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护理学是一门涉及范围广和整体性较强的学科，在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专业所必需的妇产科护理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运用护理程序为护理对象实施整体护理，提供减轻痛苦、促进康复、保持健康的服务。然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护理研究性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护理研究性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创新型；
妇产科护理；
安全意识；
手段
1.简介
妇产科护理学是一门涉及范围广和整体性较强的学科，在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专业所必需的妇产科护理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运用护理程序为护理对象实施整体护理，提供减轻痛苦、促进康复、保持健康的服务。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法制观念日益增强,对医疗护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病人的投诉,新闻媒体的曝光,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困扰着医院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培养创新型妇产科护理的安全意识，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疗护理差错的发生,已成为医院管理者的一项常抓不懈的课题。现对护理不安全隐患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防范对策及手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因此培养创新型妇产护理的安全意识与手段是医疗管理的战略目标。在临床实践中培养创新型妇产护理的安全意识要求我们创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队伍。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医学护理队伍和高水平的护理专业学术创新的团队，乃是决定临床实践中妇产科护理创新能力的关键。
2妇产科护理中不安全隐患的现状分析
2.1护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观念转变缓慢,缺乏应有的危机意识和应急措施,在护理过程中忽视危机因素和潜在的隐患,忽略患者的心理需求和患者权益尊重,引发护患之间冲突和纠纷的现象时有发生。
2.2执行护理制度和操作常规不严。在护理诊疗过程中,有些护理人员不严格执行查对制度,执行医嘱不严谨,药品管理混乱,违反护理操作常规和不严于职守,观察病情不周到、不细致,不及时发现病情变化而延误抢救时机,拒收危重病人等而引发护理差错事故和纠纷。
2.3医院领导、护理管理职能部门对执行规章制度的监督不力。医院领导检查流于形式,执行部门监管疲软,只是应付主管部门的指示,这是隐藏护理差错事故发生的重要缺陷。
2.4专业技术素质及其影响。许多护理差错事故和纠纷源于护理技术上的分歧,或者说是病人及其家属认为的护理治疗技术上的失误。提高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技术素质,从而避免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减少护理纠纷的产生。同时,更要重视的是护理人员的专业技术素质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心理影响。
3培养创新型妇产科护理的安全手段
3.1强化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安全管理。法律是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护理人员应积极主动地应用法律手段维护护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医院的正当权利。组织全院护理人员接受”四五“普法教育及医疗行政法规专题讲座,建立学法制度,使全院护理人员能自觉知法、守法,自觉规范护理行为,强化依法行医观念。我院制订了护理安全管理制度及防范措施,成立了院安全管理委员会、科安全管理小组。每月进行安全检查,针对不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及时提出改进措施,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3.2加强素质教育,强化岗位职责。组织护士观看护士行为规范录像,举办护士职业礼仪示范表演,从而规范护士行为举止,以良好的精神风貌促进高尚职业道德的养成,提高护理人员素质。为加强工作责任心,护理部针对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护理人员,制定不同的教育内容,并统一全院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严格的质量考核制度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实在工作中,保证护理工作质量。超级秘书网
3.3加强敬业精神的教育,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教育护理人员本着对病人生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护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确保医护安全和医护质量。同时,护理部在护理质量和护理技术方面常抓不懈,从基础质量到终末质量,从关键部门到薄弱环节,从基本功训练到重点人才的培养,从新技术应用到新设备的引进,从质量考核到制度落实等,都有强有力的质量管理机制。将质量检查考核结果作为评优晋升的重要指标,加强质量控制,立足目标,着眼环节,逐级考核,层层把关。将医疗安全作为质量考核的重要内容列入科室质量考评指标中,如个人出现差错事故时,除经济处罚外,还要记入个人档案并在全院曝光,影响评模晋升,从而培养了护理人员严谨的工作作风。从单纯被动受检变主动参与检查管理,使护理人员认识到”病人在心中,质量在手中“,提高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效性。
4小结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关键是怎样理论联系实际，怎样落到实处。十七大报告把医疗卫生，人民健康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报告第八部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里面，第五点很大篇幅专门讲到“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专门谈医疗卫生。第一句话是“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把对健康的关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体现到党对民生，对人民健康的关注，高度重视。维护患者合法权益,以优质的服务态度,丰富的理论知识,精湛的护理技术为病人提供全程服务,以适应现代护理事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保证病人安全。
参考文献
1徐又佳,包士尧.医疗法学在医务人员再教育中的地位［J］.中国医院管理,1997,17(10):50
2许晓斌,赵晓勤.运用法律武器正确处理一起医疗纠纷的体会［J］.中国医院管理,1999,19(5):280
护理研究性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目的：探讨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护理问题。方法：对123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根据其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护理。结果：病情均得到有效控制，全部好转出院。结论：精心的护理能有效提高强直性脊柱炎的疗效。
［关键词］强直性脊柱炎；
护理；
畸形
强直性脊柱炎（AS）是一种常见的免疫遗传性疾病，是以骶髂关节和脊柱慢性炎症为主的周身性疾病，疾病晚期可发生脊柱强直，畸形以致严重功能受损［2］。AS目前尚无根治的方法，其治疗目的在于控制炎症，缓解症状，控制病情发展，保持关节功能，防止出现畸形。因此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患者做好各项护理工作，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我科自2001年3月至2004年12月共收治123例AS患者，经过有效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病情均得到有效控制，全部好转出院。现将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本组共123例，其中男106例，占86%，女17例，占14%；
年龄11岁~60岁，男性17岁~40岁81例，占总数的66%。
2护理
2.1心理护理从以上的临床资料可以看出，AS好发于青壮年的男性，40岁以上发病者少见，20岁左右是发病的高峰期。这些患者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很有可能致残。AS目前尚无根治的方法，故患者往往会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思想负担重。另外，AS起病早期往往症状轻微，容易被忽视，从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不良后果的出现。AS除脊柱、关节受累外，是可以有心、肺、眼、肾脏和神经系统损害的，虽然发生的几率很低，但病情严重者可出现心脏、肾脏功能衰竭。但并不是所有的AS患者都会发展到脊柱强直，尤其是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医生对疾病能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因而在疾病的发展上起了一定的延缓及推迟作用，大大减少了脊柱强直的发生。因此AS患者应对该病予以足够的重视，充满信心，积极配合治疗。医务人员应向患者和家属讲解本病的有关知识，使患者对本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治疗及预后有所了解，使患者能保持乐观心态，正确对待疾病。
2.2用药指导帮助患者了解药物的作用、注意事项和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及其处理方法，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用药中断或发生不良后果。
早期合理、规律地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往往能减轻关节、肌肉疼痛，取得良好的疗效，但不能控制疾病本身的过程。常用药物有西乐葆、扶他林等。服用此类药物时应注意饭后立即服药，不能同时服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的药物，以免增加药物的毒副作用。柳氨磺胺吡啶(SASP)主要副作用表现为消化道症状，偶见皮疹及血液系统、肝脏、肺部损害，故肝病患者应慎用，为减轻症状，可以从小剂量开始使用。用药期间应定期复查肝肾功能，以防药物损害。另有报告影响男性生殖系统，如数目减少、活性降低、形态异常等。故计划生育后代前，应先咨询有关医生。
甲氨蝶呤(MTX)、硫唑嘌呤等抗风湿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病情或阻止疾病的进展。MTX的副作用主要为胃肠道反应，其他如骨髓抑制、口腔炎、脱发、头痛等神经系统症状较少见。所有副作用于停药后均可恢复。老年、肥胖、糖尿病、活动性消化性溃疡、肝病、肾病患者不宜使用MTX；
肝病患者慎用；
孕妇忌用，用药期间不宜饮酒。患者在进行药物治疗时，应定期检查肝功能、血象。
合理使用以强的松为代表的糖皮质激素，能迅速消除关节肿胀，减轻疼痛和晨僵，但不能阻止关节破坏，不能改善病变的发展。局部或全身激素治疗期间若遇上急性虹膜炎发作，应及时就诊，以免延误治疗使病情迁延，影响视力［1］。
2.3功能锻炼运动的好处众所周知，对于AS患者尤为重要。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配合正确有效、适度的机体功能锻炼，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关节的活动功能，取得更满意的疗效。个别患者因疼痛而卧床不起，不愿活动，这样只能使病情进展加快，医务人员应做好充分的解释工作。AS患者应主要针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运动：维持胸廓的活动度；
保持脊柱的灵活性；
维持肢体的运动功能，防止或减轻肢体因废用而致肌肉萎缩；
维持骨密度和强度，防止骨质疏松。我们把有关的机体功能锻炼编辑成一套医疗保健操，包括床上伸展运动、膝胸运动、猫背运动、腹部运动、转体运动、转颈运动和扩胸运动。运动强度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认为以运动后疼痛持续不超过2h为宜。另外，散步、游泳、太极拳、气功等，均可达到锻炼的目的。另外应指导患者认识正确的行为的重要性，如为维持脊柱的功能位，患者应仰卧睡硬板床，枕头的高度以能保持颈椎的正常前弓度而又不至增加上胸椎后突为度，一般10cm左右，枕头尽量放在颈中段，枕部应尽量少枕枕头［3］。不能在膝关节下垫枕，如已侵犯颈、上胸，应去枕睡眠。日常生活中应注意坐、行、立的姿势，坐位时尽可能挺直并坐垂直的硬靠背椅，坐或站立时不要弯腰屈背并经常变换位置；
看书、读报时要使书报与视线保持平行高度，避免颈椎久仰、久俯，以保证即使脊柱发生僵直，也能保持最佳功能位置。吸烟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危害，AS患者必须戒烟。
2.4预防感染在AS的治疗中，往往需要使用如SASP、MTX等免疫抑制剂和肾上腺皮质激素，药物的副作用会使患者抵抗力下降，容易并发感染。我们应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保持口腔和皮肤的清洁卫生，保持居室清洁，把好病从口入关，预防感冒。医护人员进行医疗护理操作时，必须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以免发生局部或全身感染。如有感染症状时要及时进行治疗。
2.5注意休息疾病活动期应减少活动，适当休息，不要长时间垫高疼痛部位；
避免长期弯腰工作；
避免脊柱负重和创伤，如提重物等，以免造成脊柱畸形。
2.6饮食指导指导患者进食营养丰富、易消化的食物，注意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摄入，多进食肉类、蛋类、奶类、蔬菜、水果等。
3体会
由于AS患者对疾病认识程度不同，因此对患者进行因人而异的卫生宣教与护理非常重要。在治疗过程中加强临床观察和护理，及早发现和处理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实施有效的个体化护理，能有效提高AS的疗效。
参考文献：
［1］李天旺.什么是强直性脊柱炎［J］.关节炎之友,2002：1617.
护理研究性论文范文第3篇
1·1护理理论19世纪中期现代护理学的始祖南丁格尔开护理理论之先河,护理理论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有3种主要的方法发现护理理论:①借入法:从其他学科借来的理论再结合到护理学科中;②归纳法:从护理实践的情景中归纳总结出来;③推断法:由一个概念体系发展产生[1]。
1·2常见的护理理论Rogers的单体人学说,Orem的自理模式,Neuman的系统模式,Roy的适应模式,Parse的人类适转理论,Leininger的多元文化理论或称为跨文化理论等[1]。
1·3中国护理理论发展现状是对西方护理理论生搬硬套,到目前为止,护理理论在中国是以“引进”为主。台湾和内地相继出版的护理理论书籍均为编译、介绍西方护理专家的理论或模式。虽然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肖丰富提出舒适模式,杜友兰提出顺应自然理论,也有内地学者结合中医提出天人合一等理论,但这些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也不甚理想。通过对现有文献期刊的总结发现,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章也多是介绍西方护理理论或应用这些理论的体会,仅内地有13篇文章讨论肖氏舒适模式及其应用。
1·4中国护理理论发展的前景护理学科要更好地发展,既需要适应世界格局的多样化,也需要考虑其民族性、本土性的特点。相对于西方护理理论,原创性表现为立足于本土护理,研究本土护理,服务于本土护理,改变本土护理对外来理论的依附性。中国护理学科的发展,特别需要中国的原创性护理理论的指导[2]。西方护理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已经有20余年,中国护理学术界在学习、应用这些理论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近10余年来,中国的护理学科有了良性的发展,香港和台湾研究生教育发展良好、快速,已经有了一大批具博士学位的护士和护理教师,他们熟悉西方的护理理论,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内地培养护理硕士研究生的学校逐渐增多,2004年又开始招收内地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护理博士研究生。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在中国研究原创护理理论已经成为可能。
1·5我国护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理论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尚未得到广泛应用。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对理论的认知程度影响理论的应用;所在科室的理论应用气氛影响理论的应用;护理人力资源不足影响理论的应用等[3]。
2护理实践———我国护理专业化发展趋势
随着护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对外交流的增多,护理的职能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护士角色在实践中的扩展。引进了国外的护理理念,相继出现了新的名词,如:高级实践护士(advancedpracticenurses,APNs),临床护理专家(clinicalnursingspecialist)。我国临床护理实践也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4-5]。在长期的护理实践中,护土群体往往自然形成或出现一些在某个临床领域具有广博的工作经验、先进的专业知识和高超临床技能的人才,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危重病医学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我国出现了一批从事危重病护理的专科护士[6],经过长期实践形成危重病护理的“专家”。这种建立在经验、知识和技能基础上的非同一般的临床技能使他们具有权威性。
3护理研究
3·1定义在临床单位,由护士开展的有关临床实践、评价、护理教育、护理管理和方法学的研究。
3·2现状从研究内容上看,随着护理模式的转变,护理工作的范围已经由单纯的护理疾病扩展到护理社会的人,生理护理扩展为生理、心理护理,医疗护理扩展为医疗、预防、康复护理。因此,国外护理研究内容在护理心理、护理职业等与人文科学相关的主题占很大比重。而在国内由于护理人员人文科学知识的匮乏,护理科研的理论层次得不到提高,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假说,适应护理科研的需求。从科研方法上讲,国内护理学文献中前瞻性的研究文章和系统的有特色的专科护理文章少,以回顾性分析为主的总结性文章多[7]。另外,由于很多护理人员缺乏科研基础知识、医学统计知识以及文献检索技能等科研工作的基础方法,国内护理研究的主题涉及面虽比较广,但是介绍体会和经验的多,严格统计分析的少[8]。护理管理、护理理论及护理教学方面的研究较国外欠缺。
3·3护理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规模和方法不断改进,目前护理研究已从自选的、分散的小型研究趋向于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今后要重视质性和量性的综合研究,多采用全面的、多角度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凡是与护理工作有关的问题都属护理研究的范畴,研究者要注视时代的发展、现在和未来临床护理工作的重点,使研究课题与客观发展相结合,使研究结果的应用和价值更有意义[10]。
4护理理论、护理实践、护理研究的关系
综上对护理理论、实践、研究的相关内容的详细介绍,可以看出理论、研究、实践的关系是循环往复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这种相互作用过程中三者都得到了发展。
4·1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4·1·1实践是理论的根源护士在从事具体零散的工作中能够不断的积累经验,并通过对临床经验的分析、归纳和总结产生概念和科学的假设,这种在一定的经验事实基础上依据一定的科学知识所产生的假设,是理论思维的重要形式,它为经验研究提供指导,为理论的建立提供方案,一旦假设的真理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的认识过程中被确认,假设就上升为科学理论。
4·1·2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是使实践更加有效的工具,在实践中运用理论可以加强护理专业的自主性和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并以科学的原则进行护理,这样护理也能够正确预测照顾的后果和患者的反应。
护理研究性论文范文第4篇
一、花儿的活态研究
花儿活态研究是本次论坛的一个亮点，它突破了以往研究多集中在花儿唱词格律、花儿民俗以及社会功能、民族特征等方面的固态研究视域，更多投向对花儿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转型、时代精神的理解。
李健彪、穆建婷的《全球化背景下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效率成为优胜劣汰的唯一标准，但“文化例外”。它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经济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不适用于文化。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之重要保证，花儿保护与传承应尊重花儿自身传承规律，花儿保护应坚持“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保护”、“以人为本”、“原生态保护”、“民间事民间办”和“保护与利用并举”五项基本原则。郭德慧教授在《草根艺术――当代文化生态中花儿的传承与发展》中指出：当下花儿的发展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有的旧面貌，总要随时展发生新的变化。探寻花儿的传承机制和维持运作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从关注音乐本体的民间音乐研究方向向不仅关注音乐本体，更应强调音乐背后的文化联系的音乐人类学进行转换，从而将花儿研究置于大文化背景下予以关照。马东平、严国芳《社会转型时期花儿文化现状》一文从转型期间花儿文化所呈现的“市场化运作”、“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文化生态的破坏”以及“花儿的城市化进程”等几个现实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描，指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处于一种绝对封闭和静止的环境中，它总要与外来文化相互接触、碰撞并在融合中发展变迁，这是一个自发的、无意识和缓慢的过程，当民族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各种人为因素作用下，民族文化的变迁速度会加快，程度会较激烈，花儿文化在此背景下的巨大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范例和参照。彭金山教授的文章《目前，我们如何保护花儿》指出：“坚持活态保护和静态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摸清花儿历史和现状，把既有的花儿作品全部记录下来”，并“研究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下花儿艺术发生的变化乃至变异”，“一方面要保持‘山场文化’的原生态性，使‘本色花儿’与世共存；
一方面与旅游文化结合，使传统艺术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下焕发新的活力。青年学者王贵生博士在他的《精神牧园：花儿会的现代意义旨归》一文中，借用解释人类学和结构人类学的观念认为：在理解、认知和体认花儿保护过程中应把主要目标和对象集中在花儿“主位语义场”――花儿会的氛围之内，对花儿群体的认知给予更深层面地研讨。同时应清醒、辩证地对待由行政、商业、学术构成的“客位语义场”在花儿生存环境、发展方向与价值体系中的作用和对花儿保护产生的影响。白晓霞的《性别社会学视野中“花儿会”活动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思考》中对“花儿会”现代语境中农村女性这一主体性骨干力量进行了审视，提出为农村女性营造良好、健康的“花儿会”文化生态环境，是促进“花儿会”活动发展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徐富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及实践中的误区探微――以花儿和花儿会为例》，邢燕燕《现代化与“原生态”的冲突和悖论――人类学视野下花儿传承保护的再思考》等文章，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以“花儿会”研究为切入点，结合现代文化生态现状，对花儿传承、保护提出了宝贵的方法和建议。
二、花儿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探讨
花儿保护、传承与创新是本次论坛的热点和焦点，在所提交的论文中半数以上都是围绕此议题展开讨论的，充分体现了花儿申遗成功后，学者们对花儿今后的发展给予的高度关注。
民俗学家柯杨在《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一文强调指出：花儿入选名录只是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应“树立大花儿文化圈意识，取消我的、你的、他的相对狭隘意识，转变为我们大家的、中国人民的、全人类的开放的、包容性很强的新观念”。在花儿保护中，“既要关注花儿的优质基因的控制、提炼和传承，又要关注其本身的吸纳、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特点”，“本着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大力发展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协作，以利于花儿文化整体性的保护，克服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片面现象，尤其要提防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的错误倾向，把花儿的保护措施落到实处”。加大对花儿传承主体――民间歌手的关注力度，在保护花儿原创性的同时，鼓励艺术家们在花儿音乐基础上的再创作。温州大学王文韬副教授在《“花儿”保护的若干思考――关于“‘花儿’文化博物馆”的构想》中指出中国歌谣词曲的发展是一部漫长的民俗画卷，田野工作的开展不能以民俗文化的剥离为代价，针对当下“花儿”传统文化空间的不复存在，及其文化内囊渐空，内涵缺失之现状，提出了借鉴古者《诗经》、《楚辞》、《乐府》之所为，创立“‘花儿’文化博物馆”，遵循力保“花儿”艺术相对“本真”之原则，运用“跟踪调查”，“三重证据法”等相对科学、合理、可行之方法对“花儿”艺术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与传承。
除此之外，韩宏《乡音乡情花儿育新人――浅谈宁夏“校园花儿”的理论与实践》，周亮的《高校教育传承花儿探究》，魏登贤的《浅谈语文教学对花儿的保护和传承作用》以及孔德云《让临夏花儿走进音乐课堂》则从传统音乐的学校教育层面，将花儿保护与传承和学校教育相结合，为花儿的保护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另一思路和途径。
花儿研究家王沛《好花儿漫红了天下――花儿“歌王”“皇后”艺术成就述评》通过对河州型“花儿王”朱仲禄、王绍明、“皇后”苏平及洮岷型花儿“歌魁”丁如兰艺术成就述评，为我们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花儿演唱领域各民族歌手的传承路径，旨在强调花儿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形式。作者严肃指出：当下系列的所谓“花儿王”、“花儿皇后”评比显得过于轻率和随意，政府应给予合理引导，并呼唤新一代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歌王”、“歌后”的出现。
同时，武宇林博士《宁夏“花儿”歌手现状调查报告》，冯岩《论西北“花儿”的传承保护及其传承人――兼论西北花儿传承人赵存禄及其“花儿”长篇叙事诗〈东乡人之歌〉》，戚晓萍《民族志方法与“花儿”研究》等文章分别对花儿“传承人”历史、现状及传唱风格等探究，旨在突显花儿活态传承载体――“传承人”在花儿保护、传承及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期得到政府、研究机构、学者的扶持与重视，促进花儿事业的长足发展。
此外，陶柯的《谈如何做好申遗成功后的花儿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严国林、马桂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河湟“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为例》，陶雨芳、王莲喜的《对六盘山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思考》，雷侃的《育得根深叶茂“花儿”红――宁夏回族山花儿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方式初探》，吴晓梅的《二郎山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季绪才的《关于岷县花儿保护的几点思考》，包海燕的《关于对洮岷花儿保护和发展的思考》，张润平的《也谈如何做好花儿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等文章结合地方“花儿”现状，或从宏观，或从微观之角度对如何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花儿”提出了独到、新颖、具有时代性、建树性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三、花儿研究新成果与其他
本次论坛提交的论文选题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拓宽，研究视野较过去更为宏观，主要涉及花儿的研究方法、花儿艺术的朔源、花儿原有研究成果的梳理、花儿文化产业的开发、花儿传承源流等诸多理论成果，突显了“实用性”特征，为今后花儿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具有参考意义。
赵毅的《打造“花儿”品牌促进经济发展》指出，加强对外宣传，并与旅游业结伙搭档，举办“花儿会”、“花儿”演唱比赛，调动各地、各民族花儿品种集中展示，吸引国内外游客，促进经济繁荣，这不仅是“花儿”传承发展的一项强有力保护措施，更是其经济、艺术价值的彰显。徐光文则在《依托花儿之乡优势做大做强花儿产业――对新时期花儿发展与创新的思考》中提出，“花儿既是文化遗产又是文化产品。我们要坚持走民营化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资、融资机制打造花儿产业。景生魁《关于西北“花儿”的传承与创新》提出打造中国“西三角”经济带，构建“花儿”保护的地域框架，从生态循环经济中发挥民族特色，使“花儿”在困境、危机中开拓创新的建议。
另外，张君仁博士的《1949年以前的花儿与花儿研究――〈花儿学术史〉研究之一》对1949年以前有关花儿的记载与研究进行了梳理，文章指出：各时期“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收获，为花儿向外传播及研究的初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为今后花儿史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巨奇君《花儿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将花儿研究分为“收集整理”、“形态研究”和“深入研究”三阶段基础上，认为，今后“花儿研究”应回归田野，超越“花儿本身”，重视花儿生存之“大文化空间”和“大社会背景”之间的深层关系。马晓红《“花儿”保护的多学科合作初探》中花儿研究多学科合作方式的提出，为花儿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供借鉴的理念与方法，作者认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特征，而不同侧面及不同层面的研究，是多学科合作之基础，这有利于“花儿”的全方位、高层次研究。魏泉鸣先生《中国花儿源流批评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花儿源流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认为“源流”问题应严格区分，但也允许、同意流变现象的发生，不应封杀一家之言，但各言辞应有自己之依据，在争鸣中促进花儿研究的交流与发展。李恩春《西北花儿≠西北一般民歌――略论花儿保护中演出、出版、宣传的科学性》演出、出版、宣传花儿应在正确认知花儿“属性”与“个性”基础上，对花儿“名称”、“内容”、“格式”、“引腔”、“体裁”等方面有所探析。此外还有李U的《关于编撰〈中国“花儿”大全〉的构想》和汪鸿明的《必须树立严谨务实的“花儿”研究作风》也分别提出各自关于花儿保护的建议和想法。
“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花儿保护论坛”不仅是对近年来花儿保护研究理论成果的一次检阅，同时也为诸多学者探索、共商花儿保护新思路、新途径、新机制和新方法，确保多民族共创、共享之花儿理论研究深入发展提供了一次学习交流机会。无疑为今后“花儿”长足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和养分，在“花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护理研究性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
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
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
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
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
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 [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
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
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
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
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小兵.少数民族非遗概念界定及其法律意义[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0，（4）.
[2] 覃志鹏.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3] 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4] 张世均.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
[5] 郭剑英，余晓萍.非遗价值评价——以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4）.
[6] 汪立珍.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5，（6）.
[7]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8] 陈莉.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7，（2）.
[9] 祁庆富.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0）.
[10] 罗正副.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省思[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11] 赵艳喜.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J].贵州民族研究，2009，（6）.
[12] 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化生存实践[J].学术探索，2010，（6）.
[13] 吴兴帜.文化生态区与非遗保护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4）.
[14] 韩成艳.非遗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J].思想战线，2011，（3）.
[15] 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源问题[J].民族研究，2007，（3）.
[16] 王培新.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原则[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17] 高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自治立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8] 周超.社区参与：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19] 尹凌，余风.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遗保护的创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20] 郑土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8，（9）.
[21] 郎玉屏.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
[22] 陈静梅，文永辉.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分类保护——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23] 吴正彪.论双语教育在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非遗中的重要作用[J].民族教育研究，2010，（2）.
[24] 普丽春.论学校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教育[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1）.
[25] 张丽萍.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教育传承非遗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
[26] 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贵州少数民族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方法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27] 叶建芳.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遗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28] 胡芸，顾永贵.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J].中国档案，2008，（5）.
[29] 陈廷亮.湘西少数民族非遗开发利用的可行性与基本模式分析[J].民族论坛，2009，（10）.
[30] 肖曾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阶段性互动分析——以湖南虎形山花瑶乡的非遗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
[31] 周丽洁.非遗与文化重构——以发展旅游背景下的湘西地区为例[J].求索，2010，（4）.
[32] 陈炜，杨曼华.论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社会科学家，2011，（2）.
[33] 张博，程圩.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J].人文地理 2008，（1）.
[34] 黄继元.云南省非遗旅游开发研究[J].旅游研究（季刊），2009，（4）.
[35] 王汝辉.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0，（11）.
[36] 韩富贵.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研究[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1）.
[37] 李昕.非遗：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J].广西民族研究，2008，（3）.
[38] 王松华.产业化视角下的非遗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2008，（1）.
[39] 谭志国.土家族非遗会展活态保护新模式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0] 马宁.羌族非遗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
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