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大三学年论文【五篇】

年鉴文化作品虽为国外引进的舶来品，而在中国的传播编纂出版应用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地方志文化与年鉴文化同属于历史学范畴，二者的概念、社会功能等本质属性多有相似相同。因此，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大三学年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1篇

年鉴文化作品虽为国外引进的舶来品，而在中国的传播编纂出版应用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地方志文化与年鉴文化同属于历史学范畴，二者的概念、社会功能等本质属性多有相似相同。因此，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合为一体，同属于地方志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编修与应用年鉴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年鉴界发出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的呼声甚高，并正在积极推进且取得基础性成果。

遵循史、志、鉴学科相同的规律与特点，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

第一、本文构建大型地方志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术思路与方式方法，并且结合年鉴文化的具体内容，提出并阐述设置“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即中国特色年鉴学政治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基础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应用理论。

第二、按照“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形成一个学科系统并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特色年鉴政治学、中国特色年鉴基础学、中国特色年鉴应用学，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

第三、在此基础上，提出阐述编纂大型年鉴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及其编撰框架设计。

本文力求“博采众人之长，树一家之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新学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学新学术流派。

抛砖引玉，“一花引来万花开”，希望有更多的年鉴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特色年鉴学的讨论研究与构建，希望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将此项工程领导好组织好，中国特色年鉴学的构建成功将指日可待。

年鉴文化研究是世界性事业，我们应该学习与借鉴外国优秀年鉴的编纂与应用做法，从世界眼光将中国特色年鉴打造成为具有世界水准的文化作品，积极推进中国从世界年鉴大国向世界年鉴强国迈进。

关键词：借鉴；
构建；
中国特色；
方志学；
年鉴学

盎然生机满眼春，神州又奏盛世音。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充分表明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意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学术性、指导性和前瞻性，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为此“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要重点“扶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性的研究项目”。按照中央文件的这些精神，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

党的十七大号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群众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其中，中国年鉴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中国年鉴作品正在成为中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当前年鉴文化作品在世界各国发展很快，日益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密不可分的指南书，有的西方国家人们将圣经与年鉴同称为案头书。中国是世界上年鉴作品的数量和品种最多的国家，中国年鉴作品正在成为世界年鉴文化百花园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就是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曾指出：“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就是说，人们应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总结提炼概括成为系统科学的理论。就是说，理论是建立在事物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所解决的问题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因此，科学理论应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基本特性。为此，我们今天在构建年鉴学时应该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构建年鉴学 重要可行性

在现代中国，对于年鉴定义性质的诠释有多样，且大同而小异。其中，权威的定义应为：2005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当然，年鉴包括年鉴和专业年鉴。既然称为文献，则理当然含有学术的成分，况且各类年鉴作品有其独特的体例等质量要求，为资料性著述。故年鉴应为学术书，而不可忽视年鉴的学术性。年鉴界共识认为，因年鉴主要为条目体而便于检索，故工具书为年鉴的另一大性质。再则，年鉴姓年为年度之编纂作品。

我国的专家、学者在其专著及论文中，对于年鉴定义即基本属性有多种表述，其中较权威的有孙关龙先生认为“年鉴定义的基本属性是年度性、连续性、资料性和工具性。”笔者认为年鉴的基本属性是年度编纂、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其中学术性必不可少，则体现年鉴作品的科学性。因此，年鉴的定义是，记述某行政区域或某个专业行业各方面情况的年度编纂、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很显然，年度编纂、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似应成为年鉴作品的基本三大性质。

据资料显示，年鉴文化作品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年鉴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古代的历书。当时欧美很多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较快，因此年鉴随之不断兴盛起来。包括一方面是各类年鉴的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是编纂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的年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及世界很多国家的年鉴出版业进入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当今的20多年中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各国年鉴的品种、数量及社会影响亦水涨船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尤为明显。

中国年鉴发展史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创阶段，包括从1909年开始第一部翻译外国年鉴，第一部国人编纂年鉴，第一个年鉴出版社，年鉴出版事业创始人；
第二阶段为平稳发展阶段，在20世纪20-40年代，国内各地出版的各类年鉴逐渐增多且社会影响增大；
第三阶段为繁荣发展阶段，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30多年中，中国年鉴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这段金口玉言为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等单位领导的重视指导支持下，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物质保障及发展（包括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各个地区的综合年鉴和各行各业的专业年鉴像雨后春笋般地创作涌现出来，机构健全、人员配置、经费保障等逐步完善，并随着地方志的全国首轮二轮编纂而水涨船高。特别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贯彻，将年鉴事业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年鉴文化编纂出版应用事业愈加蓬勃发展。据最新统计，至2009年，估计在版年鉴约有2500种，加上非公开发行、非正式出版的年鉴，总数接近3000种。

在编纂年鉴的过程中，有很多史志鉴专家学者进行年鉴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其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年鉴编纂学方面。例如较具权威的《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及较具代表性的《年鉴学概论》、《年鉴通义》、《比较年鉴学》、《年鉴出版学》、《年鉴策划设计学》、《地方年鉴编辑学》、《专业年鉴编辑学》、《学科年鉴编辑学》、《城市年鉴编辑规范》、《统计年鉴编辑规范》、《企业年鉴编辑规范》等等。

通过这些年全国年鉴界专家学者及编辑工作者的共同奋斗，将实践编纂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不仅取得丰厚的年鉴文化作品，而且取得丰厚的年鉴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今年5月，笔者参加在鲜花盛开的泉城山东济南市召开“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颁奖暨第十二届年鉴学术年会”。这是一次全国年鉴界成果检验与年鉴学术交流的盛会。在会上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我们有必要举整个年鉴界之力，联合有志于年鉴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通过科研攻关和协作，陆续推出一批年鉴学论著，逐步构建起年鉴学的学科体系，实现年鉴理论的全面创新”，提出“应尽快构建起年鉴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提出“应尽快构建起年鉴编纂质量标准规定”等极具学术价值的学术观点和建议。总之，全国年鉴界认为，年鉴学应称之为中国特色年鉴学，中国应从年鉴大国向年鉴强国迈进。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一条规律被称之为“触类旁通”，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学科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在国家图书馆系统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学科分类，将这两大类学各被分得11类一级学科。在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中，历史学当属其一，其下属还分得若干个二级三级学科等。目前，方志学与年鉴学还没有被列上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二级学科目录。年鉴文化编纂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也是一项学术工作。年鉴在学科分类上与方志一样同属于史学学科。而且这两者学科的性质基本相同，同称为“资料性文献”，同称为“国情地情书”，同称为“官修官责官书”。《地方志工作条例》将方志与年鉴实行强强联合，称之为地方志工作，这样的地方志文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远至上古，近至当前，连至年年，可谓横陈百科，无所不包，其内容之丰富，知识之广博，是任何一项工作都难以企及的。因此“借鉴方志学 构建年鉴学”的学术思路与学术观点是合理的是科学的，当能“树立一家之说”。

中国年鉴学 学科体系论

（一）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第一方面，“中国年鉴学三理论”为中国年鉴学基本理论框架之基石。从宏观而论，可借鉴“方志三个理论”即方志政治理论、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应用理论，设置“中国年鉴学三理论”，即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中国年鉴学基础理论、中国年鉴学应用理论。

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来源于，年鉴编纂与应用工作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融为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还有部级各级党和政府对于建设地方志年鉴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及发展思路。

中国年鉴学基础理论与中国特色学应用理论包涵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相关众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对策理论。从中观而论，在中国特色年鉴学研究的众多一级对象中（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对其中一个对象的研究阐述，如对经济方面的研究阐述，就可以运用“中国年鉴学三理论”，即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经济等理论知识及相关数据去研究阐述。

从微观而论，指经济类方面可以细分为综合经济、农业、工业、服务业、区域经济等类型，则需从微观可以运用“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来研究阐述。

“中国年鉴学三理论”还包括下面阐述的中国特色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内涵的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其一，中国年鉴学有明确科学的性质、定义概念、研究对象；
其二，中国特色年鉴学有系统科学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学科依据、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社会功能等本质特征。其三，一种学科学术理论要成为一个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扎实的学科理论体系；
二是要有一个贯穿全部理论的明确主题；
三是要有一系列围绕这个主题的首尾一致、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学术基本观点；
四是要设置三级学科结构体系及基本原理；
五是要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又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并为实践所证明其正确性。

上述这些学科的科学内涵，“地方志三个理论”符合这些要求，同时亦具备了构成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的各种条件。

笔者认为中国年鉴学为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所构成的“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则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构成中国特色年鉴学基本理论框架，可以预计中国年鉴学基本理论很系统很庞大。

（二）中国年鉴学学科结构体系

在设置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大型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编撰大纲的基础上，设置中国年鉴学学科结构体系，形成树型结构图。

具体设置方法为：其一，中国年鉴学为一级学；
其二，在中国年鉴学学下按照“中国年鉴学三理论”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年鉴政治学、中国年鉴基础学、中国年鉴应用学；
其三，将每个二级学阐述“基本原理”；
其四，将每个二级学按照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分成若干个三级学，如中国年鉴基础学可下分为：年鉴世界历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概论学、年鉴编纂学、年鉴教育学、年鉴组织管理学等。其五，每个三级学还可以下分若干个四级学；
其六、形成“中国年鉴学科结构体系图”（附表树型结构图）。

撰鉴学专著 构建年鉴学

对编撰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的一些初步学术观点。

第一，中国年鉴学的构建。其一，中国年鉴学则体现在立项、撰写、编辑、出版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其二，由北京市社科联和线装书局联手将此项目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申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

第二，中国年鉴学的定义。中国年鉴学是研究年鉴文化作品的起源、形成、发展，主要是新中国年鉴的编纂与应用的学说，是一门新兴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

第三，中国年鉴学的学科定位。由于中国年鉴学研究的对象较多，因此年鉴学是综合研究，应包括综合研究与探讨各个地域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各个专业等多学科领域的规律、特点趋势，对年鉴学的要求应是运用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是一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因此，年鉴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叉性应用性的学科。年鉴学属于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而不可能是一门单一学科。

第四，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编撰大纲设置。其一，以章节体设置篇目为宜，章节体是指以篇章节目为层次编排内容的篇目结构形式，篇目层次一般在三级及三级以上，这种篇目结构形成的特点，是全书的整体性，综合性较强，门类齐全，内容完整，结构严谨，分类科学。其二，按照“中国学三理论”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年鉴政治学、中国年鉴基础学、中国年鉴应用学设置三个篇目；
其三，每个篇目按照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等逻辑关系设置下属若干个章目；
其四、每个章设置下属若干个节目；
做到大事不漏，要事不略。

第五，资料准备。其一，按照篇目大纲设置的篇章节几级内容，进行资料的全面收集，其中包括世界年鉴发展史及重点国家、港澳台地区年鉴编撰与应用的信息；
其二，在全面收集资料基础上进行梳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形成一部规模宏大，脉络清楚，线索联贯，全面系统研究年鉴学的《中国年鉴学研究资料集》；
其三，可以建立“中国年鉴学研究信息中心”，搭建信息平台。总之，资料的搜集与处理难度很大，价值很高。

第六，具体撰写。按照“详今明古”，“详近略远”的方针，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按照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基础理论、应用对策理论相结合的方针，按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包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分支学科相结合的方针，按照与国外、外埠进行比较的方针。达到详细地占有资料，数据翔实不错，立论充分严谨有力，语言通畅简洁。

第七、党的十七大要求“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国年鉴学认为，我们既要进行中国特色年鉴的编纂，又要吸收借鉴外国年鉴的有益成果。首先，中国特色年鉴文化要走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融入世界年鉴文化大潮进行学术编纂。封闭，必然导致年鉴文化的孤芳自赏，导致落后；
开放，才能促进年鉴文化的变革与繁荣。在任何情况下，当代中国年鉴已经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孤立发展，它必须与世界年鉴保持密切的联系，加强相互学习交流合作，融入世界年鉴潮流去丰富和壮大自己。其次，融入世界年鉴现代化潮流的中国年鉴又要用富于民族性的独特创造，与其他国家民族年鉴共同发展，丰富世界年鉴文化，增强中国年鉴文化国际影响力。

第八，篇幅装祯。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的篇幅应适中，不宜太多，不宜太少，可设计为两种字数，一则为80—100万字，二则为120万字左右。

装祯印刷应体现：中国、世界、学术、艺术、现代、开放、时尚、精美、配图等元素与特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引进方志学，创新年鉴学。加强对中国特色年鉴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创建中国年鉴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促进中国史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国年鉴学应构建为政治性、世界性、地域性、学术性、时代性、开放性、实践性和史料性很强的一门新兴的综合叉性应用性学科。其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以社会科学为主并配合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相融合，对中国及世界年鉴文化的发展繁荣的长河征程，起到总结规律特点及科学发展，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起到示范与推动作用，深入进行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进中国年鉴文化事业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促进年鉴文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促进中国特色年鉴在世界年鉴百花园中被称为一颗“影响大、学术强、应用广、装帧美”的精品佳鉴的璀璨明珠。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总体来说，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新型学科——中国年鉴学应符合中央要求的“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年鉴学的创建一定要使各个具体学科构建统调兼顾、协调发展，使中国年鉴学得到整体上的充实加强，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年鉴学科理论体系和中国年鉴学学科结构体系。我们应树雄心、立壮志，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编纂精品年鉴，加强与各国年鉴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繁荣发展，为世界年鉴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年鉴界的领军人物许家康先生说得好：“博采众人之长，树一家之说。”笔者祝愿大型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早日问世，诚邀并欢迎年鉴界专家学者参与研讨构建年鉴学，对此论文学术观点指导指正。本文中一些学术观点还不成熟或不科学，仅供参考，并欢迎商榷或批评斧正。“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祝愿我们中国年鉴人发扬勇于创新、勇攀高峰的精神，早创中国年鉴学，早成世界年鉴强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北京日报，2004年4月9日.

[2]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国地方志，2006（6）.

[3]曹子西，朱明德主编.陆奇，执行主编.中国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

[4]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

[5]孙关龙.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6]邵权熙.行业年鉴理论与实践.线装书局，2009.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2篇

将智慧与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教育事业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邓小平理论研究独有建树，尤其是在邓小平民族理论研究方面，是业内公认的资深教授、知名专家、省级教学名师。三十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在中央和省级报刊上共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和译文。他独撰、主编、主译、主审、参编、合著过20多部专著（含译著）、教材和工具书，并多次获得甘肃省社科工作者优秀个人、省委宣传部先进工作者、省中青年社会科学优秀个人、甘肃省大学生课外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甘肃省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并荣获40多次奖励。事迹先后收入《时代足迹》、《当代中国学者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辞典（英文版）》、《当代中国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人民网甘肃频道等媒体和辞书之中，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贾教授的篇篇论文，本本专著，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一个学者的真知灼见和对人生的深沉思考。这与他广阔的知识面、吃苦耐劳、执著追求的精神和勤于钻研、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分不开的。三十年来，培养的桃李数以千计，许多都成为学术骨干、行政领导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在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坚持走中外交叉融合、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道路。向学生们讲授《思想与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列经典著作导读》、等课程。他一方面从事着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专心致力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研究，并应邀到部队、基层及大学校园宣讲马列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党的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等研究情况，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到实践基层、带进学生课堂、带给部队战士、使青年学子深受启迪。上个世纪70―80年代贾教授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五篇论文和译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1984年9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后，贾教授“论一国两制”的论文，被国内最高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全文发表，多家杂志、报刊予以转载，后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事典》收入并作为该书“一国两制”专题的首选观点加以介绍。1994年他的论文《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光辉指针――邓小平民族理论研究》被《人民日报》摘发了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并收入编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一书中，该文获得“甘肃省社科最高奖――兴陇奖一等奖”、“全国优秀论文奖”、“国家课题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其中《邓小平民族理论比较研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诞辰110周年全国67种重点出版的图书之一，并获三等奖。《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与贡献报告》一文，2002年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大奖；
《关于云贵川等省民族关系的调研分析与对策研究》2005年获得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甘肃省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调研三等奖；
2007年《民族精神研究专论》荣获甘肃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研究》一书，2009年获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二等奖。

同时他的《东干学在国际汉学中的地位》、《“列宁关于‘两个民族’的论断对于分析东方民族文化的意义”》牵头主译的《中亚各民族文化艺术史》均获得学术同仁的好评，并获甘肃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在世界史的研究方面，先后参编和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纲要》、《世界民族学史》、《中国近代史学纲要》等专著，史学专著《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及论文突破了前苏联专家的许多观点，其中《法国大革命中的杜木里埃叛变事件初探》一文，获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专著《世界民族学史》教材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3篇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诸说。多种明代《三国》刊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认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太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声，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

关于“太原”说。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
《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
《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
《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中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并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

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
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
“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
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
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
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
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张志合在《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
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
（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
（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
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的版本源流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
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
《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
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
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
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
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
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
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
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
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
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
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
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
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二十六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
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其版心书名作《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数种，全书10卷（每卷24则），每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1幅。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
也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154个串句脱文例子。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AB、CD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
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AB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CD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
AB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12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
CD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72首；
由CD系统分出的C1分支，正文改分为20卷，增入花关索故事；
D支，正文改分为20卷，正文中增入关索故事；
AB系统中的B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比较科学，因而其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尽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

“文革”以前，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1）“正统”说；
（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
（3）“忠义”说；
（4）“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
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1979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页，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

自1980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694页）

（2）“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

（3）“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4）“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5）“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
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57页）

（6）“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7）“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8）“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
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9）“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
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0）“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
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1）“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 ：《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8页）

2．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
《〈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1版）

3．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1．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1）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2）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3）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4）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等。

（5）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
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1）《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2）《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

（3）《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 、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论》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

（4）《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
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1991年第4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

（5）《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1982年第3期）、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

（六）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

1．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

2．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1）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2）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3）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2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霍雨佳在其专著《〈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则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

3．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

（1）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2）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如署名罗贯中的另外几部作品（《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真伪、《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视的争论。限于篇幅，姑且从略。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三农”思想；
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
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
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
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
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
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
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
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
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
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
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
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
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
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
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
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5篇

教育工作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十几年来，我始终工作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在班主任工作中，我每天早来晚走、周六周日也难得休息，每天在校工作时间平均在十个小时以上。每接一个班，都从整顿班风入手，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与学生建立“师生＋朋友”的关系，在日常管理上坚持“五个一”（每天和一名学生谈心、每周和一位家长座谈、参加一次学生活动、开展一次自我批评、听一次本班的文化课）和“三到位”（课间操到位、自习课到位、集体活动到位），使班级工作顺利开展。李宏波同学获得蓟县乒乓球单打冠军、市锦赛第七的好成绩；
班长程梁杰被评为市级优秀学生干部和第二届天津市十优中学生。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班先后获得99年度校级文明班集体、2000年度三好班集体、2000年度优秀团支部等荣誉称号。在2000年天津市第十四届科技活动周活动中，我班的话剧《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对话》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我获得了指导教师奖。在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始终坚持利用假期进行家访，千方百计地做好后进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并取得了初步的经验。2000年4月，我在校“关爱后进生研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2000年10月在校班主任工作会上交流了家访的经验。几年来，我先后获得了先进青年教工（1994）、校师德标兵（2000）等荣誉称号。

教学工作

在教学工作中，我积极投身教改，把提高课堂效益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我自觉更新教学观念，在教法上不断进行改革探索。研究和运用思路教学、诱思探究教学法，不断改进和完善英语教学模式并在教学中尝试运用。我认真研究高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学习运用电教媒体和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充分重视学生的主，在教学中摒弃传统讲法，代之以丰富多彩的英语课堂活动、灵活多样的授课方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94年高考，我所教的183班一次上线率达90，为完成学校交给年级的一次上线率80的升学任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95年我辅导的学生吴李敬、孟磊、程艳获得第二届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英语竞赛市级三等奖。

97年我班英语会考合格率达100，优秀率90以上，获天津市会考综合成绩第一名，我指导的学生姜艳华获首届天津市中学生英语演讲赛高中组市级二等奖。这一年，我班同时创造了高考一次上线率100的优异成绩。

98年英语会考我所教的9608、9610两个班合格率100，优秀率90以上，我指导的耿朝阳同学获全国中学生外语竞赛高中组二等奖。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高中外语组被评为市级优秀教研组。

99年我成功地上了一节校级英语研讨课，受到领导和同行的好评。我辅导的付大鹏同学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获高中组市级二等奖。我所教的9608班高考一次上线率100。

2000年10月，在我校青年教师思路教学展示周活动中，上校级展示课一节。我辅导的付大鹏、戴杰两位同学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分别获高中组市级二、三等奖。

2001年1月，在全国首届中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中荣获高中教师组三等奖，2001年5月在我校做县级公开课一节。

教科研工作

96年我加入一中青年教师教学研究会和班主任工作研究会，98年被聘为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诱思探究教学深化探索》课题组骨干实验教师、天津教科院“九五”重点课题《教法与学法的相互关系及其改革的研究》课题组成员。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我大胆改革、不断推陈出新，积极投身教科研，结合教学实践和自己、学科组以及学校的科研课题，撰写了多篇教育科研论文：

94年参加编写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英语阅读理解》一书；

论文《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与高中英语教学》96年获校级二等奖；

论文《面向21世纪高中英语教学改革的探索》获天津市第六届中小学教研教改双成果论文评比市级三等奖；

论文《结合高考能力要求开展高中英语书面表达教学》，获第一届新世纪杯教科研论文评比县级一等奖，被认定为县级教育教学成果；

论文《试谈外语语言教学中思想品德教育》，获第一届新世纪杯教科研论文评比县级三等奖；

论文《英语教学中录像使用技巧》获99年度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优秀论文评选县级三等奖；

论文《书面表达六步法》在市级刊物《英语周报》第22期高中教师版上发表；

论文《高中英语课怎样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获天津市第八届中小学教研教改双成果论文评比市级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