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具体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称谓语系统,汉语也不例外。职衔称谓语作为汉语称谓系统的一部分,镌刻了所在文化的某种特质,是一定社会礼制的体现。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我们发现其是遵循合作和礼貌原则的。本文将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职称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社会职称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汉语职衔称谓语 社会文化 语用学 理据
任何一种具体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称谓语系统,汉语也不例外。职衔称谓语作为汉语称谓系统的一部分,镌刻了所在文化的某种特质,是一定社会礼制的体现。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我们发现其是遵循合作和礼貌原则的。本文将对汉语的职衔称谓语作简单描述,并试图从社会文化和语用学的角度对其理据加以探讨。
一、汉语职衔称谓语概述
人们进行交际,尤其跟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人交际时,需要用到职衔称谓语。职衔称谓语指作为社会群体的人在交际时按对方的职务、职称、学衔或者其他头衔来称呼,如科长、处长、部长等。
职衔称谓语主要包括头衔称谓语和职业性称谓语。
(一)头衔称谓语
头衔称谓语是按职务、职称、头衔、学衔来称呼对方。
1.职务性称谓:以对方的职务相称,以示身份有别、敬意有加。如市长、主席、处长等均可作称呼语。在市长等前可加姓也可不加,如“市长,您好!”“徐书记来了!”也可和姓、姓名构成复合称谓语,如胡主席、总理等。
2.职称、学位性称谓:对于具有职称者,尤其高级职称者,工作中以其职称相称。称呼时可只称职称,也可在职称前加姓或姓名。对于一些具有专业职称的人,如高校的教学人员、科研人员,可直接称其职称,如“教授、博士”等,一般多用社会地位较高的职称,遵循“趋高避低”的原则。因而一些级别较低的职称、学衔很少用作称呼语,比如“讲师、助教 、硕士”等,我们说杨博士,但不说李硕士,王学士等。另外,在称呼“副教授、副科长”等一类副职时一般不加“副”字,而是直接称呼教授、科长。
3.军衔性称谓:多用于军队中。如将军、参谋、大校等均可用作称呼语,只要其具有相应的军衔即可。
(二)职业性称谓语
职业性称谓语是指以对方的职业来称呼对方,多指称社会地位较高或有特殊技能的人。如医生、律师、木匠、裁缝等。称呼前者是因其社会地位较高,用职业相称以示尊重;称呼后者则因其有特殊专长,用职业相称以示区别。如没有“李农民”却有“姜木匠”之说。
二、职衔称谓和社会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职衔称谓语作为汉语的一部分,总是反映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又制约着它的发展变化。
(一)职衔称谓与官本位
中华民族有着浓厚的文化传统,无论封建社会还是现在,官本位、思想在我国都是很盛行的。官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古人讲光宗耀祖、飞黄腾达,无疑是考取功名,为官一方,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官都是另眼相看的。职衔称谓便是这种思想的最好体现。
职衔称谓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称呼语,使用范围很广。比如下级对上级可称呼“李书记、王处长”。即使是很熟的朋友,做官之后也会以职衔相称,以示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尤其称呼副职时,人们往往把“副”字省去(军队除外),这体现了人们“趋高避低”的交际心理,同时也体现了“官本位”的思想,这是与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有关的。
(二)地位崇拜和地位焦虑
职衔称谓,一方面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人们对于权势的敬畏心理。这种敬畏心理体现为“地位崇拜”和“地位焦虑”。
地位崇拜和地位焦虑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至于产生的原因我们这里不作讨论。它反映在称呼上就是:1.上级对下级一般不使用职衔称谓,而下级在说话前总是要加上职衔称谓以示对上级的尊敬。2.优先选择职衔称谓。汉语中的称谓纷繁复杂,但人们总是习惯于优先选择职衔称谓,原因在于职衔称谓可以体现人们的社会地位。3.故意抬高称呼。如称呼副职时常省略“副”,而以正相称。4.介绍别人时,按职位高低,依次类推。由此可见,职衔称谓中注重区别人的身份和地位,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内涵。
三、职衔称谓语的语用学理据
职衔称谓语还有其语用学理据。20世纪7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格莱斯发表文章提出“合作原则”。他认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为保证交际顺利进行,会话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即为“合作原则”,包括量准则、质准则、关联准则、方式准则。但人们在实际交际中,并不总是遵守合作原则,而是有意无意违反上述原则。说话人通过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会话含义,即“言外之意”。职衔称谓将该原则体现得恰到好处。比如一位退休的市委书记,仍被人称作“书记”。按合作原则分析,这显然违反了“质准则”,因为他现在已经退休,不再是市委书记了。但交际双方仍能顺利交际,这是因为被称呼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所产生的言外之意,即对他的一种尊敬,而人人都愿意被尊敬。职衔称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称谓语,即在军队中多使用的“首长”一词,更是体现违反合作原则,而交际仍能顺利进行的典型。
我们发现,称谓语在违反合作原则的同时,却遵守了礼貌原则。继合作原则之后,利奇又提出礼貌原则。礼貌原则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得体性,得体性要求针对不同的谈话内容、交际对象、交际场合,以及人际关系、心理特点,等等,选择相应的礼貌用语。前文提到,人们的交往开始于彼此间的称谓。礼貌与否,首先就体现在彼此使用的称谓上。在言语交际中,人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对象和场合,这就需要讲究话语的得体性,称谓的得体不得体,便是人们首先要考虑的。
话语的得体性,体现在职衔称谓语中,即:1.多礼敬人,卑己尊人。即贬低自己,抬高对方。比如称学校一般工作人员为“老师”,称上级机关来的普通人员为“首长”、“领导”,等等。2.协调心理,因人而异。称谓得当,能使双方心理产生相容;反之,则会造成不满和逆反心理。如某副市长≠某市长,但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多用“某市长”而不用“某副市长”,微观的语言文字准确性原则让位于宏观的心理协调性原则。
综上所述,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总能反映其所谓文化的某种特质,汉语职衔称谓语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等级观念,有其文化理据,同时还体现了一定的语用学原则,有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马宏基,常庆丰.称谓语.新华出版社,1998.
社会职称论文范文第2篇
现在，社会上关于专业技术职称的议论很多，“取消说”、“淡化说”、“强化论”等各种说法都有。如何正确认识职称改革工作，是关系到今后深化职称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
不可否认，我国实施职称制度以来，在发展和稳定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尊敬知识、尊敬人才，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发挥专业技术人员作用，激励各行业人才成长和促进经济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职称评审制度暴露出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如行业评审标准不统一导致评审结果不公平；
有些行业论资排辈之风盛行，只要年限够、资料齐全，一般就能评上个工程师、助教。职称评定体现不了个人水平和业绩能力，有时连庸才也能评上个高级职称，造成职称贬值的怪象出现。
由于职称具有一种“品牌效应”，“含金量”褒贬不一，在某些专业成为人才追求的“终极目标”，比如教师、医师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中、高级职称资格后一旦被聘用，就可以相应地晋升工资，在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退休年龄延长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有些人却嗤之以鼻，比如在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即使评上工程师、研究员的职称也享受不了加薪、住房、医疗等优厚待遇。正因如此，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为了得到相应的职称资格，削尖脑袋花费了不少心思，使本来非常严肃的评审工作也变了味，走了样。
一项科学评价人才的职称制度，在正常的工作中却变了“异类”，剖析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职称评价缺乏科学性。现有职称评审办法不能与被评审者的岗位能力、业绩、实际贡献和敬业精神完全挂钩。职称评审不严密，缺乏科学性，论资排辈现象严重，这就给一些投机分子在评审材料中掺假创造了“良机”。
二是职称评价缺乏公平性。被评审对象的职数限制，使许多参评对象蒙受了不公平待遇。在某些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少的单位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申报评定职称，而在专业技术人员较集中的单位由于受到岗位职数额度的限制，造成一些优秀人才长期难以“露头”的尴尬状况。
三是职称评定抽象单一。目前采用的资格评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内外因素的困扰与影响，涉及能力和业绩的标准条件又比较简单和抽象，评委们面对一大堆申报材料无法量化考察，只好将评审注意力侧重在学历、资历、论文、计算机等硬件上，这无疑淡化了人才的真实水平和贡献。
四是职称评判标准不一。国家虽然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但在同一地域、同一行业的职称评审委员会里，由于评委对评审条件的理解和把握尺度不一致，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使同一层次、同一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际水平相差甚远。
在今后的职称制度改革中，职称评价不良现象必须得到有效的遏止。
一是推行专业资格结构评价。在职称评价体系中，按照“模块化”运作模式，将评价条件分解为品德、学历、资历、学识、技术、能力、业绩等若干要素，分别实行量化评价。其中为了充分突出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和业绩，学识、技术、能力和业绩在整个评价过程中要占总分的60%－70%，并且将取代学历、资历、论文等成为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对在职称评价中业绩平平、能力低下、达不到规定条件和分数的专业技术人员，则不授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二是调整与完善职称评价制度。为确保职称评审质量，应实行科学的社会化的评价机制。要将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职称工作，逐步过渡到由行业学会、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的评价中介机构承担，避免或减少官方干预。政府人事职能部门要从微观的职称评价工作中脱离出来，着力发展和规范社会评价中介组织，指导制定或调整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等宏观管理工作。同时，改革传统、封闭的评价方式。针对不同职称系列或专业，分门别类，采用切合实际的评价方式区别对待。如对职业性强的中小学教师，通过制定等级岗位任职条件，规定专业理论知识、教育教学工作能力和业绩成果等具体标准，经相应组织形式，直接竞聘上岗，把职称评审所引发的连带矛盾和问题适度化解。在修订评审标准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采取资料演示、成果展示、面试答辩、现场“说课”、实地考核、调查评估等多种评价方式和手段，分类量化，综合评定，评价结果将更加客观公正。
三是实行特殊评审政策。将职称评价向企业或特殊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充分调动有突出贡献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或实用专利，并且专利应用达到一定规模，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不受学历、资历限制，职称评审一步到位；
对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论文数量不做限制性要求，对论文达不到规定要求者，可提供能反映其能力和贡献的科技改造、技术创造、发明专利、研发项目、工艺方案、技术鉴定报告、项目可行性方案、行业标准等替代，进一步突出对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创新能力的评价；
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等奖项之一的主要执行人，或获得两项以上发明专利的主要持有人及省级以上优秀企业家等称号者，可组织专家评委团，以面试答辩的方式，破格评审专业技术资格。
四是相关职称制度的配套政策。科学制定职称制度相关配套政策，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将研究型与应用型的专业技术人员分类，收入分配机制分轨，统筹兼顾相关利益主体，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创造和谐共享的社会氛围，激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更好地提高和促进我国社会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
五是实行执业准入制度。全面推进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建立起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实行执业准入控制。目前，对国家已实施的执业资格制度，要加强对实施情况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扩大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制度实施范围。建立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后，用人单位将不再承担职称评审职能，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将由社会进行评价；
专业技术人员将不再为用人单位所拥有，可以自主择业。用人单位也可以实行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用人办法，通过市场招聘、建立多样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等办法吸引优秀人才，使专业技术人才资源配置社会化、市场化，从而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科学管理。
社会职称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社会调研报告 澄清误解 落实政策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进入大学生的头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以下简称中央16号文件）明确要求，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重要的途径和方法是，大学生应当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积极组织开展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提高社会实践的质量和效果。⑴
近年来，一些高校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上述要求，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改革中，增设了大学生社会调研和撰写社会调研报告的内容。在这一尝试中，尽管一些学生取得了学以致用的一些成效，但为数不少学生仍是一头雾水，社会调研不得要领，撰写的社会调研报告的质量平平。导致这一问题直接主要的原因，是教师对大学生社会调研的指导流于形式。
以其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目前的实际状况是，绝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社会调研不屑一顾，不愿问津和涉足。他们尚无社会调研实践的经历，也从未撰写过社会调研报告，也就不太清楚什么是社会调研报告，为什么要进行社会调研和撰写社会调研报告，如何进行社会调研和撰写社会调研报告，往往习惯套用指导学生撰写论文的方式和要求来指导学生的社会调研实践活动，而不知道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指导，不仅勉为其难，流于形式；
而且南辕北辙，事与愿违，严重妨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进入大学生头脑的工作。
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流于形式问题，表面上看是为人师者没有尽职尽责，实质上是指导者原本就缺乏社会调研经验和能力而不胜任。其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重要原因，则是一些地方和高校，在思想认识上与中央16号文件的明确要求尚有差距，没有像重视学术那样，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的调研工作，致使教师也只重视理论或学术问题研究，而忽视社会实践问题的调查破解。他们从未搞过社会调研，怎么会有社会调研经验和能力？又怎么能指导好大学生的社会调研实践呢？
“学术至上”，天经地义。人们普遍认为，高校是学术研究的殿堂，教师最神圣的职责任务就是搞学术研究。学术成果如何成为评价教师的唯一尺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不例外；
同时，是否具有先进学术水平的学术标准也随之成为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的标准，社会调研报告亦是如此。人们并不晓得，社会调研报告的评价标准，不是学术标准，而是社会实践标准，即是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事实上，撰写高水平社会调研报告，远比撰写高水平学术论文难的多，成功者凤毛麟角；
无论学术论文水平多高，也仅具有学术价值而已；
而高水平的社会调研报告尽管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却因其具有社会实践与理论创新意义而具有相关的学术研究价值；
能够撰写出高水平写学术论文的学者专家，不一定能撰写出高水平的社会调研报告，就像研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学术专家，能够撰写出相关的高水平学术研究论文，却写不出那样的高水平社会调研报告。因此，高水平的社会调研报告，至少毫不逊色于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因为学术论文仅仅是社会调研报告这个“源”的“流”而已；
高水平社会调研报告的创作者还有可能成为指点或引领当前社会实践的理论家，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的作者充其量也只能成为学术权威而已，两者之间有时竟然有天壤之别，犹如同研究思想的学术大家那样乾坤分明。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对社会调研报告的理解却迥然不同。社会调研报告被看成是雕虫小技，是毫无学术价值的文字垃圾，不能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
而热中社会调研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则被看成，要么是不学无术的江湖术士，要么是不务正业的碌碌庸人。
由于受根深蒂固的“学术至上”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地方和高校，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学位建设及其拔尖人才的选拔培养工作，出台了许多相应的扶植政策和举措，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醉心于攻读高学位，撰写学术论著，以便尽快晋升职称，争做学科带头人，成名成家。这些本无可厚非，因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前提。现在的问题是，不应就此戛然而止，而应当继续前进，用掌握的理论切实地去联系当前的社会实际，研究破解实践问题，推进理论创新。
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破解社会实践中的疑难热点问题，总结实践经验，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客观要求、根本方法与基本经验，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基本职责与神圣使命。
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后，他又在随后不久的中，明确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找到解决革命实践问题的新办法新策略，从而实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有机统一。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科学的说明。我们需要的这样的理论家。”他特别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⑵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更是率先垂范的成功践行者。他撰写了一系列研究破解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总结实践经验的社会调研报告，汇编成《选集》雄文四卷，尽管没有成为什么学术专家，却成为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和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又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了众多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心血与奉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不断研究破解实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成为今天党的理论工作者重要职责与光荣使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责无旁贷。
然而，一些地方和高校领导者或许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单纯传播者而已；
至于理论创新，那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事。他们或许并不十分清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同于高校其他学科的教师，不是单纯的一般学者，而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应当成为精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者专家，还应当成为善于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破解某类社会实践疑难热点问题，总结实践经验的行家里手，进而为党的理论创新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样才算胜任了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全部职责，才堪称一名合格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没真正地运用掌握的理论去主动地联系实际，全面履行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培养锻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能力，中央16号文件明确要求地方和高校“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参加社会实践、挂职缎炼、学习考察等活动，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水平。”⑶然而，一些地方和高校并没有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中央文件的要求上来，采取切实措施予以具体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得很差，他们社会调研能力的锻炼培养还无从谈起。
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地方和高校，不仅没有出台什么鼓励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调研的政策举措，更有甚者，就连党和国家制定的鼓励引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调研的特殊政策规定，也未予落实执行。这是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流于形式的另一个重要深层次原因。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中央16号文件确定的任务，鼓励引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调研，锻炼提升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联合制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以下简称《意见》）文件第18条中明确规定：“教学研究成果和社会调研报告凡被有关部门采纳、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应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这是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称评定问题明文规定的具体的政策。
在随后各地出台落实《意见》的文件中，虽然均承诺将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但在个别地方职称评定的具体文件规定中，仅兑现了“教学研究成果”“应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的政策；
而用“和”字连接，与“教学研究成果”并列的“社会调研报告”，同样“应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这一党和国家明文规定的政策，却只字未提而未落实和执行，导致该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无论怎样深入社会调查研究，撰写过多少篇社会调研报告，也不管这些社会调研报告级别多么高，社会影响力多么大，在申报评审职称过程中一概不能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如此落实政策的潜台词是：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该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调研均是无效劳动，他们的社会调研报告成果都是毫无价值的文字垃圾，进而暗示他们应当断绝社会调研的念性。如此的政策引导，该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会有社会调研的积极性吗？没有社会调研，哪来的社会调研能力？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流于形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曾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师的问题。此话今天仍然正确。在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调研实践中，教师无疑起着主导作用。要求学生做到做好的，教师应当率先垂范。这客观上要求教师首先要有社会调研的丰富经验和较高能力。然而，这样的经验和能力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通过攻读高学位或撰写学术论文能办到的，只能是在社会调研实践的不断探索中逐渐积累锻炼而成。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社会实践，尤其是挂职锻炼，撰写过高水平社会调研报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够胜任指导其学生深入社会调查研究，撰写出高水平的社会调研报告。
为了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学生社会调研这一教改工作，提高其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抢先锻炼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调研的能力。此事尽管十分重要和迫切，但如果当地职称评定的具体文件规定依旧不承认教师社会调研报告这样的成果，依旧不能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仍旧不会有多少教师愿意去做这件对自己毫无价值的蠢事。
因此，只有将中央16号文件和《意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原则要求和职务聘任的政策规定，转化为地方职称评定文件的具体条款规定，核心的关键是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执行党和国家有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调研报告”同样“应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这一明文规定的具体政策，才能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鼓励引导他们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进而锻炼培养其社会调研能力，以便胜任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工作，从而根本上解决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流于形式的问题。
诚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应消除误解，转变观念，认清职责使命，痛下决心，走出书斋，通过各种方式途径深入社会，积极开展社会调研，下苦工夫，撰写出高质量的社会调研报告，在精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成为研究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某类实践问题的行家里手，尽快弥补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成为大学生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楷模和导师，得
心应手地去指导大学生进行社会调研，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入大学生头脑工作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⑴、⑶《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183页、第188页。
⑵《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814页、第815页。
社会职称论文范文第4篇
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外孙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中国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小到孩子入学，大到数亿元项目的审批，现实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过“求人”来解决问题。
“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只有政府真正放权让利，市场主体才能自由地在市场中一较高下，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这样才能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到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摘自《新京报》）
“微改革”
由于公开“专车”车牌号引来质疑，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称自己的做法是“微改革”，并为“微改革”不被理解感到委屈。
――当事人对舆论质疑的反应，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就舆论监督而言，要对改革者的精神给予支持，但支持也必须有原则。基本的原则有二：一是辨识改革的“真伪”，不能被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和“反改革”忽悠，监督改革者走正确的方向；
二是分清个体和制度的责任，明晰改革者所能承受之轻与重，不能把制度问题全部推给个体，更不能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全划到个体的名下。如果过分苛责，就会把相关的制度责任推给个体了，是“伍皓们”无法承受之重。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确实可能如伍皓所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改革，而是安于现状，改革的力量也被消解。这是所有关注改革、发展的舆论需要注意的方面。
（摘自《广州日报》 熊丙奇/文）
“英语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提出，中国应该制定科学的外语教育战略，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你可以不爱英语，你可以不用英语，但你必须学英语，因为学英语已经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当我们的学生在为学英语困扰无比、耗费大量精力的时候，国外的学生却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和专业。试问，我们的教育质量怎么去跟人家比？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因学习英语而荒废正常学业，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恐怕绝非虚言。
（摘自《北京青年报》 盛翔/文）
“职称改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最近表示，目前人社部正在进行职称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将分类推进各行业的职称制度改革。
――职称改革一定要改变目前的不合理做法。一是论文。像中小学教师，其主要工作就是教书育人，在他们评定职称时一定要交论文，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二是职称外语。如果业务中需要外语，考一考是应该的，但所有职称不分类别不分层次都硬性要求考外语，这就显得过于僵化。三是职称计算机。信息时代人人都会计算机知识，但计算机一旦加上“职称”两个字，就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它并不考你实际工作中应知应会的上网等内容，却偏偏考你用不上的编程、数据库。
社会职称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称谓语；
汉英对比研究；
文化差异；
教学策略
一、称谓语界定及分类情况
关于称谓语的界定，长久以来一直有各种说法：称呼说，田惠刚（1998）；
名称说，马宏基、常庆丰（1998）；
称呼、名称说，姚亚萍（1995）。本文对称谓语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称谓语”一词的解释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的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如师父、师傅、支书。
田惠刚（1998），从语义的角度可以把称谓语从总体上分为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文章主要比较汉英称谓语使用的差异和反映的文化内涵。
二、汉英称谓语对比研究
（一）亲属称谓语
“亲属称谓是指互相有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婚姻、法律等关系的亲戚和亲属的名称。”
汉语亲属称谓语系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最复杂的亲属称谓语系统之一，分类详细。而英语的亲属称谓语系统显得简单而笼统。汉英亲属称谓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汉语亲属称谓系统分直系与旁系、血亲与姻亲、长辈与晚辈、近亲与远亲，因此语义功能细密。如，辈分（父辈：伯、叔、舅；
同辈：兄、弟、姐、妹），父系或者母系（如，姑、姨），直系或者旁系（孙、侄孙），年龄的大小（如，姐、妹）及血亲或者姻亲（如，哥、嫂、妹、妹夫）。除此之外，可以在这些称谓前添加表顺序的数词，如大哥、二姐等。在英语中，亲属称谓词比汉语里明显少一些，且笼统又模糊，一词多义。比如brother/sister分别表示兄弟/姐妹，不分年龄。若实在需要区分长幼，只需要在brother、sister前加“elder/younger”；
grandfather/grandmother既指爷爷/奶奶，也指外公/外婆。
2.汉语亲属称谓语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晚辈往往不允许直呼长辈的名字。英语中，同辈兄弟姐妹或者年龄相仿的亲属之间，可直接称呼名字，且可用昵称，例如“John-Johnny，Tom-Tommy”等。
3.汉语中一种特殊的现象，即亲属称谓泛化。“亲属称谓语泛化指用亲属称谓词称呼非亲属或者陌生人的现象，即亲属称谓如“叔叔，哥、姐”等用于非亲属或陌生人的称呼。”这种称谓语在英语中不存在。
（二）社会称谓语
社会称谓语是指除亲属称谓语以外在社交场合应用的称谓语。根据社会称谓语的交际功能特点，可以把社会称谓语细分为：姓名称谓语、谦敬称谓语、衔职称谓语、社会通用称谓语。
1.姓名称谓
姓名称谓是指在称谓中含有姓名要素在内的称谓形式。
汉语中姓名是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如：王晓平，姓是“王”，名是“晓平”。常有以下几种方式：（1）全名（姓氏+名字）主要出现在同辈身份地位相当的大人们之间，或者出现在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等。（2）对于年长或地位高的人，则往往采用“姓名+敬语”，如宋文涛先生，张晓云女士等。（3）如果两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可以直呼其名如“晓娟、玉秀”。
英语中，人姓名的排序与中国人的姓名恰恰相反，是名（first name）在前，姓（family name）在后，如Tom Green。西方文化中，不论地位、辈分、年龄，人们爱直呼其名，如Tom、Elisabeth等。如果彼此间关系亲密，还可以用特有的昵称形式，如Tommy、Betty等。
2.谦敬称谓
谦称是对自己以及和自己有关者的一种谦卑的称呼，敬称是对对方以及和对方有关者的一中表示尊敬的称呼。
中国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视礼制，其特点是“自卑而尊人”，强调“长幼有序、内外有别”。敬称“你”为“您”，谦称自己为“鄙人、在下”等。敬称对方的亲属或有关的人“令尊、令堂”等，谦称自己辈分高的亲属“家父、家母、家兄”等。敬称与对方有关的人和事物“贵姓、贵校、贵府”等，谦称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物“敝人、犬子、小女、寒舍、愚见、拙见”等。
英语中有一定的敬称，但只针对特定的对象和场合，出现的那么频繁。表示敬称的称谓方式有：（1）通用头衔Mr./Mrs./Miss/Ms+姓氏，如：Mr./Mrs.Green（格林先生/夫人）（2）Mr./Madam+官衔/军衔，如：Mr./Madam President（总统阁下，校长阁下）。（3）特殊敬称，主要有：Sir，Lady，Your Majesty 等。Sir用作“先生”讲时是对男性的尊称，Lady（女士）则是对女性的尊称，如口语中常用的Lady first（女士优先）！
3.衔职称谓
衔职称谓，是指职务和职业、专业的称谓用语。汉英衔职称谓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人使用职务称谓称呼人的范围较广，“英语中也有用职务称呼人，但只限于：高级政府官员，如总统、总理、部长、省（州）长、法官、参议员（美）等；
宗教首领，如神父、主教、修女等；
军队长官（但是称军衔而不是军职）。”因此，绝大部分汉语职务称谓不能直接译成英语。例如，“李书记”、“刘经理”等。另外，英语中很多不能用作称谓语的职业在汉语中却是可以用的，例如，“师傅”、“老师”等。
4.社会通用称谓
汉语中的“同志”、“师傅”、“老师”等，英语中的Mr. Mrs. ，Miss+姓和Sir ，Madam， Miss等，都是社会常用的通用称谓。但是，在交际中，汉英中的通用称谓语有时是不能完全对等互译的。如，“同志”、“师傅”，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一个与其意思对等的词。同样是“先生”“小姐”的社会通用称谓语，英语中Mr（先生）. Miss（小姐）与汉语中的称谓含义也是不完全对应的。例如，英语国家对不知婚否的任何年龄的女士都可称“Miss”。对体力、脑力男劳动者都可称“Mr”。汉文化中30岁以上的女士却不能贸然称“小姐”，对体力劳动者只习惯语称呼“师傅”。
三、汉英称谓语反映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称谓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存在于一定文化背景之下的。
（一）“血缘、亲疏、长幼”与“法律、独立、平等”
“中国文化中，语言称谓反映着人伦规范的两大伦理观念：长幼有序，尊卑不同和亲疏不同，内外有别”。汉语亲属称谓语，区分详细，而且系统而繁杂。探究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宗法家族制度，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比如，汉语亲属称谓中有堂表亲之分，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内外有别”思想是分不开的。
在西方，倡导了个人进取精神因此，西方文化中人们很早就摆脱了家族血缘的束缚，更重视人们的平等和契约关系。英语亲属称谓语远远没有汉语中那么复杂、详细，不分亲疏、长幼，如，一个cousin囊括了堂亲、表亲，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名字。
（二）“人治”与“法治”
对衔职的理解汉英有所不同。汉语中经常出现“局长”、“主任”、“乡长”等官衔来称呼上司。汉语是受几千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而造成的，产生了“官本位”的观念。汉民族文化中，官职与个人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等都有直接关系，因而用官职来称呼他人是非常普遍的。
西方社会提出“法治”，认为人是受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西方“法治”的核心就是理性、公平正义。比如，对于“法官”这一职位来说，坐这个位置的人可以随时变化，但是“法官”所代表的法律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官本位的思想，他们更崇尚平等。官职在他们看来代表着一个人的工作性质和责任，而非权力。
（三）“贬己尊人”与“个人价值”
中国是礼仪之邦，称谓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礼”包含着“自卑而尊人、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因而汉民族文化中形成重血缘关系，强调等级差异。
英语称谓系统里没有与汉语称谓系统相对应的谦称制度。西方社会很早就告别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倡导个人奋斗的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崇尚个人主义，滋生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四）“家族观念”与“个人主义”
社交称谓中亲属称谓泛化是在汉语有的语言现象，追溯根源这种语言现象与我们的传统文化观念不可分割。汉语称谓泛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的社会心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论实际上是把齐家的理论推及国家与社会，即要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世界”。英美人没有那么强的家族观念，不会用亲属称谓去称呼家族以外的人，甚至连家族以内的人都很少用。在人际交往中，他们强调自我，注重个人主义，即不论辈分、年龄、资历作为标准，更不希望“归属”、“依附”、“群聚”。
（五）时代性与稳定性
汉语社会通用称谓语的使用受到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面貌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时代性，新时代的称谓语又反映出新的文化内涵。“老师”、“同志”等这些社会通用称谓语的含义几经变化。如今，“美女”、“帅哥”这些词不仅在一些网络中频繁使用，同时进入我们的日常口语交际，是年轻人常用的通用称谓，既体现了年轻女美心里，又满足了年轻人的交际需要。除此之外，随着网络语言的发展，网络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称谓，如，“网虫”、“美眉”、“菜鸟”“亲”等。相比之下，“英语中的通用称谓语具有稳定性，究其原因是因为较早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崇尚的是平等、自由、个性化的文化价值观念”。
结 语
语言与文化紧密联系，不同语言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汉英称谓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成为我们社会中重要的交际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中不仅传达了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职业、职务等各方面信息，也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礼仪规范、伦理道德观念等文化差异。因此，尤其是了解到它们隐含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在交际中减少语言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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