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中国古代史论文【五篇】（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1篇
中文摘要：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
中国科学社会文化史 李约瑟问题 宋代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史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功绩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他的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博大精深，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但有科学， 而且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由于李约瑟的工作， 西方科学史家再也不能漠视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科学而侈谈“世界科学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科学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李约瑟的工作的影响和启发。
李约瑟的影响之大，还在于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用类似化学实验上所谓“滴定”的方法[1]([1]，p.12)， 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都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 ([1]， p.190)
“李约瑟问题”一旦提了出来，不仅在科学史界，而且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2]。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论证和质疑，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 中国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但就中国而言，有多少是真正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基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就未免流于空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加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论争行列，而是要以“李约瑟问题”为启示，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和思路，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的， 可是过去的讨论， 过分注重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忽视了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只有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比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3][3]，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标题所采用的比喻作一些解释。“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用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4])。[4]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
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流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在进行中国科技与文明研究时，李约瑟就必然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的科技发展。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简约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 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进路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科技的贡献可以被 解读为文明优秀的标志。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 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情境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不免于此。其实， 一个文明的优越性， 不应该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仅有的标志，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 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绝对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 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 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流的“两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不仅有无数的个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
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
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把中国文明看作“百川”之一川，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 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以有两种途径：
一是对李约瑟的工作进行继承和批判；
一是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在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新问题。
对李约瑟工作的继承与批判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看起来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科技比照近代科学的“滴定”史，但在其后面提供动力的“李约瑟问题”却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
社会学取向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于“李约瑟问题”，他拒绝接受“种族特征”、“环境气候”、“语言逻辑”、“时间观念”之类的种族主义、环境主义以及科学内在论的解答， 坚持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寻找答案。同时， “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也是受了李约瑟生活时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的。从十九世纪开始， 西方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就是要解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西方社会何以发展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都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世界的， 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越其他文明， 是因为它具有其独特性， 其他文明与它相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虽然李约瑟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在学术思想上也不能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樊篱。“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与韦伯的比较社会学有相通之处。
韦伯认为， 宗教改革而引起的“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5][5] 由此他进行了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
对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 他认为前者虽然“入世”，但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忽略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则过于“出世”， 因而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6]。[6] 由此可见， 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提法显然是受到得韦伯比较社会学的影响的。
李约瑟的解答， 说中国儒家官僚体制抑制科学发展，说中国没有宗教改革， 说中国没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 因而缺乏“人”和“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这些也都有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影子。
李约瑟能够吸收各种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而对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 这正是我们可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
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大多数结论是可以商榷的。
关于儒家官僚体制， 恐怕不能简单说一定对科学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
有些科学知识， 如天文学， 正是因为儒家政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同时期， 儒家思想对科学的作用也会不同。李约瑟强调道教和道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却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知识人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成份都有， 很难说一定是“道家”成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有尖锐的批评， 认为把“道家”作为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 其严密性成问题， 意义也不大[7]。[7] 再就是关于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说法， 也值得商榷。美国中国哲学史家卜德 (Derk Bodde) 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有“自然法”的思想[8]。[8] 而且只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才能转变为“科学定律”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
指出李约瑟研究结论中的存在的这些问题， 目的不是要否定李约瑟的贡献， 而是要说明，按李约瑟的社会学取向， 已经提出的问题远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社会学研究；
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关于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
西方科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略例
通过第二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的科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
西方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精彩纷呈。概而言之，不外乎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中去。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的范式概念以来[9][9]，科学作为实证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
科学知识的发生是受到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制约的， 如习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范畴、科学社团内部的行为规范等等。
科学认知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一旦被放弃，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空前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研究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内在发展的进程，而是可以涉及到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的“黑箱子”被打开了。
科学社会学家们不断吸收和改造多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七十年代以来负有盛名、主要由“爱丁堡学派”提倡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知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具有阶级性，是与知识持有者的阶级利益相关的[10]。[10] 因此，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那些在今天看来“正确”的知识值得研究， 而且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知识也值得研究；
这就是“强纲领”所谓的“对称性原理”。再就是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知识是社会构建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影响 (见下文)。
“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是众多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
这里介绍的目的， 不是为了宣扬其中存在的完全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 而是为了说明它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还是可取的。当把科学看作是和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知识体系时，当把其他文明的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看作是同样有效的、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时，研究各文明的科学的思路便可大大开阔， 有利于吸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启发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里恐怕连皮毛也难涉及一二，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这里仅仅略微提及一些理论及其发展， 说明其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文明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初， 苏联学者黑森 (Borris Hessen) 以英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来说明牛顿《原理》中科学内容的产生[11][11]。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例子， 在西方社会学和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此启发，西方学者开始从外部社会因素来研究科学的历史。英国学者贝尔纳 (J. D. 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12][12]。
有些西方学者， 虽然不能完全接受唯物论，但也开始做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因素的科学社会学。
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其《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力作[15][13]。当然默顿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时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是由于教条主义而引起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倡唯物主义的同时， 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证明[14]。[14] 这说明人的意识绝不能简化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感受， 而是能动性的创造。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阶级利益、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基本上照着这一思路发展的。
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cultural hegemony）”，积极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这种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 他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不再是先认定一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再到过去寻找符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先例， 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活动，考虑“阶级经历”是如何通过传统观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而形成“阶级觉悟”。现在西方科学史家大都反对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科学史，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汤普森还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但要研究那些今天看来“成功的”的现象，而且要研究那些“死胡同”现象和“迷失的事业”。[15][15] 这正是上述“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谓的“对称性”原理。
其次要提到的就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学。
对立并不等于否定 -- 韦伯本人也不这么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看问题。马克思强调物质性的经济基础，韦伯则强调精神性的“意义”；
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韦伯的社会学则是要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 其方法基本上是解释学的[16]。[16] 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精神”社会学， 这显然可以从反面来补充马克思的“物质”社会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为了有一套理论与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 就认定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的默顿提出“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促进、科学活动的“规范”等等， 正是受到了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而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韦伯的影响表现为，要通过全面了解某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伦理、语言、宗教、习惯等等而对其中的社会行为进行理解。
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 就是要通过对文化的“浓绘”(thick description) 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17]。[17]
再就是要提到迪尔凯姆(E. Durkheim) 的社会学，其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可以采取如自然科学上观察、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 最终建立“科学的”社会学。按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 知识的结构和范畴， 不是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也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说是感性的，而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
社会的秩序决定了自然知识的秩序[18]。[18] 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学， 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不赞成历史主义的思辨哲学，强调直接观察和分析所要研究的社会，于是就采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注重对原始社群进行田野考察。社会、文化人类学起初是专门研究“原始社群”的，现在其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
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则被用来研究特殊的科学家社群以及他们创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如法国的拉图尔(B. Latour)[19][19]、美国的特拉维克(S. Traweek)[20][20]、科勒尔(R. Kohler)[21][21]等研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群体， 正是采用这种人类学的方法， 研究这一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
西方把二战以来出现的对科学与社会不断进步上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总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流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科学史领域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富科(M.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社会构建主义、女性主义等。
富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历史的“文本”中追溯知识的各种结构和谱系。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命题，照此命题他研究过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观念的历史等等。社会构建主义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知识的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有制约社会。
女性主义不再把社会看作是男性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两性共有的世界。
把性别差别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研究，使得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
以上种种哲学、社会学思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趋多元化， 学术上越来越趋圆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大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正可以从这种学术文化中，拿来一些合理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点，把对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这里可以看一下席文对李约瑟的批评。席文指出：
要想对中国科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
他们在科技思想是怎样和其它思想结合在一起；
有什么样的科学界， 是谁决定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
科学界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怎样，科技研究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
知识人士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
各门学科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怎样同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道德原理保持一致。[22][22]
这些问题正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 说明席文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其根本意图是提倡采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新思路下的研究问题: 以宋代的科学与社会为例
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健全，使宋代社会根本上从唐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人才社会。宋代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促进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
宋代学术特别发达， 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 方面最多， 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 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 以新意说经；
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 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 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 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23][23] 陈寅恪也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24]在科技史上， 宋代的成就更是突出。
“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明。
李约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综合儒、释、道， 在“理”和“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自然哲学， 具有“有机论”的特点， 可以克服纯粹的“机械论”科学的缺陷， 说不定是未来“有机论的科学革命”前奏[25][25]。
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这样一个顶峰，那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特别兴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做具体而细致的社会学的研究， 领略这一段中国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下面本文按照前面所述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思想，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试着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论述， 只能点到为止。
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 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
比如说， 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 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 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
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 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 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 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 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 而不是李约瑟所讲的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 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 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富科所说的“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wledge)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代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 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 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 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是怎样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 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唯科学”的历史观，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位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超越“唯科学论”不等于是“反科学论”，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目的论”的束缚，研究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两岸风光”的比喻，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对每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那可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学术之路可以“日新，日日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也有十几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关于“科学革命”研究远没有完结，成果层出不穷。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略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可以想象，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将会很多。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 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 活用也是创新， 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有着无数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李约瑟的反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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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蒙古族人口占世界蒙古族总人口的大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蒙古史研究作为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一脉，有着相当久远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工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对中国蒙古史学的发展做一个世纪回顾，是很有必要的。兹就管见所及，率尔操觚，力求勾勒出20世纪我国蒙古史学发展的大致轨迹，并对中国蒙古史学如何面向21世纪，提出本人的一孔之见。
一
我国对元史及蒙古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自清中叶以来，"乾嘉学派"的汉学家以治经方法研究历史，治蒙元史者不乏其人，使之渐成一门显学。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曾廉等人或者运用考据方法对《元史》及与蒙元史相关的史籍进行校补考订，或者进行重修《元史》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忧及外患，着力研究西北史地，也促进了蒙古史学的进展。但此辈学人有一个通病，即他们只能依靠汉文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蒙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其研究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世纪末，中国蒙元史的研究视野豁然开阔，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洪钧出使西方了解到西域波斯史料和西方研究著作，眼界闳开，据此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于1897年刊印行世。该书由于大量参考和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域外史料和研究成果，故而如异军突起般引起国内治蒙元史者的极大重视。史称其"周咨博访，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且其书"多取材域外，时论称之"。（注：《清史稿》卷181《 洪钧传》。）"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参考jiào＠①注，不出华籍华图，至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始知西域人、泰西人书足补《元史》者不少"。（注：《蒙兀儿史记》凡例。）可见此书为当时的蒙元史研究辟开一条新的蹊径，正是通过它，中国的学者才知道，国外尚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著。因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实为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世纪初的一些史学家，继续沿着洪钧所开创的"证补"之路，利用中西史料进行研究与撰述。其中以柯绍＠②、屠寄最具代表性。柯氏所著《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上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尽管如此，该书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屠氏撰著的《蒙兀儿史记》，其学术价值更胜《新元史》一筹。屠寄不仅熟治蒙古史学，且精于西北地理，曾三赴漠北，亲自考察，力补史载之阙。屠寄称其撰著"以不囿于有元一代"，力图详述整个蒙古族的活动史，"取材除旧史外，博采西方史料，……每一字都审订其地时日而下笔，用力极勤，其精神远在柯邵＠②《新元史》之上"。（注：《辞海·历史分册》"屠寄《蒙兀儿史记》"条，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是以该书问世以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传世之作，堪称"治蒙兀史之正鹄"。（注：《蒙兀儿史记》孟森序。）
洪钧、柯绍＠②、屠寄等人虽然对蒙古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他们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编纂方法，沿袭的仍然是修补纪传体正史的传统，未脱"重修元史"的窠臼，而且他们均不谙外文，只能间接利用域外资料，这就难以避免以讹传讹的弊病。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理性主义风靡全国，反映到学术界，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许多历史学家在继承清代乾嘉史学"无征不信"治学宗旨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积极促进现代新史学的建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就是这个转型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王与二陈的研究涉猎到许多方面，在元史和蒙古史方面也写了大量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他们采取新的研究手段，深入专题，在科学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真相，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在民国初年的文史研究领域，自应以王国维为巨擘。王国维承接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满蒙史地学的影响，在蒙古史方面颇多建树。《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是王氏治蒙古史的力作，包括《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此外，他还撰写了《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两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等蒙古史论文，研精钩深，令学界倾倒。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其深湛功力对《蒙古源流》一书进行笺证考释，例举蒙文、满文、汉文以及西文史料，推定该书作者的世系、著作时代及内容的观念等，戛戛独造，多有创获，对这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的成就。陈垣的元史研究将考证学发挥到极致，同时摆脱了清代朴学的束缚，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为推动现代元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为蔡元培称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乃陈垣此时期史学的代表作。该书征引博洽，考证缜密严谨，论断精辟中肯，自问世后一直为学术界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志于蒙古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相继负笈海外，向伯希和等欧美东方学家学习审音勘同之学并掌握波斯文等语言工具，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即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和姚从吾。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各以开创性的成就，将我国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新阶段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即着重采取史料校勘、史实考订和译名勘同等专业研究方法。这些特色，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当时发表的论著中。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等；
翁独健《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
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称和渊源》等；
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论著，探赜索隐、论考周详，都是史学、史识皆臻上乘的名山之作。
对域外蒙古史料与论著的译介工作，此一时期也获得显著进展，冯承钧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冯氏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将大量的西方汉学家的成果介绍到中国，译著达一百多种。他在蒙古史方面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还出版了九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其中包括大量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撰著的关于蒙古史的论文。总之，冯承钧通过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为蒙古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陈捷、陈清泉将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蒙古史研究》译成汉文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兀良哈三卫名称考》、《蒙古色目待遇考》、《鞑靼考》、《元朝怯薛考》、《元代东蒙古考》等22篇论文。当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日本蒙古史学者的著作也有汉文译本。
概括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治学方法上明显改进，出现一些功力深湛的研究家，产生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从而开辟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良好途径。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蒙古史研究，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而且研究领域尚比较狭窄，学科发展余地还相当广阔。
二
早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蒙古民族问题（其中包括蒙古族历史）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 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编写了《蒙古民族问题》一书，对蒙古民族族称起源、社会历史发展、近代蒙古的社会矛盾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另外还编了《抗战中的绥远》一书，其中有"绥远蒙古概况"一章，专门论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民族问题。这些研究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根据和重要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当时组成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时抢救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后来，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据此正式出版了《蒙古族简史》，并且出了蒙文版。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培养蒙古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北京、南京、内蒙古等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陆续建立起蒙古史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老一辈专家积极发挥作用，为培养新一代蒙古史研究工作者付出了很大心血。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蒙古族本民族的研究专家开始显露头角，后来均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
从事蒙古史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指导蒙古史研究，从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有所拓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此一时期，研究者对蒙古族族源、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与政治军事制度等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进行认真研讨，并对蒙古族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与此同时，他们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参加了当时史学界开展的关于少数民族史等问题的大讨论，抒发己见，增强共识，普遍提高思想认识。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蒙古史学一度形成研究高潮。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
1958年，余元庵著《内蒙古历史概要》出版，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内蒙古通史，长时间内是治蒙古史学的入门读物。余氏还著有《成吉思汗传》一书，于1955年出版。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成吉思汗传记，该书引用了较多的俄文资料，对传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不少新观点。对蒙古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出版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1年，谢再善译《蒙古秘史》出版，该书系根据叶德辉所刻《元朝秘史》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古文，再由蒙古文译为汉文。后来谢再善又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达木丁苏隆编译的《蒙古秘史》（现代蒙古语学术分节本）译成汉文，于1956年出版。1954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的墨尔根巴图尔从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阿剌黑·苏勒德地方获得一部削竹写本，书名为《诸汗根源之珍宝史纲》（即《蒙古源流》）。1962年，在纪念《蒙古源流》成书300周年之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一抄本。
在50年代，蒙古科学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联合编写了一部多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我国学者翁独健组织并参与了这部大型蒙古史著作的翻译工作，1958年出版了汉文本。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有关蒙古史的碑刻牌铭等文物，做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工作。如：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宿白《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会昌碑》，耿鉴庭《扬州城墙里的元代腰牌》等论著，便是这一领域中的嚆矢之作。
1962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 事实上这是首届全国性的蒙古史研讨会，翁独健、邵循正、马长寿、杨志玖等著名专家皆赴会参与讨论。这一年，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论文，如：邵循正《成吉思汗的生年问题》、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周良霄《关于成吉思汗》、杨志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刘孝瑜《成吉思汗与蒙古各部的统一》、刘浩然《对"一代天骄"的意见》、杨国宜《一代天骄--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等，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论和评价。在此前后，学者们也撰文论及其他蒙古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扬州师院历史系古代史组《论忽必烈--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而作》、苏忠《试论忽必烈》、饶良伦《试论忽必烈的历史功勋》、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等，这些论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之间也开展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59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大会，我国的翁独健、秋浦、额尔敦陶克陶、清格尔泰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但总的说来，由于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制约，中国蒙古史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极其有限，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是若明若暗，甚至是茫无所知。这种情况，只是近20多年来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虽然建国后在长期"左"的思潮影响下，蒙古史研究也在许多方面存在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不少课题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持久开展而时断时续，但与20世纪前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至60年代前期，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蒙古史学界已初步形成一支堪称精干的研究队伍，涌现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中青年学者，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一个良好的基础已然奠定。可惜的是，这个局面被"文革"十年动乱破坏殆尽。"文革"期间，除了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完成了校点包括《元史》在内的二十四史外，整个学术研究活动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无法开展，基本停滞下来。
校点二十四史，是7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的浩大工程。在十年浩劫的风雨漫漶中，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以kū＠③kū＠③不息的精神完成了这项伟绩。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是一部包含丰富蒙古史资料的史籍，但由于仓促成书，其中舛误甚多，所以从文献学角度对《元史》进行整理和点校极为重要。1971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邵循正、周清澍、亦邻真等蒙元史专家通力合作，开始了点校《元史》工作。他们以百纳本为底本，校对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44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一方面进行本书互校， 一方面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同时多方汲取前人的考订成果。五年之间，他们发隐抉微，做了大量补苴罅漏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近270 万字《元史》的校点工作，校勘出书中的讹错千余处，使这个标点校勘本成为现有各种版本中的一个最完善的版本。
除《元史》外，《辽史》、《金史》、《宋史》、《明史》及《清史稿》中也载有相当多的蒙古史史料，这次都得到系统的校点整理，各自有了最完善的点校本。《元史》等史书最佳版本的出版，确可称为"嘉惠学林，泽被后世"的一大贡献，为日后蒙古史研究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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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年动乱后，中国蒙古史学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渐复苏，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蒙古史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堪称是中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的黄金时代。
1979年8月， 在呼和浩特市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翁独健担任第一任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的成立，是我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由沉寂趋于繁荣的一大标志。中国蒙古史学会自成立以来组织召开过九届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蒙古族起源；
蒙古各部落游牧社会结构和氏族制解体后，蒙古社会是否经历了奴隶制的发展阶段；
蒙古帝国多次进行征服战争的性质、目的和作用；
蒙古帝国时期封邑、投下制度和探马赤军；
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演变情况；
蒙古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关系；
近代蒙古社会变迁和民族运动的发展；
蒙古族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根据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内蒙古历史文物散记》、《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认真的筹备，1985 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会长翁独健在《发刊词》中说："从此，学会有了一个发表论著，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切磋讨论的园地……希望这个刊物，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努力反映我国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促进蒙古史研究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许多颇具功力的学术论文都发表于《蒙古史研究》，这个刊物为促进学科和人才的成长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翁独健教授生前在多次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强调：搞好蒙古史研究，首先要加强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一个是资料，一个是人才。资料的建设，首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校订和汉译；
人才培养上，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蒙古史研究迅速地恢复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的知名专家承担了培养蒙古史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任务。20多年间，新一代蒙古史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人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蒙古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者在资料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可观。首先是对蒙文史籍的搜集、整理、利用和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版本学、校勘学、语言学、史实考订等方面都产生许多新成果。我国蒙古族在古代曾使用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元代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后渐废弃。回鹘式蒙古文经过元、明两代的嬗变发展后，至17世纪初形成了两个支派，一支是现今通行于大部分蒙古地区的蒙古文，一支则是仅限于新疆蒙古族地区的托忒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以及现在通行的两种文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书面载体古籍。近20多年来，这些蒙文古籍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整理、开发和利用。
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这两种古代蒙古文字，由照那斯图、道布等专家全面地进行了整理、转写、注释和研究，分别编著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二书，出版问世。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最初汉译为《元朝秘史》），起初是用回鹘式蒙古文写的，原书失传，后世所见乃是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本子。《蒙古秘史》的整理与研究，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有人径直称为"秘史学"。我国秘史学研究在此期间取得几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979年，戈瓦《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出版；
1980年，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出版；
1987年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出版。这几部研究秘史学的力作问世后，博得海内外学人的高度赞誉。
包括蒙古文和托忒文的近代蒙古文所记载的蒙古古籍数量繁多，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一时期整理出版的蒙古文古籍主要有：戈瓦《新译校注〈蒙古源流〉》；
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
乌力吉图校释《大黄册》（蒙文）；
金峰校释《金mán＠④》（蒙文）；
乔吉校注《恒河之流》（蒙文）；
珠荣嘎译《阿勒坦汗传》；
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原名《霍尔却穹》）；
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原名《宝＠④》）；
留金锁校注《水晶鉴》（蒙文）；
巴根校注《阿萨拉克齐史》（蒙文）；
胡和温都尔校勘《水晶念珠》（蒙文）等。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诺尔布、成崇德等专家致力于西蒙古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陆续刊布了一批经过考订和注释的托忒文文献，如：《咱雅班第达传》、《四卫拉特人的历史》、《四卫拉特史》、《土尔扈特诸汗史》、《和鄂尔勒克史》、《继承成吉思汗朝廷者的历史》、《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的历史》等。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译出版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档案集。
汉文蒙古史料的整理汇编，主要有：薄音湖、王雄点校编辑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尼日拉图等校注《理藩院则例》、哲仑·才让编辑《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校辑《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等。
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国外有关史书与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大批译著发表刊行。史书类如：《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海屯行记》（何高济译）、《中亚蒙兀儿史》（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翻译、王治来校注）等。研究成果类如：《蒙古与教廷》（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帝国史》（格鲁塞著、龚钺译）、《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jùn＠⑤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伯希和著、耿升译）、《布里雅特蒙古史》（库德里亚夫采夫等著、高文德译）、《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若松宽著、马大正等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田山茂著、潘世宪译）、《蒙古及蒙古人》（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沙斯季娜著、北师大外语系译）、《俄国·蒙古·中国》（巴德利著，吴特哲、吴有刚译）、《准噶尔汗国史》（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蒙古史学史》（沙·比拉著、陈弘法译）等。
总之，近20多年来，蒙古史研究资料的基本建设工作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丰厚坚实了，自然会促进学科的顺利发展。广大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发表了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这一时期对蒙古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因篇幅所限，实难尽述备举，仅以下面几项研究情况概括言之。
1.综合性、整体性蒙古史专著。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组织研究力量撰写高水平的蒙古民族通史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1980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部分学者在以往基础上重新编写《蒙古族简史》。经过数年努力，该书于1985年出版问世。1986年，《蒙古族通史》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立课题组，开始了编写工作。1991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留金锁等撰著的《蒙古族通史》杀青完稿，正式出版。内蒙古伊克昭盟也计划编写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并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现该书第三、四卷业已问世，其余第一、二、五卷也均已完稿，即将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几部通史性专著，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论述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2.西蒙古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中，存在一种偏向失衡的现象，即往往着重东蒙古史，而忽视了西蒙古史的研究。西蒙古主要指卫拉特蒙古诸部，其后裔至今生活于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卫拉特蒙古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或厄鲁特。明末清初，主要由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及所附辉特部组成。后准噶尔勃兴，称雄西北，在卫拉特诸部中居于魁首地位，故清代文献中常将卫拉特各部统称为"准噶尔"。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西蒙古的课题日益受到各族专家的重视，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专著，这一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1985年出版《准噶尔史略》（杜荣坤等著），1991年出版《瓦剌史》（白翠琴著），1991年出版《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马汝珩、马大正著），1992年出版《卫拉特蒙古简史》（冯锡时、马大正等著），1986年出版《西蒙古史研究》（杜荣坤、白翠琴著）等均为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体现出此一时期我国西蒙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3.专题史研究。在蒙古史研究中，专题史研究是个十分广阔的领域，存在许多可供填补的空白。此一时期，蒙古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大量问世，主要有：高文德著《蒙古奴隶制度研究》、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达力扎布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苏日巴达拉哈著《蒙古族源新考》、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达林太等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杜玉亭等著《云南蒙古族简史》、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梁冰著《鄂尔多斯历史管窥》、蔡志纯等著《蒙古族文化》等书。至于有关论文，数量更为可观，不胜枚举。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和撰写一系列蒙古族专题史著作，主要有《蒙古族文化史》、《蒙古族喇嘛教史》、《蒙古族文学通史》、《蒙古族哲学史》、《蒙古族科技史》、《蒙医史》、《蒙古族交通史》、《蒙古族畜牧业经济发展史》、《蒙古族商业发展史》、《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蒙古族美学发展史》等，其中一些已经写出专著或基本脱稿，准备编纂为一套《蒙古族历史丛书》。（注：参见陈献国：《蒙古学研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进展》，《历史的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历史人物传记。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蒙古族涌现出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我国蒙古史学工作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同样取得可喜成绩。这方面论文极多，难以一一胪列。以专著而言，主要有：韩儒林著《成吉思汗》、周良霄著《忽必烈》、朱清泽著《成吉思汗评估：一代天骄》、杨讷著《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萨兆沩著《萨都剌考》、杨绍猷著《俺答汗评传》、包桂芹著《清代蒙古官吏传》、卢明辉等编《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等。评论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再现历史内容的一种形式，通过对著名人物活动的全面评述，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收"以一斑窥全豹"之效。对蒙古族历史人物的研究论著，正体现出这一特点。
5.近现代蒙古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蒙古史研究者注重范围大多是囿于公元17世纪以前，尤其是蒙元时期，对于清代以降的蒙古民族发展史，则少有问津者。近20多年来，近现代蒙古史研究也开始打破以往沉寂的局面，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德王自治运动始末》；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自治区史》；
白拉都格其等编著《内蒙古民族团结史》；
内蒙古党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等。
6.民族关系史研究。自198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后，中国民族关系史进入了全面、客观的深入研究阶段，有一批民族关系史专著问世。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卢明辉等著《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杨建新等著《西北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清代民族关系史》、杜建录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等著作中均有关于历史上蒙古与其他民族关系的专门章节。王辅仁等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樊保良著《蒙藏关系史研究》则是专门论述历史上蒙、藏民族之间关系的专著。
7.工具书与方志。此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等工具书中均含有蒙古史的专门辞条。高文德、蔡志纯整理编撰出《蒙古世系》一书，该书包括世系表、注释、人名索引、盟旗索引等内容，为蒙古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地方志是我国具有独特功能的文献典籍，其史料价值很大，一向被称为"一方总览"，其作用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继史之无"。（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近20多年来， 各级政府和各地学术界都很重视修志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已编纂和出版了旗县盟地方志20多部，如《伊克昭盟盟志》、《库伦旗志》、《科尔沁左翼后旗志》、《准格尔旗志》、《鄂托克旗志》、《土默特旗志》、《鄂伦春自治旗志》、《扎兰屯市志》、《科右前旗志》、《突泉县志》、《巴林右旗志》、《武川县志》、《乌拉特后旗志》等。此外，还编纂出版了数十部专业性的地方志，如内蒙古《气象志》、《铁路志》、《土特产志》等。以上这些地方志，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中国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在新时期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表现出昂扬的进取精神，这是我国蒙古史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
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学术界在蒙古史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自50年代以来，台湾蒙元史学界一直以姚从吾教授为首，他长期主持台湾大学辽金元史研究室，专门从事蒙元史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学术界，姚从吾是较早对《蒙古秘史》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他与札奇斯钦合作的《蒙古秘史译注》，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9-11 期。姚从吾去世后，台湾出版《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中蒙元史方面论文计有：《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立太子》、《忽必烈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蒙古灭金战役之分析》、《说〈元朝秘史〉中的蔑儿干》、《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军事组织、游牧生活、伦常观念和宗教信仰》、《〈黑鞑事略〉中所说窝阔台汗胡丞相事迹考》等。
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的学术成就也足资称述。札氏先后完成了《〈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与《〈蒙古黄金史〉译注》。札氏还著有《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一书共20章，系统论述了历史上的蒙、藏民族关系。札氏认为，蒙古族与藏族自13世纪交往以来，关系异常密切，"这种关系深深影响了两个民族的发展，同时这两者间的关系对于中原的历史，也有深切的影响"。札氏《蒙古史论丛》一书，是其蒙古史论文的合集，主要有：《〈元史〉中几个蒙古语名词的解释》、《从〈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看蒙古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说〈元史〉中的"必dū＠⑥赤"并兼论元初的中书令》、《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说元代的宣政院》等。札氏所论多有创见，体现了他在蒙古史学上的造诣。
此外，袁国藩、哈勘楚伦、孙克宽、黎东方等台湾学者都发表过有关蒙古史的学术论文，具有一定影响。
台湾学界也十分重视史籍与工具书的出版。1976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元刊本《元典章》影印后出版，这是目前《元典章》的最佳版本。1979年至1983年，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元人传记资料索引》5册。这是目前篇幅最大的一部元人文献索引。
全书所收人物达1700人以上，著录各类典籍达800余种，实用价值颇高， 为台湾学人在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转贴于
五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在新世纪曙光初现之际，如何发挥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我国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这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展望未来，设想诸多，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继续深入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利用蒙古史史料。资料工作仍然是今后蒙古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在这方面，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蒙古史研究者都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更加全面地占有与蒙古史有关的资料，蒙古文文献古籍依然是一方必须精心巡游的胜地。《蒙古秘史》这部重要的蒙古史籍，在诸如成书年代、修撰经过、版本源流，乃至史实考订、语言研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须做进一步深入探讨。有关专家认为，今后应做到的是：综合国内外《蒙古秘史》诸藏本，整理出一部精校本；
在此基础上，再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争取出版一部译文准确精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汉译本。《蒙古源流》等蒙文古籍也须如此处理。还有不少蒙古文文献有待整理，如：《本义必用经》、《恒河之流》、《如意宝树》、《黄金数珠》、《蒙古乌巴什洪台吉传记》、《金轮千辐》、《青年之宴》、《听闻记明镜》、《大蒙古地方佛法弘通概史》等。今后对蒙古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当包括原文校勘、拉丁音写、汉译、注释以及索引、序（跋）等几项内容，做到学术规范化。
（2）域外史料及外国学者重要论著的译介工作有待于继续开展。涉及蒙古史的一些重要史书，如波斯文的《瓦撒夫书》、《完者都史》，阿拉伯文《札兰丁传》，察合台文《突厥世系》（又名《蒙古与鞑靼民族史》）等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书也面临着由波斯原文直接译为汉文的任务。只有完成域外史料原版的直接翻译工作，我国的蒙古史研究者才能准确地掌握域外第一手资料，根本改变"以贩卖西方译人，拾人牙慧为满足"（注：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不正常状况。此外，穆勒、伯希和合编的英文《马可波罗书》会校本，伯希和著《马可波罗书注释》，巴托尔德《蒙古侵略时期的突厥斯坦》，施普勒著《金帐汗国史》，波义耳著《蒙古世界帝国》，梁赞诺夫斯基著《蒙古诸部习惯法》等国外经典性蒙古史著作，以及大量的19、20世纪西方旅行日志、考察报告等，也应投入力量陆续译为汉文，力争早日出版。
（3）今后要使蒙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必须善于发掘和利用与蒙古史相关的新资料，尽量扩大史料的利用范围。在这方面，前人的创新性劳绩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并抄出《蒙古秘史》；
钱大昕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
陈寅恪从《大藏经》中检出八思巴为真金太子所作《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
蔡美彪、方龄贵利用元曲考证了元代汉语中蒙古语的大量渗入等等。许多迹象表明，佛经道藏、诗词碑刻、文集别史、歌谣传说、文书档案、考古遗迹等等都蕴藏着不少可资利用的蒙古史史料，有待于学者们搜集、汇录和研究。同样，丰富的藏文文献和满文文献也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资料宝库，但目前发掘、整理得很不够，尚未被充分利用。
2.加强薄弱环节，开拓新的领域。治学无止境，不断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迈入21世纪的中国蒙古史学，必须高扬开拓、进取的旗帜，这样才不会停滞，迎来新的繁荣和新的发展。
历史学是个综合性科学，蒙古史自然也不例外。广义的蒙古史，包括众多方面的内容。今后，随着史料来源和检索手段的改善，可将蒙古族历史发展之纵侧面进行分类，确立若干专题，开展某一方面的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研究。此外，蒙古族广泛分布于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云南等省区以及其他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在蒙古史领域开展区域性研究也很有必要。
由于蒙古史研究本身史料及语言工具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论著大多是实证性论述和微观考证，相对而言，理论性较强的宏观探讨就明显少一些。例如，关于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国学术界尚缺乏有力度的理论探讨。幽幽青史，一脉相承，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十分广阔而久远的时空范围，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今后，我们应将视野放在历史的纵向沿革、联系及变化中，对先后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我国北方民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将蒙古民族的兴衰衍化置于整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历史脉络，在探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更深刻的认知。
3.改进与更新研究方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既需要继承和发扬已有的优良研究方法，同时也必须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探索各种有益的新方法。研究方法的改进与更新，亦是提高蒙古史学现有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
原始资料比较分散，且涉及十多种外文和民族语言，这是蒙古史素称难治、长期以来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自二三十年代以来，采用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种名物进行勘同考释，曾经是蒙古史学科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随着史料来源的扩大，将来的研究中还会遇到许多语言上的勘同考订问题，所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仍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近年来国际蒙古史学界有一种趋势，即：在语言工具方面，东、西方学者各有特长的差异正趋于缩小或消失。熟悉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的西方学者正致力于学习汉文、蒙文；
擅读汉文的日本学者又努力钻研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藏文等文字的史料。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及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知识以开展研究，在国际蒙古史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返观我国，大多数研究者在语文能力方面还比较欠缺，这显然是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的一个目标。作为一名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语言学上没有相当的造诣，不具备直接掌握第一手史料的能力，很难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历史是一面五彩纷呈的多棱镜，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观察和比较，才会得出鞭辟入里的结论。历史比较研究法，是西方历史学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将所研究的个别事件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也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异同，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蒙古史研究中同样可以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如比较蒙古族与其他游牧民族历史发展之异同，以期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民族学的调查方法，过去曾被广泛用来研究蒙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大大丰富了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今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工具。例如，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的"文化圈"理论，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蒙古族游牧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各自构造、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思维借鉴。
此外，社会统计学方法、模糊数学等数学方法也可以部分地引入蒙古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事物性质判断中的量化分析手段，从而更确切地认识事物的发展趋势。田野考古方法也应进一步应用于蒙古史研究中，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总之，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蒙古史研究水平，研究视野应力求开阔，研究手段、方法应力求多样化。
4.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由于蒙古史学的世界性特征，使得这门学科的发展繁荣总是与国际学术交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蒙古史研究在西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欧美各国先后展开了分工细密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法国、瑞典、英国、德国、匈牙利、捷克、芬兰、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俄国等国家都具有蒙古史研究的传统，各自拥有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蒙古史专家。亚洲的日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包括蒙古史在内的东洋史研究，百余年来成绩显著，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蒙古史的一支劲旅。蒙古国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更是倾注了很大的力量。国际蒙古学大会定期在乌兰巴托召开，各国学者研讨包括蒙古史的各种学术问题。蒙古国学者编撰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据说，当今世界上研究蒙古学（包括蒙古史在内）的国家达80多个，称之为国际显学，绝不为过。
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先后从俄、法、德、英等国学术界获得了域外新史料和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国内的蒙古史研究的开展。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也不断扩大与外界交往的渠道，根本改变了以往那种比较闭塞的研究状况。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曾多次召开国际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中我学者共同切磋，收效很大。通过对外学术交流和学术情报工作的开展，不仅开阔了我国蒙古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提高了我国蒙古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今后要使我们的蒙古史研究在已有水平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决不可孤陋寡闻、视野逼仄，而必须始终注意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借鉴和吸收各国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开阔学识眼界，永远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件大事。视野愈宽阔，就愈易认出哪是应当深入钻研的专题。深入钻研专题的人多了，蒙古史研究自将进入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李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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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觏的左半部右加斗
＠②原字为文下加心
＠③原字为石右加乞
＠④原字为髟下加曼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3篇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国际关系史》（上，下）王绳祖、何春超著，法律出版社；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倪世雄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国际关系评论》朱瀛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第4、5、6辑《国际关系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5方向）招生5名；
B组（06方向-12方向）招生19名。
02 美国对外关系 03 亚太国际关系 04 当代国际问题研究 05 国际关系理论 06 英国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德语 或 265 法语③647 世界史基础 复试科目:1013 世界史（含专业英语）；
1014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世界史》（6卷本）吴于瑾，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或《世界史纲》（上、下）马世力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或《世界通史教程》（3卷本）齐涛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5方向）招生5名；
B组（06方向-12方向）招生19名。
07 美国史 08 欧洲学 09 现代化比较研究 10 英联邦发展研究 11 欧洲文化史 12 犹太文化史 13 南海周边国家研究 060200中国史 34 01 先秦社会与历史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3 中国古代史基础 复试科目:1005 中国古代史；
1006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中国通史教程》，姜义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通史》第一、二册，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9方向）招生11名；
B组（10方向）由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生，单独排名，招生3名，联系电话：83592758；
C组（11方向-17方向）招生21名。
02 秦汉史 03 魏晋南北朝史 05 宋元史 06 明清史 07 历史地理与地名学 08 中外关系史 09 海洋史与海图史 10 中国思想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4 中国思想史基础 复试科目:1007 中国思想史；
1008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中国思想史》张岂之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9方向）招生11名；
B组（10方向）由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生，单独排名，招生3名，联系电话：83592758；
C组（11方向-17方向）招生21名。
11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5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 复试科目:1009 中国近现代史；
1010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
《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9方向）招生11名；
B组（10方向）由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生，单独排名，招生3名，联系电话：83592758；
C组（11方向-17方向）招生21名。
12 中华民国史 13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4 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 15 中国现代化研究 16 当代中国研究 17 台港澳事务 060100考古学 12 01 古文字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3 考古学基础 复试科目:1001 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
1002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1949-1999）》文物出版社。《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画论 现状 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C-0053-02
中国古代画论承载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以及绘画经验，因此，开设中国古代画论课程十分必要。但是，目前来看，中国古代画论的教学将实践类专业和理论类专业相分离，且各大院校对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人文精神培养的不重视，导致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为此，各高校必须改变教学理念，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建设，让学生掌握画论的相关知识，引导学生热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教学现状
（一）知识量大，内容涵盖面广，课时有限。中国古代画论伴随着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而产生，大致可以分为品鉴、理论和画法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又联系着中国艺术创作系统和中国思想史，进而赋予了中国画论课程具有课程内容多、历史跨度大、知识涵盖面广的特点。另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画论自先秦发展至今，所含内容之丰富不言而喻。但是，当前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课时有限，因此，为了在有限的课时内呈现中国古代画论的精彩观点，教师往往会对其内容进行选择，主要选取了六朝、五代、唐、宋、元、明、清的代表性画论作为课程重点。
（二）学生缺乏对绘画技巧的直接感知。当前中国古代画论的发展处于重中技术教育、轻道德素养培养的大环境中，因此，中国古代画论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一，对绘画技法实践类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并不重视人文修养和理论的学习，认为中国古代画论只是一门理论课程，并不是必须学习的内容。尽管有些学生对中国画论充满兴趣，但是由于缺乏广阔的文史背景，也无法得到系统的学习。第二，虽然中国古代画论是美术史论专业的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仍然缺少对具体绘画技巧和经验的直接感知，再加上美术史论专业的学生不重视操作性强的论述，阻碍了中国古代画论的进步和发展。
（三）对中国古代画论的研究不够深入。在对中国古代画论的研究方面，于安澜以及沈宗骞等老派学者对画论的基础性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但是，中国古代画论与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古代美学相比，其研究领域并不广阔，可以说是十分薄弱。就算在文献整理、版本校勘等研究工作领域，中国古代画论的研究依然存在大量的工作值得去做，也有相应的问题需要解决和澄清。因此，中国古代画论教学缺乏相应的科研成果的支撑，且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较为滞后，无法及时得到改进和更新。再加上，中国古代画论研究属于冷门研究领域，很少有人愿意选择中国古代画论作为研究领域。基于此，中国古代画论教学缺乏完善的教师团队，导致中国古代画论研究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阻碍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建设。
二、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教学策略
在艺术学语境下，中国古代画论的薄弱性更加突出，但是，艺术学在自身的学科建设领域，必须拥有与文学和史学相同的理论依据，因此，中国古代画论研究者应该打破“艺术学从属于文学”的传统观念，构建具有中国古代画论自身特色和理论逻辑的学科基础。
（一）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画论的内涵。站在知识社会学的层面上看，中国古代画论是体现中国古代绘画形成的传统意境的途径，包含了具有史学品境的意味形式，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画论是一个拥有较高传统审美境界且涵盖知识面甚广的知识系统。而从画论的知识形态的层面出发，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画论主要研习中国古代艺术和中国古代绘画，是一门独特且知识涵盖量广的学问。而中国古代画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不但给予了后人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对绘画历史以及理论进行了完美的概括。因此，中国古代画论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促进中国古代画论的发展。例如，教师可以专门挑选一个课时，以观看纪录片的方式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画论的内涵。为此，教师要准备一系列与中国古代画论相关的视频，在课堂中一边播放，一边为学生讲解，并将视频中所提到的有关中国古代画论的重点知识进行分析和讨论。因此，学生会在观看视频和与教师的讨论中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
除此以外，教师应该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古代画论并不是单纯的只是学问，其还拥有较大的现实价值。从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来看，我国绘画能够成为独特的绘画系统的原因是：画论是在前人的不断实践和理论张立中所完成的，与西方本问题论派所倡导的形而上特征不同，中国古代画论对绘画创作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而这种指导作用到如今也都十分突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古代画论为现当代的绘画创作提供了建构具有中国独特审美绘画风格的理论启示，同时也促进了传统绘画技术的进步。只有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古代画论的内涵，感受中国古代画论的博大精深，感悟中国古代画论的魅力，才能让学生和教师都重视对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建设。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去观赏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并让学生利用所掌握的中国古代画论理论知识对绘画作品进行解读，学生在解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绘画作品的美好，也能深入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画论在艺术领域中的魅力，有助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中国古代画论。
（二）完善中国古代画论的课程体系建设。鉴于中国古代画论的知识体系存在很多个侧面，因此，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画论的过程中，教师要立足于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设计相应的学习目标。因此，中国古代画论的教学设置，必须开设相应的绘画理论史学专业、中国古代画论专题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画论选读三个课程体系。教师可以充分考虑实践类和理论类专业的不相同，对教学目标进行调整。其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善于对绘画经验进行总结，将技法进一步深入，教授绘画技法课程，教师则可以利用传统画谱、画册，为学生传授绘画经验和技巧，并将经验与理论论述相结合。
在绘画技法专业中，高等院校应该把中国古代画论设置为公修课程。教授传统绘画技法课程时，要让学生能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画论，掌握具体的绘画技巧和绘画规律，要让学生可以通过对画谱和画决的研究，对绘画造型和绘画形式语言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在中国古代画论的教学中，教师应该注意将绘画层面上的技巧与理论层面的审美规律进行统一。为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以及学生的学习承受力，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挑选相应的画谱和画决，让学生通过对画谱和画决的研究，提高自身绘画技巧。教师也应该鼓励学生之间进行交流与沟通，使学生能在讨论和研究中对绘画造型和绘画形式语言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从而提高学生整体的绘画能力。同时，教师还应该在教学学生画论的重要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用具体技巧进行学习和实践，以便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加强画论元典的阅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进行经典作品品鉴时，可以从品鉴中掌握古代画论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因此，提倡各大院校应该加强对画论元典的阅读教育。在对中国古代画论的课程进行设置时，应该安排选读和精读类的课程。鉴于中国古代画论的历史演进与社会文化史以及古代美术史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为了让学生能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中国古代画论进行学习和研究，教师应该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古代画论是一个随时在变化的开放性体系，无论是中国古代画论的思想演进，还是中国古代画论的理论问题变迁，都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和研究。因此，各大院校在对中国古代画论的课程设置上，应该特别设立“中国古代画论史”课程。
除此以外，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虽然不同知识体系拥有与其相对应的学科归属，但是，由于知识的连续性，不同的知识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某个角度上说，中国古代画论是中国美术史和美学史中的一个部分，也是艺术概论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在中国古代画论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中国美术史、中国美学史、艺术概论与中国古代画论进行融合。使学生能将知识资料融会贯通后，应用于生活实际中，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另外，古代汉语对学生学习古代画论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若学生拥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就能对古代画论著作有更深层的理解，因此，教师也可以将古代汉语课程与中国古代画论课程进行融合。例如，教师可以与古代汉语教师进行沟通协商，为学生打造一堂中国古代画论与古代汉语相结合的新型课，利用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画论之间的联系，让学生能利用古代汉语知识解决中国古代画论中遇到的问题，也能利用中国古代画论中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对古代汉语知识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进而达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的目的。
总之，当前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如各大高校对中国古代画论课程建设的不重视，学生缺乏对绘画技巧的直接感知，研究人员对中国古代画论的研究不够深入等。针对这一系列问题，高等院校绘画专业应该重视中国古代画论的整体教学建设，让学生对中国古代画论学习有正确的认识，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兴趣，采用多种方式完善中国古代画论的课程体系建设，加强画论元典的阅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杨明.画外广视画内精准的古代画论研究[J].学术研究，2014（7）
[2]牛国栋.中国画论中笔墨理论的发展[J].读与写，2014（22）
[3]徐元元.石涛――“画论”美学思想探微[J].芒种，2015（3）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5篇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算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