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形势酝酿产生了新安全观。中国新安全观自提出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中国新安全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安全观，实现了我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国际关系安全论文【五篇】（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形势酝酿产生了新安全观。中国新安全观自提出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中国新安全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安全观，实现了我国国家安全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也成为了当今国际合作理论研究领域的新模式。
关键词：当代中国；
国家安全；
新安全观
中国新安全观不仅是一种政治战略，更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既是我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最新理论创新，也是当今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领域的一种新思路、新路径和新观念。
一、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不断往前发展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做出相应的理论总结。建国之初我国百废俱兴，西方国家不断进行政治武力封锁，企图颠覆新中国的政权，因此，我国确立了军事武力为主，同时积极促进本国经济科技文化对外开放交流的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一再强调各国应坚持平等尊重的合作原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虽然没有变，但各种发展态势继续深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化，世界上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但一些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传统安全思想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始终把国家的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时刻警惕西方长期和平演变的危险，但也要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旋律，和平、发展、合作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主张以经济合作来最大限度减小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积极扩大各领域共识。同志在多次会议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认为新安全观的实质不是单方面安全，而是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系统地提出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理论和指导思想，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进入21世纪，同志在继承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政策基础上，结合最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和对外开放经验，深刻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平发展中的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发展是增进人民幸福，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因此，“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安全威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①在此基础上，从客观存在的国际外交和国家安全现实出发，提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②和谐世界理论丰富发展了新安全观理论的内涵，为新安全观的与时俱进注入了新鲜血液。
十后，同志多次强调要积极倡导树立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注重强调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二、国际合作理论研究中的新模式
现代国家安全理论大致有三种，现实主义安全理论，自由主义安全理论和建构主义安全理论。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长期占据着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的主导地位，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最广泛的应用方法。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流派较多，这些流派都是从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本恶论出发，普遍认为自私贪婪是人类的本性，认为国家之间是零和博弈，权力和实力是国际话语权的唯一保障，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要靠战争解决。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突出强调政治受到人性客观法则的支配，把权力作为判断国家利益的唯一标准，之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修改和补充了现实主义安全观核心观点，认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不仅仅是权力，竞争和冲突时不可避免的。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理论基点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国家安全理论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消除国家之间的误会，追求长期的和平与安全才是国家安全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建立世界组织，通过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和公众舆论来保障国家安全。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可以协调，国际社会中制度的缺失是造成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积极倡导建立通过集体力量威慑阻止内部个别国家出现侵略和被侵略可能性的集体安全体系，建立战略同盟，积极合作。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新安全观的萌芽，为解决国家间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但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以军事实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本质，没有从现实主义理论的本质中完全剥离，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
建构主义国家安全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特别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交流规则和秩序而不是经济结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合作完全有可能，国家可以培养一种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而这种以和平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之间的冲突。
长期以来，在国家安全领域，西方三大国际合作思想流派相继占据世界国家安全研究主流地位，各个时期各主要国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三大主流国家安全学术思潮的影响，但从实质上讲，无论是现实主义国家安全学说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安全学说、建构主义国家安全学说都是建立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利益基础之上的，都是为西方资产阶级强国剥削压迫其他发展中弱国精心编制的“道德外衣”、“正义外衣”，其目的就是在国家安全学术领域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套言之凿凿的理论学说，以便变本加厉的渗透影响世界广大弱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强迫发展中国家就范。新安全观是冷战之后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的伟大创举，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先进性，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为贵”的思想精华。是中国人民真正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反映，其价值取向是谋求双方共同利益。新安全观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种战略政策和方针，更是一种向往和平，反对资本主义强国掠夺压迫，呼吁各国互利共赢的无产阶级国家合作的理论宣言，是当今国际合作领域的最新范式，这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国家第一次提出的系统的、真正合理平等的、旨在维护各国真正互利共赢的和平国家安全观，对世界国家安全研究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作者单位：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注解：
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5
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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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英.当代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兼论中国普遍安全观的确立[J].理论界，2003（2）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范文第2篇
新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与战略抉择
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
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中国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
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论析
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约瑟夫·奈软实力说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当代影响
格莱斯顿欧洲协调思想及其外交实践
国际冲突的要素与宏观层次分析
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学习与国际权势变迁
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洋战略
中东欧国家转型与欧盟软实力
塞西尔·罗得斯与南部非洲政治格局的形成
外语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形态与对策建议
征稿启事
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论析
汉语习语英译与英语名著
电子书促使传统纸书回归静态深阅读
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的三重困境
英国学派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研究
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及其关系
经典现实主义与公众舆论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食洋不想化”
国际机制有效性透析
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与决定
简论均势的稀缺性
拉美历史上反美主义的演进及特点与根源分析
论“一条线”外交中的精神和物质利益
国际关系中的“葬礼外交”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美国政府职能定位
论外资并购中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机制的构建
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
俄美在外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政策博弈
从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看国际警务合作组织的角色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从哥本哈根会议看全球气候合作前景
“西方媒体跟踪”课程建设与教学
“意识提高”活动在大学英语精读课中的体现
修昔底德复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论启示《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出版
层次分析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
试析国家让渡概念的界定
中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现状及其意义
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及其前景
西方国家制裁缅甸的目的及其效用评析
经济体制转型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的思考
从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太极推手与日本相扑体育文化比较研究
《中国国家安全概览(2005～2007)》出版
范妮·伯尼的叙事狂想
日本80后女作家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
论外语教师由讲解者向致能者转变的能力要求
《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法的研究与实践
数字时代影像教学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安全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安全观过于强调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忽视女性在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女性主义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安全应以人为中心。女性主义安全观无意取代主流国际安全观的地位，而是要在国际关系中加进女性视角，使之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4-0057-05
Feminist Security
YANG Su-qun1ZHANG Jian-jun2
(1.2.Department of Marxist and Leninist Studies at th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feminism;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Security is a key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security emphasize military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glec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men in the arena of security. Feminists stress an outlook of security that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reflects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takes everyone"s security as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is as important as militar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closely linked to women"s lives. Security should be centred on people.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is not intended to replace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What it is intended is to add women"s views to tho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rder for it to reflect more accurately the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
（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
（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
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
“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
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ing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
清洁的住房；
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
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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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安全论文范文第4篇
北京大学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一直与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工信部和国防科工局保持密切的立法合作，先后承担并参与了《原子能法草案》和《核安全法草案》的起草研究与论证工作。值201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核安全法(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际，我们邀请到参与《原子能法草案》和《核安全法草案》起草工作的部分研究人员，就中国核安全立法所面临的几个重大法律问题在此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我和张钮羚的论文《论我国<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主要针对《核安全法》立法过程中界定法律调整对象范围面临的困难，提出正确确定《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其关键是，要在立法中处理好涉军核能利用行为与民用核能利用行为的关系、核安全行为与核安保行为的关系、广义核安全与狭义核安全的关系以及《核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等四大基本关系。论文认为，分清民用核能利用行为的界限、明晰核安全与核安保的基本概念以及确定《核安全法》在核法体系中的地位，是下一步修改《核安全法(草案)》有关条款的关键。
胡帮达的论文《论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通过考察国际核安全法律文件和各国的核安全立法实践，在梳理核安全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关于核安全基本原则规定的现状和问题。论文认为，我国《核安全法(草案)》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存在着规定不全面和原则虚置问题，应当在下一步修改时确立“全过程控制原则”和“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原则”，并通过整合分散的核安全监管职能和建立职能统一、组织地位独立的核安全监管机关来保障“核安全独立监管原则”确实得到贯彻。
耿保江的论文《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立法研究》主要针对我国当前乏燃料管理及核能立法实践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论文指出，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相关立法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而《核安全法(草案)》在乏燃料贮存管理方面也仅有原则性规定、缺少可操作的具体条款。论文比较分析了《乏燃料安全公约》确立的乏燃料贮存管理框架以及美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的实践，提出应当将核安全基本理念融入乏燃料贮存管理的立法中，下一步修改《核安全法(草案)》应当树立乏燃料管理的风险预防理念、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并建构相关基金制度及其具体条款。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和谐世界；
国家安全；
国际秩序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是我们党站在时展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而提出的国际秩序新构想，是我国外交思想的重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篇章，也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大战略。
一、和谐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国际秩序新理念
十七大是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整个世界格局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我们究竟应该推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样的世界？和谐世界理念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这一历史课题作出的明确回答。
笔者认为，我们党的和谐世界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中。1984年2月22日，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讲：“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随后，他提出了著名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和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里，这个世界级的政治人物已开始尝试冲破冷战思维的束缚，为解决国际性争端开辟一条新的和平的途径。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萌芽已孕育其中。
2001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推动建立民主、公开、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2002年4月，江泽民同志访问德国期间，以“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为题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作演讲，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新构想。这时，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等思想，都已经提了出来，“和谐世界”呼之欲出。[3]
2005年4月22日，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的胡锦涛同志在大会演讲时提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4]。同年7月，胡锦涛同志访问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进《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标志它已被确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识。到了当年的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关于构建“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思想理念。[5]可以说，这时我们党“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已经基本成熟。2007年10月，“和谐世界”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式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国际战略思想被公诸于世。
今天，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正逢其时。首先，和谐世界符合和平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时代主题已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世界还很不安宁，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新的时代特点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秩序理念，“和谐世界”正是对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理性回应。其次，和谐世界理念明示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战略构想。冷战结束、两极格局消解后，世界秩序正在重构之中。大多数国家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世界政治新秩序，而美国企图建立一超独霸的世界图景。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有责任、也应该提出自己关于世界秩序的战略构想，以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秩序的重建和调整。第三，和谐世界理论表达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后，国家发展利益的新诉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已深深地融入了世界大家庭之中，国家利益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建国初期的生存利益为主让位给了现在的发展利益为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最后，和谐世界理念回答了世界和平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与挑战。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迷信武力、动辄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现象并不鲜见；
不尊重别国人民对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随意干涉他国内政引起诸多局部冲突等等屡见不鲜。和谐世界外交战略宣示了中国政府对待这些挑战所持的原则态度和政治主张，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思路。
二、和谐世界：内容丰富的思想理论体系
我们说“和谐世界”理念成熟于十七大，是因为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和谐世界”理论的科学内涵。
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这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其中对国际关系已有成果和共识的认可和继承是明显的，并不是完全标新立异，另起炉灶，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发展国际关系的新主张，这就是“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这也可以说是“和谐世界”理论的哲学内涵，它与强权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和冷战思维是完全对立的。
具体内涵为：
1.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是所有主权国家共同营造的。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
国际事务应由各国民主参与、协商解决，实现世界政治生活民主化。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应当遭到反对，独揽世界政治的话语权，妄图一两个国家说了算的独断专行、单边主义应当放弃。更不能认为我的社会制度最好，舍此都是异类，甚至动不动就把不喜欢的国家说成是“流氓国家”、“邪恶政权”。
2.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少数强国为主导的，由他们制定交往规则，左右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南北发展差距鸿沟。和谐世界理念倡导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消除世界性贫穷和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惠及各个国家。反对损人利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经济制裁。
3.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文明上的多样性，是世界文化的原生态，它使世界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文明的多样性与物种的多样性具有同样的价值：消灭了其他物种，人类就不存在了；
消灭了其他文明，西方文明也就不存在了。承认、维护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基础和前提。反对文化上的自我中心论，倡导“和而不同”；
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倡导超越意识形态的包容精神；
反对文化霸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政治信仰和发展模式的平等权利。文化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正确的态度是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4.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以往的安全观是一种冷战安全观，相互猜忌、倚重战争、追求自我安全。和谐世界的安全理念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它把相互信任作为基础，互不猜忌，互不敌视；
主张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互通情报，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对方的安全利益，实现共同安全。反对滥用武力，主张以和平方式、外交途径和多方斡旋解决国际争端。
5.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地球家园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自然基础，应当共同关注、共同努力、共同承担责任。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合理利用资源，需要国际社会的联合行动和真诚合作。应当指出的是，环保内容作为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之一，是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纳入的。[6]
笔者认为，准确把握十七大报告关于和谐世界内涵的界定，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主张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并不等于放弃国际交往中的自主立场和斗争原则。全球化的发展，冷战格局的结束，中国对国际体系依存度的不断加深，都需要我们改变以往的以斗争性为主的外交政策，而更加注重矛盾的统一性，在合作中求发展。但倡导和谐世界，并不意味着放弃立场原则。提出“和谐世界”理论本身，就是坚持斗争性：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否定“西方文明中心论”，抨击依仗武力、动不动就以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等等。近年来，中国外交在践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过程中，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从未动摇自己的原则立场。
其次，和谐社会理念是关于国际秩序的新构想，既有现实可行性，又有较强的超越性。国际无政府，建立一种怎样的秩序，才能使它的运行有利于世界的发展？这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专家所探讨的问题。他们提出过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以权力为重心的现实主义范式、以机制为重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以观念为重心的建构主义范式。[7]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关于国际秩序的全新范式，它也是一种构想、一种倡议，是我们期盼的愿景和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有实现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它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赞许和认同，并付诸国际交往实践，才能发挥作用。它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已经对国际秩序的重建和调整产生影响。和谐世界重在建设，未来世界是今天人类选择和推动的结果。中国是和谐世界理念的首倡者，当然要带头践行，为开拓国际关系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再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争取互动共进。笔者认为，在国外上构建新型国际秩序中倡导“和谐世界”，在国内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倡导构建和谐社会，这是科学发展观中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国内和谐和国际和谐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国内和谐是国际和谐的基础，国际和谐是国内和谐的条件。两个大局，以和谐为纲，互为依托。我们的目标是争取互动共进。
三、和谐世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大战略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当今世界，国际安全问题呈现综合性、整体性和关联性，各国的安全利益具有很强的依存关系。以冷战的眼光和“零和”博弈理论看待和处理国际安全问题已经过时。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把握新的历史条件制定的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大战略。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不受损害，每个国家都要根据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谋划和制定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先后奉行过“一边倒”、“三个世界”、“一条线”等国际战略，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可以实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平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同时，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持续稳定的国际环境。世界和平、和谐，中国国家安全就有一个外部环境保证。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当今世界，不少安全问题，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比如三股势力的存在和发展，就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隐患。由于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具有地区性、跨界性，受害国家的单独作为很难收到预期效果。近年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国联合行动，就较好地稳定了我国西部边疆和中亚地区的局势。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就是主动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和调整，从国际战略格局的高度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人类的历史是自己活动的历史，世界秩序是否合理，与各国的参与和努力密不可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更加注重在“有所作为”中“韬光养晦”，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这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动作。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善战者，求之于势”。有了和谐世界，我们国家内部影响安全的问题也会得到较好地解决。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不只来自国外，有时也来自国内，并且内部因素往往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审视我国的安全环境，可以看出：不论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是外部军事威胁，甚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障碍，大都可以看到霸权主义的影子[8]。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就可以创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安全态势，扩大我们的战略回旋空间。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提高履行我军新使命的本质是一致的。胡锦涛提出的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就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这个国家安全大战略对军队职能任务的新要求。以往，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是军事入侵的威胁，军队维护国家安全，也主要是通过作战行动来体现。当今世界，国家安全威胁是多元的。因此，军队必须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军队也是大有作为的，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积极开展军事外交，承担和完成好联合国的维和任务，参加国际救援行动和联合军演等等，都有利于推进各国政治、军事交流，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
注释：
[1]邓小平军事文集[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237.
[2][3]江泽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58；
472-478，522-524.
[4][5]人民日报[N].2005-4-23，2005-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