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资本是经济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提出，至90年代后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热点和研究领城。本文主要探析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资本理论【五篇】,供大家参考。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1篇
摘要：社会资本是经济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提出，至90年代后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热点和研究领城。本文主要探析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社会资本思想。
关键词：社会资本；
主要思想
一、布迪厄的主要思想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也就或多或少地真正地被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这种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的和象征的基础上的。”①据此，笔者认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在体制化的网络关系中的各种资源，它存在于正式的组织中，而非存在于非正式的组织中，其中的成员都可以获得该组织的社会资本所带来的声望、地位等资源且能得到稳定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的涵义在有些方面不符合中国情况。例如他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体制化的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这就排除了个人先赋地位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而中国是一个讲究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重人情面子，遇事喜欢找关系，且在多数情况下先赋地位的社会关系即熟人关系更容易达成目标。这种熟人关系即中国式的社会资本就和布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不尽相同了。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思想还包括他对三种资本类型的研究。他研究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联系、区别与转化。认为“经济资本是最有效的资本形式，可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为象征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较为复杂，不是即时性的，且带有一定的风险性”。②如“富二代”就是经济资本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的表现。又如，富家子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经济资本的投资而获得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反过来再获得经济资本，而平民子弟则较难获得和转化这些资本。
二、科尔曼的主要思想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作了更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定义是：“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为社会资本。它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③他还指出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同为资本的三种形态，区别是物质资本是有形的且有物质存在形式，人力资本是无形的，存在于人们掌握的知识技能中，社会资本虽也是无形的，但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形成依赖于这种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笔者认为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定义比较符合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社会人际网络关系。因为在他的定义里社会资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社会就是非常注重运用人际关系来达到特定目的或目标，所以科尔曼的理论更适用于中国社会。此外，科尔曼还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社会资本的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关于社会资本的特征，他指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一般情况下，物质资本是私人物品，不存在次优投资，财产权保证物质资本的投资者获得资本利润，因此人们投资于物质资本的积极性始终没有降低。人力资本也同样，至少与学校有关的人力资本如此。但社会资本则不同，特定的社会结构使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得以存在，这种社会结构不仅使积极参与建立规范的人受益，而且使处于相应社会结构中的所有人受益”④。他还强调社会资本的不可转让性，即它难以被轻易地交换。综观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其在深化社会资本理论内涵的同时也受到了各种批判。如指责他的社会资本概念模糊，没有关注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等。笔者认为他强调社会资本不可转让的特性似乎不是很准确，至少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在中国社会里社会资本表现出明显的可转让性。如由财产转让，权力转让而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一个家庭的社会关系网随着老一代人的离世而转接给下一代，这都是社会资本可转让性的体现。
三、结语
社会资本理论从起源到发展，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都对其给予了极大关注，其理论内涵已经非常丰富了。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各学科都是从自己学科立场阐释该理论，即便同一学科，研究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而且理论研究多，与之结合的经验研究少。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的社会中，社会资本理论对研究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但它起源于国外，有些理论阐述不太符合中国实际。因此，研究者们要加强共识与合作，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展开本土化的经验研究，以促进社会资本理论的不断创新、丰富与发展。（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美]詹姆斯·科尔曼著，《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3]张广利，桂勇，《社会资本：渊源·理论·局限》，[J]，《河北学刊》，2003.（03）.
[4]郑剑，《社会资本论》，[D]，华中科技大学，2011.5.
注解
①《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②《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18.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很多学者也把该理论运用于企业问题研究。企业作为市场的备择组织形式，虽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又面临企业内的组织失灵，又可称之为管理困境。本文旨在讨论管理困境的形成以及社会资本解决方案。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新兴的理论，这个理论也被经济学家用来分析和解释经济和管理领域的问题，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在他的著作《普通社会学通论》中明确划分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的研究领域，即经济学研究理性行为，而社会学研究非理性行为。这一划分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局促，对很多现实中的经济管理活动缺乏解释力，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发现，理性选择理论存在缺陷，现实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无法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的影响。人们偏离理性最优化的现象往往不是随机的，由于社会或心理方面的原因，这种偏离经常是系统的。这时需要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而且这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必须具备能够使社会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相融合的特点，即在一个行动者身上具有使理性选择假设与社会结构约束假设相容的功能。于是学术界把注意力投向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后，使“资本”首次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向广义的、抽象的层次扩展，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纷纷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引入资本范畴，于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组织资本、体制资本、权力资本等概念应运而生，丰富了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 ，1979）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社会资本理论很快就成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分析框架之一，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并引起广泛争议。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争议很多，但其基本思路是统一的，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即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改善法律、法规的执行效率和政府政策的宏观经济绩效；
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大量事实证明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是相关联的。强大的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资本构成了企业的一项重要经济资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企业与市场都是管理非常相同的交易的备择组织形式。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假定中，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的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的福利，这是一个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博弈，在这种博弈中，纳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诸如囚徒博弈的社会两难困境就会出现，个人的理性博弈恰恰降低了集体福利，而集体的利益只有在个人非理性的时候才能达到。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两个囚徒合作的话，他们的处境都会改善，但是由于每个人对私利的考虑，导致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只是一个陷阱，而不是能够达到有群体效率的机制。要达到有效率的群体结果，必须运用某种社会的交互作用而不是个人对自利的追逐。对这种社会两难困境经典的解决办法是建立科层（即企业），在科层中赋予某个人强制性的权威，由这个人去促使别人做本不会符合自身利益的事。也就是说，企业就是一个融合了经济、政权、法律三方制度形态。用权威、命令、强迫性调和甚至亲情、友情、爱部分取代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人的组合。因此人的自利倾向被部分限制了。所以企业组织对市场的取代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然而，科层或企业的建立也不能彻底解决市场失灵所造成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企业也不能完全消除单个经济活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个人在企业中像在市场中一样，理性地运用各种策略行事，并不和企业融为一体，人们仍在其中讨价还价，这就造成了企业管理困境。企业管理困境与企业内部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外部性息息相关。
二、企业管理困境
企业管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化与组织失灵
企业里不同工种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可以增进效率，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专业化同时也意味着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外部性。如果团队生产的产出大于人们分别生产的总和，足以弥补组织和管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团队生产就会被采取，但是企业面临两个重要难题：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和分配报酬。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他的任务就是监督和考核下属的工作并根据他们的绩效给予报酬。如果他能够洞悉下属在生产中的努力程度并公平合理地给予报酬并进行奖惩的话，那么就解决了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种种难题。但是由于专业化，使监督和考核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合格的产品必须依靠成员之间的合作，每个人的边际生产力依靠企业其他成员的努力。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模糊了个人的工作成果，这种外部性促使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激励，对团队成员进行考核，必须知道他们的真实努力的水平。然而每个人的努力水平和他的知识技能是每个人的私人信息，管理者难以观测到，而且团队越大，每个人的努力对团队产出的作用越小，越难以衡量，就像南郭先生混在人群中吹奏乐器，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吹得怎么样，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如此一来，每个人都难以有足够的热情投入于团队生产。其次生产过程越是专业化则赋予员工的垄断力量越大，因为他们难以被替代。既然努力程度难以衡量而且具有外部性，所以人们的理性决策将是搭便车，即推卸责任，即使被监督者观测到他们的卸责行为，也不能立刻替换他们，因此卸责者就更加有恃无恐。最终该博弈的均衡将是稳定且毫无效率的。
（二）讨价还价失灵
因为市场失灵的低效率而促使企业产生，但是，在企业内由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产出增加，在如何分配这些剩余的问题上，企业内成员之间又产生了矛盾。在企业中可以由一个具有权威的领导者来做出裁决，如果该领导者的权威是得到广泛认定的，人们愿意服从于他的裁决，那么有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然而，在现实中，他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威望，那么势必有一方不服，从而消极怠工，再加上前文所说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最后还是无效率。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
研究前沿
自20世纪20年代“社会资本”的概念出现在学者们的视野中，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从未停息，各位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做了论述和界定，以求探索社会资本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而学者们的核心争论多与其选择的分析层次有关，基于此，本文希望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进行梳理，比较不同分析层次的理论优势，以促进社会资本的系统化研究。
一、社会资本分析层次的争辩
20世90年代，伴随着社会资本现代意义的开启，社会资本的研究呈现出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两条路径。而除了这种以研究取向的不同划分之外，不同学者又从社会资本的系统化理论架构出发，将其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一）个人为中心和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层次
1、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
个人层次的关注点包括：（1）个人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投资；
（2）个人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嵌入在网络关系中的资源，并用这种资源产生回报。坚持这种分析战略的社会学家主要包括林南、伯特和波茨等。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又被称为社会资源理论，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为了从嵌入性资源获取回报而在社会网络中进行的投资”。①而伯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②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③
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具有三点特征：其一，社会关系网络孕育了社会资本，离开了网络，社会资本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其二，社会资本更多的包含了信任、规范等文化资本，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源；
其三，社会资本更是一种获取效益的投资活动。
2、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理论
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群体、社团或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关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网络中的群体参与，并把社会资本看做社会共有的公共物品，可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福祉。其中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理论都是这种分析的典范。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可以转化的并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凭借社会资本，行为者能够直接获得经济资源，并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④詹姆斯·科尔曼作为社会资本研究的集大成者，把社会资本看作是“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的各种实体，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不管其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⑤普特南把政治参与和民主的议题加入到社会资本中，把社会资本看作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规范、网络和信任”。⑥
然而不论是个人为中心，还是社会为中心，学者们在一个观点上达成了共识：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的互动维持和再生产了社会资本。其中，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理论奠定了社会资本作为集体资产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普特南又提出了公民参与，把社会资本看作社会组织的特征，使社会资本与公民福祉、制度绩效、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把社会资本理论放入了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框架之中。⑦
（二）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
与个人和社会的分析层次不同，这一分析层次主要从理论的系统化角度出发，学者托马斯·福特·布朗和乔纳森·H. 特纳都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过这种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这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区别出微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以及宏观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以及适合的研究领域。⑧
1、微观社会资本
微观社会资本强调在特定网络中的个人调动资源的能力，关注嵌入在网络中的个人，布朗又把这一层面的社会资本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这一阵营下的理论学家包括了科尔曼、波茨和林南。微观社会资本和以个人为中心的层次在关注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上文所论述的个人为中心分析层次中，已经简单介绍了波茨和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波茨在理论中引入价值和规范，认为它们有助于推动个人建立社会联系他跳出了于理性选择范式，把社会资本的研究带入了更广阔的空间。
林南坚持在行动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中开展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其理论体系中包含了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三个核心概念，分别对应投资对象、投资场所和投资者及其活动。于是，社会资本变成一种运动着的投资过程，是面对资源争取回报的行动。社会资本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客观对象，更是一种实践。⑨
科尔曼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选择理论，通过思考人们之间的关系类型进而探讨理，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认为社会网络的差异会影响个体之间的信任水平。科尔曼的理论为过渡性理论，为中观社会资本做了铺垫。
2、中观社会资本
布朗把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称为“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了社会资本特定网络中的结构化，以及资源在不同结构中的流动方式。在这个理论阵营的理论家包括罗纳德·伯特以及所有以组织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可以说，这个研究层次包含了一部分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研究。
伯特的“结构洞社会资本理论”试图隐喻“社会资本”是一种竞争优势，告诉企业家和组织必须扩大自己的网络关系，加强不可替代性关系的建设，致使竞争对手被孤立，而自己获得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回报。⑩伯特否定了网络背后多样化动力对竞争性结果的重要性，比如信任，他认为信任是人特有的。
中观层次对网络的关注把群体组织纳入了视野中，其中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的典范，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使社会资本超越了个体的意义，上升到“公共物品”的社会层面。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等同于市镇甚至整个国家这样的社区中的“公民精神”的水平。在他看来，像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就像拥有常规资本的人一样，拥有社会资本的人也希望尽量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但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品”，是从中获益者的私有财产，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
3、宏观社会资本
布朗把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了社会资本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以及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关注社会联系受到“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宏观分析避开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考察了社会制度和与其建立联系的人以及这些联系的表现方式。这种宏观分析的观点不多，相关的理论主要出现在文化社会学的经济研究中，而并不直接关注社会资本。世界银行试图通过研究社会资本，建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之间关系；
武考克希望构建一种理论综合作为分析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框架；
福山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文化和价值规范，并且考察了普遍信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这些都属于宏观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
二、两种分析层次的比较
个人为中心和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主要是从个人和群体为单位划分了社会组织的研究对象，前者属于个人，为个人利益服务，后者属于群体、社区或者社会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是为所有成员的公共利益服务。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主要强调个人、结构和嵌入的结构，分别关注了自我为中心的力量、网络的结构化和嵌入在较大系统中的网络（见表2-1）。
社会资本不同层次的界定要求研究者在运用社会资本分析具体问题时必须采用相应的理论表述。如果将适用于集体的理论套在了个体身上，就会出现林南曾论述的“生态谬误”，即从某个层次上得出的结论被运用在了其他层次上。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为中心和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其研究对象都是个体，关注点都是个人在特定网络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做具体问题的研究时，可以相互借鉴。
三、研究前沿：合理化的分类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4篇
Abstract:Social capital began to be raised by the sociologists in the 1980s and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focus gradually to the last of 1990s. A lot of scholars has defined this concep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ut still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The ambiguity and relax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lead to the dispute in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direct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studies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summary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targetedly .
关键词:社会资本 概念界定 测量理论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Definition Measurement Theory
作者简介:周娟, 河北任丘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07级本科生。
近20年来,与社会资本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工作取得了迅速发展。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从结构和功能主义视角到社会网络关系视角再到多学科研究视角,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但也不乏代表性理论;基于对概念的不同定义和理解,关于社会资本测量的理论也较为明显的分为三类,即依据概念层次进行测量、依据构成要素进行测量和结合二者的综合测量。
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回顾与总结
首先,我们对前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脉络及不同学者对此概念界定给出的不同答案进行简要回顾。“社会资本”一词最早由汉尼芬(Hanifan,1916,1920)用来说明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时独立使用。19世纪80年代法国着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上首次对社会资本进行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广泛使用。他提出社会资本市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同队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战友联系在一起(Bourdieu 1985)。布迪厄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江社会资本的界定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下。詹姆斯・科尔曼在《作为人力资源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即“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科尔曼较为全面的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的界定与分析。布迪厄和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普特南(Putnam)则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领域。普特南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向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
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无疑是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性人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福山(Fukuyama)、奈克(Knack)、伯特(Burt)、武考克(Woolcock)、林南(Lin)以及国内的一些学者。
二、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归纳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抽象性,使其在操作化上困难重重。不过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笔者认为可对其依据重点的差异对现有测量方法进行如下分类。
1.依据概念层次的测量方法
在微观上,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有局部网方法和整体网方法,局部网方法依据个体自我的属性特征主要用来判断和测量个体自我在网络中的社会连带问题,而整体网方法则关注网络的整体结构性质。在宏观上,普特南、奥尼科斯和布伦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普特南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通过自发性组织成员资格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资本, 他认为可以从个人拥有的社群网络来描述和量度他的社会资本。布伦、奥妮克丝做了社会资本方面的小规模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方法, 他们根据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和工作联系八个指标设计问题, 继而同坐人们对问题的回答测量社会资本水平。
2.依据构成要素的测量方法
厄普霍夫和帕克斯通等人将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分类后再测量。厄普霍夫认为社会资本对发展的影响是通过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在相互作用中体现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作用、规则、先例和程序以及大量有助于合作的网络,特别是互惠集体行动相联系;认知型社会资本得出于智力过程及其引起的思想,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得以加强。帕克斯通认为社会资本由个体间的联系和包含了积极情感的“主体间”的联系组成,利用调查数据对这两个部分进行测量可以避免对社会资本的结果――行动和资源获取的测量,而仅测量社会资本的构成形式。
3.综合性测量方法
世界银行认为,无论是从概念层次还是从组成要素来理解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的核心内容都是人们之间合作行为的实现。因此,主张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为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和测量方法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将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按布朗的分类)和横向维度(按厄普霍夫的分类)相结合,提出社会资本的测量框架。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关注在微观层次上的结构型社会资本的测量,重点在于那些与家庭、村庄和社区有关的制度或规范。宏观层面上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测量是研究者的长期目标。
2004 年,格鲁特尔特等人扩展了3 个指标,他们针对凝结性社会资本、桥梁性社会资本、连结性社会资本,以及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进行了综合考虑,最终确定了社团和网络、信任和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信息与交流、社会凝聚力和包容力、授权与政治行动六方面内容。2006 年杜维克等人又针对这六方面的定量指标进行了补充,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测量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只有将定性分析与定量测量方法的结合,才能够对其进行更清晰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测量。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福特・布朗,木子西编译. 2000.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
[2][法]布迪厄.1997.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
[3][美]詹姆斯・科尔曼,邓芳译.1990.社会理论基础[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33)
[4][美]林南.2005.社会化资本一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邹宜斌.2005.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评论(6)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5篇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