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护理具有其特殊性，儿科患者年龄小、对发生的危险自我保护能力差、对疾病等的描述能力差、护理治疗配合度低，容易在护理过程中发生护理风险。一旦发生护理风险，将影响患儿的身心健康，也容易发生护理纠纷事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少儿保险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少儿保险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儿科；
护理风险；
因素；
护理对策
儿科护理具有其特殊性，儿科患者年龄小、对发生的危险自我保护能力差、对疾病等的描述能力差、护理治疗配合度低，容易在护理过程中发生护理风险。一旦发生护理风险，将影响患儿的身心健康，也容易发生护理纠纷事件，造成不良影响。本研究对儿科护理中发生护理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并探讨相应的护理对策，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儿科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收治的400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儿按照有无护理风险发生分为发生组110和未发生组290例。发生组中男57例，女53例，年龄7～60月，平均（31.3±9.5）月；
未发生组组中男126例，女164例，年龄6～58月，平均（30.2±8.7）月。
1.2方法
两组患儿入院后均根据病情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和护理措施。由专人对两组患儿和家长的信息进行调查。（1）一般资料：患儿的年龄、性别、家长的文化水平。（2）临床资料：患儿疾病种类、责任护士的业务水平、心理压力。对所有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针对分析得到的相关影响因素探讨合理的护理对策。
1.3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筛选出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影响因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来分析患儿发生护理风险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各项资料比较
对收集的两组患儿及家属、护理人员的资料进行单因素比较，患儿家属文化水平、护士业务水平、心理压力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结果见表1。
2.2患儿发生护理风险的多因素分析
将是否发生护理风险作为因变量，将表1中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儿家属文化水平、护士业务水平、心理压力是患儿发生护理风险的相关因素。具体结果见表2。
3讨论
护理风险事件是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在计划内、未预计到或者不希望发生的事件。儿科患者病情较为复杂，且患儿无法详细准确描述病情，患儿家长对疾病治疗、护理的期望值高、关注度高，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对护理风险事件的规避是儿科护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效降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提高儿科护理质量，保障患儿的生命安全，对保证儿科医疗活动正常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发现引起儿科护理风险事件的可能的因素，并根据相关因素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够节省人力物力，取得更好的效果。本研究对儿科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引起患儿护理风险事件的因素初步可以分为患者方面和护理人员两方面的因素。患者方面，患儿家长的文化水平能够引起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患儿家长，在获得疾病相关信息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途径较少，理解程度较低，导致患儿家属与医师、护理人员不能及时沟通病情和护理中的问题，不能对患儿的病情变化保持较高的警惕性，容易发生护理风险事件。本研究中发现，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患儿的相关责任护士的业务水平是影响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患儿脂肪组织多、血管细，穿刺抽血、输液等难度大，护理人员业务能力不过硬，在操作过程中，常需反复操作，造成患儿家属不满意，增加了护理投诉事件的发生。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哭闹、不配合，病情复杂，患儿家属紧张度高，对护理人员的要求过高，导致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增大。护理人员心理压力过大时在实施护理操作过程中容易出现心理负担、态度急躁等，容易引起患儿家属不满，发生护理风险事件。针对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的因素分为患者和护理人员两方面的因素，实施护理对策时也可以针对这两方面作为切入点。首先患者方面，护理人员在患儿入院时充分与患儿家属沟通病情，使患儿家属充分认识到病情的严重程度、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对治疗护理结果保持理性的判断。积极向患儿家属普及护理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如患儿不配合容易引起输液和采血时穿刺失败，操作次数增多，取得患儿家属的理解和配合，帮助护理人员安抚患儿，争取减少患儿痛苦，提高家属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针对护理人员方面，护理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应作为减少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的主要措施。对护理人员加强儿科护理基础知识的培训，使护理人员掌握儿科常见疾病的症状、体征和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在护理过程中严密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
加强操作能力的培训，提高静脉穿刺技术的熟练程度，同时使护理人员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工作耐心细心，充分与患者家属沟通，取得患儿家属的信任。医院方面应加强对护理人员心理状态的关心，对心理压力过大的护士，充分调查其心理压力来源，给予积极的疏导和沟通，帮助其解决生活、工作难题，缓解心理压力；
指导护理人员如何应对患儿家属的埋怨，取得患儿家属理解，避免产生心理压力，从而使护理人员保持轻松认真的态度，避免与患儿家属产生冲突，提高护理治疗和护理满意度。综上所述，儿科护理风险事件发生与患者和护士两方面的因素有关，应针对这两方面因素制定相应的护理措施，减少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余启梅.儿科护理风险原因分析及防范[J].基层医学论坛,2016,11:1591-1592.
[2]余小娥,杨新新.儿科护理中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及预防[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半月刊,2010,12(226):131.
[3]毛恩芬.儿科护理风险因素分析及防范措施[J].大家健康(下旬版)2014,21(5):282.
少儿保险论文范文第2篇
风险管理是一种管理程序，医院风险管理是指对现存的和潜在的医疗风险进行识别、评价与处理，以减少医疗风险事件的发生以及所造成的危害［1］。儿科护理对象的特殊性、病情变化快、工作量大、节奏快，医务人员精神高度紧张，使得儿科的护理人员面临的风险多于其他科室。笔者所在医院自2007年实施风险管理以来，从评估风险因素入手，采取风险管理对策，控制风险事件的发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实施护理风险管理的过程总结如下。
1 护理风险的识别
1.1 管道脱落的危险因素
1.1.1 患儿因素 患儿肢体无意识，活动范围大，易拔除管道，尤其是手足部的留置针。头部的活动及哭闹，张口动作易导致气管插管、胃管脱出。
1.1.2 管道因素 管道固定不牢或不妥当、患儿易出汗及好动导致粘胶松脱导管脱出。
1.1.3 护理观察及操作技术因素 年轻护士由于经验不足，进行吸痰、翻身、拍背等操作时，未妥善放置好管道，未及时发现管道折叠、扭曲而阻塞或管道因过度牵拉而脱落。
1.2 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1.2.1 部分患儿年幼体弱，机体的抵抗力差，侵入性操作太多，如留置针、气管插管等易发生导管相关性感染。
1.2.2 部分患儿卫生习惯差，怕开窗通风，家属探视频繁，室内空气污浊。
1.2.3 部分医务人员洗手不规范，易导致交叉感染。
1.3 病房管理存在危险因素
1.3.1 家属晚间与患儿同挤一床易致患儿坠床。因走廊、厕所地板滑且无扶手，易跌倒或摔伤。
1.3.2 患儿年幼，皮肤感觉迟钝，用热水袋保暖或冰敷时易烫伤或冻伤。
1.3.3 强迫及大小便长时间浸湿局部，易发生压疮或红臀。
1.4 护理人员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护士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工作中常不能识别风险，对风险的存在缺乏预见性。如操作过程中未严格执行无菌技术和操作规范，导致交叉感染。缺乏沟通技巧，宣教不到位，患儿一旦发生并发症，家属便对患儿的治疗和护理持怀疑态度，甚至发生纠纷。
2 风险管理对策
2.1 加强对管道的管理
2.1.1 对护士加强管道风险意识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可能存在疏漏的环节，掌握规避管道护理风险的方法与技巧，做到有效预防。制定管道滑脱应急预案，使护士操作依据预案有条不紊。若发生管道意外，组织全科护士讨论、分析原因，找出缺陷，提出整改措施。
2.1.2 加强专业理论的技术操作培训 加强管道护理业务学习，使护士熟悉管道护理常见风险和意外发生后临床表现，如患儿躁动、发绀等，先检查气管插管有无痰痂堵塞或脱出，并将此作为常规处理。规范护理操作，注意翻身、吸痰等操作环节，操作后注意检查管道是否放置妥当。
2.1.3 正确固定管道 胃管尽量选择经鼻插入，用一根胶布固定在鼻孔下方，然后再用3M敷贴固定在脸部，将胃管末端放置在患儿的头侧，远离手臂。静脉留置针穿刺成功粘敷贴前先干燥局部皮肤后再固定，如头皮静脉穿刺，剃除大于敷贴范围的头发，再用抗过敏胶带绕头部一圈加强固定，留置针末端固定避开关节处。
2.1.4 做好约束和合理使用镇静剂 躁动的患儿易致管道滑脱，给予适当的肢体约束，必要时遵医嘱使用镇静剂，可预防管道滑脱。
2.2 加强医院感染管理
2.2.1 物品分类放置，清洁、污染物品严格分开，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做好出院的终末处理。定时对病房空气进行细菌学监测，未达标者要寻找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确保消毒灭菌合格率达100%。
2.2.2 医护人员手部污染是造成医院感染的重要传播途径，要求上班者不留长指甲，不戴饰物。重视手卫生，操作前按六步洗手法洗手或用快速干手消毒剂擦手。
2.2.3 掌握各种相关管道的拔管指征，病情好转，尽早拔除留置针、气管插管等，减少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发生，同时也可减少意外脱管的发生。
2.2.4 加强陪护人员的管理，严格执行探视和陪护制度。
2.3 加强病房管理
2.3.1 保持病房清洁、整齐，物品放置固定有序。地板湿时要挂“防滑标记”作温馨提示，指导家属正确保暖，告知家属不能与患儿同睡一床。防止坠床、跌倒、烫伤事件发生。加强巡视，密切观察病情，有异常及时报告值班医师并进行紧急处理。
2.3.2 各种抢救仪器及物品，保证齐全完好，随时保持处于备用状态。
2.3.3 加强健康宣教，对于各种诱发因素，入院时及时告知家属，如患儿吐奶时，使其侧卧避免误吸；
人工喂养时奶嘴不要过大，以防呛咳而发生窒息。对每位患儿认真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时制定相关的防护措施，如定时翻身、睡水垫、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防止压疮和红臀的发生。
2.4 加强组织管理 护士长及高年资的护理人员组成科室的护理风险管理小组，对护理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质量控制和风险监控，制订详细、周密的风险管理制度及实施体系，进行全面的管理控制。特别是在繁重和大量的护理工作时，重点进行高危环节控制、高危时段和工作日警示，强化高危意识。将护理隐患降至最低限度。科室每季度召开护理安全缺陷讨论会，对科室现存或潜在的问题进行评估，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2］。
2.5 加强护士风险意识及业务综合素质的培训 组织全体护士学习相关案例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文件，使她们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从管理上强化对护士的培训，提高风险管理意识，使她们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及质量标准，护士长督促检查并将结果与个人绩效考核挂钩。改变护理安全观念，建立畅通而不被惩罚的护理差错报告制度，修订建立简单和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学习和共同分享患者安全的经验，提升科室的护理安全文化。
3 小结
3.1 实施风险管理以来，通过对患儿住院期间安全管理中现存的和潜在的风险因素做了详细的评估，采取了有效防范措施，减少和避免了风险事件的发生，提高了护理质量，为患儿提供了优质和安全的护理服务。
3.2 通过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增强了护士的法律意识和抗风险能力，全科护士能自觉规范自己的护理行为，遵守操作规程。减少和避免了护患纠纷的发生，实现了医院抓质量、保安全、促效益的工作目标。提高了科室的知名度，增加了科室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3 通过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提高了护士的沟通技巧和综合服务能力，让如实告知与知情同意成为护患双方建立信任的桥梁，促进医患风险共担的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3］。科室的护理服务质量明显得到提高，护患关系更加融洽，护理部每月进行1次问卷调查，患儿和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率均在95%以上。
参 考 文 献
［1］ 杨顺英.风险管理在产科应用.中国临床护理,2009,1(1):64-65.
［2］ 蒋云华,李凡.护理风险与护理风险管理缺陷管理策略.护理实践与研究,2008,2(5):46-48.
少儿保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凶险性前置胎盘；
产后出血；
胎盘植入
中图分类号 R714.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3）35-0143-02
凶险性前置胎盘是1993年首先由Chattopadpyay等提出，定义为：既往有剖宫产史，本次妊娠为前置胎盘，且胎盘附着于原子宫瘢痕部位者，常伴有胎盘植入。为进一步加强对凶险性前置胎盘的认识，降低母婴并发症，本文对2009年3月-2013年3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13例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3月-2013年3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13例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所有患者孕期均彩超检查证实为凶险性前置胎盘，均为单胎有1次剖宫产病史，平均有2次以上流产史，10例患者孕期有反复阴道流血病史，曾经在本院及外院保胎治疗，其中1例孕36周因失血性休克急诊本院手术治疗，入院孕周31～39周。
1.2 方法
13例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生产时平均孕周为35周，对于孕周小，患者阴道出血少、无胎儿窘迫现象者给予积极保胎治疗，保胎过程中使用地塞米松促胎肺治疗，同时应用盐酸利托君抑制宫缩及纠正患者贫血症状，常规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在孕周36周左右时终止妊娠。13例孕妇终止妊娠的方式都是剖宫产术，术前通知新生儿科医生协助抢救，为防术中出血，术前医生均充分备血，建立双侧静脉通路，以便及时补充血容量，且常规备卡孕栓、欣母沛促子宫收缩药物，术中尽量避开子宫前壁血管选择切口进入宫腔，并常规宫壁注射缩宫素、欣母沛，对于小部分胎盘植入者，在胎盘植入部位用1-0可吸收线8字缝合止血，并局部注射氨甲喋呤50 mg，术后随访血hCG下降情况，对于合并子宫收缩乏力者行B-Lynch捆绑术保留子宫，所有胎盘植入者术后均病理检查证实。
2 结果
13例患者中9例出现产后出血，平均出血量为（1900±227） ml，6例伴有胎盘植入。13例患者均采用剖宫产结束分娩，5例新生儿因窒息抢救，术中对患者常规应用催产素、卡孕栓及欣母沛促进子宫收缩，对伴有胎盘植入者4例进行局部缝扎止血及B-Lynch捆绑术保留子宫成功，1例出血3500 ml保留子宫成功。2例产后出血严重进行子宫切除治疗，其中1例术中见胎盘植入膀胱，请泌尿外科医生上台协助，给予保守治疗无效后行子宫切除术，术中共出血8000 ml，术后转上级医院ICU监护治疗。
3 讨论
随着剖宫产率及流产次数的增加，孕产妇子宫切口瘢痕形成及内膜损伤加重，前置胎盘及胎盘植入的发生率进一步增加。凶险性前置胎盘可导致严重产科出血、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及围产儿抢救、死亡，围生期子宫切除率高，严重威胁孕产妇生命及生殖健康，处理不当甚至会导致孕产妇死亡[1]。现将治疗体会总结如下：（1）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2）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努力降低剖宫产率，尤其是社会因素剖宫产率。加强对妇产科医生及助产士的培训，正确判断产程，提高接产技能，减少母婴产伤。开展无痛分娩及导乐分娩，解除产妇对分娩疼痛的顾虑，树立阴道分娩信心。孕期对孕妇进行合理的饮食指导，减少巨大儿的发生率。正确宣传阴道分娩及剖宫产的利弊，摈弃迷信观念，降低选时剖宫产率。（3）加强高危妊娠的管理。对于有多次流产史及剖宫产史患者，孕期应加强监护，尽早行彩超检查确定胎盘位置，对于前壁胎盘且到达宫颈内口者，应严密随访、注意识别是否存在胎盘植入瘢痕处的发生。（4）积极治疗，改善妊娠结局。在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治疗过程中应强调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尽力纠正孕期贫血，以提高患者对急性出血的耐受程度，同时应关注胎儿的生长发育情况，努力延长孕周，增加新生儿（早产儿）的出生体重，改善围生儿结局。（5）主张选择性手术，避免急诊手术。相关资料表明孕36周以后主动结束妊娠的围生儿结局明显好于等待至36周以上自然临产者，因此对于无自觉症状的患者，孕36周前应动员其住院产，完善有关辅助检查，尤其在术前应行MRI检查，可以明确诊断侵入性和穿入性胎盘，其诊断的敏感度为91.7%，特异度为66.7%，明确诊断，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减少母婴并发症[2]。（6）术前组织讨论，加强医患沟通。针对凶险性前置胎盘的高风险，术前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尤为重要，应由高年资医生反复向其强调凶险性前置胎盘的危害性、手术风险及子宫切除的风险，提高对凶险性前置胎盘的认识，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3]。（7）多种治疗方案综合应用，必要时果断切除子宫。对于孕期诊断凶险性前置胎盘，尤其伴有胎盘植入者，应高度重视，客观的分析本院的医疗条件，对无把握者应于分娩前转至有治疗条件的综合性医院治疗，避免术中请外院医师会诊。胎盘植入可造成产后出血，尤以植入位于子宫切口处最为凶险，因此术中切口的选择尤为重要，术中应尽量避免在胎盘附着部位选择切口，减少术中出血及降低新生儿窒息抢救率[4]。术中在胎儿娩出后常规宫壁注射缩宫素及欣母沛，加强子宫收缩，减少出血。对于胎盘植入面积小可行局部组织切除、8字缝合止血并局部注射氨甲喋呤，促进胎盘吸收，伴有宫缩乏力者采用B-Lynch捆绑术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术前明确诊断胎盘植入者，可行介入治疗，预防性行髂内动脉栓塞术，减少出血，降低子宫切除率，对于无法控制的子宫出血，仍应果断的行子宫切除术，以抢救患者生命为重，避免延误抢救时机，但在何时切除子宫为宜有待于在今后的病例中进一步总结经验。
参考文献
[1]周茹.凶险性中央性前置胎盘10例临床护理[J].齐鲁护理杂志，2012，18（35）：101-102.
[2]朱志军，刘炳光.MRI技术在胎盘植入诊断中的价值[J].罕少疾病杂志，2010，5（5）：47-49.
少儿保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儿童；
冒险行为；
风险情境
分类号 B844
1 前言
冒险行为(risk-taking behavior)是指个体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对不同任务所做的选择，反映了个体对采取具有明显风险程度行为的意愿，即当个体面临趋避冲突时，会为了趋近有价值的或更有利于满足个体需要的结果而采取的带有危险性的行为(陈丽娜，2003)。冒险行为总是与风险情境联系在一起。Bromiley和Curley(1992)将风险情境分为4类：(1)涉及躯体感受(physical sensation)的活动，(2)游戏(games)和抽彩(lottery)，(3)日常的生活选择，(4)商业环境活动。其中对青少年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涉及躯体感受和日常生活选择的消极冒险行为，如，吸烟、酗酒、吸毒、无保护的和开快车等(Michael&Ben-zur,2005；
Dietze，Jolley,&Fry,2006)。低龄儿童的冒险行为则更多是与户外游戏和日常生活活动有关。国外最早关注低龄儿童冒险行为的是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研究者们，他们对去急诊和小儿科就诊的儿童数量、类别进行统计发现，意外伤害是造成儿童致残、致死的头号杀手。学龄儿童是意外伤害发生的主要群体，而引起意外伤害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儿童的冒险行为增多。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探讨，就主观因素而言，年龄以及随年龄发展的儿童的认知决策判断能力，性别和情绪人格特征等都会对儿童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
客观因素方面，家庭环境、学校社区环境，同伴压力以及儿童所面临的风险情境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儿童参与冒险的原因。总之，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探讨各个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机制，对于提出有效干预措施，防范儿童因冒险而造成的意外伤害具有重要意义。
2 个体主观因素与儿童冒险行为
儿童进入学龄期后，随着年龄增长、认知水平的提高，开始扮演起冒险行为的决策者和行为后果承担者的角色，而性别、年龄、决策能力、情绪和感觉寻求等个体主观因素都会对他们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近十几年来，研究者从上述诸多因素考查了儿童冒险行为的各种表现及特征(Morrongiello，1995；
Morrongiello，1997；
Hillier&Morrongiello，1998；
Morrongiello&Matheis，2004)。
2.1 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不论是日常观察还是实证研究都发现，男孩总是“偏爱”参与冒险，因此他们由于参与冒险行为而导致意外伤害的频率和程度都高于女孩。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2岁以后男孩的受伤率是女孩的2～4倍”。对此，早期的研究者主张这是与男孩的冲动性和活动水平高(Manheimer&Mellinger,1967；
Matheny,1988)，或者他们不愿寻求帮助(Block,1983)的缘故有关，但这基本上是基于推测的解释，并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作支持。以后Morrongiello等人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个体对风险的知觉，对受伤风险的估计和对行为后果的归因是造成冒险行为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Morrongiello，1995；
Morrongiello，1997；
Hillier&Moongmllo，1998)。在面对相同的风险情境时，男孩对其风险程度的估计总是低于女孩，而女孩对风险情境中的危险因素则更为敏感，对情境中潜的危险因素的估计往往多于男孩。但在对比不同风险情境的危险程度时，男女儿童的认识则基本一致(Morrongiello&Midgett，2000)。也就是说，面对不同的风险情境，哪个危险哪个安全，男孩女孩的认识是一样的。但面对相同风险情境时，女孩对情境中具体危险因素的知觉更为细腻。女孩不仅对风险的知觉较为细腻，而且对自己在冒险行为中受伤风险的估计较男孩也更为谨慎。她们大多认为，与男孩相比自己更容易受伤。面对冒险情境她们想到的是“我可能会受伤”，因此，女孩如果觉得参与冒险会造成伤害就会采取回避行为：男孩则不同，他们存在乐观偏向(optimism bias)，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认为相对于同伴自己受伤的可能性很小，他们考虑的是“我可能受伤到什么程度”，如果推测自己即便受伤也不严重，那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参与冒险(Morrongiello，1997；
Hillier&Morrongiello，1998)。而在参与冒险之后，如果造成了意外伤害，男孩更多地会将受伤的后果归咎于“坏运气”，或一些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尽管他们在类似冒险活动中有过受伤的经历，面对相似风险情境时还是有可能再次冒险。女孩重复冒险行为的可能性一般低于男孩，因为她们更多将受伤的后果归咎于行为本身或自身原因，对冒险行为中可能存在的伤害更为敏感，从而选择回避风险，减少伤害(Morrongiello&Rennie，1998)。
除了性别因素外，儿童参与冒险行为的频次普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直到青少年时期达到顶峰(JessoK 1991)，由此导致学龄儿童的受伤率也随年龄而不断攀升(Schiedt，1995)，这时冒险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也随年龄增长发生了变化。有研究发现，儿童在6岁以后将冒险行为的后果归因于“坏运气”的倾向会逐渐减少，而对行为后果的“乐观偏向”会逐渐增多，表现为年长的儿童对行为后果的估计总是很积极(Morrongiello，1997)。儿童随年龄增长在冒险行为中表现出的“乐观偏向”可以用Elkind的“个人神化(peronal fable)观念”来解释。所谓“个人神化观念”是指儿童和青少年常常认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它反映了儿童和青少年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并且对危险具备特殊防御能力的心理，他们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意识过分强调，认为不好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对一些危险常常视而不见(郭菲，雷雳，2006)。因此，在阻
止儿童参与冒险行为时，应该考虑“个人神化观念”的消极作用。也许过分强调风险情境中的危险与难度，反而会激起儿童更想通过参与冒险来证明自己“独一无二、无懈可击”的能力。
2.2 认知决策能力与儿童冒险行为的关系
Bromiley和Curley(1992)主张冒险行为是个体对所处风险情境中的因素进行判断，对未来发生事件进行预测而做出的决策，冒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决策。因此，除了性别和年龄等基本因素外，儿童对情境中风险程度和潜在风险因素的认知，儿童自身的决策能力等都会对是否参与冒险造成影响。
早期的一项研究(Coppens，1985)发现，儿童对不同程度风险情境(高风险、低风险)的认知不存在年龄差异，学龄前儿童就可以对安全和不安全的情境进行很好的判断和区分。既然不同年龄的儿童可以判断出不安全的情境，那么为什么学龄儿童还是会频繁地参与冒险呢?有些研究者推测这是由于儿童的记忆策略和推理等认知能力都不及成人，对风险情境中具体的潜在危险因素认知不足，而导致冒险行为的发生(Byrnes，1998)。但Hiller和Morronglello(1998)的研究却不支持这一观点，他们采用儿童参加某游戏活动的图片，考查儿童对风险程度和情境中具体危险因素的认知。结果发现，6岁、8岁、10岁三个年龄组的儿童对游戏活动的风险程度和潜在危险因素的判断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学龄儿童不仅能够区分安全与不安全的情境，而且能够较好地判断某风险情境中具体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因素。Morrongiello等人(2004)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面对风险情境时，有3个具体的认知因素――即对危险的估计，对个人受伤风险的信念和对冒险行为后果的归因一一是影响儿童风险决策的关键。儿童是对这3个方面进行综合认知与评估从而决定是否参与冒险。如果儿童估计某冒险活动中的危险因素很高，自己受伤的风险较大，并且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是导致不良后果的主要原因，他们便倾向于回避冒险；
反之，则倾向于参与冒险。其中，儿童对危险和对潜在受伤严重性的估计，可以良好地预测他们的冒险行为。
上世纪70年代，Tversky和Kahneman(1981)就成人风险决策特点提出了“框架效应”(FramingEffect)理论，该理论主张，个体的冒险性与决策任务框架有关，即个体在得益情境中倾向于“厌恶风险”，在损失领域中表现出“尝试风险”。这种效应在成人的风险决策中普遍存在(何贵兵，梁社红，刘剑，2002)。然而，Reyna等人(1994，1996)以学龄前、二年级和五年级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大部分被试无论在何种情境下都更倾向于冒险而不是选择必得的物品，没有表现出“框架效应”。此后，Harbaugh(2001)和Levin等人(2003)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果，即与成人相比幼儿会忽视框架信息而偏向于做出冒险决策。还有研究发现，当儿童进入青少年期后，他们的风险决策便与成人趋于一致，也表现出了“框架效应”(Chien，Lin&Worthley1996)。儿童和成人面临风险决策时在“框架效应”方面的不同表现可能与认知决策能力有关，即儿童可能对当下情境是得益还是损失缺乏准确的判断与估计，使得他们在“乐观偏向”的作用下偏向于做出冒险。
2.3 情绪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传统的认知发展观认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认知决策能力不断增强，行为决策会更趋于理性，那么他们冒险行为发生的频率应该不断减少。但现实观察和已有研究(Jessor,1991；
Schiedt，1995)却发现儿童的冒险行为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加，两者之间产生悖论。因此有研究者提出，除认知决策能力外预期情绪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也会对儿童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Morrongiello&Matheis，2004)。
Loewenstein等人(2001)就情绪与行为的关系提出“风险即情绪”(risk asfeelings)模型(见图1)。该模型指出，面对风险情境时受认知评估影响的预期情绪会参与其中发生作用，即时情绪、主观概率和其他因素一起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表现。消极的预期情绪体验就像是一种预警，而积极的预期情绪则是一种激励，这种对行为结果可能导致情绪体验的预测能力从年幼儿童到青少年直至成人一直在不断改善，影响着个体的风险决策(Boyer,2006)。预期情绪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在对成人和青少年的研究中已经的得到验证，成人和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会受到预期情绪的影响(Zuckerman，1994)。
那么儿童在面对冒险情境时，是否也会对行为后果可能带来的情绪体验产生预期呢?Peterson等人(1997)的一项研究发现，女孩在观看模拟自行车碰撞情境之前，更多地报告自己预先感到的害怕，这种害怕的情绪预期可能对女孩日后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冒险可能为儿童带来兴奋、愉快或者害怕的体验，而对这些情绪体验的预期会影响到他们的冒险行为决策。当儿童预计某冒险行为可能为他／她带来兴奋和愉快的情绪体验时，选择参与冒险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如果是体验到消极情绪的预期，则可能回避冒险。其中性别和个体经验会影响到冒险行为的情绪预期体验，如前所述，由于男孩存在“乐观偏向”，所以总是认为冒险行为会为他带来刺激和快乐的体验，在面对冒险情境时会表现得跃跃欲试(Morrongiello&Matheis，2004)。而个体曾经在类似冒险行为中体验过的情绪经验会直接影响当下对风险情境的预期情绪，如曾经兴奋的情绪体验会带来积极的情绪唤醒，儿童自然期待着在冒险中再一次体验到快乐的情绪(Morrongiello&Matheis，2007)。
2.4 感觉寻求对儿童冒险行为的作用
如果说儿童的认知决策能力和预期情绪体验调节着他们的冒险行为决策，那么感觉寻求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便是儿童冒险行为发生的潜在、稳定的因素之一。感觉寻求是指对多变的、新异的、复杂的和强烈的感觉和体验的寻求，通过以生理的、社会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冒险行为来获得这些感觉和体验的愿望(张明，陈丽娜，2003)。可以看出，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个体通过参与冒险行为对新异刺激感觉的体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快乐满足。研究发现，高感觉寻求的儿童总是反抗父母的管理，高估自己的行为能力，在面对风险情境时情绪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认知因素的影响，他们更强调冒险行为带来的刺激、兴奋的体验，弱化或忽视情境中的危险因素而频繁地参与冒险(Morrongiello&Matheis，2004；
Morrongiello&Lasenby,2007)。高感觉寻求的儿童在有安全设备的保护下(如戴头盔，护膝等)会出现“风险补偿”(risk comoensation)的倾向，在有安全保护的情况
下受伤的次数和程度反而要多于或严重于没有防护的情况(Morrongiello&Lasenby,2007)。感觉寻求这一特质在个体从幼儿到成人前期中一直呈上升趋势，进入成人期后，感觉寻求的水平开始下降(张明，陈丽娜，2003)，这与从儿童到成人时期冒险行为不断增多而后下降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感觉寻求作为一个稳定的、可测量的人格特质，已成为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各种冒险行为的良好预测变量(Zuckerman，1994)。
3 家庭环境与冒险行为
以上讨论的是儿童自身主观的生理心理因素对冒险行为的影响，决定儿童是否参与冒险还与其所生活的微观、宏观环境有密切关系。研究发现儿童面对风险情境时的不同表现，与父母对他们冒险行为的反应关系密切。父母对冒险行为的不同反应影响儿童对受伤的态度；
儿童对待受伤的不同态度又反过来影响他们自身的冒险行为(Morrongiello&Dawber,2000)。另外，父母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同辈的哥哥姐姐，对儿童冒险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Morrongiello&Lasenby,2007)。
3.1 父母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从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可以看出，男孩是冒险行为中的主角，这与大多数父母认为冒险行为对男孩有一定的价值和益处不无关系。父母在面对男孩的一些冒险行为时提醒和阻止较少，反应也相对较慢，甚至会明确鼓励男孩参与某些冒险；
而对于女孩，父母则会更多地给予警示和保护，并强调冒险行为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即使能力水平相近的男女参加同一冒险行为，母亲也会频繁地提醒女孩注意安全或很快阻止她们的行为。这种父母反应和态度上的差异，在儿童两岁时就已经出现了(sehwebel&Bounds，2003；
Morrongiello&Lasenby,2007)。父母对儿童冒险行为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对女孩的影响更大(这可能与女孩比较乖巧听话有关)，导致女孩对冒险行为有了“女孩受伤的风险会比男孩多”之类的内化观念(Morrongiello&Dawber,2000)。也许正是这些内化的观念影响到女孩对风险的认知和对受伤风险的估计，使得她们面对冒险情境时更多地想到“我可能会受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女孩面对冒险情境时，消极的预期情绪体验总是高于男孩的事实。
除了儿童的性别因素外，父母对冒险行为的基本态度也会影响他们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反应。Morrongiello等人的研究发现母亲对儿童冒险行为给予宽容是由于她们对此行为持有肯定态度，有些父母认为参与一些冒险行为对儿童有积极意义，把儿童的冒险行为视为一种独立的标志，因而不会过多干涉。另外，儿童受伤的经历也会影响到父母对冒险行为的反应，母亲对冒险行为的干涉速度与儿童的受伤经历成负相关，即儿童参与冒险行为和受伤的经历越多，母亲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反应速度就越慢(MorrongieUo&Dawber,2000；
Morrongiello，2005)。究其原因，可能是母亲对儿童冒险行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或是母亲提高了对儿童行为能力的估计，还有可能是母亲对孩子不断的冒险行为产生了认识疲劳。
3.2 兄姐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有时父母的告诫对减少儿童冒险行为无济于事，而兄姐的劝说却十分有效。作为既是伙伴又是亲人的兄姐，他们的言语会直接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决策，不论儿童最初决定是参与冒险还是回避风险，兄姐的建议往往会有效地改变儿童的决定(Brook，Whiteman&Gordon，1990；
Nathens，Neff&Goss，2000)。兄弟姐妹关系越亲密，且同一性别，这种影响就越大。而且，兄姐提出的参与或回避风险的理由越多，劝说就越有说服力，儿童改变最初决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儿童与兄姐交流讨论回避风险的意义，也许会比父母的提醒与阻止更有利于减少学龄儿童的冒险行为。不过，兄长和姐姐对弟弟、妹妹的冒险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兄长总是会对弟弟强调冒险行为带来的刺激与乐趣；
相反，姐姐则会更多地强调安全问题(Morrongiello&Bradley,1997)。
4 社会－情境与冒险行为
冒险行为不可能脱离风险情境，趋于冒险或回避冒险是个体处于某种风险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个体面对风险情境时除了考虑“损失的可能性”外(Yates，1992)，情境中的压力(如图方便)、同伴关系等都会影响儿童的冒险决策。
4.1 情境压力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在对成人冒险行为的研究发现，成人常常会为了图方便而做出冒险的决定，并且会通过改变对危险和受伤程度的估计来减少认知失调。但寻求方便不仅是成人做出冒险决定的理由，对儿童也适用，风险情境中的压力也会增加儿童的冒险行为(Morrongiello&Sedore，2005)。Morrongiello等人(2005)向6～11岁儿童呈现了6幅配有相应情境压力故事的图片，考查处于情境压力下儿童冒险行为决策的变化，结果发现在情境压力与非情境压力下儿童冒险行为决策会有变化，如果意识到若不采取冒险行为就无法达到希望的目标时，儿童会更趋向冒险。他们和成人一样改变了对风险程度的估计。非压力情境下所估计的危险情境，在压力情境时会降低对其危险程度的推测。儿童在降低对危险程度估计的同时，也会改变对情绪体验的预期，此时，他们更强调冒险行为将要带来的潜在的“快乐”体验而忽视“惧怕”体验，这样就可以降低由认知失调引发的焦虑(Morrongiello&Matheis，2004)。因此，情境压力对儿童冒险行为的重要影响在于，儿童在风险情境下甚至会改变认知和情绪等内在因素，以应付压力。
4.2 同伴对儿童冒险行为的影响
除了风险情境中的各种危险因素外，同伴是否在场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Christensen&Morrongiello，1997；
Gandner&Steinberg，2005)。因为同伴对儿童的冒险行为会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消极冒险行为通常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也通常是和同伴一起所为。入学以后的儿童脱离父母与同伴接触的时间和机会增多，常与同伴一起面对风险情境，同伴关系自然会影响其冒险行为决策。关于群体对个体冒险行为存在影响的观点有两种：一是群体极化理论(group polarizationtheory)，即冒险行为受群体效应影响，冒险行为的发生取决于有冒险行为倾向的群体成员。二是风险转移(risk shift)理论，即人们在群体中进行集体决策比个人单独决策承担了更少的个人责任，群体比个人更倾向于做出冒险的决定。支持风险转移理论的研究者主张，只要有他人在场就会导致个体冒险
行为的增加(Gandner&SteinbeN，2005)。Morrongiello等人(2005)的研究支持了这一主张。他们发现只要有同龄人在场，即便是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流，儿童的冒险行为也会增加。对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在冒险行为参与者个人的意识里认为即便有不良后果，也会有其他人来参与承担，从而同伴在场时对冒险行为后果的估计也更为积极。
除有同伴在场会影响到儿童的冒险行为决策外，对同伴行为的观察也会影响儿童对风险的评估，这与众所知周的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相一致。Morrongiello等人(1998)考察了他人参与冒险行为时面部表情对儿童的影响。他们向被试随机呈现一系列儿童参与某项危险游戏活动的图片，图片中突出儿童游戏活动时的面部表情(如焦虑或自信)，要求被试对图片的危险性进行4等级分类。结果发现同伴焦虑的表情提高了儿童对活动风险的估计，自信的表情(如微笑)则大大降低了儿童对风险的估计，担忧的表情对女孩的影响更大。而且，亲密的同伴关系会直接影响儿童冒险行为决策，因为儿童和青少年抵御同伴影响的能力相对较弱，他们更容易受同伴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决定。儿童冒险行为较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同伴接触的时间长、机会多，更主要是因为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受暗示性更强，更易受同伴影响。
儿童在交往的过程中会选择那些与自己有相同风险倾向的个体作朋友，总是倾向冒险的儿童会和与他相似的儿童成为好朋友，即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择友方式强化了他们固有的倾向，爱冒险的儿童冒险行为可能会越发增多，受伤几率也随之增加(Morrongiello&Dawber,2004)。
5 对儿童冒险行为研究的评价和展望
由于儿童冒险行为是造成意外伤害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重视，近些年心理学对儿童冒险行为及影响因素的课题也日渐关注，且成果颇丰。但由于影响儿童冒险行为的因素十分复杂，以往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的争议与不足。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目前对儿童冒险行为的研究多是在西方国家或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个体的冒险行为与社会文化背景及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人格特质密切相关，因此对儿童冒险行为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其中，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现象是否会影响父母对儿童冒险行为的态度?比如，面对子女冒险时独生子女父母是否会更为保守和更强调安全；
抑或是，出于对竞争性社会的认识及对子女竞争能力培养的理性考虑，独生子女父母是否会提早关注对子女应对风险和处理风险情境能力的培养?另外，相对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对子女的管教往往相对宽松自由，儿童接触自然的机会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也比较多，城乡父母的不同教育观念和教养方式是否会影响城乡儿童冒险行为的特征表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城乡实施过程中存在差异，在城乡比较中，其实混杂着独生与非独生变量的作用，考察是否独生与城乡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揭示不同环境对儿童冒险行为的交互影响应该是未来的研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以往对冒险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个体所处的情境入手，将冒险概化到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探究其一般性特征(谢晓非，2001)。如设立一定的风险情境来探查儿童冒险行为决策的普遍特点。而这一研究方法往往很难保证每个年龄组的被试对所设立的情境都熟悉明了。那些不熟悉的冒险对被试的预期情绪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冒险行为决策。因此，研究者在设定风险情境时可以采用被试生成法(Gullone&Moore，2000)，让不同年龄的儿童提名最危险的情境，通过主试筛选来设定风险情境，这样，同组被试所面临的情境的风险性便可能会大体一致。冒险行为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从个体的人格特质入手，恒定性格变量对冒险行为进行跨情景的研究(谢晓非，2001)。如采用多个风险隋境图片或故事描述的方法，让儿童处于假设的冒险情境中想象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决策并予以解释。但这样的实验情境与儿童处于真实冒险情境时的情绪唤醒程度是有差别的，与在真实情境下做出决策的过程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采用摹拟儿童真实冒险情境的实验设计来探查儿童的冒险行为也许更能揭示儿童冒险行为的发生机制。另外，现有的用于测查青少年冒险行为的测量工具对于学龄儿童似乎并不适用，开发和编制适用于低龄儿童冒险行为的测量工具也十分必要。
少儿保险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 R 179 G 478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8-0675-02
【关键词】 生活变动事件;安全;组织和管理;学生保健服务
学校安全管理关系到儿童青少年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学校安全事件会通过各种路径扩散,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学校安全管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各种学校安全事件如学校暴力事件、踩踏事件、恐怖事件、校舍倒塌事件和各种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等时有发生,学校已经成为公共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地之一。如何针对现存的问题,预防和控制学校安全事件的发生,降低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发生率,把学校建成最安全的地方,将是今后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2003年,来自23个国家的100名专家在巴黎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学校安全问题,提出了学校安全研究的5个主题:风险评估、危机计划与管理、建筑与设施安全、协作、教育培训[1]。2007年在日本专门就学校安全问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2]。
学校安全问题既是一个管理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加强对学校安全问题的科学研究,可以为学校安全管理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大大促进学校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和研究学校安全问题。
1 从管理科学角度研究
1.1 学校突发安全事件本质性认知 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学校突发安全事件的本质,从本质上研究学校安全问题特征和发生原因。
1.2 学校安全管理系统性复杂性与循证管理决策 从复杂科学的观点看,学校安全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如何应用复杂科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学校安全管理,用复杂性思维来探讨如何建立完善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学校安全管理机制,是学校安全管理研究面临的新的重要课题。
国外在安全和灾难危机管理别强调循证[3],在我国如何加强学校安全的循证管理决策也是需要研究的一项课题。
1.3 学生应急心理与行为管理及应急疏散理论与基础技术 应当根据儿童青少年应急心理与行为的特点,根据学校建筑特点,开展安全应急疏散理论与基础技术研究。
1.4 学校突发安全事件预案预测预警的科学问题 开展学校突发安全事件预案编制和演习模拟的科学化研究[4],开展学校突发安全事件预警信息收集、分析和机制的研究,建立完善的学校安全预警信息收集系统、预警信息分析系统和预警信息系统。
1.5 学校安全的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方法 学校安全风险性评估是学校安全管理的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不但是学校建立安全和突发事件应对预案的基础,而且是学校预防安全和突发事件的依据。英国劳动安全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学校应对学校内存在的危害因素进行辨识、评价,并对评价出的风险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美国教育部专门制订了“学校威胁评价指南(threat assessment in schools)”,可以借助计算机领域有关安全的研究方法,对学校安全管理进行脆弱性评估,减少学校安全风险[5]。
1.6 学校安全管理的后评估 从危机管理角度,在危机后处理阶段,目前往往存在不重视危机后管理的问题。没有建立独立调查制度,公正甄别事件诱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最大限度地杜绝和减少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不重视危机后遗症的处理如“创伤后紧张综合征”;没有建立危机后的学习机制。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事件的的后评估研究。
1.7 学校安全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学校安全管理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学校安全管理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加强学校安全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建立学校安全管理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广泛开展学校安全管理能力的评价,促进学校安全管理能力水平的提高。
1.8 学校安全的信息资源管理 开发学校的学生教师个人、群体及点校安全信息资源,建立学校安全的信息资源管理体系。
1.9 学校安全管理规范与标准 根据我国城市和乡村中小学校的具体特点,研制学校安全管理规范与标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安全管理规范与标准。
1.10 学校安全法制管理与保障机制 开展学校安全法制管理研究,进一步完善学校安全法制;开展学生安全风险、意外伤害保险及保障救济机制研究。
2 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
2.1 学校安全信息监测 研究学校安全信息监测的内容和方法,建立定期和不定期学校安全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的监测系统。
2.2 学校安全风险识别及其预警模型研究 在学校安全风险性评估的基础上,开展学校安全风险特征参数识别及其预警分析模型的研究。
2.3 信息传播、扩散的机理研究 根据学校涉及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人群特点,开展学校安全事件的信息传播、扩散的规律和特点研究。
2.4 学校安全信息共享 在建立学校安全信息监测系统的基础上,研究建立学校安全信息数据库,形成全国区域内学校安全信息共享的机制。
3 从生命科学的认知与心理角度研究
3.1 学生的安全认知和心理变化规律 国外在儿童安全认知和行为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6-8]。我国也应当在研究儿童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基础上,开展学生的安全认知特点、心理变化和安全行为规律研究,特别是安全心理和从众心理的研究。多采用追踪观察的方法,从更准确和更细致的角度探讨儿童青少年的安全行为特点。
3.2 危机环境对儿童青少年行为能力的影响机理 研究在危机情形下儿童青少年的行为特点、能力[9-12]及其影响儿童青少年在危机情形下的行为方式、能力的因素,进一步研究儿童群体癔症发生、发展规律,研究儿童群体癔症的诱发因素及有效治疗和预防的措施。
3.3 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预测与干预机制 在研究危机情形下儿童青少年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应急行为预测与应急干预机制研究,特别是如何加强安全事故和灾难后儿童青少年心理救助方式方法研究。
3.4 非常态下儿童青少年个体与群体运动特征 在研究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特点的基础上,开展在危机情形下儿童青少年个体与群体运动特征研究。
4 从工程科学角度研究
4.1 学校校址的选择 学校校址的选择关系到儿童青少年的安全与健康,研究如何从环境安全和健康的角度、从生理和心理方面来科学地选择中小学校的校址。
4.2 学校建筑工程质量 学校建筑工程质量关系到学生的安全,许多学校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引发的事故说明学校建筑工程质量的重要性。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学校建筑工程设计、校园环境设计和质量,建立学校建筑工程质量标准,保障学校校舍和校园环境的安全。
4.3 学校仪器设备安全学校仪器设备如实验仪器、电器、运动器材往往存在一些安全问题,需要进行安全风险评价,以便设计更加安全的学校仪器设备,保障学生使用仪器设备的安全。
5 从教育学角度研究
5.1 学校安全教育内容 研究如何根据儿童青少年的特点,确定学校安全教育的具体内容;研究需要把什么样的安全知识和技能教给学生。
5.2 学校安全教育模式 研究如何根据儿童青少年的特点,在学校安全教育中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模式,以达到最佳教育效果。
5.3 学校安全文化研究[2] 加强学校安全文化研究不是纯理论的,它是与学校的安全教学、学校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抓好学校安全文化建设,有助于改变人的精神风貌,有助于改进和加强学校的安全管理。文化的积淀不是一朝一夕,安全文化的氛围一旦形成,则具有改变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情操的功能。
5.4 学校安全教育效果评估 建立学校安全教育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学校安全教育效果评估,可寻找学校安全教育的有效方法。
6 从医学角度研究
6.1 学生伤害的流行病学研究 进一步研究学生伤害的种类和人群分布特点,研究学生伤害的危险因素,开展学生伤害的干预研究。研究用各种模型如Haddon模型[13]详细分析儿童伤害发生的各种因素,为开展学生伤害的干预研究提供更充分的科学依据。
6.2 学生伤害的急救 研究如何建立更加快速有效的学生伤害的急救体系,保证学生在意外伤害后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学校安全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科学问题涉及管理科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心理学与生命科学等多学科领域,是典型的跨层次、跨部门和综合性很强的问题,需要不同学科间开拓、交叉、渗透与融合,为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技术提供新的思路、理论和方法。
总体来看,虽然我国在学校安全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仍有许多空白点,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急需开展有针对性的基础研究工作。建议教育和卫生部门针对“学校安全管理中的科学问题”设立一个重大研究计划,建立研究协作组,组织全国相关专家就这一计划开展研究,其研究成果必将大大促进我国学校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
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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