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成型于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危机的爆发在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理论和政策本身的反思。基于传统基础理论体系，借鉴美国次贷危机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两个典型案例引发的诸多思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中国经济现状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中国经济现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状态三角;货币政策三角;经济新常态
1新框架的提出
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成型于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危机的爆发在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理论和政策本身的反思。基于传统基础理论体系，借鉴美国次贷危机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两个典型案例引发的诸多思考，本文将提出一个包容性的货币经济理论新框架，文中将其命名为“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提出并不是对传统货币经济理论的否定或批判，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对危机前传统理论与其危机后新发展的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视角。该框架的提出在方法论上主要源于全分类的思想。如同滤波技术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全分类为不同幅度的周期与趋势因素组合。本文借鉴复杂系统的有关概念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全分类为包含通常态、危机态与过渡态的经济状态三角，其中危机态相当于复杂系统中的极端状态，过渡态相当于复杂系统的临界状态(或称奇点状态)，通常态则相当于复杂系统除极端状态与临界状态之外的其他状态。为了进一步突出危机态与过渡态在新框架中的特殊性，本文将二者统称为“非常态”。“非常态”的概念较早由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提出，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蕴含周期性等非常态属性，只有更好地理解当前经济增速显著降低的逻辑，才有助于真正把“稳增长”与“调失衡”政策结合起来。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明的观点类似，认为中国的新常态也是一种过渡态。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唐文进等人对次贷危机期间的非常态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对中国政策运用的启示。本文对上述概念与研究进行了融合与发展，将危机态与过渡态两种非常态与通常态共同纳入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基础框架和视角。当然本文对非常态仅给出了一个称谓性的定义，其正式定义尚需更多的研究者共同探讨。下面将对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含义进行分析。
2非常态与经济状态三角
传统上，一国的经济状态或经济周期可以分为扩张与收缩两种不同类型，此种划分虽然对经济系统运行的认识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但其对实际经济状态的刻画过于简单，对货币政策的操作也不具备进一步的指示性。在此基础上，伯南克等人对此二维划分框架进行了调整，将大萧条代表的危机态置于整个经济研究框架的突出位置。实际上，伯南克的经济研究框架也是二维模式的，二维的一端是大萧条式的危机状态，另一端是传统的幅度较浅的衰退与扩张状态。伯南克式的经济状态划分方式与研究视角对于货币政策具有实际与突出的指导作用，在通常的扩张与收缩经济状态下，可以传统的反周期货币政策进行应对，而在较为严重的危机状态，则需采用非常规的货币救助措施进行应对。可以说，伯南克的研究是对传统经济与货币理论的重大突破，且其研究成果经受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实践检验。本文将在伯南克的基础上，对经济与货币的认识模式或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的扩展与完善，形成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三维经济货币理论划分框架或体系。在危机态从传统经济状态(周期)划分独立出来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过渡态从通常态——危机态二维框架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三维的经济状态划分空间。经济状态三角中的通常态指一般的经济周期或波动状态，其波幅较小，对经济与政策的冲击也较小，该状态最为常见，在经济状态空间中历时最久。危机态指类似1930年代大萧条和21世纪初次贷危机的较为严重的危机经济状态，其波幅较深，对经济与政策的冲击也较大，该状态出现的频次较低。过渡态指与通常态、危机态相关(存在风险隐患但危机尚未实际发生)但又不同的一种较为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或进程(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属于一种过渡态)。其波幅介于通常态与危机态之间，对经济与政策的考验较强，若处理得当过渡态会演化为通常态，但若应对不当，过渡态则可能演变为危机态。该状态出现的频次也介于通常态与危机态之间。应当注意的是，经济状态三角的三个顶点具有相互转换的动态性。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外部冲击下，通常态可以转换为危机态或过渡态，危机态依据不同的市场修复能力与政策应对水平经历一定的时间可以转化为过渡态并最终形成通常态，而过渡态由于政策的得失向其他状态的转化则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既可能转化为通常态，也无法完全避免转化为危机态。
3非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三角
与上述三种经济状态的划分相适应，货币政策也可以分为三类，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货币政策三角，也即一个三维的货币政策空间分析框架。在货币政策三角中，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用于经济状态三角中的通常态，指根据经济的冷热状态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操作，以最大化货币政策目标，当前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已经形成相当完备的理论与操作体系，在货币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在大萧条期间称为凯恩斯主义，伯南克在次贷危机中进行了完善)适用于经济的危机态，此时常规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效力无法发挥，需要应用QE等非常规政策实施危机救助。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属于一种“在线治疗”式的政策，是对传统货币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庸主义货币政策适用于经济的过渡态(典型如中国当前的转型期)，中庸主义也是实用主义，吸取了新凯恩斯主义与伯南克主义两者的优势，其操作重在量的精准控制，未雨绸缪，为经济顺利度过转型期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从货币职能上看，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中货币的交易职能占优，通过货币操作维护宏观经济自身调节机制的运行。而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中货币的价值职能占优，通过向财富严重受损的经济中注入货币(价值或财富)实施危机救助。中庸主义的货币政策中，交易与价值两种职能都发挥重要作用，既要防范经济向危机演化，又要避免经济自身的调节功能受到过度损伤。以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进行表述，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类似中医疗法，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类似西医疗法，而中庸主义货币政策则类似中西医结合疗法。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各类货币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凯恩斯主义属性(此处意为干预主义)，因为货币政策具有非中性的一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4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探讨性地构建了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这是从新的视角对经济状态与货币政策空间的全分类，其理论与现实意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理论方面，某种经济状态其实也是一种经济系统或生态，具有系统论中的复杂性，经济三角中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经济系统或生态。通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状态，各经济参与主体能够根据自身经济资源做出较为理性的经济决策。危机态是一种非常时期下的经济状态，经济主体出于恐惧以及群体效应等因素会做出非理性的经济决策，个体的非理性又会导致经济系统的非理性。过渡态与其他两种状态相比，是一种较为不稳定的状态，经济主体在各种结构失衡下进行决策时往往处于两难的矛盾中，经济系统的发展轨迹较难掌控。第二，在政策研究与制定方面，货币政策三角中三个顶点则分别代表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三种理论体系。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体系已经较为成熟，能够应对通常状况下的经济波动与冲击。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基于大萧条中产生的凯恩斯主义，经过次贷危机的实践与洗礼更趋成熟，成为应对重大危机的有力理论和工具。中庸主义货币政策兼顾其他两种理论的优势适用于转型期的过渡经济形态(在此形态下其他两种货币政策理论适用性较低)，但其尚未发展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三种经济状态及其相应的货币政策理论的划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为准确地判定经济所处的状态，并有利于降低政策的失误机率，做出更加合理、针对性更强的政策选择。第三，在方法论方面，三角空间中的理论体系是具有递进性与包容性的。也即是说，若要在危机状态下更为精准地应用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对通常态下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同样，若要在转型状态下更为合理地运用中庸实用主义的货币政策方法，前提是需要政策制定者对新凯恩斯主义及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两者都要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
作者:马文鹏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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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3]李波,伍戈,席钰.论“结构性”货币政策[J].比较,2015(2).
中国经济现状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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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依据：黑龙江省是新中国解放最早的省份。50多年来，黑龙江省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发扬伟大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取得了历史性辉煌成就，把昔日的“北大荒”建成了文明富庶的“北大仓”，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省经济总量已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但是黑龙江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很低，与先进省区相比差距较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现状、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十分强烈，不加快经济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就将十分尖锐。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原有的发展模式，在人口多且素质差、资源有限且耗费严重、生态日趋恶化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持续或持续不够。黑龙江省应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资源调控和环境保护体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口资源。只要黑龙江省坚持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使本省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可行性论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现在黑龙江省面临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粮食主产区、资源型城市(地区)支持的难得政策机遇。因此，清楚地认识黑龙江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优势和障碍，采取适宜的措施，使经济发展与人口再生产、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保证黑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课题。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黑龙江省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可持续发展的概述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作用和地位及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现状的简单阐述来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况作一个简要的叙述。第二部分：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现状拟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剖析，通过对问题的剖析来达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作用。同时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第三部分：黑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通过对黑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问题的剖析来寻找并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然后相应地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来对现存问题加以解决。
2004年09月25日—2004年10月2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和开题报告。2005年03月01日—2004年05月1日在黑龙江省进行调研，撰写论文初稿。2005年05月02日—2004年05月31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2005年06月01日—2004年06月0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2005年06月08日—2004年06月15日修改论文，做好答辩前准备。2005年06月15日—2004年0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中国经济现状论文范文第3篇
区域经济学开提报告参考范文如下文，大家跟着小编一起看看吧。
选题依据：黑龙江省是新中国解放最早的省份。50多年来，黑龙江省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发扬伟大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取得了历史性辉煌成就，把昔日的北大荒建成了文明富庶的北大仓，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省经济总量已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但是黑龙江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很低，与先进省区相比差距较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现状、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十分强烈，不加快经济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就将十分尖锐。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原有的发展模式，在人口多且素质差、资源有限且耗费严重、生态日趋恶化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持续或持续不够。黑龙江省应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资源调控和环境保护体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口资源。只要黑龙江省坚持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使本省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可行性论述：党的xx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现在黑龙江省面临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粮食主产区、资源型城市(地区)支持的难得政策机遇。因此，清楚地认识黑龙江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优势和障碍，采取适宜的措施，使经济发展与人口再生产、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保证黑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课题。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黑龙江省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可持续发展的概述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作用和地位及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现状的简单阐述来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况作一个简要的叙述。第二部分：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现状拟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剖析，通过对问题的剖析来达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作用。同时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第三部分：黑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通过对黑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问题的剖析来寻找并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然后相应地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来对现存问题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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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现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
运行状态；
运行机制；
比较研究；
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
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
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
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宪政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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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贾康.转轨时代的执著探索——贾康财经文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9]姜维壮.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依法理财——兼论对西方国家财政监督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借鉴[j].财政监督，2006，(5).
中国经济现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空间；
区域经济；
不均衡的地理环境；
相对稳定性；
国家制度；
皖江城市带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3-0022-04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之一，英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David・Harvey）从资本主义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比如，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理论”。哈维的空间区域经济思想立足于空间视角和地理学理论，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的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子化”过程以及资本的流动与国家政治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哈维的区域理论对安徽省建设皖江城市带经济区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 哈维的空间区域经济理论
哈维继承了古典区位理论（以冯・屠能、阿尔弗雷德・韦伯、廖什和艾萨德为代表），在《资本的限制》、《资本的空间》、《都市体验》等书中阐述了空间经济思想。即货物和服务的交换总是伴随着位置的转换，形成一种互相交叉的空间运动形式；
这些空间运动由于受到路程阻力的限制，经济活动会通过减少路程阻力来实现在空间的聚集；
空间运动相互作用之下的交换过程会导致劳动在领土和空间的分离（比如城乡差异）；
这种分离过程（“即使不考虑资源禀赋和物理可能性”）也导致了资本
主义不均衡的地理发展；
资本家受竞争的驱使努力在空间结构中需求竞争优势，推动利润的空间位置转移。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在一定情况下，区域优势和技术优势所发挥的作用具有相似性和可替代性。[1]78从货物和服务的时空转换过程，可以看出哈维的空间经济思想是围绕空间位置转移进程而开展的。
（一）区域经济存在于不均衡的地理环境
哈维认为，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必然的发展趋势，它推动了资本主义活动永无止境的地理扩张，资本主义活动永远表现出不均衡状态。与古典区位理论致力于探求确立“资本主义的地理学景观中确立空间平衡”不同，哈维则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具有永恒扩张性和对实现平衡趋势的永恒破坏性。哈维质疑古典区位理论的“经济理性”假设（根据生产地的径向距离确定“货物的空间范围”，以此来定义市场价格）。哈维认为，该理论忽视了商业资本家对货物的空间流动性所发挥的作用。中世纪商人因为受本地束缚或者高昂的成本影响，变成行商，推动货物实现空间的流动，利用竞争优势和技术优势便可在资本主义的空间活动中实现永恒的不稳定状态。因此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交
换、分配和消费的地理学景象永远不会处于平衡状态”。[1]79鉴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哈维更看重空间经济中的竞争，空间体系内的竞争是一种最初因位置的唯一性带来的排斥性而产生的垄断竞争，比如依附于土地私有制之上的垄断权力。“竞争的结果导致垄断或寡头独占”， 资本家通常通过资本大规模集中和保护技术优势两种方式构建和保护其垄断权力，一方面利用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运用规模经济和市场地位等手段谋求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设置专利权、许可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保护技术，因此在一定情况下，垄断权力会导致“资本主义地理学惰性和经济停滞”，会阻碍通过竞争获取利润推动空间发展的趋势。
（二）区域经济体表现为资本主义活动中的不稳定的稳定状态
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充满矛盾和紧张，一方面表现为较强的变动性。“竞争和垄断、集中与分散、固定与变动、动力与惰性、以及各种不同范围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紧张状态，无一例外都产生于资本的无限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中。而且这些紧张状态被牢牢的固定在资本主义体系普遍的扩张逻辑及资本的无限积累和永不休止的获取利润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之中。[1]83另一方面，这种矛盾和紧张也可能产生相对稳定的状态，即区域经济体。西德尔・波拉德认为区域性发展是英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特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强调工业生产区域，佩鲁强调增长极，保罗・克鲁格曼强调“自组织”区域经济体。他们已经看到，区域组织是认识资本积累的结果和条件。哈维认为，区域经济体是资本主义活动地理学景观内部矛盾所反映的相对稳定的地理学结构，它“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结构性一致”[1]83，这种结构一致性主要是指经济体内部资本家与雇佣者之间的政治和宗教关系、人们的文化价值信仰、区域内部的治理体系和阶级联盟等方面的一致性。
（三）国家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发挥中枢作用
区域性经济作为“一种基本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伴随着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分子化”过程不断发展。权力的领土逻辑（国家政治因素）和区域性是如何联系的？哈维认为，一方面，区域性发挥关键性作用必须要依靠自身在资本积累的时空运动过程中产生的领土逻辑，“领土国家经常屈服于内部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利益或利益联盟”，而且这些区域的转移和扩展是“资本无限积累过程中的被动革命”。[1]87比如英国，美国区域迁移，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上海。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政策和行动来管理区域经济体的差异和推动力，把它作为获取权力渠道。比如，法国塞纳省省长奥斯曼在1853年重修巴黎市政街道时，通过监理管理机构和控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向，进行资本积累方面的基本制度改革来改变区域性推动力。[2]当区域建设的分子化过程溢出了政治国家的边界时会产生什么后果？会形成超国家的行政机构，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或者南方共同市场。进一步形成地区间的规则来规制资本流动的分子化过程。当国家区域经济体的剩余资本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盈利性投资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地缘政治冲突，也可能借助金融机构破坏国家政权。当然这时政治国家必须付出很大努力来掌控分子化流动，以使其在国内外发挥作用，“必要时采取帝国主义行为”。[1]88
哈维的空间经济区域理论建立在全球趋势推动地理范围永无止境的时空变化观念下，在此过程中，“政治上领土重组过程中，空间关系的不断变化正是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相互作用的关键点”。[1]82区域经济体（产生于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区域间竞争和专业化成为资本主义运转的基本特征。这种空间区域经济理论更加强调全球范围的生产要素在时空范围的转移和扩展，包括货物和服务的运输与贸易，劳动要素的迁移，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创新等。该理论也强调区域经济的相对稳定特征，认为相对稳定是资本主义充满矛盾的社会中的特殊状况，为了建立区域内的相对稳定，必须要塑造区域经济体内的结构一致性。当然国家制度安排（作为资本主义的“权力领土逻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的中介作用，前者既要顺从区域发展，又依赖区域经济来获取统治的合法性。
二 哈维的空间区域经济理论对
安徽皖江城市带发展的启示
近年来，国家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欲把该区域建设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皖江城市带”地处长江经济带上，是连接东西部的纽带，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哈维的空间区域经济理论能为安徽省做好连接长江沿岸东西部城市，实现产业转移带来哪些启示呢？
（一）优先发展金融服务业，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哈维看来，任何社会形态发展都必须要经历资本积累。为了实现资本积累，需要排除的首要障碍就是原始资本不足。为此，就要通过国家机构来建设相应的信贷体系，构建坚固的“国家-金融”节（所谓“国家-金融”节就是指国家和金融权力的融合点，是信贷体系的核心）。[3]安徽省可以积极利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契机，发挥地理接近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的优势，积极借鉴上海金融领域改革创新的有益成果。积极建设金融服务设施，保证该区域的资金自由流动，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使这种决定作用控制在对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的认识基础之上。
（二）优化投资结构，调整产业结构
哈维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地理发展状况的正常表现，符合地区发展的规律。因而，不同的地区，投资环境以及产业结构模式也是不同的。投资结构，是指一定规模投资的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方式和构成比例，它可以通过国民经济中的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表现出来。实现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就是要实现投资在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等方面的协调运行，以谋求社会供求结构的相互适应。[4]当前安徽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较慢，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层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5]因此，皖江城市带应该实施不均衡的发展战略，借助临近长江三角洲的区位溢出效应，努力成为安徽崛起的先行者。同时该区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在国民产业结构投资中的占比。皖江城市带在巩固已有资源性产业的同时，必须构建以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以此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快速扩大就业，实现安徽省“强省富民”的目标，这是皖江城市带产业发展并带动安徽崛起的历史责任。
（三）加快交通和通讯建设，缩短时空差距
根据哈维的看法，从减少货物和服务贸易等要素的流通时间入手，能够有效实现空间集聚，推进资本利润自由流动。运输和通讯产业领域的创新在极大改变空间条件的同时，也会制造资本主义内部的不稳定状态。这也与马克思所认为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相吻合。马克思说过，“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 ”。[6]从安徽皖江城市带的整体交通状况来看，由于受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长江沿岸的交通东中西部差距较大，安徽西部沿江城市，比如安庆，交通辐射面较窄。交通能力的限制，明显在时间上拉大了安徽西部沿江城市与中东部城市的差距。因此，皖江城市带地区应继续加强交通网络的建设和通讯设施建设，缩小沿江城市发展的时空差距。
（四）加强文化建设，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一致性
哈维认为，区域经济体的相对稳定状态的关键因素在于实现区域内部“结构的一致性”，即实现区域内部人们之间文化价值和的一致，以及人们对区域治理规则的认同度的统一。皖江文化作为安徽三大文化圈（淮河文化，新安文化，皖江文化）之一，是凝聚该区域人文精神，塑造地区形象的支柱性产业。“目前，皖江城市带 20 多个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势头强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趋势日益显现，已初步形成了新闻出版业、广电服务业、文化艺术服务业、娱乐业、文化旅游、文化产业创造等在内的比较齐全的文化产业体系”。[7]要想建设好皖江城市带，就必须着力发挥安徽沿江文化特色，以合肥和芜湖文化圈为核心，打造安徽沿江文化产业发展走廊，并发挥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提升沿江文化的水准和品味。
此外，在国家政策方面和对外交往方面做好国家顶层规划，加强区域之间的协调。哈维认为，区域性是一种权力领土逻辑，又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国家如何处理顶层设计和基层管理的关系，对皖江城市带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皖江城市带建设能够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中国沿江东西部产业的有序转移[8]，这符合国家实现公平以及“共同富裕”的共同目标；
另一方面，近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中国需要新的经济增长极，来稳定社会经济，保护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国家应该积极研究皖江城市带的建设发展方案，从全球化背景下，为皖江城市带制定最佳的实施方案和提供正确的指导，做好顶层设计工作。同时为该地区的金融服务、交通通讯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做好协调工作，不仅协调好市际之间的关系，比如把巢湖部分地区划归合肥、芜湖等城市，而且要协调好省际、国际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改善区内投资环境，增强资本流动的向心力和吸引力，加速试验区内部与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激活试验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这样才能更宏大、更长远、更合理地推动皖江城市带建设。
参考文献：
[1]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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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倪虹，等.加快皖江城市带的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8（2）：2.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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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程必定. 产业转移“区域粘性”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思路[J].华东经济管理，2010（4）：24-27.
David Harvey’s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n Wanjiang City Belt
ZHANG Ji-lo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