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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论论文【五篇】

时间:2023-07-01 11:10:03 来源:晨阳文秘网

品牌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市场营销界(主要是美国)起自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原因或许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西方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品牌。它对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价值理论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价值理论论文【五篇】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品牌价值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现状

品牌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市场营销界(主要是美国)起自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原因或许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西方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品牌。它对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自然就是,这样的品牌到底具备了多少价值,应该怎样评估一个品牌的价值,对品牌价值该怎样进行管理以保证其增值等等。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国际化过程的产生和发展,跨行业、国际化的兼并和收购日益频繁,品牌研究也日益国际化。

对品牌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方面要寻找一个统一的品牌价值的定义,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出具体的评估模型。由于品牌价值被用于不同的目的,研究本身又超越单个的学科范围,导致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结果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其中很多研究互为补充。至今尚没有一个统一集成的对品牌价值的定义及评估模型。

品牌为什么具有价值

要研究品牌的价值,首先要回答品牌为什么具有价值的问题。这就要从品牌本身及其功能说起。

品牌从最初的意义上讲是一种产品的物理标记,借助于名字、符号、设计及其组合来区别于其它产品,这时它是一种产品的产地证明和质量保证。现代意义上的品牌当然已经远远突破原有的这种简单特性。这可以从品牌和消费者的关系以及企业利用品牌来调整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等方面来分析。作为品牌的所有者,企业可以借助品牌的帮助来保持自身产品的个性化特色,从而有效地向消费者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有了这样的功能,品牌就可以在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产品及商店选择决策)当中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成功的品牌可以唤起消费者对产品的积极联想和看法,对产品质量的感知就会转换成消费者能够接受更高的产品价格的意愿。这种积极效应的长期累积可以简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并进而成为日常性的购买行为。此外消费者往往把某一知名品牌和品牌的供应商联系在一起,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就会在消费者头脑中转变成整个企业的良好形象。如此说来,品牌是消费者和产品及其企业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达。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忠诚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就转变成对企业的忠诚。就企业和中间商及零售商之间的关系而言,品牌同样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借助品牌对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可以迫使中间商及零售商经营自己的品牌,从而改善和强化自己在垂直竞争(制造商-中间商/经销商-零售商)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企业拥有一个好的品牌,就可以拥有一份极有意义的价值。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企业也就拥有了一种资本——品牌资本。

品牌价值的定义

由于品牌具有了价值,定义本身就转变成了对一个尺度的确定,通过这一尺度可以使某一品牌得以量化。另外,品牌的价值本身处于非物质的无形的状态,它又紧紧地和品牌的所有者及品牌本身联系在一起,表明了所有者在未来使用这一品牌的过程中能够带来的价值。品牌因而资本化。在这一基础上,品牌价值还可以理解成品牌本身在市场或者其使用者当中所享有的声誉。

除了上述共同之处外,品牌价值的定义因研究者的兴趣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大致说来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从企业财务的角度把它看作能给企业未来带来利益(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方)的资本(流入);
第二种解释是把消费者的因素考虑进去,品牌价值一方面表现为由市场营销手段所支持的品牌内在特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和忠诚。第三种解释认为品牌价值反映了消费者在感知品牌的过程中全部或部分激活的所有积极和消极的认知总和,它最终将反映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可度量指标当中,而这些指标往往是企业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品牌价值的应用领域

品牌一旦具有了价值,就找到了其应用的领域,这些领域既包括企业内部,也可以延伸到企业的外部。就企业内部而言,品牌价值可以直接用于品牌的预算管理、转让、品牌线的扩张(垂直或水平)及品牌控制等等,在会计和财务准则准许的情况下,品牌价值还可以直接资本化,记入资产负债表的贷方。在企业外部,品牌价值可以用于品牌使用权的转让、企业兼并和买卖、银行信用评估等等;
消费者可以利用它来进行购买比较,零售商则可以利用经营品牌商品来建立自身独具特色的形象。

品牌价值的确定因素

要确定是哪些因素决定品牌的价值,首先就要明确选择这些因素的标准。简单地说,这些标准包括客观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等等。下面就借助这些标准来分别说明品牌价值的决定因素。一共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从消费者的角度,品牌价值来自于消费者对品牌所有的认知总和,这也是品牌价值的最初源泉。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1、消费者的品牌联想。它包括消费者记忆当中所有和某一品牌相关的感知、购买、使用等的总和。消费者除了可以不通过直接和品牌接触而产生品牌联想(比如通过广告)以外,通常情况下是指消费者已经直接和品牌接触并且购买和使用了某一品牌,这个时候的消费者已经具有对某一品牌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品牌联想会长时间留在消费者的记忆当中,一旦消费者处于某种消费状态(比如要做出购买决策)的时候,储存在记忆中的品牌联想就会马上被激活。激活的强度取决于消费者在过去所受到的和某一品牌联系在一起的冲击的强弱以及消费者的记忆能力。总之,品牌联想会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持续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2、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和品牌联想不同的是,消费者的品牌忠诚表现为消费者长期地和某一品牌联系在一起并对之表示满意。可见,品牌的忠诚来自于使用某一品牌后留下的相当长时间的积极印象。如果说消费者通过品牌联想可以引致第一次的购买行为的话,那么品牌的忠诚就是在很长时间内重复地、自主地购买同一个品牌。所以说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提高需要制造商、中间商和零售商长期的、一贯的营销组合的支持。

(二)从品牌(产品)自身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至少有下面几个方面影响并决定品牌的价值。

1、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已经被无数的研究所证实。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产品质量并不是产品真正的客观具备的质量特性,而是指消费者所感知和认同的产品质量,两者之间必须加以区别。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并不具备客观地判断产品质量的能力,这个时候对消费者购买决策起决定作用的是被消费者感知和认同的产品质量。这里对市场营销策略所提出的难题在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和认同很难确定,因为不同的消费者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个性、需要、偏好和价值判断等等。

2、品牌的知名度。品牌知名度是指消费者头脑中对某一品牌的熟悉和知觉存在。它显然和消费者与某一品牌接触的频率及强度有关。在消费者对某一品牌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知名品牌会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关注。知名度可以在消费者的品牌联想中提供安全的品牌信息,因为在消费者眼里,很高的知名度代表了品牌的市场位置、亲和力和企业的公众关注。需要强调的是,企业的营销组合(特别是广告)应该着眼于提高品牌在消费者当中的所谓自主知觉存在,消费者在毋须外在提醒的情况下对品牌的知觉存在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具有更现实和直接的影响。

3、市场份额。和前面的因素比较而言,市场份额属于另一层面的决定因素,就这点而言,它实际上是反映品牌价值的一个指标。好的产品质量,很高的品牌知名度,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等等最后都会在这一指标中得到反映。这里的难点在于,用以确定市场份额的相关市场实际上是很难定义的。

(三)从品牌流通的角度来看,品牌价值是建立在其在分销商和零售商当中的地位和声誉的基础上的。一个好的品牌可以减少进入市场的支出,容易获得零售商的认可,从而进入其分销渠道。对制造商而言,营销组合的重点应该放在和中间商及零售商的合作上,其目的在于保证品牌价值不但不会在流通过程中遭受损害,反而能够增值。这里可供采用的市场营销组合及合作方式很多,如供应链管理、消费者效能管理和产品类别管理等。

(四)最后是品牌的法律保护。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登记注册受法律保护的。受法律保护的品牌不仅可以给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前后设置市场障碍,在品牌受到侵害的时候得到保护和补偿,还可以在消费者当中产生积极的联想效应。一般说来,受到保护的范围越广,品牌价值也就越能得到保证。

品牌价值的评估模型

由于对品牌价值的定义和决定品牌价值因素的认识不同,多年来西方市场营销界设计和发展了众多的度量模型,用以评估品牌的价值。仔细地比较这些模型可以发现,它们在理论基础、可操作性、有效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说,很难判断到底哪个模型是合适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模型只能用于不同的目的和领域,一个通用的被广泛承认和接受的模型并不存在。

大致说来,可以把它们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无法用货币计量的模型,它主要通过调查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认知高低来确定品牌的价值是高还是低。通过这样的模型虽然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品牌的价值高低,但是一个确定的品牌价值却无法计量,显然它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消费者的认知高低可以直接通过消费者对某一品牌或者品牌的某一方面特征进行询问来确定,也可以把某一品牌的很多方面特征包括进去,通过调查每项特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位置(权数),再考虑这项特征的认知程度来确定品牌的综合价值。这一类模型适用于品牌的管理,特别是可以针对消费者的判断和评价找出影响品牌价值的原因,从而通过营销组合来消除不利的影响因素。

第二类的模型可以把品牌价值货币化,从而给予某一品牌以具体的价值尺度。大部分的模型都属于这一类。在这类模型当中可以进一步划分成简单模型和指标分层模型。前者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定一个确定的指标,通过对这一个指标的计算来直接得出某一品牌的价值。属于这类的模型有成本模型和收益模型,两者正好从不同的方向来评估品牌价值。成本模型着眼于查清创建某一品牌的所有支出总额,它着眼的是过去,而收益模型则要调查某一品牌在未来可以给所有者带来的收益,它着眼的是未来。成本模型的难点在于划分成本,就是说企业的哪些支出是用于某一品牌的,这里有一个对共同费用的分摊问题。收益模型的难点则在于对未来收益的测算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未来的市场状况无法知晓。成本模型和收益模型的好处在于它们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利于企业加强成本核算和资产管理。指标分层模型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定一系列的指标,往往通过不同的方法确定每一项指标的权重(如专家估计、行业测算等),最后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一个加权的指标值,它可以直接就是品牌价值,也可以做进一步的计算以后获得最终的品牌价值。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允价值;
优越性;
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涵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公允价值界定为熟悉情况和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中,能够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并在《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指南》中对非货币易中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该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市价即为其公允价值;
如果该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比照相关类似资产的市价确定;
如果该资产及其相关类似资产均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依据其未来可以产生的现金流量及适当的贴现率计算的现值来评估确定。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运用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完全的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持续经营。

二、公允价值的优越性

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相比,有以下几点优越性:

(一)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

公允价值所强调的是交易与事项中蕴含的产权契约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产权契约关系又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允价值恰恰能够体现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可以看成是会计计量的回归。正因如此,公允价值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各国会计界的重视,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变化趋势,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正是这一点的体现。

(二)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尽管都采用货币为计量单位,但是计量的属性却不配比。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而成本和费用却是按照历史成本来计量,这样计算出来的收入缺乏准确性和可比性,会出现收入超分配或者虚利实分的现象。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收入、成本和费用都采用公允价值,使得计量属性符合配比原则,又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

(三)有利于维持的经营能力

企业要使经营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必须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能力得以补偿,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果采用历史成本来计量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力耗费,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却不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将会萎缩。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即是按照现行市价或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计量生产能力,即使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也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使企业的经营在正常的状态下持续下去。

(四)能够适应新业务的需要

从目前会计界所遇到的会计计量难题来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人力资源会计问题、环境会计问题、网络会计问题等,在计量基础上所共同指向的应是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当然,作为一项基本的会计计量基础,只能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计量方法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应该能够适应各种经济发展变化对会计计量的需要。

三、我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利因素

公允价值计量尽管有上述诸多优越性,但是在我国运用公允价值的大环境尚未全面形成,运用公允价值还有诸多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

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许多问题还处于研究之中。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现阶段还处于一个正待研究的领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它的价值如何来进行确认与计量,因其在实务操作上对其价值的选择很难克服人为因素影响。由于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使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上还是处于探索的过程。由于具体的价值确认的标准有许多,容易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致使会计信息可靠性较差。

(二)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

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对于绝大多数资产和负债而言,很难找到可以观察到的市场价值。我国现在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各类要素市场的运作还不够正规。中介机构尚难以真正独立、客观、公正地行使中介职能。还有一些中介机构缺乏诚信,对一些资产或负债的评估有失公允,资产评估的科学性还存在较大欠缺。

(下转第63页)

(上接第55页)

(三)会计人员的素质跟不上经济形式的发展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低,在公允价值的确定过程中,将未来现金流量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计量,往往就成为估计相关价格即公允价值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但因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等都是不确定的,会计人员的素质偏低,在计量的操作上往往难度很大,使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难以发挥。

四、在我国推行公允价值运用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

借鉴国际会计的研究成果,曾为我国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要注重理论体系的健全,并将健全的理论在我国全面推广与运用,才能促进解决运用中出现的难题。

(二)改善公允价值计量运用的市场环境

1.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系。只有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建立,才能更好的确定商品成本和市价,从而获得商品公允价值的信息。首先需要完善的是市场体系;
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价格是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充分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之后所达成的共识。此时,价格才能成为真实的、准确的市场信号。其次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交易双方公平交易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完善法制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对会计舞弊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惩罚机制,尽力避免给那些利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舞弊者留下操纵的空隙。

2.大力发展独立诚信的中介机构。当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无法观察到时,企业除了可以自行估计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外,还可以借助独立的中介机构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因此,以评估价值代表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主要取决于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目前,我国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都不理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我国管理中介机构的行业协会加强对其监管,制定理加严厉的措施对违规中介机构进行处罚;
一方面需要政府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中介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

3.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信息化的建设。一方面加大市场信息网络化的建设力度,一方面企业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上也应加大力度,特别是会计电算化的建设和网络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会计部门与市场信息之间的网络并行,加快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处理。

(三)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要在我国全面地推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首先,要从整体上来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会计人员在业务素质上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形势的发展,要不断更新观念,接受新的知识。其次,要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宣传和对会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使广大会计人员能尽快地熟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同时并能尽快地掌握对其的具体运用。最后,会计准则制定者应经常与会计实践工作人员保持沟通,及时解答他们在处理公允价值上遇到的现实难题。

【参考文献】

[1]徐淼.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及前景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3).

[2]李惠.公允价值的应用分析[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8).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产品设计价值工程人性化价值观

前言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位的上升,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也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甚至是“情感的交流”,这也使产品设计向多元化、个性化的纵深方向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产品设计存在着一些缺陷与盲点,大多数企业以引进为主,对国外同类型产品进行模仿,造成设计理念上的失衡与同类型产品的同化。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系统进行分析,有利于全方位的提高产品的内涵和外延,设计出高质量的产品。

产品设计中的价值层面已渗透到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产品循环体系,要涉及到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进行系统分析,制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坚持经济、人文、社会三位一体的设计观念,致力于人类生命环境的改善与发展,使产品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1、产品设计中的经济价值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材料、加工工艺,以最省的用料在短时间内生产制造出具有高性价比的产品,即以最低的成本费用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产品设计中的经济性原则。

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循环系统中,设计要涉及到全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商品的销售,是以经济性作为保障的。当产品的综合质量好而价格过高时,大部分消费者不敢问津;
当产品价格低、质量差时更不会赢得消费者。因此,如何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如何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取利益和满足消费者使用的双向需求的动态平衡,是工业设计融合运用价值工程的新的理念。

价值工程VE(ValueEngineering)是工业管理领域的科学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在应用系统性和创造性的独特研究方法过程中,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Cost)可靠的实现必要功能。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产品的功能分析,对产品性能、生命周期、可靠性等各个指标进行系统的综合平衡,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分配各种原材料,探求和采用新的、成本低的变体,节约各种物化劳动成本,提高产品的价值。

功能与成本两个迥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概念,构筑了价值工程的基本框架,为提高产品价值的终极目的奠定了基础,深刻地反映了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若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了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现有的生产及技术条件下,提高功能与降低成本具有二元对立性。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时间段内,二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和谐格局。但科学技术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及新材料的运用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这种表面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和谐格局会随之而改变,生产同一种产品,在技术较先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里,功能与成本的系数比高于技术与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因此,工业设计师应遵循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尽可能的满足二者的动态平衡,建立成本及功能的共同的精神指归——“以人为目的”,形成为用户服务的现代设计理念。

2、产品设计中注入的人文理念

设计的任务是解决“人——机——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其设计的出发点是人,旨在通过生产技术手段把人的创造思维转变为实体的产品,实现为人服务的目的,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产品设计中注入人文理念,探讨产品所蕴含的人性化设计观念和根植于时代特性和地理特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能为产品设计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使产品更合乎人性,使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为和谐。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所具有的人性的意义就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人性化的设计观念是合乎时展要求的。

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活动中,产品与文化又是紧密相关的——产品是文化理念的载体,而文化则是产品内涵的延续。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的生活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现代设计师要善于通过适当的物质材料,借用一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某种符号系统,创造某种同构性的艺术形式,来唤起受众身心结构上的类似反应,从而形成和传递现实的设计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能够把握社会文化结构需求的趋势与变迁,使相应的产品与之相契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2.1人性化设计观念

人性化的设计观是工业设计经导入期、发展期、成长期发展到现在的成熟期以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设计哲学。它反对像过去那样,设计师只重视产品的功能与造型,而是要求设计师积极考虑经过设计的产品将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对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设计应充分的尊重人、理解人的特点,以人为基本出发点,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去研究人的需求,探索各种潜在的愿望,用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观念,把需求、人机工程学、美学及环境因素等有机地融合,进行综合分析,以此确立产品设计的目标。

产品设计不仅设计了产品本身,而且设计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也设计了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的进步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信息的快捷方便了人类生活。当今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如人的孤独感、造型的失落感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质原因并不在于物质技术的本身,而正是人类总体设计上的失衡,没有把人性化的理念系统的贯穿了人类的一切创造和设计活动中所形成的恶果。因此,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的设计思想,强调人、产品、环境、社会之间相互依存、互促共生的关系,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2产品设计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但又因其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文化是环境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中,有形的物理环境和无形的文化环境都对产品设计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使产品在无形中成了沟通和交流的媒介。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来临,使得产品设计中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知识、文化价值。因此,设计应符合文化的时代及全球信息化的特性,展示不同文化传承下的设计理念和价值观念。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夫勒所说:“人类需要高技术,更需要高情感,人们的购物过程不仅满足的是物质需要,还有文化上的需要。产品一旦被赋予某种美好的情感,就会缩短人与产品在情感上的距离,出现购买行为上的文化认同。”

同时,文化环境对产品的影响是隐性的,如法律、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就是如此。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文化,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

3、产品设计中彰显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产品作为“工具”,已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象征物。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转化中,产品作为设计师思维物化的产物,作为传达给受众的一种使用符号,使得设计活动在这种转化中起到了纵向联系和横向承接的作用。无数的设计实践证明,在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产品的设计进程中有着无法量化的社会价值。

3.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在获得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对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相互疏离。甚至西方国家在20世纪还推出了“有计划的废止”的一次性消费观念,在设计上竭尽所能,不断推陈出新,以产品的快速更新来刺激消费,创造市场,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最终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造成了今日全球性问题,使全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大量的资源被过度消耗,大量的污染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产品创新中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设计准则已深入人心,环保消费已蔚然成风。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几个主要的设计思想,如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循环设计等设计理念,有效的实现了产品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交互。

3.2科学技术的物化

任何产品都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它是那个时代、那个民族或地域的社会观念及经济技术基础的总和,以及人们对材料、结构、加工工艺的理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产品的更新换代,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品设计的全面更新,引导产品创新跨向新的平台,而新创造出来的产品又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又引发了科学技术的变革,二者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科学技术是一种资源,但是,人类要接受这一种巨大的资源,把这种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价值,还需要某种载体,这种载体就是设计创造。新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管理、巨额的资本投入,都需要经过这“媒介”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是通过设计与制造向社会广大消费者进行自我表达的,设计使新技术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使设计观念和设计语言进一步演进,使艺术畅想进一步摆脱了物质条件的束缚,使人类的创造、想象和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综上所述,站在价值系统的角度研究产品设计有助于综合的考虑设计、制造与生产等各个周期的经济因素、人文因素及社会因素,促使新生代的设计师在理性层次上思考产品创新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使创造出来的产品更能引起使用者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1郑建启,李君华.新论工业设计融合价值工程的理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2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会计实践运用理论价值发展

一、对管理会计在实践运用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运用状况。单就管理会计所囊括的各种方法看,其中一些方法可追溯至“泰勒”式管理时代。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讲的管理会计,就是过去“生产+核算”模式,这种模式与“成本管理”有着基本一致的含义,如果仅就这个层面上说,管理会计的应用在实践上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普遍的推广价值。但它与我们今天所指的管理会计所言及的盈亏平衡点、经济订货批量、回归预测法、贡献毛益法等等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这些新方法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用处呢?多数企业家认为“成本管理”很重要,只是苦于方法难寻。正视我国管理会计现实,人们要么探讨一些所谓的基本理论,给人们隔靴抓痒的感觉;
要么介绍一些所谓前沿,使人感到“可望不可及”,要么罗列一些具体问题,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再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改进建议,只能供人“一次性”消费;
要么沉溺于数量分析技术,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下,构造几个“貌似天仙”,但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型。当然,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确有能创造出富有经济效益的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在冶金行业中,已形成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企业管理和成本管理方法。诸如50年代鞍钢“班组核算制度”,60~70年代冶钢的“五好小指标竞赛”,同期鞍钢、本钢、马钢推行的“内部利润制度”,80年代首钢“包、保、核”为基础的层层承包做法,90年代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等。上述各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如果勉强纳入管理会计方法,那么这些方法也只限于冶金行业,而其他制造业和化工业,还鲜有类似的系列方法。同时我们还看到即使在冶金行业,各个企业在加强“成本管理”中也有自己的成本管理特色,邯钢就提出炼铁学马钢,炼钢学鞍钢,中板学济钢,轧钢学唐钢;
主要指标学安钢,利用系数学济钢。这就表明成本管理不能形成模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冶金行业的企业能够推行丰富多样且具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也有其产品的特殊性,因其产品功能、规格、样式比较一致,产成品便于比较,成本也便于比较。而在制造业,特别是产品功能差异大,质量规格多样性情况下,就难以总结有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家电业和生化业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以及电子网络行业运用管理会计方法就更是寥若晨星了。可见管理会计在20年来,虽有管理层的鼓与呼,理论界的捧与吹,但在实务界鲜有进展,是因为管理会计的方法论只能局限于个别行业和个别企业。

2.管理会计在实践中失灵的成因。管理会计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广泛应用,既使有所运用,其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会计组织机构设置中,由于管理会计的职能部门和专职人员缺位难以组织运作,同时它自身既定的作用,形成有它无它无所谓的恶性循环;
二是在管理会计提供的方法中,其抽象的数量模型反映不了客观实际的需要,方法抽象,基本资料难以筹集,这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

首先从第一个原因看,会计工作与审计工作、统计工作一样,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工作,其业务活动的开展,必须有专门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员承担,才能卓有成效的开展业务活动。目前在企业中,财会、统计、审计都有实实在在的职能机构和专职人员。但是纵观管理会计的机构设置和专职人员的情况,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全国几乎还没有一家企业能这样做。在全国500家大企业里,也没有把管理会计工作看得很重要,这表明我国对管理会计业务活动的开展在企业中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即使在个别企业对管理会计进行一次性运用,也是把各项任务分解到有关职能部门去承担,把预测职能分配给统计部门,把计划职能分配给业务部门,把预算职能分配给财务部门,把决策职能分配给决策当局,把控制职能分配给生产或施工部门,这就把原本连续系统完整的一项活动割裂得七零八碎,降低了各项职能应有的效果。各部门把承担管理会计所分配的相应任务,也看作“苛捐杂税”和额外负担,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很容易想象其最终的效果。

其次,管理会计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发挥,不被人们所重视,还由于其抽象数量模型方法所造成的。抽象数量模型方法适于做一般性的分析,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运用。特别是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单纯用数量模型的方法去解决是注定要失败的,需要结合经验方法,更需要善于观察思考的方法。但是现实中的人们经常采取“机械主义”和“拿来思想”,照套公式,照填数据,歪曲了数量经济模型的本来用意。之所以在管理会计中肯定抽象的数量模型,是提倡由数量模型所倡导的理论和思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要否定的是不少数量模型往往把事物本质属性扭曲了,为模型而模型,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模型。

二、对管理会计理论价值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从其会计学科地位上看,是不能与财务会计相提并论,并占有现代会计两大领域其中之一的。从某些层面看,管理会计的失败,其中一点就是过度拔高了其学科地位,从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导致运用的失败。无论从管理会计的形成渊源或是现存的内容构成来看,它都是研究成本的制订和成本控制,也即成本的管理。而成本的管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做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的,其理论研究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可以说成本管理工作既有着深厚的传统,也有着广泛的基础。但是由于后来“食洋不化”,在没有弄清“管理会计”的“根”和“本”是什么的情况下,一举将其提高到与其不相称地位,从而使“管理会计”的边界越拓越宽,最后使理论工作者和实务操作人员对它感到莫衷一是,搞不清它“是什么”,也搞不清它如何成为“两大领域之一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它“迄今使人感到内容上变幻莫测,方法上复杂多变,应用上曲折艰难,均盖源于其理论体系上的匮乏和混乱”。说得严重一点,正是管理会计的引进,削弱了人们对成本管理研究的重视,使得成本管理研究停滞不前。

2.管理会计从其内容体系上看,部分内容脱离了“成本”这一主导线,从而使其内容体系显得很不系统。如上所述,管理会计的根是“成本”,几乎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雏形”。无非管理会计侧重成本管理,包括成本分析、成本计划(预测)、成本决策(制订)、成本控制,而成本会计侧重成本事后核算,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如果现有的管理会计体系沿着“成本”这一主导线延伸下来,无论在系统性,还是在逻辑性,以及深入性方面都会有更合理的安排。但是目前在大家认可的体系中,硬要把属于财务管理内容的投资决策,全面预算等内容穿插于进去,从而在内容体系上显得很杂乱,并且模糊了管理会计的本质属性。

3.管理会计从其方法论体系上看,它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论。在方法论体系中基本按照预测、决策、控制三大板块安排的,实际上这些方法论是管理学的主体内容,另外管理会计还吸纳了统计学方法、经济学方法(杠杆即弹性系数)、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方法,但它没有像统计学那样由统计调查、整理、分析组成系统方法论体系,也没有像管理学那样对预测、计划、控制等方法论做出科学解释,更没有像会计学所形成的划分科目、填制凭证、登记入账、试算平衡、编制报表这样严密紧凑的方法体系,更不用说会计学独特的复式记账(特别是“借贷”)方法所组成的平衡关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理会计的方法论体系不能纳入“会计”体系,它与“会计”核算的基本特点是格格不入的。管理会计中由于没有“会计”特有的方法,而在已有的方法中又显得杂乱无章,没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所以说它在方法论上也是不成功的。4.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也处于几度“夕阳”状态。目前对管理会计有所研究的人员主要是来自高校教师,而这一部分教师也大多数不愿从事专职的管理会计讲授,他们仅把管理会计的研究也作为一种业余爱好,难得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在过去八年间,每年约有25名经国家统考入学会计专业研究生毕业,而以管理会计领域作为毕业选题的每年只有1到2名,并且有几年甚至无一人以管理会计为题做为毕业论文”,这一数据基本体现我国各高校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总体情况,也比较集中体现了较高层次上目前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状况。还有某些我国管理会计最初热心介绍和引进的学者,也开始转移自己的研究方向,这都说明理论界对管理会计的由热转冷发展趋向。现状如此,其理论研究出路,更是值得深思。

三、管理会计路在何方

管理会计的现状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忧虑,它将如何发展也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因此在基于以上两个评价的基础上,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探索比较可行的出路。

1.清理思想,强化管理会计的“管理”理念,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笔者从来不想否认在企业中,加强企业的内部核算和成本控制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在制造业和重工业加工业中,非常需要强化“成本管理”这一环节。实践也证明,凡是坚持强化“管理”理念的企业,凡是把“管理”提高到非常重要地位的企业,无论市场有多少困难,也无论企业面临多糟糕的环境,企业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和较好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强化“管理”这一理念。具体而言就是强调要加强“成本管理”,例如像邯钢所推出的“市场模拟,成本否决”所贯穿的基本理念就是强化成本的全员“管理”和全面“管理”,可见“管理”二字非常重要。

结合我国冶金行业成本管理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在成本管理的各种方法中,内核就是“计划”方法。包括标准(目标)成本的预测、制订以及控制,实际就是对成本计划的安排、执行和监督。像邯钢的成本管理方法就是把成本用计划指标方式分解到每个责任人头上。所以说在成本管理理念下,就是要用计划的方法组织企业活动,包括成本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在企业中要强化“管理”理念,也要重视“计划”方法,这样做肯定是一种正确抉择,要比空谈“管理会计”是现代两大会计领域之一要有效果的多,肯定要比空谈提高管理会计的地位口号而缺少落实措施要有明显的效果。这也就是说要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

2.端正名分,管理会计就是成本管理。现有的管理会计之所以给人们莫衷一是的感觉,主要在于它的名不正,言不顺,理不足。因此需要加大整合力度,对其内容体系彻底改造,使它回归到成本管理这个范畴内。把管理会计原有的内容体系,分解到财务管理和成本会计两个学科中去,把其有关职能落实到财务管理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去执行,从而解决管理会计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两个误区。分解的结果是让管理会计“名亡实存”,在学科上使财务管理和成本会计的内容体系更加系统化,在实践上解决管理会计有职能无机构、有任务无人员的虚置状态。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以人为本

所谓以人为本,即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原则和尺度,一切决策和行动都以尊重人、善待人、成就人为前提。以人为本的“人”这个概念主要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本”则主要是相对于“末”而言的。所以,“以人为本”也就是说,与“神”或“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求末。提出以人为本,主要是为了反对或防止人们在决策或行动中,因为“神”或因为“物”而轻视人、蔑视人,而将人异化为工具。我们也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所谓的“人”,是指“每一个人”,而不是指某个人或少数人,不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片面的、“单向度”的人。人的生存与发展无疑离不开世界万物,物的有无成废、物的存在和运动的形式常常决定人的生死祸福。因此,人不能不重视物,甚至因此而崇拜物。人对物的重视乃至于一定程度的崇拜,都是正常的、合理的。但如果因为对物的重视和崇拜而忘却了人本身,而将人置于次要、从属、屈服的地位,而将人完全手段化、工具化,就不正常、不合理了,就应该反对了,就应该强调“以人为本”。这也就是说,物很重要,但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以物与人相比较,则人为本,物为末。“神”是由人创造、设想出来的,神并不存在。人因为对其所经验到的许多现象无法确切解释,或无法有效控制,所以设想有“神”。“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而使人所面临的难题可以寄希望于神的帮助而获得解决。因此,相信“神”,对人而言是一种安慰,可以使人们在困难、痛苦中看到希望,树立信心,而不至于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同时,也因为相信“神”而为人的行为树立了一个监督主体,使人不敢恣意妄为,不敢为非作歹,从而为人的利益福祉增添了一份保障。这也就是说,“神”的“存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神”毕竟是由人设想出来的,而并非真实存在,因此,“神”的作用和意义其实又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人们将自身的命运完全托付给“神”,完全成为“神”的奴仆,则本末倒置了,是不明智、不理性的,是有害的、危险的。因此,我们要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一种极具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它对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具有指导和规范意义。但它尤其是公共行政领域的最重要的(或首要的)价值理念,因为公共行政涉及的是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涉及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利害祸福。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行政“目中无人”,轻视人、蔑视人,则所有人都将遭受煎熬。也因为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更多地要涉及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公共行政主体更容易在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中迷失方向,所以更应该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可谓源远流长。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即曾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论语》也曾记载,孔子从朝廷回来,得知马棚失火,只问了“伤人呼?”不问马(《论语•乡党》)。说明孔子实际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西方近代史上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更是强调以人为本,要求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最高目标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也包含有“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曾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3]411,“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世界于是成为“庸人的世界”,成为“政治动物的世界”[3]410,419。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作了继承性阐释。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而“以人为本”也正式明确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执政理念。

二、公共利益

“以人为本”实质上也是以人的利益为本,即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无非为了实现人的利益,亦即为了创造、获得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事物、条件和资源。公共行政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也就必然以实现人的利益为根本目标。但是,公共行政不可能、不必要、也不应该以人的全方面的利益为目标,而只可能、只需要、只应该以其中的“公共利益”为目标。所以,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仅次于“以人为本”的重要价值理念。所谓公共利益,即具有公共性的利益,亦即满足人的公共需要的事物、条件和资源,或者说,满足人的需要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事物、条件和资源。公共利益是人的利益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为“私人利益”。人的利益之所以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分,一方面与人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事物、条件、资源的存在形式即物性有关。人是群居的、社会性的动物,但同时又以独立的个体的形式而存在。作为独立的个体,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而且有一种自利的倾向,有一种满足自身需要、欲望和目的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最终表现为对外在对象(即事物、条件、资源)的改造和占有。但也正是在对外在对象的改造和占有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或者独立占有的不可能性,意识到了联合起来的群体力量的优势以及以群体形式占有的合理性,因此,独立的个体选择了群居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形成了,人类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了“社会性”本质,但其社会性本质并不因此而否定、而掩盖、而消解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相反,人的社会性本质总是以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为前提和基础。这样,人的社会性与人的个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结成了一幅“对子”,它们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它们之所以矛盾冲突,或者相互依存都是因为“利益”。因为“公共利益”,人们结成了社会;因为“私人利益”,处身于社会中的人们又千方百计地寻求独立和自由。这也就是说,因为人有社会性和个体性,也就必然有或者说必须有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没有公共利益不能实现人的社会性,没有私人利益则不能实现人的个体性。事物、条件、资源的存在形式即物性主要是就物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排他性”与“非排他性”特征而言的。所谓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是指“物”被人消费时是否因分享者人数的增加而明显减少人均消费的份额,或者是否因分享者人数的增加而导致成本的增长。是,则该物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否,则该物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的物品。所谓排他性与非排他性,是指物被人消费时能否将其他试图分享该物的人排除在外,或者是否因排除其他分享者而花费巨大成本。能不花费巨大成本而将试图分享者排除在外,则该物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否则该物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物品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排他性与非排他性特征是由经济学家们归纳出来的,他们发现公共物品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而私人物品则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区分是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相对应的,物品和利益都是指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二者是同一的,所以,公共物品即公共利益,私人物品即私人利益。这也就是说,公共利益之所以是公共利益是因为它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是一种公共物品,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而私人利益之所以是私人利益则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是一种私人物品,是一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人性和物性实际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相互映照的,没有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区别,物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区分就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没有物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不同,则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区分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正是因为有人性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区分和物性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区分这两方面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的存在,所以,人类不得不将其利益区分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公共利益之所以是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理念,这是因为公共利益只能够通过公共行政的途径实现,而公共行政也正是因为公共利益而产生的,没有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将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关于公共利益只能通过公共行政的途径实现这一问题,英国哲学家休谟(1771—1776年)在其《人性论》(1739—1740年)一书中即有讨论和回答。休谟从人的自利性出发,证明个人不可能解决公共利益的提供问题。他举例说,两个邻人可能同意在共有的草地上排水,因为他们容易了解彼此的意图,也会理解到自己不参加的直接后果是放弃整个计划,但是谁也不能指望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在“共有的草地”上采取这样的一致行动。因为人人都倾向于找借口逃避出钱出力,都希望别人来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政治社会能对这种缺憾予以补救,在政府的管理下,“桥梁建筑了,海港开辟了,城墙修筑了,运河挖掘了,舰队装备了,军队训练了。”[4]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一书中表达了与休谟类似的思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1848年)中,对为什么必须由政府提供某些服务做了进一步的论证。他举了灯塔的例子来说明,他认为像灯塔这样的物品,个人不可能主动建造,原因在于,这类物品的建造者和提供者很难对使用者收费,以补偿建造费用并有所获利。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由政府采用收税的办法建造或提供。也就是说,对于收费困难的物品或服务,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穆勒所谓“收费困难的物品或服务”,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亦即公共利益。正式提出并严格定义“公共物品”概念的当代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P.萨缪尔森,他于1954年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归纳了公共物品在消费中的两个本质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并同时强调,公共物品要求“集体行动”,而私人物品可以由“市场”提供。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定义公共物品时也强调公共物品不可能由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种物品的积极性。”[5]关于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为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这一问题,恩格斯曾有过讨论和说明。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在所有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能,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6]恩格斯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国家权力萌芽于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共同利益“一开始就存在着”。因为有共同利益的存在,所以需要有“维护共同利益的工作”即公共管理(行政)。而公共管理的工作不可能“由个别成员来担当”,需要有一个类似于政府的公共组织来担当。有公共组织就需要有公共权力,这种原始社会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萌芽。这也就是说,公共组织、公共权力、公共事务以及公共行政都起源于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必要。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再次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需要的角度,论述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的起源。他说:“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个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权力———公共权力,即国家。”[7]在人类社会中,先表现为习惯后成为法律的“共同规则”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因为人类在“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中有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产生了对于共同规则的需要。而共同规则的产生不仅必然产生维护共同规则的“公共权力”,而且必然产生一种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组织以及公共管理的行为和过程。

三、行政效率

所谓行政效率,是指行政管理的成果、效益与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和消耗的各种资源的比值。体现行政效率的因素有两个:(1)行政管理的成果、效益,即行政产出;(2)行政管理工作投入和消耗的各种资源,即行政成本。行政效率的高低与行政产出成正比,与行政成本成反比。行政效率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意味着要以较低的行政成本获得较高的行政产出。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必然讲求效率,因为只有高效率,才能更充分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公共行政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无疑也应该讲究行政效率,因为支撑行政组织和行政行为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等,都是有限的,只有以较高的行政效率才能更充分地实现公共利益。所以,行政效率无疑是公共行政的极重要的价值理念。(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即提出“提高政府效率”的主张[8],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之一。威尔逊之后,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各自的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都始终以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为基本宗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管理实践以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也将行政效率奉为最重要的目标和尺度。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建设中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效率理念深入人心。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甚至将“效率”置于“公平”之前,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乃至于广大人民深刻认识到效率的重要意义。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行政改革所强调的“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以及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种种举措,也都体现了我们对于行政效率的追求。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公共)行政效率?一般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1.行政效率是由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创造的。行政产出是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行政管理工作的结果,而行政成本是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消耗的各种资源。因此,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无疑是影响行政效率的重要因素。实践证明,行政组织结构合理,行政人员素质优良是确保行政高效率的前提条件。行政组织结构合理,主要体现在机构设置、权责划分、工作流程、行为规范等方面,行政人员素质主要体现在业务能力、道德修养、身体健康等方面。行政效率低往往是因为行政组织结构不合理,如机构庞大、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不明、纪律制度不健全、工作流程繁琐混乱等;因为行政人员素质偏低,如贪污受贿、铺张浪费、自由散漫、不学无术等。2.行政效率是对公众而言的,它不是盲目的,行政产出不是越多越好,行政投入也不是越少越好。行政产出必须符合公众的需要,能满足公众的需要,让公众感到满意,才有意义,才有效率可言。而行政投入则应根据必要的、合理的、公众期望的行政产出而定。关于公众的需要我们又应当注意:(1)不是所有的公众需要都要求通过公共行政的途径满足,只有“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公共物品)才要求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提供满足,私人需要可以通过市场来满足;(2)公共需要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往往因时间、地域、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3)公共需要的满足有一个合理的“度”,适度即好,而过犹不及。这也就是说,行政产出必须以公共需要为目标,以公共需要的适度满足为尺度,行政产出不符合公共需要、行政产出不足与行政产出有余都将导致行政的低效率。3.行政产出即行政管理的成果和效益,不能短期化和片面化,因为行政行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当我们核算行政效率时,不仅要考虑直接的、眼前的成果和效益,还要考虑行政行为带来的长远的、间接的成果和效益;不仅要考虑行政行为的积极的、正面的成果和效益,还要考虑其消极成果和负面效应。只有这样,我们的行政效率理念才是深刻而全面的,才是接近真理的。

四、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社会和谐、人际和睦,无疑以公平正义为重要条件。而公平正义的创造和维持离不开公共权威,离不开公共行政。如果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及其公共行政不能倡导公平正义、不能奉行公平正义、不能主持公平正义,国家和社会就不会有公平正义。公共行政要做到“以人为本”,要以较高的“行政效率”实现“公共利益”,也必须倡导、奉行、主持公平正义。正如2006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和谐,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公共行政也必须以公平正义为目的和尺度,公平正义是公共行政价值理念中的重要内容。公平正义,即公平和正义,与所谓公正、公道也具有基本相同的含义。公平正义,从根本上讲,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运作过程中平等、合理地对权利与义务、利益与损害进行分配、交换(包括回报与报复)的理念与行为。公平正义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只有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才有所谓公平正义问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与他人交往、与他人合作,从而必然与他人划分或交换利益,或者分担损失,或者必须回报他人的帮助、恩惠,甚至要报复他人有意、无意的伤害。这是因为,一方面财富是相对匮乏的,另一方面人性中存在自利的倾向,人的慷慨是有限的。所以,在人的世界里存在利害关系,存在“恩怨情仇”。这是社会生活所不能摆脱的,但又必须“摆平”。如果不能有效地“摆平”,则可能导致社会的离散和痛苦。如何“摆平”?只有依靠“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在摆平利害关系以及恩怨情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平等与合理。所谓平等,即:(1)在人际交往中,尊重、尊敬他人,承认他人为人,承认他人与自己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尊严;(2)在利益交换中,以等量的价值相交换,以等量的损失、伤害相偿还;(3)在社会分配中,一视同仁,给每个人以同样的权利与义务,或等量的利益与损失。所谓合理,即合乎理性,合乎客观规律,亦即合乎真理。客观规律是人们行为所不能违背的,但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真正认识客观规律。感觉、情绪等非理性因素还不足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所以,人们崇尚理性,为人处事讲究“合理”。摆平利害关系、“恩怨情仇”最重要的原则是平等,没有平等决不可能有公平正义。但一味的平等、绝对的平等并不一定能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最好的结果,而不平等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人类公平正义的理念和行为中也允许有“不平等”的存在。但不平等只是“例外”的情况,它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它的存在必须“合理”。人类有关公平正义的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不同时代人们所主张的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可以说,所有的公平正义观都具有“平等”与“合理”的内涵,都无非要求用平等、合理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西方古希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约前427年—347年)曾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9]7对于什么是“恰如其分的报答”,柏拉图进一步解释说:“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9]8“假使朋友真是好人,当待之以善,假如敌人真是坏人,当待之以恶,这才算是正义。”[9]13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讨论公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交换或回报行为时曾明确说:是具有均等、相等、平等、比例性质的那种回报或交换行为[10]。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曾担任过罗马皇帝的查士丁尼(约483年—565年)认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11]欧洲中世纪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正义在于在各种活动之间规定一种适当的比例,把各人应得的东西归于各人。他说:“神由于实施管理和指导,把各人应得的东西归于各人”[12]139,“公理或正义全在于某一内在活动与另一内在活动之间按照某种平等关系能有适当的比例”[12]138。显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理解的公平正义都以“平等”、“合理”为其显著特征。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Rawls,1921—)所理解和定义的正义也充分凸显了平等与合理的特征。罗尔斯将正义概括为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13]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被称为“平等自由原则”,第二原则中的第一方面被称为“差别原则”,第二方面被称为“机会公平原则”。罗尔斯强调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机会公平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并且坚持各种职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在这样做以后还不得不对有些利益或价值进行不平等分配的话,则要求这种不平等分配能够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这也就是说,罗尔斯“正义”的基调是平等,同时承认和允许不平等的存在,但不平等必须合理,即有利于每一个人尤其是最少受惠者。我国传统思想中不乏公平正义观念,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守和执中”的和谐意识,等等。而这些观念中,也同样呈现出“平等”与“合理”的特征。

五、民主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