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规律的。这样，不仅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是自觉地达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由于没有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不发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经济史研究论文【五篇】【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规律的。这样，不仅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是自觉地达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了；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由于没有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不发达，也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布哈林有句名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过渡时期的经济》)，到1929年，公开发表了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后，人们才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1931年发表了大卫·卢森贝的《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探讨各种生产方式经济理论的异同。但这时，绝大多数苏联学者仍是以阐述苏维埃经济计划吨攻策代替经济规律的研究。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评了这种情况，并肯定了社会主义还有商品生产(但限于个人消费品)，情况才有改变。1941年就开始筹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经周析，到1954年才正式出版。该书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讲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苏联第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这是时间上的广义。但恩格斯同时指出，经济发展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反杜林论》)，这可说是空间上的广义。
在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按照这个空间上的广义进行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三十年代初，人们就感觉到已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答在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1938年，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王亚南在译毕《资本论》三卷后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并于1946年出版了他按《资本论》体系写的《中国经济原论》。同年，许涤新抱着“使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开始写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卷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于1949年出版；
第三卷以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于1954年出版。
这样，就有了两个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本。一个是苏联的，它要求“阐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该书第一版导言)。另一个是中国的，要求“中国化”。不过，苏联的虽说研究全“人类社会”，其封建主义部分实际只讲了欧洲的领主制经济，又占一半以上篇幅的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是讲苏联。中国的虽说“中国化”，实际上也讲外国，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部分完全是讲外国。
统一性和特殊性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把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都用一个“基本经济规律”作为总括。除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外(因为马克思已有论断)，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都是套用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用的模式，即“在什么生产力的基础上，用什么方法，达到什么目的”。1956年开展反对个人迷信后，学术界打破了一些斯大林的思想框框。但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上，更强调了各历史时代的经济理论应具“统一性”。1985年兹·法因布尔格和格·科兹洛娃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对此有详细论述。其要点是:(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客体具有统一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
生产的社会性的历史发展即各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2)政治经济学借以进行研究的基本范畴，在历史上是“贯彻始终”的，它们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统一性的核心，(3)这些范畴的具体内容在历史发展中会发生质变，以至变到它们的反面；
但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指共产主义)，它们又会“翻转过来”，完成统一性。因而，八十年代初，当苏联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并预见到共产主义的曙光时，对广义政治学的认识才完全成熟了，不过，在苏联，并未写出一部成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直到七十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受苏联思潮的影响，但它一直是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进行的。1954-1956年，对于多种经济成行并存的这一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这以后，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1979年以后，则更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了。历史方面，虽然还限于经济史的研究，但也注意到经济理论；
尤其对中国地主制封建经济的研究，有突出的进展。1982-1986年，许涤新集中国内和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修订了他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成为迄今比较完整的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上述法因布尔格等的统一性论点，主要是根据马克思1957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导言》手稿而来的，尤其是手稿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马克思把这种方法总结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第二条道路上的再现。不过，马克思所说的是狭义的即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资本主义已实践了三百年，它的第一条道路即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因而应当再走第二条道路，从抽象再回到具体，其结果即三卷本《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应当怎么办呢?《导言》确实说“生产一般”是个合理的抽象，但也说“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导言》也讲到简单范畴(即法因布尔格所称基本范畴)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指资本主义形式)。因而，用这些范畴只能“在精神上再现出来”一个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但它“决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
共性寓于个性，一般只能在特殊中表现出来。对于前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目前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条道路的阶段，或者还没有进入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这时候，我觉得强调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统一性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
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反杜林论》)。从广义空间来说，恐怕也是这样。只有在研究主要国家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后，才能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结合本国特殊性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是可取的。
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实践为根据的，在研究上，就是以经济史为基础，我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优良的史学传说，并自三十年代建立学科以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发展的。近年来，它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支配，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把它进一步提高到理论研究，那就必然会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这项研究中，我觉得入手之处，应当是在中国历史最长、内容最丰富、发展最成熟的封建主义经济。中国的封建主义经济，象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经济一样，是人类古代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种经济形式。
中国封建主义经济
近三千年的中国封建主义经济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其间有严重的曲折，以至人口丧失三分之一；
但即使在这种时候，生产力的某些方向或贸易的某些环节，仍有进步或发展。
中国的封建社会，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割据，较早地由农奴制转入租佃制，并较早地实现土地买卖，形成了一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的封建制度，不象欧洲领主制度那样僵化，直接劳动者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
因而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快。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前列；
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文化昌盛；
堪称为一种发达的，成熟的封建主义，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十六世纪以来，我国的地主制经济制度又经历了一些重要的调整，如田制的公消私长，赋役的由丁入地，地租的定额化和永佃权的出现，雇工人身的逐渐自由等，因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未出现由顶峰走向衰落的过程，而是继续发展。
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力仍有增长，十八世纪粮食的产量约比十六世纪增长二三倍，手工业也有发展，不过，农产品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扩大耕地面积和集约化耕作而来，集约化耕作又以劳动投入为主，甚少资本投入。因而，尽管亩产量发展到传统农业的高峰，边际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已有下降的征兆。手工业的发展也主要是来自工艺的改进，在生产工具和劳动分工上已逐渐落后于西欧了。
封建社会也和任何社会系统一样，有它本质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还有异质的东西。地主制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质的决定者。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们从属于地主制经济，但也可从属于他种经济，它们是非本质的经济成分。在我国，自耕农的比重比较大，又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比较牢固，这都与西欧异趣。按照辩证法或系统论的原理，一个系统中如果不含有异质的东西，它就不能进化，商业资本和其它货币资本，自始就是用货币草生货币的资本形式，它们是与封建主义异质的，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西欧的封建制度，就是以“货币权力”战胜“地产权利”而最后告终的(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67页)，但在中国，这种对立和它的表现形式即城乡对立并不尖锐，到晚期，且出现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现象。
这都说明，在我国发达的、成熟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生产结构比较稳固，自给性比较完整，地主制经济能够容纳一定的商品经济，进行自我调整，加以我国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上层建筑的保护力量比较雄厚。因而，晚期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但发展极为缓慢，封建主义长期延续下来，直到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地主制成为一种与增长着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封建主义。之所以能长期并存，是因为中国地主制经济基于本身特点，能够吸收商品经济，以至吸收外国的和买办的商品经济，进行自我调节，延续自己的寿命，这几近离奇，但环顾今日第三世界，这种现象并不罕见。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仍有所增长，说明地主制经济仍有生命力，如果不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它还会生存下去。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支配农村，以及地主阶级本身成份的演变，近代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已不是原来的封建主义，而是半封建主义的经济。从封建主义到半封建主义，仍然是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个进化。当然，它也持续给中国人民造成无穷的苦难。
以上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我对中国封建主义经济的一些看法。这种看法来未必妥当，也不免谬误。每位经济史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不同观点的提出和切磋，说明一点，即我国封建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已有可能进行理论探讨，写出一部或几部(按照不同观点)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了。我祝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余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广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第一个定义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并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每种“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这种“两个坐标”论给我们经济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启示，即现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两个指标，一是生产力的增长，一是交换的扩大，两者应当是同等重要。
但是，三十年代以来，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总是重生产，轻交换，甚至不研究交换，这是因为，我国原有重本轻末的传统；
在革命战争和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最关心的当然是生产；
此外，还受苏联思潮的影响。斯大林认为，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因而在《政治经济学教料书》中所列政治经济学定义，如前文所引，删除了交换。在我国，轻视交换的思想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才扭转过来。
恩格斯在文中不仅讲物质交换(Austausch)，还提到广义的交换(Verkehr、译交往)。我曾有文论到，人类社会的交换实早于生产，愈在古代，交换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愈重要(《试论交换经济史》，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就封建社会说，在欧洲，因日耳曼人入侵破坏了城市和商路，中世纪出现乡村化和商业凋敞的现象，人喻为“回到野蛮”。这只是历史上一个特例。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总的说，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正常的。这方面应重点研究，补西史之不足。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基本上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相连；
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结束后的新时期。每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本文打算就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研究的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些论述延伸到抗战时期。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的；
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理论，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分析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
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
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
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
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
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
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
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
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
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
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问题的分析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的矛盾，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
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现代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
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内容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方法”）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
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傅衣凌自传》、《傅筑夫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在去年九月天津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侯建新先生作了一个报告，把“经济—社会史”视为西方正在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他认为，经济史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是它的黄金时代，但很快就走向衰落，原因是它的“唯科学”的倾向，片面强调计量、逻辑、模型，成为脱离社会的枯燥乏味的学科。20世纪末，西方经济史改弦更张，强调人文关怀，重视与社会史结合，同时社会史也向经济史敞开大门，于是出现了一批以“经济—社会史”命名的刊物、著作、课程、讲座等等。他主张，中国也应该努力建设“经济—社会史”学科。“经济—社会史”的勃兴的确是国际史学发展值得注意的一股潮流，并且已经对国内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也是完全正确的，但不应推导出中国以前没有社会经济史的结论。，例如，杨国桢先生就在会上提出了异议，“经济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在中国和西方早已有之，西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中国以傅衣凌、梁方仲为代表。厦门大学出版的经济史刊物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经济所出版的经济史刊物叫《中国经济史研究》，代表了中国经济史学中偏重于社会学方法和偏重于经济学方法的不同流派。
这一争论不是孤立的。最近我看到一些强调经济史应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文章；
这次会上也有论文命题为“从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这些文章诚然包含了正确的主张和有价值的意见，但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前的经济史不是社会经济史，现在为了纠正这种偏向而需要提倡社会经济史。这实在是需要予以澄清的一种误解。
其实，现代的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是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研究和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它开启了现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并导致了社会经济史传统的形成。在社会史论战之后创刊的《食货》半月刊（1934—1937），封面上赫然写着“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刊物的内容则涉及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所谓“经济史”是指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史”则是以经济为主体的；
两者是一致或相通的。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又一源头和重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早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时就组织了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为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汤象龙等人在社会学家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经济史研究，并于1932年创办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由陶孟和主持工作，汤象龙、梁方仲等人继续从事经济史研究，稍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亦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上情况足以说明，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是社会经济史；
并不存在现在才来建构社会经济史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学术流派，但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史的轨道。抗日战争期间，傅衣凌先生在福建发现了一批明至民国的土地契约文书，撰写了《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子。傅先生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对民间文书、碑刻、乡规民俗等的搜集和使用，把对地方社会的细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并逐步形成经济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傅先生和他的弟子们把它称之为“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突显了该学派把社会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把经济史与社会史密切结合的特点，但它并不否定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具有社会经济史的传统，而且傅先生的理论和方法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经济史学界的共同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比较重视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有人称之为以经济学研究经济史的流派。但他们并非只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非孤立地就经济而论经济，而且明确地反对这样做，他们十分注意经济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他们既继承了梁方仲、汤象龙等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也充分肯定和吸收了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例如，叶显恩先生运用徽州文书研究徽州佃仆制度的硕士论文，就是梁方仲先生征求严中平先生意见后确定的；
梁先生还亲自带着叶先生到经济所来讨论和请益。经济所已故章有义先生亦以运用鱼鳞图册、契约文书、地主分家书、置产簿、帐本等研究经济史见长，与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有不少相似之处。吴承明先生擅长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他很推崇傅先生的研究，并在晚近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察。以上事实既反映了不同学派、不同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清楚地表明所谓“经济学的经济史”、“社会史的经济史”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
中国经济史从主流和总体上看，仍然是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畴。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创刊时，本打算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名称，只因厦门大学的刊物已经用了这个名称，才改用现在的名称。
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是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知道，我国有经济史系统记述的悠久传统，主要表现为正史和政书中延绵不断、首尾相续的“食货”系列。但它只是传统史学的附属部分，在封建正统史观的指导下记述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及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近代经济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因为它把经济视作整个社会的基础，把经济史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经济活动只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它的基础。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传统，例如，法国年鉴学派就是因1929年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的。但正如侯建新先生所说，西方学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了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倾向，而晚近又重新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就是针对这种倾向的。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的倾向，但五六十年代一般只讲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它们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但毕竟不能涵盖丰富多彩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以后，史学界纠正了这种偏向，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更广泛的方面，经济史研究也因此展现了更丰富的内涵。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在新的形势下一种新的偏向正在产生，这就是只注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现象的描述，忽视对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史与经济史的一种背离。
我们主张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这种结合正是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今天，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我们在进行经济史研究的时候更应该综合考虑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应该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珍惜和发扬社会经济史的好传统。所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是要把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来研究，既着力把握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又全面展示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不应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更不是把经济引导向脱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研究的“社会史”靠拢。
二、 关于“小生产、大流通”
关于“小生产、大流通”，我提两点意见：
第一，“小生产、大流通”，可以用，但是要说明，要限定。“小生产”比较清楚，没有问题，“大流通”则只有相对的意义。首先，它是相对于小生产而言的，其次它是相对于前此的封建领主制而言的。张忠民先生把它作为中国“前近代”再生产的一种模式提出来的。前近代似乎主要是指明清。其实它是整个封建地主制时期的特点。就汉代而言，当时不但有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而且形成了全国性的商业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形成了“国内市场”。我同意唐文基先生“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的提法。关键一点是各地区各时期价格差异悬殊，没有形成统一价格，说明市场整合程度仍然很低。这种“非统一的国内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生的封建社会晚期的“统一的国内市场”；
但不能否认它的流通范围已相当广。
第二，“大流通”格局的形成应该考虑到比“小生产”更多的因素。“大流通”的商品主要来源于“小生产”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生产”是“大流通”的基础。但“小生产”虽然是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但它再生产对市场的需求，地方性小市场即能满足而有余，故此“小生产”自身不可能造成“大流通”。“大流通”格局的形成需要考虑比“小生产”更多的因素。例如地主阶级消费需求的推动，国家机构和官僚贵族消费需求的推动，国家赋税政策的拉动，等等。我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是由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农民经济组成的一个动态的体系，“大流通”是这个体系的特点之一，它也是由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相互作用共同造成的；
由于封建地主制经济突破了前此封建领主制“凝固化”的消费模式，地主阶级的消费需求空前膨胀，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第一次研讨会上已有所论述。
三、关于“五种生产方式”
近年，对社会形态和古史分期的讨论有所升温。在讨论中，如何看待“五种生产方式”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主张摒弃“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不乏其人。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理论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
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鞒隽顺沟追⒄孤鄣钠熘模??澜???檬费芯恐械摹俺谅俟邸薄?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
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
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髂皇怯晒?谕庥泄匮芯肯嗷ゼさ此??鸬摹6?谡?鎏致壑校?形饔辛焦裳?醭绷髯钗??俗⒛浚?晌?獯翁致鄣闹匾?贫?α俊T诠?冢?灾泄?缁峥蒲г壕?盟??行牡囊恍┭д撸?衔?宕??玫姆⒄贡仍?吹墓兰埔?撸?坏?挥凶呦缕侣罚?炊?侵泄?饨ň?梅⒄沟母叻濉?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3]。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著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方法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著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1800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
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
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
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
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1] 叶茂、蓝鸥、柯文武：《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上）》，《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 该文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3] 当时孙达人撰文提出，战国秦汉的“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明清时期“小、少、散”的“小农经济”的观点（《重评“五口百亩之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漆侠提出中国封建经济宋代达到高峰，明清走下坡路的观点（见《宋代经济史》等），这些观点在会上成为批评的对象。
[4]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5]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新华出版社，1999年。
[8]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9]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张家炎：《要点与评述——2002年6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大分岔〉讨论会简介》，“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他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 龙登高：《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未定稿）》，“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文章经作者修改后以《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刊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4年2月18日。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一
上世纪二三十年生的社会史论战是陶希圣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改良主义，这三派都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传入中国”后的产物。[1]192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低潮期，这一严峻的政治形势迫使人们急切地寻求一条适合中国社会性质的出路，因此由中国共产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为肇始，这一命题迅速开始向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蔓延，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陶希圣正是这场社会史论战的积极参与者，针对当时争论最激烈的中国封建社会问题提出来自己的理论观点。陶希圣认为：虽然中国在战国七雄时期封建制度已经遭到破坏，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初期，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商业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现状的症结所在，所以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封建制度。[2]陶希圣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深入，陶希圣先后发表了《士大夫身分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宗法理论与宗法的实际》、《中国社会形势发达的新估定》等论文。陶希圣也因此成为了“新生命”派在这场社会史论战中的领军人物。
这场论战的结果驳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论”，驳斥了托派主张“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取得了初步发展[3]。同时这场论战对于学术史上的直接影响表现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4]。其实社会经济史研究本身的学科特征也正是导致这场论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次接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伊始，“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社会性质”就很快被人们普遍认同，并为当时参加论战各派奉为金科玉律。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被广泛的关注起来。也正是由于绝大多数的论战参与者为了论证其先入为主的理论，往往是找材料来附和自己的观点。顾颉刚也在以后的史学回顾中，提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5]，顾氏这一在的批判虽然指出了社会经济研究者的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就社会史研究方法言，暴露了其中的弊端，即轻材料重理论，对史料的分析也完全依附于理论，缺乏学者治学的精神。
二
顾颉刚对社会史论战缺陷的披露，也代表了以北京为学术中心的学院派对于这场论战的看法。30年代的北京，经历了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顾颉刚所兴起的古史辨也日益盛行。胡适提出史学的“科学精神”，并且将这一精神上溯于乾嘉考据派。考据之风在北方学术界与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比，后者的学术性颇为逊色。所以，在上海爆发的社会史论战和经济史研究被当时北京学生作为“一种兴趣”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6]。
1931年初，陶希圣因对于时政的言论过于激烈，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举“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为反动分子，政治上的失意使陶希圣决定由其热衷的社会史论战而转向学术研究领域[7]。而此后的离沪入京，可以说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1931年8月，陶希圣受聘于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此时从作为社会史论战中心的上海北上至学术中心的北京，陶希圣充分感受到了北平那种“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也正是这种“京海”学术风气治学方法之间的差异让陶希圣开始反思他的治学方法和史学理论。
在北京的一年后，即1932年8月，陶希圣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8]对自己参与的这场社会史论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最终在理论上确定了其带有自我见解的“唯物史观”；
在方法论上已经彻底否认了“重理论无视材料”的研究方法，并且要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同仁抛弃以往所持的观点，用学术的眼光来对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时，在这次对社会史研究的再认识，陶希圣开始尝试着如何处理舶来的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料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同样视为史学研究中所不可获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陶希圣的史学转型直接影响了他的治学旨趣和治学方法的变化。这一变化也直接反映在他在1929年到北大授课期间的三本中国古代经济断代史著述中。其中于1929年所著的《两汉经济史》是陶希圣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史专著。此时陶希圣正热衷于社会史的论战之中，所以这本著作的写作目的完全是出于对其所持论点的发挥和宣传。
在《两汉经济史》中，陶希圣完全继承了他在论战初期的“中国无封建时代”说，认为“完全的封建经济维持约七世纪而分解”[9]，与他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中的观点相较，陶希圣在这部论著中的观点更为极端。为了彻底否认中国不存在封建社会，他将商周时代直接比附为欧洲早期的“农奴制”，并且将春秋时期的诸侯国看作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庄园”[10]，这样中国就不存在所谓的“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在奴隶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论断也被他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所打破。而封建制度的瓦解的主要原因，陶希圣认为是由于过度增长的人口以及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1]，但是在这里陶希圣并没有用相关的史料加以具体论证。这本著作也体现了陶希圣自己所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把欧洲史学当作中国史的自身”[12]的通病。
而在北大时期，陶希圣所撰述的《南北朝经济史》和《唐代经济史》是其学术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史代表作，和《两汉经济史》相比，这两部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于经济史观的修正。社会史论战的热潮渐退后，陶希圣开始建立中国古代自身的经济史学。在《唐代经济史》中，陶希圣提出了唐代不同于其他时期的商业特点，并与唐代重视鼓励商业政策相结合，详细地论述了唐代商业特点的缘由。[13]在叙述南北朝税租制度时，他从中国中古时代的税收沿革，认为“曹操创下了中古税租制度的基础”[14]，而这一基础对于中国整个经济史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两本专著中，陶希圣已经不轻易地比较西方和中国古代的经济的异同。
第二、对于史料的运用。陶希圣更加注重对于史料的运用，而不是单纯地将史料作为解释其结论的工具。首先是其选用史料的范围，在《两汉经济史》中史料的引用显得相对单薄，正如后人所说的，当时的社会史论战的学者“很少有人去读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就写文章”[15]。而在其后的两部经济史著作中，陶希圣引用的材料数量可谓可观，而且取材范围也大大超过前者。其次，《两汉经济史》对于史料的处理堆往往是垒在结论的后面，而且几乎不加以分析，根本谈不上所谓的运用。而在《唐代经济史》中，陶希圣利用大量的奏疏和正史中的材料，论证了唐代商业发展的原因，并对唐代先后的商业政策加以比较[16]。
第三、对于经济史研究的范围。陶希圣在《唐代经济史》和《南北朝经济史》中已不像以往那样空谈理论，而是将一直惯用的宏观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微观经济相结合。在《唐代经济史》中，陶希圣对于民间的行业公会、高利贷等社会经济现象也详加论述，特别是他对于南北朝和唐代的寺院经济研究的提出为其日后的寺院经济史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从陶著的这三本经济史学著作中，可以体现出其学术转型前后，《唐代经济史》和《南北朝经济史》也可以视为对于其日后经济史的研究和《食货》杂志的创办的一种尝试。
四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1934年创办的《食货》杂志是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后自省与其学术转型的产物，随《食货》杂志的创办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热潮[17]，这点的确无可争议。但是对于陶希圣学术转型的动因大多认为是由社会史论战引起的。笔者以为陶希圣对于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的自我批判和反思也是由外部的政治背景和学术氛围所导致（前文已有论述），而促使其学术转型的内在动因是陶希圣致力于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纳入正规的学术范畴，并希望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能为当时的北京学院派所接受，使社会经济史在现代史学中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