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中介能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的最终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如直接交易,搜寻、交易及监督等成本过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金融交易技术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金融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当代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参与成本;价值增值;面子成本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067-03
一、引言
传统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中介能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的最终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如直接交易,搜寻、交易及监督等成本过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金融交易技术的改进,交易成本显著降低。根据传统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应逐步降低。现实的情况却是金融中介不仅没有萎缩,其重要性反而进一步增强,个人和企业参与金融市场也越来越依赖金融中介。针对金融中介的新发展,理论界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金融中介理论,但是由于研究视角差异,不同理论的观点差异较大。
为了理清当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脉络,本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回顾近年来对于金融中介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进行简要评述。本文主要简述金融中介功能观、基于新功能的金融中介理论及转轨经济中金融中介理论等的主要内容。
二、金融中介的功能观:一种理论的综合
对于金融中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方法是视现存金融中介结构为既定,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帮助提高现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使他们更有效地提供各自独特的服务,这种观点被称为机构观;另一种方法则视金融中介的经济功能为给定,探索实现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这种观点被称为功能观(Merton,1995)。虽然此前已有学者不同程度地论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是系统论述金融中介的功能并把它上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层次的却是Merton等人的分析(胡庆康等,2003)。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相对于金融机构,金融功能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更小;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机构之间的竞争会导致机构结构优化,进而使金融体系运行更有效率。功能观首要问题是金融体系需要形势那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能最有效执行这些功能的组织机构, 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合理, 则取决于时机和当时的技术(Merton,1995)。
当然, 我们的焦点并不在于金融中介功能的具体内容, 而是金融机构的动态变化。Merton(1995)认为, 近年来, 金融体系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部分是新设计证券的大量涌现, 部分是交易技术的进步使得不同证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顺利完成, 部分是金融理论的重要进步。这些变化极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 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增加, 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职能。据此,Merton 认为, 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具体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有竞争的, 而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则加剧了这种竞争。但是, Merton认为, 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不仅要考虑到单个金融产品提供, 更要考虑到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动态变化。基于这种思考, Merton 认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业务领域各有则重。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这类金融产品的定价能不被充分理解,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小的新金融产品, 这些新产品通常是高度定做的, 只针对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 信息也是完全不对称的。Merton进一步指出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处在一个先后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链条之上, 它们是履行不同金融产品“创造”与“打造”功能的制度安排, 而不是单纯竞争性、替代性以及此消彼长的关系。
Merton 把这种中介与市场之间的动态联系解释为金融创新螺旋,金融体系将朝着一个充分有效率的理想目标演进。随着金融创新螺旋的加速, 这些金融产品的新交易市场会迅速扩展,市场的完美性也逐步提高。为了从这些产品的头寸上套利, 生产者和金融中介都参与新市场上的交易,使交易量迅速增加及边际交易成本下降, 使中介能够完成更多新产品的定做, 依此螺旋演进, 朝着理论上边际成本为零的极限情形靠近,最终达到动态的完全市场。因此, Merton 断定, 家庭持有的任何一种资产组合和金融产品, 其提供者并不是单纯的中介或市场, 而是市场―中介―市场―中介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如果市场和中介相互无法建立有效联系, 则不能为家庭提供任何多样化和具有充分可分性的有效金融资产组合。因此, 在市场与中介之间存在一个特有的竞争范式, 一种金融产品往往在中介和市场间作周期性的摆动和循环, 直至达到某种稳定状态。
中介通过创造构成新市场的基础产品和加大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 而市场则通过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 帮助中介创造更具特色的新金融产品。
由此可见, Merton 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分析综合了此前关于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分析, 对金融中介理论发展是真正建设性的,甚至革命性的。Eichberger & Harper (1997) 也认为金融制度发展实际上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持续的竞争, 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人们试图调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竞争性关系的历史(张杰,2001)。
三、金融中介新功能:金融中介职能的扩展
(一)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金融中介
虽然风险是金融中介产生的原因,风险管理一直是金融中介的核心业务,但是随着金融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中介风险管理的职能大大强化,成为银行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职能。针对金融中介业务的新变化,Allen&Santomero(1998,2001)认为,已有文献视野过于狭窄,过分强调了金融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作用,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等新功能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银行风险管理的方法主要是风险跨期平滑。但是,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使这种风险管理方法效力大减。为了生存,银行不得不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采用衍生产品和动态交易策略等新的技术管理风险,同时需要对其所面临的不同类型风险进行分类管理,以实现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由于市场形势变幻起伏,金融中介的客户特别是公司客户对风险管理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需要金融中介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样,银行等中介逐渐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人的角色。
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对于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演变,参与成本是非常关键的。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市场参与者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 最近年来, 随着人们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 他们自己花时间管理风险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 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越来越复杂, 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尽管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已经大为下降, 但是投资者学习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的时间成本却大幅增加。为了降低成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持有有限的资产,并更多地通过金融中介进行风险管理。基于此,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基于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不仅能为金融中介从事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提供,而且还能为一般公司参与风险管理的范围比金融中介少等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二)价值增加、客户导向与金融中介
Scholetens&Wensveen(2000) 基本同意Allen&Santomero(1998)关于金融中介理论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分析并不全面。尽管市场不断向完美市场逼近, 信息价格不断下降, 但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Scholetens&Wensveen(2000)认为,参与成本虽然有助于理解金融中介的新角色,但是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 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在他们看来,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新变化的关键仍然是风险,风险仍是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过,金融中介理论还必须突破现有的研究边界,应当放弃静态的完美市场范式, 采用更为动态的概念, 金融中介理论应当包括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差异化。金融中介不仅是居于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充当人,以减轻市场不完美性,还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 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价值增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价值增值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当然,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他们指出客户导向应是金融中介的基本战略,金融中介开展业务过程就是向客户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得利润的过程,减少客户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则是金融中介提供金融服务的伴随效应。最后,他们进一步指出是分析金融中介的最佳风险政策和利润来源有助于理解现有的金融业务,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应视共同基金业的发展为一种提供金融转换服务新型的金融中介的演进,而不应视为非中介化。
四、经济转轨与金融中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张杰(2001)认为,西方主流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已日趋成熟,但是不能对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的性质与演进做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在研究中,张杰(2001)引入“面子成本”的概念,他认为,面子成本是指当事人实施某种金融行为时的精神付出或损失,当事人会根据面子成本的大小来选择金融工具和金融行为。当事人的面子成本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借方当事人为节约面子成本,会淡漠人情借贷,转向需要支付利息的金融中介借贷。而金融中介的出现是有条件的,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率先产生金融需求的当事人的效用要遭受损失。不过,不同当事人的效用损失是不对称的,借方当事人要在面子成本与等待成本之间作为选择,损失相对较大,贷方当事人则仅牵扯到手持财富的机会成本,损失相对较少。在经济发展与转轨初期,人们比较重视面子成本,不太在意机会成本和等待成本。身为改革主要推动者的国家是不能等待,作为借方当事人,它时刻在权衡面子成本与其总效用函数的关系。国家的面子成本更多地体现为声誉成本,与改革前相比,国家对声誉成本更为敏感。具体地说,征税相当于国家与广大纳税人之间“面对面”的头寸交易,这种交易的面子成本对改革中的国家来说有些过大。因此,国家须小心对待声誉成本,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外生性的国有金融中介。
张杰(2001)认为,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虽然对转轨经济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但是国有金融中介的引入,就必然带有借方垄断性即只考虑国有借方的需要,形成一种扭曲的交易逻辑。在这个逻辑中,私人贷方与私人借方间的联系会因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而中断并在将来也无法修复,国家实际上强制替代了私人借方。在这种强制的借方替代的条件下,国有金融中介只能依赖国家信用,把分散的私人贷方风险加总后进行打包,无法拆分。一方面,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逐渐积聚,另一方面,私人借方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资源配置低效。这种借方替代虽然会导致微观低效,但是在经济转轨初期宏观有效的。因为国有金融中介能利用其所具有的储蓄动员功能和特殊的项目选择功能,按照国家意志配置资源,促进国有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无法进行风险拆分,从而使转轨中的经济承受着日益积累的风险压力,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风险积累的压力将日益增加。国家为了控制整体风险和解决这一困境,措施之一便建立外生性金融市场。由于在这种市场上,参与交易的双方依然是私人贷方和国有借方,私人借方仍被排斥在交易过程之外。金融市场的出现实质上是国家试图用一种非市场合约替代另一种非市场合约。因此,国家通过金融市场来拆分原来在国有金融中介那里打包的风险的企图,不仅不能如愿,而且原来的风险会以新的形式扩散和积累。张杰(2001)认为,国家只有通过让国有金融中介与私人借方建立金融联系才能实现风险拆分。但是实现分先拆分最为根本途径是与私人企业借方建立金融联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相对规范的私人产权制度,否则,金融部门便无从确认可信任的潜在借款人。因此,国家对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拆分与私人产权制度重建的努力,是理解转轨经济中金融制度演进的关键。基于此,张杰(2001)指出确立私人产权保护制度最终会成为国家的一种自觉行动。
五、简要评述
当代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金融中介理论弱点,开拓了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边界和视野。但是由于视角不同,不同理论的看法差异巨大,而且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Merton(1995)等提出金融中介功能观,明确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动态关系, 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他们对转轨经济研究不够,提出一些不符合转轨经济实际的政策建议。Allen&Santomero(1998),Scholetens&Wensveen(2000)等用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价值增值等微观职能来解释金融中介生存与发展,使金融中介理论获得新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张杰(2001)以中国为背景首次深入地研究了转轨经济金融中介产生和发展,从理论上解释了转轨经济中的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生存与发展,对转轨经济金融中介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诸多理论如面子成本理论的论证不够深入。因此,金融中介理论仍需要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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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pp.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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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ert Scholtens , Dick van Wensveen,2000,“ A critique on the theory offinancial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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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 SUERF-The European Money and Finance Forum Vienn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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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庆康,刘宗华,魏海港.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变和新进展[J].世界经济文汇,2003,(3):67-80.
The Critique on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IANG Jun-xian
(Qinzhou College, Qinzhou 535000, China)
当代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创新；
金融理论；
金融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
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
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E.,FinancialDeepeninginEconomicDevelopment,Oxford：OxfordUniv.Press,1973
[2]Austin,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BeiJing：ChinaRenminUniv.Press,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当代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
好的社会；
金融民主化
“金融民主化”是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其著作和论文中倡导的一种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成为当今世界建构一种新的金融秩序的理想型目标，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认为，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适当采纳希勒教授的学术建议，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积极防范金融风险，逐步实现金融民主，让更多的百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应成为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一个价值选择和行动方向。
一、中国近现代“金融化”的进程：中国百姓与金融生活
中国“百姓”是一个前现代性的概念，反映了中国民间社会传统素朴的形象。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由于中国百姓的勤劳和智慧，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相适应，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金融活动，并在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其货币工具、制度、以及信用文化等一直领先于世界。如在金融思想方面，《管子》的轻重理论，《周礼》的赊贷理念，司马迁的货币起源说，王莽的利息说，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说，周行己的货币发行准备说，叶适、袁燮的劣币驱逐良币说，丘浚的劳动价值说等理论观点可以得到实证。[1]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入侵和西学东渐，封建主义全面走向危机，中国传统金融趋于衰败、式微并逐步转型，百姓生活也随之变迁。传统的金融机构如钱庄、票号、当铺及其金融工具，如银票、会票、当票等，受到西方传入的近代金融机构如银行的冲击，被动或主动地适应变革，艰难地走上了金融近代化之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成长，各种新式的商业活动的开展、以及新式金融机构的兴起，中国百姓越来越频繁地卷入现代金融世界，受其影响，并与地方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更迭形成了互动。如在国外金融机构的操纵和影响下，清末发生了数次金融风潮，给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冲击。南京政权的原因部分也是由于数次金融改革的失败，物价疯涨，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最后导致社会崩溃。
一百多年来，从分散的乡村集市到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卷入了这场新式的金融化运动，经历了早期中国金融民主化的历程。时至今日，中国百姓尤其是都市人群，无论是传统的储蓄习惯，购房购车按揭贷款的现实需要，还是企业经营运作，抑或各种虚拟性投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金融。据统计2008年的中国，每33人已拥有1张信用卡，虽然远低于美国人均有5张信用卡的记录，但该数据已显示了金融已广泛地介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席美尔在《货币哲学》里论及现代人，尤其是处于城市化中的现代人，其本性很大程度上已由货币经济决定，人的本质成了商业的存在。不难预测，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金融化的存在。
二、新金融理念的兴起：金融民主和普惠金融思想
民主（英文：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指人民统治。经济民主的思想可谓由来已久，贯穿于整个人类的生存斗争，应该先于政治民主思想的发端，而后被纳入到政治民主斗争的实践范畴，成为民主政治制度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兴起和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构的实践，政治民主化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观念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与政治民主化相伴随的是经济民主化的历史性诉求，即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扫清各种障碍。从近代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践可见，经济民主既有资产阶级反封建束缚的斗争（如反封建行会壁垒、特许专卖制度，打破“重利轻义”的金钱观等），也有无产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革命，也有普通群众要求政府对市民生活环境提供保障的改良诉求等。直至20世纪末，经济民主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左翼社会主义理论，它倡导经济领域的民主化，主张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
金融民主（financial democracy）是经济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 Eaton提出。“金融民主化的实质是要在经济不确定环境下构建一个惠及每一个经济个体的风险管理机制，最终目的是要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其实现的途径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资源的民主化分配。金融民主化更注重金融和财政资源在社会收入分配信贷社会保险及保障资本市场等领域的均衡配置。” [2]陈宗义在其文章中介绍了当今学术界的几种重要观点，他进而认为“金融民主是一种系统化的先进理念。金融民主并不是线条化或平面化的理论片段，金融民主概念外延应该包含实施的前提条件、实践手段和效果测算，是一种立体化和系统化的理念。”[3] 虽然时至今日学界对金融民主的概念没有一致的权威定义，但金融民主的思想和实践，伴随着金融制度的建设和金融在生活中的普及，影响日益重要而得到发展。
罗伯特・希勒在写作完成《金融新秩序：管理21世纪的风险》这部著作之后，开始整理自己的学术思路，并在 2003 年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金融民主的概念。在 2008 年出版的《终结次贷危机》这本书中，他认为有必要提倡“金融民主化”。
但作为一种相对成熟而严密的学术体系，金融民主化的理念则在他 2012 年出版的《金融与好的社会》里才得以完全体现。希勒自己对“金融民主” 的概念没有具体的定义，而是将其金融民主的思想渗透在其著作中，他认为，“金融的民主化意味着我们所依赖的L险管理机制应该比线性机制更有有效，它应该能够预防社会上出现财富和权利随机分配的现象，而且实现形式就是一个整套完善的金融合约。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 [4] 在《金融与好的社会》里，希勒就如何去推动金融民主化，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提出了各种建议。
与民间学者的理论探讨和呼吁相对应，官方也表达了对金融民主问题的日益重视。“联合国在2006 年呼吁各国在确定金融服务的目标时，除了审慎监管存款人资金和维持金融体系稳定这两个目标外，还应将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根据联合国（2006）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定义，普惠金融可以定义为一国金融体系能够可持续地为该国弱势人群、弱势产业和弱势地区提供方便快捷、价格合理的基础金融服务。” 2010 年 6 月，G20 国家领导人多伦多峰会一致同意并了“创新型普惠金融的九条原则”。由此可见，“普惠金融”的理念逐渐成为一种全球共识。在此背景下，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
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首次将“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5] 此认识至少在理论上开始部分认同了金融民主理念，预期可以推动中国金融民主化的进展。
三、中国金融民主进程存在的问题：不平衡、非理性、金融受抑
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认为金融这个词通常与管理财富的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它的目标是不断扩充资产组合，并通过管控它的风险及税务负担使得富人更富。从这个角度而言，金融通常是知识精英的“娱乐”工具；
也是富人财富增值的理想通道。金融市场是一块没有边界线的梦想之地，由于其存在很大的虚拟性，金融世界又成了一座虚幻的世俗之城，在此，实现财富不断增值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基督性的信仰。
作为当代金融民主化的重要一环――金融普世化了，无论是从理念还是实践，它打破了知识精英的垄断，粉碎了只有富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屏障。冷静观察今天的中国百姓，谁都可以在金融市场玩上一把，体验它的存在。金融民主化，为人们获得了支配财富，支配人生命运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今天的中国百姓无疑拥有了相对的经济自由，享受到了此种金融的广义形式的民主。
但金融的普世化目前来看还是一个历史的运动。金融化需要以市场为载体，有一个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区域划分，是线性的和平面运动的结合。对于当前中国来说，金融化运动，虽然金融市场表面比较活跃，但存在着地区的不平衡，收入差距决定的参与度不平衡，知识结构、经验、非理性表现等个体性差异带来的收获的不平等；
以及过大的金融机构和超富有的金融界人士积聚了巨大的资本，形成为权利精英阶层，主宰着社会财富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社会经济的运转。此种不平衡、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表明了中国金融民主化只是一种表象，有着深刻的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今日中国百姓在理论层面，对金融的本质的认识还不深刻，对金融民主化的问题关注还不够。在实践层面，百姓的金融参与存在着极大的非理性倾向，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既缺乏好的制度保护，也缺乏经验和有效的应对手段。国家金融民主化还只是一个有待努力的梦想。
此外，学者们也看到了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抑制现象，金融抑制的主要形式包括存贷款利率限制和资本账户管制。[6] “金融抑制破坏了稀缺资源配置的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使得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发挥不了有效配制资源的功能，从长期来看，阻碍了金融增长和经济发展。”[7]
四、希勒 “金融民主化”思想的价值意蕴及启示
金融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在希勒教授看来，“金融并非为了‘挣钱而挣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它的目标，即社会的目标。” [8] “金融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有能力为社会积累资本金、汇集信息、促使人们协同工作，并给人们的工作提供动力。”[9] 吴敬琏早在2003年提出我国应推进金融民主化，以此来降低和削弱中国改革过程中由弱势集团所承担的风险和成本，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要推M中国金融民主化的进程，需要依靠政府推动力和社会的协同力。借鉴希勒教授的建议，从宏观层面来讲，具体有如下措施：
（1）科学构建现代国家金融服务体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金融既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也能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在希勒看来，就是要不断地改进民主化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能够全面考虑多元化的人类动机和驱动力的体系。
（2）打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国民商业教育课程。希勒指出，过去的高等学府，“教育者的教学或许过于注重学术领域的前沿研究以及相关方法论，而不是关注如何把学生培养成能在金融体系中参与真是竞争的人。”[10] 他强调，“商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以职业为导向，它不应该避开基础技能的培训，反而应该将这种理念整合在更全面的知识架构内，对于未来希望成为商界领袖的学生而言，这样的教育尤为重要。……，在金融教育中，既要涵盖其数学性的一面，也要包括其人性化、实用化和道德化的一面”[11] 以便为国家培养和储备大量的金融务实人才。
（3）建立国家和个人的金融风险和防范机制。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地方，但是中国是世界上风险管理手段最少的地方，通常是用传统办法解决风险，包括联保联贷，用担保公司解决信用风险，而不是成立信用衍生品市场，有时靠行政化、外生性手段来化解风险。因而，一方面需要加强立法建设，通过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为公民财产和金融交易提供防火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保险业，“一个具备保险业的世界有能力保证公正和对等的社会。”[12] 通过更好的保险对外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控制或管理，并使金融产品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的资产，普惠大众，帮助百姓在越来越广的社会阶层中广泛地分配财富。
总之，在现代性发育的视域下，“金融民主化”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悠久，对封建社会的运转和百姓生活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到了近代，传统金融式微，在民族国家政治变革中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迁，直到现代金融制度得以确立其正统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中国百姓对现代金融活动的参与度不断提高，金融现代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相关从业人才缺乏，金融产品相对短缺，金融投机行为比较普遍，金融市场孕育着极大的风险，并在历次金融动荡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不满。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好社会，需要继续推进中国金融民主化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姚遂：《中国金融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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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海军，王念，戴冠：《“普惠”金融背景的互联网金融―――理论解构与政策分析》，《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
[6] 陆铭：《中国经济再平衡：改革与危机的赛跑》，《财经》2013年第35期。
当代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本科 环境 培养目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金融本科人才成为当今社会成为最重要也是最紧缺的人才之一，金融本科学生因其数量多在金融教育中受到格外的重视。因此，根据新时期金融本科教育面临的环境，在对其培养目标进行准确定位的前提下研究改进金融本科教育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期金融本科教育面临的理论与市场环境
（一）面临的理论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以银行活动为核心的金融格局，逐渐向以资本市场的融资活动为核心转化，由此以财务决策和金融市场的实际操作为主要内容的微观金融理论逐渐被大家重视起来。由托宾和马克维茨创建的现资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形成了现代西方金融学的主流学派。
伴随西方金融理论向微观转化的潮流，西方金融教学开始日益重视资产定价、衍生金融工具、货币时间价值等金融经济学的内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的金融本科教育也应该适应这一世界金融理论引领的金融教学方向的趋势，使金融本科教育与金融理论的发展保持一致。
（二）面临的市场环境
1. 国内市场环境
从1994年实行新的金融体制以来，我国的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及金融机构改革不断推进
市场经济改革之后，我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的“大一统”的金融模式解体，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体系：除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1994年又建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而且出现了大量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和合资银行大量涌入，可以预见：随着入世带来的金融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机构多元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伴随金融机构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转变，中国的金融改革也在不断向前推进。除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做出界定、整顿同业拆借市场、规范货币市场外，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化和上市以及利率的市场化。这些新变化无一不对金融学本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而且要求其要能够紧跟时代特征更新知识。
（2）金融市场趋于成熟
我国金融市场经过20多年的锤炼已经越来越趋于成熟：以银行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市场为核心的货币市场和以股票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货币资本市场规模的发展壮大，又带来了筹资方式由间接为主转为直接为主，筹资方式多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工具的不断更新及金融风险的不断加剧。
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不仅使金融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要求以往金融本科教育中忽视金融市场理论和实务的传统金融教育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加入与金融市场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理论与实务知识及技术，以使金融本科教育的内容有多元知识的结构。
2. 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
当前，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伴随这种经济发展潮流，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在加快，经济领域中对单一性金融人才的需求必将减少，从而增加复合性金融人才，即既懂管理又懂金融的人才和既通英语又懂金融的人才的需求。这就要求高校的金融本科教育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不断培养出具有全球视野、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高素质金融人才。
二、新时期金融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
在我国金融学专业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曾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对人才培养目标做过几次大的调整。20世纪50年代主要强调培养金融战线的领导干部，60-70年代主要培养又红又专的财经工作者，改革开放以后强调为金融系统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设置了金融学专业，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普遍定位在“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这无疑对金融本科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面临新时期金融本科的人才市场需求，这个目标定位显然要加以调整。通过对近几年金融本科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分析，结合国内外金融业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当今金融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定位在“重点培养通才中的专才”较为合适。理由如下：
1. 以“通才”为主要的培养目标
过去我国的金融高等教育基本上属于“专才”教育，这种培养模式比较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当前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入世6年来金融业越来越开放，这就要求金融本科教育不能只注重某方面的知识传授，学生既要掌握银行的有关知识，也要掌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有关知识和理论，同时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学生还必须掌握大量的国际金融知识，熟悉和了解国际金融的有关原理和规则。因此，金融本科教育必须以“通才”为主要的培养目标，打造宽厚的基础，强化综合素质的培养，锻炼学生全方位的能力。
2.市场需求状况要求必须强化“专才”教育
市场需求是我们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而当前各类企业的需求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我们的金融本科教育在“通才”的基础上必须强化“专才”教育。一个专业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就业率及就业的满意程度。当前金融本科生的就业问题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金融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当然这与个别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过高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培养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各类企业的不同特点要求金融本科学生在具备丰富金融知识的同时，要根据本企业的业务特点强化某方面的技能。金融专科生较薄弱的金融基础知识使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而更高级别的研究生又因过于侧重理论知识也不适合做具体的金融工作，大量的企业需要的是既有广博的金融知识又在某方面具备专业能力的人才。如金融市场决策，需要金融本科生在具备丰富的知识之后又把“专”的知识学会，在市场决策中专管某项业务，而且决策要正确。所以，我们的金融本科教育仅局限在“通才”培养上还不够，而应该是不论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是“通才中的专才”。
三、新时期金融本科教育的思考
（一）改革并完善金融本科课程设置，以适应新的培养目标定位
无论是何种培养目标定位，都必须通过调整课程设置，强化或弱化某些教学环节来实现。“通才中的专才”这一金融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课程设置，总体应以“淡化专业课，强化选修课”为思路。专业课可以保证学生掌握本科阶段必需的基础知识，满足本科阶段“通才”教育这一培养目标，选修课则可以保证学生根据自身需求满足“专才”这一目标定位。学生毕业后无非两大去向，一是就业，二是考研。基于这种实际，可在金融学专业上设定多个金融方向，并在各方向上设置不同的选修课群体，这样来保证所有本科学生在具备一定金融基础知识的“通才”基础上，既满足部分学生就业的“专才”需求，也满足部分考研学生的“专才”需求。
（二）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满足新的环境需要
1. 结合专业特点，采取多种教学方式
当前我国高校金融专业教学大都以课堂讲授为主，将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学起来没有兴趣，学后知识又掌握得不牢固，导致“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的弊端出现。因此，可尝试多种教学方式并用的形式教学，如采取课堂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知识传授。金融学的许多课程如《国际金融市场》、《银行会计》、《证券投资学》等实际上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可以在传授课堂知识的同时，运用案例教学加深学生的印象和激发兴趣，运用模拟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加强校企联系，建立“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在注重学历这一社会潮流下，各高校的教师队伍基本上由硕士或博士组成。他们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自身的实践能力却不够丰富，具体到微观的业务操作可能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在教师传授理论知识之后加大学生校外实习的力度，让学生到实际的金融部门去实习，实现“走出去”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实现可通过教师与实际金融部门的课题研究，加强与金融企业的联系，以方便本校学生的实习。同时，还要运用“请进来”的方式，定期聘请金融实际部门的专业人士以办讲座、座谈等方式，让学生掌握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和简单的实际业务操作。
（三）在适宜的课程中推广双语教学，以强化金融本科学生的外语能力
中国入世带来的金融开放程度的扩大及金融全球化趋势都要求现代的金融本科人才既要掌握大量金融基础知识，又要强化英语和通晓国际金融惯例，满足这一要求的最佳途径就是在适宜的课程中推广双语教学。目前双语教学在很多高校都已经受到重视，但总体上还处于摸索阶段。在这一探索中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一定要根据课程本身的特点和课堂容量确定是否进行双语教学，一般来说，课程难易程度适中，学生人数较少的班级适宜推广双语教学；
二是要注意加强双语授课教师本身的英语及金融理念的修养，某种程度上这是决定双语教学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三是要注意双语教学选择的教材应以最新的英文原版教材为主，这既有利于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跟踪金融理论的前沿，使学生掌握最新的金融理论知识。
（四）积极筹建金融实验室，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创造条件
为了达到“通才中的专才”这一目标，除了课程设置上在专业课之外加大选修课的份量来体现以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要有配套的金融实验室来体现。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培养方向建立相应的金融实验室，如模拟银行、模拟股市等。又如在模拟银行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学的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银行会计等理论知识，通过计算机谋求一个职位，模拟银行业务。在这种模拟环境中，学生通过进行业务模拟实践，可增强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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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洪梅等.关于新时期金融本科教育的思考.全国高等院校金融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优秀论文集，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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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康霖等.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M］.西南财大出版社，1998.
任务来源：2006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当代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十二五”以来，我国一直将“健全国家金融体系、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作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点，而农村金融作为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已经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实际上，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不仅起到资金融通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先决因素。然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具有门槛效应[1]，特别是在现阶段的中国，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引发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问题凸显，而政府计划性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资金趋利性又进一步深化了城乡间的金融割裂，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畸形和效率低下；
此外，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匮乏，金融服务产品单一，以及农民金融服务意识淡薄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仍有待长期的发展与完善。因此，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出发，探究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检验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门槛效应”，不仅有助于各级政府识别现阶段不同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还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的金融扶贫政策选择提供相应依据，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现状，优化农村金融生态发展，促进以大型商业银行为核心的城市金融机构与以农村信用社和储蓄银行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机构有机统筹，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有效遏制我国农村地区大量金融资源流向城镇地区和非农领域等金融风险较高的部门，在最大程度上控制我国金融体系整体风险，并有效发挥金融扶贫政策的局部调控效应，使我国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内的金融体系建设更多地致力于“可得性”金融服务的深化与推广，构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引擎，从而在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为宏观经济发掘新的增长点。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有关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其演变主要历经以下三种理论：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
早期，农业信贷补贴理论指出，由于农业具有收入不确定、投资周期长和收益率较低等结构性特征，所以其无法成为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因此，为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政府和财政部门应对农业的融资利率进行必要补贴，并采取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King和Levine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信贷补贴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说明政府过度干预农村金融会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2]。Besley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农村金融机构缺失，信贷制度不健全等限制，所以农村信贷主要是依靠高利率的非正式金融机构，因此，只有确保信贷供给政策先行，并采用适当的补贴来弥补农村金融机构的利润损失，才能有利于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3]。温涛等对我国1952—2003年间的数据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政府财政，导致其资金利用效率低下；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金融资金受其趋利性特征的影响又进一步深化了城乡之间的金融割裂[4]。此外，农村金融发展附带的一些非金融服务项目还会增加金融服务的运营成本，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盈利水平[5]。
然而，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假设农村贫困居民不具有储蓄能力，并且其面临的是慢性资金不足，但随着农村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这一假设与现实状况已逐渐相悖。因此，农村金融市场论应运而生，Cetorelli和Gambera证明了非竞争性银行(如农业政策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其在弱势贷款群体中的信贷牵头地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利率非市场化和高度依赖补贴成为农村金融的典型特征，这会降低其自身的盈利能力[6]。徐忠的研究认为，利率扭曲是造成农村信贷缺失的主导原因，人为压低存款利率，政府过度控制农村金融风险等行为都会降低农村储蓄者的存款意愿，从而阻碍了农村金融发展[7]。此外，姚耀军同样指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宏观表象严重背离其微观基础，就宏观表象而言，农村金融发展(主要是农业存贷款总额、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等)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高度吻合；
而就微观基础而言，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种类单一，农村信用社垄断地位凸显，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并严重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实际贷款意愿[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越发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远非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不完全竞争市场论逐渐进入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强调政府应适时适度地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补贴与规制，同时确保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性与自身盈利能力，并采用定向调控的方式引导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如补贴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建设、补贴人员培训成本和增设服务项目等)。Hoff指出，农村金融市场是典型的非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政府应当适当介入，并对农村借款人进行有效监督，这可以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同时维护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性[1]。Paxton和Cuevas认为，每一笔金融服务都存在一定的固定成本，对农村居民开展的小规模存贷款业务必然会使其固定成本显著上升，从而减少银行资金的安全边际，这不但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盈利水平，同时也会降低整个体系的风险承受力，因此，这种定向扶持是激活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有效方式[9]。
此外，还有许多国内学者针对我国的现实国情分析了二者间的关系。林毅夫等指出，在我国，农村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其可以有效盘活农村经济资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从而长期拉动经济增长。[10]焦瑾璞指出，切实改善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是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和普惠金融的关键，这对改善现阶段的城乡二元化金融结构，降低金融排斥，进而为经济增长打造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11]然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间的结构性失调，这主要体现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金融需求与现实金融服务间的错配[12]。谢琼等证实了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的功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间仍存在偏离。[13]而西部地区的面板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效率的提升会显著抑制农业经济发展[14]。实际上，出现这种“反事实”现象主要是因为，该地区整体金融效率偏低，因此无法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效应，而当将面板扩展至全国后即可发现，地区间农村金融效率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金融效率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不尽相同[15]。
通过回顾以往有关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研究不难发现，相关研究受制于样本时间跨度和地域性差异的影响，并未形成一致结论，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着非线性特征亦或是时变性特性[16]。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样本期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结构性变化，这一影响机制将会随着金融相关率水平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
此外，早期的研究多数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内生于政府计划性财政支出，导致其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此时农村金融发展反而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4]。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其与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观点一致。
最后，近期的许多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许多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已经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拉动效应”[17]，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超越门槛值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其与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观点高度耦合。
基于以上三个假设，本文将使用非线性分省面板数据模型探究样本期间内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甄别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从而检验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在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进而为政府和财政部门的支农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三、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一)帕加诺模型
Pagano在AK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金融部门，随后这一模型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依存机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已逐步成为现代金融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模型[18]。此后，许多学者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拓展研究，董晓林将利率因素加入至该模型当中，考察了资本成本在这一传导机制中的作用[19]；
冉光和与张金鑫将时间哑变量置于该模型当中，发现1994年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改变。[20]回顾有关帕加诺模型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现有关于帕加诺模型的拓展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帕加诺模型的基本形式进行拓展；
二是对该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改进，进而验证模型的非线性特征。然而，直接将相应变量加入至帕加诺模型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这将直接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鉴于此，本文将延续冉光和与张金鑫的研究思路，对帕加诺模型进行非线性拓展，从而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特征和机制转变[20]。
Pagano假设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一国只生产一种产品，其既可以用于投资也可以用于消费，资产每期以固定的速率δ折旧，于是内生增长模型可写为如下形式：
其中，Yt代表t期总产出，A代表技术水平，而Kt是当期总资本存量。进一步根据资本存量与投资和折旧之间的关系可得：
这样，t期的经济增长率gt可表达为：
将(1)式和(2)式代入(3)式，整理可得：
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市场达到均衡的条件为总投资(It)=总储蓄(St)，然而Pagano指出，受信息不对称、流动性偏好和菜单成本等因素的影响，非完全储蓄现象在金融体系中广泛存在[18]，假设其漏出比率为1-θ，则有：
其中θ表示投资储蓄比，而储蓄率s可写为：
将(5)式、(6)式整理代入(4)式可得到稳态下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
取对数后可得：
此式即是Pagano给出的基本模型，其中A代表资本边际贡献率，θ代表投资储蓄比，s代表储蓄率，他们共同决定经济增速。基于此，我们采用农村投资比率tz(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增加值)作为资本边际贡献率的替代变量；
而金融发展通常包括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效率提高两个方面，在此我们使用农村金融相关率fir(农村金融贷款总量/农业增加值)作为农村金融规模的替代变量，选取贷存比率dc(农村金融贷款/农村金融存款)作为农村金融效率的替代变量；
最后令农村存款比率ck(农村金融存款/农业增加值)作为储蓄率s的变量。而农业经济增长可以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总和y进行度量。基于此，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可表达如下：
其中，fir、dc、ck、tz分别代表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金融贷存比、农村存款比率和农村投资比率。此外，为确保比率指标的原始属性，同时使回归结果更具经济含义，我们在此并未对比率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
(二)帕加诺模型的平滑迁移拓展
非线性面板数据建模一直是学者们的重点研究领域，Hansen最早构建了PTR模型，并为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21]。王书华和苏剑使用PTR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农村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17]；
张兵等基于省级PTR模型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较为复杂，其会随着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值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改变[16]。然而，PTR模型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即：门限值是一个点估计，这会导致样本在门槛值附近出现跳跃式转换。然而在现实经济问题中，经济变量间作用机制的转换更多地体现为平滑迁移过程。因此，为克服这一问题，González等构建了面板平滑迁移模型(PLSTR)，它可以令数据在不同样本之间进行平滑转换，从而克服了PTR模型中样本在门限值附近出现跳跃性转换的弊端[22]。其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这里，为转移函数，它是可观测状态变量fir的单调有界函数。由于本文旨在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因此，我们以农村金融相关率fir作为转移变量。γ代表指数平滑斜率系数，其大小决定了机制迁移速度。是转移函数中的位置参量，决定了机制迁移的位置，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在此，我们令农村金融相关率、贷存比率、存款比率和投资比率均服从逻辑平滑迁移过程，同时令农村金融相关率fir作为转移变量，进而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
在上述假设前提下，农村金融相关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可表达为：
在PLSTR面板模型建模过程中，首先需要对数据的非线性特征进行检验，如果统计检验拒绝线性原假设，则表明使用PLST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是有效的。此外，在此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对残余部分进行非线性检验，以确定转移函数的个数，如果LM检验表明存在残余非线性部分，则需要继续增加转移函数和转移变量，直至模型不再含有剩余的非线性部分。模型检验完成后，我们将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进行面板参数估计；
最后，我们将根据参数估计结果分析样本期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机制。
式(12)中，Hk的取值通常为1或2，代表转移函数中含有的位置参量的个数，当Hk=1时，转移函数中仅含有一个位置参量：
可以看出，此时。当时，PLSTR面板模型收敛于区制1(式15)；
而当时，PLSTR面板模型收敛于区制2(式16)。这里，参数γ决定了PLSTR模型的机制迁移速度，当γ取值较小时，机制迁移速度较慢，面板模型在机制迁移过程中将体现出较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
而当γ取值较大时，模型的机制迁移几乎是在瞬间完成，此时PLSTR模型与PTR模型较为相近。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由MATLAB2013a计算完成。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
(一)数据选取与说明
本文选取我国25个省份1999—2013年的年度数据作为面板回归样本。数据样本包括8个东部省份，分别为：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同时还包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9个中部省份以及甘肃、陕西、宁夏、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青海8个西部省份。具体指标描述如下：
1.农业经济增长。我们采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总和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替代变量，并以1999年作为基期，使用各地区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进而得到各省份实际农业增加值数据，记为y，单位为亿元。
2.农业金融发展规模。我们使用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金融贷款总量/农业增加值，fir)作为农村金融规模的替代变量。这一指标能够有效反应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并且其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依存机制，即门槛效应。
3.农村金融效率。本文选取贷存比率(农村金融贷款/农村金融存款，dc)作为农村金融效率的替代变量。贷存比率越高表明资金的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盘活资金进而拉动农业经济增长；
但同时，如果农业贷款坏账率较高，过高的贷存比率就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进而体现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
4.农村金融储蓄率。本文选取存款比率(农村金融存款/农业增加值，ck)作为农村金融储蓄率的替代变量，用以度量农村居民的储蓄意愿。
5.资本边际贡献率。选取农业投资比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增加值，tz)作为资本边际贡献率的替代变量，这一变量根据Pagano(1993)[18]给出，是本文的控制变量。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
观察表1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项经济发展指标的统计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就农业经济增加值而言，样本期间内东部地区省份农业经济增加值平均为1188.16亿元；
中部地区略低于东部地区，平均约为933亿元；
而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加值显著低于二者，平均仅为563.59亿元。这说明我国西部农业经济发展较弱的态势依旧显著，因此，政府和财政部门仍需进一步支持其农业经济发展，采取定向调整措施，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为打造新型经济增长引擎提供必要支持。此外，金融相关率的描述性统计显示，东部地区金融相关率平均为0.916，中部地区为0.768，而西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为0.846。这一点与农业经济增加值的变化相异。实际上，金融相关率反映了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但并不能代表金融效率，尽管受政策扶持等诸多因素影响，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已经显著改善，但其较低的农业增加值则说明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依旧较弱。从贷存比的角度而言，西部地区的资金利用率最高，而东部与中部地区基本相当，这主要是受国家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的影响，使得西部地区的资金使用率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最后，存款比率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存款比率显著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这一点与农业经济增加值的统计结果一致。
以上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间的依存关系具有较大的结构性差异，其走势变化并不一致，并且可能呈现出一定的非线性特征。因此，下文中将采取PLSTR(平滑迁移面板)模型对此进行进一步实证检验。
(三)PLSTR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前文中提出的假设进行PLSTR模型估计，进一步验证3个研究假设的合意性。本文采用González等[22]提出的方法检验根据式(10)构建的面板回归模型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
表2给出了PLST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种统计检验均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并且至少含有一个转移函数。因此，我们将进一步对模型是否存在残余非线性进行检验，从而确保构建PLSTR模型的合理性。
表3给出了PLSTR模型的残余非线性检验结果，其原假设为PLSTR模型仅存在一个转移函数。可以看出，三种统计检验均无法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我们接受模型仅含有一个转移变量fir的假设，并采用仅具有一个转移函数的PLSTR模型验证样本期间内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
表4给出了PLSTR模型的估计结果，观察表4可以看出，四组系数(β1和β11；
β2和β21；
β3和β31；
β4和β41)取值均相反，表明样本期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为进一步刻画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在此根据PLSTR模型的估计结果给出其显性表达：
从估计结果来看，农村金融相关率和贷存比在两区制内的估计系数均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假设1得以验证。而农村金融相关率的门槛估计值较小，仅为0.4416，表明多数样本均处于门限水平之上，即与区制2中刻画的影响机制更为接近。为进一步说明，我们将给出区制1与区制2的线性表达形式：
式(15)与(16)分别给出了区制1与区制2中的系数估计结果，其中，当fir低于门槛水平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依存关系接近于区制1；
而当fir取值较高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依存关系接近于区制2。式(15)中，fir的系数为-1.89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当农村金融相关率较低时，其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农村金融发展起步阶段，尽管政府和财政部门希望通过对农村金融部门的补贴与扶植来盘活农村剩余经济资源，但由于此段期间内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匮乏，金融产品与服务种类单一，市场缺乏相应的竞争机制，导致“可得性”金融产品与服务严重匮乏，反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金融参与意愿。贷存比的系数为0.37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资金利用率的提高能够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而存款比率系数估计值较小，并且无法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则意味着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农村存款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无法起到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后，投资占比的回归系数为0.36，并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政府财政直接用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款项依旧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显著高于相关金融补贴。通过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当农村金融发展(fir)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农村金融市场论的观点不谋而合，表明假设2同样具有合意性。同时这一结果也说明，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政府和财政部门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资源流向的作用，减少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切实致力于“可得性”金融服务的深化与推广，降低农村金融门槛，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参与意愿。
图1显示，当fir低于门槛值0.4416时，转移函数取值小于0.5，此时方程与式(15)更为接近；
而当fir高于门槛值时，转移函数取值大于0.5，此时方程与式(16)更为接近，实际上，观察图1不难发现，当fir>0.8时，转移函数取值接近于1，因此fir大于0.8的样本点基本与式(16)描述的状态相同。
而状态转移后的估计结果显示，β11=2.102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的不断完善，普惠金融将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效应；
而β21的估计结果为-0.363，则意味着当农村金融发展脱离初级阶段后，仅通过提高金融利用率已经无法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
β31与β41的估计结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其在样本期间内不存在明显的机制迁移特征。以上分析表明，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的不断完善，提高资金使用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将会面临瓶颈，仅从提高存款利用率的角度已无法显著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相反，提高金融相关率水平则能够有效拉动农业经济增长，这一点与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观点高度吻合，从而使假设3得以验证。此外，上述结果同样表明，当农村金融发展超过门槛水平后，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具有了一定的理解与认识，产生了较强的金融参与意愿。因此，政府和财政部门更应抓紧推进普惠金融工程的落实，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局部着力特征及其使用效率，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丰富农村金融产品的层次与种类，切实满足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
同时鼓励相关金融产品创新，强化农村金融服务的事前引导机制，尽最大限度整合农村剩余经济资源，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长久健康发展，并为长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打造坚实基础。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尽管国内外有关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研究已日臻成熟，但在帕加诺模型框架下，以非线性面板平滑迁移模型作为其技术基础，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仍不多见。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采用PLSTR模型探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验证了二者之间作用机制的“门槛效应”；
并检验了相关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非完全竞争理论)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
同时有效地阐释了以往学者采取静态面板模型进行研究时，获取结论不尽相同的根本原因，从而弥补了这一领域内的研究空缺。
本文首先对我国1999—201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项经济发展指标的统计特征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就农业经济增加值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表明我国西部农业经济发展较弱的态势依然显著；
而金融相关率的统计数字与上述规律相悖，东部地区金融相关率平均为0.916，中部地区为0.768，而西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为0.846，说明在不同地区金融相关率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此外，贷存比的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资金利用率最高，而东部与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表明发展西部农村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随后，本文采用非线性面板平滑迁移模型(PLSTR)对样本期间内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相关率、贷存比以及投资比率对农业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其中，在农村金融发展初级阶段，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能够有效拉动农业经济增长，但提高农村金融相关率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一点与农村金融市场理论高度一致；
而在农村金融相关率远超过门槛值后，农村金融相关率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将明显反转①，表明二者间的作用机制会随着普惠金融的推进而不断演变，这一结论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观点高度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