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论文【五篇】【完整版】

时间：2023-06-30 19:40:05 来源：晨阳文秘网

1.商务语境的话语效应与社会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热”，作为中国一个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逐步形成。我国商务语境的构建，具有广泛的基础，表现了我们对国际市场极大热情和信念，构成了我国大众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语境论文【五篇】【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文化语境论文【五篇】

文化语境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认知语境商务语境文化控制

一、商务语境的原则

经济全球化发展，商务语境体现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关联原则：

1.商务语境的话语效应与社会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热”，作为中国一个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逐步形成。我国商务语境的构建，具有广泛的基础，表现了我们对国际市场极大热情和信念，构成了我国大众对现代经济体系的强烈愿望。我们看到商务语境的广泛性、世俗性、社会性；
商务语境在建立商务空间和文化策略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哈贝马斯在构建其话语伦理学时，提出“理想的话语环境”概念。商务英语是一种交际行为，表现为一种交际策略的利用。一般交际是以非琐碎性质的演绎规则为基础进行的，语境控制是按照商务情景进行选择、调控，最终取得最优交际效果的过程。商务语境的控制包括了认知控制、商务控制、文化控制，他们在商务活动中的语境生成和调适表现为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语境结构的有效设定与能动调适。跨文化商务关系，重在引导和促进商务通道中流动的信息产生语境传播效应，通过话语信息的语境转换，增加交流活动中的语境信息量，是实现商务信息协调配置和有效传通的重要途径。

2.坚持开放的现代商务情境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商务英语已经由单纯的商务英语实务而逐步拓宽到更为广阔的经济贸易领域。这就为英语认知语境建立了全球化商务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与“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前者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后者指“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情景”。在这里，商务语境被视为一个商务文化结构体，而不是交际场合中种种外在要素。固守语言内部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内外结合”的语境构建，也就是英语的语境构建凸现的巨大作用。

3.商务文化必须具有最大的社会包容性，无论在商务语境，还是商务活动，都可以容纳多元的，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形态。

商务英语的产生和理解要求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互动，即商务认知体验。仅仅依靠本文语境，上下文，或者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互动是不足够完全传递信息的。商务语境的核心问题是语境的文化控制。因此，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语境，包括认知语境、商务语境、文化控制三个范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种语言在文化发展中能有效担负各种交际功能是不争的事实，从古到今各国的友好往来就是明证，国际商务上演了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文化策略，通过交流共享、相互融合，通过文化，建构公共场域、表达场域，语境创设，使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商务的价值体系。

二、商务语境构建和取径

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框架下，就商务英语写作的礼貌策略进行了研究。从词、时态、语态和句法等语言角度，分析了四种礼貌策略在商务英语写作中的语言手段和实现形式，分析的重点是使用最为频繁的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

认知语境从言语行为的分类模式出发，把商务语境分类的语用功能和他的文化控制结合起来，比如，信函类分为合作类信函、和谐类信函、竞争类信函和冲突类信函，并探讨积极和消极礼貌策略在四类信函中的分布状况。四类信函的文化控制是有差异性的，积极地控制和消极控制对商务活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近几年，随着商务文化广泛引起全球的响应，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商务语境创设具有了国际文化场域，实现了各国商务文化语境共建，这已经成为当代商务的主旋律。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市场贸易空间。

继语言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语境和语境分类后，语境的研究和构建一直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新载体、新途径、新内涵。随着国际对话的升级、国际协作的深入、大众体系的完善，语境的研究走向体系构建的实际性阶段，尤其是商务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带来的语境对话、解释，更是提升了英语语境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控制。

国家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而教育部在2004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指出：“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所以，我们把商务语境取径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策略行为，它以交际为目的。第二种是行为者是通过与别人共同分有对共同处境的理解的文化策略。

参考文献

[1]林添湖:试论商务英语学科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04)

[2]罗明礼:商务英语写作语用特点探微[J].商场现代化，2007， (25)

[3]周燕:面文体中语言转述的认知语用分析[D].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硕士)，2005， (02)

文化语境论文范文第2篇

通过“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对“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在电影和广播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在《启蒙辩证法》的草稿里，阿多诺使用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称呼研究对象，但是在定稿中，他将这种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称之为“文化工业”，以与真正产生于民众的文化相区别。阿多诺多年后解释说，对“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和艺术品中的技术不同，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7］98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机利用时遭到了毁灭;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在文明的重压下消失殆尽———文明的重压加诸它富于造反精神的抵抗性，而这种抵抗性在社会控制尚未达到整体化的时期，一直都是它所固有的。［7］98－99阿多诺发展了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概念，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把一切艺术作品变成商品，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同时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商品化(物化)了。“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是“文化工业”的第一个特征。机械复制的工业生产模式使得大众文化呈现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特点。文化工业产品对商业利润的追逐使得其对获得商业成功的产品进行模仿，而工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又为这种复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文化工业离不开整个社会体制，它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系统具有同一性，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使得文化工业成为整个现代化制度大楼的黏合剂。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把工人的闲暇时间也纳入到了与工厂生产一样的精神状态之中，人们被动地接受着资本主义的逻辑，仿佛那是人唯一的、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文化工业加深了人的异化。所以文化工业是启蒙运动中理性崇拜的结果，是对大众的麻醉，导致其判断力丧失。［8］156－161阿多诺、霍克海默及马尔库塞对通俗文化的批判，让当时的学界耳目一新，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对商品社会的分析移植到文化的研究之中，结合心理分析，对远离政治的大众文化背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大胆地揭露。他们从中看到了工具理性造成的大众精神空虚，并认为这种统治与法西斯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只是形式不同，其危害都是一样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理论主要分析了文化的生产机制，对文化的消费过程则重视不够。来自文化研究传统的研究者尽管也肯定受众对文本中所编码的意识形态的优先解读(preferredread-ing)，但他们同时认为受众的解码方式并不完全由文本决定，还会受到已有阶级意识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美国肥皂剧的《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的研究也证明，受众所在的群体文化影响了他们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意义赋予过程。［9］尽管今天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工业”还缺乏必要的反思性，对研究者自身的认知能力与立场没有进行充分地批判与客观化，乃至于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对受众的能动性估计不足。但是这个概念中所蕴含的不与现实妥协的批判立场却启发了许多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对于文化工业双重性———既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同时又是维护工具理性的工具———的阐释，强调了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对包括文化研究学派在内的后来者影响颇大。当然，文化工业理论本身的得失不是本文的重点，它进入中国后所引发的误读、意义转移、置换、修正、重新定向等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才是下面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二文化工业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以“文化工业”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论文搜索，并以每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制成图表，论文数量的变化曲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该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1994年起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突然增加，这与当时中国大众文化的“井喷式”发展息息相关，与之相对应，学界开始对这一新兴的文化现象进行讨论和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主义者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1995年和1997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波动并不算大，但是不容小视的是，在1995年到1997年间，确实出现了更多质疑文化工业理论的声音，质疑的原因既包括新的大众文化理论———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引进，也包括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的考量。1998年以后，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呈现初稳步上升趋势，但这项数据并不能说明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学院体制的大幅扩张以及大学扩招，使得知识分工与生产体系日益专业化，高校学生和学术期刊数量大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论文数量。“文化产业”是与“文化工业”紧密联系但又相互矛盾的概念，如果将1990－2010年间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相关的论文数量进行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国家学院体制建立和大学扩招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反映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1998年起，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开始产生巨大的差距。从数量上看，1998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仅占“文化产业”论文的14．21%;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变为3．38%。对比之下不难发现，1998年以后，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受重视程度逐年下降;而正是从9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众文化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加入WTO以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不断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日益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国关于文化工业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萎缩。面对这样的趋势，有学者将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比喻为“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10］。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英语中具有相同源头的“文化产业”概念会在2000年左右出现高速增长，而“文化工业”概念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当然，考虑到知网所收录的论文及期刊良莠不齐，不少文章并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此论文数量的统计只能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印象，要了解“文化工业”概念在学术场域中的具体接受情况，还必须对文本及其语境做进一步地分析。

三“文化工业”概念的引入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导致的思想解放使得大量的西方理论引入中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该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学界了解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话语，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11］1979年，《国外社会科学》刊发了西德学者赫•杜毕尔的《评〈辩证法的幻想〉》(即马丁•杰伊《辩证的想象》)的书评专著摘译，其中，“文化工业”作为一个没有附带任何内容介绍的空洞名词首次出现;［12］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cJameson，又译为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的系列演讲，在“意识形态诸理论”章节中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13］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期间，“文化工业”的思想在一批以“批判性”口吻评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大体经历了从比较负面到渐趋正面的过程。①1986年，刘继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一文中第一次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作者没有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理论做严格的区分，将法兰克福学者的观点笼统地划归为一种思想;同时期，赵一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旅美文化批评》［14］、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剖视》［15］也都体现出了相似的特点。但总的来看，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工业理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化工业理论广泛应用于我国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是和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快速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迅速落地生根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199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著作《启蒙辩证法》被译作中文，随后阿多诺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的译文发表在《外国美学》第9辑上。这两部作品的翻译使得文化工业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为这一理论的接受提供了条件。1993年起，我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情突然爆发，不少学者借助文化工业理论对新兴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如，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16］，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17］，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18］和《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19］等。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表达了对大众文化的负面评价，“标准化”“物化”“欺骗性”等阿多诺式的语言随处可见。在这一时期，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的批判多数沿袭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分析风格，从具体的文化现象入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并不多见。事实上，“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阿多诺对现代流行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的反思，他在《论流行音乐》中指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流行音乐显著特点，一旦某些程式取得成功，文化工业就反复鼓吹或大肆渲染此类同样的东西［20］220－221。无独有偶，一些中国学者也从音乐的角度对文化工业现象进行批判。潘知常在《MTV:当代人的“视觉快餐”———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中［21］，对MTV这种新的音乐表现形式进行讨论，也有个别学者从影视剧的角度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22］

四错位的批判与符号资本的争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对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的“重新发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普通人的生活，正如李陀所说:“1994年回国，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23］就连其中的参与者王朔也坦言:“《渴望》播出后那个轰动劲儿使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24］140－171在这一时期，“文化工业”常常被作为“大众文化”的同义词出现，仿佛中国已经由一个计划经济的文艺体制一夜之间走进了文化工业大生产的时代。但是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来看，尽管以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转折点，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90年代的所谓文化产业在今天看来还十分的粗糙和原始。对于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其有什么本质特征，即便是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也并非完全清楚。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圈，电视剧究竟应该像电影一样精心打磨还是像戏剧一样工厂化生产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同的编剧导演对该问题也有迥然相反的观点。［24］140－171从大众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规模来看，真正文化工业式的生产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者会把“文化工业”的批判误置到90年代的中国?他们批判话语的真正指向是什么?一种解释是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边缘化导致他们将不满和道德谴责转移到了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身上。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史》的译者单世联在中译版中写的那样，“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使知识分子在饱受政治摧残后又遭经济白眼，愈益边缘化、异己化，这些都可能使其本能地接近批判理论。［20］1联系到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学术界掀起“下海”大潮的背景，这种从经济基础角度做出的解释似乎成立，但是如果把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起来看，又会发现单纯的经济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阐明学术场域内部的逻辑。虽然学术场域会受到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能直接作用于场域内的行动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每个场域内的行动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幻象”，他们对什么事物值得追求有着场域外人士不能理解的偏好。学术场域也不例外。媒介文化研究场域主要行动者来自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活跃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便敏感地从西方引进各种理论资源，引领文化潮流。深受“五四”启蒙时期所倡导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进路”［25］的影响，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学术场域与社会其他场域的边界比较模糊，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场面在80年代并不鲜见。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变革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不同场域边界的重新界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精细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不仅越来越难跨越不同场域之间的界线，“读书无用论”的甚嚣尘上使得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化资本也在急剧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需要有新的理论排解这种失落感。但是这种反抗的动机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经济逻辑，学术场域有其独特的逻辑。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和文化工业在中国尚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还无暇建立起当下常见的经济资本对社会各场域的“总体统治”，90年代的学术场域仍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学术场域中最重要的资本是符号资本，能否通过创造或引进新的概念解释世界是学术人追求的“幻象”。这种通过符号资本确立自身地位的幻象对于学术场域的新进入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从80年代以来大批学者借着对西方概念、理论、学者的引进和研究，功成名就。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缺乏定规和权威，正是新进入者和新理论的最佳登陆点。运用新理论、新概念解释社会关注的大众文化现象成为当时媒介文化学界一个快捷的成名之路。知识分子曾经一度在新兴的大众文化面前因为缺乏恰当的语言而失语，这些新理论则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发言权，表达的欲望使研究者们无暇对一个西方概念或理论做深入语境的解读便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既无视理论的产生历史，又无视中国的历史，造成所谓的“双重去历史化”之弊。［26］把西方概念作为符号资本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把西方的学术发展看成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个由落后向先进发展的进化过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文化工业”概念的引进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上，还体现在后来学界通过引进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等学说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1995年至1996年，海外学者徐贲最先对文化工业理论提出了质疑。在论文《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27］《能动观众与大众文化空间》［28］《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29］中，徐贲指出了单纯用文化工业理论进行大众文化批判不妥，号召使用文化研究的思路，对当代大众文化应进行“实践批评”，即深入大众文化，承认消费者积极的意义解读能力，尽量避免简单地套用现成的理论框架，“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已有的理论，并根据当下的生存需要和条件来不断更新批评方法和标准”。［30］在这一倡导下，从90年代末开始，文化研究便取代了“文化工业”理论，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主导思想。对新观念和新理论的重视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场域进行资本争夺的表现之一，如果对西方学术资源的掌握出色，便可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媒介文化学术场域的自治性甚至要强于今天，至少行动者之间通行的货币还是理论本身，而较少政治权力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实现了自律，它的不自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理论的无条件接受。为了迅速地积累与兑现手中的符号资本，许多西方理论并未经过真正的反思与批判便直接应用于中国，这才出现了用“文化工业”概念进行的“错位的批判”现象。

五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

从英语用词上看，“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本身并无实质差异，均是cultureindustry的汉语翻译，但在中国语境中，二者却具有明显的差别。传播研究者祝建华认为中国所使用的传媒“产业化”本身是个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商业化”(marketiza-tion)、“市场化”(commercialization)才是更具有操作性、通行性的概念。［31］陈卫星则从法国政治经济学派的角度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文化产业”是culturein-dustries的中文翻译，是当时的法国传播经济学者用以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而提出的新概念。他们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文化产品的生产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单数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因为它是一个由完全不同的要素构成的整体。他们研究重点为文化产品的特征、文化产业多样化的制度化模式、生产和发行的管理架构以及消费者拥有或使用产品的方式等。［32］然而今天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文化产业”概念并不是复数的“文化工业”概念，而是一个杂糅了文化霸权的全新概念。通过将同一英语词的翻译加以改变，这一概念替换了“文化工业”中所包含的否定性，代之以肯定性，完成了一次意义的置换。赵勇认为的这两个概念同根同源，只是一个翻译问题。［10］实际上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而是中国学术场域与政治经济权力合谋完成的一次“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在90年代末反思“文化工业”概念的正当性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最早采用文化工业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学者在接触了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后，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转而认为文化工业理论与我国大众文化的生成环境和发展现状并不相符。例如金元浦认为，面对我国刚起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学者却“直接移用了西方后工业社会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激进主义批判话语和理论资源”，由于忽略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基本现实，必然会出现一些“错位与混乱”，在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对科学主义的、实用工具理性的、市场意识的提倡仍是十分重要的。［33］陶东风则指出，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已经代替了官方意识形态而发挥意识控制的作用，那么中国当下世俗的大众文化则发挥着解构神圣、解构旧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34］，它包含着“民主化、法制化，包含新价值、新规范、新道德的建构”［33］。1999年底，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国门”的打开引起了不少学者关于民族文化的忧虑，他们认为，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大众的道德和价值观产生影响，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比于欧美发达的传媒产业，我国的传媒体制呈现出“条块分割，媒体资源分散，缺乏优化配置”的局面，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提高国内媒体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使得我国难以应对入世后欧美文化带来的强烈冲击。［35］面对这样的文化局面，不少学者献计献策，其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几乎是人人提及的对策。［36］在相关著作中，有学者甚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形态，才能向全世界辐射，并渗透到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如果不是通过市场交易和产业生产，要把文化产品输送到五大洲的千家万户是不可能的。”［37］1998年在政府体制改革、许多国家机构被精简的背景下，文化部却新成立了文化产业司。这一举措说明文化产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正视，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38］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纷纷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北京为例，北京早在1988年就提过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39］，1996年由北京市政府主导的“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试验性提出“文化产业”战略构想，1997年即在第八次市党代会报告中正式决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发出建设“全国重要文化产业基地”的雄心壮志。［10］1999年下半年，北京起草“十五”规划中的文化工业发展意见。在首都的示范作用下，东、中、西部主要省会城市，也积极跟进举办文化产业战略研讨会。经济大环境的推动和相关政策的推出，使得文化产业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具有正当性。从文化工业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正是其批判的对象，但此时再谈论文化工业却变成了不合时宜，转而使用“文化产业”则可以规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例如金元浦在《试论当代“文化工业”》发表仅一年之后就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上发表《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当展》一文，放弃“文化工业”而代之以“文化产业”。［10］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产业”也在90年代末迎来了真正的发展。从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开始，中央及地方党报、广播电视台和出版社纷纷成立媒介集团。市场化的媒介为了寻找有效的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借助传媒学者的市场调查，进行报纸和节目改版。这种对媒介经营管理和内容方面的需求导致了一种新型知识的出现。“媒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入新闻传播学。由于没有文艺学曾经批判过“文化工业”的“历史负担”，“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被作为一个新的、中性的概念引入媒介经济学，它们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曲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仅仅被作为“文化产业”和“媒介产业”概念的史前史来阐述，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被忽略。和前一个阶段的错位诠释不同，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文化产业”概念不仅没有批判工具理性的文化生产方式，反而为其寻找正当化的理由和提供智力支持。它割断了cultureindustry这一概念曾经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而将其作为市场化、民主化和民族主义中新产生的话语，从而赋予其正当性。随着媒介机构和政府对学术界投入的增加，这一时期的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有所下降。经济资本通过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通过改换概念及其意义，影响着学术场域的运行。

六重新定义

文化语境论文范文第3篇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这里便用来专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浚渲邪ǘ源降难芯浚庋焕矗魑幕臀难Тブ浇榈牡缡颖惚话ń墙改昀丛谖鞣窖趵砺劢缰鸩椒缧衅鹄吹囊恢挚缪Э啤⒖缥幕涂缫帐趺爬嗟难芯苛煊蚝脱趸坝铮畛跤?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罄啵阂栽独胫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
（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
（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
（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
（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
（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
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
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
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
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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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减小字体增大字体作者：佚名来源：不详时间：2008-10-810:20:31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业浪潮的推进，传统的精英文化艺术显然受到了有力的挑故，但这种挑战究，竟来自何方？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主要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和一些消费文化因素吗？是否大众文化就一定要与精英文化保持天然的对立？要回答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并非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想首先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确实不仅向高雅的文学艺术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使一度红火的电影事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尽管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但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电视的大力普及使得有着强烈精英意识?quot;"知识分子不得不对之作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便是抵制电视，因为电视业的崛起确实把一部分人的视线从书本上移开了；
其二则是取悦电视，因为通过电视的宣传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知名度，进而推进他/她的著述和研究。但我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认识显然在当今时代是无济于事的，也许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切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倒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共存和共融之关系。我本人在收看电视方面实在是属孤陋寡闻之辈，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当今中国的一些电视精品栏目可以纳入文化研究的语境下进行分析，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文化视点》和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等。但是在作出这样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所采取的理论视角作出限定，这样才能对个别案例进行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理论分析。可以说，本文的写作正是本着这一目的。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因而使得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认缡哟渴粲谄胀ù笾诘目觳臀幕刖⑽幕凶盘烊坏亩粤ⅲ虼烁咎覆簧嫌惺裁匆帐跫壑担岩陨鲆帐蹙贰C娑哉庵秩宋斐傻牧街治幕亩粤ⅲ幕芯恐铝τ诙灾猓佣偈垢哐诺奈幕帐蹙吠ü炼靡宰呦蚱胀ù笾冢钪帐迪执笾谖幕途⑽幕南嗷ス低ê投曰啊T谡夥矫妫队亮盼液湍恪芬宰约旱囊幌盗芯方谀炕卮鹆苏飧鑫侍狻H缍越幌炖种富蛹摇⒚褡迤骼盅葑嗾咭约熬┚绫硌菀帐跫业姆锰福导噬暇投缘缡庸壑诶斫庹庑┮帐跗鸬搅巳魏伪鸬拿教逅岩云鸬降钠占白饔谩V富蛹叶圆簧侔靡衾值那嗄昀此担且恢之分神圣的职业，然而，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饣?quot;，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曰埃壑诓唤龆允粲诖椒冻氲牡缬芭纳愫椭谱饕帐跫肮ひ沼辛烁行缘牧私猓币捕缘佳菝堑男燎诶投辛烁畹睦斫狻R撞飞馕辉缡庞诒臼兰统醯木湮难Т笫Γ残碓诓簧偃丝蠢匆丫保捎谝拙绫旧硭毯亩嘀匚幕肴词蛊淙钥纱蚨笙执缁岬墓壑凇J苤舴ⅲ改康谋嗟颊卟幌ё橹α浚渡嫱蚶锔俨煞茫唤龃锏搅似占熬湟帐踔康模币苍谑导噬掀鸬搅舜俳泄团餐奈幕帐踅涣髂酥亮焦嗣竦拿窦浣涣髦饔谩W罱唇鱿衷谟辽系墓赜谝獯罄杈纭锻祭级洹返难莩鍪悼霰ǖ酪惨欢芷鸬秸庋淖饔茫唤鱿蛑泄墓愦蟮缡庸壑谡故居凶排ê竦?quot;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Φ慕谀考龆四撸庸愦蠊壑谀壳岸哉飧隼溉盏姆从纯矗娴男вο匀淮蟠笊跤诟好嫘вΑU饩托枰颐俏幕芯空叽诱庖幌窒笾谐橄蟪銎渲械拇衅毡楣媛尚缘亩鞑⒓右岳砺刍钪沾锏椒岣晃幕砺郏òù嚼砺郏康摹：廖抟晌剩杂谝桓鲈诘胤教ǎū本ǎ岢至似吣耆圆槐?quot;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bsp;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庸壑诤腿宋目蒲е斗肿拥纳矸荻跃佑谥行暮捅咴抵厥獾匚坏谋本┑缡犹ㄌ嵋坏憬ㄒ椋涸诘苯竦缡咏谀慷嗳缗C彝饔谇潮『椭馗吹那榭鱿拢ψ咦约旱牡缆罚斜本┑厍畔⒖旌投唷⑷瞬琶芗⒋ナ侄蜗冉⒍酝饨涣鞅憷扔攀疲瞥鲎约旱牡缡咏谀烤罚窃诮隙痰氖奔淠谄晟砉蚀筇ê兔ㄖ辛械囊桓霰厝煌揪丁T谡夥矫?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

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文化语境论文范文第4篇

消费文化起源于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以及19世纪英、法、美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广告、商店、娱乐以及休闲活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消费文化在美国得到显性发展，尤其在电影、时尚和化妆品以及报纸、杂志等传媒行业中，新的消费品位、特性、体验及理念开始萌生并传播。据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指出，消费文化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他认为大众消费运动是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消费”一词原初的“摧毁、滥用、用尽”之意，使得它与经济社会生产语境下对消费的驱动、刺激相矛盾，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消费文化也存在着自身的悖论。一方面，消费文化语境下私人领域得到拓展，人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和决定消费方式，这也被看作对功能性民主的促进;另一方面，“要适应丰盛生活并不容易”，人们在消费社会中欲望与能量的错误表达引发了现代性价值危机。正如有学者指出:消费社会患了溃疡，“必须给它补充一个灵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大众化映衬下的消费文化有着更复杂的内涵、更广阔的影响范围以及更深刻的社会影响。我们需要从消费文化所处的现时代复杂视域出发，考察其对幼儿教育带来的可能性冲击。

1.欲望取代需要:幼儿教育目的的隐忧。

对消费文化的认识主要有三种:其一，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商品扩张的结果，它带来了物的丰盈以及消费活动的增加;其二，消费文化是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从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消费产品;其三，关注消费时的情感快乐、梦想以及欲望。如果说在第一种认识中，人们指向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目的是满足需要(Need);那么第二、三种认识则更多地强调消费品的象征价值，消费目的由需要转向欲望(Want)。如今，看一看商店里琳琳满目的商品，大街上优雅迷人的玻璃橱窗，无孔不入的商品广告，以及围绕身体的吃穿住用行，毫无疑问消费已经成为社会言说以及我们自身表达的方式。虽然“激发生命体朝着适合自己的方向发展，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快乐”，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安宁平静地沉溺于当前的娱乐诱惑之中，……我们应该寻求一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身令人愉快，让人在自身的快乐中去追求并安排个性的发展”。但当消费文化成为大众的生存与表达方式，当消费产品的象征价值掩盖使用价值，当人们的消费欲望取代消费需要，当人们越消费越感觉到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存在，人们这种已经习惯化了的消费文化会对幼儿教育目的进行怎样的渗透?在“为欲望而欲望”的精神刺激下，幼儿教育目的是否会为了满足人们贪恋不舍的欲望而改变?

2.视觉化取代实用性:健康教育遮蔽的可能性。

“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在宗教视角里，身体是“肉身”;在工业社会，身体是“劳动力”;在消费文化中，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有着双重功用:资本的和偶像的(作为消费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身体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有学者指出:视觉文化与身体文化是现代消费文化的两翼。在视觉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身体，而身体文化则是视觉化、图像化的。其实“身体”很早就在幼儿教育领域得到了关注，古希腊《理想国》强调从童年开始用体操训练身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应当首先关注孩童们的身体，尔后关心灵魂和;文艺复兴时期康帕内拉注重优生对幼儿身体的影响，夸美纽斯把幼儿身体健康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近现代的洛克把“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作为人世幸福状态，罗素强调在早期教育阶段凡健康所需之一切事情都必须去做。经典教育著作强调“实用的身体”作为幼儿教育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场所，而现代充斥的消费文化凸显了身体的消费性和享受性，淡化了身体的实用性，甚至有些人错误地将身体功用价值理解为身体的实用性。体育技能化与职业化弱化人的主体性就是表现之一。消费文化所言的“呵护身体”，其“身体外形使人满意”、“职业化的身体竞技能够带来物质回报”的意蕴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健康”。在身体的视觉化取代实用性的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育是如何看待健康教育的，消费文化会给传统的健康教育带来何种冲击?

3.模糊性取代主体性: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困惑。

现代消费文化具有的“欲望取代需要”、“视觉战胜功用”等特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认同危机。认同就是对“我是谁”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在自我认同方面，消费文化使人产生虚假与真实需求间的困惑，从而弱化自我认同感;另外，快速、非连续和非逻辑的时尚变化，以及人们在消费世界体验的转瞬即逝感，也撕裂了自我认同的连续性，自我认同从而变得碎片化。在对他者的认同方面，消费文化削弱了对他者及生活的意义感。消费文化对商品象征价值的强调，使人不自觉地被他者的财富、性别、民族、国家等符号左右，从而弱化对他者的理性认识。消费文化不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生境，也构成了学校幼儿教育的宏观文化语境。在幼儿的最初浪漫教育阶段，离不开教师的特殊指引。因此，消费文化裹挟的人的认同危机，是否会迁移到幼儿教师身上?在消费文化造成的文化失序、价值混乱影响下，作为幼儿教师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意义何在等关涉幼儿教师身份感的问题又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在模糊性取代主体性的消费文化诱惑与浸透下，幼儿教师身份感潜在的危机，由此可能导致在幼儿教育的浪漫阶段，教师把重点放在对幼儿的“训练”而非“自由”方面。

二、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这样表达年幼影响对整个人成长的意义:“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消费文化作为幼儿教育不可回避的文化生境，将对幼儿的心智投射初影，消费社会中的事物也会对幼儿产生一定刺激。因此，揭示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有利于更好地甄别幼儿教育发展方向。

1.幼儿教育目的的偏离。

现代幼儿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在现代教育价值秩序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来看，幼儿教育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发端于以成人为主体的大学教育。为给大学提供优秀的储备人才，中学教育应运而生，而后出现小学教育。真正的幼儿教育是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产物，其初衷是为父母务工而无人照顾的子女提供保护。因此，从幼儿教育的发生机制来看，它是现代教育体系最后出现的产物，其本意是保护幼儿自然生命而有别于大学教育直接服务社会的职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人对“自然理念”下的自我认识更清楚，另一方面心理学对幼儿思维发展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幼儿教育开始走上科学化进程。可见，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也是围绕幼儿自然生命和自身心理科学发展而进行的。总之，无论从幼儿教育的发生还是幼儿教育的科学发展来看，幼儿教育的价值主体始终是幼儿本身，幼儿教育目的也是促进幼儿自然生命的成长。在消费文化“欲望取代需要”的价值理念诱惑下，我们不难发现幼儿教育目的偏离的表征:(1)成人世界里的恶欲通过市场过早侵扰儿童世界。这主要指教育市场上的“伪”教育家一味追逐“得利的”欲望，打着科学的幌子为家长炮制各种“伪科学”早期教育方案。(2)家长对幼儿揠苗助长的心态。表现之一是迫切希望幼儿成才而光耀门楣，表现之二是按照自己的偏见培养幼儿“特长”和“兴趣”。(3)幼儿园以幼儿功能性成长为目的。“儿童的心智也可以定做，他的能力要靠教师给予，他是一个可以把知识装进去的器皿，可以照教师的理想形成”，一百多年前就被斯宾塞诟病的错误理念，至今仍被许多幼儿园荒唐地践行着。当然，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不止这些，但背离究其实质是对幼儿身体之外的各种欲望表达掩盖了幼儿生命成长的需求。正如苏格拉底指出:“就像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遇到一点儿外邪就会生病，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外邪，也会病倒，一个整体的人就是一场内战。”

2.幼儿身体的社会脱位。

“生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成为一个强健的动物。有了最好的脑子，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力去使用它，还是无用;为了得到一个而牺牲了另一个的来源，现在认为是件傻事，许多神童最后并无成就，已经不断证明这点。”这一观点旨在强调，身体是人智力活动的“场”，没有强健的身体奠基，智力活动也得不到健全发挥。但消费文化语境下人们对身体视觉化的关注超过身体本身的实用性，从而造成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即原先被赋予身体的各种职责、使命与功能现在大多消失了，身体与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分离。幼儿身体社会脱位在幼儿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游戏被规范为教学。其外在表现是教师对幼儿游戏进行设计、指导、控制和评价，实质是教师对幼儿游戏及幼儿本身的规训。规训是为了教师个人欲望的满足，如幼儿“安全”地游戏而不致被家长投诉，幼儿在游戏中获得更多的智力发展等。由此游戏在幼儿教育中成为了一种精致化的消费媒介，在这场消费活动中，教师作为消费者，消费了幼儿肉身与精神的自由，享受着幼儿“安全”及智识发展带来的满足感。此外，消费文化对身体视觉性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身体健康的忽略分别体现在幼儿着装打扮与饮食上。对身体视觉性的关注催生了大量有关幼儿时尚的产业，如儿童化妆品、潮流的成人化童装、儿童美发与造型，这些产业的出现不仅淡化了“幼儿”的概念，更消弭了对幼儿生命生长的理解与关注。幼儿饮食文化更直接地表现了人们对幼儿身体实用性的忽略，现代人早已忘记洛克关于幼儿饮食“应该极清淡、极简单，有节制”的告诫，年轻人带着孩子，成为光顾麦当劳的最大人群。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幼儿健康教育的基本内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消费机会逐渐增多，如何在幼儿教育领域培养幼儿正确的消费理念显得尤为重要。总之，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幼儿教育，既应充分发挥游戏促进幼儿生命成长的本体;又要通过幼儿着装、饮食等生活习惯的培养，增强幼儿健康意识，引导幼儿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

3.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

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是指幼儿教师对自己的角色属性、使命与追求等自我体认日渐模糊。这种模糊状态与国家及社会对幼儿教师地位的认同、教师本身的福利待遇及职业幸福感等来自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种影响因素相关。教育学原本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在消费文化对符号价值追逐的浸染下，教育也走上了越来越迷恋“精致”幼儿的发展道路。这种精致的幼儿外表新潮、时尚，头脑聪明，但未必快乐或健康。诚然，教育对精致化幼儿的追逐少不了教师的助推，因此在消费文化影响下，以生命相互促进为基本的师幼关系也掺杂了一些其他动机。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师身份感式微表现在:(1)消费文化逻辑构筑下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窠臼对幼儿教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事实上幼儿教师工资较低的状况往往削弱教师的自我认同感。由薪资低而导致的教师自我认同危机，是造成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西安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给幼儿违规服用处方药事件更是幼儿教师追求幼儿园经济利益的极端案例。(2)消费文化“顾客即上帝”的消费主义逻辑，对师幼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你消费，我服务”的消费理念使得师幼之间多了一些“私人定制”意味，为满足幼儿或家长的暂时性甚至是虚假需求，教师主体性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在孩子离园时段，经常听到家长对教师说:“孩子还是要多学点，知识面宽”，或者催问教师:“今天英语活动怎么没有写出来，其他班都写出来了，以后要及时”。总之，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对内是自我价值秩序混乱的表现，对外则是对幼儿和整个社会生活意义的颠覆。

三、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应对

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应对的三条路径:

1.幼儿教育目的的转向。

应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其基本路径是教育目的的转向。柏拉图曾言“教育即灵魂的转向”，“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同样，教育目的作为幼儿教育的灵魂，必须转离消费文化下物欲横流的世界，去观看幼儿教育应有的“善者”。正如灵魂转向的技巧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幼儿教育目的的实现路径不是将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给幼儿，而是肯定幼儿生命的内在自然。然而，灵魂转向是一种眩晕式的强迫，教育目的转向也并非易事。一是由于消费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欲望、符号的追求过于强烈，二是教育目的转向本身的艰难。因此，教育目的转向的实现首先应赋予幼儿教育在整个社会中“最明亮者”的位置，使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幼儿教育活动始终有最高的理念指引。其次，正如灵魂的转向始于个人，幼儿教育目的转向也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促进。这些个体既包括直接参与幼儿教育实践的教师、管理者，也包括家长及社会上每一个你、我、他，只有个体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才不会为消费文化浸润下的“欲望”所迷惑，只有改变自己，理想的幼儿教育乃至理想的社会才得以实现。

2.幼儿健康教育的审视。

面对消费文化带来的幼儿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幼儿园应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审视。首先，幼儿园要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认识。对幼儿健康教育的认识水平，直接影响幼儿健康教育实践。例如，认识到幼儿的健康身体是心智发展的基础，发展心智也不能使身体受损，幼儿园应将健康教育课程放在首位，而非一味地追逐幼儿心智发展。认识到本能促进的游戏活动是身体幸福所不可或缺的，幼儿园教育就会减少用体操代替游戏的课程，也会减少对自然所推动的活动的规训。其次，幼儿园应加强对“健康是一种责任”的宣传。斯宾塞认为，人们有着对身体的道德责任。由于违反自然指示而发生的毛病，即所有违反健康规律的事都是身体罪恶。幼儿园可以利用家园共育的契机，向家长传递健康教育理念及经验。再次，幼儿健康教育理念要落实到幼儿园一日活动，并注重对幼儿健康理念的培养与指导。例如，幼儿园教师应注重对幼儿“衣服穿着舒不舒服”而非“今天的衣服漂不漂亮”的询问，应减少以“快回来，你的衣服会弄脏”等为理由对幼儿自发活动的限制。

3.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

有了对幼儿教育目的及内容的理解，而缺乏幼儿教师的良好指导，也会导致幼儿教育放任自流。对幼儿教师身份感困惑的回应是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自我觉醒是对被欲望、忙碌和消遣所遮蔽的最高价值的追求，自我觉醒的标志是幼儿教师越来越强烈地融入到经验当中，尤其是融入有关幼儿与幼儿教育现象的独特性经验。罗伯托•M•昂格尔认为自我觉醒有两次:第一，自我觉醒是肯定意识，并通过意识来肯定独特的个性。第二，觉醒是在道德生活中运用习惯倾向———各种美德，以便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成为自我。对幼儿教师而言，在第一次觉醒过程中教师在一个方向上要充分感知、仔细跟踪幼儿园工作过程中自身的情绪和变化，在另一方向上要专注于两种事务，即专注于幼儿园工作的某一项活动;专注于消费文化中的某种景象，体验足以吸引自己注意力的感觉。第一次觉醒使幼儿教师在身体的感知过程中体验自我意识的存在，同时也体验到外部世界对自身独立生存的威胁;而第二次觉醒则是幼儿教师发现对无限和绝对的需求。第二次自我觉醒的前提是不仅认识到自我是一个自然生物，更要认识到自我是一个社会生物。自然生物具有的简单、热情和专注有利于幼儿教师自我提升，社会生物应具有的尊重、宽容、公正促进幼儿教师与幼儿及家长良好的交往。正是由于社会生物所具有的向他人开放的本体特征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第二次自我觉醒的最高目标就是保持对他人的开放。因此，幼儿教师的第二次自我觉醒就是在对自我特殊的自然性扬弃基础上，不断地发现、肯定和表达自身的无限性，追寻对普遍性精神的占有，以此状态激活幼儿的生命状态。

四、结语

文化语境论文范文第5篇

1 顺应论介绍

耶夫.维索尔伦(Jef.Verschueren)在他的著作《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提出了“语言顺应论”，从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诠释语用学。根据维索尔伦的观点，语言的使用，归根结底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还是外部的原因”。人类的语言具有三个特点：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变异性指人类语言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商讨性是指语言的选择不是按照某一特定的程式或特定的关系进行的，而是在极为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作出的；
语言的顺应性是指通过商讨的办法来选择语言，以保证交际的圆满成功。顺应性是核心。

2 语境

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于1923年最早提出语境的概念，他指出 “在一种活的口头语言中，没有情景语境，话语就没有意义”。维尔索伦则认为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一样，都具有情景语境，他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语言语境包括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系列；
交际环境则包括语言使用者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语境随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更新，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语言的选择必须积极顺应具体的语境以及具体的语言结构。因此，语境与语言使用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要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语言的选择必须考虑到语境的影响，即一定的语境制约着语言的选择；
另一方面语言的选择同样会影响乃至建构新的语境在语言选择过程中，语境与语言结构互动，从而动态地生成话语意义。

3 文化语境与翻译

文化语境即语篇外的文化背景，“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近年来对文化语境的广泛、多视角的探讨进一步诠释了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涵盖每个言语社团所代表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文化差异往往是造成翻译困难的重要原因。

Eugene A，Nida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一书中指出：“语言在文化中的地位和文化对词义的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在不考虑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很难对文本作出恰当的理解”(Nida，1993：1)。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正确理解原文，并把这种理解恰当地传达给读者的过程。由于对语言的理解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差异，表现在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事物或人的行为有时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所以翻译作为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其任务不仅仅是要做好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做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由此可见，文化与翻译是不可分割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活动，由于时代背景、交际环境、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审美情趣、所欲达到的预期目的等方面的原因，原语与译语难以完全对应。翻译是一种时间、空间错位的一种特殊交际过程，而顺应论尤其适用于交际行为过程的分析。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语境加以分析，并积极的顺应，才能在翻译中实现文化信息的传递，实现原语和译语的对等，从而取得等值的语用翻译。

4 文化语境的顺应性及翻译策略

在传递跨文化信息的时候，译者必须能动的采取各种翻译策略，使之不断的适应新的文化语境，作出正确的选择，完成恰当的翻译。

4.1 显现隐性意义法(Implicit-Explicit)。显现隐性意义法指的是译者将源语中原本隐含在内的文化含义明确化，使得原本隐含的意义对目的语读者来说变得浅显易懂。主要可以采用加注释法以及用目的语中相近的表达方式代替等方法。

例如：

(1)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阿Q正传》p158)

Translation：
“Ah Q，may you die sonless!” wailed the young nun already some distance away.

(The True Story of Ah Q：
p158)

断子绝孙，在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古代伦理观念中，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诅咒的话语，带有很深的隐含意义，而由于缺乏对文化语境的理解，英语读者却不容易理解 “die sonless”所包含的深意。根据维尔索伦的顺应论，古代伦理观念是属于交际语境中的社交世界，译者应该对源语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做出适当的顺应，使得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个道德观念下的“断子绝孙”的深刻含义。为了将隐含意义暴露，译者可以采用加注释的方法来将这个隐含意义变得明确，如：

“Ah Q：
may you die sonless!” (It is a vicious curse in China) wailed the young nun already some distance away.

这样一来，原来隐含在词语背后的特殊文化含义就被明确的表达出来，译文读者也较容易理解这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诅咒以及小尼姑当时的愤怒了。

(2)“祥子!”她往近凑了凑：“我有啦!”

(《骆驼祥子》)

Translation：
“Xiangzi.” She came closer. “I am in trouble!”

(施晓菁译)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我有了”是怀孕的一种比较隐晦的说法。直到现在，仍然有这样的说法。译者将带有隐含意义的“我有了”译成了“I am in trouble”，没有把隐含的意义(虎妞怀孕了)显现出来，而是采取了一种转换的方法，转换成了另外一个意思 (有麻烦了)，笔者认为是极为不妥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怀孕应该不能是件坏事。而且在小说中，那也不是一个坏消息，因此翻译成 “I am in trouble” 应该是对源语意义的一种误解。为了使源语中这个带有隐含意义的表达法变得让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我们应该揭开它隐晦的面纱，直接将意思表达出来。如：
“Xiangzi! She came closer，”I have a baby!“ 这样一来，意义就变得很明确。”

(3)：
祥子的脸红的象生小孩子送人的鸡蛋。

(《骆驼祥子》)

Translation：

Xiangzi flushed as crimson as the painted eggs which the parents of a new-born child distribute. (施晓菁译) “红鸡蛋” 是特殊的风俗，是刚生了小孩的父母给客人派发的表达谢意和喜庆的礼物。这一风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因此，译者在处理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要加注释，使得译语读者能够充分的理解“红鸡蛋”背后所带有的含义。我们更倾向于在译文后加个注解(the painted egg are distributed by the happy parents to the guests to express the thanks and happiness).

译者自己理解了源语的文化语境含义后，应该积极的作出动态的适应，使译语能够最大限度的传递源语文化，并被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

4.2 隐藏显性意义法。所谓的隐藏显性意义法，就是译者将源语中可能会引起译语读者误解的带有译语文化特性的词的特殊含义隐藏起来，使译语更准确的表达源语的意义。译者可以采取近似表达代替法，将源语中具有译语文化特色的词语换成同义的译语表达方式，从而避免不同的文化语境带来的理解困难。

例如：

“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红楼梦》第九回67)

Translation.1：

And inevitably among so many boys there were low types too，snakes mixed up with dragons. (Vol.1) p179

Tranlation.2：

…where many are gathered together the wheat is sure to contain amount of chaff… (Vol.2) p 206

在这句话的翻译处理上，霍克斯和杨宪益的译本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杨本采取了字面翻译法，把 “龙蛇混杂”这个比喻原封不动的按字还原，变成了 “snakes mixed up with dragons”。而霍克斯的译本则避免了把“龙”这么个在西方文化中带有“凶神恶煞”含义的词语翻译出来，而是使用了一个意义与之相近的短语 “良莠不齐”(形容稻谷中混杂着稗子等杂草的种子)来代替，通过将原有的隐含义避免，转而用其他相似的方式达到了与目的语的高度适应，从而使译语读者不会产生对源语的误解，使文章的含义更易于理解，并溶于西方文化。

4.3 意义补足法。意义补足法指的是，在找不到与源语对应的译语表达方式时，译者自主的放弃源语的表达方式，采取另外一种说法，将原本不足以表达的意思补足。

例如：

鲁贵：你妈要还是那幅寡妇脸子，我就当着你哥哥的面上不认她。

Translation：

LuGui：
If she tries to put on airs and come the great lady over me this time，I will disown her，and in front of your brother too!

(《雷雨》)

“寡妇脸子”指的是侍萍对鲁贵没有好脸色，但并不是指她长了一个寡妇般的脸。如果直接翻译成 “widow"s face”，恐怕译语读者不能理解什么叫 “she has a widow"s face”. 译者在这种无法找到对应词的情况下，应该顺应文化语境，在理解了这个源语的意义之后能动的作出顺应，换成具有相同含义的另外一个表达法，将源语无法充分表达的含义补足。译者将它翻译为 “put on airs and come the great lady over me”，生动传神的表达了侍萍对鲁贵的厌恶之情。

译者还可以通过加注解的方式，对原本不易于理解的信息加以补足，使其更易于理解。

如：

“班门弄斧”可以翻译成为 “to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但是为了尽可能的追求与源语文化的一致，译者在后面加了一个注解：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让译语读者知道，这个显摆到底有多么不自量力，就像在木匠的祖师爷鲁班门口玩弄斧子一样可笑。

5 结论

维尔索伦语用学综观下的顺应理论认为，语言使用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为适应交际需要而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这为语用学及其他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科学的研究视角。本文将顺应论运用到翻译实践中，研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影响下的跨文化翻译如何才能达到最大程度上的等值。在语言的运用中，语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其中文化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的质量。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沟通，更是文化的传递。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克服文化语境的差异，积极顺应文化差异，弥补文化缺省，才能避免翻译中出现文化信息传递障碍，实现最佳的翻译。

参考文献

[1] Nida Eugene.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 He，Ziran. Notes On Pragma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Foreign Trad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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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9

[4] Jef，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1999

[5] 白解红，“语境与意义”，《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四期：21-24

[6] 谢建平，”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中国翻译》，2001年第五期：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