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多数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很多知识的老化以及对新的专业知识的缺乏都严重影响着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专业技术及各项工作的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教书育人论文【五篇】（全文）,供大家参考。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1篇
1．1专业知识水平低
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多数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很多知识的老化以及对新的专业知识的缺乏都严重影响着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专业技术及各项工作的发展。就内蒙古自治区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情况而言，专业队伍状况不容乐观，图书馆专业毕业生寥寥无几，而非图书馆专业人员占大多数，这些给内蒙古自治区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实际工作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人才危机。因此，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工作在受到新的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接受继续教育，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术能力。
1．2服务观念落后，职业道德教育不完善
在以往的服务观念中，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的服务大多只限于简单的借借还还，所以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也似乎习惯了这种简单的服务模式，工作长期处于被动形式。但随着现代网络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求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不仅仅是简单的“保管员”和“出纳员”，更应该在图书资料的管理工作中起到参谋、导读的作用。职业道德是图书馆继续教育的基础，职业道德的教育直接关系到院系图书管理人员业务服务水平以及服务质量的高低。目前，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工资水平偏低，评职称有很大难度，劳动成果得不到重视和认可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着管理人员的思想情绪、工作热情。因此，通过对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的管理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职业认知度，充分认识到院系图书资料室在学校整体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加强自身素质修养，从而促进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工作的全面发展。
1．3知识结构不够完善、不够合理
从目前来看，虽说有些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但专业知识过于单一，没有系统性，或者只具备理论性而不具备实践性，缺失复合型人才，而且劳动人事部门提供的培训教育又是针对各个领域所有人员的一般性基础培训，这使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无法深入到图书文献的具体内容中，无法成为专业文献信息和专业读者的纽带，也就自然而然不可能为读者提供高质量高层次的服务。因此，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怎样提高专业水准，将陈旧的服务观念转变，将原有的知识结构更新，是迎接新时代挑战的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工作，更是每个图书馆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不论职称高低，不论学位高低，资料室管理人员都应该全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配合所在院校搞好图书馆员继续教育工作。
2继续教育的内容及途径方法
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1相关知识的拓展
当今，信息化网络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高校图书资料室传统技能的拓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别的多方面有关知识有所了解，通过学习“图书馆学概论”、“图书情报学”、“信息检索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检索教程”、“信息资源建设”等多方面知识来充实自己，提高与广大师生的有效交流与沟通，从而提高服务质量。高校院系资料室面对的每位读者的专业、学科知识掌握程度不同，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各不相同，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理解接受能力也有差异，所以说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加强相关知识的教育，以达到与师生的有效交流与沟通，并且能为师生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
2．2新兴技术的掌握
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与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图书馆普遍由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化图书馆转变与发展，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基本采用计算机处理，文献信息数字化，信息资源网络化，高校图书馆对师生的管理模式与服务方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要求传统的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模式与服务方式也必须发生巨大地改变。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将被半自动、半手工的工作方式或全自动的工作方式的模式所替代，这些将给院系图书管理人员带来新的挑战。管理人员只有全面加强计算机能力的继续教育学习，掌握现代化的操作方法和管理手段，才能适应现代网络信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2．3专业知识的继续教育
不论时代怎样发展，作为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对专业知识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拥有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可以熟练地掌握、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与新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现代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也只有他们才能带动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全面健康地发展。综上所述，实现上述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实现。
2．3．1讲座培训。高校图书馆应该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对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讲座、职业道德讲座等各方面的拓展能力讲座，以提高资料室管理人员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带动高校图书管理工作全面发展。
2．3．2进修班培训。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本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具体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派院系图书管理人员参加各类研修班、短训班等进行研修与学习，努力培养图书管理业务带头人，使其成为高校的图书馆与院系资料室之间交流与沟通的纽带。
2．3．3友好访问学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可以组织院系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之间或校内院系图书资料室之间进行互访参观、调研与学习，借鉴、学习其他高校图书资料室或校内院系资料室先进的管理经验、方法及图书资料研究成果，从而弥补自己的不足，开阔眼界，扩展思路，提高业务知识与管理水平。
2．3．4树立终身学习。自学是继续教育的整个过程，是获取知识提高自我的最好途径，也是其他方法与途径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获取新的知识与能力，从而做好院系图书管理工作，更好地为学校整体的教学、科研工作服务。
3结束语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美学内涵；
人文主义；
重心平稳；
左右揖让；
上紧下松
硬笔楷书的教学从笔画练习开始，但重心是书法结体（结构法则）的教学。笔者参考软笔总结归纳出一套硬笔的结体法则：重心平稳、上承下覆、左右揖让、上紧下松（重心偏上）、中宫收紧（八面拱心）、布白均匀、形态各异、变化统一（大同小异）等。本文将讨论如何将书法结体与美学和人文主义精神相结合进行教学活动。
1 重心平稳
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视觉艺术设计（应用美术之一），在各类设计中有一条最重要的法则就是“重心平稳”（有些刻意追求动感的除外，如动感雕塑）。何为“重心平稳”？浅白地说，就是一件设计作品，看上去不会倾倒，给人以一种安定的感觉。（在教学可用一些工艺品举例）
为什么要追求“重心平稳”？（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其实这和人类的本性有关，人类天生有一种求稳的本能，一般来说只有“重心平稳”的东西才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而安全感又是美感的前提。所以，“重心平稳”在各类设计中是首要法则。在体育运动中，“重心平稳”也是运动者必须遵循的第一法则。再者，这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吻合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它的精髓是以追求平稳和谐，即所谓的“中庸”文化。所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虽然分分合合，但国家民族却能一直保存下来。还可以从现实角度来诠释，如高房价是全社会的一道难题，如何解决？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让房价既不暴跌也不暴涨，而是平稳过渡。多举一些和现实相结合的事例，能引发学生的听课积极性，否则书法容易变成一门枯燥的学科。引申：可见追求平稳是人类的共性，是所有设计的首要法则，也是国家、民族的发展之道。所以，重心平稳也是汉字结构中最根本的一条。学习书法先要掌握字的重心，使字站得稳。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每一个字都写得符合“重心平稳”？笔者让一名学生上前，在黑板前站立。要求他做出各种动作。（1）两腿并立，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回答平稳），教师在黑板上书写“开”“井”。（2）两腿分开站立，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回答平稳），教师举例“兴”“美”。（3）一条腿站立，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仍旧回答平稳），教师举例“中”“申”。（4）接下去，趁该生单腿站立之际，教师故意推他一把，学生差点摔倒，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回答不平稳），问学生有没有感觉到美感？（回答毫无美感）。教师引导：重心不稳让人感觉不安全，而安全感是美感的前提。
2 左右揖让
这条法则是针对左右结构的字如何安排左右之间的关系，如汉字“欲”“彩”。首先，引导学生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关系普通的同事或同学之间，平时相处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是最适当的？提问：如果你平时无意中与陌生人或交情一般的人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是否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不舒服感？（回答是）教师答：这种感觉是正确的，是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效应。接着让两名学生上前做出“勾肩搭背”的样子让学生观察感受，得出结论：左右结构的两部分笔画交叉或碰撞，给人产生一种憋闷感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继续引导：相反，另一种情况是左右两部分笔画过于分离，又会产生何种感受？让两名学生相背站立，并且间距很大，下面学生观察后回答有“貌合神离”“互不关心”“缺乏合作”“人心冷漠”等等。教师引导：“这样的情形会带给人愉悦感吗？”回答“不会”。教师：“过于分离的笔画好比一种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充斥着紧张，不安全，离心力。没有愉悦感，所以也没有美感。”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社会或国家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处在和谐、有序的关系之中。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
3 上紧下松
教师在黑板上画出三个矩形如图，并让学生观察哪一个感觉最美、最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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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认为第一个矩形最美最和谐。教师问“为什么？”无人能答。教师解答：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哲学家柏拉图共同发现一条黄金分割律，其实是一条数字的比例关系：当一个形状的长段与短段之比或整体与局部之比，为1∶0.618，此时人会本能地感到美的存在。0.618，以严格的比例性、艺术性、和谐性，蕴藏着丰富的美学价值，被广泛在应用在美术界，书法界甚至更广泛的领域。而第一个矩形最接近黄金分割比，所以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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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教师在黑板上再画出两个形状如图，再让学生上前凭感觉找出两个的重心点。A点是学生找出的重心，B点则是教师根据严格的数学方法找出的真正的重心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因为人类有种视觉习惯，喜欢不自觉地将物体的重心点上移，定位于真实的重心点之上，这样看起来会更舒服些。继续引导：为什么人类眼睛普遍存在这种有悖于真实的假象呢？联系上面所述：这正是人类追求黄金分割的潜意识。
接下去，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让一学生上前平稳站立，教师：人体的重心在于肚脐，也是人体上下半身的分界点。另一学生用尺测量该生上身与下半身的数据，计算出两者比例接近于0.618。说明在人体中也存在许多黄金分割，只有符合黄金分割的人体才是和谐的美的比例。
那么在书法中又如何体现黄金分割呢？汉字不是真正的人体，也不是中规中矩的几何形体，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首先，对于汉字重心的界定主要凭感觉。其次，一个汉字的重心要界定于中心偏上位置：如“表”“果”“更”“暑”，这一切的目的都出于人类追求黄金分割的本能。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3篇
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在高职院校实施书香校园建设其实就是通过教育者的积极引导，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让广大师生通过多种形式，感悟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涵盖了自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品读国学经典，汲取精华，建设书香校园，对于承载教书育人任务高职院校来说是必要的，更是必需的。本文由收集整理
一、书香校园建设服务师生成长
在科技哲学领域关于科技伦理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包括人的理性理论、人的心灵理论、人的追求理论等，这些将为书香校园建设的主体——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解决了科技伦理中人的理论问题，也就能更好地建设书香校园，服务师生成长。
1.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理性的过程。书香校园建设的主体是人，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存在物，书香校园建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分享普遍理性的理性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认识普遍理性的理性过程。一所真正有内涵的学校，应该是让人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书香的味道，感受到人的理性内涵。教育不应该成为一个训练“机器”的机构，而应该成为培育有理性的人的场所。通过营造书香校园的氛围，广大师生认识理性，学会分享理性。
2.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提升人的心灵境界的过程。书香校园建设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主要任务。书香校园建设是一个努力向上，努力向无限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略的是人的限度，尤其是社会的限度。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范式的文化传播更加普遍，文化中的价值观差异更加凸显，对科技文化教育提出挑战。高校是人文精神的殿堂，建设书香校园，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构建我们的价值观，对于高校的德育教育来说非常必要。
3.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实现人的追求的过程。师生在校园环境中，通过主体的认知来表达对人文精神的接受。当人的期望值特别高，不能达到时，不能忽视我们对善良追求的动力，我们更需要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来实现书香校园文化层次的提升。书香校园文化具有德育教育的特质，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关联，高品位的文化理念灌输，能保证学生人格修养的形成，达到弘扬传统文化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的要求。
4.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文化扬弃的过程。书香校园文化受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当今很多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个性超脱于社会文化，形成扭曲的道德观，对文化教育的现状提出挑战。时代要求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相同步，书香校园文化的建设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反映社会的总体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强化主体意识，对文化进行扬弃，接受对师生发展有益的传统文化，摈弃那些功利主义文化。
二、书香校园建设服务学院发展
在科技哲学领域关于科技方法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包括假设理论、归纳理论、演绎理论等，这些科技研究方法的理论将为书香校园建设搭建更加合理的框架。把科技方法理论运用到书香校园建设，能让书香校园建设更加科学、理性、规范，服务学院发展。
1.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回归过程。书香校园建设能更好地对文化的本质和内涵，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和内涵进行追求和把握，是一种回归过程。文化的积淀是书香校园建设的前提，是高等教育实现战略目标的保证。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要注重对文化本质和内涵的把握，引领文化建设的潮流，把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找出文化深层次的价值所在，建立能服务学院发展的文化模式。
2.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动态过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文化的归纳过程，是一种动态过程。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都是时代的需要。归纳和总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把学习传统文化作为师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构建完善的文化价值体系，把校园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文化的动态性。
3.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辩证过程。从校园文化到文化校园，从书香校园到校园溢满书香，是对文化的演绎，是一种辩证过程。文化的发展遵循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事物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否定过程，即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校园文化建设是客观存在的，书香校园建设属于校园文化建设的范畴，也就必然遵循辩证否定的规律，因此，我们的书香校园建设过程是一个辩证过程。
三、书香校园建设服务社会进步
在科技哲学领域关于sts（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society）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教育活动、思想文化活动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些关系更加有利于书香校园体系的构建。要有效利用这些关系，使其服务于社会。
1.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推动社会意识形态的提升。思想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前提，对文化建设有指导作用；
文化建设是思想建设的表现，对思想建设有展示作用。用sts中的理论关系来指导书香校园建设，其实就是研究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过程，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sts理论能指导书
香校园建设，书香校园建设能展示sts理论的成果，二者的相互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2.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影响作用有助于社会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是对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能更有效地推动文化的进步，进而提高全社会的综合素质。文化是内化为人类思想的人化过程，文化能不断丰富教育的内容，让教育充分体现时代的特征。社会综合素质的提高过程其实是人的综合素质提高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教育的接受和文化的传播，二者相互影响有助于社会综合素质的提高。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4篇
“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次出现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林学堂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文曰：“论教育理论，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姚文栋在《送农林学生崔潮游学日本文》中又说：“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缺一不可。”（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35页）可见，某些晚清官员对西方职业教育及其重要地位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
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
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
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
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
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
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
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
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邹恩润作为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积极和重要的引介者，也深刻地认识到“各国职业教育皆有其特性，美国有美国之职业教育，英德法有英德法之职业教育，皆参酌本地情形，各适其特殊社会之需要，非徒抄袭成法所能奏功。故实行职业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国之良法美意为借镜，尤宜体察本地之社会状况为基本，庶几因地制宜，不贻削足适履之讥笑” （《职业教育研究》，赘语1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应当避免的大问题。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书法课程 教学模式 生成
八、基础教育阶段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
我们知道，基础教育阶段的许多课程如语文、数学等，研发得相对成熟，有丰富的课程理论，也有行之有效的课程教学模式。这些课程理论与教学模式，是根据每门课程的目标、性质、特点、内容及对象等课程要素，不断研究和生成的，体系完备，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书法课程则不然，书法艺术历史悠久，但书法课程的合法身份，刚刚取得，地位也不牢固，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构建，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如何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确是一个需要努力研究与探索的课题。
（一）教学模式的基本理论
1972年，美国国乔伊斯（B.Joyce）和韦尔（M.Weil）出版了《教学模式》一书，对教学模式这一课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此，人们开始关注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教学模式的界定多种多样，如：教学模式即教学程序，“是指具有独特风格的教学样式，是就教学的结构、阶段、程序而言的。”教学模式即教学方法，它是由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的不同在不同的教学阶段，协调应用各种教学方法过程中形成的动态系统。”也有人认为教学模式是教学程序和教学方法的混合体，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与一定任务相联系的教学程序及其方法的策略体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般认为，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下，通过相关教学理论的演绎或对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形成的一种指向特定教学目标的、比较稳定的基本教学范型。上述概念涉及几个要点：第一，教学模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教学结构，即教学模式已经是一种比较固定的教学范型；
第二，教学模式形成的途径有两种，包括教学理论的演绎和教育教学实验的归纳与总结；
第三，教学模式具有稳定性与可变性，一经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教学模式本身也在不断变革、修正和完善。
为了认识教学模式的本质和规律，必须深入到教学模式的内部，了解它的组织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一般来讲，教学模式主要包含五大基本构成要素：一是理论基础，教学模式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教学行为规范。比如，程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传授――接受模式是根据知识本位的教学思想。二是教学目标，任何教学模式都指向和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它在教学模式的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三是教学程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逻辑步骤和操作程序，它规定了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步骤应当完成的任务。四是运用策略，是指能使教学模式发挥效力的各种条件因素，如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环境、教学时间等等。五是教学评价，即教学活动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体系。
目前，国外有许多著名的教学模式为我们熟知，如夸美纽斯的教学模式、赫尔巴特的教学模式、杜威的教学模式等。国内对教学模式研究的成果颇丰，比较有名的有学导类教学模式、目标类教学模式、创造类教学模式、情景类教学模式、技能类教学模式等等；
目前流行的还有自主探究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模式、问题解决教学模式。
毋庸置疑，书法课程的教学模式是书法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每个书法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只不过是否基于书法课程的性质、特点、目标等相关理论，是否结合教学对象的生理心理特征、是否利用自身教学能力与专业水平的优势，来科学合理的生成、选择、运用得心应手的教学模式。
（二）古代传统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
有些人怀疑，古代究竟有没有比较正规的书法课程，当然更质疑有没有所谓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然而，书法得以传承，绵延不绝，名家辈出，名作纷呈，几千年繁荣不衰，我以为非有独特之教育教学不可。古代有专门学习书法的学校，如弘文馆这样的学书之处，其书法课程教学自然体系完备，有传统的教学模式，亦顺理成章。只不过，学书者多为贵族子弟，寻常百姓所能学者甚少，不如当今普及而已。
古代私学十分发达。自西周以来，重视教育逐渐成为诸侯列国政府的传统，私学机构日趋健全，以文字为载体的思想文化传播，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秦代既禁止私学，又不设官学，但唯独对童蒙教育相当重视，在“书同文”后用小篆字体编写了不少识字课本，如李斯的《仓颉》、赵高的《爰历》等，这些对儿童的书法教育起到极大的作用。汉代已基本形成童蒙教育，一般由经师大儒自设的“精舍”、“精庐”开门授徒，也有教授儿童的小学，称为“书馆”、“书舍”或“学舍”，教师称“书师”。汉代重视文字教育，有相应的制度，私学乃至家学逐渐发展，由此拓宽了书法教育的受众面，扩大了文字的使用范围，好书善书之人日多，为魏晋南北朝文字的快速演变、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奠定了基础。从唐代开始，书法教育是作为专门课程进行的。太宗李世民倡导以王羲之为“书圣”，“王字”为正宗，上行下效。民间多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书写为范本。此等风气，至明清而不衰，从而形成了古代传统的书法课程教育教学体系，不仅有诸如欧、颜、柳、赵四大楷书为主的专门写字教材，而且有成熟、完备、严格的书法教学程式规范。
古代私学中的书法教育，“师承制”即以师徒传授的形式最为重要，也最能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这是中国书法教育中普遍存在、沿用的一种方式，几千年间从未间断过。杰出的书家大多经历过这种学习方式。如钟繇以刘德升为师，王羲之拜卫夫人为师，羊欣拜王献之为师。实践证明，汉字书写采用以师带徒，传授心法技巧，提高书写水平的效果是十分明显，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古代私学中的书法教育，尤以“家学制”的传授形式最为独特，充分体现出家族的书写传统和家庭的文化教育。陈寅恪先生认为：“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世业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赵翼先生也指出：“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乎！”因此，家学世传是古代书法教育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汉字书写能成为书法艺术，书写能具有艺术的个性、风格和流派，家学世传贡献最大。
历代继承家学而名垂千秋的书家不计其数。东汉中后期如曹喜、杜操、班固、师宜官、罗晖、赵袭、张毡、刘德升、梁鹄等，皆各有擅长，为世所称，而崔瑗、崔父子，张艺、张昶兄弟，蔡邕、蔡琰父女，更是私相授受，一门相传。――如此风气，实为开启魏晋南北朝钟、卫、王、谢、郗、庾、崔、卢等世家大族的书写门风和世不替业的传统。之后，便有唐代欧阳询传其子欧阳通，虞世南传其甥陆柬之；
有宋苏氏三代，米家父子；
有明文氏家族；
清代蒋衡、蒋骥、蒋和三代，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兄弟三人等等，翻开每位书法家的传世作品，均可见其家学渊源。
官学是古代书法教育教学另一种重要形式。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奴隶制时代官学制度，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六艺”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书”即识字与书写，列为“六艺”之一，表明汉字书写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两汉时期的文化教育制度在沿袭秦朝的基础上有了发展。汉代秦之后，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央官学包括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
地方官学即郡国学校，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设经师一人，庠序设孝经师一人。如汉平帝在位时（公元前1年―公元5年），也曾征召爰礼等一百余人，叫他们在未央宫里面解说文字，并敕封爰礼为“小学元士”。东汉末年，灵帝设置的鸿都门学，实际上是一个进行书法教育、交流的场所。鸿都门学的教学中就有专门书法教育的内容，当时流行的《熹平石经》，从内容上讲是一本标准经书，而实际上是一部政府倡导的汉字书法标准字帖。
隋朝官学中的高等学校已设立了书法专业，并配备有相应的书法教师。据《隋书》载：“国子寺祭酒（一人），属官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等员。”唐代则延续并发展了隋朝的做法。唐代的官学非常发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郡县都设有学校，国子监中设有专门的书法教育机构。“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唐朝的官学体制中，书法是一门必修课程，有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和严格的考试制度，有专门的书法教师，并给予一定的职位。中央一级有“侍书学士”，如褚遂良、柳公权等均为侍书出身；
国子监设书学博士、助教，“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
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兼习余书。”又如内廷习艺馆设博士，地方学校则设助教。
北宋在国子监也设书学，配备书博士一名。宋徽宗精通书画，其时设立书艺所，以备专门研究书画。“大观四年，以算学生归之太史局，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
宋代的书法课程教学内容、模式，有文献记载较为清楚。宣和六年（1124）八月十四日，诏：“书艺置提举措置书艺所，生徒五百人为额。篆正法钟鼎，小篆法李斯，隶法钟繇、蔡邕，真法欧、虞、褚、薛，草法王羲之、颜、柳、徐、李。有兼经义举人及贵游子弟，又分士流、杂流为二，以尚书主客员外郎杜从古、大宗正丞徐竞、编修《汴都志》米友仁并为措置管勾官。”又，政和四年十二月四日，大司成刘嗣明等言：“近降小学条制，小学生八岁，能诵一大经，日书字二百，补小学内舍下等；
诵二经，一大一小，书字三百，补小学内舍上等。十岁，加一大经，字一百，补小学上舍下等。十二岁以上，又加一大经，字二百，补上舍上等。”
元代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记录书法课程教学十分详尽，影写、看帖、读书、考字、执笔、抄书等内容、数量、规格、环节清清楚楚，呈现出清晰、完整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小学习写字，必于四日，以一日令影写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写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为格影，写一遍过，却用智永。如钱真字影写，每字本一纸影，写十纸止，令影写，不得惜纸。于空处，令自写以致走样，宁令翻纸，以空处再影写，如此影写《千文》足后，歇，读书。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写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力如此写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写，方能他日写多运笔如飞，永不走样。又使自看写一遍。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论，待他年有余力，自为充广可也。盖儒者，别项工夫多，故习字止如此。用笔之法，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此口诀也。欲考字，看《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正始音》、《韵会》等书，以求音义、偏傍、点画、六书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数字，择切用之字先考，凡抄书之字偏傍，须依《说文》翻楷之体，骨肉间架气象，用智永，非写诗帖，不得全用智永也。”
明清时期的国子监，类似于唐朝的崇文馆，有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学校，地方上亦有府、州、县学等，虽以“四书”、“五经”为主，但由于书法水平也直接影响科考结果，故书法教育是比较严格的。清代后期，学校教育内容有所改革，增加了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科技发明等。同时，新的书写工具如钢笔等进入国门，由于便捷等原因，渐渐为国人所接受，但毛笔书法仍是小学一门重要的课程。
可以说，在整个书法史中，书法课程教育的事实是基本存在的。私学、官学都有体系完备的书法课程教育；
其中“师承制”和“家学制”则是极为重要的课程教学模式，这一课题值得我们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并且一定会对现代书法课程教育教学模式的生成，起到十分重大借鉴意义。
（三）现代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
教学模式的生成即教学模式的建构或形成。教学模式的生成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教学模式的来源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本国自己构建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教育长期历史发展和教育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教学模式；
二是引进的教学模式，主要是通过翻译以及国外学者的讲学等方式直接从国外引进的模式；
三是国外教学模式的本土化。教学模式的生成，有两个主要途径，即演绎式和归纳式。演绎式是指从一种科学教学理论的假设出发，推演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然后用严密的实验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它的起点是科学的理论假设，形成的思维方式是演绎法，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关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直接转化为相应的教学模式；
另一种是在有关经验材料的基础上直接设计和组织相应的教学模式。而归纳式则是在对教学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教学模式，它的起点是经验，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法。这种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同时也带有浓厚的主观经验色彩，其科学性也有待于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加以检验。
1.教学模式生成要依据书法课程的目标与任务
书法课程的目标与任务具有特殊性，它被规定与语文教育相结合，既要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也要完成艺术教育的任务；
既是文字教育，又是文化教育，也是技法教育。学生既需要从书学理论上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更需要从书法实践、技巧方面进行强化训练；
既要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书法史论、文字等知识，又能熟练地掌握书写技巧和方法，手脑并用，能书善悟；
既具有较高的理解、分析和鉴赏能力，又具有较强的艺术创作和实践应用能力。这就要求书法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采取特殊的办法，灵活多样，行之有效。
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生成，有几种基本思路：取法上以研习古代名家的经典作品为主，注重传统、基础的学习；
教法上应精讲多练，因材施教，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理论上用史论架构，看书读帖，重在分析、理解和记忆；
实践上要强化技法，形神兼备，从临到创，循序渐进。因此，选择和运用教学模式，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一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即读帖思考的能力，对古代优秀书法作品的用笔、结构、章法及风格气韵等，察之尚精，重在培养学生观察的主动性、敏锐性、持久性、深刻性；
二是形神兼备的模仿能力，即动手实践的能力，所谓拟之贵似，重在培养学生模仿的准确性、持续性、成效性和综合性；
三是融会贯通的感悟能力，即培养学生的艺术思考和觉悟能力，启发学生综合运用书法艺术语言，将文字、文学、文化内容和书法形式有机融合，发挥想象，为创造作充分的准备；
四是创造能力，即在观察、模仿和感悟能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富于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
2.教学模式生成要符合书法课程的性质
课程性质不同，教学模式的生成也有所差异。自然学科的课程与社会学科的课程性质不同，知识架构的逻辑关系不同，研究方法和手段也不同，其教学模式的生成区别很大。
书法课程具有人文性、审美性、实践性三大性质。从文字、文化和人本来看，书法课程具有人文性的特征，这就要求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
书法课程的审美性，具有唤醒、塑造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书法课程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是发现美、创造美、欣赏美、传承美的过程。由此，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应有利于塑造“人”，让人类变得文雅和充满爱心。
书法课程的实践性在体现临摹实践、创作实践、欣赏实践，都离不开人的亲自参与和体验。没有实践，学生的能力不会发展，素质不会提高出。在实践中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性。因此，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应该彰显书法学习、临摹、创作、欣赏的过程魅力。
理解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是书法课程的根本属性，可以科学选择和运用课程教学模式，实施书法课程有效教学。
3. 教学模式生成要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习特点
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他们的学习过程都有一定的规律。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学习潜能、学习积极性直接制约与影响课程教学的效果与质量。如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在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阶段，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一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并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选择有针对性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是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前提与基础。同时，学生的学习有其共性的一面，但学生的学习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化的活动，每位学生的学习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因此，选择教学模式就要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有效的教学模式应该是个性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模式从来就不存在。
4. 教学模式生成要发挥教师自身的优势
每个书法教师都有书法某一方面的学习专长，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教师之长，往往是学生所专。教师是选择和运用教学模式的主体，应发挥其中的主导作用。因此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应考虑教师自身的条件，尤其是能发挥书法教师自身的优势能力。
5. 教学模式生成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教学模式正在日益现代化。在当代教学模式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理论、新成果。有些教学模式已经开始注意利用电脑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教学条件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创建现代化书法教学平台，充分利用可提供的教学条件来设计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设备和科技手段进行书法教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而生成的教学模式，往往可以扩大学生的艺术视野，增强书法鉴赏能力，从而突破传统书法教学模式的局限，凸显现代书法教学的直观性与可视性，使书法教学易懂、易学。（未完待续）
――本文为2012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2JCWH11YB）和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兰亭书法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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