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安全与教育关系密切。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用本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观点教育启发人们，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从而保障本阶级或社会集团意识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生态安全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第1篇
意识形态安全与教育关系密切。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用本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观点教育启发人们，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从而保障本阶级或社会集团意识形态和统治地位不受威胁而相对稳定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建与规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文件，对高等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使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得以重建和规范。第二阶段:加强和改进。1989年6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中心议题，从战略高度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发展进步确立了主旋律。第三阶段:践行和升华。党的十六大召开，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新任务，使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召开，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不断向前发展。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课堂教育理念落后，教育创新乏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缺乏创新，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节。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法，缺少个性化教育，导致不同学生群体难以用自己的方式和思维接收到有针对性的、能够解决思想实际问题的教育内容;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质不了解，以职业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代替理想信念教育，出现少讲或不讲的现象;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能准确地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内容，只会讲空话、套话甚至假话，使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课堂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2.社会实践教育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目前许多高校在实践教学的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没有充分认识到课外活动实践的重要性，没有具体的实施大纲，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配套制度，考评和监控机制更是处于空白阶段。一些地方、部门和高校领导存在着片面的政绩观，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属于“虚功”，没有完善合理的活动机制和科学管理方式，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的实践教育越来越边缘化，使教育者产生了一种应付的心态，导致实践教育陷入了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可以不要”的尴尬境地。
3.队伍建设机制不完善，运行不协调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的建设上，有些高校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建设不够重视，缺乏具体的措施和明确的规划，一些高校有意压缩队伍编制，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待遇过低，教育队伍工作条件改善、职业培训深造、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制度不到位、不落实，使从事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人员积极性不高，教育资源严重流失和浪费。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1.西方“西化”阴谋不断渗透，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搞“人权”外交，无非是想以虚构和捏造等伎俩在国际上给中国制造舆论压力，以此来混淆国内不明真相的人的视听，达到动摇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险恶目的。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敌对势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用宗教渗透的方式，在我国新疆和等地是备受敌对势力“关注”的地方，煽动教徒和部分群众寻滋闹事，破坏社会安定，极大地冲击了人民的思想武装，更给众多无辜百姓造成了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2.信息网络化对意识形态传统功能的弱化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网上获取和信息，网上信息的这种共享性，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落差越来越小，教师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使年轻一代垄断了网络的话语主动权，他们不再简单地按照教育者制定的目标去获取知识，而是“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网络上那些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不良信息就有可能被大学生认同接受，进而达到侵蚀国家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成果的目的。
3.社会转型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挑战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矛盾，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巩固和提升带来了重大影响。例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导致了贫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失业与就业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等，这些突出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人民对社会失去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基。
4.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选择，也必将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深入，包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技术和知识，已经在我国大面积扩散和加速流动。当前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备受冷落，国富民强、八荣八耻的传统观念渐隐渐退，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日益匮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立世精神已成空谈。因此，我们必须竭力捍卫民族文化的个性和根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以国为重的文化传统，充实及适应文化全球化，又保持鲜明民族个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
四、加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
1.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不断增强其吸引力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强化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是课堂上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切入点，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注重把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阐述，善于将教材中的理论观点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用社会热点问题导入课程内容，以激发学生听理论课的兴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讲授、理论灌输是必要的，课堂讲授必须随着学生情况的变化不断创新。
2.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想感情、心理特征的综合反映，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纽带。“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理应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才能排除干扰、抵御风险、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只有进一步发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才能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积极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作用。因此，“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生态安全；
理论研究；
综述
一、引言
我国经过长时间的以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过度破坏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生态恶化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到了不能再忽视的地步。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安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观的内涵
“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的内涵：一方面应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的威胁，维护环境和资源对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避免生态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引起暴力冲突，对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研究的核心是生态安全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将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从工业文明反思的角度，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安全的威胁，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等原则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1]。如同封建制度之于农耕、资本制度之于工业；
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必然联系的。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未来社会的存在形态，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趋势。这对于中国现代化高速建设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理论基础和来源
马克思阐释的生态观是指：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人类对自然界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之间对立――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必须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而这一和解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结合自身实际、继承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自然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环境观、生态伦理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3]这种思想对于解决危机，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在于：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六个维度整合与超越西方环境哲学，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哲学[4]。马恩的“自然生产力论”蕴含了十分丰富的生态维度，“循环经济论”是其一贯主张[5]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循环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却导致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因而，必须进行社会性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变革，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6]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形态”“价值系统”等多方面的内容都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十中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关系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新高度。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来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方面，实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良性发展！[7]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维护生态安全提出以下思路：一严格法律制度，加快建立有效约束机制和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二强化生产者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三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安全本质是要求自然资源在人口、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约束条件下稳定、协调、有序和永续利用。我国面临的现状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本已薄弱的生态环境的冲击，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对生态的严重破坏。生态安全的特点表现为：整体性与全球性；
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
生态恢复的长期性。
生态破坏恢复周期长，难度大，各方利益协调困难。生态破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用严格的法律来保护生态安全已经刻不容缓。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法治保障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来理解环境，理解自然，着重考察的是人化自然。人类活动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人越是主动地去改变自然，越是受制于自然。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的构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的建设应是有机统一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标志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互联系，互为依托，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伟大实践。
保障生态安全要有充足的法治保障：首先，我们应当坚决执行目前已有的关于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新规章填补空白，建立切实可行保护补偿、惩处等机制，形成建设生态和谐社会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体系。国家应协调好各部门各地方的关系，让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去协同完善生态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在此基础上建立执法监督体系和机制。
其次，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违法者的惩戒性。严肃公务执行纪律，从严处罚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为。加强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联合执法。充分提高各部门打击破坏生态建设与违法排污企业的积极性。提高处罚力度，严格排放标准，强化保护手段，赋予生态环保部门强制处罚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是同社会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一致的。从“对马克思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理论之探讨”到“对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之认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期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演进。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到“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在曲折中、探索中不断发展。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基本框架。“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8]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以国外经验为参照，不断发展完善理论，不断在实践中修正；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和理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核心，吸收传统生态和谐思想、西方生态安全思想，真正成为科学、全面、成熟的生态社会文明理论，成为指导和带领中国社会走向新生态文明的理论之光。
此外，生态安全问题毕竟不是一个政策或学术问题[9]，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准确的生态安全评价结果可以提供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推动广大社会公众的责任感并成为行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其实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手，如何让环境公益运动成为人民群众的潜意识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行政运动对于“大社会、小政府”的政府建设目标的一个值得实践的过程。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由潜意识来驱动的。全能型的政府，他的老百姓往往公德心不太好。
中国古代兵法和西方战争哲学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思维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大己方确定性。而中国传统兵法的重要内涵是“造势”通过引导对方的行动来增加对方的确定性。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就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往往要把这个事情抹掉重新当一个好人。环境保护中也是如此，会运动公众的逆向心理化。如何不要让坏的事情发展到后面，可持续发展才有了一种坚实的保障。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政策红利的释放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10]，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由政府主导型社会向公众主导型社会转变，让很多政策不仅仅再是一句口号，限制权利，建立行政追责制度，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依法治国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潘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明》，2007年第12期，第8～9页。
[2]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第17页.
[3] 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 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钱箭星、肖巍：《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循环经济引申》，《复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第32页.
[7]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39.
[8] 王明初、杨英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经过长时间的以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过度破坏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生态恶化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到了不能再忽视的地步。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安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观的内涵
“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的内涵：一方面应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的威胁，维护环境和资源对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避免生态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引起暴力冲突，对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研究的核心是生态安全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将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从工业文明反思的角度，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安全的威胁，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等原则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1]。如同封建制度之于农耕、资本制度之于工业；
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必然联系的。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未来社会的存在形态，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趋势。这对于中国现代化高速建设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理论基础和来源
马克思阐释的生态观是指：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人类对自然界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之间对立――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必须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而这一和解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结合自身实际、继承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自然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环境观、生态伦理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3]这种思想对于解决危机，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在于：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六个维度整合与超越西方环境哲学，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哲学[4]。马恩的“自然生产力论”蕴含了十分丰富的生态维度，“循环经济论”是其一贯主张[5]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循环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却导致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因而，必须进行社会性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变革，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6]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形态”“价值系统”等多方面的内容都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十八大中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关系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新高度。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来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方面，实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良性发展！[7]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维护生态安全提出以下思路：一严格法律制度，加快建立有效约束机制和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二强化生产者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三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安全本质是要求自然资源在人口、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约束条件下稳定、协调、有序和永续利用。我国面临的现状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本已薄弱的生态环境的冲击，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对生态的严重破坏。生态安全的特点表现为：整体性与全球性；
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
生态恢复的长期性。
生态破坏恢复周期长，难度大，各方利益协调困难。生态破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用严格的法律来保护生态安全已经刻不容缓。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法治保障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来理解环境，理解自然，着重考察的是人化自然。人类活动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人越是主动地去改变自然，越是受制于自然。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的构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的建设应是有机统一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标志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互联系，互为依托，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伟大实践。
保障生态安全要有充足的法治保障：首先，我们应当坚决执行目前已有的关于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新规章填补空白，建立切实可行保护补偿、惩处等机制，形成建设生态和谐社会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体系。国家应协调好各部门各地方的关系，让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去协同完善生态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在此基础上建立执法监督体系和机制。
其次，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违法者的惩戒性。严肃公务执行纪律，从严处罚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为。加强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联合执法。充分提高各部门打击破坏生态建设与违法排污企业的积极性。提高处罚力度，严格排放标准，强化保护手段，赋予生态环保部门强制处罚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是同社会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一致的。从“对马克思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理论之探讨”到“对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之认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胡锦涛时期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演进。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到“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在曲折中、探索中不断发展。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基本框架。“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8]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以国外经验为参照，不断发展完善理论，不断在实践中修正；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和理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核心，吸收传统生态和谐思想、西方生态安全思想，真正成为科学、全面、成熟的生态社会文明理论，成为指导和带领中国社会走向新生态文明的理论之光。
此外，生态安全问题毕竟不是一个政策或学术问题[9]，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准确的生态安全评价结果可以提供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推动广大社会公众的责任感并成为行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其实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手，如何让环境公益运动成为人民群众的潜意识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行政运动对于“大社会、小政府”的政府建设目标的一个值得实践的过程。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由潜意识来驱动的。全能型的政府，他的老百姓往往公德心不太好。
中国古代兵法和西方战争哲学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思维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大己方确定性。而中国传统兵法的重要内涵是“造势”通过引导对方的行动来增加对方的确定性。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就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往往要把这个事情抹掉重新当一个好人。环境保护中也是如此，会运动公众的逆向心理化。如何不要让坏的事情发展到后面，可持续发展才有了一种坚实的保障。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第4篇
>> 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大数据时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发展网络文化,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 新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传播机制的构建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及对策 知识分子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思考 关于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思考 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研究 努力增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主体意识及话语体系创新 浅淡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 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像书写 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探析 浅论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途径 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思考 从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教材管理 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若干思考 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军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及其对策 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与对策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M]，第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郝良华.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创新[J].理论学刊2004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3.
[5]王列、王雪冬.每球化与世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6]范树成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现状分析与建设对策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04）.
[7]吴琪.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6-7.
注释：
[1].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W]，http：///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htm
[2]新华网：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W]，http：///zgjx/ 2014-02/28/c _133149243.htm
[3].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何玲玲，杨毅.探源与思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J].求实，2006（07）.
[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杜，1986.
[7].中国近代民族觉醒与传统文化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陈正良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0.
[9].云杉.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红旗文稿[J].2010：15.
[10].建设中国新文化之管见[N].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07-01
[11]陈正良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0.
[12]..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EB/OL〕
http：///politics/2014-02/27/c_119538788.htm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14]..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EB/OL〕
生态安全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当代社会思潮；
意识形态安全；
研究进路
作者简介：孙晓晖，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广东 广州 510320）
伴随当代经济社会的转型深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各种社会思潮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进入当代社会转型期，除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场。不同的社会思潮代表着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相互之间交锋激烈，竞相争夺话语权、主导权和合法性，并试图影响现实。因此，它们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遭遇冲击。因此，有必要梳理当代社会思潮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路，对深化研究进行前瞻性思考。
一、当代社会思潮变动问题的研究进路
何谓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层的利益要求、以某种理论学说为依据，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潮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现象，社会思潮是经济政治生活的“晴雨表”，也是判断一定时期意识形态状况的“风向标”。
1. 主要流派
关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民间形成的社会思潮主要流派。主要有“三大社会思潮”、“四大社会思潮”、“五大社会思潮”、“六大社会思潮”和“社会思潮”五种说法 [1 ]。
“三大社会思潮”说是指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2 ]，还有一说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民族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3 ]；
“四大社会思潮”说是指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和 [4 ]；
“五大社会思潮”说是指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保守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5 ]；
“六大社会思潮”说即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6 ]，“社会思潮”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 [7 ] （209）。
2. 变化转型
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动态综合，是重要的社会意识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动与社会意识的变化转型不无关系。深化对社会思潮意识特性的认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动情况。
关于当代社会意识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也使社会意识发生了改变。随着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生成，国家统治的任务发生重大转移；
价值观的转换对原有以群众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结构形成了冲击，基层政府需要更高的成本去动员群众参与基层稳定治理 [8 ]。大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主导意识从“纯而又纯”向“常识”回归 [9 ]，反映着当今的时代精神：社会大众意识在主体性得到增强的同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关于当代社会意识的转型。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意识的嬗变过程呈现出三大特征：阶段性、多样性和非理性，究其根源与执政党改革开放的政策创造物质基础、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创新提供宽松空间以及社会各界对“”的反思而寻求新的解释理论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表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功能、整合方式和追求目标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在重大价值信念上作出了明确调整；
在相对宽松的思想氛围或文化环境中，民间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
影视媒体、数字化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影像化或感性化 [10 ]，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非处于不安全状态，而是进入了空前活跃、繁荣和健康发展的时期。
3. 特征趋向
关于当代社会思潮的特征。主要有三种说法：“五大特征”说认为具有理论性、现实干预性、广泛传播性、潜隐性和非主流性等鲜明特点 [11 ]；
“六大特征”说认为具有空前的多样性、极度的复杂多变性、多元共生相互吸收、更加关注现实利益、更加重视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更加平民化等特征 [12 ]；
“九大特征”说认为具有政治性、群体性、理论性、实践性、运动性、时代性、社会性、民族性与地域性、国际性等 [13 ]。社会思潮的一般特征是现实性、流动性、能动性和综合性，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自己的特质，即多样化基础上的时空压缩。因此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而复杂。
关于当代社会思潮的趋向。当代社会思潮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同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企图影响我国社会的整体走向；
同时呈现出着意诠释中国的现代性、以学术策略吸纳民间力量、宣扬知识精英的理性统治以及用唯心史观置换唯物史观的共同特性 [5 ]。事实上，思潮多元化是未来中国民主多元制衡机制的社会先决条件；
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不经意中形成事实上的百家争鸣趋势；
中国民间思想的多元制衡格局业已形成。对于出路，应在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会体制的同时，更应以哲学的反思精神去进行文化创新。这是因为当代中国虽存在各种社会思潮，但民众没能形成关于改革的共识，导致思想危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危机。恰如胡伟希所言，处于21世纪的今天，意识形态对峙与斗争的时代已经终结，曾经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思想应当达成和解，并且实现由意识形态到社会理论的转变 [2 ]。
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路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所在。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会、风险社会的日益来临以及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 内涵界定
对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内涵界定，从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解读和见解。大体来看，主要有三种界定思路。
一是状态论。即将意识形态安全理解为一种状态或能力，具体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14 ]。更具体地讲，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 [15 ]。
二是本质论。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应该站在人的角度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因此，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是指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16 ]。
三是系统论。作为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 [17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18 ]。在本质论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层面（或层次）：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主要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方面进行解读，通过“意义论”视角探讨其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9 ]。
2. 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面前，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和挑战。从现实来看，主要有来自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市场经济建设使国内社会结构出现多层次化，利益群体发生分化；
人们的思想意识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二是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面临来自社会主义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内部挑战主要有经济建设的赶超压力、政治领导力量面临考验和文化价值认同出现困难；
外部挑战主要有思想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遭到渗透侵蚀、政治上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备受攻击、经济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扩张威胁和文化上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及民族精神存在被入侵的危险。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化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势，通过信息霸权地位、消费主义、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援助项目等更加隐蔽化的方式，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导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社会价值共识的缺失。因此，全球化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文化建设、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三个方面。
三是网络时代的挑战。一方面，网络技术使西方国家占据了“信息强势”地位，为实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便利，同时使我国控制国内舆论导向的难度加大，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种种挑战 [20 ]。另一方面，网络社会在转型中国逐渐生成和发展，日益展现出对实体社会的重构力量 [21 ]；
网络时代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开放性网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挑战、信息网络化对我国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挑战、网络垄断化对我国意识形态防御能力的挑战等。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的新领域，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使互联网成为一些国家和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的工具；
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多样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遭遇认同危机。
3. 维护路径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如何切实地加以维护。从不同的问题视阈出发，可以提出有针对性的不同思路和对策。
一是从文化软实力出发加以维护。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形形“中国”的干扰，要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体来讲，应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制高点；
建立健全批判“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积极开展国际意识形态斗争；
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从而有效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22 ]。与此同时，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毫不动摇地坚持主流意识形态。
二是从制度化变迁出发加以维护。尽管我国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社会转型形式，但在这一过程中仍须注意把握好舆论讨论准备、标志性事件宣传、人口结构变动、公众注意力调整、群体良性互动架构等方面的事项和规律 [16 ]，最终使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带来的意识形态不安全成本降至最低。
三是通过转换思维视角加以维护。面对挑战，如果一味依赖于传统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用躲避甚至拒斥或对抗的做法来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还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因此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 [23 ]。
四是通过建构机制体系加以维护。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需要从运行原则、运行动力、运行途径和保障环境等几个方面完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现代化。具体而言，一是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
二是增强政治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功能；
三是在文化全球化中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
四是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警惕西方的西化和分化；
五是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通过中国文化的辐射扩大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24 ]。
三、社会思潮变动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结合研究
近年来，对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变动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进路主要围绕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现阶段如何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以及如何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等问题展开。
1. 相互关系
一是趋于复杂。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相互转换的桥梁，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起着“晴雨表”和调节器的作用；
当前社会思潮日益多样化，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影响力增强，分化趋势加快，彼此间相互影响增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愈加复杂 [25 ]。进一步讲，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形态同属于社会意识现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而复杂的。这一点可以从二者的构成要素及发展方向、社会地位及作用影响等方面加以证实。
二是有利有弊。社会思潮一方面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某种冲击和威胁，损害、侵蚀它的权威地位和指导功能，甚至动摇其上层建筑的地位；
另一方面又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使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得以补充和完善，可谓有利有弊。
三是斗争合作。由于彼此间有着共同和不同的诉求，求同排异，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在这场角逐中，主流意识形态凭借政权的力量，无可争议地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他几种主要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力量随着经济政治形势及民众的呼声而此消彼涨。
2. 核心引领
一是解读模式。主要有“内部延伸式解读”和“外部推进式解读”两种解读模式 [26 ]。前者从当代社会思潮的性质、特点和影响等问题说起，充分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
后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特征及作用分析开始，逐步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然性。
二是实现路径。引领能力是一种领导能力，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增强引领能力，首先要增强认知社会思潮的能力，其次要增强理论创新的能力，再次要增强“融入”和“转化”的能力 [27 ]。具体来讲，应增强理论吸引力、扩大理论共识、建构思想观念整合机制、完善公民认同机制，并从宏观上推进引领社会思潮的社会支撑体系建设 [28 ]。
三是战略机制。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功能得到最大实现，首先必须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问题，诸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我发展机制、与多样化社会思潮沟通交流的对话机制、多样化社会思潮解读辨析的舆论引导机制、多样化社会思潮存在发展的规约机制 [29 ]。
3. 应对举措
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又需要根据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从战略高度认真谋划意识形态工作 [30 ]。与此同时，不解决社会思潮多样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意识形态的现实危险和危险现实一刻也不会消失；
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积极应对国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攻击和国内社会思潮多样化、吸取苏联解体教训的必然结论 [31 ]。
二是变“被动回应”为“主动挑战”。当代各种社会思潮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重大理论威胁，对此我们必须承担起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积极转换态度，不仅要“被动”地回应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冲击，更要有“亮剑”精神，“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批判精神来对待当前的各种社会思潮：既要对其作出准确的分析与说明，又要在挑战当代社会思潮中，真正发挥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5 ]。
三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在社会思潮多元化背景下，应该积极探索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有效对策。具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
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
辩证否定社会思潮，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思想阵地。
四、对当前研究进路的检视与思考
1. 当前研究的回顾与检视
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可以说，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十七大以来的5年，与社会思潮以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有关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有50多项，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有4 000多篇，已出版相关著作40多部 [32 ]。
全面检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当代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流派特征和转型趋向；
二是分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维护路径及其重大意义；
三是探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
四是初步探索当前社会思潮的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从某一角度诸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切入尝试对两者进行结合研究。
2. 深入研究的思考与前瞻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大致是自中共十七大提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以后才开始逐渐对这一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进行广泛研究的。因此，综观当前研究现状，尽管成果丰硕，但仍存在四点不足：重视宣传成果的解读而轻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官方经验的总结而轻视民间立场的考量，重视价值层面的阐释而轻视实践层面的普及，重视对两个问题的专题研究而轻视对它们的系统研究视角。鉴于此，为推动“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完善与发展，深入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一是厘清社会思潮的谱系图表。如何于庞杂多变的思想场域中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思想脉搏？不仅需要简洁有力的路线图分析，更需要建立一个立体性的思潮分类的谱系图表。理论界不能囿于将各种社会思潮分类划派，更要研究各种思潮划分的标准系统，对诸种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转型趋向作纵深性地分析。
二是深化实证性和应用性研究。如何恰如其分地估量与应对各种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影响？这不仅需要抽象的学理阐释，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实证分析。当今学术界需立足于社会实践，深入到民间草根，获取全面、真实、准确、有效的实证调查资料，使相关研究成果更具应用性、可行性和对策性。
三是探讨社会思潮的群体差异。如何科学认识不同社会群体意识形态认同的差异性及其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程度？需要准确把握影响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各方面因素。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人群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不尽相同。学者们要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人群，全面分析思想文化领域诸多问题的根源，才能提出相应的建设性意见 [33 ]。
四是关注意识形态的转“化”研究。如何找到切实可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方法、教育方法，提高意识形态宣传的实效性和文化产品的思想教育功能？这需要学者们在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和大量事实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感性化、通俗化、生活化转变，在抽象与具体的转化中实现大众化、时代化 [34 ]。
五是考量民间社会的思想脉络。如何不囿于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固有框架，跳出意识形态建设来建设意识形态？做到这一点，不能只有主流，也要有非主流；
不能只有官方视角，也需要有民间立场。学术理论界只有紧贴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的思想脉络，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真正成为广大民众自觉接受的理论和实践指南。
参考文献：
[1] 周兴忠，孙晓晖.十六大以来关于当代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问题的研究述评[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5）：171-174.
[2] 胡伟希.20世纪中国三大社会思潮及其当代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1-8.
[3] 李 理.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8）：2-5.
[4] 本刊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马克思主义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周新城[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5）：14- 23.
[5] 刘同舫.在应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3）：106-114.
[6] 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论析[J].社会科学论坛，2010，（8）：57-77.
[7] 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8] 樊 鹏.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对国家稳定的影响[J].政治学研究，2009，（2）：54-67.
[9] 徐学福.发展中的冲突与冲突中的发展——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意识结构的变化[J].桂海论丛，2007，（2）：46-48.
[10] 刘少杰.新形势下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型[J].学习与探索，2009，（5）：88-93.
[11] 佘双好.当代社会思潮的内涵、特征及其研究意义[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7）：7-11.
[12] 丁祥艳.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鲜明特点[J].前沿，2010，（15）：112-114.
[13] 王炳权.论社会思潮的基本特征[J].思想理论研究，2011，（1）：10-14.
[14] 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11-14.
[15] 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52-155.
[16] 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125-128.
[17] 陈金龙.文化交流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J].湖湘论坛，2010，（4）：8-11.
[18] 田改伟.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J].政治学研究，2005，（1）：28-39.
[19] 王 勇.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综述[J].探索，2011，（2）：16-20.
[20] 牛晋芳，孔德宏.必须重视网络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J].理论探索，2003，（1）：57-59.
[21] 朱海龙.人际关系、网络社会与社会舆论-以社会动员为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95-98.
[22] 卢新德.文化软实力建设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32-137.
[23] 袁三标，吴 琦.略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思维视角转换[J].求实，2008，（8）：74-76.
[24] 黄建明，杜阿奇.积极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4）：32-35.
[25] 解 松，夏 宁.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理论探索，2008，（5）：33-36.
[26] 龙静云，戴圣鹏，熊富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究述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中旬），2010，（2）：15-17.
[27] 杨冬民，许春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对和引领当代社会思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103- 105.
[28] 陈秉公.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途径——关于十七大报告一个基本观点的深层理论解读[J].政治学研究，2008，（6）：11-17.
[29] 王永芹.当代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发展态势与引领机制探析[J].河北学刊，2008，（6）：132-134.
[30] 张国祚.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几个问题[J].求是杂志，2006，（10）：46-48.
[31] 吕世荣，周宏.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18-24.
[32] 王永贵.关于社会思潮新变化与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进展与思考[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5）：13-16.
[33] 叶志清，赵 鹏，林清烨.浅谈传统廉政文化视野下的高校学生思想教育[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2）：10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