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合伙人原型【五篇】（范文推荐）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1篇合伙债务纠纷是民商事案件主要类型之一，正确解决合伙债务纠纷，需要均衡多方面当事人的利益。如何合理确定合伙债务的清偿责任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是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中国合伙人原型【五篇】（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1篇

合伙债务纠纷是民商事案件主要类型之一，正确解决合伙债务纠纷，需要均衡多方面当事人的利益。如何合理确定合伙债务的清偿责任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是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前合伙债务纠纷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并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我国司法审判观念由于受传统合伙理论的影响，过于保守落后，已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时展要求和现代司法理念，有必要进行转变与调整。本文试结合我国合伙立法、判例学说对合伙诉讼中债务清偿责任几个突出问题进行探讨。

一、合伙债务诉讼中的诉讼主体问题 合伙债务是指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以合伙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时所形成的债务。因为合伙债务的产生基础分为基于合伙合同（个人合伙活动）产生和基于合伙企业经营活动产生两类，所以合伙债务诉讼的诉讼主体须视合伙债务产生基础而定。

1、合伙债务基于合伙合同产生的诉讼主体。公民合伙在许多场合，可能并不成立合伙组织实体或设立合伙企业，仅基于合伙协议对外进行某项民商事活动。当产生合伙债权债务时，因没有存在合伙企业或合伙组织形态的经济实体，只能以全体合伙人为诉讼主体，进行应诉或起诉。此时，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当合伙人人数众多时，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出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

如果合伙内部因利益分配、债务承担、退伙等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应将起诉的一方或多方作为原告或共同原告，其余的合伙人作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

2、合伙债务基于合伙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诉讼主体。合伙企业分为纯正合伙企业和合伙型联营企业。合伙企业的法律性质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根据我国民法规定，起字号的合伙，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合伙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

我国民诉法进一步规定合伙企业为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由合伙企业的负责人进行诉讼。

因此债权人可以直接以合伙企业为被告提起诉讼，合伙企业亦可以以自己名义进行应诉或起诉，这殊无疑义。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通常认为债权人不能单独起诉合伙企业，如债权人仅对合伙企业提起诉讼，法院必须依职权追加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否则为漏列诉讼主体、处理错误。这主要受传统合伙理论的影响，因为传统理论认为合伙不是一个实体，第三人起诉合伙时必须将全体合伙人列为被告，并必须向所有被告合伙人送达法律文书；
合伙人与合伙之间也不能相互诉讼。

笔者认为，上述司法审判观念过于保守落后，不符合社会时展的潮流，不具备妥当性，应更新司法理念。首先，这是对合伙企业这特殊民事主体的误解。法律已经确定了合伙企业是一个与其合伙人相区别的经济实体，为与法人、自然人相对应的“第三类民事主体”。“我国合伙中的合伙人实际上只是合伙的担保人，因此，合伙与合伙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实体。” 由于合伙企业与合伙人成为互相独立的法律实体，则合伙债务的债权人可以直接起诉合伙企业，合伙企业与合伙人之间也可以互相诉讼。第二，是对民事诉讼主体的误解。合伙企业虽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不等于它没有独立清偿债务的能力，更不等于它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被告）应诉。我国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可以为诉讼当事人起诉或应诉，诸如银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等，合伙企业也自不例外。第三，没有尊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处分权利，并且与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相冲突；
第四，会造成合伙债务诉讼程序的复杂化，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第五，该做法带有浓厚的过去那种超职权主义色彩，不适当地过分干预了合伙人个人的社会生活的自由与权利，与现代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理念背道而驰。

根据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债权人对其债权的实现最为关心，对合伙企业的清偿债务的能力最为清楚，当他们认为合伙企业财产足以清偿债务，没有对合伙人提起诉讼时，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自无必要一律依职权追加合伙人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因此，合伙债务基于合伙企业经营产生的诉讼主体可以存在以下几种模式：（1）债权人单独起诉合伙企业的，合伙企业为单一被告；
（2）债权人同时起诉合伙企业和合伙人的，合伙企业和 合伙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合伙企业为第一被告，合伙人为第二被告；
（3）债权人可以先起诉合伙企业，在未达到满足其债权的目的时可再起诉合伙人，合伙企业和合伙人可以作为不同案件的被告。

3、在实践中债权人能否直接起诉合伙人呢？有观点认为，因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直接对合伙人提起诉讼，请求清偿合伙债务。笔者认为，如果合伙债务是基于合伙企业产生，并且合伙企业尚没有注销解散时，债权人不能直接起诉合伙人，应直接起诉合伙企业或者同时起诉合伙企业与合伙人。法院受理案件后，发现债权人直接起诉合伙人的，应告诉债权人起诉合伙企业，或依职权追加合伙企业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二、合伙人对合伙债务应承担何种清偿责任问题 合伙企业或合伙组织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依法不能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全体合伙人一般应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合伙人如何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1、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负无限清偿责任。由于合伙企业及其责任财产的特殊性，各国法律从维护交易秩序、债权人合法权益，保障合伙经营的自身发展出发，无不规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负无限清偿责任。我国法律规定，合伙债务由合伙人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型联营的债务由联营各方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责任。

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清偿责任，用其在合伙企业出资以外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无论是个人合伙还是法人合伙，合伙人都应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承担合伙债务的清偿责任。

2、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对合伙人是否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存在不同的立法例，主要体现为分担主义与连带主义区别。

我国立法基本是采取连带主义，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应当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合伙企业解散后，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仍负连带责任。

合伙人之所以承担连带责任，基于合伙财产的共有性质及合伙人对第三人的共同行为产生，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不以当事人之间有无约定或有无相反约定为转移的法定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原对合伙型联营企业的债务并未规定联营各方对外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明确为连带主义，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债务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
联营各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对联营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

3、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的是补充清偿责任。在确定以合伙财产和合伙人个人财产清偿债务的顺序上，各国法律对此规定了两种不同的原则：并存主义和补充连带主义。

适用不同的原则所导致的责任截然不同，在前者合伙人承担的是直接清偿责任，在后者合伙人承担的是补充清偿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对合伙财产和合伙人财产清偿合伙债务的顺序作出规定。在我国长期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存在不少困惑。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合伙型联营企业规定“可先以联营体的财产清偿联营债务。”《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立法已采取补充连带主义，但是，目前仍然有不少法官未能真正理解并存主义与补充连带主义的区别，没能正确适用法律，我们对此问题必须予以注意。根据补充连带主义原则，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的不是直接清偿责任，而是一种补充清偿责任，即在穷尽合伙企业财产后仍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后方以合伙人其他财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合伙债务与合伙人个人债务清偿顺序冲突问题 在现实社会经济中，往往同时存在合伙债务和合伙人个人债务，这时如何确定清偿这两种债务的先后顺序，这是司法实践中必然面临的问题。对此问题各国法律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例：大陆法系国家在传统上采取并存债权原则；
英美法系国家多采取双重优先权原则。

并存债权原则，是指合伙债权人就合伙财产优先受偿， 不足部分，与合伙人个人债权人就合伙财产共同受偿，彼此清偿效力不分先后顺序。双重优先权原则，是指合伙人个人债权人优先于合伙债权人从合伙人个人财产得到满足，合伙债权人优先于合伙人个人债权人从合伙财产中得到满足。

我国法律对合伙人个人债权人与合伙债权人同时对合伙人个人财产和他在合伙财产中的份额主张满足自己债权时，如何确定履行债务的先后顺序没有明确规定。对如何解决两种债务清偿冲突问题，各地司法实践做法不一。学者认为，并存债权原则着眼于充分、全面地保护合伙债权人的债权，体现了合伙债务清偿的彻底性和无限连带性，但这种保护是以牺牲、损害合伙人个人债权的利益为前提，对合伙人个人的债权是不公平的。相反，双重优先权原则区分了合伙债务和合伙人个人债务的不同，划分了两种财产的性质，公平合理地维护了合伙债权人和合伙人个人债权人双方的利益。建议我国法律规定双重优先权原则，以解决当前清偿合伙债务与合伙人个人债务的先后顺序不确定、债务清偿责任不清问题。

笔者认为，在有关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以及《合伙企业法》债务清偿条款的规定， 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重优先权原则的价值取向。更为重要的是，双重优先权原则比传统的并存债权原则较合理科学，对双重优先权原则持反对立场的大陆法系国家，已趋向摈弃并存债权原则，转而规定了双重优先权原则，如德国等，该原则体现了国际法律发展的方向。今后，人民法院在审理合伙诉讼案件与执行工作中，应适用双重优先权原则合理解决双重债务清偿冲突问题。合伙的债权人对合伙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利，即有权主张就合伙财产优先满足自己的债权；
合伙人个人的债权人就合伙人的个人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利，即有权主张就合伙人个人财产优先满足自己的债权。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2篇

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合伙企业在我国的起步和发展，我国有关合伙企业的税收制度也得以初步建立。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合伙企业法，明确“合伙企业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200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6号），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方式明确合伙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基调。当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简称91号文），做出相应具体征税规定。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新修订《合伙企业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合伙企业现行征税原则：即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2008年，随着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颁布以及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简称159号文） 以及《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65号），就合伙企业所得税政策进行重新明确。2011年，随着个人所得税法的再次修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通知》（财税[2011]62号）。上述有关合伙企业税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合伙企业税收法律的基本架构体系。应该说，这些税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既借鉴了国际惯例，又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但是，迄今为止业界仍对其存在诸多误解，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基于有意无意的误读，越权出台了名目繁多的地方性减免税政策。因此，亟待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促进社会各界的理解。

一、合伙企业无需缴税？还是需由合伙人为之缴税？

在国内，市场普遍认为，如果是公司制企业，就必须缴税；
如果是合伙制企业，就无须缴税。其实，这是对合伙企业税收制度的根本误解，正是这一误解又派生出其他种种误解。因此，需要对国际社会合伙企业税收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一番历史的分析。

在英语中，“合伙”与“合伙企业”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述的，即Partnership。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合伙的法律定义不同、征税规定各异。就传统意义上的合伙企业而言，由于它仅仅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独立的工商实体，更不是独立的法人，在法律上并没有独立的财产权，自然不应该也无法对这种伙伴关系征税，而只好在合伙人环节征税。

但是，由于合伙企业最早只能基于私人关系基础上的声誉约束机制来调整各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没有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因而主要适合家族式企业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人合性企业，而较难适应需要向广泛范围募集资本的资合性企业。为克服自身不足，合伙企业后来不断地借鉴公司机制来完善其自身的治理结构，以至于发展成为独立的工商实体，甚至不少国家还承认其为独立法人。由于后来的合伙企业越来越类似于公司实体，也拥有了独立的财产权，与公司一样享受着国家公共管理和国防服务，一样可以将每年所得收益转为资本。所以，从公平税负和防止偷逃税角度考虑，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根据合伙企业的实际特点，而相应采取以下三种不同的合伙企业税制模式：（1）不将合伙企业作为纳税主体的非实体纳税模式，主要流行于合伙企业尚未演进为独立实体的国家；
（2）将合伙企业作为独立纳税主体看待的实体纳税模式，主要流行于合伙企业已经演进为独立实体的国家；
（3）介于实体模式与非实体模式之间的准实体纳税模式，该模式虽然不将合伙企业作为纳税主体，但是需要在合伙企业环节作统一的收入和成本核算，对核算出的应纳税所得，必须由合伙人为之分别缴税。

上述三种合伙企业税制模式在实践中如何抉择，往往与该国的法律体制直接相关。在法国、德国等成文法系国家，由于国家财税部门可以依据成文的合伙企业法来设计相应的税制，而依据不断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也引入了公司的法人治理机制，并拥有了作为独立工商实体甚至法人的地位，就需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重新考虑其纳税义务。鉴于所得税是针对“所得”的税种，所以，一家合伙型企业，如果它本身成了“所得”的承载主体，就理所当然地应将其作为纳税主体。相反，一家公司型企业，如果能够满足“已将每年所得收益全部分配给投资者”等条件，也可申请作为非纳税主体而仅需要在投资者环节纳税。

在英美等非成文法国家，由于市场主体可以不拘泥于法律条文而自主签定各类契约，各类合伙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往往都可自主借鉴公司的治理机制，但国家财税部门在制订相关税则时往往缺乏严格的成文法的支撑，因此在确定合伙企业是否需要作为纳税主体时就相对困难，从而给各类企业以“合伙”之名避税创造了条件。以至于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在1916年制定《统一有限合伙法》的初衷，是创设一种只有少数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只在本地经营的简单融资安排；
但超乎立法者最初预料的是：在合伙企业通过借鉴公司的资合机制而越来越像公司的情况下，仍然将其作为非纳税主体，使得拥有成千上万个投资者和跨州经营的复杂融资安排，出于避税目的，纷纷选择按合伙形式设立 ！

1997年末，美国财税部门从避免合伙企业避税和促进企业税负公平角度考虑，了打勾规则，规定包括合伙企业在内的任何工商企业，均需通过打“√”方式确认符合有关条件后，方可选择作为非纳税主体。同时，一家公司型企业，如果也符合打勾规则，同样可以申请作为非纳税主体。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合伙型企业往往能想方设法通过打勾规则，而无须作为纳税主体；
公司型企业则很难通过打勾规则，而仍需作为纳税主体。美国对合伙型企业与公司型企业在税负上的不公平待遇，直接诱发了市场越来越多地滥用合伙形式：不仅创投基金、证券基金、对冲基金、甚至天燃气等各类大型实业公司也纷纷选用合伙形式。于是，终于在2007年酿成震惊全球的“黑石合伙避税风波”！

可见，世界各国在对合伙企业有关税收制度的选择上，一直都是与“逃税与反逃税”交织在一起的。

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中，就明确合伙企业不再是单纯的“伙伴关系”，而是拥有了相对独立的财产权的准法人实体。因此，91号文即要求对合伙企业采取准实体纳税模式。其明确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
合伙企业应当将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
生产经营所得包括企业分配给投资者个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这样，即使是合伙企业将利润留成下来不分配，合伙人也应当缴税，以避免合伙企业本身成为避税工具。

2006年《合伙企业法》修订后，合伙企业可以采取有限合伙这种更多借鉴公司相关制度的新型合伙形式。按照与我国同属于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的做法，对有限合伙这种具备了公司“有限责任”机制的新型合伙企业，有理由对其采取实体纳税模式，即将其直接作为纳税主体对待。但是，国家财税部门在制定159号文时，一方面继续对其采取准实体纳税模式，不将其作为纳税主体对待；
另一方面为防范其成为避税工具，对其重申了必须作为“应纳税所得核算主体”的一系列要求。159号文明确：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具体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照91号文的有关规定执行，且所称“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既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还包括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同时还明确：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在计算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抵减其盈利。

既然我国是对合伙企业采取准实体纳税模式，那自然只宜理解为“合伙企业虽不作为纳税主体，但必须首先在合伙企业环节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再由合伙人按分得的应纳税所得份额分别缴税”。然而，在普遍认为“合伙企业无需缴税”的误解下，不少市场机构向投资者宣称：投资于合伙制基金，不仅基金环节无需缴税；
基金将收益分配给投资者时，投资者还可以用各种账面亏损来冲销收益，所以，在投资者环节也无需缴税。

二、如何理解对合伙企业的“先分后税”原则？

如上所述，按照准实体纳税模式，合伙企业虽不是纳税主体，但必须作为应纳税所得核算主体，在核算出应纳税所得后，将“税基”分配到合伙人，然后由合伙人为其缴税。159号文就明确规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原则；
所谓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也即合伙企业取得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无论是否向合伙人分配，都应对合伙人征收所得税。

因此，我国目前针对合伙企业的“先分后税”，所分的并不是“收益”，而是“税基”。按照分“税基”的原则，只要在合伙企业环节有应纳税所得，合伙人即需为合伙企业缴税。否则，如果合伙企业将每年所得都留成在合伙企业环节不分配的话，国家就总也收不到税。

然而，国内不少人士基于“合伙企业无需缴税”的认识，想当然地以为，国家针对合伙企业的“先分后税”原则，理应是“先向合伙人分配利润，然后才需要由合伙人缴税”。不少地方财税部门甚至出台有专门政策，只有当合伙企业向合伙人实际分配了现金，且在扣除成本和亏损之后有了盈余时，才需要由合伙人缴税。按照这种税收政策，合伙企业只要将每年所得留成在合伙企业，合伙人就一直可以避税。

三、如何理解自然人合伙人需比照“个体工商户”缴税？

按照159号文，各类合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的计算应当按照2000年91号文执行，而按照91号文所计算出的应纳税所得，对自然人合伙人而言，无论是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均应比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对此，一些市场人士认为，有限合伙人都是“投资人”，而不是“个体工商户”，为何不能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中的“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而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

乍一看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作为投资者，似乎更适合于按照“投资收益”来征税。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认识有些似是而非。

在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对各类“投资收益所得”中的“资本利得”通常采取两种最基本的纳税模式：（1）直接将“资本利得”纳入个人的综合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由于采取综合纳税模式时，可以扣除各种成本、亏损，甚至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费用，税基大大降低，加之对个人综合所得征税需要体现税收对收入的再调节作用，因此超额累进税率的最高档税率往往较高。（2）鉴于资本利得具有区别于一般所得的不同特征，投资过程中的亏损、成本也相对便于核算，从鼓励长期投资的角度，将个人的资本利得从综合所得中单独提出来计税。对短期投资，其资本利得仍然适用个人综合所得的超额累进税率或是较高的单一比例税率；
对超过一定期限的长期投资，其资本利得则给予一定幅度的税率优惠。

我国没有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对从事股权投资等获得的资本利得，是按照所得税法中的普通所得，适用标准税率征税。按照《个人所得税法》，我国对个人的各类所得，主要适用两类基本税率：（1）对“工薪所得”，因其是一种经常性所得，且与个人贫富的关联性较大，需要考虑税收对收入的再调节作用，故采取综合纳税模式，在扣除基本生活费用4.2万元/年后，适用3%—45%累进税率。（2）对稿酬、劳务、股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由于都具有偶然性，很难扣除个人从事该类活动的各种成本、亏损，更难考虑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费用，因而只好有一笔收入就要缴一次税，税基相对较高，税率也就自然较低。由于这些偶然所得和类似偶然所得与个人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如采取分类纳税，较难考虑税收对收入的再调节作用，因此适用单一比例税率，税率为20%。

在上述两种基本税率之外，对个体工商户这种特别的“个人”，由于其本身已经是相对独立的工商主体，可以“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进行综合纳税，因此，从税法原理来讲，是可以参照国外的综合纳税模式而直接适用工薪所得的超额累进税率的。但是，从鼓励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角度，我国针对“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新设了一种税率相对较低的超额累进税率，具体税率为5—35%。

针对后来出现的合伙企业，国家财税部门在制定2000年91号文时，基于合伙企业的人合特点，对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采取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应该说，合伙企业作为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相比，享受了更多的法律保护和行政管理服务，但仍然只要求其比照“个体工商户”这种“准个人”来纳税，其实是对合伙企业的更加优惠。

特别是到2006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案以后，合伙企业已经可以按照“有限合伙”形式设立。如果按照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形来考虑，对“有限合伙”这种借鉴了更多公司型企业治理机制的新型合伙形式，本可像法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将之作为纳税主体直接缴纳所得税。但是，我国国家财税部门在制定159号文时，仍然只要求比照“个体工商户”这种“准个人”来纳税。这样，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既无需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直接将其应纳税所得统一核算到个人的综合所得，适用高额的超额累进税率，或是适用较高的资本利得税率；
也无需像法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那样，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在股权投资企业环节比照公司制股权投资企业作为纳税主体。

可见，对一些市场人士认为“有限合伙人都是‘投资人’，而不是‘个体工商户’，为何不能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中的‘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问题，只要能够理解我国对个人通过合伙企业从事包括投资在内的经营活动的应纳税所得（即税基）的核算方式完全不同于个人直接从事投资活动的“财产转让所得”，那就应该能够明了为何不宜简单套用“财产转让所得”的单一比例税率。

当个人直接从事股权投资活动时，所获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类似于“偶然所得”，只能按次单独核算，而不能用其它财产转让造成的亏损来冲销。尽管可以按“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作为税基，但是可以减除的“合理费用”仅限于与该笔投资直接相关的交易手续费之类的能够加以准确判断的费用。由于税基较高，自然可以适用相对较低的20%税率。

个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间接从事股权投资时，其在合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则可按年汇算清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进行三类扣除：（1）扣除5年之内的任何一笔投资亏损；
（2）扣除合伙企业的各类管理支出（不仅包括从事投资活动的各项交易费用，还包括数额远远大于前者的各类支付给管理机构的管理费和业绩报酬）；
（3）扣除投资者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用（根据财税[2011]62号文，目前该项扣除的标准为4.2万元/年）。

进行上述三类扣除后，个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间接从事股权投资的应纳税所得显著减少了，如果税率仍然套用个人直接从事股权投资所获得的“财产转让所得”，就必然造成明显的税负不公局面：个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从事股权投资享受了国家更多的法律保护和行政管理服务，但其实际税负却显著低于个人直接从事股权投资！

四、如何认识地方针对合伙制PE基金的税收优惠政策？

从国际惯例看，国家通常只对创业投资基金这种市场失灵的领域给予适当政策扶持，对一般性股权投资基金，因其已是市场充分有效的领域，故不再给予政策扶持，而是通过适当监管防范风险。但是，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政府将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竞相出台各类优惠政策。政策种类名目繁多，政策力度越来越大。其中，不少属于越权减免税政策。例如，按照159号文，各类合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的计算，应当按照2000年91号文执行；
而按照91号文所计算出的应纳税所得，自然人合伙人无论是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均应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但是，地方政府普遍越权将自然人合伙人的税率降低到20%。按照国家税收政策规定，“先征后返”属于变相减免税，但不少地方政府将地方政府留成40%（合8个百分点）再返还投资者。对合伙制基金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159号文，应当统一作为“其他所得”纳入应税所得征税，但不少地方政府越权予以免收。对合伙制基金的营业税，按照国家的营业税管理条例，合伙企业仍需作为营业税纳税主体。但不少地方政府误以为，既然合伙企业无须作为所得税纳税主体，那也无需作为营业税纳税主体，把营业税也给免了。虽然2009年1月，经报国务院批准，国家财税部门联合了《关于坚决制止越权减免税，加强依法治税工作的通知》（财税[2009]1号），但是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竞赛却愈演愈烈！

为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税率过低影响了社会公平，这样的政策就很难长久。在美国，过去也曾将“资本利得税”直接纳入个人所得税，适用相当高的超额累进税率。2001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为重振经济，小布什提出了减税法案。按照减税法案，一般资本利得税仍适用个人普通所得所适用的税率，最高为35%，但投资期限超过1年的资本利得适用最高为15%的税率。这项政策对于鼓励长期投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引起了众多批评。2007年暴发的“黑石合伙集团避税风波”和近年来持续蔓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利得税税率过低相关。所以，目前美国朝野都在热议将资本利得所适用的税率恢复到原来最高为35%的水平。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3篇

〔摘要〕资本市场既有智慧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商事组织或融资工具的创新与成长，均植根于本土法律环境，有着独特的演进路径，依赖于配套制度的动态修正，难以孤立地论其优劣。作为推动资本市场融资与企业创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否存在一种最优商事组织形态的追问，必须理性地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配套机制的中国元素，观察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载体的变迁轨迹，而非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终局不变的答案，或许是走出中国特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商事组织形态；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公司；
有限合伙；
信托

〔中图分类号〕df4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78-06

引言

若从2006年我国第一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立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同时期修订的《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起算，短短六年期间，我国已经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勾勒出公司型、有限合伙型和信托（契约）型三大组织形态，力图以“后发优势”完成域外近百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生长过程。在立法体系长足发展，各类型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繁荣成长的表象之下，衍生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实践操作中的法律困境与商事组织学理层面的分歧。“何种商事组织形态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基于有限合伙在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广泛应用，流行说法纷纷认为，有限合伙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最优组织形态。①而基于本土信用体系薄弱，主管机构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公司型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投资机构，基金组织形态的选择对于参与群体任何一方均意义深远，而学理研究的目标并非简单化地给出终局不变的单一答案。本文试图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中国元素，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借鉴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立法体系变迁的背景与过程，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为中心，观察我国三种商事组织形态的生长。立足于保有各商事组织形态利益安排的差异性，消解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因既有法律制度缺陷而造成的失衡，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组织形态清单，这一清单类似于法律公共产品，不仅有选择空间，且成本适度从而富有竞争力。而采取何种商事组织形态，则由商事主体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三种组织形态困境观察

纵向浏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业组织形态的比重与走向，发现在200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案实施后，虽然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是总量所占数量比例较少，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除2006年经国务院特批成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外，信托（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鲜有出现。根据国家发改委备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数据统计：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大约占据总数量95%左右的比重；
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企业占比为3.8%。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中国投资协会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 《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年，9页。三种商事组织形态不均衡的发展，恰恰是对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生长法律环境的映射，沉淀三种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现实运行中面临的困境，助力于明确立法修订及完善工作的靶向。

（一）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困境

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我国最早出现并相对成熟的组织形态，尤其是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初期，对于增强出资人信心，培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的成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以公司作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态，而基金本身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实际上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即是多个投资者采用集合投资的方式共同投资所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事组织。在公司型基金中，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而基金则以全部资产为限对自身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公司组织因其对出资人的保护、完善的治理结构、成熟的救济措施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而对于私募股权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在“控制权-受益权”、“投资效益-报酬激励”的特别诉求，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约定而成的《公司章程》以及《委托管理协议》中实现。

然而，公司型组织形态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双重征税”制度，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比，二者的差别在于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差异。有限合伙企业实施“穿透税率”，也就是说，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层面不发生企业所得税。而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要按照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向出资人分配利润时如果出资人为公司，则需要再次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出资人为个人时需要缴纳5%—35%的个人所得税，由此，一次投资行为产生了两次征税的事实。

对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2月15日联合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第1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该税收优惠政策出台目的在于消除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收效微弱。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别是创业投资基金主要针对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为，在实务操作中，成功投资案例回报率常常是初始投资总额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仅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对于成功的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仍然摆脱不了“双重征税”的困境。

（二）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移植困境

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引进我国后，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环境和信用机制，导致信托型基金异化为“契约型”基金。而唯一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正常运行，在此之后，几乎没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

症结在于：第一，契约型组织形态产生的较大的成本导致出资人知情权受限，基金出资人为降低道德风险过度干涉管理人的自主管理权，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丧失制度价值。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出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无法建立高度信义关系，基金出资人几乎全部进入基金管理公司，成为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日常投资决策，私募基金管理人名存实亡。第二，由于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没有法律主体资格，导致其对外进行股权投资，只能以基金管理公司名义进行，由此形成了“隐名出资”的问题。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已经完成的对外投资中，其中一项是对成都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规定，银行的股东必须连续盈利3年，显然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后经银监会特批后，方完成成都商业银行股权投资。

由于上述原因，在实践操作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人和管理人通过订立信托契约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人作为显名基金资产所有人，负责基金的管理操作，获得收益后出资人根据信托契约取得投资收益。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而言，一旦选择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法律物权归属上就意味全部资金已经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基金管理人如果因为自身事务出现债务困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产必然遭受损害。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司法中商事审判原则并未确立，所以即便出资人及时采取诉讼救济手段，也仅能适用民事赔偿原则得到微弱的补偿，无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产以及其收益获得有效、全面的司法保护。1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给出资人带来的巨大风险以及出资人为应对该风险而对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权利的侵占，导致了继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之后，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鲜有人问津信托（契约）型商事组织形态。

（三）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信义困境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有限合伙型基金），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
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态将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时至今日成为现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态。

然而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运行效果与立法预期出现了差距。如有限合伙人（出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等等。由于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出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在实务中常常看到由注册资本100万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无限合伙人，管理上亿资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此规避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尤其是掌握实际决策权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的追诉，巨大的利益和薄弱的归责机制之间的失衡必然导致基金管理人的逆向选择频发。

二、回归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分析与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法学应回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面对三种组织形态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发展困境，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法学原理角度观察，并对三种组织形态功能差异性给予准确定位，有针对性地消解因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商事组织法律制度的失衡。

（一）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的分析

良好的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需要实现以下目标：其一，考虑到不同的商事主体的需求。由于从事商事主体的资产规模、决策机制、风险控制的要求不同，立法者在倾听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情况的基础上，提供不同的组织形式，以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
其二，不同的组织形式间成本适度。基于商事主体所从事商事活动的规模以及对市场造成的外部影响的差异，立法者需要平衡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成本，使其商事交易的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保证各类型组织形态的适度竞争性；
2其三，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兼顾风险认知与教育薄弱的弱势金融产品受众的公平权益，明确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边界，为其提供最低法律保障，确保商事交易的相对稳定。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商事企业，可以把其法律组织形态界定为，按照法定构成要件和程序设立的，独立参与商事法律关系并享有商事权利、承担商事义务和责任的结构组织形态。从既有的法律空间看，可以承载或可供选择的企业形态有三种，即公司制、信托契约型与有限合伙制。“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资基金，投资者即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股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对外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其在管理与税收方面的优势而备受私募基金的青睐，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享有企业的管理权，对外代表企业从事商事活动，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基金持有人以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为限对基金承担责任，但持有该基金份额的管理人按基金契约承担无限责任的除外。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按照所签订契约处置基金资产，由基金管理人行使基金财产权，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的比较，参见北京大学周丹博士论文《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组织形态——有限合伙研究》，2007年，69-74页；
张胤：《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态选择研究》，《金融经济》2009年第24期，125-126页；
厦门大学何德凌博士论文：《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组织形态的选择》，2008年，25-28页。

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契约）三种商事组织形态对于“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给予差异性的安排，正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和管理人在选择组织形态时权衡的标尺。而最终选择何种组织形态，取决于出资人与私募基金管理人力量博弈，也有赖于立法者提供的清单中各商事组织形态的运行成本、风险分担是否安排适度，以及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与否。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的完善路径

良好的立法者并非提供单一商事组织形态，而是倾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立足于保有各组织形态的竞争力，均衡运行成本、控制权及利润分配机制，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差异性的组织形态清单，同时努力提升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而商事组织形态最终的选择权应该交由利益相关者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但如果立法者提供的商事组织形态在“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明显失衡，也会扼杀商事组织形态之间合理的竞争力，导致商事主体被迫选择单一商事组织形态后，再通过内部契约重新校正。这有违于商事立法节约谈判成本、便捷交易的初衷，增大了交易成本。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成长可以说是我国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生长的一个缩影，这一历程中难免存在立法零散与市场经验不足的欠缺，经由观察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发展的困境和梳理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

经验，可以归结以下几点基本理念和具体立法建议：

（一）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完善的基本理念

其一，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必须理性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良好的商事组织形态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照顾到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的情况，以此提供不同的商事组织形态，差异化的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
其次，不同的商事组织形式之间应该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
最后，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提供最低法律保障，保障商事交易秩序安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取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即“出资者”与“出智者”博弈的结果，需要根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基金管理人的信用等级，组织形态的运营成本等方面最终确定。目前既有的公司型、有限合伙型、信托（契约）型的商事法律组织立法清单充分满足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种组织形态功能的充分展现，需要依赖系统化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机制环境，只有在良好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下，组织形态才能保障私募股权按投资基金内在价值诉求的实现，否则将会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背负着先天性缺陷而步履蹒跚，不仅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还可能引发潜在的风险。

其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递进式的演化路径及其所占比重变化，受制于其所在资本市场的传统商事理念、行业成熟度、信用环境、法律体系的变化，立法者必须基于对本土商事环境的全面深刻观察，结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阶段，及时对商事活动中的试错予以纠正，美国立法者针对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业绩报酬的限制和双重征税制度分别进行了修正。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促进法》修正案，创造性地对于集中进行中长期股权投资，同时投资者人数超过14人的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取消了最初的限制实行业绩报酬的条款制约。1997年美国国税局制定了“打勾规则”（check-the-box rule），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终于获得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平等的税收待遇。以确保能够为商事主体提供一份满足不同商事主体需求、成本适度、给予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的商事组织形态清单，确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4篇

本文试就法人合伙的概念、法律特征以及是否应选择法人合伙加以讨论，并指出目前立法的缺陷，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关键词：法人合伙有限责任连带责任

一、法人合伙概述

(一)法人合伙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我国法律对法人合伙问题并无直接规定，但是，为了推动和规范各种经济联合的发展，我国曾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例如，1980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正式确立了有关基本原则和政策；
1984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横向经济联合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86年3月23日，国务院又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
同年3月4日，国家工商局、财政部还分别了有关联营的规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对法人联营作了专门规定，使之在民事基本法上取得了一席之地，从而保证和促进了法人联营的稳定发展。根据《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企业之间或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

参照上述规定，我们可对法人合伙作出如下表述：所谓法人合伙，是指两个或两人以上的法人之间根据合伙合同的约定而设立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债务，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联合组织。

法人合伙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法人合伙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联合组织。所谓不具有法人资格，是指这种合伙组织体不同时具有《民法通则》第37条所规定的法人成立的四项条件。根据现行工商法规的规定，设立法人型联营企业，在申请登记时，应当出具投资证明，并在联营章程中载明出资方式、数额和投资期限。而法人合伙则免于申报注册资金，法人合伙的成员须对合伙组织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合伙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同投资是合伙企业进行合伙经营和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没有共同出资，也就谈不上共同经营。各合伙人对于联营的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法人合伙中，共同经营问题直接涉及合伙各方的切身利益，所以，对各合伙人在共同经营中的权利义务，经营计划和其他重大业务决策等，必须由合伙各方共同协商决定。具体执行合伙事务时，可以由合伙各方共同执行，也可以经合伙各方协议，由合伙一方或多方执行。

3、法人合伙形成的财产，是合伙组织的共有财产，由合伙组织统一使用。由合伙形成的财产暂时与合伙各方相脱离，合伙各方对这一财产均无独立的支配权，这一支配权归属合伙组织行使。同时，在出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经营所得也为联营各方所共有，合伙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协议分配利润。

4、法人合伙成员对合伙债务以各自所有或经营管理的财产，按照出资比例或协议的约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是合伙与法人在财产责任方面的本质区别。

5、法人合伙合同是合伙组织存在、活动及其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合伙合同除具有经济合同的一般法律特征外，还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合伙合同是典型的诺成合同，只需当事人协商一致即可成立，不必履行任何特别要求的方式。二是合伙合同是双务合同。合伙各方经过协商确定对等的义务，它不像一般双务合同那样，有对价的特点，而且内容也是相同的，如都有出资义务。即合伙合同具有“平行性”的特点。与一般合同的“对向性”不同。[1]

（二）法人合伙与个人合伙的异同

法人合伙与个人合伙相比，除具有合伙的一般法律特征外，还有如下几点不同：

1、主体不同。法人合伙的主体为法人，个人合伙的主体为公民。实践中，也存在法人与公民的合伙，这种合伙一般称为混合合伙。

2、对出资的要求不同。个人合伙合同的出资条款即便规定全体合伙人都以劳务出资，也不影响个人合伙合同的成立。而在法人合伙中，出资条款若规定全体合伙人都以劳务出资，将可能由于缺乏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使合伙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搞好资金融通支持横向经济联合的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要保证联合体有3%的自有流动资金。因此，法人合伙合同中的出资条款应以安排好以固定资产出资和以流动资金出资的比例。

3、法律规定的责任不同。个人合伙，各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无限责任，而类似法人合伙的合伙型联营企业的合伙人，可以联营合同中规定两种责任形式：一是按份无限责任，通常情况下，合伙型联营企业的合伙人采取这种责任形式；
二是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合伙人自愿的情况下，采取连带无限责任形式。在实际生活中，法人合伙联合体一般都具有成员多、规模大、财产及债权债务关系复杂的特点，因此，一旦联营企业严重亏损，由此产生的冲击力若通过连带机制迅速传导到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或产业及不同所有制系统中的成员身上，对经济生活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采取按份责任形式，可缓解合伙型联营企业破产时对经济生活的冲击。但却对债权人保护不利，同样对经济生活程序是个巨大的冲击！《民法通则》规定合伙型联营企业，合伙人以负按份无限责任为常态，以负连带无限责任为例外。但采取按份责任形式会影响合伙型联营企业的信用，在个别合伙人资力缺乏时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充分保护，同样对经济生活秩序是个巨大的冲击。因此采用这种责任形式有其明显的弊端。

4、组织管理方式不同。根据合伙的一般规则，个人合伙的每个合伙人都代表合伙执行业务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由各合伙人协商约定或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而法人合伙企业由于其成员为法人而非自然人，其具有不同于个人合伙的组织管理形式，从实际情况看，一般采取两种组织方式：一是规定以各合伙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人组成合伙企业的管理机构，例如，采取“厂长（经理）联席会议”之下设立其他专门执行机关；
二是规定合伙企业的一切事务均由一名合伙人执行，也即由全体合伙成员推举一合伙事务执行要执行合伙事务，这种管理方式在组织上往往表现为以一个成员法人为依托，以该法人的经营管理机构为自己的事务执行机构，而不再另行设立联营企业的执行机关，对于那些以一个骨干型企业为核心，结合若干中小企业组成的法人合伙来说，这种形式有很强的适应性。在技术管理上处于领先地位；
骨干企业，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最大限度克服合伙型企业管理方式上的弱点，从而更加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但是，也正是由于法人合伙的业务执行由一个成员法人代行，有时易发生“自己”的情况，因此，当代行业务执行的成员法人与法人合伙发生法律关系时，合伙企业的业务执行权应由其它成员法人行使。

二、承认或禁止：法人合伙的命运选择

法人合伙一直是存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总体上有禁止主义和许可主义两种主张。《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了法人之间的合伙型联营，据此，应当说我法律是允许法人合伙的，《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后，我国对法人能否成为合伙成员的问题意见基本趋于一致，绝大数人认为法人可以成为合伙成员，《公司法》实施后，由于《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问题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于是法人能否成为合伙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与此同时，事业机关法人能否参加合伙也成了争论的焦点，反对法人参加合伙的学者认为：

首先，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不利于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是《公司法》对公司的转投资作了不得超过总资本50%的限制，如果公司成为合伙人，可能突破这一限制；
二是如果事业法人成为合伙人，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难以具体操作的困难。

其次，合伙人对于企业债务需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如果是负有限责任的企业（如有限责任公司）参加合伙或者无限公司或独资企业，则发生本来负有限责任的企业在负无限责任的问题，这些企业不能保证履行无限清偿责任，他们缺乏负无限责任的能力，而且，法人加入合伙，意味着法人财产的转投资，这一方面造成法人财产的不稳定状态，影响法人对债务的清偿能力，使法人的债权人难以得到可靠的财产保障；
另一方面又对股东利益构成潜在威胁，因为股东的同一投资将为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合伙的经营活动承担双重风险，这会导致公司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最后，由于法制不健全，我国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法人国有产流失严重，允许法人参加合伙，这就意味着允许法人与个人合伙经营，这样做，一则会加快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二则可能因合伙而使法人母体受制。作者认为，法人完全可以成为合伙企业的成员。

第一、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故有权独立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处分、使用自己的财产。对外转投资是法人生产经营活动重要组成部分，法人参加合伙，是法人基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以所有者或经营者的身份使用、处分自己的财产的民事法律行为，既然确认法人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就应当承认法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能力，就应当允许法人基于自身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组成不同的市场主体，这也是企业经营权内在要求的外在体现。法人投资设立公司和设立合伙本质并无实质差别，《公司法》允许公司通过转投资设立公司，那么同样也允许公司通过转投资加入合伙。法人（公司）以其拥有的独立财产加入合伙，形成共有关系，法人在合伙财产中的应有份额仍是法人财产的组成部分，法人本身财产并未因其加入合伙而减少。当然，公司加入合伙，要受《公司法》有关转投资数额的限制，但是这种转投资量上的限制不能改变公司加入合伙的质的规定性。

第二、公司加入合伙，以其全部财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与公司应承担的有限责任并不矛盾。这里，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确切含义。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合伙的责任是无限的，公司的责任是有限的”，其实，这种观念并不准确。法人责任制度中的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是特指企业成员对企业债务承担财产责任范围的有限与无限，而非指企业本身的责任。任何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对其自身的债务，都应尽其所有承担全部责任，不存在责任的有限与无限问题，责任的有限与无限，只能是企业成员责任的有限与无限，企业成员承担企业债务的根据在于其作为企业成员的法律地位，而限定企业成员责任范围的理由在于债务并非企业成员个人的债务，而是企业的债务，企业成员的财产无非分为出资于企业的财产和企业成员个人的财产，责任有限与无限的分界线正在于企业成员的出资，以出资额为限即为有限责任，超越出资额的即为无限责任。[8](P74)公司加入合伙，它就不仅以其对合伙的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而是以其所拥有的全部公司财产承担责任，这对公司债务清偿责任并没有影响，因为公司作为合伙人用来承担合伙债务的财产和公司的全部财产在总量上是完全相等的，易言之，公司加入合伙所负的财产责任同公司不加入合伙而直接从事经营活动所承担的财产责任在数量上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会危及股东的利益，股东更不会因公司加入合伙而承担无限责任，因为法人（公司）与法人成员（公司股东）双方对外并没有权利义务的牵涉，他们是彼此独立的两个主体，股东认缴出资后，便失去了对出资的所有权而只享有股权，该出资成为公司独立财产，由公司支配，股东只享有到期收取利润的权利，即使公司破产，股东也仅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加入合伙以后，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表明公司不仅以出资，而且以公司所有或经营的全部财产作为清偿债务的保证，但公司的债务清偿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转化为公司成员的责任，法人加入合伙只会以法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负无限清偿责任，不会涉及到公司成员出资额以外的财产，所以，不能得出公司加入合伙后，公司股东由承担有限责任变为承担无限责任的结论。

第三，有的学者认为法人加入合伙会使法人母体受到限制，因而主张禁止法人合伙，我们认为，一个公司参加任何形式的企业联合都会削弱该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控制能力，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并不能成为禁止法人加入合伙的正当理由，因为公司如果担心其加入合伙会因此削弱其董事会对公司的控制能力，那么它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不加入合伙，恰恰相反，一公司加入合伙，正是其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而作出选择的结果。如果以此作为禁止法人加入合伙的正当理由，那么就不会存在任何形式的企业联合。

第四，许多学者担心，允许法人与个人组成合伙，如果法人的厂长、经理与个人合伙人通谋，转移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因此主张禁止法人合伙。应当说，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成为禁止法人参加合伙的根据。法人与个人组成合伙后，全部出资财产形成了共同共有关系，这种共同共有关系决定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进行财产清算以前无权请求分割合伙财产，非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也不能转让、处分合伙财产。合伙财产在合伙关系存续期的这种稳定性，有效地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为了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国应当通过国有资产立法来规范、调整国有企业与公民组成合伙的问题。

第五，至于禁止事业法人成为合伙人，有学者认为，事业法人成为经营性的合伙人，是与其目的是相违背的，但有学者亦认为，无论是事业法人还是企业法人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在进入与退出市场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事业法人完全可以同企业法人一样进入市场参与交换和分配，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参加合伙是事业法人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如果限制其成为合伙人，终将人为地制造各种主体地位的不平等，从社会生活的实践看，事业法人组成合伙的事例，屡见不鲜，最为典型的就是科工贸一条龙开发、研制新产品的产业形式，高校、科研机构利用自己开发掌握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拥有雄厚资金的企业组成合伙，高校、科研机构负责提供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研制，企业提供开发、研制新产品所需的资金并负责新产品的销售，双方各取所长，盈亏共担，这种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不仅充分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也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有效的途径。这种形式的合伙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禁止事业法人合伙，在实践中也是无益的。作者认为允许事业法人成为合伙人就我国目前现状而言似更有益。

事实上，法人合伙是普遍为许多国家法律所接受的，在德国，普通商事合伙的合伙人并不局限于自然人，诸如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法人，以及其他普通商事合伙或有限合伙都可以成为普通商事合伙的合伙人；
在法国，通过注册取得商人身份的自然人，合伙法人都可以成为合伙成员；
在美国，法律明确规定法人可以成为合伙人。美国《标准公司法》第4条第16款规定，公司可以“充当任何合伙人，成员、合作者或者经理”。美国《统一合伙法》第6条规定，合伙是两人或两人以上作为共有人，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经营的组合”，该法第2条对“人”的所作的解释是：“人，包括个人、合伙、公司及其他组合”。在美国各州的实务上，在设立有限合伙时，为了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有限合伙往往利用公司的方式担任普通合伙人因为公司仅以其全部资产承担债务责任，而公司的资产一旦完全用来支付合伙的债务之后，即使合伙债权人没有能够得到全部清偿，一般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仍然不需要负责任。实际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只有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公司法禁止法人合伙，其法律限制公司充当合伙人的理由，一般认为是合伙人负无限责任，公司充当合伙人之后，一旦合伙经营不善，公司必将受制于全体合伙人，结果公司失去作为法人的独立性，使董事会丧失对公司的控制力。其实，正如上面我们所分析的，这些理由都是很牵强的，不禁止法人合伙才是合伙法人的趋势。

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我国现行法律政策也是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的。《民法通则》第52条明确规定法人可以组成合伙型联营，《经济联合组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法人可以参加合伙，许多企业集团等联合体就是典型的法人合伙。由于法人合伙在我国已经大量存在，因此，允许法人合伙比禁止法人合伙更为科学，意义更大。

首先，由于合伙具有投资方式灵活、经营管理方便的特点，它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根据市场变化做出选择，快速占领市场，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其次，允许法人合伙还有利于迅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资产重组，扬长避短，发挥不同企业的各自优势，优化组合使企业向专业化、集约化经营发展，充分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总之，法人合伙在我国有其存在合理性和自身价值，我们应从法律上鼓励、扶持法人合伙，而不应当采取禁止的方式。如果禁止法人合伙，那么我国现存的合伙型企业联营和企业集团势必解体或改变为合同关系，这一方面会违反公平、效率原则，造成社会资源和财产的巨大浪费；
另一方面，会削弱、阻碍中国企业联营和企业集团的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我国合伙立法的缺陷及其立法完善

（一）我国法人合伙的立法缺陷

我国《民法通则》第52条是目前涉及对法人合伙调整的唯一的专门性法律规定。不论从其立法技术、立法内容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的实践来看，《民法通则》对法人合伙的立法都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有：

1、把个人合伙归入“公民”，把包括法人合伙的联营归入“法人”，从而把合伙这类主题在法律表现形式上置于身份不明的地位。合伙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非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本身就是以说明了合伙内在的质的规定性。“非法人”即不是法人，与法人专章规定不妥；
“组织”即不是公民，在公民专章中规定不妥，这最终必然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不利于合伙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且法律上使用的“联营”的概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容易与合伙、法人这些概念相混乱，违反民事主体体系。

2、《民法通则》把法人合伙与个人合伙截然分开，给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合法立法留下了盲区，导致合伙立法的不周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合伙大量存在，而这些合伙即不能归入个人合伙又不能归入法人合伙，处于法律身份不明确的状态。

3、我国法人合伙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上还存在不少欠缺和不足。作为健全的法人合伙法律制度应当规定合伙的形式，合伙的设立条件与程序，尤其要重视合伙合同所应有的内容，如合伙名称、经营场所、经营范围、合营人的投资（形式、数额等）、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合伙的经营管理、合伙人相互的权利义务、合伙人的入伙和退伙、会计制度、合伙存续期限、合伙的结业与结算、合伙人于退伙或破产后合伙商号的继续条件和责任负担、合伙协议的变更、合伙的清算等。我国的《民法通则》仅以一个条款对合伙型联营进行了规定，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法人合伙的这么多内容，有一些虽有涉及但也不合理、不完备，如对法人合伙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就不尽合理。

（二）立法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有关法人合伙的规定和实际，笔者提出如下的立法建议：

1、变更《民法通则》的立法体系。在总则中单列“合伙”一章与“自然人”、“法人”并列，把个人合伙、法人合伙、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合伙统一规定在合伙专章内；
《民法通则》取消联营专节，将三种不同性质的法人联营分别纳入公司法、合伙法、合同法调整。

2、对法人企业、事业单位和法人合伙重复参加合伙组织制定禁止性规定，根据合伙的一般原理，合伙成员通常要对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果允许法人和法人合伙重复参加合伙将会使合伙成员承担双重或多重的连带责任，其结果：一是多重的合伙登记，手续繁琐，难以监督；
二是合伙组织的相对人难以了解和掌握合伙组织的资信情况。容易产生疑虑，对合伙经济的发展不利，三是这种情况下使复合伙的债务和初次合伙的债务都依赖于同一合伙成员的全部财产，且两种债权人都享有请求连带无限清偿权利，从而使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可靠保障；
四是合伙成员有可能利用多头和多层次的连带关系转嫁经营风险，逃避债务，扰乱正常经济秩序，妨碍交易安全，因此，从管理和实际操作上看，由于复合伙内部关系的多角性和复杂性，在有关法律和管理制度本来就不健全和不严格的现实情况下，应对法人参加复合伙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

3、建议修改关于“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所作的这一规定，应看作是对包括法人合伙在内的合伙原理的一般规定，笔者认为，由于出资人投入合伙的实物，大多为合伙生产、经营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原物的返还容易使合伙经营难以为继，因此，不宜硬性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将原物返还。并应在修改《民法通则》或制定民法典时明确规定：除合伙合同另有规定外，不问合伙人出资的种类，都可以现金抵还。

4、法律应明确赋予法人以是否参加和参加什么样合伙的最终选择权和决定权。由于合伙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往往是资财雄厚的法人合伙人成为首先被债务人选择的目标。如果该法人以后可以从其他合伙人那里追偿到其他合伙应承担的份额，那么并不会加大法人的责任；
但如果其他合伙人丧失清偿能力，那么，首先承担债务的法人合伙人的责任显然被扩大了。这种扩大的责任可能使该法人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甚至破产。为了尽量减缓法人合伙扩大原始投资人的责任和风险，针对在我国实际经济生活中法人主管机关对法人参加合伙行政干预过多的突出问题，笔者建议，法律应赋予法人以是否参加和参加什么样合伙的最终选择权和决定权，并有权拒绝法人管理机关关于该法人参加或不参加合伙的决定，使原始投资人对于投资机会（随之可能增加的收益）和相应的风险作出权衡，并对因此所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5、统一合伙称谓。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有关合伙的规定看，对合伙的称谓很不一致，有的称“合作经营”，有的称“联营”，有的称“合伙经营”等等。其实，“合伙”一词已是约定俗成的法律术语。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法律术语规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所以，在今后的我国立法和有关政策的制定中，有必要统一合伙的称谓。

6、加强对合伙法律法规立、改、废的协调。我们知道法律技术的作用，是使每一个法律形式都成为一个理性的规则结构。它使各方面的权利义务、责任最恰当的平衡，力争从结构、体系乃至具体条款细节上做到协调、精密。因此，建议目前我国在立法上还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影响比较突出的情况，加强对合伙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的协调很有必要。例如：法人合伙企业生效日，是以协议订立、登记而不是业务开始为标准，合伙财产范围的界定，合伙税收问题，都需要立法机关与有关部门的多方协调。

总之，法人合伙法律制度的不断调整更新和健全完善，不仅是法人合伙这一企业形态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卞昌久.析合伙型联营合同的法律特征及其诉讼[J].政法论坛,1999(4).

[2]王家福.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3][4][5][7][12]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热点问题研究[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6]方流芳.关于合伙的几个问题[J].法学研究，1987（5）.

[8][9]赵旭东.企业法律形态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5篇

关键词: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

引言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limitedpartnershipprivateequityfund），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式将有限合伙人（投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1]，时至今日成为现代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式。

为推动股权投资产业的发展，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对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确立预留了法律空间[2]，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3款创设了普通合伙之外的有限合伙形态，国家和地方政府为确保有限合伙形态与现行的其他相关制度顺畅对接，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如允许合伙企业开立证券账户、允许有限合伙作为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股东、明确合伙人的纳税细则等等，至此，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进入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舞台。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已经三年，三年的市场验证凸显本土化特性的诸多问题，诸如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尤其是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域外成功与域内失落的制度效果反差，使得笔者开始审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成功路径。本文首先从有限合伙的两大核心制度——决策机制和利润分配制度切入，解读有限合伙组织形态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原理层面正当性，进而观察我国现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缺陷所在，最后，提出笔者对于如何完善该项制度的自我见解，并主张只有一方面保证管理人专业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保障投资人资金的安全，在“管理人中心主义”前提下重新建立“资——质”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久发展。

一、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核心制度架构

股权投资基金的盈利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运营效率，而运营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所选择的组织形式及其相应的成本的高低。然而，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又与基金本身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联系和逻辑上的关联性。无论公司型基金、信托型基金还是有限合伙型的组织形态都仅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外衣”，只要其在决策机制、风险控制、利润分配及避免双重征税等实质方面契合了股权投资基金制度的内在特性，能够实现投融资快捷、安全，实现投资人和管理人利益诉求，自然就会成为一条有效的路径。有限合伙的核心制度有效的满足了股权投资基金的诉求。

有限合伙组织形态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其责任形式二元性与经营管理权限一元性特征，衍生出二个核心制度：投资决策制度、利润分配制度。这二个制度通过基金内部机构设置和权限划分，确立了基金管理人独立决策权、激励相容的分配规则，既满足了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又使基金管理人的人力资本得以回报。

（一）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制度

就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而言，在权力配制方面，所有权即利润分配和参与重大决策由作为货币资本提供者的有限合伙人和人力资本提供者的普通合伙人共同享有，管理权和监督权则分别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单独享有。在机构设置方面，有限合伙型基金通常合伙人会议来共同行使全体合伙人的共享权力，而在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除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治理结构外，均以《委托管理协议》或《有限合伙协议》的形式确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

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享有对于基金运营的广泛控制权。普通合伙人虽然对于有限合伙的出资比例甚少并且可以劳务出资，但是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经营决策，诸如投资对象的选择、投资前的评估、尽职调查、投资时机的决定、投资定价及数量、投资协议的签订、投资后的管理、退出等权限，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否则完全由普通合伙人自行决定。

日常投资决策权由普通合伙人组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享有。投资决策委员会通常由普通合伙人组成，有时还会吸收部分外聘行业专家、财务专家及法律专家等专业人士，外聘专家要求必须具备行业、财务或法律背景。毋庸置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合伙人的自主决策权，客观上可以起到保护有限合伙人利益的作用；
同时，外聘财务、法律等专业人士参与基金重大事务的决策，不仅可以增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有限合伙人滥用权力，三方参与者相互制衡，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各方利益，有利于基金的运营发展。

同时，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也并非意味着对企业资产控制权的丧失。《合伙企业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应当设立合伙人会议，但却规定了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事项，因此，全体合伙人通过召开合伙人会议的形式对于这些事项进行表决不仅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更有效率，有助于基金的运作。对于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重大变更事项，应当有包括有限合伙人在内的合伙人会议作出决定，而这些事项并非是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事项，因此，有限合伙人参与这些事项的表决，并不属于执行合伙事务，因而也就没有丧失有限责任保护的危险。

（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利润分配制度

对财富高速增资的渴望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产生的直接动因，也是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参与其中的根本目的所在，有限合伙制度保证了智力出资者获得较高的利润分配，实现对基金管理人的经营激励，促进股权投资基金运作效益的提升。因此，在有限合伙型基金募集时，就应当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利润分配方式；
《合伙企业法》亦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利润分配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3]。通常而言，有限合伙型基金在退出每一个投资项目之后所得的收益（即扣除管理费及运营成本后的利润部分），就应当在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国际通行的基本分配规则是，将投资收益总额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其执行合伙事务的报酬；
其余的80%由全体有限合伙人按照其出资比例分配。此种分配规则充分认可了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对财富增值部分的分配权，最大程度的激发了管理人运用专业技能实现财富增值的热情，缓解了成本问题。

二、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缺失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有限合伙型基金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有限合伙制度本身赖以存在的信用环境以及信用义务制度的缺失，导致其正常发展及功能有效发挥遭遇严峻的现实困境。最初采纳有限合伙制的一些股权投资基金，甚至在运营一段时间以后最终折戟沉沙。

曾经轰动一时的长三角地区首家有限合伙型基金——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东海创投”）即为典型。成立于2007年7月的东海创投，由10名合伙人组成，其中有限合伙人9名，包括佑利集团等8家民营企业和1名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1名，即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确保有限合伙人的资金安全，东海创投设立了“联席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合伙人均为联席会议成员，会议主席由出资最多的佑利集团的董事长胡旭苍担任。联席会议的决策规则是：以每500万元作为一股，每股代表一个表决权，每一项投资决策须获得全表决权的2/3才能通过。由于普通合伙人出资最少，只占基金规模的1%，因此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有限合伙人聘请的经理，并无最终决策权。这种运作模式的弊端很快便显现出来，致使东海创投无法正常决策，运行陷入僵局，最终导致在成立仅7个月之后，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分道扬镳。

东海创投失败的惨痛教训昭示我们：《合伙企业法》中关于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规范的缺失，致使有限合伙人过于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能完全信任普通合伙人。应当说，有限合伙人的此种担心的确有其合理性，因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拥有对基金运营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绝对的控制权，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致使有限合伙人难以对其行为进行观察和监督，由此导致了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事实上的不对等地位，普通合伙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也就不可避免[4]。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有限合伙人的利益，防止普通合伙人滥用管理权，英美衡平法创设了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fiduciaryduty）规则，即“普通合伙人应当殚精竭虑、忠诚于合伙企业的事务，不利用职权牟取私而损害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
同时还应当以高度的注意与谨慎履行职责，千方百计地谋求合伙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

三、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机制的变革路径

首先，确立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即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这是完善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必经道路。所谓明确信义义务范畴，是指要求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恪守诚信，并专注于增进有限合伙人的最佳利益，而不得使自己处于与有限合伙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具体包括：1.对于其因基金管理而取得的利益或商业机会，都应当向有限合伙人如实披露，并获得其同意；
2.应当避免自己在管理基金的同时与基金进行交易，或代表他人从事有损有限合伙人利益的行为；
3.避免与基金构成竞争。其次，明确信义义务的主体，实践中多数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通常由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担任，并由基金管理机构指派专职的投资管理人员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这些投资管理人员只对基金管理公司负有信义义务，而并不直接对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如果在投资基金领域严格遵循此项原则，则可能导致在基金管理人与有限合伙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为履行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而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防止此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证监会专门制定了《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投资管理人员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应当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5]。该等规定颇具合理性，亦应当准用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投资管理人员。

其次，细化并明确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可能路径。一则，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普通合伙人以“智力”出资而享有有限合伙的控制权，最重要的风险控制制度就是无限连带责任，无论普通合伙人是个人还是机构，需要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以确保有限合伙人清晰判断商业风险。二则，明确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诉讼权。《公司法》中当股东发现管理层出现了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况，法律赋予其“股东诉讼权”，以便能够追溯管理层责任，该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有限合伙人中的普通合伙人。三则，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保证基金管理人的职业生涯。当基金管理人非因道德问题而触发了无限责任，应为其“重生”提供合理的制度路径，保证普通合伙人职业生涯的持续性。

再次，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监管，经由发展信用评级措施，实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信用体系，以构建行之有效的声誉机制。国内的评级机制已经有了雏形，比如杂志、报刊等公共媒体已开始建立，另外像清科研究中心这样一些专业调查公司，以及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等中介组织都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但仍需大力发展。首先，建立政府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或者扶持本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并明确监管责任；
其次，推广评级标准，尽快对我国的投资机构、企业给出信用评级，并与审计等其他机构相结合，加强合作，将信用评级纳入监管体系。

最后，确立适度的政府监管制度。适度监管是指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以保证基金的市场调节为前提，不得以通过监管而压制、限制了基金机构竞争和发展的活力。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模式，但是这种宽松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放任。2009年3月26日美国出台了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该方案旨在加强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这些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对冲基金的管理人在SEC进行注册；
二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以保密方式向证交会定期报告管理资产量、贷款额以及其他重要信息；
三是加强了对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的控制，从产品开发人到承包商必须在该产品中保留部分经济利益，防止风险的全部转嫁；
四是成立专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对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监控。我们应吸收国外的经验，从保护金融市场安全角度，建立政府适度监管制度，明确监管的重点：（1）规定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中普通合伙人的最低资质；
（2）加强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规范性与透明性，增强行业自律的强度与水平；
（3）行业政府主管部门建立日常监控系统，确保金融市场的安全。

注释:

[1]有限合伙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地中海沿岸从事海上贸易的一种新型商业经营方式_康孟达（Commenda）契约。其产生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规避教会禁止借贷生息的法令；
二是希望通过契约的约定将投资风险限定于特定财产。根据康孟达契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Stans的投资者）将商品、金钱、船舶等转交于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Tractor的经营者）经营，冒资金风险的合伙人通常获得3/4的利润，且仅以其投资为限承担风险责任；
从事航行的企业家则以双方投入的全部财产独立从事航海交易，其获得1/4的利润，并对外承担经营的无限责任。

[2]《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第1款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法律规定的其他企业组织形式设立。”

[3]参见《合伙企业法》第18条、第61条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