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整洁的校园环境和健全完备的文化设施，可以满足高校师生的文化需求，提高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层次。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这里主要是指加强校园教学设施、文化设施和生活设施的建设。校园已经由传授知识的单一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地文化论文【五篇】（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刘冬洁 黄琳庆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优美整洁的校园环境和健全完备的文化设施，可以满足高校师生的文化需求，提高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层次。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这里主要是指加强校园教学设施、文化设施和生活设施的建设。校园已经由传授知识的单一功能体转变为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娱乐生活等于一身的多功能体。学校物质环境是否文明化、实用化、艺术化、舒适化、卫生化、整洁化、优雅化、安静化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发展。加强校园宿舍文化建设。高校宿舍文化主要包括宿舍物质文化、宿舍精神文化、宿舍行为文化和宿舍管理文化。它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宿舍文化对校风建设和学生的成长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四是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已经融入到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文化中积极、健康、有价值的信息对大学生成长有着正面影响;另一方面，网络文化中色情、暴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着负面影响。在网络文化建设中，高校应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制度建设、调动广大师生共同参与，尽可能降低高校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校园精神文化是高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它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主要指广大师生共享的价值观、道德规范、精神面貌、心理素质、审美情趣、行为规范、文化传统、集体舆论以及各种认同的文化意识。”［1］268广西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作风、教风、学风和考风建设，培养师生的认同感，提升西部地区高校形象。“要创建良好的学校精神，就应该具体地建设好文明的校风，即形成团结、民主、求是、高效的领导作风，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为人师表的教风，勤奋、踏实、好问的学风，恪守信用、诚实自重的考风。”［1］292－293因此，着重加强作风、教风、学风和考风四位一体的校风建设，着力培养师生的认同感，有利于学校精神的快速培育和学校形象的塑造。二是打造具有区域、学校、民族特色的校训，凝炼学校精神。“校训是学校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建校传统、办学特色、道德要求、适应时代等丰富内容的集中体现。”从而演化为代表学校整体价值追求的“学校精神”，成为校园文化的主旋律和优良传统。
在制定高校规章制度时应该在内容上相互配套，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可操作的制度体系。校园文化只有在建立健全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下，才能得以很好发展和运行。维护校园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制定科学严明的规章制度，是从严治校的基础，是高校常规管理的前提。维护校园规章制度的严肃性的关键是领导带头认真执行，重点是持之以恒，难点是各级机构遵照执行。四是通过实践不断增强制度的实效性。高校管理制度应当在广大师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不断认识、不断深化，制定出各种适时的规章制度，不断增强管理制度的实效性。加强校园行为文化建设行为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动态层面，它是校园文化在师生身上的具体体现，是师生员工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各类群体、社团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一种关系氛围。［1］241加强校园行为文化建设有利于校园文明的成型，有利于促进广大师生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促进高校管理。因此，广西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给与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以足够重视，具体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广西高校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校园行为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客体活动，它的对象是人，既参与活动过程，又在反应中使活动效果得以显现。因此，校园行为文化的开展要以人为本，体现出人的价值，要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潜力的发挥。二是要确立适合的载体。良好的校园行为文化建设要依托各种各样的载体，主要有:学生社团建设、学术文化建设、科技文化建设、艺术文化建设、阵地文化建设和网络文化建设等。加强学生社团建设要把握社团发展的正确方向，突出社团活动的重点，注重社团活动形式的多样化，统一管理，提高大学生社团活动的质量。加强学术文化建设就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文化活动，提高学术质量，营造优良的学术文化环境，坚持学术道德和讲求学术民主，建设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学术文化。广西高校应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科技、艺术文化活动，将文化素质教育渗透到这些活动中去，进而提升高校校园文化品位。广西高校应克服建设资金短缺的困难，及时加固、改造、修建全校师生活动中心，因地制宜，努力打造一个崭新的师生文化活动阵地。加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就要建立健全网络管理制度，用正确的、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路阵地。
为了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高校应建立健全校园重点部位的管理和巡查制度，强化出入登记制度，增强保安设施的科技含量，着重预防盗窃问题、诈骗问题、寻衅滋扰问题、消防问题、交通安全问题、食品和饮用水等卫生安全问题。三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及咨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面对诸多压力，部分大学生心里脆弱、抗挫折能力差，作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重要途径和手段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强，在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广西高校应该合理有效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四是建立健全高校救助机制。构建以国家为主导、以社会为轴心、以学校为中介的救助机制。通过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帮困奖学金、学杂费减免、绿色通道等方式，解决经济困难学生的问题，并不至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转。五是加强治理学校周边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校改革的深入，广西高校在办学形式、学生来源、人员结构、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加上校园内外商业化的生活娱乐设施的增多，高校周边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导致了高校校园和周边出现了各种不良现象和问题，直接影响了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治安环境。高校应对内强化服务和管理，对外寻求当地政府的帮助，着重解决校外人员滋扰、校内不法摊点摆设、大学生外宿、大学生逃学等问题。加强特色校园文化建设高校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是一校区别于另一校的标志，只有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才能孕育出特色的学校教育，才能提升学校的竞争力。走特色办学之路，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疆，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着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广西高校应根据区情、校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建立起具有自己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升高校师生对建设特色校园文化的认识水平和参与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提升学校领导对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认识水平，重点是动员高校广大师生共同参与建设。二是因地制宜建设具有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广西地域资源文化丰富，如:边疆文化、山水文化等，地域文化是地区特色表征，校园文化建设与地域文化有着内在联系，广西高校和谐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是建设广西高校特色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广西高校应正确认识地域文化对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努力开辟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新途径，积极借鉴成功经验并推广。广西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有12个世居民族，这些民族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广西高校应结合当地特色民族文化来建设和谐校园文化。在建设和谐校园文化中，要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和谐校园文化。三是因校制宜建设具有学科特色的校园文化。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传统，不同的专业构成和学科重点。因此，广西高校在建设和营造校园文化时必须做到因地制宜，做到从本校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建设基础学科的同时，重点发展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总之，广西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进程不仅能推进广西高校的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与发展，也对边疆区域和谐建设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齐抓共管、共同努力。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古文论“失语”;仅仅是因为“忽视”“运用”吗?
据我理解,许多学者所说中国文论的“失语”,并不是指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沉寂,而是指中国文论家们所实际操作的理论和批评话语都是西方引进的,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用曹顺庆等先生话说就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 。或如季先生所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着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 这些当然是不争的事实,无可争辩。那么,中国当代文论为何“失语”呢?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外因是西方文论话语的冲击,内因是中国当代文论界对“运用”古文论的“忽视”:“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 这样,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便被置换成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问题;而古文论“复语”的关键,又在于当代文论界的“重视”“运用”。既然如此,事情便变得简单多了,甚至无需再这般讨论了。
今天完全排拒西方“话语”并制止西方“话语”继续大量涌入显然是不可能了(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失语”了,所有文论批评和交流包括这次讨论都将无法进行),但让文论界“重视”古文论却并不难作到。问题是“重视”并“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就能使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吗?我持怀疑态度。文论,不是玄学,也不是形上哲学,而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古文论“话语”的“运用”或“创造性地运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而必须有话语对象,即能在与当代文学对话中获得生命。而这,与古文论“话语”本身是否丰富、系统,能否实现现代转化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我们一些论者在讨论中,却不约而同地把话题一转,将重心放到对古文论内涵丰富性的描述上,反复重申古文论的话语优势或反复肯定古文论的系统性,以强调古文论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行性。譬如,有的学者为了否定那种认为古文论“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的观点,便努力寻找古文论的“元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以建构古文论范畴体系 。但是,如果论者不能同时证明古文论“话语”在当代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即使它有着再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征和优势、有着再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有人已经寻找并建立起古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架构,又能怎么样呢?它依然是古董,是没有当代生命力的古典学问体系,甚至还会对古文论的当代“复语”构成障碍──后文将论及,因为它将古文论有当代生命的部分也纳入到已丧失生命的“体系”中去了。据说,印度也有古文论,印度古文论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但这并没有使之避免“失语”的命运 ;而当代西方种种所谓“后”思潮,解构的就是“体系”,黑格尔已成为他们的宿敌,但这并不妨碍种种“后”批评在中国的盛行。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范式,来论证古文论的当代价值呢?这种努力本身不正说明古文论在当代失去生命力了吗?
不妨以有论者提及的中医为例来作类比。虽然在当代医学科学领域中,西医的“话语”优势已无法逆转,中医处于严重“失语”状态,这是西医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医的原因。但今天,中医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并不在于它从西医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的“传统话语”依然有效──能治病,既能治中国人的病,也能治西方人的病;在医学实践领域中,中医并没有“失语”,这是中医全面复语的重要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中医界多年来只是反复强调中医“话语”的丰富内涵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却提供不出中医治病的成功案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医能在当代“复语”呢?因此,作为外行读者,每每读到学者们有关古文论的种种高见时,我都禁不住想冒昧地打断问一句:既然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古文论话语的优势特征,为何不去应用和实践呢?有先生曾启发式地发问:“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不可呢?” 恕我直言,这一问有些多余:西方各种文论武器都已畅通无阻地引进并付诸实践,当然不会有人对古文论话语操作说“不”!但令人好生困惑的是,大家都在说“好箭”、“好箭”,为什么却都“引而不发”呢?是不是因为这“好箭”已经过时、好看不中用了呢?
细一琢磨,原来事出有因:这称赞“好箭”的学者多是古文论家;他们批评并试图用古文论丰富内涵去说服或征服的是当代文论家。或许可以这样说,是古文论家们提供“好箭”,让当代文论家去“操弓”;是前者开出克服“失语”的“药方”,要后者“吃药”治“失语”症。如蒋述卓先生,虽然认为古今文论家都有责任,但“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 如张少康先生,更是寄希望于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 。恕我再直言,这些良好愿望恐怕要落空。这不仅因为当代文论家们“忽视”传统文论的“传统”久矣,更因为西方时髦“话语”仍在不断涌进,大家正忙着学习各种“后”“主义”“话语”以防自己“失语”呢(连我们古文论学者不是也在学习操练“话语”“失语”这些新概念么!),怎么会去热心学习并操作“前”的不能再“前”的古文论“话语”呢?既然如此,古文论学者何不放弃这种劝服努力,亲自作实践主体,担当起这一让中国古文论“复语”的历史重任呢?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当代,都同样面对当代文学,而且,中国古文论从来就不屑于形上思辨,具有紧密联系创作的传统。张少康先生说的好,那些认为研究古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没有关系的人,“是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因此,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当代文论家“重视”古文论那样,“重视”一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写出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但如果数年下来,古文论学者,把手中的“好箭”统统用上,却难中鹄的,或效力难抵西式武器,真的是好看不中用,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讨论或倡导,古文论“失语”的悲剧命运都是不可逆转了。
二、古文论“失语”: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客观必然
尽管我期待着古文论学者能有这样热心“复语”的实践者,但坦诚地说,我对这种实践的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因为上述关键在“重视和运用”的结论,是建立在论者对中国古文论“失语”根源的浅表性认识基础上的。实际上,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古文论“失语”并非自今日起,而是可以远溯到“五四”时期;重视并解决古文论“失语”的药方也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开出了,那就是提倡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从那时到今天,即使抛除“文革”十年,也有二、三十年时间。但这种“今用”至今仍“没有真正做到” 。为什么没做到呢?究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的当代意义认识和重视不足,而在于古文论“失语”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在当代中国，深刻认识和认真梳理艺术学理论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深入阐释艺术学理论在当下需要迫切发挥其引领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在当下，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由此，文化事业在硬件设施大建快上之后，也一定要重视和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上述问题的核心，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文化建设的大的现实背景深入开展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现实实践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必须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作用直接表现为对当代艺术创作方向与价值导向的“引领”。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深化、总结、提升，探索、理清艺术发展、运行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其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艺术学理论不仅要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还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此外，还必须着力于先进文化理论、优秀文艺作品的生产机制、发展规律及其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当代中国；
艺术学理论；
核心作用；
引领；
艺术创作；
核心价值体系；
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
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非常迫切。近年来，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十七大党中央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两大一新”的方针和要求，整个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鲜明地要求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做了更进一步的有力提升，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①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等十大要点。《决定》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在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地位不仅更加突出，而且成为社会研究热点，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2、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的历史机遇。
在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国力强盛的主要标志，艺术也进一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而艺术则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艺术都是其中的基础性构件。当前，艺术对社会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金融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大。正是因为文化艺术拥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艺术一直被设置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和门类。
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两大一新”的客观现实和当今时代、当代社会对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热切企盼，以及要求用先进文化全面引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才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推向现在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同时，在构建各级学科平台体系的过程之中还要面临很多相关的新的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当展也不可能脱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客观实际和时代语境。因为有关当前许多重要的当代文化艺术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宏观问题、新的研究课题、综合性文化问题，也只能放在艺术学理论这个领域来研究探讨。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壮大，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升级，迎合了历史的机遇。
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也是我国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符合自身发展规律。艺术学从学科的底层和边缘之间获得了应有的独立的门类地位，回归到了人文学科的理性评价体系之中，就可以在体制上、从根本上促进艺术学学科的顺利发展和健康成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③艺术学学科领域在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审美艺术作品的同时，可以通过交叉创新更广泛地激发我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一步实现艺术学学科门类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作用，切实形成构筑基础、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有力地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使艺术学理论作用凸显。
新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理论走向，各种新兴艺术业态的不断更新、涌现，都在不断推动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走向开放与多元，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也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性社会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并逐步创造出新的中国式话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开展当代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现实问题研究，有着尤其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升级为门类，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紧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努力解决社会现实中的文化现实问题、开展艺术学理论的现实理论研究应确定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包括了对当下文化建设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急迫的发展建设任务，都在要求以宏观缜密、逻辑严密、活泼而理性、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的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不断创新、发展，以保持自身理论建设的先进性、先觉性和超越性，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艺术学理论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应该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社会发展、文化民生，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各类文化状态与精神表现。我们要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发展实际，力争建立起中国历史新时期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才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形势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理论创新，特别是有关当代文化建设现实问题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应当成为本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的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三贴近”是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实现艺术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规律。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大，包括艺术理论在内的中国化的本土理论创新程度远远不够，我们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贴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艺术门类理论成果的研究，关注美术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舞蹈学等学科方向的新的理论成果，关注当代各门类艺术创作新的形式、风格、表现手法和趋势走向以及新的艺术经验，从中概括和总结出新的艺术规律，提升为新的艺术学理论。我们应该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确立为现阶段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二、当代开展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现实性任务。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繁荣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门类艺术理论的宏观规律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热潮，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并快速成长为一级学科，有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道路；
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清政府买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建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守备北京城迎击八国联军的清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甚至超出对手的强大火力。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拥有了坚船利炮，但还是打不过欧美列强，甚至包括位于东亚的日本，直至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备受列强凌辱。在发现仅仅拥有先进的物质装备还远远不够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从思想上寻求突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开始转向寻求思想文化层面的提升和解放，自觉寻求自身思想和精神的强大，力图从思想、文化上找寻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有效道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体制，而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
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再次解放思想，提出“一切向前看”，在短短30年之中使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达到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高度，直至中国的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国家在改革开放之路实施30年之后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并将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重新提高到全社会的高度，力图寻求一条得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现实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现存体制的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国家为什么要在当下重新提出文化建设的问题？因为文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是影响中华民族是否得以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国家在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这使我们想到了文化建设在大搞硬件建设，大张旗鼓的开幕、剪彩之后，一定要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在当前的文化工作中，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和艺术科研院所的工作者大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础科研工作是长线工作，再怎么做也不怎么显眼，是成绩不那么突出的日常工作，但是，如果在文化建设工作中抛弃艺术科研，文化工作就会变得很虚空，都会浮在面上，没有底蕴，甚至找不到深入的抓手。艺术理论科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艺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艺术理论研究的点也很散，特别是艺术学门类之下的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这五个一级学科，各自分门别类，就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之下的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以至研究方法上都还各自存在着重大区别，在各自的门类艺术理论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艺术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这种超越了各自门类艺术本身的宏观上的规律性把握，可以使得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广阔、庞杂的艺术领域能够以清晰、条理的面貌呈现出来，得以成为文化工作中看得见、摸的着的规律性的宏观架构，使得我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更容易找寻到得力的工作抓手。这样，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以至于为全人类谋福祉。
为什么要在当下提出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其二，艺术是文化的主要构件。其三，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提炼，是艺术学发展的引领者，是艺术学理论得以成为整体人文艺术学科的编织者，是艺术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者。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直接表现为引领当代艺术创作。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④“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要以优秀的艺术评论和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气，构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铸就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注重艺术史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文艺方针和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行程。而梳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知兴替、促发展。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繁荣发展，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三、当今时代需要艺术学理论
引领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现实背景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社会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规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文化自觉”。费老差不多经历了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文化建设，他再三思考，将文化建设的根本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⑤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和作为就要着力体现“文化自觉”的时代精神。因为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要弘扬、发展，要实现凤凰浴火、脱颖而出，要创作出更多更好、更顺应这个时展方向的艺术精品，就必须由艺术学理论来承担“引领”的职责和功能。
从直接的、表面的功能性的效果和作用来看，艺术创作或艺术生产的直接作用固然明显而重要，但是，艺术学理论却拥有任何创作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重要的“引领”功能。虽然单纯的艺术创作或艺术作品可以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表达思维末梢对时代的感触，而且感性鲜活的艺术创作大多可以走在理性的理论研究的前面，但是，任何感性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提出宏大全面、充满理性、拥有严密逻辑性、纲领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理论思维体系。只有艺术学理论天然地具有宏观的视野、严密的逻辑，可以打破艺术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研究关于不同艺术门类之下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寻找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从而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并从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原理中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从而引领艺术创作，引领艺术审美需求，最终引领人类社会构建起自身的美好精神家园。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不论是文化建设还是文化发展，核心命题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⑥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之所以自然地具备了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文化产品（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即由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了的，是由不得任何市场或其它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更改的，也是作为国家执政的基础而毫不动摇的。所以，对艺术现象、艺术创作发展规律做体系性逻辑研究的艺术学理论，成为在文化艺术产品（艺术创作作品）之上，紧密围绕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接近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基础。
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我们必须以坚强的责任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现实中的困难甚至危险，深入思考并以之作为源头活水，担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时代责任和民族责任。艺术学理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应当研究面对的矛盾突出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并从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对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
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
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
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
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⑦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现实问题的精辟概括。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作用问题，根据一般规律可以发现，门类艺术学的表现往往比一般艺术学更加明显而抢眼，而且艺术创作的触角一般会远远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前面。例如造型艺术中的美术学方面，有近年来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就是通过艺术再现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一创作工程的首批美术作品已经于2010年在全国各地巡展并引起了较大轰动；
关于舞台艺术中的音乐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等等艺术创作，相对应的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每年的评选、评比，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巡演等等，搞得轰轰烈烈，而且该工程国家已经开展了10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功用和社会价值，的确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学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经济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产品包括艺术学理论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商业属性，而且，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还因此设有艺术创意与艺术管理二级学科。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艺术创意与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或者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类似艺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空中楼阁式的对社会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抽象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前途与出路所在？
毫无疑问，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出路应该是“引领”。艺术学门类中的其他任何门类艺术学学科（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电视等等）都不可能担当这一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下，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创新原则，“引领”文化发展，应该保持超越性、先进性、先觉性，充分发挥自身引领作用，超越其他具象的、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学各门类艺术学科，占领社会思想阵地的制高点，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艺术学理论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引领”，就必须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要去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以及一条民族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崛起振兴之路，从而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
四、艺术学理论应积极引领文艺创作发展方向，
引导社会文化价值导向，最终立足于构建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建设的速度和程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政治文明进步的程度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国家制定的新的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⑧当代，艺术学理论在塑造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系统建构和民族文化体系的演化形成中，责无旁贷地处于统领全局、引领发展的重要地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作为偏重于文化概念的理论阐释，必须全面承担起科学地继承过去、解释现在、预见未来的光荣任务。艺术学理论对文化建设应该发挥的是先导作用，提供的是服务职能。艺术学理论是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是否能够具体运用到国家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去，而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理论，不能仅仅作为追求理论的合理及其完美的空中楼阁而存在。
由此，在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所采取的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理论，而不是跟随理论。艺术学理论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的理论阐释层面上，不能仅仅是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不能仅仅做到跟着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艺术问题和文化现象撰写艺术史和艺术评论，而且要成为引领全社会整体艺术发展的鲜明旗帜，以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内在推动力量。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的实质是以中华艺本文由收集整理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
艺术学理论的价值导向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引领，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大力肯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治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⑨。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也就是对文化理论研究、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所弘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和学术成果，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敢于担当的充分肯定。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是构建“核心价值”，引导形成核心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引领”，并非一味迎合政治舆论导向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不是单纯的枯燥的说教，而是以鲜活的艺术形象鼓舞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发全体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归属感，继而培育全社会高尚的审美文化情操并引导全体人民普遍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坚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并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所有优秀民族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形象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艺术学理论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艺术学理论就必将能够发挥出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必须主动发挥自身的理论先导作用。艺术学理论如果将自身定位为跟随理论，用跟随各个门类艺术学的具体艺术创作的所谓理论阐释的方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终将难以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命运。德国诗人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文化界也一直流行着“艺术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理论的落后有诸多原因。目前普遍存在很少有人接触理论著作，特别是逻辑性较强的思辨型基础理论的情况。这反映出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社会现实中的文化问题和艺术作品而言，理论一般是滞后的。所以，艺术学理论必须实现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这也带来了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艺术创作理论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又的确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总结归纳上升到人文科学的高度，需要艺术学上升到普遍规律进入宏观关照的视角。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把科学的方法、思维和人文价值取向，也即理性的认识和艺术的创造，融合于对创造人类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理论进行提炼升华的过程。这一重要的提升过程在艺术学领域也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总结、创新、发展的过程。
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阐释以及进一步深化、总结、提升，探索艺术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艺术学理论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由艺术学理论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艺术学理论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艺术实践这片充满人类理想的文化伊甸园，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就艺术学这一学科领域而言，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具有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与独特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或艺术产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伦理的制约，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不管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自身学科建设，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
在于深刻把握社会现实
艺术学理论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国土，但是实际所起的作用却应该是超越现实的风向标。当前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类娱乐文化现象，艺术创作现实发展的价值趋向，社会大众通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各阶层审美价值取向的逐渐分化趋势，都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赋予了紧迫而神圣的现实任务。艺术学理论既不能背离社会现实，又不能被社会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等同化、收编。艺术学理论应该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在“三贴近”中引领社会文化从“三俗”走向艺术的审美。艺术学理论竖起的风向标就是人类在寻找精神家园的黑夜航程中矗立的灯塔，能够引领民族审美文化思潮走向高尚的审美追求，提升大众审美文化品位、摆脱低俗化娱乐倾向，指明当下社会现实中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艺术学理论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艺术学理论应该站在社会时尚思潮的最前端，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皈依更高级的艺术审美理想。如果艺术学理论抛弃了自身的引领职责，仅仅停留在诠释现存种种合理、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滞后层面上，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应有的社会价值。
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努力发挥自身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要努力引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要以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深邃的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应有的努力，要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内部创作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在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我们必须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三贴近”。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要尝试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提供社会价值导向，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引领”作用。这是目前以至将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很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决不仅仅是说好话、谈经验，而是要善于引领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艺术学理论除了艺术规律的研究，更要着眼于当下艺术问题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理论研究、科研课题、艺术评论之中，敢说真话的不多，普遍存在当下好话太多、经验太多、问题太少的不良现象。即使说到有问题存在，可讨论起这些问题来，大多数批评或评论都还是不疼不痒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表扬”。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自身的建设发展中一定要着力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艺术学理论研究拥有特定的对象和领域，拥有宏观的视角，科学实证的方法，求实、求是的理论诉求，化育灵魂、浇铸精神的终极目的。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担当的角度，艺术学理论不仅旨在找寻支配艺术现象的根本原因，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共通规律，而且关乎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家艺术形象，以及国家有关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与艺术政策的制定、实施，以至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的控制和把握。
当前，艺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以及对人的精神培育和品德陶养中作用凸显，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覆盖面也变得越来越广。在21世纪，人类不仅需要以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同时还不可或缺地需要以艺术即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使自己得以坚守人类自己神圣的精神家园。艺术学理论的责任，就是培养充盈而丰富的艺术精神和社会理想，并责无旁贷地竖起伦理的标杆以及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与历史的担当。同时也有利于通过深入广泛的高等艺术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水平和国民艺术素质。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不但有利于提高创作者的文化修养，而且有利于提高艺术作品创作的文化品位。钱伟长先生曾说，大学“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
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⑩显然，钱伟长先生所强调的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与爱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一起，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和要求。傅雷在勉励傅聪的家书中同样深刻地写到：“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唯此，每一个作为社会的独立个体的人才能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不仅把握艺术规律，而且通晓社会现实，深知生活的真谛，自觉弘扬真善美的、达到文化自觉状态的全面的人。叶朗先生在《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体验人生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在当下直接的感兴中生成一个意向世界，这个意向世界照亮存在的本来面貌，使人超越“自我”的有限性，获得一种解放和自由，从而回到人的精神家园；
没有审美活动，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需要艺术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人生的来路，以塑造精神上终极的关怀。而在艺术创作照亮来路之后，由极富逻辑与思辩的艺术学理论引领我们明确判断方向，朝向塑造出的“应该是什么”，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才是更富有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如果我们通过艺术学理论的建构使社会文化达到了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精神层面和终极目的，实现了艺术对人生的浸润和陶养，建造了人类社会的艺术的审美精神家园，实现了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则善莫大焉。这就是艺术学理论的意义，以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相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所在。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艺术学理论就是要“引领”每一个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进入人类艺术审美的精神家园，找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意义，找到自我的精神家园。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构成：从时问之维审视，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从地域区分而言，它同时包含西方理论和本土话语；
而从理论结构来看，立场各异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杂语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不少文论读本中，包括由童庆炳先生主编、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教程》。细加考量，会发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文论书写传统，因为可供当代文论书写者选用的理论传统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国古代文论①传统，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论传统(以苏俄文论为主要理论资源)，加之西方文论传统，共有三种理论渊源。以三种理论资源为不同的坐标参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织、形态纷呈的文论作品。虽然当代文论资源丰富，理论著作亦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中，尚未形成严整有序的理论形态。对当代文论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胜任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仅在于，为何在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系统中随处都不难发现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丰富内涵却未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本文力图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在他者的强大影响下获得本土特质，从而实现价值重建与风范再铸。
1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由此带来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有学者在论及当代文艺的切身处境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文学走向杂语和杂体的过程中，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权威性，民族语言失去了神圣性，审美话语不再雄踞于其他语言之上，艺术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则，等级制语言关系在走向解体，生活与艺术既有的联结和界限在断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边缘。”处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转向：研究主体开始由意识形态变为形式结构进而到观念解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文学性、审美性演进到(大)文化性、社会性。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互融互渗，使得当前的文论写作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说品格一那种非独断的、非个体中心化的特征极为鲜明。
以上情势，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身处的全球化语境息息相关。新时期以来，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文艺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从作家创作到文论建设，可以说都处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响之下。当代作家余华曾坦言，“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推及至文论领域，荫蔽之风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称，中国没有文艺理论，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几个不是洋化了的，2O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过是西方文论罢了。
诚然，20世纪西方学者在文论领域成就卓越，委实不可小觑，学界也曾公认上个世纪为西方文论的世纪。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即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西方文论主潮便轮番进人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中。在作家、作品、读者与社会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在文论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同时也产生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先哲有言“过犹不及”，因理论缺失而导致的异域理论直线乃至长线输入，造成了一个颇令学人尴尬的局面：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处于学术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创性理论，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种主张，便译介何种理论，举凡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韦勒克、沃伦、罗兰·巴特、巴赫金、德里达、胡塞尔、伽达默尔、姚斯、马尔库塞、福柯、杰姆逊、哈贝马斯、赛义德等等西方学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充塞于各种译著与专论之中，几乎湮灭了传统文论原本就极微细的声音。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频频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文论界革新与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当代文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弱势心态与言说焦虑。上世纪8O年代初，国门大开，随着经济改革的风生水起，文化专制的坚冰开始裂破——学界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外国作品译介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当时，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同时，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落后，“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创造，这在各国的文学史上，都不少见，但像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实属罕见。”。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之进程中，学者们面对大量西方文论典范，欣喜若狂，继而不假思索的统统“拿来”，丝毫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自身的匮乏导致了资源引进时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为2O世纪文学理论复杂多样，学派纷呈，分立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条主线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学理论。更为关键的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填满的鸿沟，再新颖再坚实的西方文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读中国文学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话语模仿，在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不明智的。
是故，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发现差异价值，才能导向正途。因此，首先理应破除心理上的误区，耐下性子总结本土经验而不是一概“拿来”。种文化只有回归到民族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语症”。由此而论，当代文论建设者至少要有勇气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维系起本土文化命脉，传承传统文化精粹；
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识体系，在迥异的思维方法、叙述习惯之间找到合乎当代品格的言说风范。正视当代文论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在吸纳他方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使中国文论改变单纯受动方的位置，增强本土的、当前的问题意识，增添理论的原创度，在民族意识和全球视野中构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关系，才不失为长远之计。虽然现有的庞大文论体系和纷繁的各派学说已经建构起一个漫无际涯的公共知识场，然而并没有哪种权威话语能够独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论框架无法阐释并穷尽纷杂的文学现象，文论写作主体也不再可能寻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图创造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断吐故纳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实为当务之急。
2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当代文论建设到底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之后，当代文论的书写势必转向传统文论领域寻找再生资源。当然，我们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还依然熠熠生辉?那些蕴含着无数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开朗宽阔的包容心态、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和流转如意的审美境界都是当代文论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然而，对比当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它是当代文论创生的资源之一，亟待开发；
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文论书写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内化为有机的组成。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个纨绔子弟拥有祖上广漠田产，却不思经营终日求乞般讨生活。这样的情形着实令人哑然，发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同时敞开，才不致失于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恰恰呈现互补的状态，那么为何不融会东方智者的禅心妙悟与西方哲士的新锐视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畴中注人现代新义，汲取异域有效理论内涵，扬弃艰涩的语言外壳，实现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曾有学者提出通过中西互补来把“评点妙悟”式的古典形态转换成“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也有学者提出诗学模式转换，即“由传统认识论诗学向语言论诗学转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学说当作理论出发点。不惟古，不惟洋，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显示双方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上下，继而确定各自在总体理论格局中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勿需赘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成为新的知识积累，让其在获得现代阐释之后介入当代文论的书写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浸染文论写作者的精神气质。钱中文先生就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面向人的精神建设。中国传统文论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热情、智性表述和知性体验理应在当代文论书写中被激活和苏生。依照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里，都蕴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个人经验以外的，通过遗传、继承，以原型的方式成为第二精神系统的部分。可以断定的是，某些独特的文化记忆，只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张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论所不能提供的，它们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瑰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标识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国古文论话语系统属于文人修辞，清丽晓畅，不仅具有理论思维层面上的意义，本身也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在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上，几可等同于文论作品本身，鱼跃鸢飞，羚羊挂角，诗意禅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将之作为完整自足的体系呈现出来。在古代文论的整体构成中，除了少量文论专著有着相对完整谨严的逻辑性架构之外，绝大部分都散落在诗话、词话、序跋、信札、书论评点当中，如脱线的珠玉，散落各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在干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传统的、代表东方美学特色又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只可惜在“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断了。当然，传统文论的体系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当代文论书写者展开积极思考和反复论证，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当地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近年来，文化在国外和国内均热闹异常。文化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文选出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介绍文字也频见叠出。但国内立足本土现实的有分量的有深度的研究著作，仍然十分少见。而陶东风先生的新著《文化研究：西方与》则在当代学术的这一前沿地带，实现了一种新的突破。
陶东风的这部专著是一部既具重要现实意义，又具深刻学术洞见的新著。"过去几十年中，’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全球性，本身就标志着当代生活与中的’文化’维度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引发争论的本质。"（伊安.昂语）文化研究成了一个言人人殊的当代学术的"烫手的山芋"，它漫无边际，又真切具体；
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
它有明确的学术指向，却很难划定它的边界。在这部新著中，作者细致而准确地探讨了文化研究的后学科的特征，它的实践性、性、批判性与开放性，它的语境化，特别是它与当代中国语境、中国现实的关系。作者敏锐而又醒目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如文化研究的意义何在；
文化研究是一种外部批评吗；
我们为什么比以前更需要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关系；
文化研究与当代大众传媒的关联；
文化研究中的后殖民批评的维度；
文化研究与女权主义批评的联系；
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及批判的知识分子；
文化研究与公共空间及对抗性公共空间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启发了我们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的文化的认识，展示了作者深刻的问题意识；
同时又清晰地勾勒出文化研究的学术指向与大致，对于后来者有着指示要津、剖露关键的作用。
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参与的方式。它主张站在边缘群体与弱势群体一边，从而保持着相当的批判性。它的这一特点使作者在对上述主要问题的分析论述中，并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阐述，泛泛的介绍之中，而是直接面对我国文化研究的现实讨论，展示了其介入学术论争，在论争中阐明立场和观点的积极的学术姿态。比如我国90年代以来在本土发生的一系列讨论：大众文化的论争、人文精神的论争、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及第三世界批评的论争、性反思与新启蒙主义的论争、知识分子问题的论争。在这些论争中，作者都以参与者的热情、理智，与对争论症结的准确把握，比较完整又旗帜鲜明地概括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对于中国国情的全面而准确的定位，是这一系列论争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文化研究的视角不同于传统的文化批评或文学批评，它展开了跨学科的宽广视野，解构了与审美的"自主性"的神话，发现和建构了新的批评对象。这也构成了陶东风先生这部著作的另一个明显的特点：论题的前沿性和当下性。比如大众传播、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学科场域、学术腐败、学术体制就都是富于前沿性的新的概念，对它的论述都带着明确的当下性。反映了作者握得先机的敏锐的学术知觉，和深厚的学术修养。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课题的老化，知识的陈旧，研究的重复，文字的雷同，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前进的动力，成了获取职称、津贴的工具。陶著的论题的前沿性和当下性，展现了当代学术的创新的品格，值得大力发扬。
总之，《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是一部我国近年来全面论述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是我国当前文化研究的可喜成果。可以预期，这部著作将对我国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