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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信息经济学论文【五篇】

时间:2023-07-03 13:50:06 来源:晨阳文秘网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信息经济学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信息经济学论文【五篇】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
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
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
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
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
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
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
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
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
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
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
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
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
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
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
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
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
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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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
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
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
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
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
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
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
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
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
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
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
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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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自愿性披露强制性披露会计信息

会计信息披露是联系投资者和企业及其管理层的重要纽带。投资者根据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企业管理层则通过披露会计信息传递企业的经营业绩、资源配置和财务风险等信息。可见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目前关于会计信息披露是采取自愿性披露还是强制性信息披露一直争论不休,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哪种披露方式,都有其深厚的理论根源。

1会计信息自愿性披露的理论基础

理论、信号传送理论以及市场基础动力是会计信息自愿性披露的基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司为什么有自愿披露会计信息的动机。

1.1理论

理论(AgencyTheory)把公司视为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该理论具有两个基本假设:①不管是人(在契约中发挥管理职能的集团)抑或是委托人(资本或其他资源的提供者)都试图尽可能扩大自身的财富,但他们之间又需要相互合作。因此委托人和人如何从根据公司财务报告所作的决策中获益是理论所引发的最主要信息披露问题;
②委托人和人都希望尽可能扩大自身财富从而导致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存在冲突,而契约是减少这种冲突的一种途径。契约的有效执行将引发监督成本、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等成本,而成本一般是由人承担的,人为了减少成本,便有了自愿披露会计信息的动机。

1.2信号传送理论

信号传送理论(Signaling)解释了为什么在没有强制性披露要求的情况下,公司会有在资本市场上自愿披露会计信息的动机。公司为了争夺市场上稀缺的风险资本,为了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自愿披露是必要的。会计信息向所有市场参与者传送有关公司资源配置、经营绩效和财务风险等信息,当公司高度依赖会计信息来表达自己的活动及活动成果时,会计信息便无可厚非地成了再现公司具体存在的最佳信号。

对于业绩优良、资本结构良好的公司,在寻求资本的时候,有动机自愿披露会计信息。通过信息披露,可以获得一个良好的市场信誉,增强公司筹资能力。而且业绩优良的报告表明公司有很大的抗风险能力,从而维护投资人的利益,更容易吸引投资者的注意,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而对于一些业绩平平的公司,迫于资本市场的竞争压力和筹集资本的需要,也不得不对外披露信息,因为“沉默”往往被理解为公司不愿意披露“坏”信息,因此业绩平平的公司为了避免被怀疑为不良业绩,就不得不报告它们的经营成果。只有那些业绩差的公司可能不愿意披露信息,但是为了公司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吸引投资者对其未来经营前景的期望,也将会迫使业绩差的公司对外披露信息,以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成长的信心。

1.3市场基础动力

市场基础动力(Market—BasedIn?鄄centivesforInformationProduction)源自经理人才市场的动力,正如Fama所探讨的,经理人员是隶属于经理人才市场的,其管理服务具有市场价值。理性的经理人员将更希望获得在同等情况下的高市场价值。由于他们在创造企业价值上所取得的成功很可能决定了其自身的市场价值,因而他们必然会努力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经理人才市场的存在主要从两个方面有助于对逆向选择等问题的克服,推动经理人员对信息的提供。第一,将降低经理人员逃避责任的可能,使其更愿意提供影响企业价值的信息。第二,经理人员将设法最小化企业的资本成本,最大化企业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构成了经理人员向市场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动力,因为会计信息的披露将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提高企业的市场价格,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并促进企业间的交易,从而提升其市场价值。另一个规范经理的基本市场是收购市场,如果经理人员不最大化企业的价值,企业就有可能被收购,而企业一旦被收购,通常将导致经理人员的下台,因此收购市场的存在也激励着经理人员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从而推动他们对信息的提供。

2会计信息强制性披露的理论基础

会计信息的外部性、公共物品性质以及会计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一切构成了会计信息强制性披露的理论基础。

2.1会计信息的外部性

会计信息的外部性是指一家企业披露会计信息能够传导影响其他企业的现象。比如一家企业披露其销售额和利润大幅度增长的信息,能够影响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市场预期。

会计信息的外部性会引起市场缺陷从而导致会计信息披露需要管制,这是因为会计信息的私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背离,即积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会计信息需求过度或供给不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比如一家垄断企业为了阻止另一家企业进入同一行业,可能有意不披露有关信息,使新的竞争者存在进入障碍,从而增加了社会成本;
而消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会计信息供给过度或需求不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会需要的最优水平,由此必然会使市场供求失衡,使会计信息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政府就有必要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管制。

2.2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特性

会计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出现生产不足,或者说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会计信息的生产者通过别人对其产品的使用不能内在化其生产成本,即消费者不用为使用公开披露信息而付费,生产者的生产动机受到限制,企业会从利己主义出发有意披露对其有利的信息,而对于使用者有需求但对于企业获得资本不利的信息却可以含而不露,甚至极力隐瞒和歪曲事实。如果要让公共物品的生产满足需求的话,那么那些不用付费就可以消费会计信息产品的“免费搭乘者”的信息成本就必须由整个社会承担。政府显然就必须在这方面承担责任,即负责监督公共物品的生产。

2.3会计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里把参加交易的各方由于掌握的信息不一致,即一方掌握其他方所没有掌握的信息优势称为信息不对称。在会计学中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比投资者更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他们有能力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公司真实———以维护自身的利益。由于经营管理人员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可能会粉饰会计信息,甚至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因此对会计信息的披露应该进行管制。实际上,Spence最近也指出:“公司自身都有一种内在的动机和倾向,即操纵或伪造财务报表以误导投资人,这是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必然现象。因此要以外部手段来规范和约束公司经营者,使其能在行为上有利于投资者获取充足的信息。”

3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的对比分析

以上对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诠释,这些理论分析各执一词。下面将从信息披露产生根源对这两种披露方式进行分析和阐述。

3.1自愿性披露的根源

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导致资本市场全球化扩张,企业融资模式由内部转向外部,企业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需提供更多更透明的信息。二是投资者数量的增加及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使得投资者更为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增加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三是企业的信誉是其在竞争中获胜的一个关键因素,而经理人在经理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下,有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和竞争力的动机,所以会将相关信息如实可靠地提供给投资者。

3.2强制性披露的根源

一是虽然迫于资本市场的竞争压力,企业有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但这种自愿披露是建立在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这种自愿披露信息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甚至可能是误导和欺诈的,因此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二是信息披露成本的存在防碍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由于现存的资本市场为非有效市场,就造成了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披露成本超过信息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致使管理当局放弃披露部分信息。只有当披露成本较低且信息的社会价值大于市场价值时,公司才会愿意披露信息,产生了信息披露的经济约束。三是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结果。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看上去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实质上这两种披露方式是有内在联系的,无论是自愿性披露会计信息还是强制性披露会计信息,都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目标,两者是内在统一的。

4对我国会计信息披露方式的建议和设想

近年来,关于我国会计信息披露是采取自愿性披露还是强制性披露,一直众说纷纭。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百花齐放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会计界关于会计信息披露采用何种方式的结论不够完善。笔者认为,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这两种观点代表了两种极端情况,它们都很具有说服力,但都不能产生定论,过分地强调单纯地选择哪一种方式,未免有失偏颇。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方式应朝着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相衔接的方向发展,而如何寻求两者的衔接,如何适度地披露会计信息,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4.1两种方式披露内容的有机衔接

强制性披露是按照公认会计原则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必须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内容;
自愿性披露是公认会计原则和其他法律、法规未作要求,而企业自愿披露的内容。强制性披露针对的是企业诸如上市公告书、财务报告之类的“硬信息”;
自愿性披露针对的是企业诸如良好的商业信誉、人力资源等“软信息”,这两种方式披露的内容完全可以有机地衔接在一起。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
教学困境;
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6―0125―02

1引言

信息经济学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适应社会经济信息化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单独列于中国应用经济学专业目录下。自此,国内许多高校的经济类、信息管理类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开设信息经济学课程。随着教学实践的开展,信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逐渐凸显出来,已引起一线专业教师和理论界的关注。本文在教学实践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信息经济学教学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解决对策,以期对信息经济学教学效果的改善有所裨益。

2信息经济学教学面临的困境

2.1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松散、理论抽象

信息经济学自产生至今,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在西方一开始就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一是以马尔萨克、施蒂格勒和阿罗为最早研究者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又称理论信息经济学,是从微观和理论的角度,研究市场信息及其特性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及其后果,从信息分布的不完全、不对称出发,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其要旨在于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种种机制,包括不确定性与风险、委托关系、逆向选择、信号传递、道德风险模型以及激励机制设计等。二是以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为创始人的宏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又称应用信息经济学,是从宏观和应用的角度,研究国家和世界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作用等。这两个研究领域,虽然都与“信息”一词相关,但“内容上又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逻辑体系上的相对松散。

在我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经过学者们的努力产生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国内学者来自经济学界和信息科学界,其研究角度不同,对信息经济学学科理解不同,使得其研究范围和领域很难统一,导致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差异较大、内容庞杂。

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松散,给信息经济学教学内容组织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在有限的课时内,将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一一讲述,面面俱到,是不现实的。如果每个部分只介绍最主要的理论,课堂教学缺乏连贯性;
如果只侧重于某些理论的详细讲授,又使得学科体系缺乏完整性。

信息经济学内容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使得教学方法难以把握。在信息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分析、博弈论和委托人理论方面的内容,“运用的数学知识较多”,“侧重于把经济现象用抽象的数学模型来刻画”,如果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味的以传统的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仅讲授吃力,而且学生很难理解和掌握,甚至造成一些学生的畏学情绪;
而关于信息资源、信息商品、信息系统、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及其测度理论等内容,相对枯燥,“可讲性较差”,如果照本宣科,会使课堂变得无趣,学生听课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较差。

2.2教学参与主体专业背景的局限

信息经济学既是一门经济学,“同时又是信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高校开设该课程的主要是经济类和信息管理类专业,许多授课教师在讲授该课程之前,并没有对相关理论进行过系统的学习,而且不同专业的授课教师,只拥有本专业的理论知识,而缺乏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
同样,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拥有的相关背景知识是不同的。如信息管理类专业的学生,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缺乏信息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使得信息经济学课程无论是“教”还是“学”都存在着困难,尤其是“如何实现对学生的区别教学”。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信息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3信息经济学教学困境的解决对策

3.1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从学校和院系层面上,要科学设置课程体系。课程的设置要符合教学规律,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和教学参与主体知识掌握的渐进性,来安排有关选修课和后继课,确定各门专业课的授课顺序。具体来说,就是将先修基础课放在低年级阶段,后继专业课放在高年级阶段,这样先修课的学习就为后继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如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了《信息管理学基础》、《信息资源管理导论》课程后,对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信息资源配置和博弈论等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学习信息经济学课程时,就容易理解和掌握该课程的相关知识。

3.2精选教材

信息经济学涉及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学者们关注的领域不尽相同,这直接导致以“信息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内容差异较大。综观国内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著作,在非对称信息经济学方面,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最具权威,在宏观信息经济学方面,马费成的《信息经济学》较具代表性,二者适合研究生层次的教学;
陈禹的《信息经济学教程》是横贯微观与宏观整个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国内成果,理论体系较完善、内容全面,比较适合本科层次的教学。所以,任课教师在选择教材时,首先要看面对的是什么类型的学生(本科或研究生,经济类或信息管理类),需要向他们讲授信息经济学哪方面的知识;
其次,选用的教材内容既要反映这门学科的前沿性,又要符合学生的专业特点,符合培养目标。综合考虑选择相适应的教材,才能实现不同专业背景学生效用的最大化,也会使信息经济学教学更为有效。

3.3重组教学内容

在精选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进行取舍、重组。具体为:第一,教师应根据学生专业培养目标,设置主干教学内容。如根据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信息经济学的主干教学内容应确定为不对称信息理论、信息商品、信息系统、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等。第二,分析章节教学任务,确定重点和难点。第三,优化课程内容。随着社会经济信息化的飞速发展,新知识、新理论不断出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尽量补充一些与课程密切相关的新知识,少讲那些陈旧过时的内容。

3.4多元化教学方法

根据信息经济学课程的特点,结合章节内容的难易程度以及课时安排、学生接受能力等,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1)优化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由于教学课时少、课堂人数较多等原因,目前信息经济学课程教学主要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灌输法,但应对这种方法进行优化,即课堂教学应贯彻少而精的原则,重视知识的简约化、结构化,让学生着重掌握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
对于难以理解的概念、术语和理论,最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尽可能的多举些案例;
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做到教学内容的适中性,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

(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经济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也是许多学科教学中常采用的方法。案例教学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判定、分析和研究,多方位启发学生思索。在信息经济学教学中引入案例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信息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同时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案例可以是教材中的经典案例,也可以是经济活动中的现实案例,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真实性、适用性和启发性。

(3)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或称现场教学法),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情境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各种真实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与现实经验关系密切的条件下进行学习,以便学生将抽象的概念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有意识地联系起来,达到更佳的学习效果。”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根据授课内容的需要,应设置相应的实践教学环节,如讲授阿克洛夫旧汽车市场模型时,可以带学生到二手车市场,让学生亲临其境感受我国二手车市场的现状,在实践中直观生动的理解抽象的“柠檬理论”,关键是要通过实践教学“把隐性知识内化为自身的能力”。

(4)研讨教学法。一种教与学互动的研究性教学实践方法,是指在每一章内容讲授结束后,让学生对本章的某一内容进行深入探讨的教学方法。研讨教学方法的优点在于:一是让学生认识到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和研究,其学科内容和理论体系有待充实和完善;
二是培养学生主动收集、分析资料的能力,使学生创造性的解决问题;
三是引发学生之间乃至师生之间的讨论,形成师生互动和形式多样的共同参与的研究型学习,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总之,恰当的教学方法能使学生更好的吸收消化教师所讲的课程知识,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3.5提高教师素质

高素质的师资是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前提。信息经济学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其理论知识和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教师只有具备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信息科学相关知识,同时运用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才能在既定的教学时间内做到深入浅出的讲授,让不同水平的学生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知识,完成教学任务。所以,学校要加强对教师专业知识和教学方法的培训,给教师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
同时任课教师要积极主动学习,更新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把教学和教研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自身业务素质,来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教学水平。

总之,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其内容和理论体系尚在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在尊重学科理论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选择教学内容,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教学能力,提升课堂教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方可达到信息经济学课程教学的预期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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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
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
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
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
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
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
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
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
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
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
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
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
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
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
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
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
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
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参考文献:

阿罗,1989:《信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胡佛(1988),1991:《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黄淳、何伟,1998:《信息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莫里斯,1997:《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

张维迎,1996:《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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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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