大量救灾物，因此观察大范围人道主义救助的社会影响是反思政治―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此外，在考察给予礼物和收到礼物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话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灾民在重建社会等级与社区关系中，“礼物”所具有的权力象征与文化意义。紧接着，欧洲社会人类学协会人类灾难与危机研究网络发起人、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玛拉・贝纳杜禧（Mara Benadusi）教授以“唤起灾难：印度洋海啸之后的真相与伪饰之机制”为题，报告了其对经历内战和海啸等灾难之后的斯里兰卡南部省份的一个佛教僧伽罗语地区的田野调查，她指出人们在显示灾难和揭示冲突时都采用一种类似的机制，即公布或隐藏特定类别的对象和主体，从而使得灾区的社会形象呈现出一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特征，而这正是灾区获得外界援助时所采取的一种弹性策略。之后彭文斌教授在“环境/认同政治以及原住民对环太平洋油轮扩张的抵抗运动”的报告中，以2015年4月初一艘泄漏油轮驶入温哥华引起当地居民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原住民为其领土土地和水源受污染而抗议的事件，对全球地方化中灾难情景下的文化遗产和身份政治问题进行了讨论。以“等雨来：墨西哥气候变化中的政治、话语与物质生活”为题，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罗伯特・巴里奥斯（Robert Barrios）针对大部分墨西哥人口仍继续在高脆弱的水文气象灾害的影响下生存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气候变化不仅对人类发展实践产生有形影响，也是一种通过不同方式和语境来完成的具有政治诉求和经济目的的话语-政治现象，因而干旱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一种政治建构的风险景象。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郑少雄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当代内蒙古的草原政策及蒙古牧民的应对”。郑少雄博士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内蒙古草原社区所遭遇的种种灾害可视为一种空间改造过程的产物，其反映了国家空间生产与社会地方营造的一种紧张关系，而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则决定着草原未来的发展。A. J・法思教授在总结评议时指出，灾难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这一专题的5位报道人用他们精彩的研究告诉我们，灾难的肇因还具有一种显现的政治性，因而从灾难的研究来反思权力、话语和社会行动，对于灾难的人类学研究而言是一个亟须加强的议题。
17日下午14：00-16：00，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施帝恩（Stéphane Gros）研究员的主持下，报告会进入第四个专题“灾后重建中的社区恢复与文化重塑”，该专题的评议人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的张亚辉副教授。以“灾后恢复重建与社区需求”为题，李永祥研究员介绍了他对云南省两个灾后恢复重建社区――盈江县傣族社区和姚安县彝族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他认为社区需求，包括社区连续性、文化功能、生产便利程度、安全感等方面都是灾后恢复重建的核心内容，而由于民族文化和居住条件下的不同，社区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灾后恢复重建中的“统规统建”政策无法满足不同地区的社区需求，反而会导致社区产生更加复杂的社会脆弱性。接着，美国杜兰大学的张巧运博士在其“想象文化：汶川地震文化重建和抗灾能力塑造中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要想获得成功，规划者和管理者必须真正考虑“地方文化”的意义。以汶川地震后羌族村寨的文化重建为例，张博士反思了将羌族的“文化”作为一种旅游开发资源的那些恢复重建项目对羌族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最后张亚辉副教授在评议时总结道：在当前中国各种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由于外来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强力介入下，日常生活展演的前台与后台之区隔被打破，这对于灾区居民的伤害是值得重视的，而两位报道人的研究都清晰地呈现了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反思。
报告会的第五个专题“关于灾难的记忆、叙述与情感”，于17日下午16：10-18：10在西南民族大学蒋彬教授的主持下进行，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为本专题的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葵教授在其“灾难记忆与民间叙事”的报告中提出，中国近代的灾难是如何被表征叙述和记忆传承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1970年的通海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王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关于地震灾难的记忆传承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其后面所依托的是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和文化逻辑，而纪念物和纪念仪式的不断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灾难记忆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重构的范例，并呈现了中国社会灾难记忆多样化的趋势。接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学仁（Chris Courtney）作了题为“历经灾难：1931年汉口洪水的现象经验与情感经历”的报告。通过对20世纪初期汉口市民如何经历了洪水的历史考察，他认为当时相关部门和机构所制定的灾难应对策略不仅仅是理性地为了生存，也在通过显示悲伤、宗教仪式和慈善行为试图在逆境中寻找生活意义，甚至是追求一种“苦中作乐”的乐趣。虽然这些行为并不总是能增强了大众的生存机会，但在帮助社区应对灾难方面也显现了一种重要的功能。随后，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副教授以“沙粒中的世界：高寒湿地草原沙化灾害的地方叙述”为题进行了报告。张副教授指出干旱通常被认为是土地荒漠化灾害发生的主要前提条件，然而降雨充沛且拥有大片湿地的若尔盖草原的严重沙化灾害迫使我们应该从地方的视角重新认识什么是沙害？特别是要关注沙害在地方叙述中是什么样的灾难？以及沙化灾害的前提条件和诱发肇因是什么？他进而通过案例指出，在当地藏民看来，沙害是一种报应，其发生是因为一种跨界和过度的行为打破了生活世界中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平行关系和边界秩序。而今天在若尔盖草原所发起的很多治沙工程在藏族牧民眼中，就像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做了一场错误的仪式一样，除了制造更多的灾害之外并没有逆转当地的沙害。因此，理解灾难的地方叙述，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或许可以更为准确地揭示灾难发生的社会文化机理及其应对方式。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作总结评议时指出，三位报道人的研究表明，对于灾难的地方记忆、体验与叙述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价值逻辑来还原灾难的本来面貌。
17日晚上19：30-21：30，工作坊报告会的第二次特别活动“纪录片中的2008年汶川地震”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当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柯安娜（Anne Kerlan）主持下进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博士候选人邱月首先以“国家主导的灾后恢复中的个体”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北川县城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政府高度参与的重建过程中，个体被植入在这个由国家提供的新的社会结构中，进而地方个体的声音被响亮的官方叙述淹没了，不少关于这场灾难的纪录片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理解灾后个人生活感知的途径。接着与会学者观看了由马占冬导演的纪录片《五月一天》，观影结束后马占冬导演和学者们在现场围绕着灾难、生育、创伤、情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0月18日上午9：00-12：00，报告会第六个专题“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在王晓葵教授主持下进行，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作评议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郭建勋副教授首先做报道，他的发言题目为“环境、族群、地方知识与灾难：以1786年大渡河地震为例”。郭教授指出发生在清代中期的这场地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上大渡河流域的地方环境、生活模式、族群关系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不同民族会形成不同的环境知识和灾难应对经验，这使得灾难来临时不同的民族所承受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些民族则会在经历灾难之后通过相互的学习借鉴形成新的地方知识。以“中国的空气污染中的双重认同以及潜在的环境灾难”为题，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史乐闻（Edwin Schmitt）介绍了他近来关于空气污染的考察研究。史乐闻指出，许多突然性的灾难事件其实是自然生态受到人类社会严重干扰的结果，所以针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这样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而人们在感知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时，还往往导致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双重认同。之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薛熙明教授作了题为“变动中的家与地方：灾后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的报告。以震后移民安置的羌族社区邛崃市木梯村为例，薛教授指出，在现代化和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下，家与地方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特别在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制化社区安置重建中，家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家所蕴含的物质空间、情感空间、生计空间、文化空间等多重意义都发生了分离，社区主体也缺乏对地方的认同，所以灾后社区重建过程中亟待一种“自下而上”模式的出现。随后，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法比奥・卡尔尼里（Fabio Carnelli）作了题为“缺失了现在的民族志：意大利拉奎拉地震后的时空实践”的研究报告。他分析了幸存者们生活轨迹里关于“灾难”一词的意义变化，并列举了一些具体城市在震后采取的应救机制，从而指出要在灾难研究中去记述一个复杂的时空框架，这可以帮助人类学者去分析受灾难激活的“事故”及其后果。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雷天来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国家权力、现代传媒与民族共同体：以‘东方之星’翻沉事件后‘头七’祭奠为例”。他提出公共纪念仪式一直被视为国家对灾难的反应，而纪念仪式的模型通常则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状态，当国家的纪念仪式与民间传统的“头七”习俗结合后，纪念仪式就发生了形式和内涵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现代媒体和公众的参与不仅更新了纪念仪式，还挑战了传统模型，所以政府应该允许和提高民间信仰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发挥特定的功能。最后，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在总结评议时提及，人们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必然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景的，因而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和文化意义性，但人类学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要过于人类中心主义，也应该关注到动物，特别是那些和人类社会紧密嵌合的动物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
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第4篇
可行性研究是运用多种科学手段(包括技术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及系统工程学等)对一项工程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的综合科学。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从事一种经济活动(投资)之前，双方要从经济、技术、生产、供销直到社会各种环境、法律等各种因素进行具体调查、研究、分析，确定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项目是否可行，估计成功率大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程度，为决策者和主管机关审批的上报文件。
研究方法
可行性研究的方法是融合工程、技术、经济、管理、营销、财务和法律等专业知识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创新而形成的方法体系。主要数据资料来源国家权威统计部门、协会、中商情报网细分市场数据库等。
可行性研究的方法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哲学方法、逻辑方法和专业方法。
1、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
2、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用概念、判断、推理、假说等逻辑思维形式，对事物进行归纳、演绎、综合。
3、专业方法
专业方法是各门学科中常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的专业方法具有综合性、专业性、创新性的特点。
方法作用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在制定某一建设或科研项目之前，对该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有效性、技术方案及技术政策进行具体、深入、细致的技术论证和经济评价，以求确定一个在技术上合理、经济上合算的最优方案和最佳时机而编制的书面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内容是要求以全面、系 统的分析为主要方法，经济效益为核心，围绕影响项目的各种因素，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论证拟建项目是否可行。对整过可行性研究提出综合分析评价，指出优缺点 和建议。为了结论的需要，往往还需要加上一些附件，如相关数据、论证材料、计算图表、附图等，以增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说服力。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确定建设项目前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工作，是在投资决策之前，对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技术经济分析论证的科学方法，在投资管理中，可行性研究是指对拟建项目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 等进行调研、分析比较以及预测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综合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财务的盈利性，经济上的合理性，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应性以及 建设条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可行性研究的作用
1、可行性研究是建设项目投资决策和编制设计任务书的依据;
2、可行性研究是项目建设单位筹集资金的重要依据;
3、可行性研究是建设单位与各有关部门签订各种协议和合同的依据;
4、可行性研究是建设项目进行工程设计、施工、设备购置的重要依据;
5、可行性研究是向当地政府、规划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申请有关建设许可文件的依据;
6、可行性研究是国家各级计划综合部门对固定资产投资实行调控管理、编制发展计划、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投资的重要依据;
7、可行性研究是项目考核和后评估的重要依据。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作用
1、建设项目论证、审查、决策的依据。
2、编制设计任务书和初步设计的依据。
3、筹集资金，向银行申请贷款的重要依据。
4、申请专项资金，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
5、股票发行，向证监会申请股票上市的重要依据。
6、取得用地，向国土部门、开发区、工业园申请用地的重要依据。
7、与项目有关的部门签订合作，协作合同或协议的依据。
8、引进技术，进口设备和对外谈判的依据。
9、环境部门审查项目对环境影响的依据。
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意义
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第5篇
一、研究课题范围
1.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研究
2.社会组织在重大社会活动和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作用研究
3、社会组织在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与责任
4．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5．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研究
6．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研究
7．社会团体发展与管理研究
8．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与管理研究
9.基金会发展与管理研究
10．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体制研究
11.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12.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13．社会组织资金筹集研究
14.社会组织项目管理与评估研究
申报课题要围绕上述研究范围，参考附录中的研究方向，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和题目，也可以围绕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中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选定研究题目。
二、课题申报及成果收集
课题需按要求填写《2009年社会组织理论研究部级课题申请表》，于2009年3月10日前报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文本文件一式三份，加盖单位公章，同时发送电子邮件）。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审核、论证，3月25日前将在中国社会组织网上公布立项名单，并发立项通知。
承担单位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课题的研究，于2009年10月10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将研究最终成果寄至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信封上请注明“社会组织理论研究课题”字样。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专家委员会将对收到的课题报告进行评审，对通过评审的报告分别给予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鼓励奖，并发给部级课题结题证书，在中国社会组织网上公布。通过评审并结题的课题报告的著作权属于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没有通过评审的课题报告不予结题。
三、研究要求及成果形式
以党的***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新时期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重大任务，分析现状，解剖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增强指导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预见性。研究课题要观点明确，内容翔实，文风严谨，行文规范，未公开发表，已获奖论文不得参加评奖，文字责任由课题作者负责。
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为书面研究报告。
（1）课题报告不少于1.2万字。
（2）课题报告必须有案例、实证、调研、数据分析，或者有国内外经验剖析，这些内容不少于报告总字数的1/4。
（3）课题报告必须有不少于2千字以上的对策建议。
（4）一般应为总报告形式。若有专题调研报告、重大问题研究分报告、相关研究资料等分报告，原则上每篇不超过5千字，且不计入总报告字数。
（5）课题报告有关版权、版式、注释及学术规范等要求参见《课题报告写作要求》。
四、经费资助
对通过评审且获得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课题报告，将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和0.5万元的经费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