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新时期散文家的代表，他的散文中蕴含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深长幽远的文化意境，本文主要分析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化态度取向。关键词：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取向余秋雨的散文作为新时期散文的代表，以其浓厚的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关于雨散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关于雨的散文范文第1篇
余秋雨是新时期散文家的代表，他的散文中蕴含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深长幽远的文化意境，本文主要分析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化态度取向。
关键词：余秋雨；
散文；
文化态度取向
余秋雨的散文作为新时期散文的代表，以其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深长幽远的文化意境而广为流传，而且余秋雨擅长用理性与情景交融的方式来引领你走进他所营造的情感世界。当历史的战乱与喧嚣过后，人们渴望用一份宁静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去体尝生命的喘息。而林语堂、梁秋实等人的散文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但是时间总是会消磨掉人们的耐性，人们渐渐发现这些恬静的散文已不能滋养他们日渐苦涩的神经，同样的也不能填补他们内心那份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所以余秋雨的散文品凭借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冷静清晰的条理，充沛的人文情怀抚慰了人们灵魂的焦躁与不安，成为当代散文的一种范例。而评论界对于余秋雨散文的研究也是基于多种层次上的，尽管褒贬不一，但是这并不妨碍余秋雨的散文在广大读者心中的地位。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余秋雨热是因为余秋雨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态度取向是顺应大众意识的。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余秋雨在散文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其中所出现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对于饱经战争摧残的百姓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再有就是余秋雨散文中对社会人格的思考与肯定。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中有着与与众不同的文化态度取向，而也正是这些文化态度取向才让余秋雨的散文能够经久不衰。
一、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中的历史反思
从传统文学的意义上来讲，散文原本处于是是漫写风花雪月，轻吟歌赋还是执笔百年大计，亢辞雄辩这样两难的境地中的。而相比于诗词、戏剧等文学形式，散文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中传承千年。而从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他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作为一名对文化有着独特感悟力的学者，余秋雨毫无疑问的选择扛起社会责任与历史重担，以一个文人的笔深刻的剖析着现代社会的晦暗与肮脏。在他看来，现代的中国人所需要的是人类历史的整体坐标，它能够帮助我们解析我们所存在的各种文化现象。余秋雨正是用这样的历史坐标深刻的猛烈的抨击着时代的污浊，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实进行重组和改造。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深层，在面对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膏肓不吝笔墨，他的散文始终带着沉甸甸的历史，剖开历史，解读现实。余秋雨认为人类的发展依靠的就是通过文明来摆脱蒙昧与野蛮，而现实是我们尚没有摆脱这种与生俱来的约束，所以文明才显得弥足珍贵。而且余秋雨是呼吁文化公开化的，他希望文化能够得以传播并发挥其真正效用，只有这样才能抵制逞强、恃弱这样的偏执。所以我们看见，余秋雨的散文中是饱含着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的。
二、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中的忧患意识
许多评论家对于余秋雨的散文进行评论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提及其散文中所存在的那份忧患意识。而强烈的文人忧患也正是余秋雨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态度。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热潮以及多元文化的抨击下，余秋雨先生始终秉持着文人特有的那份良知和时代使命感，这种忧患的意识是存在于他的骨子里的。彭志芳在对余秋雨先生的进行评价时认为余秋雨传承了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化传播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而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下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格外理性的余秋雨。他总是在用一种诚实的态度面对历史与现实，不过度褒扬也不过度贬损，一切都是那么有理有节，充满逻辑。从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用理性的思维所营造出来的一种恢弘气度，这是一颗虔诚的文化之心。而余秋雨这种理性的思维模式是与他的忧患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的。首先从整个文化领域来说，在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岁月，无论是百姓还是文人都在潜意识对任何事物都有着一种莫名的敌意，但是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极其巨大的阻碍。其二，当社会的多元文化趋势逐步蔓延，必然要形成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恶性碰撞，而这种面对这种恶性碰撞需要我们用理性的思考去分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所以余秋雨始终在保持着传统文人特有的忧患意识来面对曾经与未来，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他在散文中对于现实生活最理性的思考与解读。
三、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中的健全人格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还有一个方面的文化态度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其对于群体人格的关注。他通过散文这种载体来揭示那些历史上高贵而苦郁的灵魂，用文字鞭笞那些兴风作浪的卑鄙小人，以此来探索中国社会群体人格的上下限。余秋雨的散文中有提到那些任由屈辱而不屈脊梁的“脆弱文人”心中那份亘古不变的文化良知，陶渊明、李白、范仲淹、王国维等，可以说余秋雨始终在讨论文人如何保持健全的自我人格的情况又能够抵御恶势力的侵袭。在他的认知里，文化的发展是离不开健全的人性与人格的。而且在散文中，他同样关注的还有地域文化的生存状态，他对群落的共性与差异有着很深刻的了解与解读。而他关注群体文化人格的态度取向无疑在散文的走向上起到了良好的纠正作用，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民族人格才具有最积极的意义。
纵观余秋雨的散文，我们能够感受到其表现出来的那种文化态度取向，在传统文化与社会潮流的演变中，他是特立独行的。
[参考文献]
[1] 方警春. 文化人格，立德之基――论余秋雨散文的精神旨归[J]. 龙岩学院学报. 2007（01）.
[2] 余秋雨. 余秋雨人生哲言 （六）朝拜文明[J]. 新语文学习（高中版）. 2007（Z1） .
关于雨的散文范文第2篇
那么余氏散文激起人们阅读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评论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主要因了他超群的思辨力和知识结构。他的思维场中，比一般作家多了学者深邃的文化感悟力和数十年积累的史学功底，又比一般史学家多了层雄厚的艺术底蕴和天赋的文字表现力；
加上他对哲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融合，他的作品就具备了‘轰动’的条件”，有的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创作模式”。而余秋雨自己认为“当我们放下架子，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以一种较为放宽的形式，表达我们的思考时，才有可能获得其他生命的回音”。这段话提示我们，揭示清楚余秋雨“个人解读”视角艺术化表达问题才是明了其散文引起普遍关注的钥匙。
“个人解读”这一指称无疑具有两重性。“解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要素，采用逻辑推理或实证的方法去分析、解释自然物理现象和社会精神现象的方法。通常来讲，“解读”方法多用于学术研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该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客观规律。然而，人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的动物，许多时候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从时代精神来看，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坛散文仍沉迷于国家民族话语的重复或者个人闲适生活的呓语，文学尤其散文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时候，文坛需要呼唤理想，呼唤深刻的思考；
应该说，这种“时代需要”与《文化苦旅》甫出时广受赞誉不无关系。在《文化苦旅》以后的创作中，余秋雨散文一直以个人独立的理性思考为框架。余秋雨散文对历史文化现象的理性“解读”，一度让许多读者甚至评论界产生严重的误读，他们随着自己的阅读思维定势，把余秋雨散文当成学术论文来读，文学学者、文化学者、历史学者一拥而上，指出其中的所谓“硬伤”、“余教授做学问如此随意”。笔者之所以在“解读”之前加了“个人”，便是因为散文在多数情况下是个体全部经验和精神生命的，是散文家生命意识和生命观点的自然流露，也正由于这一点，散文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体才有它存在的价值，否则，让想象力和情感丰富的人都去写诗歌，让擅长逻辑思考的人都去写论文，散文还有谁来写？余秋雨是一位对文明、文化有极强感悟力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现代意识的作家，因此他的“个人”就必然牵扯着厚重的文人观念、知识分子意识。
那么余秋雨与中国传统文人一脉相承的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明传播的强烈忧患意识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对话式的议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对话”这一概念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分不开的，它指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里，不单是叙述者一个人在说话，有两个声音在说话。余秋雨散文的“对话”与巴赫金的“对话”虽然不完全等同，却也有相似之处。即与传统散文比，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话的声音：第一是作者与那些“远年灵魂”的对话，似乎他们早已认识、对坐长谈。余秋雨在探询古代文化遗迹或文化现象的过程中，着力于剖析历史个案——即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远年的文化灵魂”。如《阳关雪》中的王维、《柳侯祠》中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风雨天一阁》中的范钦、《千年庭院》中的朱熹、《坡突围》中的坡等，作者对这些具有“较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历史人物并非提到而止，而是尽可能再现历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历程，当然这种探索中渗透着作者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当读到《坡突围》中“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时，已经分不清作者写的是中年的坡还是中年的余秋雨了。第二是作者与读者对话。无论作者走到哪里，他总是忘不了读者、面向读者，在与古人对话之后，自己便出现，通过对话式的议论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许多历史散文都是独白式的，或是历史的洪流淹没了个人的声音，或是在个人独断的声音中让历史成为僵死的客体，余秋雨打破了这种个人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僵局，通过这两对“对话”行为拓展了文章的空间，也吸引了读者，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别人的交谈，还时刻能感受到自己在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中的存在，这样，读者就不再只是在文本之外观看作者的炫耀学识或是演绎自己的人格魅力，也不再驻足历史文化之外对曾经的风风雨雨采取漠然中立的认知式态度，而是被作者邀请进去，进入文本营造的话语空间和历史文化空间，和作者一道去经历一番文化苦旅。在他那圆熟的语言技巧经营出的具有魔咒般魅力的文字的感召下，读者也被带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个人的生命之流与历史的洪流浑融一片……这样，又形成了读者与历史的对话。由此我们看到：余秋雨的对话在两个层面展开而形成了多重对话的格局。在这多重对话中，余秋雨以自我的敞开博得了历史的敞亮。
其次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即使不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在余秋雨散文中，除了古代诗歌的引用以外，其他所引古文全部被作者翻译成了白话文，细心点便会发现，余秋雨在散文里并非单调地讲述历史事件，更不直引史书，而且绝对不是史书的白话文翻译（人物语言除外）。他的“讲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融入了自己的情结情感，借小说、戏剧等表现手法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如《道士塔》第二节的叙述：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敦煌文物被窃取这一历史事件毕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作者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只能从历史记载中了解，而文章中对王道士细微的动作神情以及思想的描写，完全是作者丰富的想象，突出了现场感——好像作者亲历历史事件一样。这便把“一般过去时”改成了“现在进行时”，强化视觉效果。
类似这样的叙述，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是较为常见的。以致这种写法引来了许多责难，被认为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散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孙犁、汪曾祺那样的“散文化小说”，既然人们已经认同不同文体技巧的互补互用；
况且，余先生并未在散文中虚构历史事件，并没有违反散文的真实性要求（关于散文能否虚构问题近年来散文界又开展了讨论，讨论结果不言自明），只是对历史细节进行艺术化的合理想象，又何过之有呢？事实上，这种写法点铁成金，有利于深化主题，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笔者认为，对于文章品质的评判，不应受到作品社会效应的影响，还应立足于本文。
此外，余秋雨的散文还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抒情，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创作很重要的表现方式。现代散文艺术创作，不管是侧重“议论”还是侧重“叙事”，都不可背离“抒情”这一文体本性或属性。无论“议论散文”或“叙事散文”，缺少作者主观情感的介入，就会变成一种直白的说教和纯客观的呈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展到一定的深度，在市场观念的初步洗礼下，人们的精神出现荒芜，当时文坛，仅就散文来看，以往经典作家秦牧、杨朔等人的“国家民族话语”已经无法赢得读者的信任和感动。这时候，《文化苦旅》对人、人性和人格的关注无疑是一抹阳光、一泓清泉，作者注重抒情的质量，建构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现实关怀”的创作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说，为1993年在上海，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敲响了前奏。从报刊文章上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92年左右的几年间，全国无数读书人都在为《文化苦旅》中浓厚、博大的感情而感动。这种感情的抒发是个人行旅经验、情感体验和心灵体验的投入而带来的，是动人的，是艺术的，而非技术的。
总之，无论对话式议论，还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或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抒情，都是余秋雨以个人解读历史文化结果的表达，这些艺术方法的成功运用应该是其散文阅读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郭冬：《余秋雨散文简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2] 王萍：《论余秋雨对传统散文模式的突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关于雨的散文范文第3篇
论文题目：余秋雨散文的“寻根”情结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目的：在当代散文作家群体中余秋雨是独特的，余秋雨的散文被认为是“重拾困扰着若干代人的重大课题，避开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羁绊，直指民族心灵的深处”的文化散文。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余秋雨散文中的处处透露出来的寻根意识，并对其进行详细解析和深入探究，试图通过文学寻找的文化根基来体现和折射民族文化的精神。进而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和思索寻根意识对当代文明的重要性。
意义：本文通过探索余秋雨散文中体现出来的寻根意识，尝试性地揭示出寻根意识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现状：寻根文学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股文学思潮，主要是作家们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把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之根”弘扬光大并且开拓创新，其中余秋雨散文中表现出来的深厚的寻根意识便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之一。但是对于余秋雨散文中体现出来的寻根意识方面的研究也有，却没有总结性的研究。
三、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研究内容：
1、余秋雨散文中寻根意识产生的根源
余秋雨的众多作品中之所以体现出浓厚的寻根意识，这也跟余秋雨本人的成长、思想、经历等有关。
2、“寻根”中的文化人格及其灵魂
(1)深邃的文化人格
余秋雨散文通过描写“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使得文化人能够“轻够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透露出中国文人坚韧执着的精神世界。
放逐路上显露出来的强健人格与官格
余秋雨作品解析和探索中国知识分子和文人形象，并进行文化反省，体现出深深的人文精神。
(2)与世俗无关的文学追求和人格修养
作者渴望人格的自由，我们阅读余秋雨的作品不难发现，实际上他是有意要进入一种现在“中国式文化团体”的自我放逐的状态。
3、重塑当下文化人格
余秋雨散文在结合历史的同时，又与现实相联系，在对文化的探索中体现出一种深深地忧患意识，在观看历史的进程中，反省中华民族的现状和前途。
4、结语
余秋雨正是在文化与文学中努力实现着一位文化学者的职责。正是作者这颗怀古思今，不断探索民族文化和文化人出路的赤诚之心，使得笔下流泻出来的文章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根据文学寻根的主要特点，在现有文本、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余秋雨散文原文、与之相关的研究书籍、评论等出发，整理分析既有的资料，来发掘余秋雨散文中的寻根意识。
四、本课题的实行方案、进度
1、20XX年12月3日前报毕业论文题目和方向。
2、20XX年12月10日学院安排论文指导教师。
3、20XX年12月30前由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开题报告。
4、20XX年3月7日前完成论文初稿，按时交指导教师。
5、20XX年4月10日前完成论文定稿并由指导教师完成定稿评语。
6、20XX年5月中旬毕业论文答辩。
五.已查阅的参考文献
书籍：
[1]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2]余秋雨.《游走废墟》[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3]杨长勋.《余秋雨的背影》[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4]余秋雨.《千年一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7]周冰心、余杰.《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文化散文》[M].北京：台湾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学术论文：
[1]杨亮.《文化寻根的现代性焦虑——再探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文化策略》[J].文艺评论，2011(05)
[3]任翔.《寻根文学中的历史意识》[J].社会科学战线，2011(03)
[4]小耘，马成俊.《对寻根文学的文化思考》[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04)
关于雨的散文范文第4篇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
这里余秋雨用了一个相当偷懒的手法，也是当代许多作家常用的、几乎成了通用的手法，那就是回避直接描写对象。懂得这一点，才算得上是文学写作的内行。然而我们一些论者、一些资深教师，甚至教授对此却常常讲些外行话。每逢分析到经典杰作之时，往往归结为作家善于观察之类。以为有眼睛看清楚了，有了真情实感，语言就随之而生。殊不知语言和人的感知和情感并不对应。首先作为听觉声音符号，不要说视觉的颜色、嗅觉的气味、触觉的冷暖无法传达，就是表达声音的词也是不完全的，所谓象声词，其实也并不像。例如，汉语里羊叫是“咩”（mie），而英语里则是“baa”；
大笑，在汉语里是“哈哈”，而在俄语里则是“3axaxaTb”，读音用汉语拼音来拼则是“zahahadaqi”。俄国有一个关于语言的谚语：“不是蜜，但能粘住一切。”其实，语言不能粘住一切，用来表现音乐的优美旋律就无能为力。因为语言不能表现音乐之美，才有了五线谱和简谱。白居易写琵琶女演奏之美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如果真把“急雨”“私语”和“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都用录音机录下来，那将是一连串刺耳的噪音。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的诗句成为美的经典，原因乃是语言虽不能直接指称音乐，但是，作为象征符号，借助约定俗成的功能，可以唤起美好的经验。语言符号并不直接指称对象，而是唤醒经验。从这个意义上，余秋雨说“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不但是句老实话，而且涉及了语言的局限性，同时又涉及了语言的优越性。这里就存在着一种规律，简单地说，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声音符号，只要能唤醒、调动读者经验的，就是好语言。
余秋雨自知，写三峡要和古典山水散文最高的杰作相比，是不明智的，所以干脆宣布，在词汇上下功夫是吃力不讨好的。当然，这样的说法并不太周密。当代作家关于三峡的自然景观并非没有杰出的描述。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在模山范水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他的长处在于将自然景观的描绘与政治抒情、鼓动结合起来。这显然不是余秋雨所长。
不以自然景观打动读者，以什么东西取胜呢？这样的问题，只能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文章的题目是“三峡”，一开头，余秋雨却没有写三峡的奇山异水，而是花了相当的篇幅写他少年时代对于李白写三峡之旅的诗歌《下江陵》的误读。接下去，还是没有写三峡，而是写在白帝城的广播中听到京戏《白帝托孤》。一首李白的诗、一出有关刘备的京戏，这和三峡的壮美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刘备和李白两个人根本不相识，相隔五百多年，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可能把他们在文章中有机地联系在统一的情思中呢？
余秋雨的创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刘备和李白联系起来：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
第二，把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法是很有讲究的。目的是联系，但没有直接联系，余秋雨就反面着笔，把二人对立起来，放在矛盾的两个极点上――情诗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二者是对立的，没有联系，但是，都发生在白帝城，于是联系起来，对立面就构成了统一体。如果光是这样，就肤浅了。
第三，余秋雨在进一步的生动阐释中，把这两种关系，在空间上拓展开来――不是白帝城，而是整个“华夏河山”：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
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
这就不仅仅是李白和刘备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历史了。
第四，这么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三峡的自然景观怎么联系起来呢？余秋雨的神来之笔就在下面这一句上：
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三峡的自然景观终于出现了，但是，对它的描述很简约――仅仅四个字（滔滔江流），可是并不单薄。因为，这里的内涵并不是自然景观的内涵，而是具有文化历史的性质。滔滔的江流发出的声音不是大自然的，而是人文的。这是两个主题――诗情与战火――生命和死亡，这二者是矛盾的，因而，江涛之声被赋予了“争辩”的性质。这个争辩的性质，也是余秋雨所理解的中华文化性质。
第五，余秋雨写的是散文，但，这不是散文式的写实，而是诗意的想象。余秋雨写到了三峡的自然景观，但是，意不在自然景观而是以人文景观赋予其内涵，对自然景观，加以人文性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是对中华文化历史内在矛盾的高度概括（对自然美的崇拜和对政权的争夺），其中包含着深沉的智慧。这样，余秋雨在《三峡》中，就把诗的激情和散文的智慧、把文化历史景观和自然景观，水融地结合成艺术的形象，让情感和智慧交融其间。
余秋雨笔下的历史文化景观，是以刘备和李白为象征的矛盾的永恒的斗争。对于大自然的朝觐，当然是生命的享受，但是，争夺政权则免不了要“尸横遍野”。余秋雨散文向来以生命作为价值准则，他既肯定华夏河山，“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然而，对于刘备的事业，余秋雨也并不简单地否定：“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注意，这里并不单纯是“熄灭”，同时也有“燃亮”。这说明余秋雨智性的严密。就是封建统治者集团中的人物，也并不是没有生命的火光。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他的价值重心在于诗人的生命、文化的生命。在他笔下，李白式的诗人的生命才是自由的，虽然他认为他们写诗“无实用价值”。但是，他们“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呢？在余秋雨看来：
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就是说，虽然争夺政权的帝王和诗人一起构成中华文化历史的内涵，但真正不朽的，并不是那些显赫一时的权贵，而是诗人。余光中的诗，把诗人李白的重要性强调到这样的程度：“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凭这些句子就可以把余秋雨的核心思想归结为“文化中心论”。这种思想，是不是过分天真？是不是符合实际？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余秋雨说过，他把已经弄明白的思想交给课堂，把可能弄清楚的思想交给学术论文，而不十分清楚的交给散文。这就是说，在散文中，他是比较自由的。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情感的审美价值，较之实用理性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超越理性的空间。
文章写到这里，情感是放开了，思想的领域是扩大了，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离开了三峡的自然景观。如果就这么写下去，讲诗人的永恒价值，与文章的题目“三峡”毕竟不太合拍。下面要分析的是，余秋雨如何把诗人的生命和三峡的自然景观紧密地结合起来：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一到白帝城，便一振精神，准备着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
对三峡自然景观的描写和对历史文化的思索在新层次上水融地结合在一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结合中，余秋雨对于自然景观并不太愿意多花笔墨，几乎非常草率地一笔带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他注重的是沿岸的人文景观。到了王昭君故乡，他发了一通议论，说她远嫁匈奴，终逝他乡：
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
这是用三峡的历史文化人物性格来阐释三峡自然景观的特色，而经过屈原故里，他的议论是：
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
这里显示出来的倾向，则是用三峡的自然景观（险峰）来阐释三峡出来的文化历史人物（屈原）。综合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的艺术追求就是把三峡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物的性格进行相互的阐释。这样的阐释是充满智慧的，又是充满诗情的，这就使得他的散文不但富于情趣，而且还富于智趣。也正是这种情智交融的趣味，使得他超越了中国古典散文情景交融的传统，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种情智交融的空前广阔的艺术天地。
在现代文学中，山水游记散文，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五四”时期，现代散文被周作人归结为“叙事与抒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叙事与抒情几乎成了游记散文的潜在的规则。诗性的美化、审美的抒情成了唯一价值，情趣成了不约而同的追求。此倾向走向极端就难免作茧自缚，甚至趋向滥情、矫情。余秋雨对当代散文的贡献，就在于对此倾向抗流而起，突破了对自然景观的美化和诗化，另辟蹊径，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进行智性的相互阐释，创造了一种以文化人格批判和建构的文化散文风格。此风一开，文化智性散文蔚然成风，遂取抒情主流而代之。
当然，在余秋雨声誉日隆之时，严厉批判余秋雨的思潮随机而生。他一个人写文化散文，引来了十倍以上的敌人对之“咬文嚼字”，甚至闹到出书“审判”的程度（指的是《审判余秋雨》一书，作者注）。但，余秋雨没有被攻倒，原因就在于，他在文化人格的建构和批判上，在艺术情智交融的开拓上，为中国当代散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余秋雨被报刊炒得风风火火的主要“罪状”乃是所谓“硬伤”，其中不免有些吹毛求疵。本来，和他的贡献相比，那些小毛病、小“硬伤”微不足道，但是，余秋雨对那样明显的失误，一概讳疾忌医，这就引起了更大的风波。
关于雨的散文范文第5篇
一
现代心理学认为：“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社会隔离而只身孤立的心理状态。它可以分为主动的孤独和被动的孤独。前者是为了满足一定的文化要求，特意追求心理隔离状态，后者是被迫地不情愿地与他人隔离。”作为当代著名学者的余秋雨，他散文中的孤独显然主要是前者。他以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恋为主基调，带着深邃的反思眼光穿越历史，在孤独中寻找一种心灵的支撑，抒发内心真实的情感，他将自己的精神意绪游历于历史村落、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弱女怪才、典章经籍、山川风物中，“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深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这种实际的切身体验与历史的哲理思辨紧密地融合，浑然一体，最终凸现出对文化的阐释与理解。余秋雨正是在孤独中实现对文化的阐释与理解。
二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赋予自然山水以沉重的文化反思，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随后的《山居笔记》等转向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理性观照，而《霜冷长河》则更倾向于对世俗人情、现实人生、伦理道德的省觉，但不管风格如何变，孤独意识始终都得到了崇仰。笔者认为其中的孤独意识大致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由宇宙、故乡意识生发的孤独
《乡关何处》从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一诗中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起笔，指出崔颢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时间和空间。因此，人们总是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空荡荡的感觉之中”。乡关何处一问可以说也是由此而来，它超越了一般的感情范畴，上升到了宇宙意识、乡关意识的一种空旷久远的孤独，涉猎人们的归属，人从何处来，怎样把握自己的哲理思考层面，这种孤独朦胧而又清晰、迷离而又深刻。
（二）与世俗相抗衡而产生的孤独
余秋雨在《青云谱随想》中为我们集中呈现了这样几位怪才画家的精神小天地，他们或以孤鸟丑石自比的朱耷，或用洒脱的墨色、无羁的线条表露出不妥协的孤高的徐渭，或以明老遗民的悲剧感悟沉郁苍茫、奇险奔放的风格与绘画主潮冲撞的原济，他们招引的郑板桥，齐白石们 “于门之外饿而不去”宁做 “青藤门下走狗”。唤起了后代孤独者心中强烈的人格呼应，他们的孤独绝非文人的恃才孤傲，更非无所依托的自作清高，而要与世俗的苛责与非难、与难以忍受的幽寂与孤苦相抗衡。没有追名逐利的争宠，又不争先恐后地去归隐四方，这岂是世俗层面所能比及的境界？故而这种孤独来得特别豪放不羁，特别痛快淋漓。
（三）由于成熟而产生的孤独
《坡突围》是体现这种孤独的典型。余秋雨援引苏辙的话道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的感叹。余秋雨把坡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他的一些经历与苏不乏相似之处。余秋雨在一些外界批评的强大围攻下深感孤独，《坡突围》其实也就是余秋雨的突围。它很好地抒写了这种孤独。文章最后一小节余秋雨对成熟如此说道：“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满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确实，成熟就会孤独，超凡就会孤独，崇高就会孤独。显然，这种由于成熟而产生的孤独主要是精神上、品格上的。
余秋雨散文对历史予以生动地再现，对民族、对人生进行思辨，对沧桑炎凉、悲怆豪迈的大千世界给予诠释和审视，在孤独的洗礼中，抒写自己对各种文化及其内涵的痛彻感悟，揭示丰富博大的人生奥秘，完成了自我的超越，达到了独立人格的一种最高境界。
三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余秋雨散文中的孤独意识的产生不仅与社会现实有关，还与学者自身的特点及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关。
（一）社会现状使余秋雨产生孤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与经济活动巧妙联姻的时代， 90年代中期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就是内外矛盾激化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极为敏感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感同身受，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社会的大症候，而这种社会大症候显然会造成人的一种困惑、茫然和孤独，故而余秋雨才会把眼光投向自然山水，反思民族文化。
（二）学者的领会是孤寂而痛苦的
学者的书斋生涯虽然空间狭窄，但他们的视野总是通向历史，而一旦深入历史，就愈感到历史惊人地相似，惊奇于历史的伟大，也就愈孤独。余秋雨无法逃脱学者的习性，他喜静、好沉思。他说道：“今后的我，仍然或者‘苦旅’，或者‘山居’，不愿沉入街市的喧嚣，即使喧嚣中夹进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也只在远处飘忽，烟雨渺渺。”尽管他在媒体上频频亮相，但那只不过是他稍稍转移孤独、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这自然就造成其散文创作中流露出的孤独意识。
（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的驱动产生孤独
余秋雨出于一种学者的负责的虔诚态度和使命感，跋山涉水，对传统文化进行追寻和反思，对其蕴涵进行阐释， “真正的学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在严峻的学术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大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哲人”。
另外，余秋雨进入历史文化中又被其本身的伟大雄奇、博大精深所震住，“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照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叹息”。这种巨大的气压也把秋雨先生逼向孤独。
余秋雨在其散文中崇仰的孤独意识，散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空旷，“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脱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前，“我欲乘风归去”的高远。余秋雨正是通过孤独的精神苦旅，进行了一次大气的回归，一场静心的停泊，一个沉默的文化歇宿，并酝酿着又一次新的旅程，摩西塔克说：“孤独在人生的日记中写下了悲愤苍凉和风风雨雨之页，而在这些页码的字里行间，都昭示着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成熟的风范和优美的品质，昭示着使人更加亲密，更加相爱的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 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的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