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会议，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新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开始。新体系正式提出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波动更多地由市场决定。但是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有时会出现大幅持续的波动，不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民生银行论文【五篇】【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民生银行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汇衍生品；
套期保值；
银行汇率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2日
一、研究背景
1976年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会议，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新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开始。新体系正式提出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波动更多地由市场决定。但是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有时会出现大幅持续的波动，不利于贸易和投资，同时也会导致过度的外汇投机交易，从而使汇率进一步失衡，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更动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我国政府对外汇市场和汇率风险控制的警惕和关注。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调高了2%。自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率逐步加大，根据最新统计，从汇改至2013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5%。对于持有大量外汇敞口头寸的商业银行来说，汇率变动导致的汇率风险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市场风险。为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国人民银行依托全国银行间市场逐步建立起了外汇衍生品市场，2005年8月首次推出远期外汇业务，随后依次开放人民币外币掉期交易、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的期权产品，合约品种日益丰富，为国内各类经济主体管理汇率风险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金融工具。根据外汇交易中心的统计，外汇衍生品市场交易量从2006年的649.17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3.47万亿美元。而随着规避汇率风险需求的不断增加，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二、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商业银行汇率风险暴露影响的理论实践
（一）衍生品交易的套期保值理论。套期保值是指为规避风险，指定一项或一项以上套期工具，预期抵消被套期项目全部或部分公允价值或现金流变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相应风险。根据风险管理理论，管理风险的方法包括资产负债管理方法和衍生品套期保值管理法，而所谓的衍生品套期保值管理法是指借助于各种衍生工具如期货、期权、互换等对风险进行对冲，从而实现套期保值。
（二）早期的套期保值理论。早期的套期保值理论就是源自Keynes和Hicks的正常交割延期理论（全额套期保值理论）。该理论认为，套期保值是在现货市场上的商品生产者回避价格风险的一种行为。该理论强调套期保值的四大交易原则，即交易方向相反、品种相同、数量相等、时间相同或相近。如果投资者遵循了这一原则，则可以对损益金额实现全额套期保值。
（三）基差逐利性套期保值理论。现实中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者资本市场不完美等，使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即学者们指出的基差风险。与传统的套期保值理论不同的是价格波动的风险不能被套期保值完全消除，只能被降低。为克服基差风险，Working教授提出了基差逐利性套期保值理论（选择性套期保值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套期保值归类为一种图利行为。因为套期保值者参与套期的目的是通过寻找基差方面的变化或预期基差的变化来谋取利润，并不关心他能否消除价格风险，所以在该理论的解释下，企业的套期保值成了套利行为。
（四）现代组合投资套期保值理论。财务风险管理上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正是所谓的Markowitz提出的组合投资理论。企业要把风险分散管理，套期保值也一样不能只用一种衍生品或者只对某一种风险进行套期，也就是Johnson、Ederington等提出的现代组合投资套期保值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参与套期保值者要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对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进行投资组合选择以确定交易头寸。
三、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实践
（一）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发展历程。我国商业银行中除了中国银行以外，其他银行开办外汇业务的时间最长也就不过20多年，接触汇率风险的经验自然也就不足。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一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前，人民币长期以来单一盯住美元，使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在8.3上下浮动，央行吸收了几乎全部汇率波动的风险，商业银行只是在理论上存在着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而实践中对于汇率风险的管理却缺乏现实的驱动；
二是2005年7月21日之后，为了配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和银监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相继出台了扩大即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范围、引入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扩大远期结售汇范围以及允许掉期交易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在完善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规范化进程与发展步伐。之后，我国各商业银行依次开始开办不涉及利率掉期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实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贵金属业务汇率敞口外汇管理等。
以人民币汇率改革为界线的这两个阶段，表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逐渐由表内管理法走向表外管理法，由传统工具和业务操作走向金融和商品衍生品的趋势。表外管理法中的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主流。
（二）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现状。汇率风险是汇率水平的不利变动使银行财务状况受影响的风险。汇率风险主要源于本集团持有的非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负债在币种间的错配，以及金融市场做市而持有的头寸。监管层面上各政府监管机构通过颁发法规条例的形式从宏观上控制汇率风险外，在微观层面上，国内各家商业银厅也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具体各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法如表1所示。（表1）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基本上都能综合使用表内管理法和表外管理法管理汇率风险。首先，可以明显看出，大型商业银行在最传统的外汇敞口限额基础上，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VaR计量方法来计量部分交易账户的汇率风险，小型商业银行也在逐步建立中；
其次，最重要的是，几乎全部商业银行都已经把金融衍生工具对冲作为汇率风险管理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个别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策略和风险承担能力等特有特征补充压力测试等管理方法。总体来讲，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正在逐步朝向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对冲策略仍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本文就是从银行角度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希望能为我国商业银行运用外汇衍生工具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提出建议。
四、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外汇衍生品对银行的汇率风险暴露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有效缓解了因人民币升值而带来的负面冲击；
当外汇衍生品的对冲比例提高1%，银行汇率风险程度系数平均提高约10%。依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并结合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稳步推进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外汇衍生品能够有效缓解因人民币升值而给商业银行带来的负面冲击，这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的认识上扫清了障碍。与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我国外汇衍生产品市场还处于开发阶段，实际上我国还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外汇衍生合约的品种偏少，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缺乏一个转移和规避汇率风险的交易平台。本文建议我国应不断丰富外汇衍生品，尤其要尽早推出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外汇期货合约，积极促进健全衍生品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第二，健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2012年5月全球知名的摩根大通银行披露了因过度投机信用衍生品合约而造成巨额亏损，这一事件值得我国银行业深思和警钟长鸣。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都设置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但是并没有能够独立的、权威的、有效的管理起商业银行各个层面上的汇率风险，银行整体结构上缺乏整体紧密联系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鉴于银行的汇率风险计量技术相对落户，定量分析科学性方面也需要不断改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努力探索发展衍生品业务的同时，应加快建立一个健全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和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第三，改善商业银行外汇衍生品市场。目前，我国外汇衍生品属于典型的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场外合约，合约的日常交易缺乏透明度。根据本文选取的代表商业银行特征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应该努力改善银行业垄断现状，增加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性。同时，在市场监管方面，根据不同资产规模、流动性、收益水平对不同的商业银行进行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督。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晓莉，高璐.中国上市金融机构外汇风险暴露――基于汇改后数据的经验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12.4.
[2]郭飞.外汇风险对冲和公司价值：基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2.9.
[3]郭站琴，周宗放.基于VaR约束的商业银行贷款组合多目标决策.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5.2.
[4]黄祖辉，陈立辉.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及其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来自352家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经验数据.农业经济问题，2010.12.
[5]侯小波.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研究.河海大学（硕士论文），2007.3.
[6]罗航，江春.人民币新汇率形成机制下的上市公司汇率风险暴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4.
民生银行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银行业改革一直以其艰巨性和特殊性而引人注目。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及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银行业改革愈加凸显出急迫性和重要性。就本质而言，中国银行业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即以较高效率的银行制度安排对较低效率银行制度安排的一种替代。
从总体上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文献中显然有些是包含着真知灼见的，并且一些独到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就笔者所涉猎的文献而言，立足长期历史演进视角者寡，而关注短期迹象和政策者众。其中，张杰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和突破。
实际上，任何一项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它必然是前一次制度变迁的终点和下一次制度变迁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必须选择一个长期视角，只有将其置于长期的制度演进过程进行考察，才能窥其真面目。否则，不论我们的理论模型多么精致，论证过程如何严密，经验证据何其确凿，都极有可能忽略掉许多至为关键的东西，从而影响到我们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取向以及相关的判断。
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过程相对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是十分独特的，这主要体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自古以来就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密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国家早期的金融结构经过货币兑换业，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所谓新式银行，期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完整的制度架构，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明确定位。其实，即便当货币资金的支持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开始意识到掌控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之后，欧美国家（政府）对银行业的发展也更多地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加以监督和管理，而不是直接加以控制。
以美国银行制度的演进为例，其路径大致是：自由发展阶段－以“金融抑制”为主要特征的银行制度体系建立－－＞原有银行制度体系充实和完善－－＞新银行制度体系构建。
对美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路径的考察，我们发现，西方国家银行制度的演进大都是自发的，政府只是在市场机制运行出现问题时才出面加以干预。但是这种干预也是有限的。例如，甚至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期间，即使有种种幕后交易、操纵股市、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等丑闻被揭露，但美国总统胡佛仍然相信联邦政府对证券交易所的控制是不符合宪法的。同样，罗斯福新政也只是加强了政府干预的力度，并没有限制或收买私人产业，侵犯私人产权制度。比如，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成立的有限几家以政府为背景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履行监管和保障职能的，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市场主体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政府并没有另搞一套官办银行体系，以及以官办银行体系来取代民营银行体系的事情。
但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故事却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诺斯（1991）指出，从理论上讲，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同时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进一步地，王家范（1999）教授强调指出，在中国“国家就是最高产权”。因此，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一直以来它与国家（政府）的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通常认为，中国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当时中央集权业已形成，信用机构主要依托封建王朝，商品经济则长期受到压制，从而制约了中国早期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无论是唐朝的质库、金银铺，还是明清时代的钱庄、票号，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以依附于国家（政府）为前提条件的，否则，其归宿大概只有破产、倒闭或被没收的命运了。以清朝时期颇具影响力的票号为例，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银行”，它曾经获得的空前发展和成功与其同清王朝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银行业诞生于1897年，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主要动因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到了几乎枯竭的地步，因此，想通过创办银行以增加财源，摆脱财政上的困境。基于这一动机而创办的通商银行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例如，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时额定商股500万两白银，先收半数，另商借户部库银100万两。同时，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多数是捐纳的候补道员以及退职官吏，他们往往把银行视为衙门。另外，其创办人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为得到政府的保护，积极争取户部的拨存银两作为生息公款。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得中国通商银行成为官商合办的银行。此后成立的户部（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样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银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通过拉拢、渗透和挤压等方式压制民族资本银行，从而基本上处于独占市场的地位。例如，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通过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将其商业银行性质改为专业银行，同时增加官股、改组人事等手段，完全控制了当时国内的两大银行。承认，“三行（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增加官股，即统治经济之实施”。从此，国民政府便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式的银行制度。
当然，这期间也存在一些与政府关系不是很密切的民营银行，但这些银行最后由于国民政府的挤压而最终走向衰落。比如，当时作为民族资本银行代表的浙江兴业银行，辛亥革命以后，曾一度有过良好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对政权的摊派垫款较为抵触，与该政权较为疏远，使得这家在1927年前存款位居私人银行前列的大银行最终走向衰落。
考察几千年中国银行制度的变迁，我们已经初步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一直依附于国家（政府）。银行业的依附发展观，这也许可视为中国银行制度变迁史的一大主线，同时也应成为我们考察转轨经济下中国银行业制度变迁的一大主线。
二、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一个内生视角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观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融中介产生于对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克服，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产物。这种主流理论本身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到如今其主体并未发生动摇。不过，这一主流理论是以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对于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问题似乎缺乏解释力。有鉴于此，张杰认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国有金融中介是由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建立起来的外生性金融安排，即国有金融中介的成长外生于经济发展。就讨论这一问题所持的视角看，张杰的结论是合理的，并且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但实际情况是，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内在逻辑。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对于国有银行制度演进的逻辑便会得出大致相反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关于这一点，林毅夫等已经做出了非常精彩的阐述。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取决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也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但不幸的是，这一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资源禀赋状况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单就本文更关注的金融资源来看，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特点和动员能力是无法满足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4元，这种低收入水平抑制了资本的积累。易言之，稀缺的资本无法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更糟糕的是，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国家动员资金的能力也非常薄弱。例如，1952年国家银行的期末资产总额只有118.8亿元，存款余额93.3亿元，分别仅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20.2%和15.8%。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金融的完全垄断便是国家的合理选择。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动员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配置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企业和部门。因而，改革开放以前，国有金融体制表现为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制，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资金、结算和信贷中心，总揽了全部金融业务，城镇居民所持有现金和国有企业单位所掌握的信贷都存入其中，国有部门之间的支付也通过它来清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金融中介并非是张杰提出的一个被剔除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它是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矛盾的内生产物，发挥着国家所赋予的特有的制度功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转轨时期。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一点举世公认。对于取得成功的原因，理论界普遍的共识是在于采取了渐进转轨的改革方式，为了降低改革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从而尽量使改革呈现一种“帕累托改进”，采取了保持存量，推动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而保持存量主要就是保持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这一逻辑背景下，国家将通过财政拨款向国有企业注资的计划方式改为通过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市场方式，这即是被众多学者所称为的“拨改贷”改革。平心而论，如果考察一下当时的金融资源禀赋状况，便有理由为国家的这个决策感到担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78年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33.9%、11.1%和55%，到1999年转变为18.6%、12.2%和69.2%。“集财于国”到“藏富于民”的分配格局的转变，导致了国民储蓄结构的严重扭曲与失衡。1979年国民储蓄结构为：个人部门23.55%、企业部门33.65%、政府部门42.8%，到1996年依次转变为83%、14%、3%。因此，如何有效地汲取分散在私人手中的巨额资金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便成为关乎到渐进改革战略能否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一点也正是本文的担忧所在。幸运的是，国民储蓄结构的迅速转变改变了国家的偏好，促使国家做出调整其国有产权结构的努力，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增加国有金融产权的比重。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直观地反映在组织体系的重建上。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脱离财政部，并升格为部级单位。1979年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时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后改称为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离出来。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也宣告成立。此后，国有金融的成长则集中表现为这四大国有银行的“攻城掠地”，纷纷设立分支机构，不但占领城市，而且占领农村和边远地区。正如笔者所指出的，公有金融产权边界的扩张使得国家控制金融资源的能力得到加强，从而能够利用这些金融资源替代迅速下降的财政能力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随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改革初期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就是得益于国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对体制内经济的大量资金投入。因此，我们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内生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和金融资源禀赋状况。换言之，由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与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的矛盾内生地导致了转轨经济下国有金融中介的演进。
三、国有银行改革研究的两个基石：长期视角和内生视角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成熟经济理论的影响，国内大多数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主流经济理论对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过程的一些片段或者具体故事进行分析与解释，尽管得出的结论或许对有关问题而言非常精辟，或许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结论一旦被置人更为广阔的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背景中去考察，就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似是而非。这一点可能很多学者都感觉到了，并为之而困惑。
进一步地，学者们之所以总是关注于局部或者片段，主要的原因大概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国有银行只有仿效国外商业银行的做法才能最终获得理想经营绩效。在这一推断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移植和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银行制度安排来改善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结构及其效率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制度的移植和模仿可能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世界各国的银行制度也不一定非要趋同。实际上，不同国家银行制度变迁过程都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就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而言，其未来变迁的方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依赖于我们对中国银行业长期演进过程的重新审视和解读。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国有银行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从外生的视角来进行讨论，这导致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实际上，任何事物的发展演进都不是孤立的，一定会与它所存在的系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解读，任何事物都是内生的。同样，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也并非是孤立的，它与中国经济转型所特有的制度安排有着密切的联系。
长期视角要求我们立足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考察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变迁，通过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制度演进的历史来解续他们的银行制度为什么会形成目前的运作模式，同时比较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性，从而得出是否中国的银行制度一定要按照国外商业银行的模式来构建。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与欧美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过程具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一直依附于国家（政府）。银行业的依附发展观是中国银行制度变迁史的一大主线，同时也是我们考察转轨经济下中国银行业制度变迁的一大主线。
民生银行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营银行；
可持续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184-03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20世纪70年代，罗纳德・I・麦金农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和爱德华・肖的《货币、资本和经济发展》指出：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政府采取干预手段，人为地压制利率水平，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提出金融深化理论，即为促进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应放弃对金融的过度限制。许多国家在实践中也深刻意识到，长期的金融抑制阻碍了本国经济快速增长目标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许多国家开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部分国有金融机构也逐步民营化。
国有股份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全国373家主流商业银行中，约95%都是由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控股，除了5家国有大型银行，其余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仅有中国民生银行和平安银行两家银行是由民营企业控股；
在城商行和农商行中，也只有14家小型民营银行分布在江浙一带。这种与市场机制不符的银行体系造成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程度过高，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随着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和上海华瑞银行等5家首批民营银行成立并相继开业，2016年新一批12家民营银行的设立申请也已经进入论证阶段。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虽起步较晚，但欣欣向荣。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国内外民营银行的现状为今后民营银行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民营银行的基本界定
民营银行是我国的提法，在国外研究中一般是指区别于国有银行的中小型银行。当前对民营银行的定义大致可分为3种：产权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治理结构论。产权结构论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
资产结构论认为，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相关金融服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
治理结构论则认为，凡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以上3种定义都只是从一个方面描述了民营银行的特征，未形成全面认识。简而言之，民营银行就是由民间资本控股，并采用市场化机制经营的银行，核心特征是公司治理结构。
三、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受让股权、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①2003年，以徐滇庆为首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内30余位专家学者曾向银监会提出设立5家民营银行，但银监会以风险为由最终未能获批。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之后，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民营银行的高度关注。2015年7月27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和天津金城银行的筹建申请获得银监会的批准，同年9月29日，浙江网商银行和上海华瑞银行获批筹建。截至2015年末，5家民营银行资产总额达79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51亿元，各项监管指标基本达标，整体经营平稳有序。
微众银行定位于持有银行牌照的互联网企业，手机APP于2015年8月15日上线，与微信、QQ账号无缝对接；
同年9月21日，微粒贷产品上线微信，9月23日与优信二手车合作，平台金融业务上线。截至2015年12月末，微粒贷贷款余额74.95亿元，开通白名单客户2 034万人，授信客户352万人，授信额757亿元，累计66万人在线贷款128.17亿元。微众银行APP客户数累计逾32万人，产品代销规模接近150亿元。
浙江网商银行于2015年6月25日正式开业，注册资本40亿元，面向小微企业和消费者开展金融服务，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和同业合作。2015年8月与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流量统计机构CNZZ合作，面向中小规模的创业型网站推出“流量贷”，基于大数据风控模型，对申贷者的身份、信用、流量以及经营状况等要素进行审核，向网站提供单笔最高100万元的贷款，首批授信总体额度为100亿元。同时，为口碑平台上的线下小微商户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最长用款期限为12个月。该计划第一期已向淘宝、天猫平台上的小微商家提供了总额60亿元的信贷资金，后续还会提供现金管理、余利增值等其他金融服务，下一步还将推出面向农村的贷款。
温州民商银行的股东全部是温州本土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主要为温州区域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区居民、县域三农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目前已推出“旺商贷”和“商人贷”产品，主要服务于股东企业所在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企业以及温州小微企业园等。截至2015年10月，民商银行吸纳存款超过3.5亿元，主要是企业定期存款，利率在2%―3%之间，贷款主要针对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约1.6亿元，单笔最小15万元，最高200万元，年利率7%―8%。
上海华瑞银行围绕自贸区规划，提出服务小微大众、科技创新、自贸创新的经营理念。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资产规模近1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截至2015年8月末，华瑞银行共实现营业净收入1.34亿元，实现净利润1 881万元，存贷比为47.68%，均符合监管要求和该行的内控目标。作为上海自贸区的法人银行，54天内就完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系统建设，4个月研发完成了FT自贸区分账核算体系，6个月推出了民营银行第一张人民银行3.0标准的芯片，充分彰显出民营银行的高效机制。
天津金城银行定位于“公存公贷”，借助天津自贸区的区位优势，立足天津，受惠于京津冀一体化，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客户、优质民营企业客户、自贸区内融资租赁和贸易型汽车行业企业，深挖产业互联网生态圈上下游企业，抓好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中小科技型企业。
总体而言，我国民营银行现阶段的发展规划较为稳健，注重长期的风险监控，不盲目扩大规模、急于盈利，更重视夯实发展基础、探索差异化特色化路径、细化市场定位。
四、可持续增长的基本理论及模型
1977年，美国财务学家罗伯特・希金斯提出了可持续增长模型。可持续增长是企业在不增加并保持当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的条件下公司可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是一种平衡增长，可持续增长率是指在不需要耗尽财务资源的情况下，公司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
可持续增长率（SGR）=股东权益变动值÷期初股东权益=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留存收益率×权益乘数；
实际增长率（g）=ΔS/S0，其中：ΔS代表本年销售增加额，S0代表期初销售收入额，若实际增长率（g）=可持续增长率（SGR），可认为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当可持续增长与公司实际增长相差较大时，提醒管理者对其差异进行全面分析，找出高速增长或是缓慢增长背后隐含的问题，及时制定出正确的策略。
稳定状态是指资产和负债随销售额比例增长；
销售净利率为常数；
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已定；
不增加外部权益资金；
增长所需权益资金来自内部；
财务比率保持水平。在稳定条件下，决定持续增长率（g）的变量有T：总资产与销售额的比率；
P：销售净利率（税后净利/销售额）；
d：股利支付率（1-d=留存比率）；
L：负债―权益比率；
S0：本期销售额；
S：下期销售增长额。
五、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民营银行是否能保持可持续增长，尽量避免随机因素干扰，确保分析时间的稳定性，选取中国民生银行2009―2015年前三季度的公开财务数据作为分析期，数据来源于民生银行网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Wind资讯。选取销售净利率等6项财务指标作为研究变量，其符号及定义如下所示：销售净利率（P）=本年净利润÷本年主营业务收入；
总资产周转率（A）=本年主营业务收入÷期末总资产；
权益乘数（T）=期末总资产÷期初股东权益；
收益留存率（R）=1-本年现金股利÷本年净利润；
可持续增长率（SGR）=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收益留存率；
实际增长率（g）=期末主营业务收入÷期初主营业务收入-1
2015年的期初主营业务收入由上一年度前三季度数据替代。民生银行2009―2015第三季度的年均可持续增长率为15.26%，年均实际增长率25.14%。
以上数据可以估计民生银行的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有显著差异，为检验这两个样本无显著差异，采取配对样本T（Paired Samples T Test）检验。
提出假设 H：μ1=μ2，即先假定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确定假设的显著水平α，本文用α=0.05。检验结果表明，T检验的双尾显著性概率为0.047，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即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均值差异在95%以上的置信水平高度显著，意味着民生银行2009―2015年前三季度的可持续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为检验民生银行是增长过度还是增长不足，运用SPSS软件进行了Wilcoxon符号秩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民生银行在2009―2015年前三季度7年时间可持续增长率小于实际增长率的负号秩样本占100%，属于增长过度，反映民生银行处于增长过快的状态。民生银行2007年进行了事业部制改革，集中资源开发中小企业业务及零售业务，促进了经营管理效率及销售净利率的提升。
六、对我国民营银行的展望
民生银行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
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基层人民银行有效履行各项职能的关健所在。如何有效提高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效果，充分调动基层人民银行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是人民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按照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我们对当前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当前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它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涉及到与人们生产、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思想政治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来自与人们生产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从基层人民银行的实际情况看，当前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1.“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工作方针落实不到位。理论上，按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要求，基层人民银行普遍建立了“一岗双责”的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把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布置、同落实、同检查。实践上，不少领导干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看不见、摸不着，多一点、少一点都有无关紧要，不少单位每当思想政治工作与金融业务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时间上挤、工作上让、人员上凑，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普遍存在“一手软、一手硬”，“一岗两责”难以落实，思想政治工作流于形式。
2.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心工作联系不紧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必须与基层人民银行的中心工作密切结合。但从实际情况看，在基层人民银行的思想教育中一直存在联系中心工作不紧密的问题。一些理论性教育内容本来就比较抽象、与基层人民银行业务工作距离比较，职工学习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而一些基层人民银行的领导干部、政治思想工作者又不能把上级安排的教育内容与金融管理、金融服务工作相结合，学习教育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一念，以致政治教育活动搞了不少，实际效果难以显现；
一些全国性、系统性的教育活动，经过层层动员、转发，基层人民银行时几乎没有时间组织开展。由于教育活动不能与基层人民银行具体业务实践相结合，这样的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启发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中心工作和长远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教育目标。
3.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不强。从教育对象看，当前人民银行普遍把普通职工当成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教育对象，而领导干部也通常只把自己当成思想政治工作的传导者、教育者，总是保持高高在上，无师自通，永为人师的样子，根本不愿作深入细致的学习研究。从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经验看，各级领导干部才是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的主要对象。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党总是通过对党员领导干部、党员的优先教育、重点培训来引导、示范、感染普通群众，并通过适当的理论灌输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认识与归属。当前领导干部这种认识行为，不仅颠倒了教育对象的主次关系，也使一些领导干部、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政治理论和政策理论的学习修养，使自己经常以各种理由游离于政治思想教育活动之外，其行为不仅影响了党的形象，也增加了普通职工被教育的怨气。从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看，灌输的方法是我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传导方法对普通群众进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这种方法在今天仍在广泛使用，但随着人们的自主意识增强，这种灌输教育方式也会产生一定的排斥作用，甚至逆反心理。由于人民银行系统干部职工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都比较强，尤其是年轻同志，知识结构比较丰富，视野比较宽广，如果不加区别地进行填鸭式教育，不加区别地用空泛的大话、空话进行宣讲教育，就容易引起他们反感，就容易导致思想教育收不到预期效果。
4.先进带路典型示范的教育效果不太明显。发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和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随着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思潮多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上腐败现象不断出现，人们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任度也在不断下降，对先进典型的漠视嘲讽之心日益增加，特别是一些老典型长期得不到晋升发展，一些领导干部也不注重自身政治、文化和业务技能的修养，这些情况都使先进带路、典型示范的教育效果在青年职工中大打折扣。
5.职工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得不到眷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倡的是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但人们的现实生活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由于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正确看待、顾及职工在深造发展、工资分配、岗位竞争、晋升提拔、子女安排、邻里关系协调等方面的需要，不能对职工出现的心理问题、信仰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心里疏导，而是脱离人民银行激励制度缺乏，员工“千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客观现实，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用空话、大话、套话欺骗群众、恫吓群众，这极易引起职工反感，激化个人与集体、与邻里、与同事之间的矛盾。
6.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不高。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加深，互联信息的高速发展，基层人民银行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更加活跃，心里负担也日益加重，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但一些基层党务干部理论水平低，能力有限，方法简单，对新理论、新知识、新业务学习不多，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认识能力不足，难以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
二，对提高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几点建议
我们党长期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并把思想政治工作当成维护党的执政党地位的重要工作来抓。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全面、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方针、内容、方法。从基层人民银行现实情况看，当前提高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效果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坚决纠正和防止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全面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由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部门协助抓的“一岗双责”的工作责任机制，坚决做到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布置、同落实、同检查制，充分发挥工青妇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形成党政工群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要切实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真正做到“管人管事管思想”三统一，使思想政治工作由“软”任务变成“硬”指标。
2.围绕履行人民银行职能这一中心，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指导作用。经济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改革、
发展、稳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密结合各项业务工作进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具体到基层人民银行，发挥政治思想工作对履行人民银行职能的保障作用，就是要通过加强领导班子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重点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用科学理论，驾驭全局，指导人民银行业务实践的能力；
就是要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重点组织党员干部、普通职工认真学习金融法律法规、市场经济知识、新型金融业务和新型业务技能，逐步形成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升，在提升中创新的金融文化氛围；
就是要通过选拔党性强、业务精、懂经济、会管理、富有创新精神的同志进入党的领导班子，加强党组班子建设，就是要建立健全党内生活制度，严明党的纪律；
就是要开展党建研究工作，提高基层人民银行工作的主动性、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导性。
3.要密切联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思想政治工作要立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因此，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解决职工工作生活遇到实际问题，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注重区分领导干部、党员干部、普通职工政治工作内容，采取集中培训、大会交流、专家辅导、电化教育、歌咏比赛、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要注重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的作用，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与机关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健全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确保思想政治工作有序开展，收到实效。
4.强化党员干部教育，继续发挥典型引导的积极作用。继续发挥先进典型和党员干部的示范引导作用，要求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加大反腐力度，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以良好的党风、行风，取信于民。要求我们注意总结和宣传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解决他们的生活需求、关注他们的发展需求、承认他们的历史贡献，通过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的有机结合，不断改进宣传方法，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到领导干部可信、先进人物可可学、“老实人”可做，从而在基层人民银行营造一种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民生银行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央银行资产 经济规模 脉冲响应函数 协整检验
一、引言
中央银行是我国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肩负国家金融稳定的重要责任，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中央银行均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活动，我国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有力的支持了我国经济快速复苏。从财务报表角度分析，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可以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得以充分体现，其中资产项目反映了中央银行资金的运用，主要包括国外资产、政府债权、公司债权等方面，中央银行总资产规模反映了一国货币运用现状，现代货币论理论认为，货币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适当的货币供应量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对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中间目标的调节从而对一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实现最终目标，由于各国经济实体的传导机制不同，中央银行资金运用过程中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对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间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准确把握央行金融政策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为一国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货币当局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展起来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反对古典经济学家将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作为两个完全相互独立的存在体，相反凯恩斯理论认为，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将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即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总结归纳得出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下利率与国民收入关系模型，即IS-LM模型，认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会引起LM曲线的移动，通过利率的作用使得宏观经济在一个新水平上达到均衡。弗里德曼（1963）通过对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产出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短期内会对经济总产出产生扰动影响。韦伯等（1995）通过利用近3300个样本对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总产出增长率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长期范围内，货币供应量变化与国民经济产出增长率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我国学者也对货币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过系列研究，隋鹤（2007）通过建立货币理论模型，分析结果认为货币供给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正比关系。马树才等（2009）以我国2000-2008年月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内货币供应量对国民经济产出影响十分显著，但长期范围来看，货币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货币当局应加强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杜朝运等（2009）运用投资乘数相关理论推倒出我国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关系曲线，认为货币供应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应以货币供给过剩为必要条件，并据此提出央行应根据经济运行与货币供给关系所处的运行阶段不同制定出有差异的货币政策。黄瑞玲等（2009）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深入考察得出广义货币供应量与我国经济增长率间具有大体一致的波动关系，我国阶段性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效的。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货币供应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解读。从央行资产整体来源看，货币发行规模只占总资产来源的一部分，仅以货币供应规模为变量分析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难以全面真实反映中央银行宏观政策对经济产生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从财务报表角度分析央行资产总规模与宏观经济间的发展关系，揭示央行整体宏观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三、模型简介与样本选择
本文运用VAR脉冲响应分析模型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VAR模型是数理统计模型的一种，最早由西门斯（Sims）1980年引入用于经济学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是对VAR基础模型的发展，是通过时间序列分析随机扰动项受到冲击后如何在系统中进行传播从而对各变量产生冲击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yt=a1yt-1+a2yt-2+b1xt-1+b2xt-2+ε1t①
xt=c1xt-1+c2xt-2+d1yt-1+d2yt-2+ε2t②
现假设系统在t=0时刻有y-1=y-2=x-1=x-2=0,现考察y对x变化产生的响应函数，给ε20=1，ε10=0，以后各期随机扰动项取值均为零。在第0时期则有x0=1，y0=0将上述结果代入①②式则有x1=c1，y1=b1在1时期 以此类推根据所取样本区间一直计算下去，算出yt即为变量y对x变化冲击所产生的响应函数。运用VAR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随机扰动项下列特征必须对任意取值t或t≠k均成立：
E（εit）=0；
var（εt）=E（εt,εt′）；
E（εit，εik）=0
因此在进行VAR脉冲响应分析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从而影响实证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应对单个样本变量序列进行稳定性检验，并在水平值向量序列不平稳的前提下对向量序列之间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本文分别运用ADF检验与JJ检验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序列与经济发展规模序列进行了相关检验。
本文在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与分析科学性的基础上，选取1999-2009共计11年的数据为样本，综合分析央行资产规模与经济规模间的关系，其中经济规模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对1999-2009年间的央行资产规模向量序列和国内生产总值向量序列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断各向量序列是否稳定，在检验过程中根据SIC准则选取滞后期为2期。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详见表1。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GDP规模原序列均不平稳，但在10%置信水平下，可以认定两个变量的二阶向量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说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GDP规模为同阶平稳序列，因此在做VAR脉冲分析前，还需要对两个向量序列间的关系作协整分析，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本文运用JJ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之间关系分别进行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而为VAR脉冲响应分析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提供支撑。在协整检验过程中，本文根据Schwarz准则确定滞后期数为1,协整检验结果详见表2。
从协整检验结果分析可知，在假设不存在协整方程前提下，取5%为置信水平，特征根迹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两种检验结果均可拒绝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即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我国经济整体规模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变动是执行一系列宏观金融政策的结果，说明一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一系列宏观金融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长期稳定的影响。
协整分析结果同时表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满足VAR脉冲响应分析条件，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变动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本文运用Eviews5.0软件建立VAR(2)模型，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对中央银行资产规模由于受到宏观政策作用发生变动而产生的响应函数。实际操作过程中，脉冲响应分析结果选择以图形方式输出，详见图1。图中横轴表示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变动对经济规模产生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我国整体经济规模变量。
由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知，当中央银行执行宏观金融政策导致总资产规模发生变动时，会给实体国民经济产生一定时期同向的冲击，这种冲击效果在第二期达到峰值，随后逐步趋于平缓，说明我国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产生有效冲击，但整体来看，冲击期间较短，一定时期的宏观金融政策难以对经济产生长远冲击，这与我国当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相一致。
五、结论
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金融体系决策中心，通过制定一系列金融政策对一国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各国经济体制以及政策传导渠道存在差异，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宏观政策的执行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效果不同。本文试图运用VAR脉冲响应模型分析我国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为了科学量化中央银行各项金融政策效果，文章从中央银行财务报表角度分析，考虑到各种宏观金融政策结果可以通过央行总资产规模指标进行综合反映，本文进一步研究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总量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当中央银行执行各类宏观金融政策导致总资产规模发生变动时，会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产生同向的冲击。这种冲击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且冲击效果在短期内较为明显，宏观金融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效果有限，说明我国中央银行当前金融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析结果与我国宏观经济现实情况相吻合。
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以来我国高速发展的实体经济受到严峻的考验，中国人民银行接受中央政府委托，果断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政策措施，有力刺激了我国经济的率先回暖，当前我国经济正朝着预计目标发展。前文分析可知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政策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短期明显的同向冲击，一方面这与我国当前实行一系列金融与经济政策带来社会经济在危机中软着陆的现状相符；
另一方面考虑上述短期冲击效果，在我国经济全面复苏迹象尚不明显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应谨慎考虑各种新政策的推出可能对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短期内应保持政策的一贯性与连续性，避免由于政策的退出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Friedman M,Schwartz A.Money and business cycl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3,45:32-64
[2]McCandless G,E Weber.Some Monetary Facts[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95,3:2-11
[3]隋鹤.中国的货币供给理论及其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3:114-116
[4]马树才,贾凯威.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治理与国民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14:128-131
[5]杜朝运,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运行弱相关的理性思考[J].上海金融,2009,11:39-43
[6]黄瑞玲,李子联.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6:43-48
[7]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49-297
[8]戴建军.我国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08:52-72
[9]闫力,刘克宫,张次兰.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9,12:5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