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近年来，由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发表国际贸易论文【五篇】（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发表国际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
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WWW.133229.COM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
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发表国际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
国际贸易；
核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5－0044－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和世界各国之间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如何发挥本国优势，构建本国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经济发展。
一、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界定
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是在国际贸易竞争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强弱，是其经济条件、资源禀赋、政府管理、科技进步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就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各个因素而言，每一个因素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从一般意义上来谈论国际贸易竞争力，是很难清楚地区分出决定一个国家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的，并难以准确、具体地衡量一国贸易竞争力的高低。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出发，深入揭示能够使一个国家保持长期、强劲的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运用核心竞争力理论来揭示国际贸易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经济主体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在竞争中能够保持持续优势的资源、能力和制度。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最早是针对企业的竞争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不断加快的今天，国家作为竞争主体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因此，从国家层面上研究核心竞争力，发现使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持续优势的因素也就日益重要起来。那么，什么是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呢?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竞争过程中，能够维持其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并使其长时间在竞争环境中取得主动的核心能力。从构成上，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的构成因素，即表现层因素和资源层因素。表现层是指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因素。资源层是指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资源因素和表现因素的结合最终形成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由一国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企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和产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来体现。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力，即出口产品竞争力，是指一国的商品在设计、开发、生产、营销、使用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在国际市场上与同类商品竞争中表现出来的满足消费者需求、占领国际市场、获取利润的能力。企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指企业在产品开发、生产、营销及售后服务诸方面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进行综合比较，在国际市场上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是指一国的产业及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所具有的竞争能力。
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影响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竞争地位的因素有许多。如资源禀赋、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科技发展、文化环境等等，都是决定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是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作为一个决定国家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要素资源，它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独特性。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应当是一个国家所独有的，难以为其他竞争者所模仿的能力。一项可以合格地定义为“核心”的能力，必须具有竞争上的“独一无二”性。不能轻易被竞争对手占有、转移和模仿，从而为该国创造长期的竞争主动权。(2)基础性。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基础性能力，它延伸和拓展到国际贸易竞争中的各个环节，影响着各个竞争环节的成败与否并对国际贸易竞争产生深远影响，维系国际贸易整个过程的运行发展。(3)动态性。一个国家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是其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但这种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当随着时间推移、环境演变而变化，并使该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保持竞争优势。(4)价值性。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作为核心能力的要素应该能够使一个国家比对手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等方面做得更好，即该因素能使该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具备更强的渗透和占有能力。
国际贸易竞争核心能力的提出与发展对于深化认识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它有利于引导人们去分析在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众多复杂因素中，能够使一个国家保持持续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把握住国际贸易竞争的核心问题，发挥后发优势，才能够更好更快地赶上发达国家。
二、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比较优势理论是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国际贸易基本理论，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只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方法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新理论”则是在分析中加入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现实的因素，使国际贸易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它们都没有超出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比较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
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随着世界经济科技形势的发展变化，它们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示出来。当代国际贸易竞争的一个主导趋势是，科学技术等知识型要素在竞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传统要素的地位下降。不断发展的全球科技创新产生了一大批资源节约型技术，降低了传统生产要素在竞争中的地位。因此，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竞争优势是很脆弱的，单靠劳动力、自然资源的要素禀赋是难以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实现持久竞争优势的。
笔者认为，伴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应当将贸易竞争优势放在技术创新基础之上，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提升其国际贸易竞争力，构建核心贸易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由一国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企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和产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来体现。因此，本文从技术创新与产品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企业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关系角度，分析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1、产品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最微观层次的组成部分 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基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上由低成本所带来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是由商品异质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产品的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是和技术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技术创新在提高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力方面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降低产品成本，使其获得成本优势。不断的技术创新，使得生产活动中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并能够显著地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实现产品的核心价值，获得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在塑造产品核心竞争力的作用还表现在其扩展性，也就是说技术创新不仅能为单一产品市场提供保证，而且还能根据核心技术原理和相关产品的关联性开发出一系列产品，从而突破原有狭窄的市场空间限制，在许多相关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
2、企业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支撑企业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且难以为其他企业获得或模仿的能力技术创新对培育企业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技术创新是企业形成核心产品，改善国际市场环境的重要手段。企业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要通过产品来实现，而是否能够向国际市场提供功能价格比良好的核心产品是企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核心产品是核心技术的物质载体和市场体现，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以此为载体和基础，开发出自己的核心产品，才能最终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技术创新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价值创造性。企业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价值创造性，即实现顾客所关注的核心价值，如：能显著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增加顾客的效用等。而不断的技术创新，使企业使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改进和更新服务，可以改善劳动投入质量和资本投入质量，节约原材料消耗，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产品价值并获得竞争优势。
3、产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产业内产品、企业竞争力的有机总和，属于中观层次的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出口产业结构的内容，即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是什么，这些产业具不具备国际贸易竞争力。而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转换和高级化是直接依赖于技术创新及相应的技术进步。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全球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技术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制高点，并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势头。从产品技术结构比重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高技术产品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不到20％，而目前这一比例已接近1/3。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加快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一方面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另一方面，将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新兴和主导产业，从而确保本国产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
上述技术创新与产品的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企业的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产业的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基础，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获胜，必须进行技术创新，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来形成自己的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
三、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上述对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关系的深入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各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下面进一步对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验证上述理论研究。
为了检验技术变化对贸易行为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有关对外贸易额增长的模型并对包括技术变量的各种因素予以检验。在检验模型中，包括如下变量：贸易额、劳动成本、汇率、技术水平、价格。本模型主要从动态角度分析上述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即选择一个时期计算贸易比重的变化，然后再计算决定变量的变化，最后分析回归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经验来讲，一国的技术创新发展水平越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因而国际贸易发展越快，我们第一个假设是贸易增长率和技术创新发展成正相关关系。汇率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表现在它对出口相对价格的影响上，汇率上升，本币升值，那么，以外币表示的出口价格会相对上升，从而减少出口；
第二个假设是对外贸易增长和汇率成负相关关系。劳动力价格上升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品价格，进而会影响出口；
第三个假设是对外贸易增长和劳动力价格成负相关关系。价格是影响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讲，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是负相关；
第四个假设是对外贸易增长和价格水平呈现负相关。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以Cobb－Douglas函数为分析起点，建立如下模型：
Y=RαCβWγPδ
对模型进一步取对数，得：
Log(Y)=αLog(R)+βLog(C)+γLog(W)+δLog(P)
其中，Y表示贸易增长率，R表示技术创新发展水平(用研发经费增长率表示)，C表示汇率变化，W表示工资增长率，P表示价格增长。α、β、γ、δ分别为相关弹性系数。
本文的数据是根据《国际经济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得来，如下表：
在实际建立模型过程中，由于经济变量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因此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量是有偏、非一致的。虽然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有偏的问题，但估计量依旧会出现非一致的问题。为此，我们可以采取广义矩阵估计法(GMM)进行回归分析。从而使估计结果与理论模型的差距达到最小，且同时处理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问题。
上表的说明：第一，研发经费、货币汇率及工资水平的回归结果支持我们的最初假设，虽然从弹性上看，汇率变动对贸易的拉动作用要比研发投入变动的拉动作用大，但通过本币贬值而推动出口的办法是以邻为壑，且容易为他国所仿效，最终引起国际贸易秩序的混乱，因此，这是世界各国越来越不倾向于使用的措施。研发经费的弹性系数大于货币水平的弹性系数，表明其对贸易的拉动作用也相应的要大。第二，价格指数和贸易额的回归结果与我们的最初假设是矛盾的，它和贸易额成正相关关系。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贸易发展变化趋势的。现今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高科技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附加值，虽然许多高新产品价格相应较高，但其国际竞争力仍然十分强大，而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作用。
回归结果分析可以发现，一些传统的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如：区位因素、劳动力成本的作用已经减弱，而技术创新在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模型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关于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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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
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
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
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
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
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
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
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
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
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
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
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
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
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
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
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
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
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
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
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
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
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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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国际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汇率冲击；
异质企业；
投资区位；
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11306
一、引 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 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
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
“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
“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
“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
“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
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
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 发达国家研发企业随汇率冲击预期幅度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
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
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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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唐铁球，汪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发表国际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同时,中国贸易顺差仍持续扩大,这一现象无法被经典汇率理论解释。本文利用1980-2008年的年度贸易数据对中美贸易进行协整分析,以便检验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之间是否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美贸易之间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并不满足,即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中美之间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本文就其可能原因给出几点解释。
关键词:马歇尔-勒纳条件 人民币实际汇率 协整分析 出口贸易
问题提出
自2005年7月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持续升值。同时,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不断上升,这明显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不符。尤其是对于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升值,而中美贸易的顺差却在不断扩大,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因此,研究人民币升值能否减少贸易顺差,对我国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综述
传统国际收支理论认为,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进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该国贸易收支状况改善或恶化。而这种影响只有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情况下才能发生,也就是进出口商品的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就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长短期影响进行了众多分析,得出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结论。其中,Rose&Yellen(1989)在早期使用最小二乘法对美国与其他G7国家自1960年的贸易季度数据进行了分析,结论是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随后,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在对数据进行分析以前,需要考虑所使用数据的平稳性。因此,以前的研究结论就变得不太可靠。所以,人们开始采用协整分析方法来进行检验。Rose(1991)利用Ender-Granger方法对美、英、德等国的1974-1986年的数据检验表明这些国家的进出口与实际汇率以及国内外产出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马歇尔-勒纳条件并不满足。接着,Rose&Andrew(2000)对1970-1990年186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名义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有一定负面影响。而Silvana Tenreyro(2004)采用1970-1997 年的数据专门研究了名义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结论是名义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收支没有任何显著性影响。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方法则是应用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实际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
随着实证分析方法引入我国,国内众多学者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探讨。厉以宁等(1991)对我国1970-198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进出口弹性不足,人民币贬值不仅不能改善收支,反而可能恶化出口的结论。很明显,这种结论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相反。沈国兵(2005)等应用协整分析方法对贸易收支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而戴祖祥(1997)在对我国1981-1995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为1.3,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从而认为人民币贬值可以改善中国的贸易收支。另外,钟永红(2007)运用时间序列中的协整分析,并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后得出人民币升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的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人民币汇率变化会产生何种效应的认识并不一致。本文以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方法为理论依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进而判断中美贸易收支是否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状况的因素做进一步分析。
基本理论模型
弹性分析的核心问题是货币贬值引起进出口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否能改善贸易国的贸易收支。弹性理论认为:贸易国的出口随着实际汇率的上升而增加,反之则相反。上述理论能否成立,取决于该国能否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
在本文中,采用实际出口额与实际进口额的比率来表示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差额,并采用对数模型对马歇尔-勒纳条件进行描述。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D=PhX/PfRM
其中,D表示出口对进口的比率,Ph表示本国商品的价格,X表示本国商品的实际出口额,Pf表示外国商品的价格,M表示本国的实际进口额,R为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外汇汇率,对上式两边分别取对数,可得下式:
InD=InX-InM-(InR+InPf-InPh)
对上式进行整理,可得:
InD=InX-InM-InE(1)
其中,InE=InR-InPh+InPf表示实际汇率。
又由于长期的实际出口和实际进口需求方程可表示为:
InX=α0+α1InE+α2InYf(2)
InM=β0+β1InE+β2InYh (3)
对(1),(2),(3)式进行整理,可得:
InD=(α0+β0)+(α1+β1-1)InE+α2InYf-β2InYh
上式InE前的系数即为马歇尔-勒纳条件。当该系数大于零时,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增加出口,从而改变本国贸易收支。
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1980~2008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空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中美年度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网站;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自IMF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人民币汇率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在变量的选取上,中美两国的物价指数分别用两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人民币实际汇率用剔除物价因素的名义汇率表示;中美两国收入水平用两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实际进出口额用进出口额剔除物价因素来表示。另外,通过对每个序列取对数来消除异方差性。
(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利用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所有数据分析都是借助于Eviews3.1来实现的。
首先对InD,InE,InYf和InYh分别进行ADF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滞后期的选择采用AIC信息准则。结果如表1所示。
ADF检验的结果表明InD,InE,InYf和InYh的ADF值分别大于5%的临界值,它们是非平稳的。接着,分别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可得对InD,InE,InYf和InYh一阶差分后的ADF值全部均小于5%的临界值,所以四个变量是平稳的,即都为一阶单整变量。
在变量都为一阶单整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于Johansen检验对于滞后步长十分敏感,所以必须首先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SC准则,可以确定最适合的协整检验模型为协整空间中有常数项及线性趋势项,滞后阶数为1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InD,InE,InYf和InYh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其最终协整方程如下:
InD=-0.24InE+0.25InYf+0.44InYh-7.79
方程拟合结果如图1所示。
由上式可得,对数人民币实际汇率前的参数为-0.24,小于0,即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小于1,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并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中国向美国出口并无显著影响。同时,可以发现当国内实际收入增加1%时,我国的贸易收支盈余增加0.44%。而当美国国内实际收入增加1%时,我国贸易收支盈余增加0.25%。可见,是国内和国际因素共同促成我国贸易收支盈余增加,单纯的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状况。
人民币升值不能减少中美贸易差额的原因
根据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来影响该国的贸易均衡,如果本国货币贬值,会使得该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相对下降,从而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刺激出口的增加。通过上面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状况来说,马歇尔-勒纳条件并不满足。对此结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
(一)中国对美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是指利用国外客户提供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进行加工生产,产品一般是外销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是与进出口紧密联系的交易,它在我国的出口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加入WTO以后,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出口总值达到50%左右。在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2523亿美元,而加工贸易出口达到1498.9亿美元,占比达到59%。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要小于对一般贸易的影响。这是因为加工贸易的特点一般是“两头在外”,“以进养出”。
由于人民币升值首先降低了我国企业采购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人民币成本,然后在加工贸易出口收汇时抵消了人民币收入的减少。伴随进出口规模扩大,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
(二)中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差异
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而我国在这类产品的出口上又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大部分为技术含量较高产品。但是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以及对华采取高新技术制裁措施,这就极大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2007年,中国对美出口的机电产品及纺织服装,玩具,家具,鞋和箱包等消费品达到1836.1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79%。200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为3400亿美元,而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41.3亿美元,仅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7.1%左右。所以,美国出口不能充分享受到中国高速经济增长需求带来的好处,进一步导致了中美之间贸易顺差的进一步扩大。
(三)跨国公司的对华直接投资
国外跨国公司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产品及服务转化为在华子公司的大额生产和出口。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对美进出口2148.7亿美元,增长8.1%,占当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的64.4%。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时缩小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因此,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对美中贸易逆差扩大有明显推动作用。
(四)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高
由于贸易盈余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和企业有更多可支配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使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不断增加。200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到415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98年11%提高到29.1%。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2007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7011.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这进一步扩大了中美贸易差额。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单方面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明显改善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状况。美国以贸易逆差为借口要求人民币升值是缺乏理论依据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不能仅寄希望于使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首先,中国要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使国内消费升级,努力扩大内需;其次,美国应该积极调整对华出口政策,取消对华出口贸易限制,使其对华贸易能享受到中国高经济增长需求带来的好处。最后,中国可以更进一步的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南美和非洲等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从而减少对美贸易顺差。
参考文献:
1.厉以宁,秦宛顺.中国对外经济与国际收支[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
2.戴祖祥.我国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1981-1995[J].经济研究,19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