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政法大学高度重视民法课程在法学学生研习中的基础性作用，开设了必修与选修相结合，从基础理论课到案例研习课等不同层次的民法学课程，为民法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西北政法大学最初开设的案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民法学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民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西北政法大学高度重视民法课程在法学学生研习中的基础性作用，开设了必修与选修相结合，从基础理论课到案例研习课等不同层次的民法学课程，为民法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西北政法大学最初开设的案例型教学课程为民商事案例评析。后来，该课程逐步演进为案例研习课程，课程的人数也由原来200至300左右逐渐压缩降低至50人左右。目前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推行使得学校民法小班授课日益成为现实，进一步为民法案例教学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二)西北政法大学倡导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民法研习风气，倡导并支持教师积极投身法律实践活动，锤炼了教师的法律技能，也为教师开展案例教学提供实践支撑与积累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师中很多都是法律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还有一些教师兼任西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有着丰富的从事案例处理及诉讼的经验，并在律师实务及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有切身体会而且生动、具体的典型案例。典型案例的积累使民商法学院的教师能够有的放矢地针对实务问题进行案例教学及司法实践经验的传授。此外，西北政法大学积极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实务部门联合，推行了选任青年教学担任法官、检察官及其助理的制度，进一步为青年教师积累司法实践案例进行案例教学创造了实践条件。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下设有民商事判例法研所，专门从事民商事案例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并广泛联系法院与检察院等司法实务部门，组织实践调研及典型、疑难案例的探讨等活动，为案例教学的展开创造了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平台。
(三)西北政法大学在教学中注重民法的实践导向，开展多层次、多方式、多参与的民法案例教学，全面注重提升学生的法学素养及应用能力
在民法基础课程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刚刚接触民法，对民法的理论及司法实践均比较陌生的特点，我们注重针对学生的特点采取相对简单的编写性案例来启发学生的思考、激发学生民法学习兴趣、传授学生法律思维方法并锻炼学生应用民法基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初步能力。在民法教材编写方面，韩松研究员主编的《民法总论》与《民法分论》教材中都针对相关民法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民法案例，以便学生能够从理论到实践以及从实践到理论的相互对应，避免出现抽象地向学生灌输民法理论的倾向。案例教学法具有和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从而组合生成新的教学方法的优势。案例教学法根据其实际应用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可以细分为案例实例列举论证教学法、案例评析教学法、案例讨论教学法、案例模拟实务教学法以及案例实训教学法。案例实例列举论证教学法是指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用短小精悍的案例对理论进行讲解或者进行论证，对民法的基本理论进行说明以增强学生的理解及应用能力。案例评析教学法是指通过对一个或者几个民法案例进行评析，讲解案例的分析过程及分析思路，让学生通过学习来学会民法思维的应用。案例讨论教学法是指在学生掌握了民法案例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后，让学生通过分组讨论等方式来进行案例学习，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协作、法律思维与法律应用能力。案例模拟实务教学法是指让学生通过模拟法庭辩论等案件处理的实际过程并从中学习。案例实训教学法是指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直接实际参与教师正在处理的案例过程中，与教师平行参与案件的相关处理工作，并让其通过与教师实际处理结果及文件的对比来学习相关案例处理的实际技巧。目前各类案例教学方法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教学实务中都在被不同程度的采用，笔者将结合自己从事民法学及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的授课实际探讨案例教学法在民法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效果。
二、案例教学在民法基础课程教学中对学生能力提高的状况实证分析
(一)我们开展了民商事案例的收集整理及理论分析工作，采取一定的形式进行案例呈现，全方面提升学生的技能
案例教学的展开，需要有丰富的案例资源储备。目前大量的法律案例节目为视频案例的收集提供了条件。笔者与学生一起搜集了《中国法庭》、《律师说法》、《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经济与法》等节目相关中的民商案件的视频案例，并对相关案例采取视频方式进行呈现，引导学生对相关民商事法律问题、诉讼实务法律问题及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笔者与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等律师事务所合作开展了具体实务案例的整理及总结工作，对具体实务案例进行分析整理，为民法教学积累实证案例素材。在案例的整理中，我们以民法法律关系为基础对相关案例进行分类处理，将涉及相同法律关系或者案由的案例归为一类。在案例教学中，笔者往往会同时要求学生对一类案例进行视频观看、诉讼文书及判决文书阅读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例如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多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笔者会要求学生观看并阅读一组案例，在此基础上针对民间借贷纠纷中的举证及证据认定问题、高利贷问题、涉及刑事案件中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等问题进行思考。
(二)在民法学基本理论学习过程中，案例教学法可以作为传统讲授教学法的补充，达到引起学生的兴趣、思考，深化学生对民法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的目的
民法学是法科学生重要的必修课程，但其高度概念化、抽象化、逻辑化的特点往往会让初学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学生理解与应用民法学的知识必须要将其还原为现实的生活原型，让学生从现实的视角来理解复杂而抽象的民法概念与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民法理论的应用。目前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本科生的民法学总论课程一般在一年级下学期开设，学生们在此以前一般仅仅学习过法理学导论、宪法等法学课程，对法学基础知识掌握不多，也缺乏相应的民法生活经验积累，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进行案例说明论证，增加学生的感性积累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娓娓道来，如同讲故事一般让学生将民法学基本理论与具体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愉悦的生活中感受无处不在的民法的非凡魅力，对于学生建立起对民法乃至法学的兴趣至关重要。案例是导入民法课堂基本知识，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手段。在民法基本理论教学中，通过民事案例进行导入可以达到更好地引起学生兴趣、好奇心，甚至思考与质疑的目的。例如笔者在讲解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时，通常会给学生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案例:一位富有的老妇人与一只狗相依为命，老妇人在临死之前留下遗嘱，死后将其名下一千多万财产全部赠归狗所有，问该狗可否成为千万富狗?如果不能，老妇人可以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达成心愿?该案例引导学生对权利能力概念的思考，因为狗不具有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所以不能成为千万富狗。同时，第二问启迪学生去思考法人制度构造的实际应用。实践证明，通过该案例导入自然人权利能力等教学内容，很容易达到教学目的。在确认成果掌握阶段，举出恰当的实际案例(司法考试案例)并通过提问、回答及追问的方式进行交流，可以达到巩固教学成果并深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效果。
(三)案例教学法不但可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提升学生表达、协作及其理论研究方面的能力
针对实际案例，学生需要掌握寻找案件争议关键点，并就案件争议关键点进行法律分析与相关观点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的案件处理方法。《中国法庭》具体运用了这一案件的处理方法，展现了法庭审理的具体过程并且通常伴有专家点评，适宜于作为案例教学入门材料。在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的课程中，本人一般会要求学生利用课上及课后的时间观看《中国法庭》的若干案例，逐步掌握寻找案件关键点，并对关键点进行法律分析的案例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面向实践逐步加深。此后，本人会先后给学生呈现一些真实发生的法院判决案例，让学生研读法院判决的事实经过及其相关关键点分析，在此基础上写出案件问题的评论，最后得出结论并与判决作比较。如果在就案例的相关观点出现争议后，就展开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探讨争辩，由学生最终评选出一个恰当的观点，再由教师进行评析。“教师在评述各组答案之后，或者给出自己的答案，或者仅只指出学生观点的错误及不足之处，并提示学生继续思考与探究”。民事案例的特点使民事案例教学可以很好的和小组教学相结合，甚至可以实现辩论教学。民法分论课的学习过程，本人鼓励学生自己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案例，分析该案例的争议点及其法律关系、制作幻灯向其余同学展示并讲解该案例，最后由教师对该案例进行补充与评论。在案例教学中，让学生分小组去寻找案例，讨论案例，并作成幻灯片去讲解自己采集到的感兴趣的案例，这可以全面锻炼学生团队协作、法律思维分析、口头表达等能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相互之间的认同度。在此以后，教师针对学生讲解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评议、补充，更能加深学生的印象，有利于学生更加清晰全面把握问题的关键及分析思路。现实的民事案例中正好有原告及其人、被告及其人、法官等不同的角色，而且不同的角色还需要撰写不同的法律文书，参加到法庭辩论的不同阶段。因此，通过案例的提供要学生扮演相关角色投入辩论中就顺理成章。在案例小组教学及其争辩的实际中，本人在课堂中采取了将教室的位置划分为原告及人组、被告及其人组、法官评议组，每一组在教室位置固定的方法，固定学生的身份及其思维视角，让学生长期从一个视角进行思考，长期强化同一职业的思维方式。“案例教学更接近法律实务，在教学的互动中更能仍学生们接触到与学习到法律实务中的各种技巧与方法，这将促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无形中也增加了他们的竞争力。”实证课堂展示，在案例的小组讨论及辩论中，学生的思维力、独立性、创造性及集体认同性都得到了发展。
三、结论
民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导论：思维的抽象与财产权利体系的形成 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构成了大陆法系近、现代民法上财产权利制度的“脊梁”。依照通说，物权为静态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表现，债权为动态财产流转关系的法律表现。二者的结合或者衔接，完成了民法财产权利体系的基础构建：任何一项处于流转过程中的财产，均为债权的标的物；
而任何一项财产在流转之前、流转之中以及完成流转之后，均为物权的标的物。因此，物之成为债权的标的，具有暂时性：债权永远是取得财产的手段，而物权（物权的设立及变动），则表现了取得财产的结果。因此，物权被认为是债权发生的起点和终点，正如从阳极出发的电流，无论历经何种曲折，终将回到阴极。这种把债权作为物权运用或者实现物权的手段的简单论断，本来就值得推敲。但无论如何，在任何场合，债权事实上从未被视为一种纯粹依附于物权的、暂时的或转瞬即失的法律现象：借助于一种超然的想象，债权独立于物权而存在：虽然财产在流转过程中须臾不可离开物权的支撑，即使物权在因交付或登记而发生变动的一瞬间，也不允许留下一丝物权虚位的空隙，但在学者的眼中，当这种流转发生时，物权悄然隐匿，财产似乎仅仅扮演着债权标的物的角色。这样一来，我们便能清晰地分辨财产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的作用，而设定于同一财产的不同的法律关系的严格区分，亦即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便使我们能够如此清晰地观察和分析不同权利的不同品格，从而为之设置不同的制度。而这一工作的完成，必须归功于一种严谨的科学抽象。
同样作为财产性质的权利，物权和债权并无根本的不同，至少在计算财产数额时，物（物权）和债权同样属于“积极财产”。但是，如果对两者进行比较，学者会指出许多重大的区别。而如予之以整体观察，则会发现：
以契约权利为核心的债权所表达的社会关系易于感知：倘言及债权，首先便想到相对而立的“双方”当事人，亦即想到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人际关系。所谓抽象，是此种关系中，形形色色的人被概括表达为债的“主体”，林林总总的财产被抽象为债的“标的”。但是，在经过这种高度抽象之后形成的毫无特色的关系中，却仍然可以感觉到强烈的“具体”。这种具体，不仅表现为债权关系的双方总是特定的个人（债权人）与个人（债务人）；
而且表现为这些特定的个人在这种特定的、也是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所张扬的个人的意志：债权的抽象性主要来源于对无数个别的交换行为或交换关系的抽象，但对这种即使为一般概括的结论的确切说明，最终也须还原为个别的典范才能清楚地表达（如果不借助于买卖、租赁、承揽等具体行为的阐述，债权关系是无法说清楚的）。而一当涉及财产交换关系，强烈的、具体的人际关系便得以凸现，这种人际关系，直接表现为具体的人的活动、行为，赤裸裸地展现着具体的人的具体的意志（正因如此，被认为最能表现民法之基本性质的“私法自治”原则，事实上也只有在契约关系中，才能最好地被理解和想象）。
而在物权关系中，居中心地位的、作为认知物权之出发点的，似乎并不是人（具体的人的行为以及由此而展示的具体的人的意志），而是物：当把一物确认给某人时，法律着重考虑的，似乎更多的是该物的特性、来源及其法律地位，并不更多地考虑该某人的意志（例如，所有权原始取得的任何一种方式，均系社会意志对个人意志的彻底覆盖；
而其继受取得的典型方式中，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被继承人的死亡之所以能够转移财产所有权，也完全不是基于当事人的意志）。同时，与实际上作为相对纯粹的人际关系的交易关系不同，物权关系直接表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尽管有众多的责难甚至于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物权规则的基本目的，事实上就是确定“人”对“物”的支配关系。至于因人与物的这种支配关系而“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只是我们的想象。因此，债权关系屏幕上的“人与人”的图象是如此清晰、生动和鲜活，而物权关系屏幕上的“人与人”的图象却是如此模糊、死板和呆滞（我们能够真实、具体地看到物权人，但却只能凭想象去寻找和感知物权的义务人即“任何人”）。可以说，债权关系无论处于常态或是非常态，人与人的关系总是明白无误；
而物权关系如为常态，则只能看见人与物，只有在其处于非常态时（物权被侵犯时），人与人的关系方才凸现。然而要命的是，此时的物权却顿然隐匿，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仍然是债权！但是，正因为有了对物权所表现的人际关系的想象，物权法律关系的本质和特性才获得了准确的表达，物权和其他私权才能在同一个理论体系结构之中和谐相处。而这一工作的完成，同样必须归功于一种严谨的、科学的抽 象。
不过，倘若从更广阔的社会角度观察物权和债权，另一个重要的现象不可忽视：可以说，没有一场社会革命，是直接由于交易不自由引起的，而绝大多数社会革命，在革命者的政治主张的核心部分，都可发现关于物（即财产，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主张（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本质上就是农民革命；
而农民革命，本质上就是土地革命）。因此，物权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法律技术的问题。物权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仅反映了人与其他“任何人”的关系，而且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在物权问题上，汇聚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乃至道德、宗教、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最重要的基本看法。
事实上，无论对于立法者还是民法学者，较之债权，物权从来就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也许首先源于其法律技术的高深莫测（必须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真正理解和追随创立物权理论体系的德国人独特的理性思维），但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却有可能是物权所负载的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哲学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那些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因此，物权法的研习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对物权法理论构造的技术性研究；
二是对物权法所记载的社会生活的实质性的研究。而决定其研究效果的关键，首先是研究的方法。
二、近代物权法与概念法学 历史上，创设完整的物权法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的功劳，为德国民法学者所独享。虽然在古罗马法学上便有“对物权”（iura in rem）的概念，后来的法国民法典也对各种具体的物权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但“对物权这一概念的明确使用，发现各种物权的内在逻辑并将各种物权按这种逻辑规定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德国民法典》的一个创造”。德国民法理论以及《德国民法典》的形成，可以说是概念法学最为辉煌的成果，而物权法的理论及其立法实践，则可以说是德国人在《德国民法典》中所使用的抽象技术所达之极致。我们今天所研习的物权法理论，实际上主要来源于德国法。然而，概念法学的“丑陋”，却又常常是人们争论物权理论问题时被用来致敌于死地之最为犀利的武器。
倘言及物权法，则不可不言及《德国民法典》；
倘言及《德国民法典》，则不可不言及概念法学；
倘言及概念法学，则不可不言及法学的方法论。
（一）关于法学方法的基本认识 德国当代学者Karl Larenz在其所著《法学方法论》一书的“引论”中一开始就提出：每一种学问都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或者遵循特定的方式来回答其提出的问题。而法学，为一种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即界限，籍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当然，以法秩序为研究客体的学问还有其他，如法史学及法社会学。法史学运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而法社会学运用的是社会学的方法。但法学（狭义的法学）在研究法秩序的过程中，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Larenz认为，每一种学科的方法论都是这个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反省。法学方法论也就是某一特定法学（成文法或判例法）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特定法体系的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特征就是：以解释学的眼光对法学作自我反省，发掘出运用在法学中的方法及思考形式，并对之作解释学上的判断。此外，法学方法论还要考量法秩序本身对法院的活动的要求，确定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地位和思想方法等。法学方法论会导向法哲学（即对于“法”这样一个事物的特有性质为论题的学问），而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其相适应的法哲学。
Larenz进一步指出：大概在100年以前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那时，不论就法律事件的解决，或是就研究整个现行法而言，法学家们根本不怀疑他们拥有适当的方法，他们相信，以对于法学的要求为标准，他们的方法相较于其他学问的方法毫不逊色。而在今天则不然，大家会提及“法学思考的确信之丧失”。[12]所谓“法学思考确信之丧失”，显然是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令人不禁想起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并且由此延伸出另一句话：“法学家一思考，上帝笑得更厉害”），其认为任何人所提出的任何一种法学方法，都不可能获得普遍的承认。因此，法学家选择何种方法来进行其研究多少具有任意性：由于根本不存在完全适当的方法，由于谁也无法证明某一种方法的完全适当性，所以，人们在方法的选择上，只能采用“大致可以接受”的标准。有些法学家甚至认为，法学本身已 经不能提供其研究所需的知识，只有社会学才能满足这一需求。
导致对于法学方法之科学性的信念动摇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越来越发现，在有关的法律判断中，实际上经常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法律判断本来应当是事实判断，即依据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事物的进程并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很多时候，法律判断也显得确实是事实判断：比如，依据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原则，“有过错即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即判断侵权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以判断其是否具有过错为条件。而对侵权行为人有无过错的判断，显然应当是一种事实判断。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形，法学家（或者法官）在认定侵权行为人有无过错时，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根据所谓客观事实，而主要根据的是法学家（或者法官）本人内心的公平正义信念，亦即其对行为人过错有无的判断并非从对有可能构成过错的那些客观事实的观察出发，而是从法学家（或者法官）自己所理解的“既定”的社会正义分配方案出发，“决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然后再予以论证（现代侵权法在维持过错归责原则的前提下就有关“弱者保护”而建立的全部规则，无不表现了这一点）。此种情形，对于侵权行为人过错的认定至少便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一般认为，任何价值判断均为判断者个人信念及确信的表达，对之无法以科学的方法予以审查：价值判断非如事实判断一样以人们感官的知觉为基础，故不能以科学的观察及实验的方法加以证明。[13]事实就是，当人们谈到科学方法时，常常谈到逻辑推理的科学性，但是，“假若推论过程中包含有一些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前提，那么正确的逻辑推论也不能保证结论在内容上的正当性”。[14] 因此，20世纪以来，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呈现一种复杂化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学方法所涉及的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因为，不管是那一种法学方法论，均须建立在对法的理解基础之上，而法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研究对象，它不仅是前面提到的不同学科研究的客体，而且是哲学研究的客体（以哲学的方法研究法学者，即所谓“法哲学”）。而法哲学和法学方法论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考虑法哲学，就根本无法研究法学方法论”。[15]然而，法哲学本身所涉及的问题就异常复杂，从而也就有可能导致法学方法论有关结论的不确定性。比如，法学方法论应当回答的问题之一，是法官作出司法裁判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官而言，在裁判案件时，是只须“正确”地适用即定规则呢，还是应当尽最大努力去作出一项“正当”的判决？如果答案是法官应当尽力作出“正当”的判决，那么，我们又凭借什么来决定裁判的“正当”性？这就涉及法哲学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正义”？而关于“正义是什么”，我们所无比信仰的法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是：“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
[16]另一方面，前述“法学思考之确信”的丧失，也是导致法学方法论之复杂化特征的重要原因。
总的说来，正如Larenz所言，“由于被提出见解的多样性，现代的法学方法论呈现一种纷乱的景象。”但这并不等于说法学家可以恣意妄为，可以不依循任何一种方法来处理问题，也不等于说曾经使用过的法学方法都应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虽然法学上之结论的可靠性及精确性“决不可能达到像数学上的证明及精确的测量那样的程度”，但只要把“学问”理解为一种“为获得知识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则法学仍然是一门学问。“与其不假思索地将一种——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或者是恰当的——狭隘的学术概念转嫁到法学上，进一步因其不能满足此概念的要求而否定法学有获得知识的能力”，倒不如象Friedrich Müller评论Hans Kelsen的法理论时所说的那样，“尝试由法的特质出发，来确定法学的特征”。[17] （二）概念法学及其历史功绩 前述Larenz所提到的“100年以前的那么一个时代”指的是19世纪，其为法学家自信法学象其他学科一样，拥有无可挑剔的方法的时代，而这一时代其实就是概念法学（Begrifts jurisprudenz）盛行的时代。概念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思潮，同时作为一种民法学的方法，对于近代大陆国家民法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民法中继续存在。
我们知道，近代民法学的形成， 是以历史法学派的兴起为标志。而民法作为完善的立法上的制度,尤其是民法的法典化,应当归功于概念法学。概念法学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法国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出发点而兴起的注释法学派。二是德国的潘德克吞法学派。[18]对于概念法学，后来对之进行批判的人总结其具有五个主要特征：1．在法源问题上，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特别是法典，视其为唯一的法源，奉行法典崇拜；
2．强调法律体系具有逻辑自足性，认为无论社会生活中发生何种案件，均可依逻辑方法从现在的法律体系获得解决；
3．对于法律解释注重于形式逻辑的操作，强调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
4，对于法官的司法活动，强调法官只能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规作三段论的逻辑操作，遇有疑义时也应以立法者意思为依归；
5．对于法学家的活动，认为法学系纯粹的理论认识活动，不具有实践的性质，只要严格遵循形式逻辑的推理，就会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在推理过程中或者对于结论，无须进行价值判断。[19]很明显，上述对于概念法学的描述多少带有漫画特点，但无论概念法学的批判者是否有所偏颇，前述五个特征的揭示至多仅能说明概念法学的具体表现，其并未阐明概念法学的本质。
实质上，就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概念法学倡导的是所谓“法律的逻辑形式理性”。这种理论极为强调和注重法律的体系化、技术化和形式完善。依照这种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科学的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应当可以这样简单地予以描述：在这样一个法律系统中，首先必须对各种事实高度抽象出概念，而把各种概念组合起来，就形成规范；
这些规则及其结构按严密的逻辑体系排列，达到完整而和谐，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就可以对任何一个法律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20]概念法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建立和形成一种抽象的概念体系，其以一些比较特殊的概念隶属于另一些适用范围较广、表达内容较少的概念之下为构成原则。“它不仅能指示概念在整个体系中应有的位置，也能将具体的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21]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评价，这种思维模式已经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它“表征着一切经过分析得出的法律判断的统合，这些法律判断的统合方式构成逻辑清晰的、内在一贯的、至少在理论上是非产个严密的法规体系。显而易见，一切可以想见的实际情况都必须逻辑上被包含在其中，以免他们的秩序缺乏有效的保证”。[22] 而近代民法的法典化，首先正是借助于法律形式理性主义的推动。
历史上，法律形式化过程开始于罗马法。“罗马法中公私法的划分、法律的分类、法典的编撰、采用抽象的方法对于各类不同法律关系的实质予以高度概括的规定、赋予各种实际的财产权利以观念性的原则、并注重程序法的地位等，使罗马法所确立的各种私法法律关系的概念、制度、原则和体系富有深刻的法理性、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23]近现代西方理性法律实际上就是在罗马法的形式化运动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18世纪，欧洲兴起了法典化运动，产生了包括法国民法典在内的各种法典。而同时代的德国处于分裂状态，一批私法学家继续沿用概念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方法，研究罗马法渊源，研究现实问题，形成所谓潘德克吞法学派（）。而法律形式理性在崇尚理性思维和擅长抽象思辩的德国人那里，得到极致的发展，由此产生了博大精深的德国民法学和《德国民法典》。以后的《瑞士民法典》虽然有了一些批判概念法学的新思维，但仍然非常注重形式理性；
至于《日本民法典》，则可以说基本上是《德国民法典》的复制品（日本在法典化过程中直接承袭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方法论。对此，茨威格特和克茨在《比较法总论》中有精彩的评价：“很难解释为什么日本民法典在起草过程中钟摆最后偏向了德国法……。日本人根本没有觉察出德国民法典的深奥学理与概念主义与他们的民族性格不相契合：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如随着时间推移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日本法学家越来越热衷于系统化的理论思考，而德国法典则充分满足了这样的兴趣。”[24]）至于台湾民法典，诚如王泽鉴所言，“因继受德国法而科学化”。
总之，概念法学对于大陆法系近代民法理论的形成和民法法典化产生了极为重大的、根本性的影响。对此，一些重要的学者作了深刻的评价。马克斯·韦伯将欧洲的法律的特征总结为“具备逻辑形式理性”；
而艾伦·沃森则在《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一书中引用特鲁伯克的话对韦伯的上述表达之含义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
其逻辑性也达到那 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规范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度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演绎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25]很显然，如果没有概念法学如此高度的抽象思维，就不可能形成物权的清晰概念和物权法的规范系统；
如果没有物权与债权在理论体系上的严密划分，《德国民法典》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模样。
但在20世纪以后发生的一场经久不息的对概念法学的批判，导致其不断衰落。
毫无疑问，概念法学是一个相当封闭的体系，其以对人之于一切社会现象具有充分的、无可置疑的认识能力的自信为基础。如果说，这种骄傲的自信在19世纪尚有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当人类社会发展的车轮滚入20世纪以后，面对日益加快的历史进程，面对日益动荡的社会现实，这种自信（即Larenz所言之“法律思考之确信”）的丧失当属必然。于是，法典化成文法的局限性逐渐成为众矢之的，而所谓自由法运动由此兴起并导致概念法学在现代法中的衰落。
所谓自由法运动，包括德国学者耶林为代表的“目的法学”；
以奥地利学者爱尔里希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学”；
以德国学者赫克（Philipp Heck）为代表的“利益法学”，以及以法国学者撒莱（Raimond Saleilles）和惹尼（Fran?ois Gery）为代表的“法国科学学派”等。上述学派或者强调法的目的高于逻辑推理；
或者主张自由地或科学地探求社会生活中的“活”法，以填补制定法的漏洞；
或者认为利益衡量（赋予特定利益以优先地位）才是法律的根本，[26]但其批判锋芒无一例外地指向概念法学及由其代表的法律形式理性。
20世纪后期，在法学领域更是学派林立，概念法学似乎已经被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犬牙交错、莫衷一是的各种学说淹没了。
三、现代物权法与概念法学的超越 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回到概念法学。
在对概念法学展开批判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中，我们看到了科学理性的耀眼闪光，也感觉到了某些情感毕露的学术偏激。但无论怎样丑化概念法学，潘德克吞学派的法学家们通过《德国民法典》而展示的法律技术和理论成果，却是一百年来使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受益无穷的智慧宝库。尤其是德国法中的物权理论和立法体系，即便是对于《德国民法典》中运用的抽象技术大张挞伐的人，也极少予以攻击和否定。我们所熟知的几部重要的民法典（1898年《日本民法典》、1907年《瑞士民法典》、1929年中国旧《民法典》乃至于1923年《苏俄民法典》），其对物权概念和理论的采用以及物权部分的立法体例，均源于《德国民法典》。[27]甚至在法国，虽然基于对《法国民法典》的历史尊重，法国人无意将此“主要反映法国农业社会生活风貌”的古老法典供奉于历史博物馆并重新制订一部新的法典，但早在德国人创设物权概念之前，法国学者便已经试图在古罗马人的“对物权”的基础上区分物权与债权（例如，法国18世纪著名的法学家波帝埃-J.Pothier便指出：“对于商业活动中的物，人们将之归于两种类型的权利：人们在物上所享有的权利，被称为‘对物权’-jus in rem；
人们相对于物而享有的权利，称为‘受领物的给付的权利’-jus ad rem。”[28]）。而在20世纪以后的法国民法理论中，“物权”（droit réel）、“主物权”（les droit réels principaux）与“从物权”（les droits réels accessiores）、“担保物权”（droit réel de garantie）等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29]至于属法国法系的一些主要国家如意大利，其于1939年颁布的民法典虽然仍未采用《德国民法典》的总则体例，但依然将物权独立成编。由此可见德国民法物权理论的影响之深远。
总之，必须承认概念法学所代表的法律形式理性对于大陆法系民法法典化以及物权法制度的形成所发生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必须承认，无论指导民法理论的法学方法发生多大变化，这种法律形式理性至今仍然是大陆法系民法学者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
中国至今没有民法典，而物权法的制订，也许是通向编撰中国民法典成功之路的最后一道难关。中国民法法典化的障碍很多，但其中之一便有可能是中国不存在法律形式理性主义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法律不是形式主义的法律，“而是 实质的伦理法——追求道德上的正义性而非规范的法律”。[30]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法律虚无主义，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民法理论并无基本的生存空间，因此，我们严重缺乏概念法学的熏陶和训练。80年代以后，民法的法制建设开始启动，但百废待兴，中国的民法法学家来不及循序渐进、从从容容地地对大陆法系民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透彻研习，便须跃马横刀，拼搏疆场。而我们在理论功底、研究方法以及信息获取途径上的缺欠，于物权法的研究中显露尤其充分：80年代以来，研究合同法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但直到90年代中期，依笔者之了解，中国大陆就没有一本系统介绍、研究物权法的专门著作（即便是教科书）。众所周知，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曾有一场持续十几年的与物权法有关的学术论争（国营企业财产权的性质），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学术青春。这场论争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许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对于物权法的理论建设所起的作用，最多只能算是启蒙而已。由于在法律形式理性训练上的缺课，由于对传统的经典理论学习和研究不足，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技术、民法制度设计等方面，漏洞、谬误便不可避免（例如，当对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尚缺乏深入研究时，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就贸然改变了“法律行为”的性质，将之定义为当然合法有效的行为，同时，自以为是地以“民事行为”去替代原本意义的法律行为，以至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之严密的逻辑体系，成为有可能无法纠正的历史性错误[31]）。因此，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培养严谨科学的治学风格，当属必要。近些年来,中国民法学理论研究获得突破性发展，物权法领域也涌现多种高质量的研究文章和著作，此种进步，固然首先决定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决定于新老民法学者坚忍不拔、孜孜以求的长期努力，但日趋娴熟的研究技巧的把握，日渐清晰的研究方法的领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自1999年3月，中国物权法的起草正式揭开了帷幕，与此同时，中国民法典的起草也开始启动。自此以来，物权立法成为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的民事立法和理论研究，无疑进入了新的高峰期。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就物权法及民法典的制订作好了完全充分的理论准备。但是，倘若历史需要中国物权法及民法典的出台，则我等学界后辈除不遗余力作些微小贡献之外，别无他途。至此，一部好的物权法需有强大的物权理论的支撑，而强大的物权理论产生于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物权法研究方法的寻找，首先必须回到概念法学。
另一方面，我们研究物权法的目的是要建立现代中国的物权法律制度，为此，概念法学的弊端不可不重视。就方法论的角度看，概念法学的弊端主要在其将法律形式理性的作用绝对化。其所倡导的“逻辑万能”，将抽象和推理的过程完全技术化，忘记了法律技巧运用的目的即法律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使民法理论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成为学者沙龙里进行的概念游戏。应当看到，较之债权法，物权法具有更高的抽象性,而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在创设物权法的基本体系时，出于对抽象思维的偏爱，事实上不可能不将法律形式主义在物权理论的某些方面推向极至。由此，以《德国民法典》中的物权法为代表的传统物权理论完全有可能具有保守及封闭之特性。在研究物权问题时，如果将德国人的物权法理论奉为圭臬，亦步亦趋，绝对注重形式的完美及逻辑体系的严密，纯然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推导结论，毫不注意研究目的对于设置理论推演之逻辑前提的重要意义，忽略对具体问题的实证分析，忽略对结论的实质性审查，则无法让我们在这种研究中获得真正有益的、新的科学知识。
概念法学是法典化民法的基本方法，它的弊端不在于它所代表的法律形式理性，而在于它所主张的逻辑崇拜，逻辑万能。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吸收新的理论和思想，要求我们超越概念法学。但超越的前提，首先是对它的掌握和理解，尤其忌讳以歪曲它的办法去批判它，更为忌讳用极端化的概念法学的方法去批判概念法学。无论承认或不承认，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我们今天的民法理论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仍然是概念法学的方法，而且极有可能不甚地道。因此，必须注重纯法律思维即形式主义的训练，培养严谨务实的学术品格。同时，我们也不能迷信逻辑推理，须小心运用逻辑演绎之法，还须避免对于以逻辑方法推导出来的结论之盲目自信，盖因我等为进行推理而设置的逻辑前提本身有可能是错误的。惟强调学说研究之目的，关注中国社会之真实需求，物权法的研究方可获 得实质性的进步。
编者注：尹田老师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其撰写的《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一书的序言，在此感谢尹教授惠赠本文。
（法国） Jean Carbonnier,Droit civil,Tome 3,Les biens,15e éd,PUF.1992,Paris,p.38. 在现代经济社会，当债权或具有债权性质的权利（如股权）已经越来越广泛、经常地作为“财产”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当债权越来越多地被直接作为一种标的用于交易、担保从而日益“物权化”时，债权的“手段”性质便予减弱，而其“目的”性质便予以增强。
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6-30页；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17页；
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4-17页。
参见拙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8页。
作为所有权变动的法定方式，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经登记而发生、遗产所有权变动由被继承人死亡而引起，对此种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以约定或者遗嘱加以排除。至于动产所有权变动在“交付”这一法定条件之外，当事人得约定其他事由（如合同成立或者付清价款），但动产因交付而转移所有权，仍然是动产所有权变动之常态。
基于对物权性质的不同理解及对物权所下定义的不同角度，早期德国学者就物权之本质展开过激烈争论，形成种种学说。其中，由中世纪的注视法学派提出的所谓“对物关系说”（即债权为人与人的关系，而物权为人与物的关系，因而物权应定义为人直接就物享受其利益之财产权利）曾首先获得德国学者邓伯格（Dernburg）等人的支持和积极倡导。但此种学说后来遭到萨维尼（Savigny）和温特夏德(Windscheid)等学者的反对，他们提出所谓“对人关系说”以为对峙（一切法律所明定的权利均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债权如此，物权也如此，故物权应定义为具有排斥任何人侵害之消极作用的财产权利）。而由于（或者有可能由于）“对人关系说”刚好与马克思批判普鲁东的财产权社会观时所发表的关于“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段哲学意味极浓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及另一段政治意味极浓的话“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3页）相吻合，因而在70年代到90年代初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支持（估计支持率达100%），与此同时，将“对物关系说”作为“资产阶级掩盖法律的阶级本质”的典型来痛加批判，成为同一时代几乎每一本民法教科书论述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和所有权理论（当时，物权制度尚未被“发现”）时的“必修课”。
物权被侵犯时，或者发生债权请求权（损害赔偿），或者发生物权请求权（返还原物、排除妨害等）。但即使是物权请求权，我认为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债权。
引自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9页。
如陈华彬在其《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中批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时，首先介绍了德国学者郝刻（Heck）的观点：“郝刻说，所谓物权行为的有因性、无因性，并不是一个论理上的问题。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于规定某一制度之际，与其说考虑的是该制度的社会功用和价值，不如说仅仅考虑和期待的是它的论理体系的和谐与协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赤裸裸地暴露了概念法学的真面目。”（注：因此段话中“郝刻说”后面未加引号，同时，其末尾也未加注，所以，不知道如此充满仇恨的、与中国文革中大批判文章之日常用语如出一辙的表达是否真正出于郝刻之口？）然后郑重发表自己的结论：“应当肯定，郝刻的这些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及揭开物权行为无因性之面纱、认清其真面目，并防止把这一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和为各国（包括德国人自己）学说理论及实务所唾弃的东西搬到中国的土壤上，莫不具有其重要的警示意义！”（引自该书第135及137页）此处的“真面目”，当然指的是万恶的概念法学。
参见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 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7月版，第1页。
参见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 第3页。
[12] “法学思考的确信之丧失”为G.Haverkate于1977年所发表著作之书名（参见Larenz :《法学方法论》，第3页之注释1）。
[13]例如，某宾馆大门为透明的玻璃门，为防发生视觉错误，在门上贴有一些彩条。某日，有顾客因急事出门，情急之中将关闭的门误为已开启，一头撞去，头破血流，玻璃门也撞碎。顾客诉求宾馆赔偿医疗费等，宾馆则反诉顾客赔偿门毁之损失。此案依一般侵权纠纷处理时，关键在确定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过失情况：损害结果或者因加害人过失造成，或者因受害人自己的过失造成，或者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均有过失。而过失之有无及过失之大小，则是分配损失的根据。按理说，过失之有无或大小为一法律事实的判断，应采客观标准并以科学方法予以验证（例如，实地勘察并确认玻璃门的透明度、彩条粘贴的位置及在一定距离、一定光线亮度、一定视力程度、一定行进速度的条件下，受害人对大门之开启或者关闭能够或者应当作出的判断，等等）。但是，现代社会的法官根本不会考虑借助精密的科学仪器和测量方法去测定受害人或加害人“能否预见损害后果的发生”，而是根据“侧重保护弱者”的法律政策，首先凭借“公平”观念判定此种情形“损失由加害人承担更为妥当”，然后再确定加害人的过错（玻璃门太透明，彩条不够醒目，宾馆大厅光线不够明亮，等等）。而法学家则会理直气壮地指出宾馆的过错在于“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至于注意义务的标准如何，则通常无须指明；
倘有指明者，言语中则透出一股霸气：“只要发生损害而非受害人故意造成，则意味着加害人未尽注意义务。”此话翻译过来，便是“倘有损害，即有过错；
倘无过错，则无损害”，端的一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架势。“有损害即有过错”，那里还存在什么事实判断？！ [14] 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第1页。
[15] 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第3页。
[16]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52页。
[17] Friedrich Müller:Normstruktur und Normativit?t.1966.S.19.以上引自：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第2-4页。
[18] “概念法学”为德国学者耶林所命名。耶林是德国潘德克吞法学派的嫡系，但在其后期著作中，对概念法学痛加批判。对于依靠法律构成技术的潘德克吞法学，耶林在其匿名发表的论文集著作《法学的扯淡与认真》中，讥讽为“概念法学”，其由此得名。（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页） [19] 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20] 参见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21] 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第46页。
[22]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p.656,转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
[23] 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
[24] 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贵州出版社，第263页。转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
[25] 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转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
[26] 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114页。
[27] 日本曾于明治23年（1890年）聘请法国人泼松纳德以《法国民法典》的模式编撰并颁布了一个民法典草案，但该法典仍以“物权”作为第二编（财产编）之第一部的篇名，规定了所有权、用益权、使用权、地上权、占有等具体内容，本身已相似于《德国民法典》。而后，日本人“ 将钟摆最终摇向了德国人”，在德国民法典草案第二稿颁布之际，立即重组立法班子，重新模仿《德国民法典》的体例编撰其民法典。而经过修改的物权法部分，几近成为《德国民法典》的复制品。而旧中国民法典（台湾民法典）深受德国法影响，其编撰基础为《德国民法典》草案第三稿，不仅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的“五篇章”式体系结构，而且在物权法的规则中，规定了物权行为。至于《瑞士民法典》，其编撰体例及某些内容虽与《德国民法典》相异，但其独立设置的物权编，却仍与之极为相似。而由列宁主持制订的1923年《苏俄民法典》，则完全采用了《德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其独立成编的物权部分，包括了所有权、建筑权、财产质权、流通及加工中的质权等具体内容。（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第41页） [28] Pothier,Traité du droit de donmmaine, éd.Bugnet,no 1. [29] 尽管这些概念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法国物权法理论体系相似于德国法，或者如有的学者根据法国学者茹利欧·莫兰杰尔在其所著《法国民法教程》第二编“基本物权”所言之法国人“对物权以及物权体系的理论表述也非常接近于德国法学家的表述” （载《外国民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因而得出“物权概念的创设和物权体系理论终于为法国法学家普遍接受”的结论。事实上，法国民法理论无论在内容及体系上并没有完全接受德国物权理论，例如，“物权”的概念虽然被普遍用于概括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但法国民法理论中至少在形式上并无完全独立的“物权法”的理论体系，其有关物权的理论，被纳入“财产法”（les bians）之更为广泛的领域；
又如，法国物权法中并无“他物权”的清晰概念，“用益物权”的抽象概念根本不存在（在法国物权理论中，地上权、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以及居住权等，被作为所有权的“派生”（démembrements）权利而纳入“主物权”的范围；
而作为从物权的担保物权，因被视为非直接对物的权利而仅仅是一种对于物的经济价值的权利，在理论体系上被排除出“财产法”的范围，与其他担保形式另成一体。（以上参见拙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0]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转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
[31] “法律行为”为一类表意行为的抽象概括，而“民事行为”应当是相对于“行政行为”等的用语，其范围比原本意义的法律行为更为宽大，根本无法表达后者的本意。此种“创设”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学者望文生义，毫无根据地断定“法律行为”即“本质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然后拉出“民事行为”去填补“法律行为”被肢解后留下的缺位。而迄今为止，根本无人能够给“民事行为”定义：如果将之定义为“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实施的一切行为”，则“民事行为”的概念只能相对于“行政行为”等才具有意义，因其完全无法揭示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特征，故其在法律行为制度中殊无价值；
如果将之定义为“表意行为”，则民事活动中的非表意行为便无所归属。问题还在于，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是对各种合同行为以及单方行为的概括抽象，并非对各种“有效”合同或单方行为的概括抽象，法律行为制度不仅要确定有效法律行为的规则，而且要确定无效法律行为的规则。如果将法律行为定义为当然有效的行为，则民法典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便自然必须更名为“民事行为”制度，或者相反，如果坚持“法律行为”制度，则民法典中的“合同制度”便必须更名为“有效合同之制度”，否则在逻辑上就会发生冲撞，无法相互衔接。……仔细想下去，倍觉荒唐。而《民法通则》实施十几年，民法教科书印行千万册，“民事行为”早已深入人心，相沿成习，积重难返，岂敢再言悲哀？！
民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民族法制建设成绩斐然，现已初步建立了具有独特调整对象、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的民族法规体系。我国宪法奠定了民族立法的基础，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法。从全国性民族立法工作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和颁布的347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有87个含有关于民族方面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兵役法》、《森林法》、《草原法》等，都有保障民族平等权利，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条款。在国务院制定的810个行政法规中，有关民族问题规定的行政法规达163个，还有专门关于民族问题的行政法规。到目前为止，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和颁布了自治条件129件、单行条例209件、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64件。另外12个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颁布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或办法，15个省市制定了有关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①。1991年6月，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该学科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范围：一是原始社会的法，二是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三是中国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②。但是从现在看来，民族法学研究与他部门法学研究相比仍然显得施展不开手脚，至今还有人认为，以民族法律为研究内容的民族法学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民族法学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性法学学科，甚至认为民族法学不可能成为一个法学学科，它只能是宪法学中的一部分。对于这些认识上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的一段话可能是最好的答复：“我们必须承认每个有序的社会中都有其一定的法律规则，为人们所沿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它之所以不为人们所见，只是由于我们已经接受的关于法律的标准造成了我们文化视觉上的盲点”。③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吹响，怎样才能推进、深化民族法学的研究，打开民族法学的新局面呢？ 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民族法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以德治国是发展民族法学的指针 在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变革所带来的成本和痛苦往往由弱势人群来承担，比如说因历史上原因形成的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局面，而对弱者的保护规则总是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中缓慢地凸现出来。市场的规范运行依靠的是法律的规制，然而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将逐渐减退。例如当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和局部地区时，市场的竞争的机制就不会发挥作用，这时，法律往往成为保护强者的有力武器。然而，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我们往往看不到制度发挥其统筹规范的作用，因为法律总是在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妥协中诞生，而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些滞后的法律面前，少数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害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事实。例如云南西双版纳州森林覆盖率已由50年代的70%下降到不足30%，贵州省多民族的毕节地区，其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52 5%；
四川岷江上游森林破坏十分严重。类似的情况在民族自治地方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一些优惠和照顾政策或自然消失，或被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所抵消，民族自治地方被迫处于同沿海发达地区“平等竞争”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让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在市场上“过招”，显然是不公平的。有些人还强调要绝对运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规则，那么，如果存在不平等的事实与规则，会有平等的自由竞争与发展吗？既然我们不能依赖市场本身为我们提供社会发展的推 动力，我们当然也无法保证法律自然地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了“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④的方针。周恩来同志也曾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⑤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和贯彻这一原则，把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作为整个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原则在我国现行的宪法中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如果我们重视道德的力量，可以使弱势群体在市场中取得与优势群体相对平等的竞争地位，也会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适用者就制定、实施法律达成共识。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⑥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⑦西部大开发，可以说就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以德治国，改善民族关系和加强民族团结，缩小地区差别的表现。道德的观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规则也是非强制的，但关注道德，实际上是关注人本身，它会使市场运行得更有理性，也会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这也会使民族法学在西部大开发中的研究方向更明确，方法更符合实际。江泽民同志指出：“要通过加强法治，推动西部地区形成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充满活力的开发机制和良好社会环境。特别是要坚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和实行有利于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客观规律，依法开展西部大开发的各项工作，保证在西部大开发中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同提高，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笔的风俗习惯、道德传统，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需要一个与外来文化接纳、融合与进化的过程。它首先是需要尊重，然后才能融合、进化，最后与国家法的规制和谐相处。可见，民族法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论题，还面临着相当艰巨而广泛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并且将以德治国作为研究民族法学的指针就至关重要了。因为这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校正，也是为民族法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德治应该作为民族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从醉心研究市场“看不见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伦理问题，这位著有《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理念。亚当·斯密认为，人性具有两重性：作为“经济人”，自爱是基本动机，人趋于利己；
作为“道德人”，仁爱是其行为的准则，驱使人为他。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打破了“经济人”与“道德人”和谐的企图，对社会的存在构成严峻的挑战，比如法国，目前由于其文化失去凝聚力，整个民族感到极端的寂寞。而中国文化数千年来都能一脉相传的证据表明，只是以法制国是不够的，治理现今的中国仍必须强调伦理价值、人际关系与家庭关心等层面。罗杰·科特威尔曾经说过：“法律不论如何总是更经常用来巩固大众的惯例，而较少加以改变。……违背民德的法律就好似一堆废纸。”⑧ 1.道德研究对民族法学的重要性 几十年来中国法学界一直强调法律的强制性，而忽视法律应该是多数人自愿遵循的规则，民族法学也依然没有从这个教条中得到解放。然而，人类的历史一再证明：法律如果没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即使是由国家制定颁布并赋予其极大的强制力，这样的法律都将注定是无效率的和短命的。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
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就不主张采取苛法酷刑，很多民族没有死刑或很少施用死刑，这种做法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大趋势。民族习惯法的实施更多的是依靠传统道德力量的约束，实行教育的感化，把教育感化作为刑罚的目的，这无疑比刑罚目的问题上的报复、惩罚主义进步得多。在法的宣传和普及上，民族习惯法寓理于法，贴近群众的日常生活。少数民族议定、宣讲、执行习惯法的活动，已成为一种习惯法文化，并熏陶、教育各民族成员，如苗族的大 议榔活动、侗族的款组织活动等。这些具体的潜移默化的法律宣传活动，以特有的方式代代相传，是民族地区“普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在此我们应该强调的是，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它具有内在控制力，可以拘束人们的内在心理，而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当大多数人对某一法律不屑一顾时，就会出现“法不责众”的局面，法律则成为一纸空文。
人类法制发展的历史已明确地告诉我们，自古以来统治者在立法时，总是尽力地把社会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挑选出来，通过立法程序将其演变为法律。从这一点来说，统治阶级的道德不仅是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许多法律规范也是由道德规范转化而来，法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对民族法中习惯和道德的研究，因为“我们不能误以为现代法治必定要或总是要以制定法为中心。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性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⑨。
民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理论法学教学过程是指法学教育主体为了实现法学教育目的而使用的、用来反映法学教学内容的客观存在的一切中间媒介体。[1]鉴于民族院校理论法学课堂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在多年的理论法学教学中积累的经验，提出教师应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根据法学理论的学科特点、教学内容和环节，建构“以讲授为基础，合理配置其他教学方法”的最佳教学方法体系，从而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力争在当前民族院校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一、理论法学课堂教学方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实践证明，教学方法改革的目标是要求教师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的运用，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起法律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追求真理、维护公平的人生观，崇尚和捍卫法律的职业观。教学方法的改革不是要全盘否定原有法学教育中系统教育的传统，而是要改变实现系统教育的方法，其实质是变教师系统讲授的方法为教师引导学生系统学习的方法。通过理论法学课堂教学，学生应当能够初步掌握运用法律命题解决现实生活中有关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技巧。充分采用启发式教学和问题式教学方式，同时引入案例教学等新方法，使纯粹抽象的理论基础课讲授得生动活泼，富有强烈的思辩性与现实针对性。理论内容的革新同样要求对教学方法进行相应的变革。[2]时下，全国不少法学民族院校都一改当初把法学基础理论放在大学一年级讲授的做法，而是要放到有一定部门法基础的大学三年级学生中开始讲授。这种做法本身说明了理论的学科地位受到了更高的重视――它不仅是关于部门法的基础理论，同时还是法学专业学生必须接受的一种法学研究方法训练，还是一门有着相当专业素质的专门课程，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但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也为独立院校法学理论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法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方法观
民族院校法科学生大多反映课程深奥难懂、理解乏力，不能将学习兴趣坚持到底，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法学理论课堂教学质量。而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其关键又在于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笔者认为目前对独立院校的学生主体课堂教学，特别是这种纯法学理论的课堂教学方法有必要改进。
（一）开放式教学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向学生灌输确定性的知识为特征。不仅自然科学的讲授运用着这种模式，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的讲授也是如此，当然法学理论概莫能外。中国历史上的律学，以及西方法学发展史上的“潘德克顿”学派都属此类――它们以注释法律条文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目标，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已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十九世纪，以倡导利益法学著称于世的德国法学家赫克就曾对所谓的“概念法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当前中国理论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这种传统的理论法学教学方法因此也显得更不合时宜了。鉴于目前理论界观点众多的现状，教员在讲授该课时宜以一本教材为主，同时将其它主要的学术观点进行必要的说明。这种教学方式要求教员在讲述某些观点时尽量不要带有感情色彩――其目的在于让学员自己有更广阔的思维空间。经过半年的理论教学，我发现大学生对讲述这种不确定性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不仅认可，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欢迎的。当然，与这种教学模式相伴而来的是考核的问题，理论观点的多元性决定了考核标准的不确定性，因此传统的考核方式亦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因为这种考核模式无疑会让大学生思考对法学理论课堂教学的乐趣。[3]
（二）互动式教学法
现代法学理论界认为，法学理论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是教与学相互作用的过程，以期达到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发展学生创造潜能的终极目的。教与学既对立又统一，这对矛盾中，双方都是积极因素，把两者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以教促学，以学促教，以学促学，使整个教学过程处于共振、互动和合作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互动式”理论教学模式。[4]
1.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能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应是组织者和指导者，在“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主要发挥协调和指导作用。教师的教学服从于学生的学习，教为了学，以教带学，以教导学，以教促学，只有教师的能动作用的充分体现，才能保证“互动式”教学的有序地紧凑地进行。当然，教师的教学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并促进学生的学习，主要有两大功能，即导向功能和调控功能。要发挥教师的导向功能作用，一是“导向”，通过精心设计教学提纲，指导学生感知教材和理解教材；
二是“调控”，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创新潜能。问题的设计要立足教材，体现知识的综合运用，拓展思维空间，培养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
2.凸显学生积极参与的主动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对象，处于“互动式”教学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要使学生成为有独立行为的人和有自觉的、有意识的人，才能在学习中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学生自觉主动参与学习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和制约整个教学过程的发展和教学的结果。要落实学生学习主动性，必须在“我要学习”——“我能学习”——“我会学习”几个环节上下功夫。
（三）案例式教学法
理论法学是一门以静态的实在法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学科，这也决定了它应该坚持“从部门法中来，到部门法中去”的研究策略。案例教学法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方法，可以根据需要任意选择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也可以全部使用。[5]每一种方法的目的和具体操作各有其特点：
1.讲评案例法。讲评案例法是指教师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某一教学内容而对某一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从中挖掘出比较深刻的东西，并通过讲评案例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比如，在讲民事法学理论中普通程序的各个阶段时，教师可以讲“王XX诉李XX损害赔偿一案”，从王XX如何起诉，李XX如何应诉，到法庭如何审理等。这就可以使学生明确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各个阶段。当然，也可以进行电化教学，播放民事审判的录像片，边看边讲评，这样的效果更好。
2.讨论案例法。为了加强学习印象，巩固学习效果，检验学习水平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案例。这一方法要求教师必须事先准备好有一定针对性和难度、有不同意见和结论的案例。这类案例必须具备主要情节和细节，教师在介绍案情后，提出有关问题，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法学理论和有关法律规定解决实际问题。可分小组讨论，也可以大班讨论；
可以先合后分，也可以先分后合。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最后教师还要对学生中出现的不同意见进行一一评析，给出参考答案并说明理由。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运用讨论案例法的关键和目的。
3.实习案例法。实习案例法就是搞模拟法庭。当学生在学习诉讼法这一程序法，既具备实体法的知识、又熟悉程序法的内容后，教师就可以发动、组织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充分利用模拟法庭，由学生亲自当法官审理案件或参加庭审，全面掌握和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的法律规定解决实践问题，提高学习兴趣，树立学习自信心实习案例法是一种具备综合内容的学习方法。它不但可以掌握知识，更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组织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四）漫画式教学法
这种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丰富课程的学习内容，也增强了教学的灵活性、多样性。在课堂上，教师不是单纯地讲授知识，而是利用讲授这种形式，通过启发诱导学生，使其产生学习的兴趣，主动地发现问题，教师或解答学生的疑问，或适时组织学生开展讨论，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引导下不断发现问题和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使他们对问题的探究活动能够延伸到课后。课堂讲授的内容丰富、鲜活、深刻。[6]反映出从事本课程的教师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因而能够保证课堂教学获得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研究兴趣又能获取丰富知识的良好效果。在课堂上积极引入典型案例分析、课堂讨论以及“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等教学方法，从而丰富了教学手段、活跃了课堂、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五）诙谐式教学法
这种方法深入浅出，分析问题细致入微以及相得益彰的多媒体演示，使教学方式生动活泼。教师能够及时地将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研究体会及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融入教学之中，将深奥的理论知识用很直观诙谐的漫画表示，使复杂的学术理论很容易被学生接受。在课堂讲授方面，教学内容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讲述准确且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注重对一些重点疑难问题的分析和挖掘，并适当介绍国内外理论界对重要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培养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六）教材教学与经典教学相结合法
一是教师在讲授教材内容时，穿插相关经典著作的背景和内容介绍，引导学生去阅读经典，激起他们对经典的兴趣；
二是给学生开出经典书目，供学生选择阅读，要求学生至少阅读3本以上的经典著作。三是开设选修课《法学经典著作导读》，由资深教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深受学生欢迎。经典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感悟能力，增强学生的历史感，提高其理论素养.
（七）点评式教学法
这主要针对实践教学和学生作业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师一般以作业的形式布置学生撰写相关问题的分析报告，教师选择2-3个进行点评，首先由学生点评，教师引导，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性点评和分析。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改进提高，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点评式教学，教学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对言语形式之“异”不断有所察觉、发觉，然后进行揣摩、玩味，进而发现、发掘一些东西。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应引导学生精耕细作、细嚼慢咽。教师的基本任务应是对学生容易出现的“盲点”进行及时的“点化”，促其“觉悟”、“开窍”。如果说，“读”、“悟”更多的是对言语的感受、感知，是一种感性的心领神会的话，那么“评”则要求将感知结果清晰化、条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文字化。它既是“探究”的一种具体方式，也是“发现”的外显成果。[7]
（八）立体化教学法
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教材教学模式，试图立体化教学。它能使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有着深厚的现实与人文情怀，增强其关心社会的情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我们的立体化教学由五部分组成：一是课堂的知识与理论教学，以增长知识为主；
二是影像教学，即通过播放影像资料进行点评式教学，以培养学生的现实关怀为主；
三是讨论教学，让学生有思考、发言和论辩的机会，以训练思维为主；
四是实践教学，包括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社会调查、实习等，对重要案件的庭审观摩，要求学生写出评论报告。实践教学以培养技能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为主。五是互联网教学，我们通过网络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结语
民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法；
民法；
科学；
发展
我们讨论商法、民法的关系，目的在于探讨如何正确处理商法、民法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在商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民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为此，我想谈以下几点认识。
1.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似乎只存在于大陆法系某些国家，其他法系，特别是英美法系，由于不存在民法的概念，显然也不存在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
2.大陆法系商法与民法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典的明确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一条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民法”，表明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第二，是学者的观点，如法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一定商行为的特别法；
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适用于商人的特别私法；
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商事的特别法。第三，是商法规范的性质，被认为是民法的特殊、补充、替代或变更规范。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民法是对简单商品所有者一切本质法律关系所作的规定.
3.科学发展观其要义，一是要符合客观规律；
二是符合目的“仅合规律不合目的，或仅合目的不合规律，都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规律即追求真理的过程；
目的就是以人为本，即实现价值的过程。通俗而明确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4.目前，有一些对商法、民法关系的似是而非的表述，其视角是立足于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造成的，是不科学的。具有典型性的一种表述是：“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或者滥用简称的“民商法”。这种表述准确地揭示了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框架内商法与民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陈迹，同时也反映了民法“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处境，不得已地采取“傍大款”的方式维持其生存。但是，这种表述不符合全面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要求，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面对科学发展观，对商法和民法来说，都面临一场真正的、深刻的法律革命，而“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民商法”这种反对法律革命的论断，本质在于阻挡这场深刻的法律变革，开历史的倒车。
5.面对科学发展观掀起的这场法律革命，涉及商法与民法的各个方面。首先，从法律渊源看，只有法律、法规和具有法的意义的习惯，才被认为是法律的渊源，并且依次法律的效力递降，并且法律被分为基本法律和法律。在我国《民法通则》是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各种商法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效力低于基本法律。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第二，宪法之下一位阶的法律部门与宪法的关系；
第三，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在部门法之间能否由一个部门法统帅另一个部门法；
第四，惯例的地位。
6.市场经济适应价值规律，以分散主体决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商法作为市场交易的行为规则，要体现这种要求，从其产生直到今天，惯例就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因为，商法是由商人们自己创造的，是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是市场交易实践的产物。今天，各地商法的总趋势是向协调、一致和统一的方向发展，其“公平”、“灵活”、“便捷”的特性，深人人心，影响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如法国、丹麦、前南斯拉夫、瑞士等，比如《日本商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商业习惯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不仅承认商业习惯，而且对于商人们之间普遍适用的“交易作法”和“贸易惯例”给予法律的确认，并且在市场交易关系中，首先适用包括惯例的商自治法，这就区别于《日本商法典》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国际惯例”。这方面法国有明确规定：“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贸易惯例”；
并且在美国存在着惯例、协议优位原则。值得指出的是为了“切实解决好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我国明确提出要“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蹉商和制定”.而市场交易惯例可以有效地导向商人（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符合客观规律，形成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市场交易法律秩序。
现代商法在适用上有一个前提，即假定一切市场交易都是在商人与商人之间进行的，因为“商人”指经营某种货物的人，或者其职业表明他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或者他因雇佣其职业表明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经纪人或其他中间人而被视为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而”商人之间任何其双方当事人均可被视为具有商人的知识或技能的“人之间的交易。一是把消费者排除在商人之外，因为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是”主要供个人或家庭使用或为此种使用而购买的货物“不是为了市场交易，消费者是不具有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
二是在网络时代，商人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或者技能，包括网络技术优势，而消费者处于技术弱势地位。凡此种种均要求给予消费者以特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要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因此，现代商法摆脱了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的适用困境。三是商人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科学合理的商人标准，有效地摆脱了近代商法繁琐的界定。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今社会，商人不可能拿出时间学究式地探讨近代商法诸如必然商人、应登记商人、自由登记商人、大商人和小商人、拟制商人、表见商人等诸多商人概念。商人作为”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专家，不仅是赋予商人的荣誉，更深层次的是要商人承担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责任，如严格责任、产品责任等一系列责任的设定。作为专家它要求每一个商人应当而且必须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而不问是否实际具有，它准确地反映了新经济时代对商人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激励商人竭力使自己成为所从事的市场交易领域的专家。现代商法商人的”‘人’包括个人或组织“（《美国统一商法典》第l～20l条）：”单数词具有复数的含义，复数词具有单数含义“（第1—102条）。这种简明科学的界定，从根本上区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将商人分为法人、自然人。并且法人又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
私法人又分为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
社团法人又分为营利社团法人和公益社团法人，还有什么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等等。我国商人在如此繁琐的法人概念面前一头雾水，弄不清究竟什么是法人，谁是法人，导致曾有人误认为法人就是犯法的人，坚决拒绝充当法人。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法制领域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当其冲。并且现代商法适应现代市场交易，在法的适用／顷序上也根本有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现代商法首先适用的是商自治法；
其次适用的是商法特别法及本国签字承认的商法条约、协定；
最后是按照立法程序，对现代市场交易主体和现代市场交易行为所作的基本规定——商法法律及法典。商自治法在商法适用中的突出地位，反映了现代商法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商自治法包括：一是公司、企业制定的章程；
二是合同条款；
三是惯例等对商人市场行为起导向、约束的行为规则。
7.关于法典。按照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思维，形成了法典崇拜，认为法典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
产生了多达一万六千多条的《普鲁士民法典》；
表现为《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
表现为《德国民法典》被认为是法律职业者使用的一个基本工具；
表现为《民法典》既然包罗万象、尽善尽美，因此禁止人们公开评注。以民法为核心，显然不能建立正常的、科学的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因为商法是一种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从内涵说既包括商法典，也包括商法典之外的商法法律、法规、规章、惯例；
从外延上说，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地区以及国际上通用的商法规则。它不盲目崇拜法典，而着眼于以世界范围为市场的市场交易实践。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是其应有之义。因此，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应从商法起步。因为商法已经成功地提供了统一的具体途径和方式，这就是一国的统一、地区的统一和世界范围的统一。方式一是公约、条约、协定；
二是统一法即示范法；
三是统一规则，即示范性的标准条件。其中示范法是商法统一的典型形式。并且科学地解决了一国商法统一与全球商法统一的关系，如我国明确要求市场交易主体要“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我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共同法并不难发现，关键在于要有新视角、新思维。如果思想不解放，没有牢固的科学发展观，固守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观念，是绝对不可能发现共同法的。
8.关于法官。在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架构中，拿破仑皇帝等极少数人具有立法垄断权，法官只能在审判权限内解释和适用这些“法律”，法官被认为是机械地操作的“低能”、“弱智”的“工匠”。我国有的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它“对法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尤其对我国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以此为由而充分论证在我国制定德国式的《民法典》的必要性。问题在于：第一，人和法的关系。如果说法是公正善良的艺术的话，它顶多是一件艺术晶，是一种静态的存在，需要人去再创造，再演绎。正如一部音乐作品、戏剧作品，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则是在忠于乐曲、剧本的前提下对作品的艺术再现，是一种再创造。审判如果没有法官的智慧，是绝对不可能使法律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的。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宋鱼水式的优秀法官，优秀的法官理所当然的是忠于法律的审判案件的艺术家，而不是机械执行法律的“弱智”、“低能”的“工匠”，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真正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即便出现电脑量刑，鼠标也不可能代替法官的智慧。基于此我国对审判机关给予了充分信任，明确提出要“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第二，在我国要强化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也急待改变一些人心目中被扭曲了的法官形象，赋予法官决定立法是否违宪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