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经济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涉猎广泛。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以往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经济伦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经济伦理学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伦理思想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人类的经济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涉猎广泛。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以往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经济伦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目前，我国被视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EconomicPowerhouse)之一，是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一系列诸如伦理道德失范、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伦理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否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等重大问题。因此，我国政府立足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充分肯定了伦理道德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的基础上，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它从经济伦理的层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一种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贫困的消除、平等的促进、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高等于一体的发展理念。
经济伦理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直接产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及其理论；
二是指人们对这种道德观念和理论的认知及评价系统。
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立足理论前沿，广泛地吸取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克服了以往发展观的缺陷，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完善人，发展应当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特征。
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它充分体现了人在经济伦理中的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体地位。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我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二）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价值导向
公平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
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
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2/3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当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
科学发展观对公平的追求正是其对伦理关注和价值追求的鲜明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具有目的性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复强调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更好地彰显公平，我们应当坚持“三个共同”原则。一是共同发展原则，即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占有资源的行业与不占有资源的行业要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共同发展；
二是共同分享原则，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要注意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共享，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
三是共同富裕原则，即不仅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社会理想目标，而且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分配基准、原则，贯穿到政府的分配方案中。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在公平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它内在地追求共同发展，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互支持和带动；
追求共同分享，即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追求共同富裕，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
（三）“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我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受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曾经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从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
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和谐共处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共存的关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其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它要求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结论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它汲取了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作为人类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作为古今中外优秀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经济伦理学，更在实践上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其必然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宝庭，刘金华.经济伦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最近几年，西方学界流行这样的观点，即博弈论能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政治哲学。虽然有众多的政治哲学教授们利用博弈论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专业的博弈论专家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直到宾默尔将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公正理论领域来。之后，该方法不断得到重视和发展。
伴随着着数理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以博弈论为主要标志的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广泛运用，形成了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并不断扩大影响力，我国学界也开始了相应的研究。
一、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诞生
西方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顶尖级的博弈论专家——宾默尔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寄予了厚望。当宾默尔论著的第一卷《公平博弈》和第二卷《正义博弈》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问世时，在学界引起在轰动。在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中，宾默尔对一个庞大的问题做了全景疏理，并且在其中大量的采用了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的方法，因为他很清楚他的读者，一部分就是专门研究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宾默尔试图“告诉人们博弈论是研究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宾默尔写作这本书的理由在于，他“相信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领悟。”
另一位著名博弈论学者萨金对宾默尔在这部著作里表达的思想提出了异议，由此导致了“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将道德伦理学争论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伴随着着数理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以博弈论为主要标志的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广泛运用，形成了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在这一领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介绍过的宾默尔、萨金、高德、萨利、阿克斯罗德、ChristinaBicchier、帕菲特、黄有光、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等人，也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进行经济伦理思想解释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协定道德》、《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Cardinal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InterpersonalComparisonsofUtility》以及,《强互惠的演化：人类非亲缘族群中的合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二十一世纪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趋势有增无减，国外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的文献，其中宾默尔2005年出版的新著《NaturalJustice》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本书中，宾默尔用博弈论的方法系统阐述了其自然主义的正义观。而且，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和道德哲学家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伦理学和经济学出现了恢复结合的趋势，经济学研究“伦理不涉”的特征有所改善。同时，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脑科学等跨学科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出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全的趋势，其中神经元经济学的诞生就是经济学与脑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产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的桑塔菲研究中心的主要宗旨就是从事跨学科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三、国内对于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
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运用，对中国也逐渐产生了影响。目前，我国许多伦理学著作和论文中也较多应用博弈理论，但是国内对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包括本文中引用和参考的国内学者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主要还停留在介绍、评价和借鉴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学者能够利用数理工具系统阐述其经济伦理思想。
用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思想，从理论研究层面上讲，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1、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角，要坚持多学科的紧密结合。通过上述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进行归纳整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经济伦理学界在研究经济伦理议题时，以下几个学科是紧密相联的：第一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这是经济伦理学产生的基础；
第二是经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这一路径继承的其实是最古老的经济学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其中最好的体现；
第三是经济伦理学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结合，贝克尔、默菲等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极大影响了现行的社会学理论，而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的代表人物是金迪斯和鲍尔斯等桑塔菲学派的学者，不过桑塔菲目前主要处理的是博弈实验的验证；
第四是经济伦理学与心理学结合，以弗农·史密斯和卡尼曼等人的工作为基础。建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是这一分支的统称。这一路径的研究就包括ChristinaBicchier基于心理学中多元的无知的理论为基础的非社会主流规范的论证，而实验的代表人物则是阿克斯罗德；
第五则是经济伦理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的结合，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为代表，紧跟一系列研究演化的经济学者。有不少做计算机模拟的学者，桑塔菲学派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以鲁慈齐(Rustichini)和葛礼谦(Glimcher)等为代表的神经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或者说，理性决策的脑神经元表现，主要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
然而在我国，在交叉学科和跨领域方面，伦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结合还不够。一方面，这些年来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哲学伦理学领域，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知识有限，而有兴趣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经济学者又发现自己并不善于运用伦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界或企业界人士或者以为经济伦理问题是低层次问题，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或者认为企业在能够思考和关心经济伦理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它们的生存问题。由于存在这些知识结构和认识上的问题，经济伦理学研究难以为学术界真正重视，也影响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实践作用的发挥。
2、西方学者们在进行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数理解释中，所采用的多元的数理方法也是极其值得我们借鉴的。西方学者对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数理解释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包括大量的数理逻辑推导、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如果说简单的数理逻辑推导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尚有部分学者采用的话，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的方法的采用，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当然和我国目前大量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学者的学科背景有关，其根源在于中国教育中的过早的文理分科制度。因此，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或者伦理学教育中，改变课程结构，适当加入一些理工科的课程，不仅有利于将来从事研究的学者开拓视眼，更有利于方法论上的创新。
当然，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借鉴西方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数理方法，仍然需要避免机械套用，形成数理方法的泛滥。数理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应用最为广泛、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因为数学准则的应用将经济学带入了一个比文字叙述方法更为严谨的标准之下，而其逻辑推导的作用则更明确，一般化抽象化演绎分析能够使得经济学的命题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虽然数理方法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等的批判，但仍不影响其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但是数理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的“语言”，有其优势也有其缺陷。诚如方钦和韦森所描述的那样，当数学推演过程变得复杂时，几乎所有人都必然地无法再驾驭这匹理性的野马。因此，我们在借鉴其包括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方法在内的数理方法时，切不可机械模仿其数学建模，而要认真思考其背后的伦理含义。
3、我国的伦理学的研究，应更多地加强理性思维。从字面上理解，“伦理”中的“伦”是指人际关系、秩序、规则，“理”是指理论、理性的解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伦理学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规则（即道德）给出充分理由的学问。从这种解释出发，赵南元认为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伦理学的区别：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是有“理”无“伦”。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作了很多规定，但是对于这些规定背后的理由却很少述及，所以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有不少理论，但是理论的出发点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未必以人际关系为基础，更重视人与上帝（或某种抽象理念）的关系，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所以是有“理”无“伦”。作为实践指导的科学之一——伦理学应该具有解释能力，能够解释历史上或现存于社会的各种道德的存在理由。即使是错误的、过时的、应该取消的道德准则，也有其曾经存在的理由。不能假定从前的人是愚蠢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如果得出结论，认为常识性道德准则全部或大部分都是错的，那么这种理论必然是可疑的。因为只要社会得以存在和运行，就证明社会中的常识性道德具有起码的合理性。所依据的理论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可验证的。虽然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显示出了种种缺陷，但这往往是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缺乏的思维。因此，在后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理性思维应有所加强。因此，伦理学应该是理性的，不仅给出答案而且给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参考文献】
[1]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梁捷: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N].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05-21.
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二、经济伦理学运动
在19世纪70年代一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经济活动、市场经济曾被理解为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不讲道德的原始“丛林”。随着学科的高度分化，经济学与伦理学也分道扬镳，被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于是“丛林法则”成了指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唯一法则。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西方工商界为了追求利润而残酷地竞争，无情地博杀，经济活动成了一种无人性、无道德的以金钱和诡计为武器的不流血的战争。与此相适应，美国拿破仑希尔等人关于“抽象的贪婪”，“商战谋略”等宣扬“丛林法则”的各种书籍也广泛传播开来。在这种氛围中，为了不择手段地赚钱而践踏法律和道德，损害其他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的恶性事件也不断增多。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种种丑闻频频曝光之后，受害的一些美国人开始寻求走出那个充满罪恶的原始丛林的出路。于是首先在美国大学掀起了被称之为“经济伦理学运动”的浪潮，并由大学的理论研究走向了企业的实践。其中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所罗门、本·巴鲁克·塞利格曼、保罗·霍肯等。这场由学术界发起的“经济伦理学运动”受到了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的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反公司腐败的法令。同时也在美国公众中形成了对企业界不信任甚至敌视的道德氛围。在这三重压力之下，美国企业界也变被动为主动，纷纷赞助各种经济伦理问题研讨会，并通过制定公司伦理章程对公司职员进行伦理培训而调整经营行为，从而使“经济伦理学运动”从理论走向了实践。经过10多年的“经济伦理学运动”，从“经济与伦理是否有关系”等问题的辩论开始，经过“为饥饿的课堂提供教材”、“哲学原理加案例”、多学科交叉研究这三个阶段，至80年代中期在美国已形成了“经济伦理学”这一具有合法地位的新学科。至1998年，美国学者阿马蒂亚·森因“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而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学术界对经济伦理学更加重视。
在美国的影响下，“经济伦理学运动”在欧洲（80年代下半叶）、日本（90年代初）和许多发展中国家（90年代以后）相继兴起，至今已波及全世界。
中国的经济伦理学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一1984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在哲学伦理学和职业伦理学这一层次上进行讨论，尚未使用“经济伦理学”在一概念。1984年一1994年为第二阶段，主要研究管理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和经济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并且得到了较大的进展，其标志性的成果主要有厉以宁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温克勤的《管理伦理学》和刘光明的《商业伦理学》。1994年至今为第三阶段，首先是1994年中英澳、中美在暑期主办的学术演讲、学术交流会议，开始将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此后，在上海、长沙等地成立了经济伦理学研究机构和课题组；
中南财经大学将经济伦理学列为研究生课程；
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举办了多次经济伦理学研讨会；
中国学者还参加了多次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关的研究也开始与国际接轨，集中在“经济伦理学”这一名称之下。这一阶段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伦理学方面的专著和译著，发表了许多有关论文。其中主要有：唐能赋等4人合著的《经济伦理学》（1997），叶敦平等4人合著的《经济伦理的嬗变和适应》（1998），胡振平的《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刘光明的《经济活动伦理研究》（1999），陆晓禾的《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1999），万俊人的《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2000）等等。同时，西方经济伦理学著作的译著在我国也有较多的出版和译介［2］（P22-27）。
经济伦理学在国内外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成果也比较丰硕，虽未出现世界公认的名著，但其对当代经济、伦理的影响却日益昭显。我国即将加入WTO，在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中，不但会有技术上的竞争，同时也必然涉及许多经济伦理问题，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方又具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活动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它不但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有伦理方面的问题。与伦理学相结合的经济研究就是规范经济学，它与实证经济学一起构成经济学的两大支脉。从这些方面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当代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参考资料。但是，曾被古代和近代学者称之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包括经济伦理学），其真谛应当在理论的指导下到 实践中去把握。我国在经济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实践性 的应用研究还较为薄弱，还没有象美国那样深入到经济实践之中，经济伦理学虽然不象70年代的美国那样被视为“无稽之谈”，但并没有引 起实业界应有的重视。相反，已被美国批判了 的拿破仑·希尔宣扬“抽象的贪婪”的书，各种讲述“商战谋略”的小册子，仍通过书摊、书店将“丛林法则”广泛传播。这些过时且有害的经济伦理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助长了违法犯罪和道德失范。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为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理论指导，为我国加入WTO做好理论上的准备，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网络经济伦理
继经济伦理学于8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了一门具有合法地位的独立的学科之后，至90年代中期又成立了以建设“世界企业伦理学”为宗旨的，会员包括1000家大跨国公司和500家美国大公司的“经济伦理学协会”，而这时正是国际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由于国际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迅速地扩展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经营的空间，使跨国公司超越了本国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因而在客观上也要求建立一种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国际商务伦理秩序。在这种情势下，网络伦理特别是网络经济伦理很自然地成了经济伦理学所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2][3]（P66）。
国外对网络经济伦理的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的优秀成果。其中研究的主要问题有：（l）网络使用和网络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如对网络经济主体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问题，如何防范和抵御网络经济风险问题。（2）由网络经济与其他社会现象的互相联系而产生的诸多交叉性伦理问题：如网络经济伦理问题与其他社会伦理的协调问题，信息网络范围内商业竞争的规范问题。（3）网络经济所涉及的深层次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如网络经济伦理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问题，网络经济伦理规范的哲学和元伦理学根据问题，等等[4]。同时，由于国际互联网导致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为“普遍伦理”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问题（环境、人口、核扩散、霸权主义等）的突出又使“普遍伦理”的建立成为迫切的需要，因而如何建立全球性的“普遍伦理”也成为各国学者研讨的一个热门话题[5]。
“网络”原是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不论是经济网络还是其他网络，都是将个人、阶层、组织、集团以一定方式联结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事实、技术为载体的价值关系、伦理关系。因而，我们在发展和研究网络经济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时，不仅要关注其中的技术问题，更要重视其中所蕴涵的伦理问题。人们往往将网络经济称之为“注意力经济”，认为谁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谁就能把握更大的客户群；
入网的客户越多，网络的增加价值就越大。而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不仅要靠技术上的成熟，更要靠客户在伦理上（如信誉、安全、善于合作、对客户负责任等）的认可。如果在伦理上不被人们认可，再高的技术也会被人们抛弃。2000年6月，世界著名的网络公司——思科公司的总裁钱伯斯、思科中国区的总裁杜家滨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等一起，对世界及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行了一次对话。他们在这次谈话中认为：最好的技术不一定成功，要成功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念、合理的行为规范和完善的体制、制度。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思科增长了70％，但钱伯斯仍然担心：“如果我们脱离客户或者脱离员工的话，我们就会出现问题。”怎样防止这样令人担心的问题出现呢？钱伯斯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怎样把新的文化灌输给职工。”对于这个“新的文化”是什么，思科中国区的副总裁林正刚先生作了一个恰当的阐述：“新文化就是指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新价值、新观念。”“价值就是你在这个公司能做什么来帮企业、帮客户、帮你的同事来做好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价值，你就会被调出这个位置。”［6］[7]于东辉、董军在其《中国网络见证》一文的结束语中，在充分肯定200年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巨大发展和网络创业者杰出贡献的同时，也从伦理的角度对一些骤兴骤消的网络企业作了中肯的批评和劝诫：“我们不想否定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只不过中国的网络企业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过功利、太过偏执、太过不留后路。”“无论在耗费财富还是赚取财富方面，他们都做得不负责任。”“我们期望网络人不再用下作的手段互相诋毁和拆台，网络的市场氛围和谐而健康……我们期望网站们不再通过作弊和说谎来提高名次，‘海归’们恢复自己本来的热忱、诚实和有礼。”[8]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一些网站的失败不仅是能力上的不济和条件上的限制，同时也是伦理上的失败。
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伦理；
市场经济；
伦理道德缺失；
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一生中并没有经济伦理学的专著，但他的哲学和经济学理论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不但为架构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以及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导，而且在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经济伦理的定义
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的时候提出了“经济伦理”的概念，经济伦理来源于英文的“business ethics”。八十年代中期，菲利普·刘易斯针对商界人士做了一份题为“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伦理概念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的调查报告，刘易斯根据报告结果概括“经济伦理”主要是指防止不伦理行为的规则、标准、守则和原则，道德上正当的行为，即指言行要符合事实或具有真实性以及面临伦理困境需要做出伦理决策的情形。
1994年“business ethics”与环境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分支通过“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介绍到中国，对于如何用中文进行准确的翻译，国内学术界也有过争议，上海社科院伦理研究所的陆晓禾提出了“经济伦理”的翻译名称。
虽然国内外理论界关于经济伦理所下的定义不一，但普遍认为所谓经济伦理，是指让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念，是人们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生活的伦理认可和评价体系。从经济学的角度，经济伦理指的是规范经济学对经济制度和平等、效率等经济范畴以及个人消费等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
从伦理学的角度，经济伦理指的是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道德前提和背景，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应该与不应该问题，设计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的合理性，经济主体的伦理关系性状以及经济范畴的价值判断等问题。①从宏观的层面上看它更为推行提倡正确的经济秩序，从微观的层面上看它注重规范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
二、国内外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产生、形成，诸子百家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定位以及伦理目标都有各自的表述。隋唐时期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得到了发展，儒家逐渐成为了中国伦理的主流思想，主张重义轻利、和气生财，注重经济活动参与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倡导在经济生活中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宋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趋于僵化，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样就阻碍了经济本身的发展。近代鸦片战争过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当时的中国受到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控制形成了当时特殊的经济伦理思想。改革开外以来，邓小平同志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建设的需要，指出了思想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初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与伦理道德建设的关系。
在西方，首先在市场经济萌芽之时占主流的经济学说是“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其中“重商主义”就是指一国的财富必不可少是金银类的贵金属，对外贸易要保持顺差，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商业要由母国来垄断等等；
“重农主义”是指推崇所谓的“自然秩序的科学”，重视“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价值取向。其次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如他所创立的“经济人”假说，并为其进行道德辩护；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提出了“看不见得手”的概念；
他所出版的《国富论》中，不仅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还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占世界主流地位的时代。其次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进一步完善了“经济人”假说，论证了经济与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当代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体现在凯恩斯的观点上，他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绝不是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调控和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和发展。②
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
虽然马克思未曾写过经济伦理学的专著，但是他的诸多作品都包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是在对处于不同背景下各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呈现在他的不同著作之中。
第一阶段是《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期间。我们对于马克思的思想起点大多是从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而来的，他以一个新教徒的眼光观察世界，而进入大学时代的马克思自觉地清理其新教价值观，开始了以生命体为反思原型的原子论哲学。这种生命哲学在主办《莱茵报》期间就遭遇了当时德国市场化初期最为普遍的社会经济伦理问题——“社会贫困问题”，对于社会贫困的伦理批判首先是通过制度伦理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随后社会贫困问题被归结为“制度的贫苦”引起了同官方的争执，马克思也为此结束了《莱茵报》的工作。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路和方法，开始在市民生活的盲目必然性中寻找市民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生活基础，有制度批判转向经济批判，从人权批判转而要求消灭商品经济，首次出现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结合、人道主义与经济学融合的潜在趋势。③
第二阶段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新莱茵报》期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道德眼光审视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并尝试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融为一体。马克思创立了实践哲学和唯物史观的思考方式，以当时的经济实际出发，站在劳动与生产实践的角度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等环节的分析，批判的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黑格尔异化理论，创立了劳动异化理论，提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④指明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以及经济生活领域决定伦理道德领域的论断。这部手稿中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经济学异化劳动的解读，使得马克思感到急需与青年黑格尔主义等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在其后出版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能够进一步的体现出来。
第三阶段是《资本论》时期。在一时期，马克思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局限，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注重从实践性的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其经济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做了科学的分析，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交换、流通、分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进行了透彻的剖析，揭示了经济和伦理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对资本主义现状入手，以寻找解决经济和道德问题的可行途径，他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从分析劳动二重性入手，分析了资本家的本性，批判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以及资本主义剥削的不道德性，如他们所提倡的表面上貌似平等的“平等交换”，实质上资本和雇佣劳动是不平等的，资本家在与工人的劳动力进行“等价交换”之后，还无偿的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经济伦理缺失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在当今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转型期间，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对于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相应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伦理缺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首先表现在金钱至上的思想观念上。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GDP的增长，而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也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道德在某种意义上被抛弃在经济活动之外。过分的追逐利益最大化，不仅会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同时也会使得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如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侵权的现象等。
其次是在经济活动中缺乏诚信。信用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一项基本原则，但是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信任危机，如以假乱真、违反合同、非公平竞争等。
再次是职业道德的丧失。职业道德从道德伦理的层面出发，对于不同行业提出的行动准则及其规范，能够更好的使人们履行职业责任。中国目前职业道德的沦丧，其主要的表现就是人们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往往持漠视甚至逃避的态度，只想用手中的权获得更多的利，而规避责任。如假唱的明星、收红包的医生、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的官员等。
最后商业欺诈行为经常发生。公平交易本来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准则，但现实中仍然时常发生商业欺诈行为，如毒奶粉，皮鞋胶囊等。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人们对于利益的过分追逐导致道德缺失；
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法制建设滞后，使人们的行为缺乏明确的制约；
三是市场道德秩序混乱，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行为规范等。
五、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
经济和伦理二者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的，伦理道德除了规范、激励和引导等功能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济功能，如伦理道德为人们在经济交换活动中提供信任合作的基础，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伦理是除了经济、法律法规之外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补充手段。伦理道德手段凭借着经济主体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主动承担起调节经济规范运转的责任，通过宣传教育以及社会舆论等方式，促使人们培养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的基础之上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而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唯利是图。因此，深入的学习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对于研究、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是提高全民伦理道德素质的要求。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所以，在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也必须开展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研究工作，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和道德观念引导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培养诚信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思想。
其次，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自始至终经济伦理建设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就会发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充分体现了现代经济伦理的公平正义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核心理念。而这些核心理念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法治的完善，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经济伦理的调节和规范。根据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平等和竞争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而营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在完善和规范市场竞争环境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但是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机制尚未完善，仍旧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学习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作为指导。
再次，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是完善企业信用体系的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企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的道德承担者，同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其经济伦理思想建设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加强马克思经济伦理道德的教育，促进企业主体充分认识和发挥经济伦理道德建设的积极作用，全面提高企业内部人员的伦理道德修养。
最后，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中，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和优化组合，使得经济交流更为紧密，但同时竞争也异常激烈。在近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竞争越是激烈，经济伦理思想对于企业的作用就越为明显。我国是发展中大国，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坚持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总之，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市场经济道德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同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都值得我们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强以华.伦理经济学[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九州出版社，2007.
[3]邹彤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及其意义（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
[5]金可溪.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形成[J].道德与文明，2001.
[6]章海山，高同裕.经济伦理范畴及其体系初探[J].伦理学研究，2005.
[7]朱金瑞.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力作——读刘琳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J].道德与文明，2010.
[8]陆晓禾.发展中国经济伦理[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9]余桂玲.和谐社会与企业伦理经营[J].商场现代化，2007.
[10]杨丽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问题微探[J].广西社会科学，2006.
[11]何静.论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道德[J].特区经济，2006.
[12]汪友荣.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4.
[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74.
[14]丑莉莉.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伦理建设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大连海事大学，2008.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7]陆晓禾.经济伦理学评述[J].社会科学，1996.
注 释：
①强以华.伦理经济学[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②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九州出版社，2007.
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市场伦理的内涵。陈桂荣（2001）在《浅议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兼与章建刚同志商榷》中指出市场伦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生活与交往必然蕴含着的某些伦理原则与规范。主要包括商品交换、资源分配领域或者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又包括以市场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中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等多方面的伦理关系。
还有的学者将市场伦理定义为：市场伦理是指强调透明的、可信任的、有责任感的个人或组织的市场营销政策和行为，以诚信公平的态度对待消费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
也有学者给它这样的定义：市场伦理是关于如何将伦理标准运用于市场决策、行为与制度创立的一种系统性研究。
（二）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关系、冲突、融合
1、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关系研究。孙国珍（1996）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认为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市场经济的精神支撑，它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程度的保护和激励作用；
韩雪风（2000）在《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文化整合》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与儒家伦理的精华结合起来；
陈桂荣（2001）在《浅议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兼与章建刚同志商榷》表述了与章建刚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的。白明东（2004）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是冲突和契合相结合的关系；
王明英（2006）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中就两者的关系和如何融合进行论述，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伦理。唐凯麟（2000）在《冲突、契合、互补优化――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由于异质相互冲突，导致在精神倾向、理性方式等都是如此，二者又存在一些契合的因素；
章建刚（2000）在《儒家伦理、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认为市场伦理和儒家伦理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伦理，儒家伦理是在古展形成的，但是市场伦理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的，儒家伦理不能成为支持现代市场制度的基本伦理。迟成勇（2009）在《论市场经济背景下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就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突点进行阐述；
周蓉（2010）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变》中指出社会的运行离不开道德的调节。也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明显，所以儒家伦理必须向现代化转变；
胡敏中（2013）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中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儒家伦理已经与其发展需要不适应，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伦理。
2、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冲突。孙国珍（1996）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认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价值准则并不能适用于伦理价值，也同时认为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伦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相继变化的；
唐凯麟（2000）在《冲突、契合、互补优化――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发展与形成并不是在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以宗法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成的；
章建刚（2000）在《儒家伦理、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认为普遍伦理（西方的基督教伦理）与市场伦理是相融合的，而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伦理；
白明东（2004）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消极作用如其重视“重义轻利、以和为贵”等都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周蓉（2010）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变》认为传统伦理现阶段的特点和趋势是伦理道德规范法律化、公德与私德的分化、道德功能组织化和主导道德和多元道德并存。
3、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的融合。孙国珍（1996）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认为传统伦理中的“诚信”和“敬业”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
唐凯麟（2000）在《冲突、契合、互补优化――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互相帮助与交往思想、自强自律精神、诚信为本原则等，可以通融于市场法则中，对其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章建刚（2000）在《儒家伦理、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提到儒家伦理中的“恕道”以及其商业伦理都可以被市场伦理所引用；
韩雪风（2000）在《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文化整合》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儒家伦理的支持，应该与儒家伦理的精华部分相结合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伦理。如“道德自律精神、家庭社会地位和职能传统、贵和、恒产”等优秀伦理。白明东（2004）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诚信为本、自强不息”等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强以华（2004）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来教化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和客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和发扬儒家伦理的精神，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快速蓬勃发展。王明英（2006）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认为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互助交往精神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互利交往原则是相互融合的；
儒家伦理注重规范与秩序的意识与现代市场经济对规范与秩序客观要求也是一致的；
儒家伦理提倡的“自强不息、宁简勿奢、重群克己”等精神可以成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儒家伦理的“诚信为本”等规范更是直接与市场伦理相融合的；
迟成勇（2009）在《论市场经济背景下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认为儒家伦理的“重义轻利、重合息争、重德轻法、重群轻己、等级制度”等思想应该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转化为“义利合一、竞合精神、德法并重、群己兼顾、自由平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胡敏中（2013）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就如何使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融合提出了当今社会“道德流失、人情冷漠”严重，应该发挥儒家伦理中的“五常伦理”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总之，儒家伦理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应该用继承和发展的眼光来改造它，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完善以及制度的不健全，现代都需要以儒家伦理的精华与现代市场伦理结合起来，进行与时俱进的文化融合，在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基础上成为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精神力量。当代中国要达到善治，充分利用并且改造儒家伦理资源是必要的，也是现实可行的。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如何实现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优化互补的制度条件尚待深入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孙国珍，王慧.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2]唐凯麟，罗能生.冲突、契合、互补优化――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J].孔子研究，2000.2.
[3]韩雪风.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文化整合[J].探索，2000.3.
[4]牛磊.儒家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D].曲阜师范大学，2003.
[5]白明东.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
[6]强以华.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J].哲学动态，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