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居家劳动总结【五篇】,供大家参考。
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1篇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
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
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
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呈迅速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放慢。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不能同步，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一般只占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若仅依靠农业，农民收入不可能获得大幅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住房、汽车等商品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些行业的高速成长，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这也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1996年至200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75万亿元，但工业部门就业减少2000多万人。1999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3.0％，2002年下降到21.4％，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较弱。同时，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的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少。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村机械与能源使用的显著增长，都使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按照1988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所需总劳动力为2.33亿人，而按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需要1.3亿劳动力，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
由于以上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工业就业人口增加缓慢甚至减少。就业压力集中到第三产业。据统计，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9年第一产业为50.1％，2000年至2002年保持在50％；
第二产业1999年为23.0％，到2002年下降到21.4％；
第三产业1999年为26.9％，2002年达到28.6％。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本增密”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要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靠工业化增加就业是做不到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
加快城市化扩大消费需求
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2篇
提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新形势下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应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市化。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
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
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
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呈迅速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放慢。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不能同步，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一般只占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若仅依靠农业，农民收入不可能获得大幅度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住房、汽车等商品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些行业的高速成长，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这也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1996年至200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75万亿元，但工业部门就业减少2000多万人。1999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3.0％，2002年下降到21.4％，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较弱。同时，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的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少。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村机械与能源使用的显著增长，都使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按照1988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所需总劳动力为2.33亿人，而按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需要1.3亿劳动力，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
由于以上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工业就业人口增加缓慢甚至减少。就业压力集中到第三产业。据统计，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9年第一产业为50.1％，2000年至2002年保持在50％；
第二产业1999年为23.0％，到2002年下降到21.4％；
第三产业1999年为26.9％，2002年达到28.6％。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本增密”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要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靠工业化增加就业是做不到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
加快城市化扩大消费需求
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3篇
在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关系中，主体分配方式不符合法律上确定的产权关系，不符合等价交换、按要素分配原则。问题的要害是人们的投入与产出不对称，是人们的收入结构与投入结构的差距过大，而不是总量占GDP的高低问题。即使财政收入占比有所偏大，也不是主要原因，其要害是预算结构不合理，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开支严重不足。
有人主张直接提高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主要理由是，我国的工资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不仅比发达国家低，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低。其实，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不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合理比重也是不可能相同的，不能如此简单地横比，要有历史感，必须根据我国发展的时空定位，实事求是地分析收入比重的成因。
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新阶级，他们凭借人力资本，基本上获得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V+M)，既没有占有别人的劳动，也没有被别人占有劳动。因此，他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天然载体，随着这个队伍的壮大，剥削率不断降低，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新阶级的成长壮大，不是政府政策人为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企图通过分配格局的改变创造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是拔苗助长，陷入了分配决定论。居民的收入倍增，中产阶级占社会结构的主体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是改革或规划问题。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两回事情。
规模宏大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还远远没有完成，正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上。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多数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商品，货币也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和权力资本的收入还大于人力资本的收入。工业经济在整体上还没有越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众多流动劳动力在相当程度上还被当作消费品在耗费，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只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这恰恰是现代化水平正在提高、还没有达到足够高度的标志。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其水平的高低是由劳动力的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即使分配机制是公平的，工资绝对额逐步提高的同时，相对额下降，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在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条件下，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十分有限，弄不好会成为资方压低工资的借口。我国目前的实际工资大大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主要原因是超经济剥削、同工不同酬造成的。社会保障不到位，不能改变人身依附关系，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人为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当前的所谓就业问题，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农民分工角色和社会身份转变受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阻碍，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扭曲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提高过快，必然提高国民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和人口城市化的门槛。在工业过于分散、服务业发展半径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大规模地用机器代替工人，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富士康和广州本田等企业，在经历了“连环跳”和罢工事件之后，都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地方政府也在争先恐后地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有的人就宣称，中国的低工资时代结束了，似乎从此进入了高工资时代。我认为，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只要民工潮还存在一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就没有结束，工资整体上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时代就不可能结束。工资水平的高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而是由市场发育水平决定的。从发展看运行，既没有所谓低工资时代，也不可能有所谓高工资时代。在整体上，人们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条件下，比较工资的高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水平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劳动生产率更高，单位产品的工资含量可能比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和地区还要低得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比重早就超过了30％以上，所谓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在他们的所谓工资中已经包含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发达国家的剥削率与剩余价值率已经分离为两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所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60％甚至70％以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劳动生产率比我国低的国家，其剩余价值率、剥削率也低，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我国高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比我国低。我国贵州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上海，不是收入分配比上海合理，而是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上海的客观反映。
在总量上，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现实比重基本上是正常的，是由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宜人为地改变。我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于目前的发展水平，是少数人超经济占有和挥霍性消费的必然结果。这种局面只能通过改革分配关系来转变，人为地提高最低工资和居民收入总量，降低积累率，必然极大地阻碍我国生产方式转变的发展进程。
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群体在中国，足以说明分配的问题不在收入的总量而在收入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消费不足是不合理的收入结构造成的，而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由不合理的分配机制造成的。所以，收入倍增计划大有哗众取宠之嫌，老老实实改革收入分配关系，才是当务之急。在理顺了分配关系，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也一定会逐步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所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将逐渐超过所谓利税，居民的收入倍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是计划出来的。
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
投资率不继续增加；
降低储蓄率；
结构转型；
产业内变化；
垄断企业
中图分类号：F124；
F224
本文涉及的收入分配概念不是指居民间的收入分配，而是指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因而不讨论与基尼系数相关的概念问题。笔者认为这样的收入分配对于经济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优化经济结构，也必须从调整这三个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来着手。
一、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投资与储蓄率双高
首先从投资率与储蓄率的情况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 （见图1）。实线代表储蓄率，它在不断增加，尤其是2000年以后，储蓄率增长得非常快。下面的虚线是投资率，2000年以后，中国投资率的增加也很快。储蓄之外的就是消费，包括政府的消费和居民的消费。这是笔者要强调的。2000年，居民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46.44%，至2010年，短短的10年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6.44%下降到33.8%，下降了12.6个百分点左右。在10年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有人认为我们的投资率太高，一旦讨论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时候，因为政府部门直接控制的手段是有限的，而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投资。所以关于政策方面的讨论，必然涉及投资率。为了证明中国的投资率确实较高的现象，笔者在下文将通过一些数据来对该现象进行观察分析。
中国的储蓄率在过去20年中增长得较快。通过横向比较看世界各国的投资率，据2009年的数据，世界范围内投资率比我国高的国家有12个，分别是基里巴斯、苏里南、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绍尔群岛、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博茨瓦纳、巴林、格林纳达、巴哈马等12个国家。从经济研究上来说，学者较为关心的是沙特阿拉伯，其他11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投资率都比我国低。
（一）边际投资回报率是否低于投资成本？
要判断投资是否太多，首先要看投资是否可以带来回报。这是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一直在做的分析，采用GDP核算数据来计算总体的经济回报率。图2是调整价格因素后的税后回报率，是实质的回报率。从图中曲线走势看，1993年的实质回报率是15.7%，在此之后尽管有波动，但总趋势是稳步下降的，一直下降到近期的5%左右。
5%是否太低？不能简单说这个回报率太低。需要强调的是，因为平均的回报率包括各种各样的投资，如果投资的回报率是5.1%的话，投资回报率比较少的企业的回报率就会更低。如果看边际回报率，边际回报率恐怕要远远低于资本的成本。当边际投资带来的回报率低于资本的成本的时，证明投资过多了。
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去几年的高投资率是反常的现象。尽管从2000年开始的投资率不断增加，但从2008年开始的高投资率是更加反常。
（二）高投资率导致低效率的改善？
图3中，上面的线是人均GDP增长，有一定的波动，可以做为增长的核算来观察人均GDP增长的来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的增长，二是物资资本，三是效率的提高。物资资本是用单位GDP的资本存量来衡量，即生产1元钱的GDP所需要的资本。如果单位GDP的资本存量增加，那么它对增长就有贡献，就会提高增长。如果单位GDP的资本存量下降，它对GDP产生的影响就是负面的。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这4年中，代表物资资本的绿色柱状比重比较大，物资资本处于增长状态，即单位GDP资本存量处于增长状态。4年中，资本产出比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在增加。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在此之前尽管有变动，但幅度不是很大。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产出比应该是比较平缓，没有太大波动的。但是，在过去4年中，我国的资本产出比却有大幅度增加。蓝色柱块代表的TFP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即效率改善的速度在降低。当然，我们很难证明效率的降低是由于投资太快造成的。效率降低有诸多原因，如运气、外部的环境，也可能有周期性的原因。但是，也不免怀疑效率的降低可能是由于投资增长太快造成的。
表1中笔者分解了GDP增长的几个来源。1979-2007年，资本产出比的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是很小的。尽管投资在不断增长，但它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匹配的。2008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的增速每年是5个百分点。最后一列是TFP，即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1979年-2007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8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平均每年增长2.2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的高投资率是反常现象，一直维持如此高的投资率也是不应该的。高的投资率伴随低效率的改善。
过去4年中，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这么快，笔者认为结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投资率不宜再继续上升。目前投资率已经超过48%，如果继续上升的话，会对社会福利造成负面影响。
（三）改善投资效率重于增加投资率
有人认为我国的人均资本占有量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为什么不能更多投资，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呢？这个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效率的增长是稳步的，不可能立杆见影。我国目前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是缓慢平稳的，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应该随着全要素生产力的平稳增长速度增长而增长。尽管人均资本占有量还很低，但并不代表投资率应该更高。
提高投资率并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今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投资率，今年的GDP增长速度会增加，但如果明年不继续提高，GDP的增长率又会回落。基于这些考虑，笔者认为不宜进一步增加投资率，更重要的是改善投资的效率。投资回报率的降低不仅是因为投资过多，同时也由于投资效率在恶化。
尽管我们的人均资本占有量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长期来说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投资需要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匹配，而全要素生产率是稳步增长的，所以投资也应该是稳步进行的。提高投资率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不宜进一步增加投资率。而需要努力改善投资的效率。
二、投资率不再增加的办法：降低储蓄率
怎样保证投资率不会增加？基于投资与储蓄的密切关系，下文将研究如何保证储蓄率不继续增加。只有了解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才能找到不继续增加储蓄率的办法。关于这方面的诸多讨论都集中在居民部门的储蓄问题上，如房价的高企、性别比的失衡造成了房价的过高、购房需要首付、金融系统欠发达不能百分之百地拆借资金等等，因此需要储蓄。居民部门的储蓄确实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不能仅观察居民部门的储蓄。原因如下：
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0%，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3%。假如政府、居民和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没有改变，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是与2000年一样，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告诉我们居民部门的储蓄率需要从30%增加到50%，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消费率下降12个百分点的结果。在10年中，居民部门储蓄率从30%增加到50%，笔者预计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如果仅看居民部门是不够的，一定要看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这是必须要看的，回避不了的。
（一）政府与企业部门对储蓄率整体增加的贡献较大
这样的收入分配到底怎么样？因为掌握的数据有不同来源，有很多不同的结果，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资金流量表即将，也许由此可获得更多信息。笔者目前没有用这些数据，只是用自己的调研数据加上统计局的数据，也许权威性值得考究。图4中，代表居民部门平均储蓄率是蓝色曲线。从1993年至今，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是比较稳定的，在30%上下浮动，但它不能解释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6%下降到33%的现象。唯一的可能因素应该是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在下降。
我们也是用这种办法来计算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见图5）。数据表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65%降到50%。这是非常严重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降低很多。前文提及居民消费的问题需要看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之所以降低这么多，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就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当然还有政府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很明显，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二）居民不消费的原因来自其收入占GDP的比重减少
这是储蓄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居民之所以不消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储蓄率增加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减少。
什么因素造成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下降？为什么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呢？仍然有很多原因。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收入、钱存入银行获得的利息收入、投资获得的红利、退休后从政府拿到的养老金等等。如果是个体户，还有盈利。同时，还要纳税，要进行社保缴费，会减少可支配收入。这些因素到底哪一个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影响最大？一个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中最主要成分，居民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下降。居民部门经营性留存、财产收入占比都有下降。再分配过程也减少了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
（三）结构转型、产业内变化与垄断力量致使居民收入占比下降
劳动者报酬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些原因并不是政策造成的，也不是政策所能改变的。经测算，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农业部门占GDP的比重，在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小，而其他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和工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1.结构转型
为什么这样的结构转型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在图7中，左图是建筑业、第三产业、工业、农业的劳动者报酬的变化，右图是劳动者报酬在这四个部门中的水平。农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85%、90%，建筑部门占70%左右，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报酬占50%左右。假设90、70、50，总体的劳动者报酬是这三个数的加权平均。90的权重在不断下降，而50的权重在不断上升。这样的结果造成总体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在下降。农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是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不是政策造成的，也不是政策所能改变的。
前文论及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而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结构转型。
2.所有制改革
除了产业之间的变化，还有产业内部的变化。产业内部是工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在下降。用企业数据分析发现，工业部门内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所有制的变化。即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较高，而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较低。当国有企业在工业中的份额越来越小的时候，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同时，国有企业内部的占比在下降。以前国有企业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现在越来越少了。所有制的改革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必要，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非常有必要。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
3.垄断力量的变化
除了结构转型和所有制变化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垄断力量的变化。有垄断势力的这些行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变得更大了，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垄断企业中的员工收入这么高，怎么可能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因为它的利润同时更高，两个都增加的话，只要一个比另一个增加的快，相对比重会发生变化。垄断企业的利润很高，劳动者收入也高，但利润比劳动者收入高得更多。所以垄断企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是相对比较低的。如果垄断企业变得越来越多，全社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就会增加。
因此，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计。一是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二是国有企业的改制，三是垄断企业的增加。前两个不应该逆转，第三点应该是我们努力去改变的。
三、政策建议
第一，在要素分配中，政策影响空间有限。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为1，提高工资会减少就业，但不会提高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税制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垄断也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因此要减少垄断。税收过重对劳动收入有更大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
第二，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是导致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最主要原因。居民部门经营性留存、财产收入占比都有下降。再分配过程也减少了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五险”缴费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左右，有些地区更高。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社保缴费率之一。参与率低，企业缴费最终会转嫁到员工身上，社保缴费挤占了员工的劳动报酬，不利于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甚至可能减少了总体消费。
第三，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特别是投资于外国资产的渠道 ；
提高存款利息 ；
增加企业分红。有人提议增加工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但增加工资的副作用是降低就业的增长。我们用同样的数据进行了估计，当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业增长会减慢一个百分点。这两个效果正好是取消了。增加工资给劳动者报酬，会增加每一个有工作人的报酬，但不能增长所有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就是因为增加工资以后，参与劳动的人数会降低。
第四，合理分配国有企业的分红。国有企业分红应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国有企业的分红应当用于民生项目，特别是加强社会保障，减少过度投资，改善公司治理。
第五，实施社会保障的综合治理方案。降低社保缴费率，促进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参与；
用国企分红支持社保：社保缴费率高是因为在抚养比下降因而应该积累的时候没有积累。国企的退休人员的负担由全社会来承担。
推迟退休年龄，有效利用老年劳动力。
参考文献：
[1]孙文凯，路江涌，白重恩.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J].经济研究，2007，（8）.
[2]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
[3] 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收入分配差距需求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演进
一、陕西省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较快提高，但城镇居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未能明显缓解。
1.城镇居民高低收入户收入差距扩大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调查分组数据（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将全部调查户分为五组，即低收入户2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20%、高收入户20%）显示，陕西省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中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311.26元，低收入组家庭为3407.57元。城镇居民家庭高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0年的4.06倍，扩大到2005年的4.49倍。
2.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以陕西省西安市和商洛市为例，2005年西安市单位从业人员平均报酬为17503元，商洛市为10221元，二者相差7282元，而同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2884元。
3.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西安市平均劳动报酬最高行业（信息运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报酬是最低行业（住宿和餐饮业）的3.47倍，而同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2.13倍。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27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52元，二者相差6220元，而同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3654元。加之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保障和福利，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大。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则是与总量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化演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变迁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考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研究的基础上，1940年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而再向第三产业转移；
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状况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则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要素层面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包括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供给结构的变化、供求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我们用图1表示这种关系：
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一是不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者的不同选择,他们共同构成经济中的需求结构；
二是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生产要素在社会中的不同流向，形成要素供给变动,二者共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
1.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
居民的全部消费需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本消费需求，即居民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需求；
另一部分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之上的发展型、享受型需求。工业化的历史表明，需求结构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悬殊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品及劳务必定主要围绕富人需求，有限的资源及投资将主要流向高档消费品和奢侈消费品生产部门及相关第三产业，并形成畸形扩张。与此同时，由于多数人收入低下、需求不足，满足多数人生活需要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基础的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
(1)陕西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消费倾向可用居民收入中消费部分所占比重来表示。随着我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扩大，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高收入者虽有支付能力却无消费欲望，低收入者虽有消费欲望却无支付能力，导致消费市场难以启动，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考察陕西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1996年至2005年城镇居民分别为0.843、0.865、0.839、0.849、0.835、0.846、0.849、0.832、0.831、0.804，农村居民分别为0.942、0.946、0.840、0.798、0.851、0.876、0.934、0.868、0.866、0.923。可知，陕西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总的变化趋势是下降的，并且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2005年陕西省不同层次收入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低收入户1.02、中等偏下户0.91、中等收入户0.86、中等偏上户0.83、高收入户0.69，由此可见，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除了高收入组以外的其他四组平均消费倾向均高于全省平均数0.80。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下降，低收入者无力消费，直接影响我省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影响消费倾向变动的因素有多种，弗里德曼在“永久收入假说”理论中认为消费应当主要取决于永久收入，消费和永久收入成正比，并强调消费取决于人们的预期。所以，现期可支配收入及其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首要因素。从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情况看，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深入，影响预期收入的不确定因素增多而预期消费却明显上升。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已成为普遍现象。从2001年至2005年，城乡居民年末人均储蓄存款分别增长16.1%、19.2%、19.5%、16.5%和19.4%。居民之所以把钱储蓄起来而不消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不到位。据调查，与过去相比，城市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满意度仅为37.9%，对医疗保障制度满意度为43.6%，都未超过半数。而占人口总数62.8%的农村居民几乎享受不到社会保障。
(2)陕西省城镇居民支出结构
根据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住户调查不同收入组支出结构资料，可以看出，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比高收入家庭高14个百分比，高收入水平组以下四组的恩格尔系数均高于全省平均数。总体来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和衣着支出比重降低，而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六类支出比重提高。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及分配状况的合理与否，财富分配不均导致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和通信类消费市场疲软。
(3)农村居民消费滞后于城镇居民
到2005年底，我省农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虽然不断增加，但与城市家庭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滞后于城镇居民。在城市，大件家电已趋于饱和，但在农村，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抑制了农民的消费。农村居民拥有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整体上尚不及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在空调、家用电脑、移动电话等新型现代化用品上，农村居民更是望尘莫及。
2.收入分配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产业结构
数据显示，2005年陕西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户的就业面只有49.32%，平均每一就业者的负担系数高达2.02人。从分组的情况看2005年低收入户户均就业人口数为1.46人，高收入户为1.51人，低收入户平均每一就业人口负担人数为2.61人，高收入户为1.74人。可见，低收入户就业人数少、负担重，这也是其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据统计80%以上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就业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因此城镇居民就业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整体收入是否能持续稳定增长。近几年我省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已从2000年的2.7%上升到2005年的4.2%。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使居民收入难以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并将扩大低收入人员的数量，使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率相对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收入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按照美国产业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工业化划分的一般模式，第一产业比重在2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并在产业构成中占最大比重，则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体现到就业结构上，就是第一产业劳动力大量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根据2006年陕西统计年鉴计算，2005年陕西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3%，而产值比重只有11.9%，同时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50.3%和37.8%，说明陕西省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会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分为农村内部转移（乡镇企业）和农村外部转移(外出打工和外出创业)两种情况。内部转移在产业分布上，是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到2003年6月底，全省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518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8%。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构成从1978年的71.1：17.9：11.0转变为2005年的49.3：18.6：32.1，第一产业排挤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比重大幅下降达21.8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分别上升0.7个和21.1个百分点，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导产业。陕西农村外出从业的劳动力中，从事建筑业的最多，其次是工业，再次是批发与零售业。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我省就业结构调整仍显滞后。2005年，全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49.3%，远高于美国现代化学者英克尔斯（A.Inkeles）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30%的农业就业比重最低标准，劳动力转移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陕南陕北地区虽然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文化素质偏低，劳动力就业门路窄，绝大部分停留在第一产业，其余农民也只能向二、三产业中的简单劳动上转移，收入低，就业不稳定，容易形成劳动力转移中的逆向反复，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建议措施
陕西省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社会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两个传导链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影响，因此当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解决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即一方面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减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负面影响的协调机制。
1.调整优化区域产业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应充分考虑陕西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准确地选择好各地区的优势产业，努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构建科学、合理的，与区域、全国、国际市场相融合的产业结构，以较快的速度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进而使经济实现稳健、持续、高速的发展，应是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产业结构调整既要注重改善消费结构，也要注重调整生产结构，特别是要注意解决服务性产业在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偏低、加工工业产品中低档次比重偏高的问题，以促进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衔接；
既不能忽视传统消费品的增长，更要注重培育住房、家庭汽车、旅游等新型消费，培育不同层次和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热点；
既要重视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也要重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在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步伐，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把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以及把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结合起来。
2.积极寻求减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负面影响的协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