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有图书出版业，新闻传媒产业，广播影视业，动漫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表演艺术业，广告产业，体育赛事，休闲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会展产业等。本文将重点阐述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视野论文【五篇】（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有图书出版业，新闻传媒产业，广播影视业，动漫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表演艺术业，广告产业，体育赛事，休闲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会展产业等。本文将重点阐述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民族精神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职责，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旅游开发可以加强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价值的认知度，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传承人类文明，而那些不丧失原真性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在更大层面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明寄托，体现了该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好好利用和开发，会对一个地方的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多样。
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相对落后，由于远离城市的喧嚣，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若能加以好好保护，加大政府宣传力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打旅游产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从而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用旅游增加的经济收入用来保护“非遗”，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于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随即诞生，从而能进一步改善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落后的现状，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
（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铸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其根基受到侵蚀，其传承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价值，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及其特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定格化，不能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时点，而只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其传承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真空的环境中，市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传播的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增长，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旅游资源数量的不断拓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到旅游资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进而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日渐式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将“非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为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遗产传承者在整个针对遗产开发的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具有“创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体的特征，尤其是口传文化。创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传承者。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应该是传承人。因为无论“活态”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活力，实际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众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为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遗产当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开发措施的决策以及监督这些措施的实施。
（二）政府部门发挥好各自的职能。由于我国对旅游业没有具体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导致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经常出现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和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决策、统筹、组织、管理等相关职能，并且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根据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发挥出应有的能力。通过召开相关会议决策出合理开发原则以及办法，并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管理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混乱的现象。同时，也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对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制定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并加大力度让旅游部门执行。
（三）文化旅游开发者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通过对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可以得知，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使得众多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视而不见。例如，现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洱海游船时，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赏心悦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钱的欲望，使得许多游客都遭到超额付费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经之路中间私自设立了游船港口。许多外来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规景点的游船价格就轻易进行交费。但是最终发现其支付的金额往往是正规游船价格的五倍。这就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层不悦的纱，使得整场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管理人员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却视而不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敲醒警钟，加大监管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力度，争取还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纯朴。
三、小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它负载一个民族的特定价值取向，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体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不可再生的遗产。在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传承，提高我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1]崔亚军.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2015，10：26-27.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2篇
德里达认为，蒙太奇和拼贴是后现代话语的主要形式。众所周知，“蒙太奇”是源自法国建筑设计界的一个概念，就是按一定的构思、方案和计划，把建筑材料有机地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形态，这可以被理解为建构的建筑学概念。这一概念运用到电影中去就变成了电影蒙太奇手法。蒙太奇和拼贴的奥妙早已被人们认知，由此可见，建筑和电影的亲缘关系是缘自二者的生命语汇。当然同时作为空间的传播媒介，它们在展示内涵时，前者可能更侧重行为逻辑，而后者侧重视觉逻辑。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建筑与电影应该有着广泛关联，它们在文化与视觉符号的相互建构中合作得异常紧密。蒙太奇与拼贴异常的关联无疑促使建筑与电影走得更近了一些，然而这两个概念是否真的那么相似呢？作为技术层面二者的内涵确有很多相似之处，都代表了一种组合的手段和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例如，解决不同空间与形式的共处与和谐。然而作为思维方式层面二者却大相径庭。拼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强调了对待实现乌托邦的一种方式，暗示了看待问题的某种意识形态。
这种做法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却不适用于蒙太奇，也就是说对于拼贴的分歧未必导致对于蒙太奇的分歧，因为前者更加侧重于理论思维而后者则侧重于技术思维；
或者说前者所考察的对象更加侧重于文化与文脉，而后者的对象则侧重于元素的内在逻辑。以上从一条概念性的线索，简略浅显地分析了建筑和电影的一组对话，似乎从概念、技术、思维层面，建筑和电影早已相互渗透。也许有更多类似的概念性线索可以探索它们之间的共同语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关联性的文化视角去认知建筑和电影。
二、电影角色与建筑形态美
20世纪早期，电影本体语言没有现今丰富，而建筑作为布景的主体成为了电影中重要的部分。但是电影对于建筑的需求只是实体形象“有”，而建筑的使用部分“无”恰恰是电影的再创造部分。正如Ingersoll认为的那样，建筑布景几乎是每部电影的潜在主题。建筑被安置于电影创作实践的基础部位成为电影必不可少的真实主体和“思想矩阵”。而具体空间的营造往往是电影的再创作而成必然的；
也就是说电影和建筑对于同一议题的理解在那个时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倒置现象，也许这种内在的不和为日后的巨变埋下了伏笔。当建筑领域由现代主义时期逐渐转向到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时期后，电影和建筑的关联也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现代主义的学说中，空间及其含义常常被认为是确定的、凝滞的、无辩证法可言的和一成不变的。而电影对于建筑的关注自然受到其影响，二者的关系可以描述为简单而重要。随后60年代兴起于建筑界的后现代风格激起了空间本体理论的多元化发展，诸如符号、解构、自治、女权等话语的介入进一步解放了建筑的创作和电影中建筑的再创作的束缚。
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建筑的文化属性和电影文本的互动，空间也不再具有凝固的内涵。这也从一个侧面促成了后现代电影的产生。接连出现阿瑟•佩恩的《邦妮和克莱德》、阿仑•雷乃的《生活是部小说》、费里尼的《八部半》一系列后现代电影的声音。Furst认为她自己只是转换了建筑空间的意象而非建筑本身来设计电影场景。电影只需要建筑场景的信息来构筑场景的含义和事件发生的地点，而不是需要建筑场景本身，同时建筑也无法控制电影与其结构。至此电影与建筑较之简单而重要的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却更加深层与复杂了。当然这样的系列转变有着更深的缘由，正如Derrida所描述的“不断的断裂与重构”。艺术家的力量要视观众对其解读和体验的力量而定。亦如罗兰巴特所说，读者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与作者意图无关。时代的声音告诉我们确实不能再以现代性的观念去理解电影与建筑了。当然当代电影研究学派早已超越了原有仅对建筑自身文化专注的狭窄视域，并已经进入对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心理分析、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意识形态及方法论的关注，也包括对视听的流行文化研究等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范式。
三、文化语境中的统一与分离
在当今电影与建筑的后现代语境下，其一个重要的关联体现在文化评论的兴起。建筑批评与电影评论逐渐趋向于成为各自学科中的完整领域，成为重要的分支学科。可以说当今世界文化评论的兴起，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在建筑理论历史当中后现代的死亡在其产生时就开始了，结构主义从未真正获得过立足点。另外新城市主义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福音主义的想象仍未能脱离早年霍华德式的悲惨乌托邦。缺少“Grounded”的建筑理论被MichaelDear认为是理论停滞的症结。所以，建筑以及电影领域向文化研究的转向是在这一趋势下产生的历史趋势。而文化评论的介入揭示了：建筑和电影的深刻关联正在于其文化属性把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去批评和分析，也体现了二者理论与实践进步的需求。以下就从文化评论的角度去考察二者的异同。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
和谐文化；
少数民族；
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91-0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文化有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1]可见，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复杂的子系统，更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课题，其中，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的建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和谐文化的渊源及现代意蕴
汉语“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
“谐”者，相合也，有顺和、协调之意。“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安康富足，和谐相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愿望和梦想。《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理解为万物普适的普遍原则。《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把“和”与“谐”理解为治国安邦的根本。还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道法自然”，佛教讲的慈悲观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谐在今天也指事物相互之间的协调、有序，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和谐文化则已具有更多的现代意蕴，是指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构一个以和谐的理念为根本，以先进文化为价值取向，把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创新，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和谐的思想基础，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思想导向和精神支撑。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
二、和谐文化视野下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
（一）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承炎黄，经春秋，历汉唐，经过各民族的融合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体。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6个民族水融、和谐共存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价值诉求。有学者也把这种自身价值诉求用一个“56+1=57”的公式来加以表达，认为“这里的1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56是指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 [2]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包含了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华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都在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自己的藏品，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3]所以，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直是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由各民族共铸的。
（二）发展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谈到少数民族文化，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大花园”理论是对我国多元民族文化发展最好的注解。费孝通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花园中，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艳、和谐共生，才能相得益彰。这里，“中国大花园”理论强调了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和谐的发展要求。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 [3]事实也证明，没有这些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生态。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也说，多元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则明确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现实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又是对它们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各民族政治、经济和谐的发展，也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建设，而树立全社会的和谐理念，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则更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的建设。所以，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和谐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民族地区的很多文化，充分地体现着和谐的价值取向。蒙古族的谚语说“与其有一百两银子，不如有一百个朋友。”“像绵羊似地，合群走就有力；
像沙土似地，散放着就无力。”“聪明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伛偻人更需要朋友搀扶。”“亲友多的人，走遍草原，没亲友的人，势如孤掌。”土家族过去的族谱家规中都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规定。这些文化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里面，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少数民族崇尚自然、崇拜天、地、山等诸神，与自然建立了一种带有原始和神秘色彩的和谐关系。“据云南学者的田野调查，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植物崇拜的痕迹。生活在云南富民的彝族，以竹为图腾，认为竹的兴衰象征族人的兴衰；
怒江的傈僳族，往往以动植物为自己氏族的名称，如茶树氏族、紫柚木氏族等等，而这些植物都是禁伐的”。[5]同样，很多民族也用自己的文化传递了对于动物的情感，侗族大歌四大类中最精华部分的声音大歌(侗语称“嘎所”)，声音的标题常以昆虫鸟兽或季节时令的名称命名，如《蝉歌》、《知了歌》、《三月歌》等；
鄂伦春族崇拜虎、狼、熊这些动物；
蒙古族将狼作为本民族的图腾；
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对一些动物禁杀、禁食。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文化具有明显的“泛神论”的特点，但其中形成的维护生态平衡，万物有灵，保护自然的生态朴素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以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和谐的价值取向，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三、和谐文化视野下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一）和谐文化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导向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在边疆和偏远地区，长期封闭、发展缓慢，保留下了大量的具有很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富有本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但在日益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这种故步自封的状态，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进行互动和交融，因而也就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维护各民族文化平等、和谐发展，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无疑需要有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来引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司马云杰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化都是有民族性的。” [6]不同民族文化反映着不同民族的特性，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选择，这都是特殊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又是各民族在互动、交融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一致认同的文化，是我国56 个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普遍性。用同志的话来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7]所以，要处理好和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普遍和特殊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差异，重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充分保证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惟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的原则，有机地将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保证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作用，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和谐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就很重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建设，这在很多具体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都有体现。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的政策；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专门列举了多项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事项。在其他法规和政策中，还具体规定了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的权利。所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构筑了和谐的基石。如今我们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下，党和政府要求我们不仅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还更加注重挖掘民族多元文化资源，强调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鼓励、扶持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等等，使各种多元民族文化逐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状态。正如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一段讲话中所说：“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族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文化都是这座殿堂的瑰宝。”我们当今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要创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多元民族文化发展环境。这既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任务，也是其最终目标。
（二）“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有效途径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1998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指各少数民族都要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长处和不足，积极消除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意识和观念，同时，也要自觉抵制现实中一些不健康、不和谐的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首由始至终都和谐完美的奏鸣曲，总会时不时地掺杂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的噪声。有的学者也把文化的这种自我相关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称为“文化悖论”。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悖论” 也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文化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精神食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鬼神观念极为普遍，用来祭祀的开支巨大，常可使有的人家倾家荡产；
在有些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中酗酒成风，因酒致贫或引发矛盾纠纷的现象比比皆是；
另外，一些民族婚俗文化中还有近亲结婚、一夫多妻现象等等，这些都是与时展不和谐的落后意识和观念，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来加以克服。
当今的国际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甚至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8将文化冲突定性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亨廷顿的观点也为某些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借口。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扼杀了其他文化“话语”，导致多样性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还使弱势民族淡化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归属身份的信仰和忠诚，并因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陷入一种绝望自卑的心理困境，以至出现信仰背离和失语症状，不得不用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自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以迎合西方世界的认同和欣赏，妨碍了自身主体的实现而走向边缘化，造成自身文化前进方向的迷失和衡量标准的错位，这也是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本土民族文化出现病态异化、一些迎合西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低俗文化、泛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得以大肆流行的原因，有的人甚至还以发展民族文化之名而行分裂活动之实。所以，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必须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轨道上来，通过有机整合，才能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文化。而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这将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程宜山. 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海洋. 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 徐万邦，祁庆富.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4] （英） C.W.沃特森 ，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出版导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5] 李本书. 善待自然. 少数民族伦理的生态意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4）
[6]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符号呈现出两种角色，一是对应于物质的符号，一是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就数字化的文化传播而言，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弱化了物质性，使传统的物质与符号关系让位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物质与精神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整合于意义之中。但数字化的符号对文化传播也有其无法完全精细化的局限，纯粹的技术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认识到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真实与虚拟的双重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数字化符号对文化传播的局限。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从文化传播的技术角度来看，现代数字化文化传播的方式已经在人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单纯从现有技术的角度已经无法实现更大的进步。但是从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别是人们对于文化理解的观念上的改变，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变上述的局限。传统对于物质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质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号化理解过程中，也是以物质实际存在为前提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同样是以人们对于物质的实际感受为基础。以物质的实存来感受文化本身，是人们传统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数字化的符号则是依据人们对物质信息处理后的符号，并不是由符号本身直接而来，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质本身最为精细的全部内容。尽管这样，一些新的变化产生，从而造成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与以往符号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样，“从感觉的对象来看，原来的感觉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的感觉对象则不是如此，“二进制把原来符号系统中无法感觉的对象，无法逻辑化和虚拟化的感觉对象，特别是无法代码化的经验、智力、智慧，都作为自己感觉的对象”。这样一来，对于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理解方式必然要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实现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理解，必然会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即对于文化的理解要脱离纯粹的实物基础，并且要建立在符号本身之上。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不再注重实物与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使符号与文化意义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真正实现符号文化。这种符号文化观念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质不能实现完全精细化的局限，而且还可以使对物质文化的理解和以对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实现理解方式的统一，形成整体的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在这个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世界里，没有物质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解现代技术无法完全解决信息精细化的问题。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模因论 高中英语 文化学习
一、前言
文化学习是高中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内容。由于母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有效采撷文化元素，往往产生文化误解或文化真空，影响学习效率，产生交流隔阂、互动障碍和交际误解。新课改实施以来，《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关于文化教学的要求越来越被广大教师所接受，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文化教学策略，对学生的文化学习行为加强指导和矫正，提高了学生英语学习的实效性。
二、模因和模因论
模因是文化的基本单位，是文化传递的复制因子，通过模仿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入另一个人的头脑之中。任何信息，只要能通过广义的“模仿”而被“复制”，即可被称之为模因，比如曲调旋律、时髦用语、时尚服饰、语音语调、面部表情、身姿手势、客套礼节等等文化传递单位。
在文化学习领域，模因的复制和传播有其特殊的途径、形式和阶段。文化模因的传递主要通过“文化知识传输、文化知识运用和文化信息交流”三种途径来完成，表现为“基因型模因和表现型模因”两大类型。基因型模因传播是指相同的文化信息的异型传递，表现型模因传播是指不同的文化信息的同型传递。同化（Assimilation）、记忆（Retention）、表达（Expression）和传输（Transmission）是文化模因传播的四个阶段。
三、《牛津高中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元素
《牛津高中英语》是2005年起在江苏省开始使用的。整套教材共11个模块（必修和选修），每个模块由3-4个单元组成，每单元均包含Welcome to the unit，Reading， word power， Grammar and usage， Task， Project， Self-assessment七大版块。各版块既注重基础知识的连贯，又强调语言能力的训练，既涵盖了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包含中外各类文化元素，既推介了外国文化，又宣传了中国文化，对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教材按照学生的认知特点，从学生较为感兴趣的“学校生活、亲子关系”等文化元素着手，逐步渗透了包括“环境保护、时尚潮流、科学研究、人际交往、世界风俗”在内的各种文化内涵。同时，教材结合学生认知能力的提升，提供了“网络应用、广告解读、自然探索、考古研究”等方面的文化探究性学习材料，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人文价值。
四、模因论影响下的高中英语文化学习
模因论视野下，文化学习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文化模因的复制过程。立足高中学生的英语实际，我们可以把模因复制辐射下的文化学习分为四个阶段：文化摄取和情感认同阶段、文化理解和信息存储阶段、文化交流和认知矫正阶段及文化融合和体系建构阶段。英语文化学习的四个阶段既是文化模因复制的不同过程，也是学生跨文化意识提升的不同阶段，各阶段之间科学铺垫，层层深化。
4.1文化摄取和情感认同阶段（文化模因的同化）
文化摄取和情感认同阶段是学生英语文化学习的起始阶段。该阶段，文化模因和学生个体发生接触，并得到学生个体的价值认同，形成了模因同化的可能。
学生在学习《牛津高中英语》“School Life in the UK”这一单元时，获取了关于英国高中生活的各种文化模因，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通过学习，学生摄入了教材中出现的英国高中的作息时间、课程设置、校园布局等文化元素，并在情感上予以认同，此类文化模因便开始了同化过程，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刺激学生的认知感官，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4.2文化理解和信息存储阶段（文化模因的记忆）
在文化摄取和情感认同的基础上，文化模因在通过阅读、练习、讲解等形式在学生个体的大脑中以信息的形式加以保留，便利于学生对此类文化元素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文化模因在认知者的大脑里的存储。
在学习“Home Alone”这一课时，学生摄取了西方国家亲子关系领域的文化模因，包括家庭成员结构、父母对子女的能力信赖、父母与子女的交流方式等元素。此类文化模因虽然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容易获得学生的情感认同，产生模因同化，却不利于理解和保留。在教师的帮助下，学生可以对以上文化模因的历史背景和风俗习惯加以整合，可以明白西方人对狗的态度，理解西方国家青少年独立处理家务的能力。这样，学生对于西方国家亲子关系领域文化模因的理解就会大大加深，也就可以完成以上文化模因的大脑存储。对于文化模因的理解程度越深，文化模因的存储效果就越好。
4.3文化交际和认知矫正阶段（文化模因的表达）
文化摄取和文化理解是为了进行文化交际，模因同化和模因记忆也是服务于模因表达的。学生在一定语境之下，导出大脑存储的文化模因，开展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交际实践，并在交际实践过程中对自己的文化理解加以矫正，形成较为客观的文化认知。
学生在学习了“The First Underground in the World”这一单元后，对于本单元所涉及的伦敦市内交通发展这一话题有所理解。借助对伦敦的地铁发展历史、伦敦市民出行的方式等文化元素的理解，学生在观看国外原版电影、阅读原版文章和完成阅读理解等交际实践时，可以适时导出教材中的文化模因，促进文化交际实践的成功完成。同时，由于虚拟语境的限制，学生在文化模因与交际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会出现链接错位、理解偏差、应用失误等情况，这就需要学生结合交际实践对文化模因复制的表达过程加以矫正，提高自己文化认知的水平。
4.4文化融合和体系建构阶段（文化模因的传递）
学生经过了以上三个阶段，掌握了相应的文化知识，理解了相应的文化内涵，时间了相应的文化交际，也促使文化模因复制完成了同化、记忆和表达三个环节，为本阶段的文化融合和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融合和体系建构阶段是高中学生文化学习的最高阶段，也是《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对高中生文化学习的最高要求。学生在对异质文化的认知过程中，不仅可以开展情景化地交际，还可以促进目的语文化与本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建构全面的文化知识体系，实现文化模因复制的传播。
在“Laughter is Good for You”单元，学生不仅可以学习西方单口喜剧的文化内涵，还可以将西方单口戏剧与中国传统相声融合理解、研究，并在交际过程中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学生可以通过交际实践，将单口喜剧与传统相声融合在一起，创新英语表达模式，既保持西方喜剧文化的特点，又放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文化模式的有形传播，防止文化信息的流失和变质，建构稳固而科学的文化认知体系。
五、结束语
高中英语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采撷教材中的文化模因，丰富课堂交际形式，创新课后交际活动，开设研究际课程，引导学生高效开展文化学习。学生在文化学习过程中要紧密联系文化模因复制的客观规律，深层次理解文化学习的内涵，将模因理论与文化学习结合起来，遵循四个阶段的客观规律，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 考 文 献]
[1] 邵萍、仲红实. 模因理论视角下的跨文化意识培养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12（6）.
[2] 吴佳丽. 利用《牛津高中英语》进行高中英语文化教学的探究[D].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